中等收入陷阱介紹

中等收入陷阱介紹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

一、主要特徵

“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存在十個方面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落入“陷阱”的國家既喪失了與低收入、低工資經濟體在製造業方面的競爭優勢，也沒有能力同發達經濟體在高技術創新領域展開競爭，經濟無法由依靠廉價勞動力或資源能源類自然稟賦向依靠高生產率導向的增長模式轉變。

二、劃分類別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始於世界銀行在2008年發表的一篇報告。報告根據人均GDP的多少，將不同國家分為四類：

1.低收入國家（低於975美元）

2.中低收入國家（介於976到3855美元之間）

3.中高收入國家（3856到11905美元之間）

4.高收入國家（高於11905美元）

一般認為，當人均GDP達到中高收入標準時，國家發展將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一國經過多年的發展，人均GDP徘徊不前，或發展緩慢，始終處於中高收入階段，可以認定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當人均GDP達到高收入標準，則認為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同時，基於對拉丁美洲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觀察，許多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這一行列之後，經濟發展難有起色，人均GDP始終介於兩者之間，也被認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認識到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現象的概括，而不是經濟規律的總結。很多觀點把中等收入國家遇到的發展問題都認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部份，導致這個概念一直在擴充和變化。

就我國來看，從1997年起，我國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在2010年，我國人均GDP超過了4000美元，進入了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16年，人均國民收入超過了8000美元（而本年的高收入門檻為人均12235美元），正處於跨越中高等收入，達到“高收入”門檻的關鍵點上。但是，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發展問題，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經濟增速遭到影響，不能持續穩定發展，導致難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三、典型代表

拉美地區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如菲律賓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還有一些國家收入水平雖然在提高，但始終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鴻溝，如馬來西亞198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812美元，到2014年僅達到10804美元。阿根廷則在1964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1000美元，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後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000美元，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後仍屬於中等偏上國家。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覆，但一直沒能跨過15000美元的門檻。

四、原因分析

（一）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為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後，未能及時轉換髮展模式，而是繼續推進耐用消費品和資本品的進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後，還是維持“舉債增長”，使進口替代戰略延續了半個世紀。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則因國內市場狹小，長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使其過於依賴國際市場，極易受到外部衝擊。

（二）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一國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於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動力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

（三）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公平發展不僅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還能夠減緩社會矛盾和衝突，從而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拉美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

（四）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從拉美國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政府作用被極度削弱，政策缺乏穩定性，政府債台高築，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頑疾難以消除，經濟危機頻發造成經濟大幅波動，如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貨幣危機、2002年阿根廷經濟危機，都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嚴重衝擊。

（五）體制變革嚴重滯後。在拉美國家，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精英集團的“現代傳統主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

中等收入陷阱案例解析

一、巴西案例：錯失轉型機遇與民粹主義政策疊加，危機接踵而至。

1968年至1973年，巴西經濟以超10%的速度飆升，至上世紀70年代末，其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當時，巴西實行了“進口替代”戰略，以本國工業產品替代歐美進口製成品，意在減少對外依賴。但是，這種長期內向型的發展模式造成經濟結構失衡，外貿出口減少、資金短缺，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然而，彼時能源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巴西借債困難並無力償還本息，由此爆發的債務危機使其經濟大幅回落甚至呈現停滯狀態，巴西錯失了第一次調整機遇。

上世紀80年代，負債增長戰略難以為繼，國家被迫實行緊縮政策。到了90年代初，巴西政府實施改革：即開放市場、大幅削減財政預算和部分允許匯率浮動。但是，慣於依賴國家政策保護的巴西企業難以適應開放市場等措施，在平均關税高達20%以上的情況下，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例由上世紀80年代的29%萎縮至10%。同時，巴西服務業迅速發展，比重升至70%以上。值得關注的是，巴西服務業以商業零售、旅店餐飲等低端行業為主，無法創造更多價值。於是，國家收入不得不依賴鐵礦、大豆、石油等原材料出口。

進入21世紀，世界迎來了“大宗商品超級週期”——大宗商品價格狂漲使依賴原材料出口創利的巴西賺得“盆滿缽滿”。然而，巴西政府卻通過簡單的補貼方式扶助窮人，白白消耗掉“大宗商品紅利”，再次錯失了大好的經濟結構改革機遇期。2011年以後，“大宗商品超級週期”結束，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進入下行軌道，巴西平均經濟增長不足2%；2014年，巴西財政自1995年以來首次出現赤字；2015年，因“緊縮”衝擊經濟，加之政府試圖以提高税收為手段保障社會福利和扶貧計劃，企業負擔苦不堪言，進而殃及社會經濟發展，引發經濟全面衰退。

作為拉美地區最大的國家，巴西是諸多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總結其經驗教訓，可得出結論：

首先，當一種經濟結構帶來增長的動力即將耗盡之時，必須及時調整結構、轉變增長方式，若聽任“痼疾”恣意蔓延、導致危機集中爆發之後再作改變，社會及經濟的代價將極其高昂。

其次，發展與公平應相互兼顧不能偏廢。巴西政府曾篤信重財富積累、輕視分配公平，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能力減弱，並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進一步衝擊經濟；而在社會問題大爆發後，又陷入“民粹主義”誤區，將社會福利置於經濟發展之上，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民眾福利也成了“無源之水”。

二、東亞經驗：政府推動經濟轉型+“人才興國”戰略，最終跨過陷阱

——新加坡：自1965年建國以來，新加坡不斷淘汰舊產業，經濟幾乎每十年就經歷一次轉型升級，實現了從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到知識經濟的重大轉變。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新加坡政府肩負起對勞動力進行再教育的職責，為此成立了大量的公立和私營培訓機構和服務於中小企業的非營利性機構。上世紀80年代的南洋理工大學、90年代的新加坡管理大學和最新的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都體現出其及時順應經濟發展變化趨勢的能力——政府通過引進大量外籍人才、發展高等院校、設立實驗室等措施，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如今，新加坡正致力發展創新型經濟。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經濟轉向服務業後並未放棄高端製造業，至今仍保有石油冶煉、芯片製造、製藥、造船重要產業支柱，這對保持經濟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韓國：一方面，主要得益於其深遠的市場變革。政府削減了財閥的權力並大刀闊斧地改革缺乏競爭力的國企，大膽扶持有潛力的新興企業和知識經濟。進入本世紀，韓國政府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國”戰略，加大對研發的投資力度，並制定出“將韓國打造成為IT產業強國”的發展目標。相關數據顯示，韓國政府以及各企業的總研發經費佔GDP的3%左右。在經濟低迷時期，更會加大研發費用，以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三星電子的智能手機之所以能在經濟形勢低迷的2012年佔領全球市場、並在銷售額上創造歷史新高，與此關係緊密。另一方面，韓國政府非常重視對人才的培養。上世紀70年代初，韓國製定了“教育立國、科技興邦”的發展戰略，為發展教育，韓國政府不斷增加政府公共教育經費投入。1950年，其公共教育經費約佔GDP的2%；1965年至2001年，韓國中央政府的教育預算一直保持很高的比例，基本在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