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彥平：從貞觀之治看中國封建帝王之君道【精品多篇】

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貞觀君道 篇一

貞觀時期的君道集中表現為：屈已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國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發展的最高峯與最繁榮階段。

（一）屈已納諫 任賢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來完成與發展執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況下，由君主為代表而施行的統治理念與權術，它是整個統治階級最高層的使命。在唐太宗時期，中國正處於貴族政治的最高峯，貴族是社會的精英，壟斷一切統治權力。為了更好地統治與治理好國家，他們必須認真納諫與任賢使能，這是社會與時代對統治集團的精英們的要求。在這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要處理好君臣關係，這是進諫與納諫的基礎，也是任賢與使能的關鍵。反過來，帝王的屈已納諫與任賢使能無疑又促進了君臣關係，從而鞏固了統治基礎。

太宗朝的君臣關係總體來説是相當融洽與親密的。太宗非常注意發展君臣關係。他虛心求諫，認真納諫，並正式開啟了"君相議事，諫臣與之"的局面，這在當時是極為開明與有利的，它直接促進了貴族政治的大繁榮。至於後來出現的諫臣無遠見，廷議不能決等欠缺，則只是帝王具體操作過程中由多種複雜原因引起的，而在貞觀朝，雖然存在其侷限性，但卻由於唐太宗堅強的個性、英雄的風度與自覺的精神，反而能使羣臣避其疏漏以糾其見識寡淺。加之唐初金諫魏徵等都是剛正不阿、遠見卓識的大臣，往往有敏鋭而獨到的見解，有利於問題的圓滿解決。

這也是任賢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關係在發揮作用。太宗認識到任賢是重要的，而使能則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帝王統治國家的重中之重。太宗這種治國理念使他能驅策英雄、網羅賢才而遊刃有餘，他網羅的皆為"賢臣"而非"忠臣"。羣臣文化素質很高，貞觀宮廷盛況空前，大臣皆是文驚八方、政輝朝野之輩。他們君臣關係之良好，大大推動了屈已納諫與任賢使能的發展。唐初沿用與發展的自隋以來的科舉制，太宗培育的垂範後世的良好政風"貞觀風"，也都使得他能籠絡中下層有才之士，在他周圍形成一個高智慧的人才羣體，這保證了他們君臣能共圖唐王朝繁榮大業。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開闢與發展了"無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簡政有利於工作效率的提高與羣臣能力的發揮，也使得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觀察唐初社會，以從更深層次提出建議與意見，從而更有效的推動社會的穩步發展和政治統治的成熟，這也是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得以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推動條件。這些都為大唐的興盛打下了堅實基礎。正如乾隆皇帝所言："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①

（二）恭儉節用 寬厚愛民

這兩方面是貞觀君道的關鍵方面，也是唐代繁榮的重要前提。中國的貴族政治發展到唐初已達鼎盛，由於社會基礎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變動以及科舉制度的發展等原因，貴族政治盛極而衰的跡象開始出現。為了更好地實現從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轉換，以維護隋末以來亂極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貞觀之初，太宗曾對侍臣説："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②"若損百姓以奉自身，猶割股而啖腹，腹飽而身斃。"③太宗身體力行，公卿儉約為先，整個社會興起了一股儉約之風與寬厚習慣。他們又大力推行輕徭薄賦、舒緩刑罰、偃革興文，與民休息等温和政策，這些都為唐初經濟的恢復與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太宗君臣雖在貞觀十七年前後日趨奢侈（這是歷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歷史發展的毒瘤。），但卻仍具有較長遠的的眼光和較強的自制力，他們能將已欲與人慾密切聯繫起來，其貴族血統的開放心態使他們能保持一種理性思維。他們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帶着的雄武之氣與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剛創建唐王朝的喜悦與激情尚未得以完全發泄，這些轉移到這方面，也使他們比較容易注意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投身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大發展中。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發展與唐初宰相權勢的相對擴大，尤其是貞觀君臣論政和宰相封駁權等有利於制約皇帝的隨心所欲，有力地減緩了帝王的不良發展傾向，也有利於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的實現。

乾隆皇帝曾歸納良好的君道在於知人和安民。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貞觀君臣不僅做到了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而且還注意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所以貞觀君道能呈空前絕後之繁盛，為歷代帝王君道之冠。

錯綜複雜、參差不齊的帝王君道 篇二

中國封建帝王君道在大發展的同時，又呈現錯綜複雜、參差不齊之勢。有的開傳統而又與傳統君道相對立，有的總體上合乎傳統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條件下部分調整。在這其中，時代的影響，尤其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發展演化和統治集團的變化對帝王君道的發揮有着重大影響。

在中國封建宗法社會的早期，君道呈現出不穩定發展狀態。由於政治、經濟的發展尚未成熟，德治與法治兩種統治方式輪流出現，到漢武帝時基本定型，此後隨着中國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各朝統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屬於德治範疇。

政治制度的發展演化及由此而引發的統治集團的變化對帝王的君道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經濟與文化制度的發展對君道的影響則相對處於次要地位。

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演化最關鍵的就是由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轉變與發展。在貴族政治階段，軍人、貴族在政治上佔有支配性地位，而他們當權的時期，也就是中國封建政治由產生、發展到成熟、繁榮的時期。總體上來説，這一時期的社會與政治是開放性的，這有利於君道的完善與成熟，是君道在總體上發揮比較好的階段，在屈已納諫、任賢使能兩方面尤為突出。貴族政治帶來的貴族的高貴與開放心態、較為豐富與嫻熟的政治閲歷，使得他們有信心、有氣魄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

當社會發展演進到唐朝，由於經濟與文化基礎的發展成熟和變遷，貴族政治發展到頂峯並開始衰落，逐漸向官僚政治發展，而官僚政治的嚴謹性與出身階層的下層性，使得他們在總體上較為注重後二者：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由於這兩大階層的相持與融合，他們彼此互相沖突與妥協，過渡時期的唐朝君道在總體上就既注重屈己納諫、任賢使能，又注意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無疑，唐中期以前在這方面做得最好。此後，進入宋元明清時期，官僚政治已比較成熟，對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的強調更為突出，而對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者雖然也時有要求，但卻相對忽略。宋明理學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側重點發生重要轉折的理論基礎的頂點。

由此可見，政治制度的發展演化及由此而引發的統治集團的變化就對帝王君道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經濟與文化制度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與促進了帝王君道的發揮。

總體上來説，屈已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四者均是中國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組成方面，但隨着時代的發展尤其是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演化及由此而引發的統治集團的變化而呈現出錯綜複雜與參差不齊的景象。他們雖然大多都較重視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將之貫徹始終，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發揮威力。他們順應的大多隻是各王朝的現實利益和統治集團的切身利益，卻未能充分注意到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二者的類似點與共通點，僅試圖用其中一部分來發揮君道的作用，豈有不偏之理？

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將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二者結合起來，並且使帝王在注重現實利益的同時，不自覺地綜合運用了這四者，從而有了君道的大發展與繁榮，這四者的結合是極其重要的。屈已納諫可以使帝王傾聽來自底層的聲音。諫臣着眼於細微之處，能給予及時的補救，而這就必然要任賢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賢使能，才會真正做到屈己而納諫。這樣，在賢臣與諫臣輔佐下，帝王往往會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這又使得他有屈已納諫與任賢使能的前提與保證。四方面相結合，帝國又怎麼會不強盛壯大，帝王君道又怎會得不到良好發揮呢？

注 釋： 篇三

① 吳兢著：《貞觀政要·清高宗序》第2頁，嶽麓書社，1991年版。

②③ 吳兢著：《貞觀政要·君道》第2頁，嶽麓書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