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新時代紅色故事同期聲

我是一名入黨不到三年的年輕黨員，但是記者這份職業賦予了深刻了解懷柔、感悟懷柔歷史、見證懷柔發展的機會，懷柔是一片紅色熱土，今年我想講的紅色故事是發生在大水峪村的一段紅色往事。

長城腳下的“寡婦村”

1941年10月13日的清晨，天剛矇矇亮，駐古北口日本憲兵分隊和日本守備隊，如同凶神一樣闖入了大水峪村，挨家挨户搜查，將全村村民驅趕到到村中真武廟前的大槐樹下，挑揀出204名青壯年，用槍托、刺刀逼趕着他們上了卡車，三輛卡車被塞滿後，餘下的人被繩索捆住並串起來變成四路縱隊，跟隨着汽車被兇惡的日軍趕着走了。那天起，大水峪村只剩下老幼婦孺，成為了“寡婦村”。

村裏人忍受着失去親人、貧苦生活的痛苦，卻默默的支持着抗戰，為抗日的勝利貢獻着自己的力量。

當時我採訪了一位叫做王玉福的老人，他是當年那段慘痛歷史的見證者，他的父親王古峯是大水峪村的首個共產黨員，也是當時村裏的抗日救國會主任。日本鬼子來大水峪抓人時王玉福只有十歲，當年，他眼睜睜的看着自己的父親和鄉親們被日本人抓走，再也沒有回來……

【同期聲：王玉福

由我家抓來的時候，抓來就蹲在地上就蹲這兒，到懷柔過堂的時候，就説誰誰是抗日救國會主任，誰誰是中隊長，誰誰是中隊副，到懷柔就給判了！】

日本鬼子來大水峪抓人的真正原因就是要達到破壞共產黨建立抗日根據地、消滅共產黨黨組織的目的。作為抗日救國會主任，王玉福的父親王古峯在被日本人抓捕後首當其衝受到迫害，並以“共匪”的身份被判處死刑。

【同期聲：王玉福

那會兒我才十歲，十歲他就給來了一封信，王古峯，槍斃死了。我母親我奶奶幹啥呀，天天哭，沒轍！家裏生活也沒辦法。】

與王玉福一樣，村民楊增元的父親當年也被日本人抓走了，父親被抓時楊增元還不記事兒，但成年後的他一直在追問和研究這一段歷史，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但大水峪曾發生的慘痛歷史他卻了熟於心。

我從楊增元口中得知,當年被日本鬼子抓走的204人，先是被關進了壁壘森嚴的偽懷柔縣監獄，被嚴刑拷打，過堂審問。三天後又被押往古北口憲兵隊拘留所，這期間，除去敵人認為是無罪釋放的和冒着生命危險逃跑的76人外，其餘128人全部分批被押送至承德監獄，並在那裏遭受了抽鞭子、夾竹筒、灌辣椒水等慘絕人寰的酷刑。

【同期聲：楊增元

張玉震是我們村的，在承德監獄審判他的時候，打得遍體鱗傷啊，沒走到地方就死了，就把他由審判的屋出來的時候沒到屋裏就死了。還有我們村的姜希，他是小隊長，打得遍體鱗傷，都是爬回去的，就痰盂，您知道嗎？那痰盂還有乾淨的嗎，渴的就直接喝，就到那種程度。】

在承德監獄，大水峪的128人分別受到了當時所謂的“軍法特別治安廳”的判處，其中15人被判處了死刑，其餘的在分別被判處有期和無期徒刑後，被押送至東北的各個監獄做勞工。大水峪村的男勞力被抓走後，村裏無依無靠的家庭佔了一半以上,寡婦佔了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整個大水峪村在日本人的殘害過後滿目瘡痍。

然而，日本侵略者瘋狂的血腥鎮壓並沒有嚇倒大水峪人民。大水峪事件後，村裏沒被日軍抓走的少年和中年人紛紛參加了游擊隊，英勇奮戰在抗日前線。村民們堅守着抗日必勝的信念，期盼着親人回家的曙光，1945年，大水峪村的村民終於迎來了日本投降的喜訊。然而，128名被日被侵略者“判刑”的村民，確已經死的死，亡的亡，只有21人回到了家鄉。

如今，走在大水峪村的街上，古老的城牆也隨着時代的發展隱退，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在長城腳下發展起來的民俗户，這裏也是遠近聞名的壁畫村，歷史留給人們的傷痛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淡化，但那段令人難以抹去的回憶卻如同村中那顆老槐樹一樣，始終屹立、始終銘記歷史。

採訪的最後，楊增元用樸實的話説，咱們（應該）給他們立一個碑，立一個碑啥意思呢，咱們歲數大的人不在了，讓他們也能知道這個歷史，大水峪的歷史不能忘記，不能別忘了共產黨別忘了過去，別忘了過去流血犧牲的這些人。

回顧走過的路、不忘來時的路，歸根結底是為了繼續走好前行的路。我也希望藉助這次演講的契機，和大家一起回顧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這片熱上的紅色故事，用這股藴含在我們血脈裏紅色精神，激勵我們的生活、激勵我們的工作，永遠以昂揚的鬥志、不服輸的精神，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