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反映：職業打假日趨專業化致基層監管壓力加大亟待關注

隨着互聯網及電商產業迅速發展，投訴舉報的渠道越發多樣和便捷，職業打假人已不再從前通過“走街串巷”的方式進行職業打假，而是隨着互聯網+經濟的發展，迅速得從線下轉向線上，逐漸呈現出團體化、專業化等趨勢，訴訟內容也逐漸有了固定模式，並出現了專門進行互聯網打假的“網購職業打假人”。很多職業打假人團體，互相之間並不認識，大多以網上交流為主，投訴舉報涉及多數為網絡經營者。他們還經常註冊成立類似“網絡諮詢顧問”一類的企業，用於開展活動。以安吉縣梅溪鎮為例，在面積不足200平方公里，人口6萬多的小鄉鎮，2020年職業打假的投訴舉報數量已超過了600件，全所幹部僅9名，人均職業打假年處理量67件，給基層市場監管所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亟待引起關注。

一是部分法律工作者、退休執法人員成為職業打假“幫兇”。現有職業打假人逐漸呈現出團體化、專業化等趨勢，訴訟內容也逐漸有了固定模式。部分職業打假人會用重金聘請部分原工商、食藥、質監部門的執法退休工作者，特別是精通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執法程序的老同志，以及法律專業人士擔任顧問，設計投訴舉報到行政複議再到訴訟的流程模板。近年系統機構改革大刀闊斧，人員交流頻繁，市場監管所涉及的法律法規極廣，基層執法人員幾乎不可能對所有法律法規和程序稔熟於心。一旦基層市場監管執法人員在處置此類投訴舉報時使用法律法規不當，或者程序出現錯誤，往往就會被抓住把柄，或者行政複議，或者直接訴訟。據安吉縣市場監管局消保科瞭解，廣東某打假團隊聘請了職業律師3名，並邀請了當地原老工商和質監退休幹部6名作為“專業顧問”，專挑工地使用的建築材料“下手”，投訴舉報內容涉及工程質量、材料等極其專業領域，且數次投訴舉報使用的舉報信函格式高度統一，僅2019年三季度就收到該團伙舉報3次。

二是“自媒體”輿論成為職業打假威脅執法人員“利器”。職業打假人經常註冊成立類似“網絡諮詢顧問”一類的企業，而其中部分這類企業，或者與媒體輿論交往甚密，或者自己直接運作“自媒體”。這類職業打假人習慣線下直接上門投訴舉報，並將投訴舉報過程拍攝錄製下來。如果基層市場監管執法人員在處置此類投訴舉報時出現不當言行或者法律程序錯誤，他們在無法得到滿意結果的時候，便會以“將視頻錄音發佈”威脅基層市場監管執法人員。基層市場監管執法人員作為普通執法者，對於輿論媒體以及“自媒體”曝光，一般都缺乏處理經驗，並且一直敬而遠之，缺少應對此類情況的知識儲備和經驗，一旦看到對方帶着記者或者攝像設備，難免出現慌張情緒，進而更容易出現工作上的失誤。如某地市場監管部門遇到來自黑龍江、吉林、山東、山西、陝西、福建等地打來的要求對其投訴舉報處理結果進行“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的電話，電話中或威脅其已經錄音，或直接告訴對方正在抖音上直播，“你説話最好注意點，不然全國都聽到了”。

三是紀委監委監督問責成為職業打假髮泄不滿渠道。國家紀委監委系統改革以來，紀委監委系統力量日益壯大，監督問責機制愈發完備。從紀委監委的角度看，職業打假人和普通消費者並無二致，對於基層市場監管執法人員因長期與職業打假人接觸而對其產生的相對牴觸情緒，並不是能十分感同身受。相反，基層市場監管執法人員在處理職業打假人的投訴舉報時的消極態度和法律程序錯誤卻是顯而易見的。隨着紀委監委的監督問責體制日趨常態化，基層市場監管執法人員的履職風險也在不斷加大，但部分基層市場監管對紀委監委常態化、具體化的監督問責不能很好的適應，導致工作壓力不斷增大。如安吉縣市場監管局梅溪分局某幹部處理了一起顯而易見的職業打假人投訴舉報，因處理結果未達到投訴人心理預期，在12345系統回訪過程中，職業打假人對此表達了不滿，進而導致紀檢監察組追責進行了誡勉談話。

因此基層建議：

一是強化綜合能力培訓。不拘泥系統業務，在業務培訓法律法規培訓的基礎上，相應加強基層執法人員例如輿情處置等綜合能力的培養和提升。

二是完善相關程序體系。在法律法規層面，成體制的、統一的建立起針對職業打假人或“職業索賠人”的投訴舉報的程序體系，總結分類針對容易被“職業索賠人”所使用的法律條文，專門總結一些可複製可操作的相關經驗，供基層學習。

三是加強多級層面橫向溝通。加強與地方黨委、政府的溝通交流，不閉門造車，讓人大、政協、紀委監委等監督部門走到市場監管工作中來，並積極參與到工作中去，彼此加深瞭解增加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