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課講稿：從宏觀經濟治理脈絡看“以進促穩”

黨課講稿：從宏觀經濟治理脈絡看“以進促穩”

【摘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黨的十八大以來，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這個基本前提下，根據形勢變化，有針對性地調整“穩”和“進”的關係，明確工作的側重點，反映了宏觀經濟治理的發展脈絡。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的宏觀調控基調，這是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的重大創新。“以進促穩”是對全局工作的要求，需堅決糾正形式主義，善於運用系統觀念解決問題，把“十四五”後半期作為經濟恢復期，珍惜和維護好發展環境，系統總結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的經驗，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

【關鍵詞】宏觀經濟治理宏觀調控爬坡過坎以進促穩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的宏觀調控基調，[1]這是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的重大創新。“以進促穩”的提法，無論對於當前中國經濟恢復，還是未來更長時期的發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理解“以進促穩”的深刻內涵，需要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宏觀經濟治理的演進和變化進行系統回顧和梳理，在總結經驗、提煉規律的基礎上做好經濟工作。

中國經濟在爬坡過坎中前行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空前複雜，經濟工作中出現大量新情況、新問題，給宏觀經濟治理帶來很多新的挑戰。中央多次提到中國經濟“爬坡過坎”，[2]對此可以從四個節點加以理解。

第一道坎是2012年之後，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過去，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開始顯現。2015年，中國經濟出現了增速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速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四降一升”的問題。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央通過調整經濟工作思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扭轉了態勢。

第二道坎是世界經濟出現逆全球化潮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外部壓力增大。尤其是2018年以來，美國挑起經貿摩擦，全方位加強對中國封鎖。面對驟然加大的外部壓力，中國經濟並沒有被打垮，反而在應對挑戰的同時，加快了經濟轉型升級的步伐。

第三道坎是全球範圍暴發新冠疫情，加速世界經濟進入動盪調整期，深刻改變了全球經濟格局。疫情也對中國的消費、投資、出口和民生等帶來一系列重大挑戰，是對中國經濟的一場大考。在三年艱苦的抗疫中，中國經濟又一次展現了韌性，努力渡過了難關。

第四道坎是疫情防控轉段後中國經濟正面臨新一輪挑戰。從2023年第二季度開始，部分經濟指標增速出現下滑，經濟活躍度有所下降，突出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價格低位運行、部分企業利潤下降、社會預期偏弱等。中央及時調整策略，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穩增長的政策舉措。當前，我們還處在應對第四道坎的過程中，還需要不斷夯實經濟持續恢復的基礎。

在中國經濟爬坡過坎的過程中，中央曾三次對經濟發展形勢和所處階段作出重大判斷，有效引導了經濟工作的方向。第一次是在201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作出“三期疊加”的判斷；[3]第二次是在2013年提出“新常態”的基礎上，201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入分析了“新常態”的九個階段性特徵，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統一了全黨的認識；[4]第三次是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引導各方着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黨的二十大開啟中國式現代化新徵程後，中國經濟將繼續堅定走好高質量發展之路。

宏觀調控基調的變與不變

宏觀經濟治理的基點是每年的宏觀調控基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是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不變。在這個基本前提下，根據不同年度的形勢變化，有針對性地調整“穩”和“進”的關係，明確工作的側重點。

要看到“槓桿平衡點”的變化。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是“紮紮實實開好局”；[5]2013年明確的基調是“穩中求進、改革創新”，強調要“勇於突破創新，以改革促發展、促轉方式調結構、促民生改善”；[6]2014年提出“保持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平衡……切實把經濟工作的着力點放到轉方式調結構上來”；[7]2015年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8]2016年提出“穩是主基調，穩是大局，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9]2017年強調“‘穩和‘進是辯證統一的，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把握好工作節奏和力度”；[10]2018年要求“要善於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緊扣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11]2019、2021、2022年三次提出“穩字當頭”，而2020年則強調“用好寶貴時間窗口，集中精力推進改革創新，以高質量發展為‘十四五開好局”。[12]也就是説，雖然總基調保持不變，但“穩”和“進”間的“槓桿平衡點”會隨着形勢的變化而調整，有些年份強調“穩”多一點，有些年份強調“進”多一點，也有些年份更強調二者之間的平衡。

要分析“變”與“不變”與背後的邏輯。穩中求進總基調不變，因為這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要長期堅持。在“穩”與“進”的關係中，穩是基本前提，這也是不變的。而“槓桿平衡點”的變化，實質是二者之間“度”的變化。變的原因，一是發展階段的切換，黨的十九大作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質量、結構、效益在宏觀調控中成為更重要的影響因子，客觀上要求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二是年度經濟形勢的變化，由於中國經濟結構性和週期性問題並存，每年在預判來年增長趨勢時會考慮更多複雜因素，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需要以積極的姿態解決問題；三是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中美經貿摩擦、新冠疫情這樣的事件都會給宏觀經濟帶來較多不可控因素，需要以比較穩慎的態度應對。

如何把握好“度”是宏觀調控的重要命題。在各種影響“度”的因素作用下，每年的宏觀調控都要因時施策，明確“穩”與“進”如何實現平衡。這是一靜一動的關係，靜的基礎是要有定力，動的前提是要有秩序，是互為條件的。同時，中央在2015年和2017年都強調了兩者間辯證統一的關係，明確要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這就需要找到平衡兩者關係的方式方法，實現內在的協調。在過去十年的宏觀調控中，有兩個關鍵字在平衡“穩”與“進”關係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改”和“調”。如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轉段第一年後強調改革創新，在2014年明確新常態和2015年提出供改後突出調結構等，既是落實相關年份總體思路調整的需要，也是在明確“穩”的基礎上如何實現“進”的基本取向。由於一系列的任務和政策都是圍繞“改”和“調”而展開，通過調節“改”和“調”的力度與進度，實現了對經濟工作節奏感的把控，也就實現了對宏觀調控“度”的把控。

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形成

中國的宏觀調控基調，要放到整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構建的進程中去認識，可以通過若干條線索進行觀察和總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四個版本。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後，其內涵經歷了四次變化。2015年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是1.0版，主要目的是解決“四降一升”的問題，特別是矯正扭曲的價格信號；[13]2017年提出的“破、立、降”是2.0版，主要是為了解決去庫存過程中存在的比較頑固的“殭屍企業”問題；2018年提出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是3.0版，其中關於“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提法，為後來國內大循環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提出作了鋪墊；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的“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是4.0版，強調的是供需之間的平衡關係。

需要強調的是，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在宏觀調控中同樣重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背景是當時判斷經濟增長中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而隨着應對疫情過程中擴大內需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矛盾又來到需求側。在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曾提過“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申了“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當時在會前曾短暫提出過“需求側改革”的説法，但很快又回到“需求側管理”。當前特別強調“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然是經濟工作的主線，需要更好地與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實現雙輪驅動。

宏觀調控政策框架的三次變化。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託底”的總體思路。這是一種精準調控、分類指導的思路，也是實施具體政策要遵循的原則。在接下去的幾年裏，這一框架經歷一些調整。2015年，配合“三去一降一補”的實施，提出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託底的總體思路，其中產業政策和改革政策的提法都有特別的針對性。2018年，提出新的三類政策，各有新的表述：宏觀政策要強化逆週期調節；結構性政策要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鼓勵中小企業加快成長；社會政策要強化兜底保障功能。2019年，又回到“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託底”的提法，標誌着這一政策框架的正式確立。

宏觀調控政策體系的豐富完善。宏觀調控從過去的主要依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斷拓展延伸，形成了完善的政策體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1＋2＋6”的構架，即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着力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就是突出五年規劃的宏觀指導作用，強化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空間規劃、地方規劃與國家總體發展規劃的有機銜接。同時，增強中長期規劃對年度計劃、公共預算、產業發展、國土開發、金融信貸、公共服務等的引導功能和統籌功能，實現宏觀經濟治理目標和手段的有機結合，提高規劃的引領性、指導性。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主要是發揮好再分配功能和激勵作用，更好調動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積極性，加大對解決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財政支持力度。貨幣政策主要是加強與宏觀審慎政策和金融市場監管的協同性，強化有效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能力和逆週期調節功能，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14]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價格水平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調控目標，以更好統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的目標要求，這也是一個創新。

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要把穩定和擴大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加大對就業容量大的行業和新就業形態的支持，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產業政策要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強化對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的支持，加強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協同。投資政策要着力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以有效投資穩定總需求、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多措並舉激發社會資本投資活力。消費政策要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大力改善消費環境，激發消費潛力，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區域政策要完善區域三大戰略推進實施機制，統籌區域分類指導和統一市場建設。環保政策要完善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政策體系，健全環境質量標準，推進綠色技術創新，更好服務碳中和碳達峯戰略。

在“1＋2＋6”框架的基礎上，近年來根據形勢變化也有其他政策加入，如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等。這些都是對政策發力點的引導，是將宏觀政策與年度任務更加緊密結合的嘗試。相信未來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包還會不斷豐富完善。

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形成過程，也是不斷總結經濟工作規律的過程。從2017年起，每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有專門篇幅闡述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2017年是“七個堅持”，2018年是“五個必須”，2019年是“四個必須”，2020年是“五個根本”，2021年是“四個必須”，2022年是“六個堅持”，2023年是“五個必須”。這些理論認識，已經成為xxx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的寶貴經驗，也是解讀中國經濟的“金鑰匙”。

當前，一些新的問題正在不斷湧現，給宏觀經濟治理帶來新的考驗。例如，如何處理好逆週期和跨週期的平衡、如何把握好政策的時度效、如何搭建好金融與實體間的傳導機制、如何實現防風險與化風險的協同推進等。這些都要求在發展的新階段進一步創新宏觀經濟治理的思路和方法，不斷破解前進中的難題和發展中的煩惱。

“以進促穩”是一種新的穩定觀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以進促穩”是一個全新的提法，是宏觀經濟治理的重大創新。“以進促穩”是對全局工作的要求，不能孤立地分析，而是要放到中央對經濟工作部署的整體語境中去看待，要上升到理論高度進行研究。

要與“硬道理2.0版”聯繫起來看。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是一個重大概括，相對於“發展是硬道理”，加入了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和新的要求，是一個“硬道理2.0版”。“硬道理”是相對一些模糊的認識而言的，是鮮明地指出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和解決矛盾的主要路徑，毫不含糊地指明新時代的發展主題。高質量發展要求經濟結構和發展質量的升級，只有通過動能轉換才能實現，這就必然要求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步伐，也就是要始終依靠“進”更新和增強發展的動能。

要與經濟工作指揮棒聯繫起來看。明確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就是明確了各項工作最大的指揮棒，也是提出“以進促穩”的最基本邏輯所在。中國式現代化一系列目標任務的推進落實，都必須建立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的基礎上，經濟上不去，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中央要求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其中“聚焦”二字，是最清晰的導向，也就是不管哪個領域、哪個層面的工作，都要看是否與指揮棒的方向相一致，都要看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對此要從政治高度加以看待，絕不能有本位主義的理解。

要與經濟形勢聯繫起來看。中國經濟在新冠疫情以後遇到的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這“三重壓力”，在當前依然存在，表現為經濟活力不足、風險隱患較多、社會預期偏弱的“新三重壓力”。因此，“穩”的着眼點需要放在緩解經濟增長面臨的壓力上，當前最優先的是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而“進”的着力點要放在增強經濟活力上，其內涵包括抓經濟工作的姿態要進取、要培育更多的經濟增長點、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氛圍等，重點是以經濟結構的加快轉型促穩，以發展質量的穩步提高促穩，以重大改革的持續突破促穩。在設定經濟增長等目標時，如果面臨的困難和挑戰較多，可按照“夠一夠”的思路，通過設定需要一定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更好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促增長的合力。

要與“先立後破”聯繫起來看。“先立後破”是在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最先提出的，2023年將之上升到宏觀調控的基調中，但內涵是一致的，即作為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的基本遵循。“先立後破”本質上是一種方法論，並不是針對某一個行業或某一個羣體提的。在“以進促穩”的槓桿平衡點更多側重於“進”的基礎上，“先立後破”更多起到在“進”的過程中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作用。近年來，在一些重大工作推進中，中央都及時釋放了要先立後破的信號，如2021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後破”；2021年10月，《求是》雜誌刊登總書記重要文章《紮實推動共同富裕》強調“堅持循序漸進”等。[15]總之，在執行層面，落實“以進促穩”就是要多做加法、少做減法，落實“先立後破”就是要先做加法、後做減法，二者在邏輯和內涵上是完全貫通的。

要與高水平安全聯繫起來看。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高度重視“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在規律性認識和指導思想部分都作了強調，特別是如何認識“高水平安全”問題，需要和“以進促穩”結合起來學習。[16]穩定和安全都是發展的底線，“高水平安全”是針對“低水平安全”和傳統的安全觀而言的，更強調發展和安全間的動態平衡問題。最大的不安全就是不發展，如果停留在原地築城壘牆，也許能暫時擋住外來的攻擊，但同時也會攔住自己發展的道路。一味的防和堵，是守不住安全的，也不能真正維護好穩定的環境。中央無論是部署“雙循環”的宏觀佈局，還是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工作，都強調了內外聯通問題，都闡述了“自主”和“可控”間的關係，對此要深入理解。只有用發展的思維看待問題、用進取的辦法解決問題、用開放的視野開拓創新，才能真正守住穩定和安全的底線。

站在歷史的縱深看，“以進促穩”對指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經濟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這一提法，將“進”和“穩”的辯證關係提升到全新層面，把“進”作為“穩”的基本實現路徑，並將“改”和“調”內化在“進”中，實際上就是拓展了傳統的穩定觀，提出了一種與以往不同的、基於動態平衡的、更高水平的“新穩定觀”。這種穩定觀，澄清了一些模糊的理解和認識，打消了一些不必要的顧慮和擔憂，釋放了堅定清晰的信號，為凝心聚力抓經濟、促發展創造了積極的氛圍。

宏觀調控方法論的兩個重大創新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除了宏觀調控基調的創新外，在方法論上的兩大創新，其重要性同樣不容忽視，是落實“以進促穩”的重要載體，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甚至不亞於財政、貨幣政策。

第一個重大創新，是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調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是近年來根據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提出的重大要求。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加強統籌協調，堅持系統觀念”，要求“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於經濟穩定的政策”。2022年則明確要求“要更好統籌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增強全局觀，加強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17]按照這一部署，國家發展改革委已經牽頭建立了政策文件評估機制，開展新出台政策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工作。[18]國務院各部門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觀經濟穩定和市場預期穩定的，均需送國家發展改革委開展評估。也就是説，在經濟領域，該機制已經建立並運行一段時間。

近年來，一些對預期產生較大影響的政策，除經濟政策外，還有不少是非經濟領域的政策。一些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如果出台的時機不恰當、個別內容的表述不嚴謹，就可能對市場心理帶來衝擊。也有的政策從單個看是合理的，但當多個政策疊加時，就可能產生合成謬誤，造成政策信號不一致的理解。而一些對重大部署片面理解、機械執行、過度執行的行為，由於不顧與其他領域的聯動效應，只知道在本地區、本領域“單打一”甚至單兵突進，會破壞政策的平衡，甚至可能扭曲宏觀調控的信號，這是很有危害性的。因此，加強對非經濟政策的前端管理，避免對經濟的收縮性、抑制性效應，是當前迫切需要抓好的工作。

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重點需要設計好機制，提升評估工作的權威性、有效性，筆者為此建議：一是優化協調機制，與中央關於經濟金融的相關領導機制加強對接，加大對相關政策的協調力度；二是優化評估流程，在擬發文清單中遴選需要開展評估的文件，明確未經評估不能送審，同時提出處於評估階段的政策不得公開徵求意見等具體要求；三是探索拓展評估對象，一部分非政策類的工作也有可能對預期產生較大影響，可適當歸類，將確有必要的納入評估範圍；四是提升評估工作專業性，深入研究政策內容與輿論預期間的關係，綜合多方視角充分評估、科學論證，盡最大可能減少政策條文可能帶來的收縮效應。

第二個重大創新，是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這也是該項工作首次進入宏觀調控的總體要求中，具有開創性意義。近年來，每逢中央重大會議召開、重大政策出台的關鍵時間節點，輿論場上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解讀聲音。其中一些解讀沒有正確把握政策精神，有的片面認識、只取一隅，有的盲目推測、放大問題，有的渲染恐慌、危言聳聽，更有的別有用心、春秋筆法，給經濟工作和發展大局帶來干擾。這些片面、錯誤解讀和帶節奏言論的危害巨大，特別是對民營經濟和企業家的預期造成很大影響，其中的教訓十分深刻。

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意味着預期管理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輿論引導正式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關鍵是要牢固樹立“政策宣傳解讀與政策制定同等重要”的理念，真正將之放到全局工作的重要環節，從觀念到方法進行全面更新，切實增強應對輿情的能力和水平。要對如何唱響光明論、唱好光明論進行深入研究，更好把握輿論規律，客觀、真實、深入分析經濟數據，全面、及時、準確傳遞政策信息，探索行之有效的引導方式。

要全方位構建輿論引導的話語體系。要將政策話語與輿論話語區分開來，逐步改變不合時宜的方式方法，用靈活的技巧、新穎的語言解讀政策內容。要重點研究面向市場的引導方式，對重大經濟政策與預期的互動效應進行系統分析，充分借鑑發達國家成熟經驗，摸準市場心理，探索形成適應中國輿論場特點的方法論。高度重視經濟外宣工作，這不是簡單的翻譯，更需要的是內涵的解釋和觀點的溝通，要能夠講明白中國經濟及其原理、特點，糾正國際輿論中的偏見。

要全鏈條建立輿論引導的制度體系。在重大政策出台時應同步部署輿論引導工作，制定宣傳解讀政策的周全方案。要根據不同類型經濟政策的特點明確不同的引導原則，從官方宣講、媒體報道、專家解讀、線上傳播等環節，分別設計創新的機制。要建立事前通氣、精準宣傳、直達受眾的多樣化通道，確保政策聲音能被真實準確聽到。要針對突發輿情建立比較完備的快速響應機制，第一時間進行引導，越是敏感、熱點問題，越需要旗幟鮮明地進行解答、迴應，切實改變被動應對的局面。要重點在激勵機制上下功夫，對敢於且善於與媒體交流的幹部，既要能容錯，更要保護好。

把握經濟工作的“第三個導向”

宏觀調控的基調和任務要求明確後，關鍵看落實。“以進促穩”作為新的要求，更是需要通過新的思維、新的作風去抓好落實，開創各項工作的嶄新局面。

結果導向是經濟工作的第三個導向。過去在經濟工作中，經常強調“兩個導向”，即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這在當時是一個比較重大的變化，其背景與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即將達成、需要引導各方正確認識談判結果有關。後來在各類會議中，還是更多使用“兩個導向”的提法，但結果導向的內在要求越來越成為各方共識。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把實踐作為檢驗各項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標準”。[19]在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特別強調了抓落實問題，指出要“確保最終效果符合黨中央決策意圖”。[20]我們應深刻認識和把握這一導向的思想精髓，將之轉化為幹事的動力和膽識，輕裝上陣抓好落實。

堅決糾正形式主義。近年來，形式主義的抬頭對經濟發展帶來不少阻礙。個別地方政府對待中央部署的工作，流於表面和形式，搞口號式、表態式、包裝式落實，橫幅標語滿天飛，實際效果卻打折扣。有的搞運動式推進工作，一看部署什麼事情就一窩蜂而上，急不可耐地出台各種超越發展階段的方案。有的基層幹部開會喜歡講大道理、分析國際環境，制定的文件都是大段八股的套話。還有的在工作中謹慎過頭，對待各項工作都是“套娃”式落實，沒有任何創新。當前還要格外關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搞“台賬”式落實工作，文件出了一大堆，內容與上級文件基本重合，一開會就只學習傳達、不研究問題，把精力都用在應對檢查督導上，沒有真抓實幹出實績。形式主義與進取姿態是根本對立的關係，要做到“以進促穩”，就必須堅決與一些所謂的“政治正確”言論作鬥爭，切實解決各種導致“躺平”的深層次問題。

善於運用系統觀念解決問題。真正的系統觀念，不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恰恰是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宏觀經濟治理中運用好系統觀念，就是要通過分析一些重大關係“槓桿平衡點”的變化，根據結果導向的要求，用更加有針對性的方式方法，彈好經濟工作“鋼琴”。[21]比如，對於宏觀調控中各方比較關注的一些政策，要重視逆週期調節，更要重視跨週期設計。政策工具箱要錨定市場秩序，避免局部風險傳導到更大範圍和更多領域，但也不能疲於應付，更要注意做好短期與中長期的銜接，特別是結合“十五五”規劃的前期研究，儘早準備預案。近年來之所以越來越強調“跨週期”，就是因為輸入性問題、結構性問題的疊加反應頻繁顯現，經濟問題的波動性加大，必然要求政策既要及時響應，也要通過引導預期熨平波動。此外，也不要簡單地把擴張性政策等同於“大水漫灌”，而是應該因勢利導、因時施策，及時有力應對好宏觀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

把“十四五”後半期作為經濟恢復期。“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的提法，生動詮釋了2023年經濟形勢的波動。但也要注意客觀上可能產生的一個誤解，即“波浪”“曲折”過去常用在形容長週期的經濟增長上，在解讀中要避免把“經濟恢復”看成一個漫長週期的過程。從市場心理分析，如果把2024年乃至“十四五”後半期作為“經濟恢復期”，非但不會帶來悲觀情緒，反而能傳遞持續鞏固回升向好基礎、穩紮穩打恢復經濟的信號，增強各方信心。要在“十四五”後半期的經濟工作中做好幾個加法：一是做好改革加法，即落實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重點推進若干與釋放經濟活力動力有關、具有“扳機效應”的改革；二是做好產業加法，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加快培育打造更多的“新支柱產業”，給市場帶來新的興奮點，創造更多的投資“風口”；三是做好就業加法，樹立“就業不是‘保出來的，就業是創造出來的”理念，跳出傳統的就業工作思維定式，更多從需求端創造就業崗位的角度展開工作；四是做好工程加法，繼續把尋找擴大內需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結合點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着力點，推動實施一批新的重大工程。[22]

十分珍惜和維護好發展環境。要克服面臨的艱鉅挑戰，穩定宏觀經濟大盤，關鍵是用“以進促穩”的思路維護好發展環境，包括市場環境、政策環境、輿論環境等，這是當前宏觀經濟治理中壓倒一切的要務。要從市場關注的痛點入手，持續深化市場化改革，既要打破各種有形的壁壘，更要破除體制機制和思想上的無形壁壘，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點上的改革破局為大局的穩定保駕護航。要把握好政策的“時度效”，出台增量政策也要把握好提前量和宂餘度，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超前謀劃、豐富工具、相機調控，提升應對複雜局面和各種變數的能力。各級幹部都應真正吃透中央精神，主動做好政策宣傳和講解工作，在經濟工作的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能有半點含糊。鼓舞信心不是一句空話，各地區、各部門都應該行動起來，從政治高度認識維護髮展環境的重要性，多做一些為經營主體鼓勁的事情，少做一些讓經營主體疑慮的事情。對影響穩定大局的行為，要加強紀律約束、堅決制止，發現一起處置一起，讓經營主體有更強的安全感，這樣才能真正維護好發展環境。

系統總結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的經驗。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治理在爬坡過坎中不斷積累經驗，很多都是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經歷過的，有必要在學術上進行總結提煉。我們既要繼續虛心學習和借鑑國際上相關的知識和經驗，也要敢於突破傳統西方經濟理論的窠臼，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出發，從全球化格局的變化出發，對經濟發展的模式及理論支撐進行深入研究。這樣的研究，要突出中國特色，更要總結一般性的演進規律；既要有案例的印證，也要有理論的分析；要運用系統觀念豐富研究思路，增加更多的變量。宏觀經濟學研究要跳出“模型至上”的怪圈，跳出唯期刊論的導向，真正做出一批高質量的理論產品。理論研究的成果，要在學術界進行充分的討論，也要拿到國際上去多交流、多探討，讓更多的人看到、理解中國宏觀經濟治理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註釋

[1]《引領中國經濟大船乘風破浪持續前進——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側記》，2023年12月14日，

[2]《堅定爬坡過坎的底氣信心》，2022年5月12日，

[3][6]《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3年12月10日–13日）》，2022年12月8日

[4][7]《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4年12月9日–11日）》，2022年11月30日

[5]《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2年12月15日–16日）》，2022年12月8日，

[8]《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5年12月18日–21日）》，2022年11月30日，

[9]《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6年12月14日–16日）》，2022年11月30日，

[10]《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7年12月18日–20日）》，2022年11月30日，

[11]《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8年12月19日–21日）》，2022年11月30日

[12]王一鳴：《以高質量發展為“十四五”開好局》，2021年1月14日，

[13]《結構性改革該如何推進——解讀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2015年11月10日，

[14]《中央財辦有關負責同志詳解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2023年12月18日

[15]xxx：《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16][20]《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2023年12月13日，

[17][19]《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2年12月17日，

第1版。

[18]《國家發展改革委負責同志出席國新辦新聞發佈會解讀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並回答記者提問》，2024年1月19日，

[21]董煜：《理清宏觀經濟治理脈絡》，《經濟》，2022年第1期。

[22]董煜：《把握“十四五”大方向，尋找未來五年新機遇》，《中國經濟報告》，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