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精選多篇)

第一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由托克維爾著。法國人為什麼先要改革後要自由？為什麼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腐敗何以在法國橫行無忌？《舊制度與大革命》共分為三編二十五章，主要內容包括：大革命爆發之際，人們對它的不同評判、大革命的根本和終極目標，並非人們曾經認為的那樣，要摧毀宗教權威和削弱政治權力等。 作者：（法國）托克維爾 譯者：邢曉宇

托克維爾（1805-1859），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歷史學家。出身貴族世家，前期熱心於政治，1838年出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後參與制定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長。後對政治日益失望，從政治舞台上逐漸淡出，專心從事歷史研究與著述。主要代表作：《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

邢曉宇，內蒙古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西南大學博士。主持或主研教育部、自治區和校級項目4項，發表論文近20篇，出版編著一部（參編），譯著一部（譯審）。主要研究方向：認知語言學、語用學、翻譯等。

叢 書 名：

出 版 社： 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ｉｓｂｎ：9787515006352

出版時間：2014-01-01

版次：1

頁數：208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購書聯繫人:李老師tel:18301**50qq:352513296

第二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簡介

《舊制度與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國被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引起熱讀，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當下的改革處境有關。

這本書是法國曆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的經典名著，原著出版於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説：“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中國的改革，我們常常聽到“改革進了深水區”，“改革到了攻堅期”等説法，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導致了人們普遍對改革產生緊迫感乃至焦慮感。政治高層拋出“改革紅利説”，似乎要堅定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同時政治高層公開推薦閲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似乎擔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發革命。

托克維爾所説的舊制度下的法國，就是一個通過改革不斷產生“紅利”、不斷改善法國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時卻也是一個因為改革而不斷引發難以滿足的改革訴求，致使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產生紅利，但改革本身絕不必然就是紅利。怎樣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無疑是對執政者的執政水平與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驗。

但是，在談論“改革”時，非常有必要區分兩種“改革”：一種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種是“革命後的改革”。簡單地把中國當下的改革事業比附為法國舊制度下的改革，其實並不允當。有人把當下中國的改革與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並論，顯示了同樣的思維錯亂。實際上，中國的革命已經發生了，“新中國”已經建立了，當下中國的改革是革命後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該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界説大革命的歷史意藴及其基本內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則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維爾生前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書，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顯然，托克維爾在書中致力於發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關心的問題——大革命的後果，卻未及展開。不過，從他對拿破崙帝國與1848年革命的態度上，不難發現他對革命的後果並不滿意。法國在大革命後出現的政體更迭與社會動盪，離他想望的一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相距甚遠。

對托克維爾而言，法國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經開始展開的趨向的最終完成而已。只不過，民主革命雖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並沒有建立起來；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觀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會怎樣保有自由，卻成了更大的難題。

因此，真正值得中國讀者關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創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斷獲得自我完善？面對法國大革命造成的種種不良後果，托克維爾致力於探究民主社會中“自由的技藝”，這實質是“革命後的改革”所要面臨的問題。

托克維爾最糾結最痛苦的莫過於，他意識到民主是一種出於天意的歷史必然趨勢，浩浩蕩蕩，無可阻擋，但他又想不到法國人如何在這種趨勢下保持貴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認為美國民主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對民主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但1848年爆發的民眾情緒和急劇高漲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潮，使得民主在法國呈現出新的面貌，這一面貌使托克維爾對民主感到恐懼。他在另一本著作《回憶錄》(recollections)中説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説，我蔑視和懼怕羣眾。”這實際凸顯了自由與民主之間所具有的張力。而此張力，本質上也就是“貴族制的自由”與“民主制的平等”之間的張力。托克維爾所熱愛的自由，並非後來所説的“消極自由”，而是具有積極政治參與意味的共和主義的自由，是一種具有高貴男子氣的政治德性，顯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會，是一個貴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並實踐政治自由與共和美德的社會。這種主張是因為，與民主相生相隨的平等精神會對人性產生一種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趨於同質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輝越來越黯淡，以致放棄了對於高貴事物的追求，又怎麼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雖然熱愛貴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維爾同時也願意承認，大革命的必然趨勢是誰也無法抗拒的，不能因為革命後的不良後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義。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為唯一正當的現代政治，而革命後的制度建設、改革與自我完善，實際上也就是後來所説的民

主化之後的“民主鞏固”問題。

法國大革命這一事件本身所經歷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如果從大革命給法國與世界帶來的深遠影響看，我們甚至可以説，大革命仍然尚未終結。法國在大革命之後經歷多次的政體更迭，帝制復辟與共和再造反覆進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種説法是，1971年，當尼克松向周恩來詢問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周恩來淡淡地回答：“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太早。”最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論中國》(onchina)中對此作了更正，認為周恩來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運動，但這豈非恰恰説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動產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們所呼籲的民主化改革，源頭上仍與法國大革命構成精神性的關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發生的中國革命，也與法國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卻試圖建立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一種更新的新制度。同樣，社會主義革命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革命也可能產生不良後果，革命後的新制度建設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在二十世紀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革命”，1949年建國後仍一度堅持“不斷革命”，甚至改革開放也被認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們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法國君主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法國大革命的發生；也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滿清政府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中國革命的發生，因為從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的根本變

遷，乃是托克維爾所説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們就不能説革命真正獲得了成功。中國在1949年之後對於新制度的建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並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直到當下的改革，中國仍處於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過程之中。改革所產生的焦慮與困惑，只有通過新制度的不斷更新、創造才能最終消解掉。

托克維爾所提出的自由與民主的矛盾問題，中國固然也需要面對，但中國需要面對的更大的矛盾，乃是當年嚴復就為之苦惱的富強與自由的矛盾問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被提上政治日程，這是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夢想，不過中國革命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還稟有一種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設一種有利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新制度，這無疑與托克維爾所期盼的有助於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藝有相通之處。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哲學與改革事業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第三篇：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

目錄 概述 內容梗概 創作歷程

1. 2. 寫作背景 寫作初衷 點評鑑賞

1. 2. 內容探討 學者評論 成就與影響

概述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於1856年。

內容梗概

《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稱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856) ，英文版名稱有兩個：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

創作歷程

寫作背景

《舊制度與大革命》寫於1851年到1856年之間，當時的法國正處在拿破崙三世發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代，信奉自由主義的托克維爾對之悲觀失望，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更多精彩內容請訪問首頁)期醖釀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崙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

寫作初衷

托克維爾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帝國史，而是試圖説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藉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崙）的真正本質是什麼，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麼，它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麼作用??

總之，托克維爾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敍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後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並未改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説，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後世留下自己的痕跡”。儘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點評鑑賞

內容探討

1、法國大革命革命緣於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疊加在一個首都，三中心疊加，有一箇中心發生危機，立刻引起另兩個中心共振。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可達。鬧學潮，基本上在波士頓；經濟出危機，紐約震盪；政治有風潮，亂在華盛頓。三者分離，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當時的法國，路易十四奠定了幾個中心疊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國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學建築出身的警察局長，奉拿破崙的侄子小拿破崙之命重新規劃巴黎市。他既有建築師的專業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長的職業需求，故而將巴黎改建為適宜和平居住不適宜起義巷戰的城市，將那些適於打巷戰的彎彎曲曲小街小路，統統拉直，把馬路打寬，一旦有事，不可能像電影《九三年》、《悲慘世界》裏面描繪的那樣——革命青年一喊，小街兩頭一堵，就是現成的一個街壘，馬隊難以衝進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後不斷革命的教訓，把巴黎改造成現在的樣子。今天你們看到的巴黎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長改造過的巴黎。但巴黎的規模以及巴黎和法國的關係他畢竟改不過來。從路易十四以來巴黎人非常驕傲，一直到現在都這麼牛，他們有一句名言，“法國嘛？法國是巴黎的郊區！”中央與地方關係在這裏呈現出病態扭曲。

這是信奉全能主義統治哲學必然帶來的後果，一個超級首都，遲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經出過了。在和平時期似乎可以誇耀，一旦動盪，如此規模就是你的墳墓。

2、革命與改革的不解之緣。

三千貴族遷居於凡爾賽，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貴族分散於各地，與地方勢力結合，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國歷史上打豪強、削藩鎮，不絕如縷，屢見史乘。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坐穩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遷藩。把貴族統統給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謂和平遷藩。你們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夢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國各地區，走出我視野。

下一個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個花花公子，他爹留下來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帝國夠他消費了。儘管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礙眼前每一分鐘的享樂。所以他這個時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樣了，叫做“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話來説就是擊鼓傳花，這盤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開明的。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某某某這樣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眾還是要攻佔巴士底獄。為什麼要攻？因為老百姓在流傳這裏面還有政治犯。打下來以後才發現沒有，只有幾個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啟蒙哲學。啟蒙哲學最富有民粹主義情結的是盧梭，盧梭認為上流社會最腐敗，下流社會最乾淨，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那麼高貴者怎麼變得聰明起來？應該向底層社會學習，每一個人習得一門手藝，做木匠、種地，都可以。路易十六還真信這個，他習得的手藝是做鎖匠，開鎖。全法國各種疑難雜鎖都收集來，一把一把琢磨着打開。可是最後一把鎖他打不開了，那就是法國的中央集權。[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開始，路易十六一直搖擺不定，有時同情巴黎，有時厭惡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成果是君主立憲，不廢君主，是要制定一部憲法，君主聽憲法的制約就行。這個階段維持了一年多。這是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能夠控制局面的一年。這一年通過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權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憲法，以及重新規劃法國的行政區域，把法國劃為81個省等等，都是這一年做的。這一年的革命可稱小革命，有建設性。但問題來了，國王招來第三等級開會，給前兩個等級施加壓力，而第三等級後面跟來了“第四等級”。當時的“第四等級”男人叫無套褲漢，女人叫編織婦。按照盧梭哲學的“直接民主”，不要當中一層過濾，國民公會開會、制定憲法、討論議程，要敞開大門，無套褲漢與編織婦都要衝進去吶喊。

大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吉倫特派執政時發生了國王叛逃案，把國王拉回來，要不要判決國王？國王一下子變得形象猥瑣，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倫特派更加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則是羅伯斯庇爾——盧梭的粉絲。他們投了死刑票，而且認為此前兩個階段都保守、都侷限，沒有徹底地改造法國。 學者評論

從2014年年末開始，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持續大熱，這本十九世紀中期出版的老書在市面上幾次脱銷。2014年11月30日中紀委召開專家座談會，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向參加座談會的專家推薦：“我們現在很

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為一本探究18世紀法國大革命起源及特點的著作，能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除了高層領導人的推薦外，2014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評論道，更大的原因是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當前中國社會背景複雜和社會矛盾激化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某種相似性。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膽而審慎。可以説，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於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改革》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成就與影響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時，托克維爾對此書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寫信給他的英國妻子説：“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裏看到一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於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維爾逝世那一年（1859），此書在法國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冊，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計25000冊，在英國、美國、德國都極暢銷。

托克維爾的著作1870年後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後，近幾十年來在西方突然走運，隨着保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抬頭，托克維爾的政治觀點重新受到了重視。《托克維爾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後，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國成立了托克維爾學會，出版《托克維爾評論》。

第四篇：舊制度與大革命問答

《舊制度與大革命》解讀的七個問題

解讀 《舊制度與大革命》

“我將試圖説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拿破崙)的平等的僕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税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這是托克維爾當年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時的初衷，也是解讀其“法國大革命啟示錄”的切入點。

一、革命往往會在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

托克維爾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時發現了一個“悖論”：大革命是在人民對苛政“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

托克維爾如此解釋這一“悖論”：“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説，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鋭。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二、經濟繁榮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來？

在考察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歷史背景時，托克維爾還觀察到了另一個“悖論”：大革命前二十年，社會財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為何社會財富蓬勃增長的過程中，卻爆發了驚世駭俗的大革命？尤其是當托克維爾觀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國政府雖然依舊足夠強大，但卻不再單純地實行專制，而是在“到處維持秩序”；法國民眾則“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這樣的情勢下，為什麼還會爆發摧毀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維爾給出的答案是：儘管法國政府在大革命爆發前已經部分轉換了自己的角色，致力於“促進公共繁榮，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許多專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發前的20年裏，政府一方面積極鼓勵民眾發家致富，另一方面則發起各種新興事業，成為國內市場最大的消費者，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貿易關係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但結果民眾收穫了更大的失望，因為政府殘留了太多專制時代的毛病，民眾“用自己的資本去買政府的公債，他們絕不能指望在固定時期獲得利息多”；民眾“為政府建造軍艦，維修道路，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們墊出的錢沒有償還的擔保，也沒有償還期限，他們不得不算計與大臣簽訂的合同運氣如何，就像搞冒險貸款一樣”；……

所以，托克維爾總結道：“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三、將某一社會階層推入孤立、失語的困境，很可能就等於把他們推向了革命

農民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國最大的底層社會羣體。據托克維爾的調查，在革命爆發前夕，法國農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惡霸的欺凌；來自政府的強暴行為也很少涉及他們，他們享受着公民自由，擁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斷，18世紀的法國農民，顯然要比13世紀處於完全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國農民生活得更好才對。

但托克維爾所見到的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但是所有其他階級的人都離棄他們，他們處境之孤單也許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僅見。這是一種新奇的壓迫。”托克維爾所指的，不單單是舊時代的貴族們在政治權利喪失後，紛紛拋棄農村搬往了城市；18世紀的法國農村，但凡稍有資產者，無不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遷往城市——“文獻證明，農村裏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農民被其他階層拋棄了，最後，農民自己也拋棄了自己。農村陷入一種荒蕪狀態。

國家一直在進步。王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舊貴族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但他們獲得了豐厚的補償，免繳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資產階級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唯獨農民，在新時代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相反，他們被拋棄在死寂的農村，權益無人過問，壓迫則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托克維爾感歎道：“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致、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但“既有錢又有教養”的舊貴族和新資產階級都對農民不感興趣。在大革命爆發的前夜，舊貴族竭力維護自己的既有特權，新資產階級則竭力為自己謀取新特權，沒有人關心喪失了與上層社會的溝通能力的農民，沒有人在意農村的失語，而是任由他們生活在孤苦無助的深淵裏。窮人和富人之間幾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務，其實是一件相當恐怖的事情。後來的結果眾所周知：舊貴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將革命的錘子遞交到農民手裏的新資產階級，則很快被農民用錘子砸碎了腦袋。

四、專制社會裏，民眾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彼此孤立，最終只會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

專制政體與社會道德水準之間的關係，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説得更精闢的了：

“在這種（專制）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着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借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佈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祕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佔據了統治地位。”

醫治這種因專制而導致的社會道德墮落的辦法，在托克維爾看來，只有給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脱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温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説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脱金錢崇拜，擺脱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

五、中間勢力難以生存的社會，是“最難擺脱專制政府的社會”

在法國實現完全的中央集權之前，貴族制曾維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發前夕，法國的中央集權已經達到了一種很高的程度，各種在貴族制下分散的權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權吞沒，嚴格來説，是被巴黎所吞沒。貴族作為一個連接上層統治者與下層被統治者的中間勢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夠制約中央集權的力量，也隨之消失。從此，“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再沒有任何新的中間組織或階層能夠興起，以代替貴族勢力退出後留下的空檔。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權專制與大革命後的集權專制之後，托克維爾失望地感歎道：

“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脱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 托克維爾所謂的“貴族制”，其實是“中間勢力”的代名詞。沒有了中間勢力，民眾就陷入了原子化狀態，迫使每個具體的民眾獨自去面對強大的專制國家機器。個體的原子化的最終結局，就是政治生活從民眾當中完全消失——單體的民眾無力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最終必然選擇遠離政治生活。其後果，托克維爾也説得非常清晰：

“法國是很久很久以來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歐洲國家之一。在法國，個人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幾乎喪失了人民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體法國人怎麼會一下子就落入一場他們根本看不見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脅的人卻走在最前列，開闢和擴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沒有政治生活經驗的各種人羣引發並掌控，其結局可想而知。最讓托克維爾難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導者是一羣毫無現實政治生活經驗的“哲學家”，而之所以會由“哲學家”來引導革命，而不是由社會活動家來引導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於中央集權的法國，沒有中間勢力，產生不了社會活動家。托克維爾説：

“由於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政黨，由於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所以人們應當預見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人們能夠預測，不是壞法律分別受到攻擊，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擊，作家設想的嶄新政府體系將取代法國的古老政體。……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

六、民眾“搞革命”時的種種不適當的方式，其實都是政府教的

與托克維爾同時代的大多數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許多學者，都曾致力於批判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夠像托克維爾那般，窺見到大革命過程中的這些暴力、血腥以及對個人權利的藐視，其實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導”。托克維爾説：

“我掌握事實，所以敢説，……舊制度給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許多形式，大革命只不過又加進了它的獨特的殘忍而已。”

托克維爾舉了不少案例來説明這個問題，譬如：大革命時期，對私有財產的掠奪，一度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托克維爾認為這種行為，與舊政權的“教導”有密切關係：

“路易十四以後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現身説法，告訴人民對私有財產應持輕視態度。18世紀下半葉，當公共工程尤其是築路蔚然成風時，政府毫不猶豫地佔有了築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礙築路的房屋。橋樑公路工程指揮從那時起，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那樣，愛上了直線的幾何美;他們非常仔細地避免沿着現存線路，現存線路若有一點彎曲，他們寧肯穿過無數不動產，也不願繞一個小彎。在這種情況下被破壞或毀掉的財產總是遲遲得不到賠償，賠償費由政府隨意規定，而且經常是分文不賠。……每個所有者都從切身經歷中學會，當公共利益要求人們破壞個人權利時，個人權利是微不足道的。他們牢記這一理論，並把它應用於他人，為自己謀利。”

七、在革命過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與平等是法國大革命的兩大終極目標。革命者“不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種權利，使之神聖化”。儘管《人權宣言》裏也將“自由”與“平等”並列，但托克維爾還是相當失望：“在為大革命作準備的所有思想感情中，嚴格意義上的公共自由思想與愛好是最後一個出現，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敵不過“平等”，法國在中央專制集權統治下長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但並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維爾所説：“對於那些善於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時使人不能享受這類福利；在另些時候，只有專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自由”沒有辦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進程中隨時給跟隨的革命者以物質的鼓勵（譬如均分財產、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國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來絕大多數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駕於“自由”之上，甚至為了“平等”，不惜犧牲“自由”的命運——當革命為了實現“平等”而不得不借助“專制”的力量時，革命往往毫不考慮“自由”的感受，義無反顧地選擇與“專制”結盟。

法國大革命的結局，顯然是對這種“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種嘲諷。革命者陷入到一種“民主的專制”的泥潭，“只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了貴族公務員；只有一個惟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家，保護個人”——國民作為一個整體擁有名義上的一切主權權利；而單一的國民卻仍然沒有擺脱被政府奴役的命運。最後，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崙的專制獨裁從天而降，心灰意懶、精疲力竭的法國人也就此滿足於在“一個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為什麼法國大革命沒有能夠把“自由”堅持到底？托克維爾的理解是：“人們平時所熱愛的自由，其實只出於對主子的痛恨”——當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舊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拋棄了。所以，托克維爾留下了這樣一句告誡：“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結語

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時，托克維爾曾憂心忡忡地對他的妻子説道：“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裏看到一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於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在該書的《前言》裏，托克維爾又説：“我敢説，在（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尋求“平等”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自由”，或許正是托克維爾從法國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

第五篇：《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後感

在矛盾與衝突中讀法國大革命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乍浦高級中學 盛嘉倩

讀罷《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有以下幾點感想：

第一，本書結構清晰，視角非常有特點，全書分為三大卷：宏觀卷、中觀卷、微觀卷，徐徐展開，從獨特的視角剖析法國大革命。此外，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先設問再解問的手法。書中在介紹法國大革命之前提出了一個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什麼大革命偏偏發生在苛政最輕的法國和經濟最繁榮的路易十六時代，而不是另一個更加民不聊生的國家或者經濟衰敗的時代？為什麼説法國大革命非大革命的創造，而是舊制度的體制？”然後通過後面的一章一章剖析出原因，讓人有撥雲見日、恍然大悟之感。

第二，本書巧妙地設計了幾個矛盾衝突點。和戲劇一樣，文學寫作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也是矛盾與衝突。法國大革命正是這樣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具體表現為新與舊的衝突：新制度與舊體制、新思想與舊文化、新理論與就學説。書中有一句話説道：“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而導致這種和善與強暴的強烈對比的原因何在，書中解釋道：由於法國大革命中控制輿論的知識分子充滿理想主義精神，卻嚴重脱離實際，當和善的理論在實際中效果不佳時，就產生了暴政，而他們領導下的法國民眾愚昧地言聽計從，連他們的暴政也擁護，就導致了和善的理論與強暴的行為的矛盾衝突。這點讓人印象深刻。1789年的法蘭西，一個新的社會的大廈是用舊制度的瓦礫建造起來的。

第三，關於法蘭西人民對自由的追求。自由兩字，説來簡單，看似就在每個人身邊，但真正能夠擁有的人可以説是幾乎沒有。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美不過自由，只有自由才是人類社會中種種弊端的天然剋星，只有自由才能讓社會不至於沿着斜坡一路墮落，只有自由才能讓人們擺脱對金錢的崇拜，擺脱毫無價值的瑣事，讓人們意識到祖國近在咫尺又高於一切，因為在體制下，能給你自由的就是祖國。關於自由，本書微觀卷第三章中做了詳細解説，為何要自由，何時要自由，都進行了論述。

第四，從高中歷史教學的角度出發，一般對法國大革命的印象就是：從1789年羣眾衝破巴士底獄開始，有過五次共和，我們一般以第一、二、三……共和國來區分記憶法國人的革命成果。分分合合、起起落落的次數之多之頻繁，在高中歷史教學中，包括學生的學習記憶中，難度比較大。而本書弱化了這些記憶性的東西，專注於研究法國大革命在體制上、精神上、文化上的有所貫穿性的元素，獨特的視角給高中教學開啟了新思路，也許我們應該嘗試弱化對革命史實的死記硬背，強化法國大革命留給後人的寶貴精神財富。

以上幾點是我讀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之後的感想。這確實是一本值得人一讀再讀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