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的歷史事件（精品多篇）

洋務運動的時間表 篇一

1861年，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任用中國工匠，仿製西式槍炮，是中國最早的近代軍事工業。從1862年起，用三年時間研製成功的中國第一艘輪船“黃鵠”號。

1861年，清政府設立“各國事務衙門”，這是清政府新設立的外交機構。

1862年，在北京設立專門培養翻譯人員的“京師同文館”，這是清代最早的“洋務學堂”（1902年併入京師同文館）。

1863年，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第二年又在廣州設立一個“廣方言館”。“廣方言館”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於培養通曉外語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內設翻譯館；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機器製造局。

1866年，在福州建立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軍火機器總局（後改名為北洋機器製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輪船招商局；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出洋，由容閎指導選派。

1875年，建議在各省設立洋學堂；創立科舉考試中“洋務進取”一項。

1878年，在蘭州建立蘭州織呢局，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家機器毛紡織廠。

1880年，在上海建立機器織布局，這是中國最早的機器棉紡織廠；同年，在天津設立京師同文館，購置軍艦；設立南北電報局。

1881年，設立開平礦務局。

1882年，建立旅順軍港。

1885年，清政府新設立了海軍衙門；在天津設陸軍武備學堂。

1890年，在漢陽建立湖北槍炮廠；在湖北、江西設立漢冶萍煤鐵廠礦

洋務運動的運動派別

洋務派

洋務運動中，洋務派中央代表人物為愛新覺羅·奕訢，地方代表人物

有李鴻章、張之洞、曾國藩、左宗棠等湘淮集團，此外還有崇厚、沈葆楨、劉坤一、唐廷樞、張謇等。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聲、光、電、化、輪船、火車、機器、槍炮、報刊、學校等，打出“自強”和“求富”的旗幟。認為要富強，使中國“有備無患”，必須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甚至社會政治學，因此提倡興“西學”、提倡“洋務”、辦軍工廠，生產新式武器、迠立新式軍隊，達到“自強”目的。為了解決軍用工業的原料、資金、運輸問題，進而大力興辦民用工、礦業和運輸業，達到求富，抵制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擴張的目的。

頑固派

頑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師、工部尚書、大學士倭仁和宋晉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內地的官員。以倭仁為代表的頑固派，高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主張“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抵禦外侮。洋務派反對守舊派，認為守舊派“陳甚高，持論甚正”，然而“以禮義為幹櫓，以忠信為甲胄，無益於自強實際。二三十年來，中外臣僚正由於未得制敵之要，徒以空言塞責，以致釀成庚申之變”。洋務派與頑固派互相攻擊，鬥爭十分激烈。衙門是推動洋務運動的中央機構。但洋務派勢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實權的總督和巡撫。慈禧明白，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要保持清朝的統治地位，必須依靠擁有實力並得到外國侵略者賞識的洋務派。所以她暫時採取了支持洋務派的策略。[4-5]

洋務運動的最終結局 篇二

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着清朝海軍實力的完全喪失，也標誌着35年的洋務運動宣告破產。

19世紀，世界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任何國際或國內鬥爭的失敗，都可能被視為落後，洋務運動也因甲午戰爭之敗被歸為此列，但它不過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段連續“失敗”中的一次。儘管“自強”進程頗多可指摘之處，但傳統中國的架構已被突破——洋務運動以引進技術為富國強兵手段；百日維新則以為立憲才能救國；“五四運動”時國人已認識到改革還需從思想着手。

洋務運動內容 篇三

咸豐十年十二月七年級日（1861年1月11日），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

1861年辛酉政變以後，與原有保守勢力有衝突的慈禧登上了統治的中心，為了能夠做穩統治地位，她對洋務派採取了扶植的，洋務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後，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洋務運動前期，洋務派以“自強”“求富”為旗號，採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軍事工業相繼問世。短短几年中，中國就已經具備了鑄鐵、鍊鋼以及機器生產各種軍工產品的能力，產品包括大炮、槍械、彈藥、水雷、和蒸氣輪船等新式武器，裝備了一些軍隊他們還開辦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廣州魚雷學堂、威海水師學堂、南洋水師學堂、旅順魚雷學堂、江南陸軍學堂、上海操炮學堂等一批軍事學校，為國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北洋海軍的建立，是洋務運動軍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儘管最後北洋海軍失敗了，但是它畢竟曾經是中國可以威懾海洋的先進軍事力量，在世界海軍史上都佔踞了一席之地，並且在培養北洋海軍的過程中，還帶動了一系列的近代事業發展。

隨着軍事工業的創辦，洋務派認識到，強大的國防基礎在於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要求能源、鋼鐵等工業與之配套。同時，為了維護民族利益，也必須發展民族經濟，與洋人“商戰”、“爭利”。於是，他們提出了求富的口號，民用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業也發展起來了。

洋務運動後期，洋務派為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打出“求富”的旗號，興辦了一批民用工業。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建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招商局開辦僅三年時間，就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萬兩銀子，還將業務發展到外國，打破了外國航運公司的壟斷局面。

以後，中國近代礦業、電報業、郵政、鐵路等行業相繼出現。輕工業也在洋務運動期間得到大力發展。1880年，左宗棠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中國近代紡織業、自來水廠、發電廠、機器繅絲、軋花、造紙、印刷、製藥、玻璃製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建立起來的。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中國的民用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奠定了中國近代化工業的基礎。

洋務運動時間表

1861年，曾國藩創辦的安慶軍械所，任用中國工匠，仿製西式槍炮，是中國最早的近代軍事工業。從1862年起，用三年時間研製成功的中國第一艘輪船“黃鵠”號。

1861年，清政府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是清政府新設立的外交機構。

1862年，在北京設立專門培養翻譯人員的“同文館”，這是清代最早的“洋務學堂”（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

1863年，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第二年又在廣州設立一個“廣方言館”。“廣方言館”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於培養通曉外語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內設翻譯館；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機器製造局。

1866年，在福州建立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軍火機器總局（後改名為北洋機器製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輪船招商局；中國第一批官派生出洋，由容閎指導選派。

1875年，建議在各省設立洋學堂；創立科舉考試中“洋務進取”一項。

1878年，在蘭州建立蘭州織呢局，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家機器毛紡織廠。

1880年，在上海建立機器織布局，這是中國最早的機器棉紡織廠；同年，在天津設立京師學堂，購置軍艦；設立南北電報局。

1881年，設立開平礦務局。

1882年，建立旅順軍港。

1885年，清政府新設立了海軍衙門；在天津設陸軍武備學堂。

1890年，在漢陽建立湖北槍炮廠；在湖北、江西設立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

洋務運動最終結局

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着清朝海軍實力的完全喪失，也標誌着35年的洋務運動宣告破產。

洋務運動影響

洋務運動給帶來了深遠影響。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震動。但是洋務運動的`許多成分，即使在整個20世紀也一直在中國延續，包括工業化、經濟發展、鐵路建設等。從孫中山到xxx，都是延續了洋務運動的道路。所以洋務運動實際上一直影響着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行為。

洋務運動歷史評價

性質

洋務運動是一場由失敗的封建大地主統治階級領導的自救運動。[4] [24] 美國漢學家芮瑪麗這樣評價這一階段的“自強”運動：“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於死裏求生，再延續了六十年。”

積極作用

洋務運動積極作用表現在：第一，引進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近代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第二，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第三，在客觀上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闢了道路。

侷限性

洋務運動的失敗原因：包括缺乏完整的計劃、主事者識見不足、守舊人士的反對、官僚政風的敗壞等。

洋務運動中，洋務派雖然自我標榜“自強新政”，但由於他們都是封建傳統思想的衞道者，根本無意於學習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只主張學習西方技術，極力反對對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進行任何形式的變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國的藩籬中自認為有所新創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終也沒能在外國侵略者面前表現出“自強”、“中興”。相反，在列強侵略勢力的進攻下，這些封建思想的衞道者們所舉行的“壯舉”迅速歸於失敗。

洋務運動的主要內容 篇四

第一、創辦近代軍事工業。

洋務運動前期（19世紀60、70年代）以“自強”為旗號，採用西方先進技術，創辦近代軍事工業，在介紹安慶內軍械所、江南製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時，要明確它們各自具有“開端”、“最大的近代軍事工業”和“當時遠東第一大造船廠” 的特點。近代軍事工業的產生，不但搬來了西方的槍炮、輪船、彈丸，而且使外國機器制器之器（機器）也由此運入中國，中國社會因之出現了若干大規模機器生產的場所。

這一類企業，經費由政府調撥，生產不計成本，內無利潤積累，外無市場聯繫，缺乏發展的動力。它採用封建衙門式的管理，因此，其生產不是價值規律制約下的商品生產。從生產關係來説，它是歷史上官辦封建工業的繼續。同時，技術上受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制約。

第二、創辦民用工業。

洋務派在後期（l9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打出“求富”旗號，興辦民用工業。這些企業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適應各軍工企業燃料、材料的需要，一方面是為了獲取利潤，即“求富”。同時，洋務派舉辦軍用工業以來，屢患經費不足，連年內外戰爭，又鬧得民窮財盡。他們也意識到“求強”沒有經濟實力是不行的。當時外商在華企業的高額利潤和買辦的暴富，又給他們以很大刺激，“分洋商之利”也是舉辦民用企業的動機。此外，自然經濟的逐步解體，也為其提供了一定的社會條件。因此，他們在“求強” 的同時，着手興辦以“求富” 為目的的民用工業。這些企業涉及採礦、冶煉、紡織等工礦業和航運等交通運輸業。

其中，李鴻章在上海開辦的輪船招商局是中國第一家輪船公司，是洋務派興辦的第一個民用工業。輪船招商局長期使用官款，發展迅速，所獲利潤大都落入李鴻章私囊。民間有“宰相合肥天下瘦” 的説法。

第三、籌劃海防。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灣，清朝朝野上下基本一致地認識到建立海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世紀70年代中期起，中國開始正規籌建海軍的活動。到80年代中期，近代海軍初步建成，它包括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北洋海軍。洋務派籌建海軍的目的和作用，與他們創辦軍事工業一樣，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擔負着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秩序，鎮壓國內一切反抗勢力的。使命，另一方面又負有抵抗外侮的責任。

第四、創辦新式學堂。

中國舊時代的教育場所主要是私塾和書院。直到洋務運動興起以前，在中國還沒有近代新式學校出現。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洋務派為適應中外交涉和開展洋務運動的需要，開始創辦新式學堂。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它以培養外語翻譯和外交人才為宗旨。此後，洋務派在各地相繼開辦了一些科技學堂和軍事學堂。這些近代學堂的出現，是文化教育領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它們培養了一批翻譯、軍事和科技人才，在溝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學習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開了窗口。

為了培養人才，洋務派還有計劃地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這些留學生不但學到了外國語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學、軍事技術以及某些社會科學知識，而且得以瞭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情況。他們中的不少人，在以後的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文化活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如嚴復、詹天佑等。

洋務運動的功績 篇五

洋務運動提倡的就是學習西方然後用作自己國家的發展之上，同時也是希望用新的力量改變國家的現有狀態，而在一定程度上洋務運動也確實起到了作用，因為這些西方的東西帶過來之後確實對當時的社會造成了衝擊，但是可惜的是這樣的改革不可能動搖封建制度的根本，這樣一來就算有所改變也是一種表面上的，而且也註定了一定會失敗。但不可以否認的是洋務運動的功績還是有的，那麼洋務運動的功績是什麼呢？

洋務運動的功績主要在於創建了一系列的新工業，這些工業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住了外國經濟在國內的擴張和發展，比如説在當時十分強盛的造船工業，因為這這一行業的技能提升，還促使了美國外輪的失利，不但導致賠了許多錢而且還讓一家商行因此而倒閉，封建的清朝居然在一定程度上挫敗了西方國家，這在當時可算是主要功績了。

除此之外洋務運動的功績還在於為國家培養了一些出眾的留學生人才，雖然説這次運動沒能改變國家的性質和命運，但是這批人才是十分稀有和重要的，他們在十幾年後回到祖國，正好趕在國家最危急的時刻，將自己的本領和技術發揮出來。

而且洋務運動的功績還體現在發展之上，這樣的運動雖然沒有使國家人民真正富裕起來，但是這些洋務運動的功績是值得人們記住的。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 篇六

洋務運動的最根本的指導思想是“自強”、“求富”。[6] 其分類思想就是“ 師夷制夷” 、“中體西用” 八個字。前四個字“師夷制夷” 表明洋務運動與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關係，即學習西方的長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後四個字“ 中體西用” ，表明洋務運動與本國封建主義傳統文化的關係，表明中學與西學各自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即以中學為主體，西學為輔用。“師夷制夷” 、“ 中體西用”，也是洋務運動中洋務派處理中西民族國家關係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則。在洋務運動時期，從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到薛福成的“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衞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為一種理論服務於“求強”、“求富”這一洋務運動主導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是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他於1861年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説： “ 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他以“ 本”“ 輔” 的主從關係來處理中學與西學的關係。從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人，是《萬國公報》的編者沈壽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時策》一文中説： “ 中西學問術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 中學” 、“西學” ，最初都是作為學問提出來的。“ 中西學問” 對於社會， 對於一個政權， 對於統治者來説， 本來都是“ 用” ， 沈壽康在此以“ 體” “ 用” 處分，並非是作為目的與手段之分， 而只表明主次。這種主次之分， 是“ 為華人計” 。是為了發展中華民族， 是為了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 維護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 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 保持中華民族的特色。不僅要保留使用中國的學問， 而且要將其放在主要的地位， 還要使西學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 為發展中華民族服務。因此， 由於“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這一口號， 非常簡切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一般思想傾向， 甚至可以説， 在當時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 以先進的西學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的情況下， 這個口號是一面愛國的旗幟。因此， 它在中國的大地上， 風行數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務派思想家， 不斷熱舉起這面旗幟， 並不斷地闡發這一口號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