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的主要事蹟介紹【精品多篇】

顧維鈞人物軼事 篇一

立志報國，求學海外

顧維鈞生在鴉片戰爭後，此時的中國正一步步陷入列強的侵略包圍之中，而上海又是一箇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顧維鈞從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狀況，也因此從小就有着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中國積弱狀況的理想。一次，少年顧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着黃包車，急着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伕。顧維鈞很憤怒，於是斥責這個英國人説：“Areyoua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並説“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1904年，16歲的顧維鈞剪辮易服，遠渡重洋，留學美國。他選擇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顧維鈞的老師約翰穆爾曾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他以一個外交官的標準來要求、培養顧維鈞。顧維鈞在學校成績非常優秀，曾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校刊《瞭望者》的主編，這對於一名留學生是非常難得的。在校的學習，為顧維鈞日後成為一名優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接到邀請，回國效力

顧維鈞在美留學期間，有一次，後來成為他岳父的唐紹儀作為清朝政府的特使訪問美國，在大使館裏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致辭。唐紹儀馬上就非常欣賞這個年輕的留學生，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材。於是，當袁世凱執政，他出任袁世凱的內閣時，他立刻想袁世凱舉薦了顧維鈞。那時，顧維鈞正在準備博士學位的答辯，他的論文還只寫了一個序章，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祕書的信件就寄到了紐約。

學業尚未完成，令顧維鈞感到為難，他準備拒絕來自北京的邀請。當他把這一情況告訴導師約翰穆爾，約翰穆爾卻不同意他的選擇。約翰穆爾對顧維鈞説：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為國報效，現在有這麼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於是他讓顧維鈞把《序章》拿給他看。看過之後，他告訴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寫得就很好，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在導師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於1912年啟程回國赴任。多年後，顧維鈞回憶起導師時説：約翰穆爾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

8年前，顧維鈞赴美留學時，還是一個年僅16歲的少年，而8年後他回到中國時，已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攜女殿堂

1912年，顧維鈞在哥倫比亞獲法學博士學位後歸國，顧維鈞回國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張衡山介紹，北上去見唐紹儀。唐紹儀時任外交總長，顧維鈞以留美博士的資格，在唐手下當了一個外交部三等祕書。他少年翩翩，公餘出入於達官貴人的娛樂場所北京飯店舞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邂逅了唐紹儀的女兒唐寶。唐寶沒有出過洋，對外洋嚮往已久，所以她平時非留學生不交。顧維鈞的美貌，更打動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後，二人形影不離。有了這層關係，顧維鈞開始步步高昇，簡直像乘直升飛機一樣。每提出一項要求，唐寶就死纏着唐紹儀，不怕她老子不答應。顧在北京兩年，官已至外交部情報司長了。遠在上海的張衡山高興得很，以為得此乘龍快婿，證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於是函電顧維鈞回上海舉行婚禮。顧置之不復，後來張衡山終於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臉都氣黃了，並寫了一封信給唐紹儀痛責顧維鈞，請唐將顧送回上海。唐紹儀閲信後，勃然大怒，當即把顧叫來訓斥了一頓，令他立即返滬。顧雖然不願離開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責備和親友的勸導，只得收拾行李，預備南下。事情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親面前道：“孩兒若不能和維鈞結合，一定削髮為尼！”一定要父親出面干預此事。其時，唐紹儀已晉升為國務，總覺得不該憑着自己的權勢，去強奪人家的女婿，沒有答應。唐小姐仍不罷休，為了示威與恐嚇，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雲庵，並叫人通知她父親説：已擇期落髮，唐紹儀仍未理睬。女公子見此計不成，再生一計，她又回到城裏，使人通知她父親，説再不答應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舊時北京娼妓集中區）去做生意，並且掛上現任國務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這一記悶棍，果然把唐紹儀打昏了。他立刻請回了自己的女兒，宣佈“無條件投降”。

以的權勢，干預這樣一件區區小事，何須費力？他打了一個電報，給淞滬護軍使（警備總司令）何豐林，叫他負責顧維鈞退婚一事。何豐林原是一個老粗，奉到國務的命令如何敢怠慢？於是親自帶了百名士兵，跑進張公館，找到張衡山，逼他立刻寫退婚書。衡山向來不畏強暴，憤然地對何豐林説：“顧維鈞不是東西，我當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帶了大兵包圍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豐林拍桌子大聲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麼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時，衡山的女兒，顧維鈞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來，跑出來對父親説：“爸爸退了婚，我們認錯了吧。”何豐林興高采烈地把退婚書拿走了。衡山長歎一聲：“我只會看相，不會看心。”不久便抑鬱而死。張潤娥萬念俱灰長齋唸佛，在陸家觀音堂落了發。張某落了發，唐某自然可以不當尼姑了。在何豐林把退婚書專人送到北京後，不到一個月，於1913年顧維鈞與唐寶便在北京飯店舉行規模宏大的婚禮。郎貌女勢羨煞了多少青年男女！從此，顧維鈞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穩了一層。不久便被派往倫敦，充任中國駐英公使去了。1933年，顧維鈞再度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在上海知悉張潤娥生活清苦，特地寫了一封懺悔信，附送一筆5萬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陸家觀音堂。張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還，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動凡心的地步。此是後話。

據説岳丈唐紹儀字少川，顧維鈞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國時期傳為佳話。顧維鈞和唐寶婚後感情篤深。1915年，顧維鈞出任美國公使，夫人唐寶一同前往，同年他們的長子顧德昌在美國降生。

投身外交，嶄露頭角

顧維鈞回國後，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祕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升為外交部參事。他的才華在工作中日漸顯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德法俄相繼投入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也使日本獲得了擴大在華勢力的天時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11月，日軍佔領青島，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對德戰事結束後，日本並沒有如先前所説的從中國撤軍，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顧維鈞也正是在這時，第一次正式接觸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對外交涉。

因為害怕其他國家干預，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有一個附加條件：不許把中日交涉的有關內容泄露出去。然而，顧維鈞感到此時的中國需要外來的支持。於是，他沒有徵求袁世凱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給了英美。於是，其它國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對日本構成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看到對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於中國，開始有意地讓顧維鈞繼續透露消息。這一做法最終證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於顧維鈞有着留學美國的背景，瞭解美國歷史、政治和文化，又在這次外交中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氣和才能，其後不久，袁世凱任命顧維鈞為駐美公使。

那一年，顧維鈞才27歲，那時的他還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這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內憂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顧維鈞抵達巴黎。這一年，他31歲。剛到巴黎，代表團就遭遇到了第一個打擊--和會席位問題。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一等的五個大國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國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只能有兩個席位，列強仍然把中國看得很低。雖只有兩個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徵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陸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達時排名卻被換成了：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在代表團中埋下了不和的種子。隨着和會的進行，代表團內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還沒來得及，日本先發制人，率先在五個大國的“十人會”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代表團接到通知時已是中午。這對於中國代表團又是一個晴天霹靂。

雄辯巴黎，聲名遠揚

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説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他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各國首腦紛紛向他表示祝賀，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説。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生。因分贓不均。意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法意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這一事件點燃了“五四運動”的火種。

妙語應答，立場堅定

顧維鈞巴黎聲明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國在巴黎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戰敗西德國將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中國代表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面對其他四周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説對嗎？”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顧維鈞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如耶路撒冷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樣！(ChinacannotmissshandongassameasthewestworldcannotmissJerusalem)”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克里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斷然拒籤，名留史冊

面對如此現實，代表團心灰意冷，名存實亡，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徵祥住進了醫院。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裏，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然而，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都沒有結果，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後不允，約外聲明又不允，只能無條件接受。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籤，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彙報給陸徵祥，陸徵祥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着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説：“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案子想象着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着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着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中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説“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佔的山東權益。在這次會議上負責山東問題並最終虎口奪食的，是33歲的顧維鈞。

堅守底線，捍衞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灣當局與美國經過一個月的談判後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台美之間圍繞《共同防禦條約》的交涉由此進入遞交各自立法機構批准的最後階段。此時人民解放軍對在台灣當局控制下的大陳諸島發起進攻，沿海島嶼遂成為台美批准條約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圍繞如何處置大陳及金門、馬祖等島嶼問題，台美之間展開了新一輪交涉。顧維鈞作為台灣當局的“駐美大使”以及談判《共同防禦條約》的兩個全權代表之一（另一名為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自始至終參與了台灣與美國間關於條約交涉的整個過程。在整個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為葉公超的副手出現的。但由於其資深的經歷、豐富的經驗和對美國的瞭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從與美方會談過程看，葉公超較為強硬，常正面表達台灣方面的立場，而顧維鈞則相對靈活，多對台灣的立場進行解釋説明。在會談陷入僵持時，總是由顧維鈞出面轉圜或另提辦法，如1月31日會談中對金門、馬祖在聲明中的具體表達方式。雖然由於長期職業外交官經歷形成的靈活應對尋求妥協的習慣，在台灣發表聲明的措詞這樣的問題上與蔣介石十分強硬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但在防範由沿海島嶼問題導致“兩個中國”這一點上，無論是顧維鈞還是葉公超，都與蔣介石一樣十分警覺，這就為台美之間最後達成關於沿海島嶼的協議設定了一個底線。

嚴氏理家，顧氏最愛

顧先生的最後一位夫人是嚴幼韻女士。嚴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閨秀，早年為復旦大學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際場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楊光泩是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法博士，留美時，也曾任《中國留學生月刊》的主編，只不過比顧維鈞先生晚10年。回國後曾擔任過清華大學的教授，不久進入外交界。那時的楊光泩與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接觸較多，彼此交誼頗深。因此，夫人嚴幼韻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認識顧維鈞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楊光泩出任駐菲律賓總領事。不久，日軍佔領了馬尼拉，楊光泩先生以身殉職。嚴幼韻女士與楊結婚後生有三個女孩。嚴幼韻女士小顧維鈞20歲。婚後，嚴夫人對顧先生關愛有加。在顧先生看來，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歡的是嚴幼韻女士。嚴幼韻與楊光泩的三個孩子後來自然也成了顧維鈞先生的三個繼女，他們早年喪父，顧維鈞視他們為己出，三個女兒對顧先生如同親生的父親一般。長女楊蕾孟，資深編輯，曾任美國著名的雙日出版社的總編，並親自編輯出版了不少有影響的書，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回憶記錄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楊雪蘭是有成就的企業家，現任美國通用公司的副總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資生產的別克轎車項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楊葸恩，在房產開發中成績卓越。

嚴幼韻是位善於理家、精於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顧、嚴作為繼父、繼母，對雙方各自子女來探拜，一律歡迎，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對故舊親朋的造訪，殷勤款待，禮數週致。婚後的嚴幼韻把主要精力傾注在照顧丈夫的生活瑣屑上。為他備大量的中英文報紙；同他聊天，讓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讓他恬靜怡然；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樂。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顧維鈞視它為“統戰”。他打牌從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輸。有人表示禮貌，讓他當贏家，他絕不接受，總把錢塞在輸家的手中。

嚴幼韻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習慣，考慮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時不吃東西，怕影響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時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還附上一張“不要忘記喝牛奶”的紙條放在牀邊，温馨地督促，呵護有加，百分百地充當了“好管家、好護士、好祕書”的角色。顧維鈞在九十六歲高齡時，還完成一萬一千頁的口述回憶錄，歷時十七年，是與嚴幼韻的精心照護息息相關的。晚年過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顏悦色，心滿意足”的生活。大兒子顧德昌感動地説：“如果不是她（指嚴幼韻），父親的壽命恐怕要縮短二十年。”顧維鈞晚年在談到長壽祕訣時，總結了三條：“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顧。”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顧維鈞退休後先打算做三件事：療養度假，以消除長期緊張工作帶來的疲勞；寫作和研究；開設事務所，提供法律諮詢，解決生計問題。

他尚未着手做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競選一個新的職位：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顧維鈞早年學習國際法，對此頗有興趣，精力和履歷都足以勝任。經過一番競選，獲得任命，於是走馬上任到了荷蘭，一干又是10年，1964年當選為副院長。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國家園。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別想吃家鄉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羅漢菜。只要有上海來客，他都要問去過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兒顧菊珍回國觀光，顧維鈞再三囑咐女兒一定要到家鄉看看，並將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義士侯峒曾、黃淳耀的墨跡帶回，獻給國家。

女兒回到美國後，把家鄉的所見所聞告訴了父親。顧維鈞激動不已，把畫冊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後來每逢思鄉心切，便要翻看畫冊。他還給家鄉寫了一封信，感謝家鄉對他的關心厚愛，盛讚故土發生的鉅變。

晚年的顧維鈞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沒有入美國籍，這是由於他一直心繫大陸。女兒顧菊珍對父親的這一份不絕如縷的故土深情看在眼裏。為了了卻父親的這份心願，顧菊珍每次回大陸時，都要代替父親回到嘉定故園去看看家鄉的親人，轉達父親對家鄉父老的深切問候，然後，再把家鄉而今的深刻變化一五一十地告訴父親，以寬緩父親對故鄉的思念。

顧維鈞的退休生活過得非常有規律。他上午9時許起牀，早餐時間約一小時，一面飲食，一面閲讀。每天看的英文報紙是《紐約時報》，中文報紙是台灣出版的《中央日報》和美國出版的《世界日報》。

每天下午，顧維鈞都要拄着枴杖，外出散步。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雖住在紐約這個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園大道離著名的中央公園只有一箭之遙，那裏森林繁茂，綠草如茵，是鬧中取靜放鬆身心的絕佳去處。只是六七十年代紐約的治安狀況太差，他在散步時曾被搶劫三次。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總要帶些錢，説是不能讓搶劫者空手而歸。不過，被搶劫幾次後，出於安全的考慮，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還喜歡游泳。90多歲時，他還能游泳，並站在跳板上跳水。

顧維鈞晚年最經常的消遣是打麻將。嚴幼韻操心最多的也是為他作好安排。顧維鈞打麻將，思路敏捷，出牌極快。有人問他牌運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輸。這不是我的技術不如人，實因這是一種‘統戰’，花樣繁多，有時我的精力不能顧到全局，因此牌運對我不甚客氣。”對於輸贏，他認為，“這原來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輸贏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畫畫。60年代末，顧維鈞專程赴香港拜師學習作國畫，並認真研讀畫譜。他的畫題材固定，大都是梅、蘭、竹、菊，頗得傳統文人畫的神韻，也是他處世立身之道的一種寫照。他也畫過工筆牡丹，那是贈送給夫人嚴幼韻的。

97歲那年，他興致勃勃地畫了一張嘉定縣城的地圖，圖中央是家鄉高聳的古塔，下面寫“孔廟”兩字，又畫東西大街，西端寫“西門”兩字，那就是他美麗的家鄉，一個典型的江南古鎮。他説着，畫着，思緒如潮，不能自已。當前嘉定博物館中，保存着顧維鈞於1984年親筆書贈的杜甫詩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他退休後，應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參加“中國口述歷史計劃”而完成的長達600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已成為歷史學家的案頭必備。

顧維鈞晚年的另一樂事，是看到兒女孫輩歡聚一堂。顧維鈞共有三子一女。

顧維鈞人物生平篇二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於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嘉定區）人。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時期外交界的領袖人物，中華民國高級外交官員。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

初入舊式私塾，後於1899年考入上海英華書院，1901年考入聖約翰書院。1904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國際法及外交，獲博士學位。

1912年回國後，任總統祕書、內閣祕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1915年起歷任北洋政府駐墨西哥、美國、古巴、英國公使。

1919和1921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在巴黎和會上，就山東的主權問題據理力爭，以出色的辯論才能闡述中國對山東有不容爭辯的主權，為維護中華民族的權益作出了貢獻。

1922～1926年先後任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等職，其間，於1924年5月曾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以中國代表身份參加了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調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後任駐法、英、美大使和駐國際聯盟代表等職。

1945年6月，出席舊金山會議，參加《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並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其後任國民黨政府駐聯合國代表。

1956～1967年，歷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台灣國民黨總統府資政等職。退休後定居美國，以十七年時間完成口述回憶錄，記述了五十多年從事外交工作的經歷。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國紐約逝世。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前往麥克遜大道坎培爾殯儀館弔唁；顧維鈞的遺體葬於紐約芬克里夫墓園(FerncliffCemetery)。

顧維鈞晚年口述了計13卷，600餘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該著作後成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外交的重要資料。

對顧維鈞的人物評價 篇三

20世紀30年代，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曾提到這個熠熠生輝的名字，認為“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温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

從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間，顧維鈞擔任過無數的外交職務，駐美大使、駐法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外交總長、海牙國際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長達十三卷，600萬字的鉅著《顧維鈞回憶錄》。

顧維鈞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傳記，便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堅毅果敢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國偉大的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之一，改變中國屈辱的對外關係、維護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尊嚴是他投身外交界時抱定的目標，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這位愛國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養和愛國熱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他的一生是中國人民服務的一人，他對工作的獻身精神贏得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華和為人。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顧維鈞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半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