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大躍進的讀後感

第一篇：《徐水大躍進》讀後感

《徐水大躍進》是我在《隨筆》上看過的，雖然我沒有出生在那個年代，但是我從文章中大約知道了這個事情。

出生在那個年代時很可悲的，因為一個偉人被勝利衝昏了頭，搞出了一個“大躍進”，後來又搞出了一個“文化大革命”。雖然我並沒有出生在那個火熱的年代，但是我從一些文章可以知道一些事實，這在教科書上是找不到的。在那個年代，人們因為長期生活在苦難之中，如何有了“天堂”，便全部湧過去。當時人民怕窮怕慣了，以聽到什麼縣“放衞星”了，便十分興奮，那個縣的縣長肯定也要“放衞星”了，然後就成了骨牌效應，每個縣長都這樣做了。徐水那邊就是這樣，那裏的老大喜歡聽好話，便以徐水人民的性命來換他的虛榮心，後來開始了什麼“吃飯不要錢”、“勞武大結合”等運動，花樣多着呢！後來糧倉空了，錢也快沒了，出了大問題。大家長竟然將患病人數謊報，後來徐水死的人越來越多了，損失也越來越多，“大躍進”變成了“大滑坡”。你看，一個鬧劇就這樣收場了。

還有一點我搞不懂：為什麼要親蘇？蘇聯不像五十年代歌頌的那樣，其實它要比名義上的“大壞蛋”美國壞很多，第一，它入侵波蘭，作為它的領土。第二，他們當時的當家人斯大林是大暴君，殺人如麻，美國當時卻沒有這種暴君。蘇聯在當時並不能算富，在斯大林瘋狂的屠殺下，糧食已經十分少了，甚至出現過人吃人的事情。這種事情在中國的文革中葉出現過，甚至有學生把老師打死，並吃掉了，但是這些學生當時不可能被拉出去殺了，因為這是“革命”。）美國呢，一點沒有佔你家土地，你幹嗎去罵它？這個問題我想來想去就是想不到答案。

而文革中更是可怕，將人的獸性全釋放出來了，尤其是紅衞兵。但你不能殺了那些人，因為這是領導們的錯。為什麼？如果沒有毛澤東等人發動“文化大革命”，歷史就會改寫，中國有可能變成強國了。

事實不能改變，但我們以後可以不犯這個錯誤。我們應該將這個歷史放入課本之中，而不是用遺忘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篇：大躍進

“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儘管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儘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由於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總路線提出後，黨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例如，提出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糧食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產80％，由3900億斤達到7000億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產50％，由7000億斤左右達到10500億斤。“大躍進”運動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鍊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在這樣的目標和口號下，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三年間，基建投資總額高達1006億元，比一五計劃時期基本建設總投資幾乎高出一倍。積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間平均每年積累率高達39．1％。由於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瞎指揮盛行，浮誇風氾濫，廣大羣眾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壓低1959年的工農業生產指標。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所謂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及隨後全黨展開“反右傾”鬥爭，使糾正錯誤的努力中斷，而黨內“左”傾錯誤更加發展。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大躍進，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幹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又再度全面地氾濫起來。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

第三篇：大躍進

20世紀50年代末,在我們這片古老的中華大地上曾經掀起一場驚心動魄的狂飈----“大躍進”運動。從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發動到1960年底開始進行國民經濟調整為止,“大躍進”前後跨了三個年頭。如今40年過去了,人們對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我們的黨早已領導全國人民糾正了“大躍進”的“左”傾錯誤,走上了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然而,在世紀之交,繼續深入探討這場運動的歷史成因和經驗教訓,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大躍進”運動的歷史成因

“大躍進”運動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中國,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當時,無論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還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基本上都完成了戰後艱難的經濟恢復階段,轉入了經濟發展時期。與此同時,兩大對立陣營的緊張對峙局面相對緩和。因此,毛澤東當時認為:“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ｐ723)應該説,世界局勢的相對緩和為各國集中精力搞好本國的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也給社會主義各國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然而,1956年對於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説,是一個多事之秋。該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失誤和對他的個人祟拜產生的嚴重後果,並進而全盤否定斯大林。這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混亂,國際上出現了一股股反共逆流。雖然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但是又認為,揭開斯大林的蓋子,對於“破除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迷信,解放被教條主義繩索束縛的思想,努力尋求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有重要的意義。”(ｐ329-330)同年6月和10月,東歐相繼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得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深刻認識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加速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等的必要性。從50年代中後期開始,蘇聯和東歐國家掀起了一輪改革浪潮。這場改革克服過去重視重工業的片面性,開始加強輕工業和農業;注重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並對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當時“左”的思想仍然禁錮着人們的頭腦,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尚未打破。相反,在經濟領域內也出現了一些極端的口號,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在一二十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

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也是凱歌高奏。1956年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在我國已經確立。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已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就是鑑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ｐ267)然而當時我們黨對此認識並不深刻,甚至“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毛澤東對1956年中共八大前後提出並反覆強調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一直持保留態度。從1957年起他在黨內多次會議上對反冒進進行批評,並逐步提出了在儘量短的時間內“超英趕美”的“躍進”式發展目標。促使這一目標提出的,則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蘇聯提出在15年內在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也提出中國在15年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產品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後來這一口號不斷修改,並把趕超時間提前。1958年5月明確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ｐ696)。同年8月和9月毛澤東又提出:“兩三年超過英國”和“五至七年接近和超過美國”(ｐ25),更為脱離中國國情的主觀目標。 [6][5][4][3][2][1]

因此,可以説,中國的“大躍進”運動是當時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交互作用的產物。如果沒有50年代中後期國際局勢的相對緩和,也就不會有中國及其周邊局勢的穩定,不會有一個適合經濟發展的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如果沒有從50年代開始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試圖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也就不會使中國共產黨在借鑑蘇聯和東歐經驗的同時,更加註重總結本國的成敗得失,從而 “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適合中國國情的高速發展經濟的新路。”三年 “大躍進”運動就是為了探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之路。如果沒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根深蒂固的“左”傾思潮,尤其是受當時蘇聯“超美”目標和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思想的影響,也就不會使中國黨內“左”傾思想加速發展。從1957年上半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和下半年公開批判反冒進,到1958年大辦鋼鐵,搞人民公社化,不久蔓延到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和社會各個部門的全行業“大躍進”,都是這一方面的體現。

“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ｐ141)因此,“大躍進”的發動固然有國際背景作為外在因素的推動,但是,只有國內因素才是推動“大躍進”發生的根本原因。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文化十分落後,人民生活極端貧困。落後就要捱打。中國自近代以來長期遭受資本主義列強侵略與蹂躪的歷史便是雄辯有力的證明。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解放了的億萬中國人民意氣風發,革命和建設的熱情高漲。這就導致了人們在主觀迫切需要擺脱長期落後和貧困的狀態,強烈希望發展經濟,改善物質生活,使國家迅速富強起來。長期落後的陰影使毛澤東等黨的領袖們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壓抑感和趕超西方先進國家的緊迫感。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加上又受蘇聯“趕超美國”口號的影響,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躍進”式發展戰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正是為了實施這一戰略,也是廣大人民羣眾“使偉大祖國繁榮富強的強烈意願在經濟建設上的反映。”(ｐ115)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民羣眾的社會心理,使他們熱火朝天地投身到“大躍進”洪流中去。

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這也導致了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人在巨大勝利面前逐漸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大家都堅信,在取得接二連三偉大勝利的中國人民面前,幾乎沒有什麼目標是達不到的。“我們既然已經建立起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人民羣眾既然已經在社會關係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麼,動員和依靠人民羣眾來進行經濟建設,就能夠取得我們所希望的、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高速度。”(ｐ355)然而,黨對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複雜性、曲折性和艱鉅性認識嚴重不足。“把建設社會主義,把根本改變中國的貧困面貌看得太簡單,太容易了。這不僅表現在‘苦戰三年’的口號之中,而且也表現在一系列美好的憧憬和宏大的規劃中間。”(ｐ720)在實踐過程中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而“對於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必要性認識不足。”(ｐ356)從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公開批判反冒進,[2][5][2][9][8][7]

不斷修改業已制定的各項經濟計劃指標,要求各行各業來一個大的“躍進”,到1958年“大躍進”正式發動以後出現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荒唐口號等等,都是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忽視客觀規律的具體表現。

新中國從1949年成立到1956年才有7年時間,而這7年大部分時間用在了改造生產關係、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上,真正用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和精力並不多。因而在1957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開始以後,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一窮二白”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經驗尤為缺乏。在實踐中,容易把過去的革命經驗教條化,從而犯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大躍進”中套用幹革命靠組織羣眾運動、開展政治鬥爭的辦法進行經濟建設就是證明。毫無疑問,動員廣大羣眾積極投身經濟建設,集中力量辦大事,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之所在。“但是,當我們把經濟建設事業歸結為羣眾運動,把羣眾路線等同於羣眾運動,並把它強調到不適當地步的時候,嚴重的問題就發生了。”[10]1958年8月以後黨中央發動了全民大鍊鋼鐵運動,就是把戰爭年代搞羣眾運動的經驗全盤移植到經濟建設中去,企圖用這種辦法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結果得不償失。對此,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有較為深刻的論述:“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我們曾經急於求成,盲目求純,以為單憑主觀願望,依靠羣眾運動,就可以使生產力急劇提高,以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11](ｐ9)

建國以後由於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和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影響,我國建立了以高度集中為特徵的政治經濟體制。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比較嚴重。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極不健全,法制建設嚴重滯後,民主生活也不很正常。這些客觀因素使黨內最高決策缺乏科學化和民主化,“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12] (ｐ330)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的關係實際上成了一種領導與被領導、指示與被指示的關係。這種領導體制本身缺乏一種有效的監督與制約機制。一旦黨的領導人在最高決策方面發生失誤甚至是嚴重失誤的時候,領導體制本身對此無力去進行糾正。這些都為“大躍進”運動的輕率發動和延續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在1958年1月南寧會議和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對主張反冒進的幾位副主席的批評,措辭相當嚴厲,無限上綱上線,如説“反冒進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等等。1958年的鋼產量,2月定為620萬噸,5月改為800-850萬噸,6月宣佈為1070萬噸(ｐ76)。這樣的計劃指標不經過科學論證和民主協商,隨意更改,發生錯誤當不可免。而這些都是由於當時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的。因此,鄧小平説:“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12][6](ｐ308-309)

從以上幾個方面看出,“大躍進”運動是由國內各種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交互作用後而造成的。正是由於長期貧窮落後導致急於改變這一面貌,進而提出 “超英趕美”戰略;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一五”計劃成功實現導致急於求成,進而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建國七年級直致力於改造生產關係而忽視經濟建設,導致在1957年以後缺乏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因而把戰爭年代大搞羣眾運動的經驗教條化;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導致最高決策缺乏民主化和科學化,如此等等,多種客觀與主觀因素交互作用,使得當時在經濟領域內業已存在的“左”傾思想逐漸理論化、系統化,進而形成了一整套的“左”傾躍進理論。例如:以鋼鐵等重工業為中心,以“超英趕美”為目標、以各種“大辦”為經濟建設方法、以兩本帳制度為計劃方法、以“一大二公”為特徵的人民公社等等。實踐證明,這種理論指導下的“大躍進”,嚴重忽視了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協調發展,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和積累與消費關係的處理嚴重不當;趕超目標沒有標準且不斷提前,以致使“指標越提越高,頭腦越弄越熱”(ｐ807);各種“大辦”遍地開花,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兩本帳制度“為高指標、層層加碼、朝令夕改開了綠燈”(ｐ1272),這些都是最終導致一場延續3年之久的“大躍進”錯誤,並難以糾正之癥結所在。

二、“大躍進”運動的經驗教訓 [5][5]

“大躍進”運動在經過1958年的發動與開始躍進、1959年的“反右傾”繼續躍進和1960年的持續躍進三個階段之後,逐漸沉寂下來。它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不可否認,三年“大躍進”期間,也取得了一些成績,如“建立了一批工業基地、工業部門,從反面為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經驗等。”(ｐ119)但是,它給我們國家造成的損失是十分嚴重的。

首先,由於片面重視重工業,尤其是“以鋼為綱,元帥升帳”,輕工業和農業嚴重滯後,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1960年農產品產量大幅度下降,糧食只有2870億斤,比1957年的3900億斤下降26.4%;棉花2126萬擔,比1959年下降37.8%,都跌倒1951年的水平[13][9](ｐ269)。農業三年大倒退,而重工業卻畸形發展、

[13]“一枝獨秀”。1960年重工業產值1100億元,比1959年增長25.9%,比1957年增長2.3倍(ｐ270)。

其次,“大躍進”期間,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戰線拉得太長;積累和消費的關係處理不當,積累率過高,導致經濟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並未因為經濟發展而提高反而下降。1960年基本建設投資為389億元,比1959年增加39億元,1958年至1960年三年總投資額為996億元,比“一五”計劃的五年總和還多81%。(ｐ271)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積累率分別達到33. 9%、43.9%和39.6%,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較高的平均積累率24.2%(ｐ368)。

再次,三年“大躍進”導致了大量農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由於農業虛報高產,搞高徵購,導致農村糧食短缺,食品供應緊張。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鄉人民的平均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23.4%。許多地區因營養不良發生浮腫病,農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增加。據推算,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數在4000萬人左右[13][2][13](ｐ272-273)。

三年“大躍進”給我們的國家和廣大人民帶來了切膚之痛。根據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三年“大躍進”的經濟損失估算為1200億元[14](ｐ269),這個數字相當於我國1959年或1960年的國民收入,等於當時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一年的辛勤勞動成果付之東流。因此,我們不得不説,三年“大躍進”實為得不償失。“大躍進”運動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我們今天認真總結。

首先,發展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要有計劃、按比例,做到綜合平衡。這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發展經濟必須遵循的基本客觀規律。“大躍進”運動片面強調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如1958年的大鍊鋼鐵運動,導致了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經濟建設中,“做好計劃工作,必須注意綜合平衡,恰當地安排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和運輸業之間的比例關係,以及這些部門內部的比例關係。”[15](ｐ363)相反地,“如果片面地‘突擊’某一個部門,從而使各部門之間必要的比例關係遭到破壞,不但這個部門將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並且可能損害其他部門,因而是錯誤的。”[15](ｐ363)

其次,要力戒驕傲急躁情緒,虛心學習和研究國內外經濟建設中一切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絕不能自以為是,想入非非,更不能把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當作教條照搬套用到經濟建設中去。實踐證明,“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事業都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也需要其它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支援。”[15](ｐ366)

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過去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6](ｐ2-3)

再次,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從自身的客觀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尊重客觀規律,堅持調查研究和一切經過試點的原則,把路線、方針、政策都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我們要科學地分析國情,認清自己所處的發展階段。“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ｐ478)“大躍進”運動中,片面求快,盲目求純,任意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12][1](ｐ346)這些都是主觀唯意志論的表現。這就從反面要求我

[12]們,“在每一個時期,處理各種方針政策問題時,都堅持從實際出發。”(ｐ127)

最後,必須大力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必須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在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

[1][15](ｐ364)的有機統一。“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ｐ816)而在1957年以後,隨着

黨內個人專斷作風的滋長和個人崇拜現象的逐漸形成,黨內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起來,民主和法制建設嚴重滯後。這些都是後來“大躍進”輕率發動和難以控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須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健全黨規黨紀;除了制定《憲法》外,還要制定各項專門法規,做到有法可依;實行依法治國而不能以人治國。

歷史證明,“大躍進”運動是我們黨在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挫折,也是一場全局性的戰略失誤。對此,萬里在1984年8月的一次講話中説得很明確:“‘多快好省’本來是毛主席提的,這是很好的提法,但犯了戰略錯誤,結果卻是少慢差費。‘大躍進’不就是少慢差費?‘大躍進’是很大的戰略錯誤。”[17]它是一場欲速反而慢的不成功的實踐。

實踐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頑強的戰鬥力和強大的凝聚力。其原因就在於我們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能夠及時發現並糾正缺點錯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科學地分析了我國的國情,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實現了認識上的第二次飛躍。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黨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世紀之交,12億中國人民正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第四篇：大躍進口號

1、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2、土地潛力無窮盡，畝產多少在人為。

3、三年超英，五年趕美。

4、人可以讓地球服、海洋降，強迫宇宙吐寶藏。

5、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6、一天等於20年，共產主義在眼前。

7、你是英雄咱好漢，高爐旁邊比比看，你能煉一噸，咱煉一噸半;

8、天上繁星點點，地上紅光閃閃，王母驚呼玉帝打顫，感歎天上不如人間。(指大鍊鋼鐵熱火朝天)

9、與火箭爭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羣眾想移山，山走;羣眾想移地，地動;只要革了思想命，無雨大增產，大旱大豐收;

鋼鍬駕火箭，駕起青龍上雲端，三山五嶽聽我令，玉皇下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黨的恩情萬古傳。

12、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13、稻堆堆得圓又圓，社員堆稻上了天。撕片白雲擦擦汗，湊上太吸袋煙.

14、月宮裝上電話機，嫦娥悄聲問織女:"聽説人間大躍進，你可有心下凡去?"織女含笑把話提:"我和牛郎早商議，我進紗廠，他去學開拖拉機."

15、一鏟能鏟千層嶺，一擔能挑兩座山，一炮能翻萬丈崖，一鑽能通九道灣.兩隻巨手提江河，霎時掛在高山尖.

16、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

17、河水急，江水温，還得我們説了算，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來不敢低，叫它發電就發電.

18、你是英雄好漢，高爐旁邊比比看.你能煉一噸，咱煉一噸半，你坐噴氣式，咱能乘火箭，你的箭頭戳破天，咱的能繞地球轉!

19、躍進歌聲飛滿天，歌成海洋詩成山.太白斗酒詩百篇，農民只需半杆煙.

20、社東有條清水河，河岸是個小山坡;社員坡上挖紅薯，鬧鬧嚷嚷笑呵呵.忽聽河裏一聲響，河水濺起一丈多，嚇得我忙大專喊:"誰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聽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個紅薯滾下坡!"

21、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

22、奇唱歌來怪唱歌，養個肥豬千斤還有多，腦殼谷籮大，宰了一個當三個，三尺鍋子煮不下，六尺鍋子煮半個。

奇唱歌來怪唱歌，單季稻畝產三千多，穀子黃豆大，挑了一籮又一籮，挑到日頭落了水，還要用架板車拖。

奇唱歌來怪唱歌，紅薯畝產三萬多，南瓜大一個，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媽莫奈何!

23、肥豬賽大象，只是鼻子短，全村宰一頭，足夠吃半年

24、一個蘿蔔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

25、花生殼，圓又長，兩頭相隔十幾丈，五百個人抬起來，我們坐上游東海。

26、牛羊兒似珍珠，

顆顆閃光耀;

蒙古包似花蕾，

朵朵欲放苞。

台上烽煙不再起，

眼望彩虹心含笑。

27、下面一首是農民改造荒地為果園後的詩：

河有多長，果林就有多長，

站在河岸就像儀仗隊，

迎接汽輪往高山上開，

投給客船以果實

28、下面一首是寫邊疆工業化的詩：

我望着，我遠遠地望見，

又一座黑塔與它並排高站，

近看才知是火電廠的煙囱，

不息地吐着墨一樣的濃煙，

暗夜在地上繪出繁星般的燈火，

白晝在天上繪出黑色的牡丹。

29、下面一首是歌頌修十三陵水庫的建築工人的詩：

你這是幹什麼

一鏟又一鏟?

二十五萬畝水澆地，

要在我掌心裏湧現!”

30、管叫高山低頭，河水讓路!

第五篇：大躍進演講稿

“超英趕美”

1957年11月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0週年之際，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云集莫斯科，於14-16日舉行了12個社會主義國家黨代會，16日-19日舉行了64個國家黨的代表會議。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毛澤東率團前往。在40週年慶祝大會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報告中提出了通過和平競賽，在“今後15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的目標。

蘇聯的行動口號使得毛澤東深受啟發，提出了中國15年內趕上和超過英國的行動口號——11月18日，他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説，“同志們，我講講我們國家的事情吧。我國今年有了520萬噸鋼，再過5年，可以有1000萬到1500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3500萬到4000萬噸鋼。當然，也許我在這裏説了大話，將來國際會議再開會的時候，你們可能批評我是主觀主義。但是我是有相當根據的。我們有很多蘇聯專家幫助我們。中國人是想努力的。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説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説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2]”

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首次公開宣佈於1957年底。12月2日，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舉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在祝詞中宣佈“15年後，蘇聯隊工農業在

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那樣，社會主義世界就將把帝國主義國家遠遠拋在後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肯定了當時全國出現的“大躍進”形勢，認為中國正經歷着“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調整了“二五”計劃指標，鋼產量由1200萬噸提高到3000萬噸，糧食從5000億斤上升到7000億斤。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美國（所謂“超英趕美”）。從此，“大躍進”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農業要“以糧為綱”，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達到12年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工業則“以鋼為綱”，將趕超英國的目標縮短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這些指標又誇大了2倍。隨後各行各業都出現“浮誇風”。“大躍進萬歲”被人民網評為中共黨史上的80句口號。

1958年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放開肚皮吃飽飯”，在1959年下半年才在全國範圍出現饑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仍然持續着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經濟出現困難，農村出現餓死人情形。

絕大多數饑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食物產量下降，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結合着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信息匱乏

或者乾脆是有意的誤導信息。在中國這場1959年－1961年的大饑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各級幹部出現嚴重的官僚主義，農村的基層幹部因搶着虛報他們公社收穫產量，而導致上級據此徵收的公糧數量增加。這樣留給當地農民口糧和種子糧減少了。政府規定的歉收返銷糧和救濟糧也因為官僚主義作風導致農村的口糧減少。

對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在三年困難時期仍然大量進行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

例如，據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周恩來在1965年5月10日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

又如，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外交部解密檔案裏，1960年除了對幾內亞的援助外，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

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1962年，給柬埔寨援建川龍造紙廠，周恩來專門問起造紙廠的廢水處理並要求改進，增加污水處理設備。

1962年，困難時期結束之後，援助更加有增無減，例如張鬱慧在其論文《中國對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曾經增加援助數額，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

5億元。而1973年，更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總援助支出達到55.8391億元人民幣。曾經任中聯部部長的朱良在《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樣也描述了對外援助金額“最高時佔國家財政支出的6%～7%”。

除了對外援助，困難時期的糧食出口情況也逐漸被披露。例如據人民日報後來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躍進號萬噸輪從青島啟航前往日本途中觸礁沉沒，船上裝載着玉米近萬噸，以及礦產品和其他雜貨等。而青島港離東營，濱州等山東糧荒重災區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無證據證明出口和援助是經濟困難的直接原因，但也間接反映了經濟困難時期政府對於救濟難民的態度和政策。也許是為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但為此付出大批無辜人民的生命。似乎不是最好的選擇，大饑荒所反映的各種弊端在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都應引起人們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