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土地革命心得體會多篇

掀起土地革命心得體會篇1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按照公安局、處關於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系列部署要求，2021年3月18日上午，沙坪壩所組織全體民警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部署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通過學習，我對黨史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開展黨史教育不僅是一次砥礪初心使命的歷史教育，是一次堅定理想信念的政治教育，也是一次把握職責任務的時勢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闢未來的一百年。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不忘初心使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的必然要求，是堅定信仰信念、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生機活力的必然要求。

我認為開展好黨史教育應做到以下幾點，一是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歷史的選擇、歷史的必然。作為黨員幹部，必須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方面走在前面、做好表率，自覺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對標對錶，提高政治站位，把準政治方向，堅定政治立場，明確政治態度，嚴守政治紀律，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堅持和加強黨對公安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二是要堅定理想信念。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學習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持之以恆地推動學習往深裏走、往心裏走、往實裏走，堅持不懈地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築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

三是要樹牢宗旨意識。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切實為羣眾辦實事解難題，把學習黨史同總結經驗、關照現實、推動工作結合起來，防止學習和工作兩張皮。不論在什麼年代、什麼時期，共產黨人始終秉持心中有人民。羣眾利益無小事，學習共產黨人的真心為民，就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永遠保持黨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

四是要積極履職盡責。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擔當意識就深深烙在每一位黨員心中，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內外環境如何變化，共產黨人的擔當意識始終未變。學習黨史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切實增強鬥爭意識，時刻保持鬥爭精神，困難面前不低頭、挑戰面前不退縮、失敗面前不屈服，不斷積累鬥爭經驗，增強鬥爭本領。

黨史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領導中國人民為了實現中國夢的探索史、奮鬥史、創業史和發展史，其中藴含着治國理政的政治靈魂和精神瑰寶，是先行者們從實踐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立國、興國智慧。作為一名黨員幹部，我們要珍惜這份遺產，認真學習和傳承黨史、國史，使之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如此，才能進一步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鑑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掀起土地革命心得體會篇2

關於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改革，經由新近全國人大對33個市縣授權的“綠燈法案”，有可能加快。但要看到，這項改革並不容易。早在xx年中共xx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要建立“統一的城鄉建設用地市場”。這樣一個比較重要的改革目標，到現在轉化成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這樣一個範圍較窄、較具體的改革，可以説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整體上趨於慎重。依筆者之見，全國人大的改革授權固然體現了“依法改革”的新思維，很值得肯定，但從土地制度改革的內在要求看，現在的改革部署僅僅是開始，今後改革演進必然產生新的授權要求。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有這樣幾個難題：

第一，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分佈過於零散，且往往與村莊民宅混雜在一起，不利於集中規劃利用。滿足城市生活的小型企業適合在城市及其周邊佈局，而農產品加工企業需要一定規模，三畝五畝的土地不好利用。製造業的配套企業也需要有一定的集中度，不好分散在村莊。如果零星的經營性建設用地做商業住宅開發，就意味着商品房與農民的房屋混合在一起，這就給基礎設施建設帶來難題。如果兩類住宅的景觀反差過大，也會使商品住宅價值受損，這又給招商帶來難題。

第二，農村的經營性建設用地與非經營性建設用地的邊界並不好確定。筆者瞭解到，某地村莊的農民“自願”把自己的宅基地退回給集體，集體便把這些宅基地看做經營性建設用地。這種做法從法理上看，很難認為它不合理。但如果多數村莊這樣做，區別經營性建設用地與非經營性建設用地就失去了意義。

第三，大量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已經被佔用，利用效率不高，但又難以收回。有的地方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如給予合同提前終止的利益補償等，讓佔地主人走人。但因為補償不到位，效果不好，引起了一些衝突。有的村莊收回了土地，但也沒有解決再利用的問題，使得多方面的利益都受到傷害。

儘管有上述這樣一些問題，改革還是要推動。這裏套用一句老話：“細節決定成敗。”在改革中可以考慮下述幾個方面措施：

一是要利用好國土部關於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的政策空間，將零星的經營性建設用地做一個空間集中。筆者以為，國土部可以適當增大“增減掛鈎”的指標，甚至可以考慮在33個縣市取消“增減掛鈎”的指標限制。

二是可以考慮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使村莊整體建設與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後的建設得到統籌考慮。在建設環節，將村莊的所有建設用地一併規劃，一併建設，但在“入市”環節，按照一定的比例，僅僅將一部分資產安排公開銷售。這樣可以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也使農民的生活品質得以提高。當然，這樣做也要與“增減掛鈎”資產結合起來，不能在每一個村莊全面推進更新改造。

三是藉助此項改革也要創新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層次，但還有一個跟隨而至的改革層次。大部分情形下，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後會形成一個新的“集體資產”形態，而且這部分資產會通過建立股份制的辦法明確利益關係。如果做了此種改革安排，農民的這部分股份也存在能不能“市場化”的問題，即允許農民公開出售這部分股份?筆者以為，這個層次的改革遲早需要提上議事日程。

掀起土地革命心得體會篇3

一如以往的香港電影警匪題材，整片都在警察、卧底與悍匪之間的故事中行進，但説實話，個人感覺在觀看過程中的投入感（參與感）並不很高，這其中劉天王的各種高難度表演（誠如高空墜落，鬧市窄路全程掛倒檔快速駕車，各種槍彈打不死等等）功不可沒，看到那一幕幕，不知為何，突然就有種想看看那部鼎鼎大名的《富春山居圖》的衝動……開場那一幕用吊車將行駛中的解款車吊起進行搶劫的構思着實新奇，只可惜本應很震撼的吊臂鈎穿透解款車擋風玻璃一幕，（不知是觀看影院設備問題還是3d眼鏡問題又或是真的就是電影本身的問題）眼前就模糊的閃過一下吊臂的形狀再有一些類似紙片（實際應該是玻璃碎片）的東西飛過就結束了，並沒有體驗到“為之一振”便切換到了下一幕了……而悍匪各種重型武器各種囂張挑釁各種從容淡定與警察各種傷亡慘重各種無能為力，真的是有點過了，反差大得讓人感覺難以融入電影一直在渲染的氛圍……

不管自己有多難以融入，整片看來，內容是非常豐富的，甚至覺得會有點多。但宣傳海報上那句“將香港變成戰場”在電影中是兑現了，眼看着小夥伴們一個個被悍匪的強烈活力打趴下起不來，劉天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這的就有這麼多次）被車撞到倒地，被炸彈炸飛落地，被子彈打中躺地，過不超過1秒鐘，便又神蹟般的站起來，事後甚至連醫院都不用上，原地滿血復活，還真讓人感概“帥哥就是厲害，英雄就是不死！”我也不止一次的將這部電影跟《寒戰》對比，為什麼兩部類似題材的香港電影會給我如此大反差的觀感呢？後來思考的結論是，兩部電影的落腳點不同：《寒戰》更注重思考，讓觀眾代入到電影中思考，而《風暴》則注重展現，以劉天王為核心的展現，觀眾只管看就好！

雖然説了那麼多對此電影不大友好的話，但電影中還是有好些場景和對白會發人深省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很愛你但我已經不喜歡你”以及“打風就不用打劫啊？！”前者是電影中阿冰對着自己深愛着的卻又死性不改的男友陶成邦説的，儘管自己很愛男友，愛到骨子裏頭靈魂深處，但男友一次一次違背承諾，破滅自己對彼此未來的美好憧憬，迫於現實也好，無可奈何也罷，最後也只能作出分手的抉擇……裏頭所包含的種種複雜與矛盾的情感，一句“愛但不喜歡”真的是精闢到位，簡單傳神呀！後者是出自電影中悍匪頭目啪哥面對手下因打颱風而產生取消打劫的念頭時所説，記得這句，除了是在當時那個場景中所造成的喜感十足外，更多的是佩服編劇刻畫一個“專業”劫匪的功力，不用多，一句對白就可以了，贊！電影中還有很多場景拍攝，諸如香港鬧市從早到晚車水馬龍場景的延時拍攝，風暴來臨前天地為之變色的場景等等，都為整部電影增色不少，也讓電影的精緻度提升很多！

對於這部電影，還有很多想説，只是諸多想法卻一時難以轉換成文字表達，看來沒寫東西的時間太久了……就此打住，待日後興之又至，繼續細説！

?風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納蘭驚夢/文

以往好萊塢大片中，美國佬是最熱衷於把自己的國家用各種方式一次次“毀滅”，並在這樣的“毀滅”中折射在生與死麪前的人性；這次天王劉德華主演的《風暴》，也是以“把香港變成戰場”的氣勢，刺探着在大是大非面前情理法的錯綜複雜。

警匪片從來就是港片的融進血液中的驕傲，雖然曾經一度低迷，但從《無間道》之後，港式警匪片一步步重新找回了昔日的榮光。更為重要的是，如今的港式警匪片不僅在視覺上和風格上保留了過去老港片的熱血沸騰和快意恩仇，更在表象之下深挖一層，觸及人性本質善惡的探討。《風暴》同樣是拍出了可能是香港電影史上最大場面的警匪動作戲了。幾大悍匪不僅把香港警察搞得很沒面子，更把香港中環一條街掀得天翻地覆，動作片直接升級災難片，錢嘉樂領銜的錢家班的出彩動作設計加上演員們的搏命演出，再次讓人感受到了小時候天天嚷着要去影碟店租港片看的感覺，夠膽、夠味、夠勁！

當然，《風暴》的層次如果僅僅是到“打的很爽”，那也只不過是對舊日美夢的臨摹而已。電影的昇華，不僅僅只是對於技術手段的升級改造。回想以往的港片中，要麼是反派十惡不赦無可救藥，要麼是正派正氣凌然刀槍不入，即使有點小毛病小缺點，但是路線方針總是不會偏斜的。而在《風暴》之中，我們卻是看到了人物性格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搖擺與掙扎。在片頭開始的時候，劉德華飾演的警隊精英呂明哲儼然一個“鐵面無私”的執法者，尤其面對林家棟“人都是一半好一半壞”的辯解，更毅然堅稱：“好壞沒有一半一半的，規矩就是規矩”，可見其對善惡間的劃分相當明確；但轉眼之間，卻又見他歇斯底里地用槍指着身受重傷的曹楠（胡軍），甚至説出一句與其警察身份“矛盾”的話：“他要玩，我們就陪他玩！”身為執法者的呂明哲屢屢面對法不能制惡，甚至法頻遭惡衝擊撕裂之下，終於爆發了人性之惡，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究竟孰對孰錯，並非三言兩語便可妄斷。

對於情理法的思考成為了《風暴》繼“炸燬中環”之外的情感衝擊點，這種對於情感的衝擊雖沒有槍戰飆車打鬥來的刺激猛烈，卻能夠讓已經走出電影院的人依然唏噓不已。沒有絕對的是，也沒有絕對的非，有的只是對於人性的拷問。如此，便才是電影真正的魅力。

掀起土地革命心得體會篇4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獨立高舉革命旗幟，領導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進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創建發展了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逐步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在這期間,由於黨的領導機關犯了“左”傾教條主義等錯誤，革命事業曾經遭受重大挫折。1935年召棄的遵義會議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的偉大轉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制定正確的方針和策略，將中國人民革命鬥爭推向了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新階段。

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

1.國民黨在全國統治的建立和革命的低潮

國民黨是一個成分複雜的政黨，雖然它被反動集團所控制，但有一部分領導不屬於這個集體，並且受到打擊、排擠和歧視；它的一部分黨員、幹部並不滿意甚至反對這個反動集團的領導，國民黨反動集團本身也不統一。即使在蔣介石集團確立了在國民黨內的主導地位後，這個集團內部以及這個集團與其他集團及各地方的實力派之間，仍然是矛盾重重，衝突不斷。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逐步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⑴寧漢合流。1927年七一五政變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仍然互相對峙。經過幾番周折，寧、漢合流。1928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改組，武漢國民政府不復存在。

⑵國民黨政府的軍隊繼續北伐，於6月進駐北京、天津一帶。奉系首領張作霖在退回關外途中，被日本人預埋的炸藥炸死。

⑶東北易幟。張學良於1928年12月29日從東北發出通告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國民黨就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改變，中國仍然需要進行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革命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國共產黨遭遇了極其嚴重的困難。

許多黨組織已在遭到破壞，一些人對革命悲觀失望，登報聲明脱離共產黨或者共青團，有的人甚至向敵人自首，出賣黨的組織和黨員。嚴酷的事實表明：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過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中國共產黨面臨着被敵人瓦解和消滅的嚴重危險。面對這種險惡的環境，敢不敢革命？怎樣堅持革命？這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回答的兩個根本性問題。

在生死考驗面前，在革命前途似乎變得十分暗淡的時刻，要始終如一地對革命地信念毫不動搖，迎着狂風惡浪堅持戰鬥，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了這種可貴的大無畏品格，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説：“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擦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2.八七會議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

1927年4月和7月，中國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衞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買辦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上海和武漢等多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使中國人民從1924年開始的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敗。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於1927年7月12日進行改組，停止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下旬，決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並聯合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南下廣東，會合當地革命力量，實行土地革命，恢復革命根據地，然後舉行新的北伐。

8月1日2時，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的領導下，南昌起義開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戰計劃，第20軍第1、第2師向舊藩台衙門、大士院街、牛行車站等處守軍發起進攻；第11軍第24師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營房、百花洲等處守軍發起進攻。激戰至拂曉，全殲守軍3000餘人，繳獲各種槍5000餘支（挺），子彈70餘萬發，大炮數門。當日下午，駐馬回嶺的第25師第73團全部、第75團3個營和第74團機槍連，在聶榮臻、周士第率領下起義，1927年8月2日到達南昌集中.

八七會議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在關係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消了他在黨內的職務，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決定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並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裏出政權”的論斷。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等議案。八七會議在中國革命緊急關頭及時地向黨和全國人民指明瞭鬥爭方向，反對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在革命中前進了一大步。

八七會議之後，黨派出許多幹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組織，發動武裝起義。8月9日，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9月29日，起義軍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了改變，史稱三灣改編，經過三灣改編，起義軍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之後，中國共產黨又於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由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等人領導。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實踐又一次證明：面對國民黨新軍閥在中心城市擁有強大武裝的情況下，想通過城市武裝起義或者攻佔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

3.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由於當時當還處於幼年階段，在政治上還不成熟，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等重大問題，黨內還存在着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1927年11月黨內出現“左”傾盲動錯誤，更加表明正確認識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儘快召開新的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已刻不容緩。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醖釀準備，由於國內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難以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開會，中共中央報請共產國際同意以後，決定六大在蘇聯莫斯科召開。

大會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明確指出中國任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於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過去，而新的浪潮還沒有到來；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羣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羣眾工作，積蓄力量。目前“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他們就是使黨脱離羣眾地。”這是黨的工作方針的一次重要轉變。

黨的六大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六大以後的兩年，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領導開展羣眾鬥爭，中國革命出現走向恢復和發展的局面。

掀起土地革命心得體會篇5

黨史上，我們把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37年抗日統一戰線形成的10年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今天我們就圍繞開闢新的革命道路、建立紅色蘇維埃政權、汲取血的經驗教訓三個方面為大家講述一下這跌宕起伏的十年。

一、開闢新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敗後，全國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國共產黨扛起土地革命的旗幟，建立起自己的武裝隊伍，還創建了一系列根據地，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一）英勇的武裝反抗

對於大革命失敗後，國內嚴峻的政治形勢，毛澤東是這樣描述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1927年8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等武裝2萬餘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創建人民革命軍隊的新時期。

8月3日開始，前委按照原定計劃率領部隊陸續撤離南昌。在南下廣東途中，於9月底10月初在潮汕地區遭到優勢敵軍的圍攻而失敗。保存下來的武裝，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地區，繼續堅持鬥爭；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移到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和粵贛邊境打游擊。

8月7日，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糾正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會議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為常委，瞿秋白為主席。

這次會議為挽救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換散中的中國共產黨，為復興陷人低潮的中國革命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同時，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新確定的革命方針，黨先後派出許多幹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各級組織，發動武裝起義。9月9日，毛澤東等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軍在進攻長沙受挫後，轉往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羅霄山脈中段尋求立足之地。12月11日，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陳鬱等，領導發動廣州起義，一度佔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在廣州的蘇聯、朝鮮、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參加了起義。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起義失敗，張太雷和許多同志壯烈犧牲。

一直到1928年初，黨先後發動近百次武裝起義。其中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為最著名的三大起義，其他起義遍及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陝西等地區。這些起義，基本上都很快失敗了。一些堅持下來的起義軍，大多活動在位於數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較遠的偏僻農村地區，為後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在武裝暴動中建立工農革命軍。1928年5月發出通告，將革命軍隊正式定名為紅軍（此前有的起義武裝已稱紅軍）。此後，各地革命武裝相繼改稱紅軍，繼而又開始稱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

（二）勝利召開黨的六大

武裝鬥爭的方針確定了，但怎樣開展武裝鬥爭，中國革命應該走什麼道路，越來越突出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面前。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後的一段時間裏，大多數人認為中國應當通過十月革命一樣的形式靠城市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所以，當時的中共中央把恢復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所部署的一系列武裝暴動，都把向城市進攻、奪取城市作為主要目標。這種脱離實際的模式化方式，造成了消極的影響，釀成了不少嚴重的後果。黨內也存在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在這個關鍵時候，經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多次溝通，黨的六大在蘇聯莫斯科召開，是唯一的例外在國外召開的代表大會。

很多人都會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他們很可能不知道，莫斯科郊外的一座貴族莊園，對中國的影響比這首歌大多了！2016年7月4日，經過中俄雙方10多年的努力，位於莫斯科郊區的六大會址常設展覽館第一次展示新容，並舉行了建成儀式。習近平專門致賀辭，俄羅斯總統普京也致賀辭。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出席了建成儀式，俄羅斯副總理也一同出席。

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相繼分批祕密前往莫斯科。六大開會的地點安排在莫斯科南部郊區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的一座叫“銀色別墅”的貴族莊園裏，距莫斯科市區40公里。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正式代表84人。大會主席團由瞿秋白等21人組成，周恩來為大會祕書長。斯大林、布哈林（共產主義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也參加了主席團，這在中國共產黨黨代會歷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出於保密和安全考慮，大會為參加會議的代表和工作人員編定了號碼。在大會上發言和領取物品、材料時，均用號碼，不用正式姓名。

大會科學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於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羣眾。六大把工作中心從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轉到長期的羣眾工作，確定以爭取羣眾作為黨的首要任務，把左傾作為主要危險來反對。六大在當時極為複雜的局勢下，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六大後的兩年間，出現革命走向復興的局面。

（三）上山走出新道路

其實，早在八七會議後，1927年的9月，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特派員被派到湖南，和湖南省委（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起義軍總指揮）一起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由於強敵反撲，起義軍相繼失利。當時，毛澤東面對現實、審時度勢，果斷決定暫時放棄攻打長沙的軍事計劃，命令部隊迅速向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澤東在文家市裏仁學校主持召開前委會議，作出了經萍鄉退往湘南的決定。第二天，毛澤東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從文家市出發，踏上了沿湘贛邊界山區向湘南農村進發的征途。9月29日，起義部隊不足1000人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在此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起義軍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特別是開始以連為單位建立黨支部，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

10月27日，部隊到達井岡山的茨坪。11月18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11月28日，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立。上山了！從此，在羅霄山脈中段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斗爭。

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井岡山軍民，在邊界各縣開展游擊戰爭，建立工農民主政權，打土豪，分田地，積極發展黨組織和地方武裝，加強人民軍隊建設，要求改變過去軍隊只顧打仗的舊傳統，擔負起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羣眾工作三項任務，規定部隊必須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發展為八項注意），逐步開創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奠定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基礎。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勝利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從此朱毛紅軍就誕生了。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將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結合起來，從實踐上突破了城市暴動或進攻城市的模式，為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一條新的革命道路。

在這個時期，不得不提一次重要的會議，那就是1929年12月，紅四方面軍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書記。關鍵是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案，確定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

二、建立紅色蘇維埃政權

前面，我們講到根據六大強調的“中心任務”，開展蘇維埃運動成為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一項重要內容，建立蘇維埃政權成為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重要嘗試。當有了根據地，這個中心任務就具備了基礎條件。

（一）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當時，中國共產黨逐步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據地，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毛澤東、朱德等領導開闢的贛南閩西根據地。革命根據地的創立，把政權建設進一步提上日程。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國共產黨積極建立農村蘇維埃區域，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政權。1930年，中共中央積極籌備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得到共產國際批准。

通過兩年的準備，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舉行。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中央等根據地、紅軍部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毛澤東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會議還通過了根據臨時中央有關憲法大綱的來電原則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法律文件。

大會選舉63人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主持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和張國燾為副主席。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內，設立人民委員會作為政府機構，之下分設外交、軍事、勞動、土地、財政、司法、內務、教育、工農檢察和國家政治保衞局等9部1局，並確定了各部部長（人民委員）人選。會後，瑞金改名為“瑞京”，瑞金縣劃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直轄縣，瑞金由此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具有國家形態的紅色政權，是在局部範圍執政的一次重要實踐，是領導和管理國家政權、學習治國理政藝術的一次重大嘗試。

（二）紅色“蘇區”的建設

從1928年下半年至1930年夏，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鬥爭，領導創建了一批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一系列主力紅軍部隊，人數約7萬人，連同地方革命武裝共約10萬人。分佈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河南、安徽等省的邊界地區。1930年8月23日，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到1933年，全國的革命根據地形成了以中央根據地為中心，周圍的湘贛、贛東北、湘鄂贛、東江等根據地密切配合，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三大根據地互為犄角、相互策應的戰略格局。

當時的革命根據地都叫蘇區，即蘇維埃區域的意思，由此也可見蘇聯模式的影響。所以，當時中央領導採取的一些政策和決策，也多少都帶有“左”的傾向，這是後來招致失敗的原因之一。因其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且是通過紅軍創立的，所以，習慣都稱紅色根據地。

在各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通過蘇維埃共和國政權機構，進行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建設，開始學到治國安邦的本領，培養了執政能力，積累了寶貴的執政經驗，造就了一批治黨、治國、治軍的領導幹部和骨幹力量。

主要有這些實踐內容：一是進行政權組織建設。頒佈了《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法（草案）》的規定，地方政權採取省、縣、區、鄉（市）四級制度。在中央蘇區範圍內，先後建立了江西、福建、閩贛、粵贛、贛南等省蘇維埃政府，到1935年，先後建立過的縣級蘇維埃政府有250多個。在其他地區，先後建立過湘贛、湘鄂贛、閩浙贛（原贛東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陝、閩東（特區）、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員會）、陝甘邊（特區）和陝北、大金等省級（或相當於省級）蘇維埃政府。

二是開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根據地建設最重要的任務，也是中國革命的命脈。土地革命的路線是：依靠貧崔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據此，各根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分田運動，實行“耕者有其田”，給根據地的社會面貌帶來了重大的影響和變化。

三是保證和促進經濟建設。1931年11月的一蘇大通過了《關於經濟政策的決議案》，為蘇維埃政權規定了有關工業、商業、財政、金融等項經濟政策的基本方針和依據。同時，根據地還大力開展文化建設，以滿足根據地人民羣眾對文化生活的需求；發展醫療衞生事業，形成了蘇區地方衞生管理機構。

在這場執政實踐中，我們各級蘇維埃幹部，為根據地的建設辛勤工作，樹立了紮紮實實、任勞任怨、清正廉潔、精簡高效的榜樣，興國山歌《蘇區幹部好作風》就是他們工作作風的生動寫照。他們身體力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不怕犧牲、無私奉獻、密切聯繫羣眾、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後來被稱之為"蘇區精神”，成為黨的執政風格和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對後來黨的建設和執政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圍剿”與反“圍剿”的博弈

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震驚。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於是，“圍剿”與反“圍剿”，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博弈的主要形式。

第一次反圍剿：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重點是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一次軍事“圍剿”。紅一方面軍4萬多人，採取了“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殲敵1.3萬，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

第二次反圍剿：1931年4月，蔣介石調集20萬兵力，任命何應欽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二次“圍剿”。我們戰術不變，在5月16日到31日，連打5個勝仗，橫掃700裏，殲敵3萬多，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1931年6月，蔣介石調集30萬兵力，並親任總司令，採取“分路圍攻，長驅直人”的戰術，兵分三路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三次“圍剿”。在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貫徹積極防禦的方針，歷時3個月，殲敵3萬人，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

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對其他根據地也進行了“圍剿”。特別是對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先後進行了四次“圍剿”。兩個根據地軍民堅決鬥爭，粉碎了敵人前三次“圍剿”，也使武裝力量得到很大發展。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軍與紅二十五軍在黃安七裏坪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由於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加上張國燾在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和在蘇區推行“左”的政策，紅四方面軍未能打破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主力2萬餘人撤離根據地。湘鄂西根據地的紅三軍於10月退出洪湖地區。

第四次反“圍剿”：1933年2月至3月，國民黨在結束了對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圍剿”後，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採用“分進合擊”的戰術，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靈活運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經驗，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這裏可能大家就要問為何是周恩來和朱德指揮的，原因就是在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思想影響，會議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入的方針和向贛東北方向發展的主張，以及毛澤東對中央急於進攻中心城市錯誤戰略方針的批評，並撤銷了他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

第五次反“圍剿”：1933年9月，蔣介石又集中100萬兵力對根據地開始進行第五次大規模的“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根據地。但是這次，由於國民黨力量的強大並實施堡壘主義新戰略，蘇區力量和資源也陷於枯竭，加上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推行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中央紅軍反對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的鬥爭陷於失敗。黨中央被迫率中央紅軍主力實行戰略轉移，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

三、汲取血的經驗教訓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爆發，中國革命經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中國共產黨也經受了一系列大起大落。這是一種磨難，也是一種考驗，必須系統總結、深刻汲取這些血的教訓經驗。

（一）“左”傾錯誤的危害

在這個時期，黨內出現過幾次重大的“左”傾錯誤，造成了嚴重危害。鄧小平強調中國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這實際上從建黨以來一次次用血換來的教訓！

第一次“左”傾錯誤：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瞿秋白領導下，召開擴大會議，原則通過《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等文件，錯誤地認為這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要求少數共產黨員和羣眾去執行毫無勝利希望的武裝暴動的總策略，造成了許多損失。

1928年2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批評了這次“左”傾錯誤。4月30日，中央政治局討論並接受這一決議案。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基本結束。

第二次“左”傾錯誤：六大之後，革命形勢有所好轉。在在1929年間，共產國際先後向中共中央發來四封指示信，這些信的精神都是反“右”的，導致了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接手指示信的決議，黨內“左”的急性病又出現了。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不切實際地提出“左”的“策略總路線”。隨後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所有紅軍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幻想“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還成立了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付出了沉重代價。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受到了一些黨和紅軍領導人不同程度的抵制，也超出了共產國際所能允許的範圍，於是派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糾正其錯誤。於9月24日到28日，召開黨的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錯誤。

第三次“左”傾錯誤：不幸的是，1931年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以批判“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為名，宣揚“左”的錯誤觀點。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的王明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從此，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開始長達四年的統治。

九一八事變後，臨時中央雖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張，卻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提出“武裝保衞蘇聯”一類口號，推行“左”傾關門主義的方針。臨時中央通過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幹部，將錯誤路線推行到紅軍和根據地中，將肅反斗爭擴大化，使大批幹部和戰士遭到殺害，對紅軍反“圍剿”鬥爭造成嚴重影響。

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人中央根據地，全面推行“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和政策。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宣稱中國革命進人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階段，把“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推向頂點。其惡果，是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除陝甘、海南瓊崖以外的各根據地也都相繼丟失，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革命又一次跌人低谷。

（二）戰略轉移與歷史轉折

長征，完整和準確的定義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第二十五軍陸續從長江南北各革命根據地向陝甘地區進行的戰略大轉移。

1934年10月中旬，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奉命從鄂豫皖轉移。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為配合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的作戰，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紅二、紅六軍團（後來編為紅二方面軍）於1935年11月主動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研究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議還決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會後，又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其實，我們都知道，在遵義會議前，中央政治局召開了通道、黎平、猴場等會議（都在我們駐地附近，後面將組織現地參觀見學）；遵義會議後，召開了雞鳴三省、扎西等會議，這些會議研究決定了與遵義會議內容有關的一系列問題，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習慣上有時也稱之為總書記），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討論了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部隊縮編、蘇區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及組織等重要問題。所以，遵義會議不應視為一次孤立的會議，而是以遵義會議為主，包括前後多次會議在內的系列會議。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到達陝北吳起鎮。1936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在會寧和將台堡地區會師，長征勝利結束。

從歷經時間上看，按四路紅軍計算，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整整兩年。按各路紅軍所走最遠的路程計算，紅一方面軍長征2.5萬里，紅二方面軍長征2萬餘里，紅四方面軍長征1萬餘里，紅二十五軍長征近萬里。各路紅軍長征的總里程約為6.5萬餘里。

從艱難程度上看，長征途中，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克服了無數艱難險阻，共進行了師以上規模的戰役戰鬥120多次。四路紅軍出發長征時，總人數為20.6萬人，沿途補充了1.7萬人，到結束時共保留下來5.7萬人。這就是説，在長征途中，紅軍一共損失了16萬人。其中犧牲營以上幹部達432人。

從歷史意義上看，長征宣傳了黨的主張，播下了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毛澤東曾形象的指出：“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尤其是，所形成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

（三）黨在磨難和考驗中成長

中國共產黨在面對大革命失敗、左傾主義影響、反圍剿鬥爭失敗等嚴峻危險中，在積極促進抗日統一戰線、做好抗戰準備的時間中，黨不斷探索和學習，糾正自己的錯誤，總結血的經驗教訓，一步步成長起來。

一是大力開展羣眾工作，積極擴大力量。

1927年4月黨的五大時，有黨員5.7萬名。大革命失敗後，據1927年11月的統計，只剩下1萬多名。但是黨沒有屈服，在革命陷於低潮時繼續堅持鬥爭。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在城市，組織羣眾開展特殊形式的鬥爭。到1928年6月六大召開時，全黨黨員恢復到4萬多名。六大的舉行，對中國革命的復興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的鬥爭，又重新壯大起來，在六屆二中全會前後，黨的白區工作得到了恢復和發展。1930年3月，黨員增加到10萬多名。1930年底，黨在全國17個省恢復了省委和許多特委、市委、縣委的組織。

與此同時，1930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後來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總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種組織，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反對國民黨文化專制主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結合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加強思想理論建設。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古田召開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提出了從思想上建黨的方針，首次規定了“新分子入黨的條件”，還具體規定了黨內教育的方法。

隨着根據地的建立，黨開始在局部地區執政，也就面臨着執政的考驗。1932年初至1934年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中央蘇區開展了一場反對貪污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成為中國共產黨廉政建設的初步嘗試。

毛澤東身體力行開展調查研究，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比如在1935年12月，毛澤東所做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瞭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系統説明了黨的政策上的諸問題；1936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本著作，總結了土地革命戰爭中黨的內在軍事問題上的大爭論，系統説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1937年夏，他在《實踐論》《矛盾論》兩部哲學著作中，從馬克思主義認識高度，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揭露和批判黨內的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錯誤，科學闡明瞭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這樣，就看是對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思想路線進行撥亂反正，從思想上、理論上武裝了共產黨人。

三是注重加強黨的組織建設。

黨在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的同時，還注重加強黨的組織建設。長征勝利後，瓦窯堡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同時克服了關門主義，確定了進一步擴大黨的組織的政策。

1936年3月底，為加強黨對北方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建立了山東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華中、華南若干黨的組織，並派出一些幹部分赴上海、漢口、廣州、香港等地開展工作，從而使因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遭受重大損失的白區工作有了恢復和新的發展。直到年底，在西安事變發生後，黨中央以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大局為重，獨立自主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扭轉了時局，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為蘇區代表會議）。到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黨員總數已發展到4萬餘名。

土地革命這十年，是中國共產黨這十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是來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緊緊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站在一起，堅持實事求是、羣眾路線、獨立自主的原則。這十年中，雖然黨在指導思想上幾度犯過急躁冒進的錯誤，而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挫折，但是黨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種種錯誤。正因如此，黨才能夠在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錯綜複雜的形勢下，採取正確的方針保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革命成果，邁向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新的歷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