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政治的形成

門閥政治格局在東晉形成，首先是西晉時期門閥士族階層的最終形成，他們是門閥政治的主體，也是門閥政治形成的必然性因素。八王之亂的爆發最終讓一個缺少號召力的皇室遠親建立了政權，造成先天性的皇權不足則是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特殊性表現。司馬睿在琅琊王氏家族的幫助下，建立了東晉朝廷，同時也是門閥政治初步形成的表現，但司馬睿在政局穩定後，隨即採取了一系列加強皇權，打擊士族的政策，企圖改變局面，但遭到士族的反抗，政策失敗，門閥政治格局最終形成。

關鍵詞：東晉;門閥政治;形成

第一章前言

1.1 選題背景和選題意義

1.1.1選題背景

東晉政治在我國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具有很強的特殊性。東晉政治並非是皇權專斷，而是幾個主要的的世家大族壟斷了政權，與皇帝分享政治權力，形成了獨特的門閥政治。東晉的多任皇帝雖然也試圖加強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但最後都歸於失敗。長達百年的東晉政治，皇帝實際是在幾大門閥的相互制衡與鬥爭中尋求均衡，而東晉的滅亡，也正是軍事貴族劉裕的崛起，打破門閥制衡的結果。因此，理解東晉門閥政治的形成，是打開東晉政治之謎的鑰匙，這個領域的研究也歷來是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難點。

1.1.2選題意義

對於東晉門閥政治的形成過程，現存的研究主要是個案研究，較多的是考察單個門閥大族在東晉政局中起到的作用，或者從某個角度切入，如婚姻制度、流民，少見對其形成過程有系統論述，本文嘗試從背景，具體形成過程，特點，以及評價各個方面來了解門閥政治的全貌

第四章門閥政治的形成過程與內容

4.1.最初產生：東晉政權的建立

東晉的建立的建立緣起八王之亂導致的西晉滅亡，宗室司馬睿在士族力量王導的輔助下，在取得南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建立。這樣一個不獨立的政權一經建立，便確立了門閥勢力的主導地位，門閥政治也就自然地形成了。

4.1.1八王之亂與西晉的滅亡

八王之亂作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皇族內亂之一，嚴重破壞了西晉的社會經濟，直接導致了西晉統治的滅亡，同時也為司馬睿建立東晉政權提供了歷史機遇。西晉建國之初，晉武帝為對抗士族，對宗室弟子大肆分封，“封諸王以郡為國”。與西漢初年實行的郡國並行制相同，西晉將全國劃為19個州，下轄郡、王國173個。其中，王國佔57個，與州、郡、縣一道，作為西晉地方行政區劃和統治機構，諸王可自行任命官吏和收取賦税。並且，賦予諸侯王國置軍權：將封國按大小分為大、次、小三等，不同等級可置數目不同的軍隊。另外，諸侯還有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軍事大權。例如，“以司空齊王攸為大司馬、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琅邪王伷為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為太尉，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衞瓘為司空……”可見，西晉對諸侯賦予極大地權力，是後來發生八王作亂的主要原因。

八王之亂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因晉武帝駕崩而起，其子晉惠帝司馬衷無能，導致外戚楊駿與皇后賈南風相互奪權，並有宗室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參與其中。最後，以皇后賈南風掌握朝政大權為結束。第二階段從元康九年（299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結束。這一階段由趙王司馬倫殺太子，自立為帝為導火索，隨即引起各方宗室不滿，各地藩王輪番而起，前者一經掌權，後者隨即取而代之，共歷時七年，最終，太傅、東海王司馬越輔政，掌握了朝廷大權。八王之亂導致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民大量傷亡，西晉的統治機能從此癱瘓。在這期間，各藩王為加強實力，頻繁與關外少數民族聯合作戰，如幷州刺史劉琨曾多次與鮮卑族首領拓跋猗盧聯結對抗漢國；王浚與司馬騰曾與烏桓人及鮮卑聯手對抗成都王。後期，匈奴漢國政權日益崛起，永嘉七年（313）初，晉懷帝被劉聰所殺，太子司馬鄴在長安即位，即孝愍皇帝，隨即漢軍攻破長安，晉愍帝投降。至此歷時52年的西晉滅亡。

西晉的滅亡是司馬睿建立東晉的前提，經過八王之亂的激烈鬥爭，其他的宗族勢力基本消亡殆盡，無力再爭奪皇權，使司馬睿能較為順利的建立東晉政權，而且也是東晉政權較為穩定的重要原因。

4.1.2司馬睿與王導南渡

西晉諸王，在其封國內多於士人結交，甚至聯姻，形成密切的家族關係，更是“一種以家族集團利益為基礎的的長期發展起來的相互為用的政治關係”。王與馬的結合同樣是這種關係的體現。當然王與馬的第一次結合並非是司馬睿與王導，而是司馬越與王衍。八王之亂後，司馬越輔政，面對匈奴和羯人的威脅，他並非皇室近親，號召力有限，需要聯絡關東士族給自己以支持。而王衍是當時的名士首領，是最適合司馬越的人選。最終，西晉末年的政治局面則由司馬越和王衍操持，司馬越以其宗室名義和執政地位為王衍及其家族祖提供官僚地位，王衍為司馬越網羅名士，裝點朝堂。這是“王與馬共天下”最早的形成，也是後來王與馬結合的淵源。

王衍家族所在的琅琊國，是司馬睿的封國，並與司馬越所在東海國相鄰。司馬越收兵下邳，準備迎回晉惠帝時，啟用司馬睿為安平將軍，留守下邳，保護後方。司馬睿同時請王衍從弟、參東海王越軍事的王導為司馬，從此形成了司馬睿與王導的組合。司馬越和王衍為了維持北方的殘破局面，迫切需要江南的物資支持，在司馬睿出鎮下邳兩年後，受命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而且，此時司馬越和王衍並無南渡之意，留守中原。司馬睿攜王導於公元307年南渡，移鎮建鄴，開始在江南獨立經營，成為其建立東晉的特殊際遇。

如何在實踐中落實“明教即自然”的思想，即是表現為禮玄雙修，清談與政務兩不誤。具體來説就是以儒家干政，以玄學交遊，以禮儀規範家國政事，以玄談追求心性自由。“究其核心，可歸結為一點，實際主要就是心性自由與恪守禮教的調節與平衡”。以王謝兩大家族為代表，東晉門閥士族思想結構中“儒玄雙修” 的價值選擇既可以讓他們在個人生活領域實現對現實俗務的超脱，又可以在政治生活領域為家族昌盛爭得優勢資源，從而保障高門士族的顯要地位。 於是，在王、謝等士族權臣的影響下，儒玄雙修成為士人普遍的思想傾向與行為模式。田餘慶在《東晉門閥政治》中也談到“兩晉時期，儒學家族如果不入玄風，就產生不了為世所知的名士，從而也不能繼續維持其尊顯的士族地位。東晉之政的門閥士族……沒有一個是原封未動的儒學世家。”可見禮玄雙修確是當時的文化主流。

4.3.3士庶之別的不可調和

在階級社會裏,社會地位是由經濟勢力和政治權力決定的。只要有權勢有錢財,就有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間當然談不上什麼平等,而兩晉南朝的門閥士族還要更進一步,士族認為自己比同階級即所謂“寒門庶族”也要高一等。因此兩晉南朝時期極嚴格的“士庶之別”,就是士族在社會地位上封建等級特權的又一具體表現。“士庶之別”,本指士籍與庶籍的不同,入士籍的必須是門閥士族,寒門庶族只能入庶籍,因為入了士籍的可以得到國家免役、免税等特權,庶籍就沒有這些特權享受。這種户籍的差別,首先是政治性的差別,説明了士庶之間的政治地位不同。但是户籍的差別也反映了社會地位的不同,既然在政治特權上,士族要比庶族多,當然社會地位也就要比庶族高。由於社會地位的不同,士族則加以大大利用,把“士庶之別”擴張到許多領域內。

第一是士庶講究流品,羞與寒門同流,在政治地位以外,顯示自己的特殊門第,使得士庶之分,壁壘森嚴,甚至連皇帝亦無可奈何。如宋孝武帝時,路太后兄路慶之之孫路瓊之,住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一天路瓊之前往拜訪被王僧達凌辱,路太后告於孝武帝,宋孝武帝回答説:“瓊之年少無事,詣主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

第二是士族的身份內婚制恩格斯説:“結婚乃是一種政治行為,乃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以加強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情感。”正因如此，在兩晉之際，士族身份的內婚制逐漸形成——士族的聯姻對象嚴格限定在家世對等的士族家庭之中，士族與庶族之間嚴禁通婚。西晉時，婚靖重德行、風標、容止、玄談等風氣下,中下層士族只要個人儀表風範符合社會價值標準,也可婚搏高門;而高門子弟若本人才姿欠佳,也會因謀婚無處而降格。但隨着東晉政局的穩定,門閥政治最為典型,門閥士族間的等級內婚姻也最是壁壘森嚴。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與之為伍。”族王源僅因與庶族滿氏通婚，竟被指責為“玷辱流輩，莫斯為甚”，視作駭人聽聞之事，並招致“黜之流任”、“禁錮終身”之彈劾。由此可見，東晉門第觀念在婚媾中佔絕對地位，“士庶不婚”無可動搖。

第三是士族以譜學為工具,從歷史上為士庶之別找根據。譜碟之學對士族社會地位的維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士族官位的進升,不必全由中正官的品評,主要是在於區分血統,弄清郡望,這樣有了譜牌,就能防止寒門庶族竄入士族隊伍。若譜牌偽造,必然造成士庶混亂，這對士族是一個嚴重威脅。士族如此重視譜牌,更主要的是,因為士籍有不納租税不服搖役的特權,若子孫累世相傳,就能長期保持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的權利。

第五章對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評價

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過程中，表現出了與其他政權建立的不同特點，這些特點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但應該承認它在魏晉南北朝這樣一個以分裂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起到的歷史作用。

5.1東晉門閥政治形成的特點

1. 偶然性

西晉滅亡後，鎮守江東的司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以延續晉祚為名，登基稱帝，建立了東晉王朝，開啟了百年的門閥政治。可見如果西晉沒有滅亡，那麼就不會產生東晉。而西晉亡於五胡亂華，而五胡亂華的導火索就是八王之亂。八王之亂則是晉惠帝羸弱無知，皇后賈南風野心勃勃，和外戚爭權奪利所引起，導致了西晉後期朝廷激烈的權力鬥爭。如果晉武帝沒有選晉惠帝當繼承人，而是選了其他智力正常的皇子當繼承人；又或者晉惠帝的皇后不是賈南風，那麼西晉後期的朝廷權力鬥爭也不會發生，往後的八王之亂、五胡亂華、西晉滅亡和東晉建立基本上都不發生。在這個邏輯鏈中，如果任意一個環節中斷的話，那麼門閥政治都不會形成，它是一系列不確定事件的的最終結果，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2.皇權先天不足

司馬睿是司馬懿曾孫，屬司馬懿之子司馬伷一脈，而西晉皇權則是在司馬昭一脈繼承，司馬睿在血統上沒有繼承皇權的優勢；從個人實力來説，八王之亂後最終掌權的是司馬越，司馬睿只是當時的一個一般的宗室成員，並沒有什麼聲望。司馬睿的血統疏遠和實力不足使得他必須藉助士族的力量才能建立新朝，而代價就是要放棄很大部分的統治權力，先天性的導致東晉一朝皇權的衰落。同時由於對士族的過分依賴，導致士族實力膨脹，並掌握了兵權而產生了士族專兵的情況，使得整個東晉一朝皇權無力迴歸。因為司馬睿個人根基羸弱的問題，導致了以司馬氏為代表的皇權從形成之初就以低微的姿態出現，也導致了整個東晉門閥政治的形成。

3. 妥協性

東晉門閥政治格局的形成是皇權與南北士族互相妥協的結果。首先是司馬睿對南北士族的妥協，其之所以能成功南渡，就是在保證江南士族的各方利益的基礎上，比如對東吳士族莊園的保護，對他們推薦的官員的任命。以及司馬睿對王敦之亂後門閥格局最終的承認，都是妥協的表現；其次是士族對皇權的妥協，西晉滅亡，司馬睿是漢族政權的象徵，而南渡的士族依然是西晉的朝臣，他們只有推舉有司馬氏血統的司馬睿，才是正統，才能名正言順的北伐中原，南方士族為穩固江左的勢力也願意向其稱臣。最後是南北士族的妥協，南渡後，中原的士族承認了南方士族在建鄴的利益，他們只能在三吳地區，南方士族勢力薄弱的地方搶佔山澤，求田問舍，以避免衝突，南方士族也不得不承認北方士族在政治上的主導作用。各方勢力在妥協中實現了微妙的平衡，是門閥政治在一段時間內趨於穩定。

5.2門閥政治形成的影響

1. 宗室力量受到打擊

東晉是司馬睿在士族力量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而東晉的皇帝多次試圖聯合宗族勢力加強皇權，因此這就決定了皇室成員和士族力量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宗室力量作為皇帝的同姓近親，至少在名義佔有優勢，這也是士族勢力限制京權而必須迫害宗室的原因。東晉一百餘年間，宗室成員和士族社會之間的鬥爭不斷，集中爆發了有三次大的衝突。第一次是晉明帝臨終遺詔，任司馬羕、司馬宗為輔政大之一，這是明帝試圖依靠宗室力量來加強呈權，削弱士族對皇權的控制的一次嘗試，但遭到士族的強烈反擊，過江的“五馬”幾乎被消滅殆盡，在政治上還有影響力的一代人物基本已消亡殆盡，留下的一些宗室成員因為年齡、資歷等原因，短暫時期內，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麼大的作為。這次屠殺讓宗族勢力元氣大傷，再也沒能成長起來此後，恆温、恆玄都對司馬宗室有過迫害，到了東晉末年，劉裕勢力興起，為了篡晉，他對宗室力量也展開了一次屠殺。

由此可見，東晉一朝，作為皇帝近親的宗室成員在政治鬥爭中居於一個相對卑微的地位，他們被捲入皇帝與士族的鬥爭中，雖然也尋求宦官，外戚等勢力的支持來維護自己的地位，但代表皇權的部分宗室力量始終處於被屠戮的位置。

2. 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弱化

自東晉初年建立強大皇權的訴求失敗始，東晉朝廷和地方的關係便陷入被動，地方州鎮的獨立性日益增大，對中樞的威脅一直存在，而宗室難以控制地方，無法獲得有效的支持力量，而士族力量擁有對州鎮的絕對控制權。東晉士族領兵人物雖然説沒有成為割據者，但是作為地方州鎮勢力，其獨立性亦非常大，憑藉地方的軍事實力，形成對重要州鎮的控制，形成了世襲領州的制度。東晉地方州鎮都督的軍事權力非常大，都督諸州軍事對都督府軍隊和都督區中的州郡兵具有指揮權，同時在都督區中具有徵奴為兵的權力，東晉時期的都督府，也稱軍府，它既是都督諸州軍事的指揮中心，同時在都督府所在地也能集結都督諸州軍事必需的軍隊。加之曹魏以來的中外軍制度的混亂，東晉中央沒有一支強大的中央軍來控制地方，所以地方州鎮一直為士族所把握。孝武帝年間，雖然皇權具有極大地加強，有司馬道子和司馬元顯在中樞權力的極大擴張，但是地方州鎮仍是士族勢力所在，其並不能插手，而其在中樞的掌權，並不能改變士族專兵的狀況，雖偶有宗室勢力出鎮地方，但其對地方控制也不能如意。

5.3門閥政治的兩面性

5.3.1 門閥政治的歷史作用

1.客觀的穩定了田莊經濟

首先,門閥士族是田莊生產的組織者。田莊經濟是我國封建社會一定階段必不可少的經擠形態之一,這種生產方式同樣創造了社會財富。.從東漢田莊經濟形成直到門閥勢力衰落的南朝,是田莊經濟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在這五百多年裏,社會生產力總的趨勢是向上發展,並未停止或倒退。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社會經濟得到普遍發展,長江中、下游的荊、揚二州尤為突出。樑沈約説:“注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鄧、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揚州“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穩,則數郡忘飢；姑熟地區“良田美拓,畦膚相望,連字高亮籲陌如繡”。當時的田莊稱為“墅”或“園”。直到南朝,門閥士族政治衰落時期仍然在組織這種生產。這種田莊經濟,實力雄厚,比小農經濟更經得起天災人禍的打擊。當然佃客、部曲的人身自由少於自耕農民,生產興趣低於自耕農民,相對地説,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一定障礙;使生產力發展相對緩慢。但一遇天災人禍,首先破產流亡的是自耕農民。並且經災難餘生的流民,最終多投入田莊化為佃客部曲。田莊經濟始終比較有效地抵抗着天災人禍,終可保持社會生產的穩步發展。因而田莊生產方式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是主要的。不可否認田莊生產的組織者——門閥士族的這種客觀歷史作用。

2.保留並傳播了漢民族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

南遷的中原世族, 不僅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而且有很好的家學淵源和人文素養。他們有的長於學術 ,有的擅長文學,幾乎所有的南渡士族之家都是各有擅長。將中原地區的儒家倫理，風俗禮儀 、語言文學等帶到江南，西晉司馬氏政權奉行以孝治天,南渡之後,依然初衷不改。東晉時期,儒家所主張的孝道,仍然是維護綱常倫理、規範社會秩序、約束文化行為的重要原則並因南渡中原士人體力行在江南得到進一步發揚和深化。此外 ,在文學、史學和學術研究等方面, 南渡中原士人也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貢獻。文學方面, 流寓江南的中原作家在東晉文壇可謂一枝獨秀, 表現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藴。庾闡能詩能賦 ,是東晉初年著名的詩人和辭賦家。

從文化傳播學的角度來看,中原世族因避亂而渡江南遷的路徑和區域, 同樣是中原文化傳播的路徑和區域。他們僑居江南,在異地他鄉重建家園 ,以其生存與發展的具體形態將中原文化完整地傳播到所處的地域,從而使中原文化與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滲透 ,進而成為一個完整的統一體 。從中原世族遷徙所帶來的中原文化傳播的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形成的一個局部過程,進而發現南遷士族帶來的中原文化在中華文化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價值與貢獻。

5.3.2門閥政治的暫時性與過渡性

1.暫時性

東晉門閥政治依存於一個成熟的士族階層，一個有一定號召力的皇權以及尖鋭的民族矛盾這一外部條件，三者共同決定着東晉的政治格局，任何一個條件的的變化都會使其格局發生改變，這表明東晉門閥政治不具有穩定性。

具體來説，東晉後期士族階層變得腐朽沒落。士族專兵是門閥政治的常情，但他們自是掌握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很少自己馳騁疆場，但到最後執政的太原王氏，喪失了對軍隊的指揮權，庶族開始以軍功崛起。淝水之戰後，北方的壓力大大減輕，南方士族生活開始放縱起來，加上東晉嚴格的身份內婚制，導致統治後期再也沒有出現像王導、謝安那樣的治國人才，取之以士族子弟不談國事，生活腐朽。最重要的是，隨着封建社會的發展,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與壓迫也越來越殘酷,在長期的、曲折的、尖鋭的階級鬥爭中,農民起義的水平也隨之逐步提高,他們不再是簡單的為了生存，而是看到了大地主利用嚴格人身依附關係對自己的剝削，漸漸自覺地把鬥爭的矛頭直指門閥士族地主階級。東晉末年,在士族聚居的三吳地區,爆發了孫恩、盧循起義,大規模地消滅了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分子,使王、謝、孔、顧等第一流門閥士族受到了嚴厲的懲罰與打擊。士族階層慢慢凋零下去，寒族興起，門閥政治的統治已經失去了基礎，不能繼續維持。

2.過渡性

門閥政治被南朝皇權取代後，皇帝恢復了絕對權威，凌駕於士族至上，但門閥士族並未突然消失，他們仍然有很大的政治經濟優勢，皇帝選拔人才，贊禮充使，都離不開士族，甚至向士族攀親聯姻，過去有待士族的特權也沒有立即失效，甚至直到隋唐時期，貴族官僚佔田還存在，門閥貴族仍然可以在均田制的基礎上按品獲得政府的賜田、職田等，隋朝雖然已經開始實行科考，但直到唐初蔭任還是主要的入仕方式，這種情況直到唐中期均田制的破產才最終消失，可見門閥政治的某些制度設施有着相當的過渡性質。

結論

萌芽於兩漢時期的門閥士族，在魏晉時期最終形成。他們通過土地買賣這一基本途徑，迅速兼併掌握了大量土地，以破產的自耕農為勞動力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莊園，成為地方豪族，在以經學入仕，逐漸成為地主階級內的特權階層。到魏晉時，九品中正制和官品佔田制等一系列特權法的實行，使得士族階層正式形成，經濟和政治上的力量都更加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權，出現了門閥政治的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門閥政治的形成有其必然。同時八王之亂導致的西晉滅亡，繼而導致讓一個自身實力不足和血統疏遠的司馬睿來建立東晉，讓東晉建國伊始就形成了皇權不足的基因，這是門閥政治形成過程的特殊性。故此，可以將東晉的門閥政治格局看作是特殊性和必然新的結合。

從門閥政治的具體形成過程來看，它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司馬睿和王導南渡後，通過對南北士族的籠絡和妥協，以王導為首的王氏家族首先掌握了朝政大權，形成“王與馬共天下”政治局面，門閥政治格局初步形成了。但司馬睿不甘皇權就此式微，啟用了一批寒族人士，重用劉隗，刁協二人，試圖用申韓之術恢復皇權，但遭到王敦的反抗，在這個過程中南北士族都力圖維持門閥政治不變，司馬睿的嘗試失敗，門閥政治的格局最終被定型。從門閥政治形成的條件來看，一個發展成型的士族和皇權的衰落是其主要的依存條件。東晉後期，農民起義更加頻繁，並且水平更高，直指門閥士族階層，使他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和附庸農民，動搖了門閥士族的經濟基礎加之門閥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逐漸沒落。同時，皇權的衰弱只是特例，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產生，不符合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待到時機變化，便會消失。

所以門閥士族的統治必然是暫時的，因為他們所依賴的這種落後的，地主大土地與類似於奴隸制相結合的生產關係已不再適合社會發展，對於農民的剝削和人身控制導致農民革命不斷，必然會被取締，建立新的政權。這再一次雄辯地證明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