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綱要關於洋務運動的論文【通用多篇】

中國近代史綱要關於洋務運動的論文 篇一

《淺談甲午戰爭後的洋務運動》

[摘要] 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時間跨度比較長的重要歷史事件，傳統的觀點都將洋務運動的終結時間定在19世紀90年代，即以甲午戰敗為標誌。由此，“甲午戰爭宣告洋務運動的破產”一説一度成為歷史的定論。然而，近些年來，通過對許多清史資料的發掘證實，甲午戰後，洋務運動仍在繼續，呈現深化的趨勢，並與甲午戰後風起雲湧的變法思潮產生某種程度的合流。

[關鍵詞] 甲午戰爭 洋務運動 影響

一、甲午戰爭後洋務思想的深化

1.批判與反思

甲午戰後，社會各個階層開展了對洋務運動的批判，洋務派自身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檢討。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證明，洋務運動並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在探究戰爭失敗的原因時，出現了對洋務運動莫衷一是的局面。首先是頑固派，他們藉着甲午戰敗之機，把責任全部推到洋務派身上，一時間，紛紛站出來詆譭洋務運動，正如譚嗣同所指出的那樣，封建士大夫“徒尚空談，清流養望，以辦洋務為降志辱身，攻擊不遺餘力”。

在頑固派的攻擊和維新派的批判下，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上簽字後，即將談判過程奏報清廷，他以戰敗獲罪之身向光緒帝懇切陳辭説：“深盼皇上振勵於上，內外臣工齊心協力，及早變法求才，自強克敵，天下幸甚！”在這裏，他提出了“變法求才”的主張，把這一主張與戊戌變法時期李鴻章的態度結合起來分析，我們可以認識到，這種“變法求才”不再是甲午戰爭前開礦設廠、修路造船等一般性的洋務舉措，而是含有改革、變革的意味。顯然，李鴻章的洋務思想有了深化發展的跡象。但這時的李鴻章，因戰敗在《馬關條約》上簽字而成為眾矢之的，被剝權奪勢，代之而起的是經辦洋務多年的張之洞。但甲午之戰，中國竟敗給“蕞爾小國”,這不能不使他震驚，經過探究，他逐漸認識到“救時必自變法始”,並認為“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把變法作為挽救危亡的前提。由此可見，甲午戰後，洋務派開始對“富強之術”的本質進行了自我反思。

2.洋務思想的深化

甲午戰爭的慘敗刺激着整個統治階級，光緒帝在《馬關條約》簽定後，首先發出類似於“罪已詔”的上諭，在此上諭中，光緒皇帝陳述了簽定和約的萬不得已的緣由和苦衷，他説道：“其萬分為難情事，言者奏章所未及詳，而天下臣民皆當共諒者也。茲將批准定約，特將先後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後我君臣上下惟期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籌興革。毋沿積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內外諸臣有厚望焉！”在這裏，光緒帝提出了當前“練兵籌餉”兩大要務，表現出急於革興自強的決心，已經意識到必須“痛除積弊、亟籌興革”,中國才能“自強”,才能“一新氣象”。在光緒帝“興革自強”上諭的倡導下，洋務大吏們在反思和檢討戰前籌辦洋務的得失後，紛紛諫言獻策，提出新的變革主張。

《馬關條約》簽定不久，天津海關道盛宣懷連發三信，分別致署直隸總督王文韶、户部尚書翁同龢、大學士李鴻章，痛切地提出了變法的問題。盛宣懷是一位“勤於官、通於商、諳洋務”的洋務派官僚，他從1870年入幕李鴻章府開始經辦洋務，至此，他的洋務思想由經辦一般性洋務發展到“變法”,這固然是由於甲午戰敗的刺激，但也足以證明其經辦洋務的思想有了深化發展。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甲午戰後，受到戰爭失敗所帶來的危機的刺激，洋務大員們在深刻反省戰前經營洋務的得失後，提出了新的洋務主張。洋務派這一時期辦洋務的視野更寬了，而且他們的主張已經涉及到變更傳統的大政方針。

二、甲午戰爭後洋務活動的進一步開展

隨着甲午戰後各種籌辦洋務的主張紛紛出台，洋務事業在規模和範圍上都有了新的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軍事方面

洋務運動是從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入手的，“強兵”是洋務運動最初要達到的目的。戰後洋務派在上書奏摺中都提出了復興海軍、創練新軍的主張。光緒帝首先在“罪已詔”的上諭中提出“練兵籌餉”,各大臣也紛紛提出練兵的計劃和建議，在洋務大吏的極力倡導下，洋務運動在軍事方面首先從重建海軍、編練新軍和整頓軍事教育幾個方面着手進行。

(1)重建海軍

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總攬洋務事業和海軍建設的時代已經宣告結束。清政府開始重建北洋艦隊，清政府在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於1896年先向德國訂造驅逐艦、巡洋艦3艘，向英國訂造大型巡洋艦2艘，又另向德國訂購魚雷艇4支，這些船隻大部分於1898年來華。清政府對此甚為重視，稱它們為“規復海軍之始基”。此外，根據兩江總督劉坤一“節餉增船”的方針，清政府裁停了南洋水師舊式兵輪，於1895年裁撤了海軍衙門，還對福州船政局進行整頓。

(2)編練新軍

光緒帝在《馬關條約》簽定後發佈的“罪已詔”上諭中，兩次提到“練兵”,張之洞、胡燏棻、劉坤一等臣工們上度《清史論叢》上刊登的《論洋務新政與立憲政體改革》一文，把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清末新政看作一脈相承的過程，論述了甲午戰後洋務運動必然發展為維新變法。

其實，清政府真正編練新軍是在1901年實施新政後，但新軍的編練早在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就已開始着手進行，最初是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編練“定武軍”,共四千七百人，是為編練新軍之始。1895年末，胡燏棻調任蘆漢鐵路督辦，袁世凱以浙江温處道名義接替，遂將“定武軍”改稱“新建陸軍”,擴充至七千人；與此同時，張之洞在署兩江總督任內也編練了一支兩千多人的新軍，名為“自強軍”。1896年，他又以從兩江調鄂的護軍營為基礎，選募新兵，參用德國軍制，開始湖北新軍的編練。在洋務大吏的倡導下，各省相繼編練新軍。

(3)整頓軍事教育

在復興海軍、籌備陸軍的同時，清政府採用洋務派的建議，加強軍事教育。清政府在甲午戰後進行了整頓海軍教育的舉措，充分發揮甲午戰後倖存下來的海軍學校的作用。福州船政學堂於1897年再次招生，繼續派遣學生出洋，當年從福州船政學堂選拔了六名學生赴法，是為第四屆留學生。陸軍方面，張之洞於1895年11月奏請創辦了陸軍學堂，1896年，盛宣懷又創辦了武備學堂，仿製西法，編制學堂章程。

2.工商業方面

甲午戰後，洋務派對戰前“求富”無效的原因進行了反思，認識到了“官辦”、“官督商辦”的弊端，提出了新的發展工商業的主張，光緒闡明瞭他的經濟思想即“以恤商惠工為本源”,也就是發展洋務運動中的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兩個方面。

甲午戰後的工商業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標誌之一便是民用工業取代了軍事工業的主體地位；之二便是商辦企業在洋務運動中異軍突起，並且越來越佔據重要地位。“據不完全統計，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幾年間，即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全國各地新辦的私人工礦企業，其創辦資金在一萬元以上的(中日戰爭以後，中國開始以元為計算單位，即一銀元)共104個，資本總額為二千三百多萬元。在戰前二十多年間，私人資本辦的工廠不到八十家，其資本總額為七百三十萬元。戰後的六年間比戰前二十多年，增加二三倍。”

洋務派在經濟方面又提出了“獎勵工商”、“護商”、“勸工”等主張，在這樣一種上下一心發展工商業的氛圍中，除了戰前洋務派經營的工礦業、交通運輸業、電信紡織業仍在進行外，又新興許多工礦業，建設了許多鐵路，在金融、郵電方面都有新的發展。甲午戰後，新修了津蘆、蘆漢、滬寧、粵漢等鐵路；在工礦業方面，甲午戰爭前的大多數廠礦仍在運轉，戰後又出現了漢陽鐵廠這樣大型的工礦企業。此外，還有江西萍鄉煤礦、直隸灤州煤礦等；紡織業方面，上海機器織布局在甲午戰後一直存在直到1901年由於經費問題，才被招商所頂替。戰後又新建了一批紡織企業，如上海華新紡織新局、湖北紡織四局。除此之外，商辦企業盛極一時。

3.教育方面

甲午戰爭之前，洋務派經辦教育事業的最大成果，便是設立同文書館，然而，同文書館所培養的僅僅是些實用性的翻譯人才或“一材一藝”的洋務人才，而“欲求一緩急可恃之才而競不可得”。戰後，許多洋務派官員已經認識到“儲才”的重要性，提出許多培養人才、加強洋務教育的議見，其中，張之洞在《籲請修備儲才折》中就提到：“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於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於學。夫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鑑於洋務派的呼聲，甲午戰後清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出現了新的變化：一是打破了過去以培養軍事人才和翻譯人才為主的教育模式，開始廣設學堂。其中，張之洞於1895的12月，先後創辦了儲才學堂、陸軍學堂、鐵路學堂，1898年，張之洞又創辦了農務學堂和工藝學堂。二是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洋務派在戰後打起了“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的口號，三是派遣留學生規模越來越大。張之洞、劉坤一等洋務運動的領導者認識到，要培養足夠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須加派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清政府在留學人員的選派、留學領域、留學國家的選擇以及留學制度的規定上都做了較戰前不同的變革。在人員的選拔上，主張“中西會通”,規定凡官派學生，必須在本國新式學堂學完中學和西學基礎課。在留學領域上，改變了戰前只注重軍事學習的狹隘性，學習內容涉及農工商、法律、師範教育等方面。在留學國家上，一改戰前只注歐美的做法，大力倡導留日。這樣，甲午戰後，改革科舉的呼聲日起，洋務教育走向多元化，留學教育在內容上多樣化，在規模上則較戰前有所擴大。

4.政治方面

後期的洋務運動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已涉及制度的變革。張之洞是洋務運動後期的領袖人物，他改革政治的主張可以看作是洋務運動後期政治方面改革的代表。1898年，張之洞出爐《勸學篇》,一直以來，這一著作都被看作是張之洞與維新派劃清界限、用以自清的標誌，在這一著作中，張之洞改革政治的主張較多地得到了體現。在這部著作中，張之洞指出：在西學中，“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並廣泛推行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教育等政策的主張，説明張之洞的洋務思想已經涉及政治改革的領域。

經過上述幾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甲午戰後，洋務運動在軍事、工商業、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向縱深方向發展，洋務思想呈普及之勢，正所謂甲午戰後，“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紛紛言變法”。洋務運動的深化發展，不僅為維新運動作了鋪墊，而且在某些方面與之產生了共鳴。

三、甲午戰爭後的洋務運動與戊戌維新

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各省在京應試的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此為標誌，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了歷史的舞台。在此後的幾年間(至1898年9月21日),在晚清的政治風雲裏，變法自強成為一股左右時局的潮流。這股潮流與甲午戰後的洋務運動並行不悖，甚至，在某些方面，洋務派成為維新派的同路人。二者的關係，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洋務變法思潮與維新思想的趨同

甲午戰後，受到戰爭失敗所帶來的危機的刺激，洋務大員們在深刻反省戰前經營洋務的得失後，提出了新的洋務主張。雖然這些主張大部分仍是戰前各項洋務事業的繼續，但通過分析，洋務派這一時期辦洋務的視野更寬了，而且他們的主張已經涉及到變更傳統的大政方針。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提到的變法主張，不外乎軍事、工商業、教育等幾方面。“公車上書”被都察院以“和約已定”為由，拒絕代呈光緒帝。1895年7月19日，署兩江總督張之洞上《籲請修備儲才折》,提出了九條變法措施(上文有詳細介紹),其內容歸納起來，主要是練兵、發展工商業、開辦學堂以及富國養民之策，與“公車上書”的內容相比較起來，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此後，御使胡燏棻又上《變法自強疏》,提出十點變法建議，主要有：“一、開鐵路以利轉輸；二、鑄鈔幣、設銀行、統一貨幣；三、開民廠以造機器；四、開礦產以資利用；五、折南漕以節經費；六、減兵、創練新軍；七、創郵政；八、創陸軍、設武備學堂；九、重整海軍；十、設立學堂以儲人才，以開民智。”其內容，也不外乎練兵、教育、實業幾方面，與康有為“公車上書”所提變法內容似乎異曲同工，而張之洞、胡燏棻等人的上疏均在康有為“公車上書”之後，從內容和時間上來看，起到了前呼後應，此唱彼和的效應。從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所頒佈的法令來看，這些法令的內容歸納起來共分四個方面：(1)政治方面，主要是改革舊機構，裁撤了一批衙門，整頓吏治，鼓勵創辦報紙，提倡上書言事，准許旗人自謀生計；(2)經濟方面，保護及獎勵工商業，中央設立農工商總局、鐵路礦務局，各省設商務局；注重發展農業，辦郵政、修鐵路……改革財政；(3)文化教育方面，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開經濟特科；創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中國小堂，派人出國留學，提倡西學，獎勵發明，准許自由組織學會；(4)軍事方面，裁汰舊軍，用西法練兵。

從上述維新變法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變法新政在經濟、文化教育及軍事上都沒有脱離洋務所倡導的範圍，即使在政治領域，維新派與洋務派也不是完全大相徑庭的，只不過維新派除舊的措施多些，而洋務派較少除舊，更多的是布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的學者一直認為，“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執行的是洋務派的路線，是一位洋務皇帝。”通過對上述洋務派與維新派二者各自的變法方案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條結論：甲午戰後的洋務運動與維新變法二者是並行不悖的，甚至在某些領域出現了合流，產生了共振，這是二者的關係之一。

2.洋務運動為維新變法提供人才支持

3.洋務大吏對維新變法的直接推動

部分洋務大吏參預維新變法推動了變法運動的開展，部分洋務派官員之所以能參預到維新變法中來，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二者的主張有相通之處；二是甲午戰後的民族危機使然。關於二者的相通之處，上文已有論述。至於民族危機促成的緊迫局勢梁啟超曾有一段話這樣描述：“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之輩，亦稍稍和之。”由此可見，甲午戰後的民族危機使洋務派與維新派在“變法”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這是二者合作的前提和基礎。這一部分直接參預、支持維新變法的洋務大吏，主要指張之洞、陳寶箴等人，他們對維新運動的支持主要體現在創辦強學會、《時務報》以及對湖南新政的支持等事件上。

《時務報》的創辦與發行，也是洋務派與維新派合作的結果。《時務報》作為維新理論的宣傳陣地，創立於1896年8月，它是利用強學會解散後的餘款創辦起來的。它的籌辦得到了張之洞的積極支持。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甲午戰後，洋務派在辦洋務上逐漸與維新運動不謀而合；基於二者的相通，一部分洋務幕僚乃至洋務骨幹順應了變法潮流，逐漸轉變為維新志士；而以張之洞、陳寶箴為代表的洋務大吏則直接支持維新運動，二者在歷史的舞台上找到了契合點。

四、結論

甲午戰爭之後，洋務運動並沒有止步不前，而是呈現深化發展的跡象。它的深化發展是基於頑固派對它的攻擊和維新派對它的批判基礎上的，洋務派開始反思和檢討戰前經營洋務的得失，並得出新的變革方案。甲午戰後的洋務運動，歸納起來是在四個方面進行的：在軍事上，洋務派致力於重建海軍、練陸軍、改革軍事教育制度；在工商業方面，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針，扶植民用企業的發展；在教育方面，科舉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教育的單一化得到改變，各式學堂建立；在政治方面，提出“西藝非要，西政為要”。戰後的洋務運動與風起雲湧的變法思潮彼此激盪，在很多領域產生共振，洋務運動對維新變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洋務大吏直接參與了維新變法，還有一部分洋務幕僚投身於變法當中，完成了自身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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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綱要關於洋務運動的論文 篇二

《淺析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

摘 要：洋務運動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近代工業化的啟動與第一波的推進，對中國近代軍事工業、民用工業、科學教育及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一系列深刻變動。

Abstract: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as the first phase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resulting in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times in China and the first wave of industrialization.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modern military-industrial, civilian indust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and culture。That had caused a series of profound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關鍵詞：洋務運動中國近代化

Key Words：Westernization Movement; China; Modernization

作者簡介：何玲，温州大學城市學院教師，女，遼寧撫順人，1981年9月生，研究方向：黨史黨建。工作單位：温州大學城市學院，浙江省温州市高教園區 温州大學茶山南校區城市學院基礎教學部

中國近代化是伴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展開的，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了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洋務運動是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對中國近代思想的啟蒙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有些論者以洋務運動最後失敗為由否定它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這樣的評價並不全面。列寧説，“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1)

一、洋務運動為中國經濟逐漸走向近代化創造了條件

第一，洋務運動在中國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幼苗。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清政府正處於危機之中，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外有西方列強的侵擾。為了挽救其統治，清政府內部分化出一批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引進機器生產的有識之士，即洋務派。他們普遍認識到中國必須謀求富強之道，且需從“練兵”、“制器”開始。如實？説：“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2)曾國藩早在咸豐十年就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因此他極力贊同購買並製造先進槍炮，認為“購買外洋槍炮，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3)。經辦洋務最多、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李鴻章在列強侵略面前也悟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4)為此曾國藩設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先後設上海洋炮局、江南製造總局與金陵製造局。洋務運動由此進入以發展軍用工業為主要內容的“求強”階段。

隨着軍用工業的發展和洋務派認識的深化，他們懂得了“必先富而後強”即經濟力量是軍事力量的基礎，如李鴻章説：“欲自強，必先裕餉，欲餉源，莫如振興商務”。(5)於是洋務派在繼續舉辦軍事工業的同時大力興辦民用工業，由此洋務運動進入“求強”與“求富”並重時期。洋務運動期間興辦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礦企業，先後共有29個單位，其中以開平煤礦、漠河金礦、漢陽鐵廠、上海織布局、湖北官佈局等規模較大。同時還興辦了大批現代交通運輸企業，包括近5萬噸位的輪船招商局，津沽鐵路、關東鐵路、台灣鐵路共計477公里。還有通行全國的主要行省的電報及郵政事業。新式工礦企業的設置，改變了中國延續幾千年的手工操作的生產方式，開始有了以機器生產為主要特徵的資本主義近代輕工業、重工業，為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起了示範作用。近代工業的出現，也帶動了國內市場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社會格局開始了較為深刻的變化，產業工人隊伍逐漸形成，據估計，到1894年，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總數已有近十萬人。

第二，洋務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鴉片戰爭後，外國的入侵首先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洋務運動的興起、洋務企業的興辦以及商品性產品的生產，進一步破壞了自然經濟，促使商品經濟發展，使傳統的剝削方式開始改變。洋務派在創辦民用企業時，主張“官合民之力以收利權”，採取了招引私人投資的辦法，倡導商民附股洋務企業。我國早期創辦的、規模較大的近代民族工礦企業，大都通過洋務派向清朝政府申請“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洋務派確曾給予過一定的支持或扶助，如為這些企業向清政府請準貸款、墊款，解決企業資金不足的困難。輪船招商局於1872至1877年間向清政府借款達1928萬兩，電報局於1889年向清政府借款達62萬兩。洋務運動的興起，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開闢了道路。

第三，洋務運動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化的進程。洋務派已認識到外國的經濟侵略對中國的危害，並提出發展本國的工礦交通電訊業以“分洋商之利”。(6)如李鴻章曾説：“機器製造一事，為今日御侮之資，自強之本。”(7)又説：在“中國內江外海之利幾被洋人佔盡”之時，中國“宜購造輪船，運糧攬貨，以濟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於是，他創辦輪船招商局，希望“漸收利權”(8)。洋務派通過興辦近代民用企業，確也收到了一些實際的效果。以輪船招商局與上海機器織布局為例，輪船招商局創辦20年間，共得純利潤600萬兩，是實際資本的12倍。僅在創立的頭三年，“洋商少裝客貨，三年共約銀493、3萬餘兩。因與該局爭衡，減落運價，三年共約銀813.6萬餘兩。是合計三年中國之銀少歸洋者，約1300餘萬兩”。(9)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後獲得十年專利權，這固然不利於民族資本的發展，但它明確規定“無論華人、洋人均不得於限內另自紡織”，其用意在於使洋人在中國設棉織廠的“後患庶幾可免”(10)。這表明洋務運動使中國市場不再是外國商品的一統天下，為中國經濟逐漸近代化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

二、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

洋務運動還興辦了近代文化教育事業，傳播了科技知識，培養了人才。洋務派認為：“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11)因此，洋務派一開始就把引進西方科技作為主要手段。但隨着科技和機器的輸入，對掌握這些技術的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為了培養科技人才和應用人才，“授以機器工程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不必需用外國機器及外國工程師”(12)洋務派創辦了福州船政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廣東陸軍學堂、天津軍醫學堂等學校，這些學校以學西學為主，對學生進行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教育，直接為軍事企業和工礦企業輸送人才。新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由於學習了外語、自然科學知識及專業理論和技能，成為具有近代化知識結構的應用型人才。洋務派注意留學教育，認為要培養足夠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須派人到外國學習“遠適肄業，集思廣益”,“使西人擅長之計，中國皆能因習。然後漸圖自強”(13)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學。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從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國留學。從此以後，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斷向海外派遣留學生。這些留學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識，親身感受到資本主義文明，文化知識結構和思想意識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回國後，倡導西學，成為新式知識分子。在他們當中湧現出許多科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為中國近代化事業的棟樑。洋務運動給古老的中國帶來了許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國有了西方的技術設備和生產方式，有了輪船、鐵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郵政、電報等新式通訊手段，有了新式學堂和翻譯、刊印西方書報的機構。洋務運動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社會思想的進步，推動了近代文化特別是科技文化的發展。

三、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思想的近代化

洋務論者已把師夷之長，奪夷所恃與變法主張結合起來，這在封建主義的“祖宗之法”上開了一刀，在學習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洋務派中出現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如郭嵩燾在1875年時提出“令沿海商人廣開機器局”的倡議，提出西方各國富強的根本，在於“朝廷政教”。(14)可見，從仿造堅船利炮、師法工商技藝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務派對西方長技的認識已在不斷深化。在此思想的啟示下，19世紀80―90年代，中國出現了早期維新派，開始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如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提倡設議院，從更深層的政治制度方面從事改革。

因此説洋務運動不僅只是學習西方的技術，同時還啟迪了人們去學習西方的先進的政治制度，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由於洋務運動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本身的侷限性以及當時國內外的環境決定了其只能畸形發展，洋務運動不可能獨立完成中國近代化的任務。

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是一個頗多爭議的史學課題。本文的論述意在強調，洋務運動是以近代工業化為主體的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第一階段，應是不爭的事實。這樣説並沒有否認這第一步跨得並不好，也沒有否認洋務派的決策思路與內部分歧對這一歷史進程的負面影響，更沒有否認它的不徹底性和滯緩落後性。

註釋：

(1)《列寧全集》，第2卷第150頁。

(2)《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頁。

(3)曾國藩《覆陳購買外洋船炮折》見之於翦伯贊、鄭天挺主編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第343頁。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頁。

(5)《李文中公全書・奏稿》卷39第32--33頁。

(6)(7)(8)《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翦伯贊、鄭天挺主編)近代部分上冊第358--359、348、358―359頁。

(9)《洋務運動》第六冊第10頁。

(10)鄭觀應《稟北洋通商李傅相為織布局請給獨造權限並免子口税事》《後編》卷七。

(1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變法》第三冊第224頁。

(12)容閎《西學東漸記》。

(13)《擬選陪穎子弟出洋藝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14)洋務運動，第1冊：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