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著名歷史故事【精品多篇】

古代歷史故事 篇一

司馬遷着《史記》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史書，也開啟了許多史學題材的先河。《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徵和三年。

司馬遷其人

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儘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但是匈奴兵越來越多，漢軍寡不敵眾，後面又沒救兵，最後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動了朝廷。漢武帝把李陵的母親和妻兒都下了監獄，並且召集大臣，要他們議一議李陵的罪行。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説：“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幺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司馬遷的祖上好幾輩都擔任史官，父親司馬談也是漢朝的太史令。司馬遷十歲的時候，就跟隨父親到了長安，從小就讀了不少書籍。為了蒐集史料，開闊眼界，司馬遷從二十歲開始，就遊歷祖國各地。他到過浙江會稽，看了傳説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到過長沙，在汨羅江邊憑弔愛國詩人屈原；他到過曲阜，考察孔子講學的遺址；他到過漢高祖的故鄉，聽取沛縣父老講述劉邦起兵的情況……這種遊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又從民間語言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給司馬遷的寫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以後，司馬遷當了漢武帝的侍從官，又跟隨皇帝巡行各地， 還 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帶視察。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説：“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吆喝一聲，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

審問下來，把司馬遷定了罪，應該受腐刑（一種肉刑）。司馬遷拿不出錢贖罪，只好受了刑罰，關在監獄裏。

司馬遷認為受腐刑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他幾乎想自殺。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不應該死。因為當時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寫一部書，這就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他痛苦地想：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現在受了刑，身子毀了，沒有用了。但是他又想：從前周文王被關在羑里，寫了一部《周易》，孔子周遊列國的路上被困在陳蔡，後來編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寫了《國語》，孫臏被剜掉膝蓋骨，寫了《兵法》。還有《詩經》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憂憤的情況下寫的。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裏有鬱悶，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時候，才寫出來的。我為什幺不利用這個時候把這部史書寫好呢？於是，他把從傳説中的黃帝時代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為止的這段時期的歷史，編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的巨大著作《史記》。

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對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蹟都作了詳細的敍述。他對於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給予高度的評價，對被壓迫的下層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態度。他還把古代文獻中過於艱深的文字改寫成當時比較淺近的文字。人物描寫和情節描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因此，《史記》既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又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著作。

司馬遷出了監獄以後，擔任中書令。後來，終於鬱鬱不樂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記》在我國的史學史、文學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故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評價。

《史記》其書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説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敍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據司馬遷説，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説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説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司馬遷的《史記》開啟了中國通史編纂的序幕，而且奠定了中國史學的精神，也就是據實記載，不畏強權，堅持真理，支持正義。《史記》成為政治家、史學家、思想家們必須閲讀的作品，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古代歷史故事 篇二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斷送自己命運的王朝，在歷史上可能只有一個，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為緩和西漢末年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而採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西漢自宣帝以後，元、成、哀、平四個皇帝都極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權落到外戚手裏。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幾個兄弟，王鳳、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後擔任大司馬的職務。大司馬在當時是掌握政務軍事重權的高官。其它一些重要官職和刺史郡守，也都出於王氏門下。王氏集團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勢力。漢哀帝死後，漢平帝繼位。他是一個9歲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馬王莽的擺佈。王莽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拉攏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結交官僚貴族。當他認為準備妥當之後，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嬰為皇帝，由他輔政，稱“攝皇帝”。這樣，他還不滿足，公元8年，乾脆踢開孺子嬰，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把國號改為“新”，篡奪了漢朝的政權。次年改元為“始建國”。

偽君子

在歷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來，史學家雖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積極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圖，但他的“陰謀”、“虛偽”似乎已成定論。王莽覆滅後，除了東漢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認可的《漢書》有一篇《王莽傳》外，其它有關史料已蕩然無存。所幸《漢書·王莽傳》還相當詳細。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個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繼位後，王家先後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大司馬，是西漢一代中最顯貴的家族。但王莽父親早死，沒有輪到封侯；哥哥也年紀輕輕就死了，留下了孤兒寡母。這卻使王莽從小養成了與富貴的堂兄弟們不同的習慣，他謙恭好學，生活儉樸，與普通儒生無異。平時侍奉母親和寡嫂，撫養侄兒，都規規矩矩。對待社會上的名流學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禮。永始元年，王莽被封為新都侯，升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王莽在宮中值勤時總是小心謹慎，官越升，越是謙虛。他廣泛結交高中級官員，贍養救濟名士，家裏不留餘財，連自己的軍馬衣服都拿來分發給賓客。在位的官員不斷舉薦他，在野人士紛紛傳播他的佳話，王莽的名聲逐漸超過了他的叔伯們。

王莽很快收羅、組織起一個得心應手的班底：王舜、王邑為心腹謀士，甄豐、甄邯負責決策，平晏掌管機密，劉歆撰寫文告製造輿論，孫建當“爪牙”（上通下達兼打雜），甄豐之子甄尋、劉歆之子劉fen1、涿郡崔發、南陽陳祟等也因有各種本領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大肆收買人心，以至於全國上下無不感謝王莽，但他認為做得還不夠，又向太后進言：“由於丁、傅兩家外戚的奢侈揮霍，很多百姓還吃不飽飯，太后應該穿粗衣，降低飲食標準，作天下的榜樣。”他自己上書，願捐錢一百萬、田三十頃，交給大司農救濟貧民。此舉一出，百官積極響應，紛紛仿效。連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供太后私人開支的封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一到發生自然災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國大旱，併發蝗災，受災最嚴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帶頭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獻出土地住宅救濟災民。災區普遍減收租税，災民得到充分撫卹。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銷，改為安民縣，用以安置災民。連長安城中也為災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為了復興儒家傳統制度，王莽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儀建築和市（市場）、常滿倉（國家倉庫），為學者建造一萬套住宅，網羅天下學者和有特殊本領的幾千人至長安。學生與百姓積極性很高，紛紛投入義務勞動，十萬人突擊，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聯名上書，請求給王莽“加九錫”。當年秋，派往各地瞭解民情的八位風俗使者回到長安，帶回各地歌頌王莽的民歌三萬字。王莽奏請進一步制定條例，以便做到“市無二賈（市場上不討價還價）、官無獄訟（衙門裏沒有打官司的）、邑無盜賊（城裏沒有盜賊）、野無饑民（農村中沒有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男人女人分別走在路的兩邊），“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畫像示眾，不必真的用刑），彷彿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很快，王莽就獲得了皇帝的寶座。

古代歷史故事 篇三

北擊匈奴

歷史是一面鏡子，因為從中可以得到借鑑。歷史螺旋式的前進，往往導致驚人相似的一幕重演。中國在過去幾千年中，有過失敗，也有過成功，有繁榮幸福，也有衰敗悲傷，但大的趨勢總是文明徵服野蠻、人性戰勝獸性的進化。中國一直處於蠻敵環視之中，甚至兩度亡國。但中國人在逆境中決不放棄，歷經百年坎坷仍能毅然崛起，恢復祖宗的光榮。華夏為唯一現存的文明古國，足見中國文化之深厚和中華民族精神之堅韌。中國的不滅精髓，即在於奉天理而行王道。漢徵匈奴即是這種民族精神的一次有力表現。這種精神也必在將來掃除倭患中得到再一次證明。

與大漢為敵者死

在秦統一中國的時候，塞北的胡人也開始聯合起來，形成了相當的勢力，不斷騷擾邊境，這就是匈奴的開端。當時甚至有“亡秦者胡”的流言。秦使蒙恬修長城，將文明中國與塞外胡人隔開。但諸侯反秦之後，匈奴又乘虛渡河南下。冒頓單于時代，匈奴大敗東胡與月氏，征服北邊各民族，佔領燕代之地，雄踞北方，與中國為敵。楚漢中原逐鹿甫畢，大漢剛立之際，匈奴攻取馬邑，又南取太原。公元前二○○年，漢高祖劉幫領步兵三十二萬北征，兵未全到而被冒頓以騎兵四十萬圍困於平城白登山達七日之久，後用陳平的計策，方得逃出。

此時漢朝甫立，諸侯未定，中央不穩，更無力與匈奴一戰。秦雖統一中國，但僅存十五年，以致到漢初，商周以來的諸侯意識仍然很嚴重。異姓王（如韓信）和劉氏諸侯都擁有很大的獨立性，反叛中央之事時有發生。且以戰鬥力而論，漢朝不敵匈奴。在古代的戰場，戰馬簡直相當於近代的坦克，而漢初馬匹奇缺，甚至於天子的御馬中也找不出四匹同色的，而將相們只能乘牛車。主要原因是中原不適宜於養馬，養出來也大多不能作戰馬。而匈奴是遊牧民族，馬匹眾多，牛羊成羣，其民從國小習騎射，戰時全民皆兵，傾巢而出有數十萬之多。漢軍光靠步兵是無法與匈奴交戰，雪平城之恥的。

漢朝嫁公主給單于，每年又贈送大批絲綢、糧食、酒等物，約為兄弟，試圖柔服匈奴，但匈奴更為驕悍。大凡開化較晚的民族，必奉強權為尊，唯利益是圖，誰拳頭厲害服誰，服打不服理，強的佔便宜，弱小的自認倒黴。匈奴的習俗，重少壯而輕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雖不如日本人把老父老母背到山中餓死一般殘忍，但在漢人看來也是野蠻之至。匈奴人無文字，靠口頭約束。戰時虜掠的俘虜作為奴婢，搶得財物盡歸己有，作戰時士兵頗為勇猛。匈奴經濟落後於中土，又把漢的和親政策看成軟弱的表現，所以仍時常在邊境搶掠。

漢目光遠大，戰略深遠，積匈奴七十年之辱，而不貿然輕動，正可謂九世報仇，亦未為晚。相比之下，後世之南宋，根基未固便興兵北伐，結果招致重挫而一蹶不振。漢立七十年後，中央穩固，中國終於在實際上從為一箇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而七十年的發展，積蓄了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對匈奴反戈一擊的時機已經成熟。此時劉徹即位，一場對匈奴暴風驟雨、雷霆萬鈞的打擊即將揭開序幕。

元朔二年（前一二七年），匈奴侵入上谷、漁陽（密雲），“殺略吏民千餘人”。車騎將軍衞青等領漢軍數萬騎從雲中出擊，斬俘匈奴數千，獲牛羊百萬頭，收復河套地帶，修復秦時蒙恬邊塞。漢乃設朔方、五原等郡，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稍後匈奴單于以數萬騎攻入代郡（河北省），殺太守並虜掠數千人，其右賢王也攻入朔方郡，殺略吏民。

元朔五年，大將軍衞青以漢軍十萬出塞七百里，俘右賢王部一萬五千。而秋天，匈奴又殺代郡都尉，虜千餘人。元朔六年春，漢軍十餘萬騎，再擊匈奴主力，得首虜一萬九千餘級。匈奴屢遭重創，乃將主力退至漠北。但在東線方面，匈奴實力尚強，元狩元年（前一二○年），又入上谷殺數百人。

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年），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與匈奴軍相遇，經短兵肉搏，斬虜首一萬八千級。同年夏天，霍去病以漢軍數萬騎，越居延澤，攻祁連山，俘三萬多人。而後匈奴渾邪王帶四萬人來降。漢朝取得河西，不但隔斷匈奴與羌人之間的信道，而且使之失去祁連一帶的牧場。匈奴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漢設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使“金城、河西並南山（祁連山）至鹽澤（羅布泊），空無匈奴”，並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三年（前一二○年），匈奴又南下右北平與定襄，虜掠千餘人。次年，漢決定以十萬騎兵，分東西兩路，絕漠遠征。衞青一路越過沙漠北進千餘里，與匈奴單于相遇，戰至黃昏，忽然狂風大作，飛沙撲面，漢軍乘機包圍匈奴。血戰之餘，匈奴軍除單于以下數百騎遁走外，被殲一萬九千餘級。東路軍霍去病深入匈奴境內二千里，與左賢王接戰，斬俘匈奴七萬餘級。直抵大興安嶺，乃封狼居胥山、禪姑衍（大興安嶺之一峯），臨翰海沙漠，豪氣干雲，全勝而返。而匈奴北遁，漠南無王庭。數年之後，公孫賀與趙破奴曾各領萬騎出塞千里，不見匈奴。元封元年，劉徹親領十八萬騎巡視北方，出長城，登單于台，旌旗千里。遣使叫單于能戰則戰，不能則來臣服，不必在漠北寒苦之地受罪。單于大怒，卻也只能扣留漢使，遷於北海（貝加爾湖），不敢近漢之邊塞。

匈奴經數次大戰，人口牲畜損失慘重。短時內再無力侵漢，一般來説，一個國家遭受外來打擊而衰弱時，內亂也就接踵而至，因為對於怎樣扭轉不利局勢，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匈奴勢力削弱，原來受其控制的其它民族也乘機獨立，匈奴則發兵去鎮壓。丁零，烏孫，烏桓等國與漢聯合，從各個方向圍攻匈奴，匈奴死傷甚為慘重。漢昭帝時，發生五單于爭立事件，經過一番爭鬥，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宣帝五鳳四年，北單于郅支進攻單于庭，南匈奴不敵，乃南遷至漢朝邊塞附近，要求與漢合作。甘露三年（前三三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向漢稱臣，入長安朝見天子。

武功與文人

觀中國歷史，幾歷衰亡，莫不因無用文人權重朝綱，或舞文巧法，朋比黨爭，或不切實際，空言異想，迂腐誤國。文人總以虛華之詞，陳爛之調，一躍而居高位，蓋過沙場征戰的武臣。重文輕武，抑兵過甚，乃至國破家亡者，宋明兩朝是也。漢朝雖武功蓋世，但到匈奴勢衰，天下太平時，文人的地位就開始超過武將。陳湯萬里遠征，斬單于首，萬夷懾伏，本應封候。但匡衡、石顯竟認為陳湯私自出兵，罪大當誅，更不能封爵。最後有大臣抱不平，元帝才封他食邑三百户。到漢成帝時，匡衡又挑出陳湯的一些小錯，竟想要治他死罪。其實成帝對陳湯還是很賞識的，但朝中文臣對他的嫉妒排擠，使他不但不得重用，反而屢遭迫害。

希望這種悲劇再也不要發生。

古代歷史故事 篇四

張騫鑿空

似乎人們有一種觀念，好象中國人是封閉的、保守的。從來都沒有出現像哥倫布、麥哲倫那樣的偉大探險家。對這一點，梁啟超在自己的《飲冰室合集》中就進行了批判，他提出來的一個重要的反證，就是張騫鑿空。

「第一奇男子」

梁啟超把張騫譽為中國古代的「第一奇男子」，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班固在《漢書》中集記載：“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

西域，漢朝時是指甘肅玉門關以西、葱嶺以東的地區，大大小小分佈幾十國，大致相當於今日新疆一帶。本來西域各國大多臣服於匈奴。武帝為了徹底孤立匈奴，決定與它們聯合。聽説大月氏國（原在玉門關附近，後徙至今阿富汗境內）與匈奴有仇，所以武帝在公元前139年，派張騫帶一批人前往西域，想聯合大月氏等國共抗匈奴。但張騫中途被匈奴捉住，一關押就十幾年。後來他想法逃脱，輾轉經過烏孫、大宛、康居等國而抵大月氏。那時大月氏已無心結盟，使張騫此行不得要領。在回國的途中，張騫再次被匈奴扣留，拘禁一年多，最後於公元前126年返歸長安覆命。

到了公元前119年，張騫又跟從衞青出擊匈奴，他帶領隨從三百多人及大批物資前往西域。抵達烏孫後，又遣副 使 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諸國，宣揚漢朝的國威。公元前115年，偕張騫同烏孫等國使者數十人，返歸長安。漢與西域交通之孔道，自此打開。

司馬遷的《史記》，把張騫之交通西域譽稱為「鑿空」，「空」即「孔」，意思就是開闢孔道。由於張騫的交通西域，使中國人得以由長安出發，經過西域各國而前往西亞、北非乃至歐洲。它大大促進了中西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其中尤以中國絲綢西運最具特色，所以今天稱張騫通西域為「絲綢之路」之始闢。因此，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不僅弘揚了漢朝的文明，而且帶回異域的文化，大大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今天，絲綢之路仍然吸引着絡驛不絕的中外遊客，繼續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古代歷史故事 篇五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難以估量。

秦漢之際，遭秦始王焚書坑儒政策摧殘的儒家逐漸抬頭，陳勝、吳廣起義後，有些儒生參加了反秦鬥爭，如孔子後裔孔甲一度為陳勝的博士。西漢初年，著名儒生叔孫通被任為太常，協助漢高帝制訂禮儀。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説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漢初，由於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統治階級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説受到重視。當時，五經博士僅為具官待問，在政治上並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相當激烈。武帝即位時，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武帝依靠文、景兩代積累的財富，大事興作。與此同時，隨着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力量的強大，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加重，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因此，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獨尊儒術

西漢儒家公羊學派大師。廣川（今河北棗強縣）人。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為博士。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應召，提出“天人三策”，被選為首列。此後多次上書、講學，着書立説，闡述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兼容法家和道家思想，建立了新的儒學思想體系。董仲舒依據儒家經典《春秋》，進行鋪陳演繹。認為君主與臣民的關係是“乾和枝，本和末”的關係。強調“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宣揚“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提出“災異論”，勸説皇帝順天行事，如日月蝕、地震、山崩等，即上天對皇帝逆天行為發出的警告，藉以限制封建統治者過分腐敗。董仲舒還主張“德刑並舉”，以教化為本。立太學，設庠序，加強封建思想統治。並提出“限民名田”，抑制貴族官僚豪強地主兼併的經濟主張。董仲舒的學説為漢武帝所採納，成為漢及以後封建統治者奴役人民的理論基礎。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膠西相。年老辭官，終於家。其著作今存《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衞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地。”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與此同時，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員50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一藝者則選拔擔任重要職務。此後，公卿、大夫、士吏都為文學之士，通曉儒家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件。治獄官吏張湯、杜周，迎合漢武帝的需要，也主張以《春秋》決獄，用儒術附會粉飾法律。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説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有其時代特點。他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對後世影響頗為深遠。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時代的正統思想。

很多人將董仲舒當成罪人，把儒學迷信化、宗教化、封建化、專制化的導火線都往他的身上推。當然，也有不少學者試圖為他解套，從學術發展的趨向（諸子並立邁向學術融合）、儒學體系的完成（為儒學建立形上學的依據）甚至是政治現況（為漢政權尋求學理上的合法性）來看待董仲舒的學説。雖然如此，但無可避免的，當研究者遇上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學説時，大多就此搖了搖白旗。消極的，就採回避策略，提過就算，把帳全算在鄒衍身上；積極的，就立一“宇宙論”名目來安置，認為董氏完成了儒學的全盤架構。

董仲舒為什幺會提出陰陽五行、天人感應？這個問題是每個研究漢代思想的人的共同疑惑。一般認為，陰陽五行的提出，與鄒衍的五德終始説、《呂氏春秋》的十二月紀、《淮南子》的“時令訓”、《禮記》的“月令”脱不了干係，是一種思維在流行發展下的產物。姑不論董氏這部份的學説源頭是否真是如此，但此舉對儒學的發展造成一個時代性的轉化卻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