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中國酒文化

美酒不僅僅是一種物質存在，而且是一種精神的載體。

中國文化中的飲酒不是一種簡單的飲食行為，而是一個飽含豐富文化意藴的文化現象。翻開中國文學藝術史，隨處可見酒與文學藝術聯姻的史實與故事。

宋代是中國酒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文人通過詩酒來寄情抒志在總體上走向了內斂、雅緻、安適與恬靜。宋代文人的詩酒風流更加註重心理恬適與審美趣味。

蘇軾是有宋一代最為傑出的文人，其不僅在文學藝術諸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政治、哲學等領域也有着自己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對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

蘇軾與酒結緣頗深，而且蘇軾的飲酒與其人生、創作及思想都聯繫在一起，成為蘇軾心靈慰藉與精神寄託的載體。蘇軾的人生和創作與酒有着直接而深刻的關聯，在相當程度上是宋代詩酒風流的代表，是考察宋代酒文化與文人士大夫關係的典範。

蘇軾好酒但酒量不大，且酒量小在他看來是其不如人處，自雲：“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但他喜飲、善飲，“飲酒雖不多，然未嘗一日不把盞”，可見蘇軾即便飲酒不多，但他以飲酒為人生樂事，且喜與人同飲：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飲，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更為重要的是，蘇軾不但對傳統的醉美風範極為認同，如他對善飲文人陶淵明、嵇康、阮籍、李白等人頗為推崇，還在酒趣與酒境的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可謂深得酒中妙趣，這是一種超越酒的物質屬性，追求一種精神趣味、人生境界與文化品味的高雅飲酒。

飲酒不僅是蘇軾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還是其人生境界與審美追求的載體。與其前代諸多文人相類，飲酒與蘇軾的文學藝術創作之間有着至為密切的關聯，蘇軾承襲前代文人詩酒風流的傳統，他對陶淵明、李白、白居易等人的詩酒相濟有着獨到而深刻的領悟，並以繼承甚至超越他們的境界作為其人生追求。飲酒作為詩文之媒是長久以來的共識，“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序》）“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州”（李白《江上吟》）“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杜甫《獨酌成詩》）等等，蘇軾更是直接將酒稱為“釣詩鈎”，即是説明酒是促發其創作靈感與創作慾望的觸媒。

有詩為證：

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三）

賴我胸中有佳處，一樽時對畫圖開。（《次韻子由書王晉卿二首》其二）

僕醉後，乘興輒作草書數十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跋草書後》）

可見，蘇東坡對飲酒促進其藝術創作的認識是頗為清晰深刻的。蘇軾通過飲酒來助其達到藝術境界，創作了大量與酒有關的文學作品，且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寫酒最多的文學家，其詩詞文賦中以酒為題材或涉及酒的作品數量極為可觀，其質量之高與陶淵明、李白等人的同類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和陶飲酒二十首》、《飲酒四首》、《飲酒説》、《東坡酒經》、《酒隱賦》、《洞庭春色賦》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其所存三百多首詞也過半與酒有關。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國酒文化不但成就了蘇軾，蘇軾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發展了中國酒文化。

蘇軾對傳統酒文化的“醉美”風範極為推崇，同時他又深得飲酒之趣，蘇軾飲酒淡化了酒所具有的物質屬性，更多地從飲酒中體味人生境界與審美追求，同時，蘇軾一直認為“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飲酒之後的蘇軾將一己真切情懷錶現於文學藝術中，因此透過其寫酒之作可以窺見一個真實的東坡，是其品性、情感、思想與審美之高妙境界真實而鮮明的寫照。

飲酒不僅讓東坡感到身心安適、自由，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安適之中蘇軾領悟到了其應該秉承的處世之道，即獨善與兼濟並行不悖，在心理上游離於仕宦與隱遁之間也是蘇軾精神世界的常態。蘇軾這種遊離更多的是一種隨緣而動，尋求生命的安適之處。

作為宋代乃至整個中國傳統社會文人詩酒風流的代表，飲酒滲透於蘇軾的人生與創作方方面面。東坡賦中的飲酒書寫典型地體現了酒之於蘇軾的特殊意義，尤其是蘇軾於此表現出的追求生命本真、隨緣自適、與天地為一的人生境界與文化人格極具文化意義。

蘇軾熱愛生活，他以一種近乎審美愉悦的心態擁抱生活，以充滿詩意的目光去觀察生活，最愛的飲酒在他的生活中已經實現詩意的昇華。可以説，中國酒文化溉澤了蘇軾，蘇軾也發展深化了中國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