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後感

第一篇：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後感

張維迎反思經濟學讀後感

首先，表明立場。我是堅定的支持自由市場主義，不贊成政府去幹涉經濟發展。因為市場經濟在這數個世紀的運行和發展，已足以證明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和對資源配置的合理性。當然，就像永動機一樣，沒有完美的存在，市場經濟存在其自有的缺陷，並且從某種意義上很難根除，譬如經濟週期中出現的經濟危機。但這就像一場巨大的洗牌一樣，讓身體強壯適應市場資源配置最優的企業存活下來，淘汰那些不足以抗拒如此風險的，以便在下一次發展機遇中讓優勢企業更加蓬勃茁壯起來。但一旦政府摻加其中，就會變味。政府從起源來看應是全體公民為了更好的生存而共同簽訂的一份契約，同意出讓部分權力以維持社會的健全運行。故而政府所有的行為應有利於全體人民。而一旦政府幹預經濟，必然會使一部人受益一部分損失，無論受損受益的是貧富哪一方，都從政府的本質來説是不符的。

讀完張維迎教授的《反思經濟學》，給我留下最深的一句話是：“市場的有效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濟學的那些假設”。我想這完全可以是全文的中心句。既然市場運行完全不需要假設，那麼通過假設的限制下去推演市場運行規律的經濟學本身就具備先天的發育不良。

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我想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應是解釋現象的，而不是從某些現象中捏造理論再去套用現象。換言之，建立在想象中的概念都是空中樓閣，從而推演出的理論也不足為信。譬如説一個商店的購買量和銷售量是可觀察到的，永遠相等。但需求量和供給量是意圖之物，只是邏輯上的概念。我們只能假設令其相等，然後有若干推論，但實際運用中其是否時時相等的，想必是不見得。更何況，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其應該是時時不相等才對。

因為自己讀的東西比較雜，沒有一個很清晰明確的體系。最早看比較正規的經濟學讀物是《國富論》，然後是看完張五常先生學習經歷後去看的《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和er《pricetheory》和《themarshalldemandcurve》。零散的看了張五常先生的《公司合約本質》和《佃農理論》、茅於軾先生的《擇優分配理論》。讀的東西很雜之後感覺經濟學是一個很龐大的體系，百家爭鳴。所以就沒有辦法很好的系統的邏輯的闡述對整個經濟學的認識。所以這個文章就是依附張維迎先生全文邏輯構造，付諸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開頭我們講到了經濟學的架設。我覺得張維迎先生的假設不是很正確。我理解的經濟學假設應該是這三個：1.經濟人（理性人）；2.資源的稀缺性；3.“收益遞減”規律。我不是很理解其這三個假設是從哪來的，但無論從何談起，經濟學的這三個假設應該是跑不掉的。所以就不展開敍述了。

其次，張維迎先生談到了政府幹涉經濟的原因有一個是信息不對稱。他已經做了很充分的闡述了，我想從另外一個方面談談：

韓愈的《馬説》中有“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誰來判斷誰是伯樂。所以結果往往是有權力的人成為計劃者，計劃監督者和評判者。我們早先實行的計劃經濟的核心就是“有計劃，按比例”。從理論上説它沒有問題，但關鍵是沒人知道正確的比例是多少。正因為沒有生而知之和先天正確的人，所以貿然干涉市場運行，必定會產生問題。

關於經濟學研究的是什麼。我想我的答案可能會更簡單。經濟學就是研究“資源配置的”，方法就是通過“交換”，前提是“自由”。由於資源的稀缺性，所以社會發展必然有鼓勵人們從事生產。畢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比“空手套白狼”的生活來的容易。張維迎先生談到的是亞當斯密的分工專業化產生的內生增長。但我想這應該也是一種表現，最根本的應該來自於“交換”。只要雙方可以自由的各自滿意的進行交換，價值變產生了。因為財富並不取決於物質，而取決於人們對它的使用價值。舉個簡單的例子（可能有些不恰當），你去過早，買了一碗3元的熱乾麪。你一定是覺得自己製造出一碗熱乾麪大於等於3元你才會去買，那麼其中差價不就是新增的財富。對於店家，他一定是認為這碗熱乾麪成本低於三元，他才願意賣給你，這其中的差價也是新增的財富。這就是交換帶來的財富增長。

其次，張維迎先生談到了產權界定不清帶來了外部性的種種問題。我想這也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張維迎先生説“我們在公有制下，所有東西都是外部的，所以解決外部性的問題更需要產權制”。我想更清楚一點闡述的話，是交換的前提是所有權，所有權的不確定，就不會出現真正的交換。就像我們的國企，我們的五大國有銀行等等。這些企業的掌門人並不擁有這些企業，他們僅僅是代管，走馬上任一番，自然不會對不屬於自己的資產上心，時時爆出的國有企業高管的奢侈生活啊、貪污腐化啊，轉型期的國有企業廠長進行“mbo”侵佔國有資產，五大行為了剝離自己不良資產成立的諸如長城、信達、東方等資產管理公司。都是其掌門人不用對自身的錯誤負責的結果。而市場機制的優越處就在於它會強制那些犯錯的人承擔後果，而不會牽連消費者。而政府加入其中之後，產權的界定不明，會使整體的國民為那些企業承受損失。

我們在來講壟斷，壟斷的形成如沒有政府的干預，便是該企業在該行業中資源配置最優的結果。我們要反對的是政府強加的壟斷而不是市場自發形成的壟斷。因為市場中的資本總是流向收益率最高的項目。一旦某個企業在某行業中獲得了壟斷地位必定收益率會上升，儘管他會設置各種進入門檻，但是資本的逐利性會不斷的侵蝕它的門檻同時逼迫他不斷提升自己技術。也就是“自由進入的行業，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可以形成持續的壟斷”。但政府一旦設置門檻，無論出於何種目的，只會使這家企業形成寡頭，從而一家獨大，然後店大欺客。打個比方，就像一個裝滿了金銀財寶的屋子，自然壟斷就像是門口裝着一扇木門，或者一把高科技的防盜鎖，但是可以採用各種方式，或暴力或巧妙。而政府壟斷就像是沒有門，只有兩個黑麪門衞，一副生人勿進的表情，你只能盯着寶山流口水然後看在裏面的人不思進取的胡作非為。君不見我們一汽最不要臉的口號“拿市場換技術”，然後是“人財兩空”。

再來談價格。市場的核心就是價格機制發揮其調節作用。價格是利益對立的產物，正是這種對立，是雙方都可以高效率低成本的完成交易。茅於軾先生的擇優分配原理的核心也就是價格=邊際成本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時候。所以無限制的價格是供需雙方最合適的狀態，一旦對價格進行限制而造成的供不應求都最終會導致腐敗。譬如最低工資和最高房租。政府可以規定價格，但卻不能去規定企業應僱傭的人數和房東要出租的房子。

我們再來看消費。我們奉行凱恩斯主義，一直在促進消費，為了保證gdp高速增長。關於這一點，我是贊同茅於軾先生的觀點。中國經濟高增長是依賴於高儲蓄，它支撐着高投資。投資的錢最後變成了工廠、礦山、鐵路。消費的錢最終變成了垃圾，糞便。這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凱恩斯主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其儲蓄不能有效的轉化為投資，經濟週轉不靈，投資購買減少，人們收入下降，不敢消費，形成惡性循環。關鍵在於其投資意願不足，沒有新的增長點時才鼓勵消費。但我國是產能過剩，投資意願旺盛。沒有高達40%的儲蓄，投資的錢從何而來，一旦市場運行的資金減少，政府增加貨幣，就極有可能增加通脹的風險。所以老是在説因地制宜，借鑑，從實際出發，但是總是在照搬照套。

最後，談談經濟學近年來的新趨勢的變種，譬如“計量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這是我極其討厭的兩個分類，。要闡述“計量經濟學”的問題需要很長的一個篇幅。但是我覺得“拉弗曲線”和“雷·費爾根據1912——1976年的經濟數據作了一項迴歸分析，然後得出了一個如果成立就將轟動一時的方程式，該方程式可以提前預測誰會在接下來的總統競選中獲勝。你僅僅需要在方程式中輸入幾個經濟要素——通貨膨脹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等。這兩個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福利經濟學”，別的不説。我從最簡單的理解。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簡化來看只有四種關係：“共贏、損己利人、損人利己和既不利人又不利己”。最後一種是全社會應該摒棄的。我認為的福利經濟學是在創造一張大餅的基礎上如何更好的分配它，也就是在“損己利人和損人利己”兩種的糾結，但無論哪一種，其實他們的總和都沒有增加社會財富，只有共贏的狀態下才會增加財富。當然還有他們對於心理學很簡單的歸結為效用這種可計量的惡習。

寫了這麼多，都很零碎。其實中心意思很簡單。經濟學應該是一門從現實中總結歸納出對資源配置的一些方法，更高層次，它是一種認識論或者方法論。而近代的經濟學卻是習慣從古典經濟學中的推理中再加入各種限定，結合各種漂亮的數學公式，然後推導出各種好看的結論。但是我覺得對更好的認識現實無益。任何一門學科都應該是幫助人們更好的認識世界。而不是企圖在空中樓閣中再建築一個空中花園。所以經濟學的發展應在實踐經濟學中，走街頭，串巷尾。發現人們的各種選擇。當然這種思潮最近也變得越來越多，譬如我很喜歡的丹尼爾·卡內曼的行為經濟學，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特別是與在不確定狀況下的決策制定有關的研究，更貼近實際。以及威廉·龐德斯通的《無價》中從受眾者心理層面分析價格機制。説到底是人在進行各種經濟活動，原來的簡單抽離“人”把它當成常量的研究可能忽視了這個重要的因素。文藝一點的結尾是：對於蒼穹之上的存在，如果我們無法確信其是否存在，我們應保持精神上的敬畏或警惕，但是現世生活裏卻不做任何理會，這才是相處之道。

第二篇：張維迎：如何選擇經濟學教材

如果你已經決定學點經濟學，接下來要作出的一個決策是選擇哪本書入門。你當然希望選擇一本最好的教科書。問題是選擇好的教科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圖書市場充斥着眾多的教科書，質量參差不齊。每位作者都會聲稱自己的書最好，而作為初學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斷哪本好，哪本不好。這就是經濟學家講的信息不對稱：買的入不如賣的精。

在這種情況下，最安全的辦法當然是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教科書。為什麼要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教科書？原因不僅是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爐火純青，對理論的把握最準確，能深入淺出的寫出“正經”來，而且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最注重自己的名聲，他們既沒有必要用出一本新書的辦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為了賺取版税而濫竽充數地出書，這就如同麥當勞不敢賣過時的漢堡包一樣。他們的聲譽就是質量的代號，他們的名字就是一種品牌。

為什麼要選擇新版的教科書？因為如同經濟生活本身一樣，經濟學也在不斷髮展和演化，以用新的理論解釋新的經濟現象。特別是過去20多年裏，隨着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理性預期的引入，經濟學可以説發生了一場革命。經濟學理論越來越貼近現實，對現實的解釋能力越來越強。比如説，20多年前，經濟學理論還難以為企業經營決策提供多少理論指導，而今天，博弈論已成為企業戰略管理的基礎；20多年前，經濟學家對公司融資幾乎無話可説，而今天，信息經濟學已成了公司融資理論的基礎；20多年前，經濟學家還在迷信於用政府管制來彌補市場的失靈，而今天，政府管制被認為是資源配置無效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從而導致了席捲全球的經濟自由化浪潮。或許，我們可以將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教科書與21世紀經濟學教科書的差別，類比於286計算機與奔騰計算機的差別，只有使用最新版的教科書，你才能學到最新的經濟學理論。

過去，中國教科書市場上很難看到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最新版的經濟學教科書，翻譯過來的教科書一般滯後於原版10年以上，而國內經濟學家寫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其內容則更為陳舊，更不用説在有色眼鏡透視下的扭曲了。可喜的是，近幾年來，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學圖書市場正在發生一場革命性的變化，不僅國外最新版的英文著作在及時引進，而且國內經濟學家也出版了一些在內容上與國外同步的經濟學教科書。

在此，我願意向你推薦如下三本教科書：1.曼昆（n. gregory mankiw）著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economics：principles and policy）。 samuelson和william nordbaus合著的《經濟學》（economics），2014年第17版。

這三本書都是享譽全球的經濟學大師撰寫的最新版的經濟學入門書，是西方大學裏最流行的教科書。

曼昆是美國著名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並在mit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兼任著名的智囊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貨幣經濟學項目主任，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和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顧問。他的《宏觀經濟學》是美國最暢銷的教科書之一。他是一位多產而富有創新思想的經濟學家，在多種一流學術雜誌上發表了數十篇開創性的論文，被公認為是新凱恩斯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經濟學界的名氣比他的年齡大得多。曼昆的《經濟學原理》1998年初版一上市，就成為最暢銷的教科書，出版商在付印之前就支付了作者100萬美元的版税，創下了教科書版税的新紀錄。這本教科

書的最大特點是它的“學生導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寫的是一本學生喜歡看的經濟學教科書。與其他同類教科書相比，本書更多地強調的是經濟學原理的應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經濟學模型。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節裏都提供了案例，以説明經濟學原理如何應用於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此外，作者在書中還提供了大量的“新聞摘要”，以使讀者懂得什麼是生活中的經濟學。

william baumol和alan blinder也是兩位享譽全球的著名經濟學家。baumol生於1922年，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獲得藝術學學士學位，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現為紐約州立大學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過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等多種學術職務。他在產業組織、企業理論、經濟增長、反壟斷理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開創性貢獻，發表了500多篇學術論文和20多本著作，其中有些著作被翻譯成多種文字。

blinder生於1945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mit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自1979年以來，blinder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年至1990年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主任；1993年至1996年間，先後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聯邦儲備委員會副主席。blinder發表有多種專著和學術論文，在人力資本和勞動供給、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確定性和一般均衡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

baumol和blinder合著的《經濟學：原理與政策》初版於1979年，也是美國等國家最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就我所知，本書有澳大利亞版），多次再版，到1997年已出到第7版。本書的最大特點是敍述上的“問題導向”和“政策導向”。作者認為，學習經濟學的最好方法是“從問題到理論”，而不是相反。為此，本書的每一章都從一個具體的、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問題或現實問題開始，然後通過深入淺出的經濟學分析，使你走出迷霧。這樣做不僅提高了讀者讀書的興趣，而且可以加強讀者對所學內容的記憶。如果你能記住本書作者所歸納的經濟學的12個基本觀點，你將終身受益。

保羅．薩謬爾森（paul samuelson）是當代經濟學泰斗，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t經濟系的創始人。他的《經濟學》第1版出版於1948年，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在50多年的時間裏，他的《經濟學》不斷再版，被翻譯成包括中文、俄文、日文、法文、德文在內的數十種文字，風靡全世界，是有史以來發行量最大的經濟學教科書，教育和影響了數代經濟學家、政治家、企業界領袖、新聞記者以及眾多的普通人。難怪他自豪地説：“如果我能為一個國家寫經濟學教科書，我並不在乎誰為它寫法律，誰在為它起草條約。”薩繆爾森本人對他的《經濟學》的修訂到第14版（1992年）。1995年，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williamnordhaus的入盟，使得《經濟學》沒有隨薩繆爾森本人的衰老而衰老，而繼續以主流經濟學最前沿的教科書身份暢銷全球。你現在看到的是該書的第17版。

儘管這三本教材所敍述的經濟學原理並無大的差別，但由於每個作者的個人偏好和學術風格不同，在敍述方法、切入角度、材料的取捨等方面還是各有千秋。不同書中用於説明同一原理的有些材料互為補充，有助於加深讀者對基本理論的理解。據悉，這三本書由18位國際著名商學院的教授聯合推薦作為中國mba及經濟學／管理學院的首選教科書。我個人學習經濟學多年，可以説是經濟學的老學生了，但現在再拿起來讀這些入門書，仍感有不少新的收穫。事實上，當我在為博士生備課時，常常要翻一翻這樣一些經濟學入門書以在理解上“温淺而知深”，講課時深入淺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herbert stein説：絕大部分可用於指導公共政策的經濟學都在本科生的經濟入門教程中。我的經歷告訴我，他的話是對的。

如果你的經濟條件許可，我建議你不妨同時擁有這三本書。我的經驗是，讀三本由不同經濟學大師寫的同一類型的教科書要比讀三遍同一大師寫的同一本書收穫大。你可以從任何一本書開始，然後在每一部分對照閲讀。特別地，當你對一本書的內容難以理解時，最好看看另外兩本書上是如何寫的。你大概有過這樣的生活經歷：見過一次面的人沒有給你留下什麼印象，但在另一場合再次謀面後，他就深深印在你的腦海中。讀書也是如此。當然，如果經濟條件不允許，你買其中的一本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能記住我一開始説過的話：讀書最大的成本是時間而不是書價。要買好書，不要買便宜的書。

現在，你可以作出自己的決策了。

第三篇：張維迎a 為什麼要學點經濟學

張維迎為什麼要學點經濟學？

經濟學是經濟學家提供給社會大眾的一種改進生活、認識世界的武器。或許你並不想做一名經濟學家。但即使如此，你仍然應該學點經濟學。

首先，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你作出更好的個人決策。在你的一生中，你需要作出各種各樣的經濟決策。比如説，在即將完成高中學業的時候，你需要決定是否去上大學或上什麼樣的大學？在大學畢業的時候，你需要決定是繼續在國內讀研究生，還是出國留學，或者去工作？在工作之後，你要決定如何花費你的收入：多少用於現在的消費？多少用於儲蓄？如何投資你的儲蓄？是買股票還是存在銀行？或許有一天你成了一個企業的老闆或經理，此時，你需要決定你的企業應該生產什麼產品？賣什麼樣的價格？在什麼媒體上作廣告？招收什麼樣的人員？提拔誰當你的助手？如此等等，不一而舉。為什麼決策是重要的？因為你的資源是有限的――你的時間有限，收入也有限。如果你參加工作，就可能沒有時間上大學；如果你把錢用於買房子，就可能沒有錢再來買汽車。所以你必須在各種競爭性的需求之間分配你有限的資源。進一步，更為麻煩的是，你的決策常常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作出的。比如説，當你選擇學無線電專業的時候，你並不確定當你畢業的時候，這個專業的就業前景如何。為了避免決策的失誤，你需要一些理論的指導。經濟學是有關個人選擇的科學。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你作出更好的決策。明白了這一點，你就明白了為什麼經濟學是西方大學裏聽眾最多的選修課。

其次，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你理解你生活於其間的世界是如何運轉的。你的生活狀況不僅取決於你自己的決策，而且依賴於其他人的決策，以及周圍環境的變化。理解你周圍的世界如何運行，自然有助於改進你的決策。你可能為生活中的許多事情感到驚奇。比如説，當你想買一台電視機的時候，只要支付必要的價格，就可以把它從商場搬回家；當你在大街上走的飢腸轆轆的時候，走進一家飯館就可以指揮別人給你上菜，而無須回家自己做飯。而事實上，你事前並沒有告訴電視機的生產廠家為你生產一台電視機，也沒有通知飯館的老闆為你準備飯菜。那麼，是什麼因素使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經濟學是有關人們之間的決策如何相互作用的科學。學了經濟學，你就可以明白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如何使自利的個人為大家服務。你也可以明白，為什麼壟斷行業的服務那麼差，而收費卻那麼高；為什麼今年北京的出租車提價了，司機反而不高興；為什麼一個流行歌手演出一晚上可以賺好幾萬，而一個建築個人一個月也只能賺幾百元；為什麼利率一上升股票價格就下跌；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長這麼快，而下崗工人卻越來越多；為什麼國有企業設備那麼好，而就是競爭不過民營企業；為什麼那麼多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一生勤勤懇懇，一到59歲就犯貪污罪；??。

再次，學習經濟學有助於你理解政府政策的優與劣。每個社會都離不開政府。學習了經濟學，你會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政府，什麼是政府應該乾的，什麼是政府不應該乾的。我們需要政府，是因為在存在諸如外部性、公共產品這樣的場合，依靠市場不能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比如説，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自私自利的企業家也許會使你喝太多的污水；如果沒有政府，私人部門也許不會提供你諸如路燈這樣的公共產品。特別地，我們需要政府來提供市場交易所需要的規則和秩序這樣一類公共產品，需要政府保護我們的個人財產和人身安全。但政府對市場的過多幹預常常導致供給不足、價格扭曲、資源浪費、壟斷橫行。政府的政策選擇不僅影響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而且影響包括你在內的每個公民的福利。所以當你希望政府制定某種政策的時候，你必須謹慎考慮這種政策的不利後果。經濟學常識有助於你思考這樣的問題。比如説，如果你是一個打工仔，你也許會認為政府應該制定一個“最

低工資法”保護你的利益，或者向富人多徵税來補貼你，而經濟學原理會告訴你，這樣做的後果也許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再比如，作為消費者，你也許會認為政府應該對商品的價格作出限制，而經濟學會告訴你，這樣做的後果是你也許再也買不到這種商品。普通人總希望吃免費午餐，經濟學家告訴你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常識可能會誤導你，經濟學會使你不過於迷信政府。

最後，學習經濟學可以改進你的思考方式。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科學是什麼？科學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如同天文學通過觀測天體現象來歸納天體運行規律一樣，經濟學家通過觀測現實經濟現象歸納經濟規律。經濟學家有自己的語言和思維方式。諸如需求、供給、彈性、消費者剩餘、機會成本、比較優勢、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均衡等等，是經濟學的基本語言。掌握了這些經濟學語言，你就可以更好地思考你周圍的世界是如何運行的。外行人常常批評經濟學家看問題過於簡單，而他們忘了，科學的力量就在於把複雜的現象簡單化。經濟學就象一張指路圖，它舍象了現實中的許多細節，卻使你更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你沒有必要成為一位經濟學家，但知道經濟學是如何思考問題是有益的，至少，你不大容易被蹩腳的經濟學家和誇誇其談的政治家所矇蔽。無論你今後幹什麼，你不會後悔自己學過經濟學。

如果你已經決定學點經濟學，接下來要作出的一個決策是選擇哪本書入門？當你在決定是否購買一本書之前，你還必須考慮的是：你能從這本書中得到什麼收益？這種收益是否能補償你為此付出的成本？收益可能是不確定的，但就成本而言，你必須記住的一點就是，讀書的時間成本遠遠大於買書的貨幣成本。所以，你應該買最好的書，而不是最便宜的書。但是，非常遺憾，許多人常常忘記了這一點。

當然，選擇好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圖書市場充斥着眾多的經濟學圖書，質量參差不齊。每位作者都會聲稱自己的書最好，而作為初學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斷哪本好，哪本不好。這就是經濟學家講的信息不對稱：買的人不如賣的精。

在這種情況下，最安全的辦法當然是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書。為什麼要選擇最權威的經濟學家寫的書？原因不僅是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爐火純青，對理論的把握最準確，能深入淺出地寫出“正經”來；而且因為最權威的經濟學家最注重自己的名聲，他們既沒有必要用出一本新書的辦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為了賺取版税而濫芋充數地出書。這就如同麥當勞不敢賣過時的漢堡包一樣。他們的聲譽就是質量的信號，他們的名字就是一種品牌。

第四篇：張維迎：以人文經濟學開啟新啟蒙運動

張維迎：以人文經濟學開啟新啟蒙運動

來源:河南亦鋭營銷策劃 本文是張維迎2014年12月29日在人文經濟學會成立典禮上的講話。人文經濟學會由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髮起於2014年7月，旨在推廣人文經濟學，促進人文經濟學的研究、交流與應用。

目前共有茅於軾、張維迎、陳志武、王巍、陳浩武、胡釋之、岑科、傅小永、劉業進、雒亞龍、周克成等十一位理事成員。本文由人文經濟學會授權ft中文網刊發。

我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見到茅老師，他就給我講數理經濟學，今天他給大家講人文經濟學。我不想太細評論他的觀點，因為他的好多觀點我都很贊同。有時候，他的好多觀點，包括在座聽眾不一定聽得特別明白。

但從我三十年的跟茅老師交往的經驗來看，他的好多觀點非常深刻，有些是自己悟出來的，不是借鑑別人的東西，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點。

我把茅老師講人文經濟學和發起人文經濟學會理解為中國新的啟蒙運動的開始。經濟學是研究什麼的？茅老師越來越走向人文經濟學以後，我感到經濟學是研究人與人之間怎麼更好地合作。當然這也不是什麼新問題，人類有史以來都在探討這個。

從思想角度看，人類有兩個500年對這個問題的貢獻最大，當然了，這遠遠超出了我們經濟學範疇。第一個500年就是公元前500年開始的所謂軸心時代，從孔子到耶穌，那個時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另一個500年是從17世紀的文藝復興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

第一個500年，先知研究人怎麼更好合作、怎麼幸福，更多強調心，強調怎麼改造人的心。第二個500年換了一個角度，強調人的行為，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第一個500年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出現了偉大的人物，但是很遺憾，第二個500年東方沒有貢獻，或者有，但是跟西方的套路不一樣，我們沒有走向理性、自由、民主這樣的層面。

我們看一下，在100多年前中國就開始啟蒙，非常遺憾，100年前特別是20世紀以後啟蒙就開始中斷了。我感覺對於西方啟蒙時代的一些思想，今天中國人的瞭解比100年前的中國人少得多，包括政治家也一樣，好比慈禧太后對憲政的理解就比現在很多人深刻。她説為什麼要搞預備立憲？她説這是普世價值，如果中國不搞預備立憲，全世界人不把我們當正常的國家看。

我希望人文經濟學會的成立是中國新的啟蒙運動的開始。其實我們在三十年前就開啟過一次，但是也就幾年時間就被中斷了，從此以後沒有了。今年領導換屆，預示中國有新的啟蒙時代。

我覺得人類進步就是少數、可以數得出來的幾十個思想家創造的。在過去200年，對人類進步最大的是關於市場的理念，它的力量推動社會進步。亞當·斯密不是經濟學家，它是倫理

哲學家。過去認為一個人幹事為了自己肯定是壞事，亞當·斯密第一個系統證明一個人追求自身目的可以為社會帶來價值，這就是我們講的“看不見的手”的價值。

這裏我要特別強調一下，亞當·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被一些人認為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一樣，甚至相反的。我們要真正理解道德情操是什麼東西，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亞當-斯密如此強調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怎麼使一個人的利己之心變成利人之行。然後導致人類的合作，給我們人類帶來共同的進步。

亞當·斯密特別強調同情心，人無論多麼自私，天性當中都有關心他人的一面，看到別人生活得快樂，自己也會感到愉悦。亞當·斯密還講同情心是以自我中心為基礎，以自我為中心不一定是自私的。亞當·斯密講的例子就是，人最同情的是自己，其次同情和你生活在一塊的兄弟姐妹、兒女父母，離你距離越遠同情心越弱。

他特別舉了一個例子，設想一下假如中華帝國數億人被一場地震所吞沒，遠在歐洲的一個富人、一個企業家會有什麼感覺？他可能感覺悲傷、憐憫，他不能忍受數億人突然間沒了，但是做完這些事以後他該做生意還是做生意，晚上睡覺還是正常。但是同樣一個人，如果想到明天早上手指頭會被人剁掉，他可能一晚上都沒法入睡。

所以亞當·斯密認為人類進步需要好多人協作，而一個人窮盡一生也交不了幾個朋友，人類隨時隨地需要別人幫助，但是僅僅靠仁慈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他有名的一句話是説：“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於廚師、釀酒師或麪包師的仁慈，而是出於他們的自利，我們不要討論他們的人道，而是要討論他們的自愛，不是對他們講我們需要什麼，而是要講什麼對他們好。”

我想這是人類最偉大的思想。200年之後證明這樣的思想仍然是我們人類為了幸福、更好地合作必須堅守的思想。我們中國現在改革出現很多問題，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沒有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市場。

當然像亞當·斯密這麼偉大的思想，中國的古人2014多年前就有，像我的陝西老鄉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裏面就講到過。當然了，它不是嚴謹的科學論述，但他講到了基本的自由競爭如何導致財富的增加。

茅老師剛才講得非常透，我們經濟學走到數理經濟學的時候，把物質財富當成人類幸福的唯一度量，這個是錯誤的。人類有好多需要，包括自由的需要。自由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

任何政府處罰一個人的時候，就是剝奪他的自由，由此可見自由是多麼寶貴。只有市場才能保護自由，當然也只有自由才能保證市場。其實自由和市場完全是一回事。也只有市場，能夠我們讓每個人獨立，讓我們有自尊，茅老師剛才講的貨幣可以買到一切，包含着這樣的意思。

經濟學也受到好多人文學科的誤解，所以今天這兩個放在一塊蠻有意思。因為人文學者大部分都會對經濟學家不齒，經常會諷刺經濟學家。我要特別談到一點，理性人或者説自利人這個假設是多麼的重要，有些人看到社會的道德墮落，就説你們經濟學家作這樣的假設，就讓人自私，所以社會就變成了這樣，這是完全錯誤的。經濟學家的這個自私假設，是為了更好推進

人類的合作。事實上證明也是這樣。凡是按照亞當·斯密的思想搞市場經濟的國家，人的合作精神就高，道德水準就高，凡是不按照亞當-斯密的理念、不搞市場經濟國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較差，道德水準就差。比如中國和美國。

人類好多的災難，為什麼好人不幹好事？我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把人假定得太好了，結果我們都變成壞人，反倒如果我們都把人假定為壞人的話也可能都變成好人。看看我們的皇帝，我們過去假定皇帝是聖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早就假定皇帝是自私的，他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員也是貪婪的，那麼我們早就走進民主制度了，那我們就不至於經歷這麼多災難，包括文革災難、大躍進的災難。我們搞市場經濟，不可能有大躍進，不可能吃大鍋飯，也不可能有文革，所以市場本身就是一種人文。所以茅老師強調的這點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們經濟學家需要認識到自己的侷限，尤其是當我們按照數學方式處理問題的時候，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不依賴於本身，而依賴於數學上怎麼處理，凡是數學上不能處理的東西假定它不存在，這個是要命的。所以很多理論，包括一般均衡理論得到的結論是錯誤的，錯就錯在它的假設完全不現實；錯就錯在，本來是為了證明市場有效的經濟學理論，結果卻玷污市場的名聲。如今很多經濟學家講的“市場失敗”其實不是市場失敗，而是市場理論的失敗，我們卻認為是市場本身的失敗。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經濟學家也要不斷地反思。

最後我用簡單的例子，告訴大家人文經濟學應該考慮什麼。有一個經濟學家開車出去旅遊的時候迷路了，然後他找到一個農場主，問農場主路怎麼走？農場主很客氣地告訴他路怎麼走。經濟學家為了顯擺自己的知識，説我打一個賭，十秒鐘內數你有多少羊。

農場主説，不可能，如果數對了我送你一隻羊。經濟學家説你有783只羊，農場主很驚訝，只好説這麼多羊你挑吧。經濟學家挑了一隻準備上車的時候，農場主説等一下，我也跟你打一下賭，我能猜出你是幹什麼的，如果猜着了我的東西你放回，經濟學家説沒有問題。農場主説，你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説，你怎麼知道我是經濟學家？農場主説，你數是數對了，但是你抱走的是我家的狗不是羊。

第五篇：張維迎

張維迎：寡頭壟斷或最適人類發展 一味去反損害福利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1959年出生於陝西省吳堡縣，1982年西北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1994年獲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4年-1990年在國家體改委工作。1999年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2014年任學院常務副長，2014年9月8日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兼任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陝西財經學院、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同濟大學、中山大學等院校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研究員，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學術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學科專家評審組委員。

中國經濟50人論壇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長安講壇第183期日前召開。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教授發表了題為“市場的邏輯與中國的歷史轉型”的主題演講。張維迎在演講中表示，人類在最近200年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得益於“市場的邏輯”，簡單地説就是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別人幸福。“科學的發展總是在進步，之後的東西是不是比之前的東西更正確，其實並不是這樣。如今，亞當?斯密，甚至亞當?斯密之前好多偉大的理論被忘掉了。所以我們在學習經濟學的時候，不要只看現代的書，一定要讀一些古典的東西，偉大的思想很多在古典的東西里。”張維迎説。

市場邏輯引起世界鉅變

“我們人類從會製造工具開始大約有250萬年的歷史，即使從智人的時代開始算也有15—20萬年的歷史，可以説，人類在漫長的歷史當中其實進步非常非常慢。200年前，世界各國人們過的生活可能跟古羅馬時代差不了很多，甚至有的地方還不如古羅馬時代。但是過去的200年裏，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差距也日益明顯。”張維迎説，世界發生轉變就是最近這兩百年。1500年的時候，世界最富的國家和最窮的國家人均g d p比大概就是三倍左右，現在最富的國家和最窮的國家差距可能有四百多倍。而對於中國來講，真正大的變化就發生在過去的二三十年時間裏。

張維迎表示，人類在過去兩百年、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能取得這樣大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於“市場的邏輯”。從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技術進步率僅為0.05%，而過去兩百年大約為1 .5%，過去兩百年的進步是過去1800年的三十倍。“今天，美國有一個什麼技術，很快中國就有了，比如説蘋果剛發佈ipad上市的消息，很快中國就有人開始使用ipad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技術傳播的速度為什麼如此之快，因為這裏麪包含着市場邏輯。”張維迎説。

什麼是“市場邏輯”？張維迎這樣解釋：人類從古到今都有一個基本目標，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大致有兩種辦法，第一種辦法就是通過使別人不幸福，而自己幸福。第二種辦法就是通過使別人幸福，最終使自己幸福。張維迎説：“第二種方式叫市場的邏輯。我們人類都在追求幸福，如果我們有這樣一個機制，在這個機制下，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別人幸福，那我們追求幸福的過程就會變成一個創造財富的過程。你要比別人活得好，那你就要給別人創造東西，這樣我們就有了好多新的產品可以享受。”

張維迎表示，之所以我們今天能享受這麼多的產品種類，我們的生活改善這麼大，其實都源自這樣一個基本的邏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正是在兩種方法中不斷地搖擺，直到今天這兩種方法都在使用。有些人是在琢磨怎麼把別人的財富拿到自己手裏，另一些人是在琢磨怎麼能為別人創造更多的財富。“中國人有一句話叫‘不打不成交’，人類追求幸福的過

程一開始都是打，打的過程中發現往往結果是兩敗俱傷，最後發現打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我們就開始‘交’，交換，就是和平共處，互利互惠。”張維迎説。

他舉了二戰的例子説，日本和德國都想通過打變成世界強國，卻最終把自己推向了深淵。二戰之後，日本和德國幾近毀滅。相反，在二戰之後的三十年的時間，日本和德國分別變成了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經濟強國，靠的正是市場的邏輯。它們通過創造與貿易，給其他的國家創造他們喜歡的產品，使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中國過去三十年，走的也是這樣一個市場道路。

現在社會上普遍有種思想，認為市場經濟跟道德是相沖突的。張維迎認為，通過自己對市場邏輯的解釋可以看出，它們不僅不衝突，而且完全是一致的，市場經濟是使道德準則變成一種實實在在的可持續發揮作用的機制。“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沒有損害到他人，那這種行為就是道德的；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是通過損害他人的辦法，就是不道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的邏輯恰恰是整個人類基本的道德準則。”他説。

“市場邏輯”概念最早源於我國

“我們經常會覺得市場理性、市場邏輯這些都是西方的東西，其實這些是我們中國人的智慧，或者説是所有人類共同的智慧。”張維迎説。比如“市場邏輯”這個概念，在亞當?斯密《國富論》裏被較早提及。《國富論》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通過自由競爭，一隻看不見的手可以使每個人把追求自己的利益變成創造社會財富的過程。

而亞當?斯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法國重農學派的影響，重農學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叫魁奈。亞當?斯密給蘇格蘭一個家庭當家庭教師的時候，曾經跟着這個家庭去法國待了兩年時間。在巴黎，亞當?斯密跟這些重農學派有過交流，見過魁奈。

《國富論》裏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這些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思想所影響。而法國自由放任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又是受中國古典思想的影響。17世紀至18世紀，大量的中國古典思想，包括《論語》、《道德經》都被翻譯成外文，而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當時被稱為歐洲的中國人。

《道德經》的一個基本思想是無為而治。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翻譯成法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放任。老子的《道德經》第81章裏有句話，“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當你為他人着想時你才能獲得財富，你給予別人的越多，你自己得到的才越多，這和市場邏輯是一致的。

《貨殖列傳》裏也説：“善者因之，其次順之，再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句話的現實意義就是説，一個好的政府要順其自然，讓人們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獲得幸福，獲得財富。其次要利導之，進行利益導向使他做得更好，差的是整齊之，規定這個能幹，那個不能幹。最糟糕的是“與之爭”，與民爭利，就像政府辦的好多企業，與民間企業爭利，是最下等的一種做法。

“市場邏輯理念雖不是西方的東西，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過去的兩百年西方把這個邏輯發揮到了極致，而在中國則一直受到壓抑。所以，我們沒有能夠很好地發展。我們現在國力強盛了，我們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很多偉大的思想可能在中國古典思想裏都包含着。”張維迎説。

過去兩百年，因為我們一直在國際發展中處於落後地位，我們受這個影響，有些不太自信，其實在18世紀之前，歐洲人對中國的文化，對中國的哲學思想是非常崇尚的。工業革命之後，隨着西方的崛起，就出現了所謂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把其他的民族都當作野蠻民族，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是一個最文明的民族。

“所以，我們本質上就覺得矮人一等，這就是中國人思考問題的一個潛在心理。有些表現得很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一種自卑，我們現在很難用平常心看待世界，與我們接受的這樣一種教育理念有很大的關係。”張維迎説。

市場邏輯運作的前提是個人自由與財產權利

市場本身的邏輯是先創造財富再通過令人幸福而最終自己獲得幸福，這本身包含個人自由與財產權利的前提。如果它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持有產權的基礎上，掠奪財富就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那麼在這種掠奪制度下，是不可能給他人和自己同時帶來幸福的。張維迎表示，任何一個企業的收入都來自其產品的價值，價值的概念就是自由的談判，自由的交換。“好比我買這個礦泉水，如果這個礦泉水給我帶來的價值沒有我付出的價值高，那我肯定不會買。所以，當我願意買這個礦泉水的時候，自然這個礦泉水本身一定是使我滿意的。只有我自由的選擇，我自己的權利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才能達到這個結果。”他説。

在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的競爭，本質上就是怎麼為消費者創造更多的消費者剩餘。誰能為消費者創造消費者剩餘，誰就能獲得這個市場，誰給別人帶來的幸福多，誰就能夠獲得利潤，獲得收益。任何一個企業，它索取的價格不可能超過他給消費者創造的總價值。“我們很多企業界人士，他們需要記住的就是隻有使消費者舒服，才能賺錢。當然，在中國，好多情況下企業家不是怎麼使消費者變得舒服，而是怎麼使政府官員變得舒服，為什麼呢？就是強盜的邏輯在起作用，它獲得收益是通過某種特權，而不是通過平等的交換而獲得的。”張維迎説。

他表示，中國改革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這個市場化可以一般性地理解為價格自由化，企業民營化，還有行政權力地方分權化。但是貫穿在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核心其實是讓個人自由與財產權利得到保證。在計劃經濟之下，每個人沒有自由支配其選擇交換的權利，必須服從計劃的安排。計劃經濟體制下，名義上財產是公有的，其實本質上也是個人的，因為國家、政府都只是一個機構，它不可能行使權利，行使權利無論在任何體制下都是個人。所以在計劃經濟下，所有權利都是建立在職位的基礎上的，而市場經濟的權利定義在財產基礎上。

在計劃經濟下，如果一個人要獲得使用資源的權利，指揮他人的權力，必須要進入政府，進入國有部門。任何權利首先要獲得政府內部的職位。政府內部的職位本身又有很多種類，從下到上，越到上面權利就越大。計劃經濟下，就連一個人出差旅行，他坐火車究竟是坐硬座、硬卧還是軟卧都是由他的職位決定的。甚至去醫院看病，哪個醫院看病，什麼大夫給看病都是由職位決定的。甚至那時一個人獲得什麼樣的信息，也是由他的權力決定的。因為當時很多東西都是內部文件，所以職位高的人獲取的信息就多，反之就少，信息的享有權利(權力)都是不一樣的。

市場經濟就完全不一樣了。市場經濟下只要一個人有錢，那他就可以坐過去只有局級幹部才能坐的軟卧，更有錢的可以坐飛機。過去別墅只能部級幹部才能享有，現在如果有錢，他住的房子可以超過中央領導。這就是社會發生的變化，正所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萬金能與王者同樂”。整個改革三十年就可以理解為從基於職位權利到基於財產權利的變化。

不過張維迎同時表示，我國改革三十年雖然成就很大，但也必須承認我們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比如説腐敗問題。張維迎表示，我國現階段的腐敗問題，其實還是源於體制改革不到位。腐敗歸根到底還是由職權導致的。職權和產權的重大區別，在於職權不能有償轉讓。所以，當一個官員在其位時，由於他所指揮的大筆資產不屬於他，而且他離開這個位置後就不能再指揮這筆資產。那麼，他在在位的時候就很可能充分利用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目前中國職權和產權同時共存，有些人獲得財富變得富有了，不是由於他給別人帶來幸福，創造價值，而是通過政府的權力獲得稀缺資源。而有些官員也希望通過權力尋租給自己帶來利益。所以，中國要真正解決腐敗問題，仍然需要繼續改革。”張維迎説。

未來我國構建市場邏輯重在建立市場信任

“信任，在市場經濟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如果沒有信任，市場經濟不可能運轉。”張維迎説。古代社會依靠的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經濟模式，糧食是自己打的，蔬菜是自己種的，所以可以放心地食用。而現如今我們每天吃的東西、穿的東西、用的東西基本全都

不是自己生產的。生產東西的人不消費，消費東西的人不生產，兩者有時甚至相距千里。所以如何讓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相互信任，對於我們的市場經濟尤為重要，缺少它，市場經濟不可能運轉。

對於如何在市場經濟下建立信任，張維迎認為關鍵還是要健全連帶責任。“公元前350多年前，秦國的秦孝公當政的時候，他聘請商鞅進行變法。商鞅變法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管理措施就是連坐制，十户編成一組，五户一組，所有編組裏的人承擔連帶責任，一個人犯法，株連九族，這個制度對皇帝統治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了一個自我監管機制。連坐制對中國的統一非常重要。”

張維迎表示，其實現代社會市場經濟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連坐制或者連帶責任。不同的是，古代的連坐制是建立在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上，而現在的連帶責任是建立在契約關係上。企業產權制度理論認為，一是企業的老闆對所有的員工要承擔連帶責任，老闆意味着替別人承擔連帶責任；二是下游的企業要為上游的企業承擔連帶責任。

企業的責任是一個鏈條，下游的企業要為上游的企業承擔連帶責任。“比如你開一輛寶馬車，開到高速路上突然軸承斷了，你受傷了，誰負責任？寶馬公司負責任。即使事故原因是由鋼材不合格導致的，而鋼材企業生產的鋼材，離生產寶馬的汽車公司相差好幾個環節，汽車有一級供應商、二級供應商直至五級供應商等等，寶馬背後有成千上萬的供應商，寶馬公司都要對所有的供應商承擔連帶責任，這就是市場的奧妙。”張維迎説。

張維迎同時認為，一個人有多大承擔責任的能力，才能掙多大的錢。“如果你有本事能為一個人承擔責任，你就當一個個體户，如果你可以為十個人承擔責任，你就管十個人的企業，如果你可以為一萬個人承擔責任，你可以管一萬個人的企業，為十萬個人承擔責任，管十萬人的企業。企業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闆承擔責任的能力有多大，而這個能力包括你的管理技能，比如你有沒有辦法設置一個很好的激勵制度，監督制度。”

張維迎以三聚氰胺為例：“2014年中國出的最大的食品事件就是三聚氰胺事件，好多牛奶公司都認為很冤，這個三聚氰胺不是他摻加進去的，蒙牛自己養的奶牛生產的牛奶賣到市場上沒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是奶站加進去的，但是對不起，你作為牛奶公司，要賺這個錢，就要對成千上萬的奶農、數十個奶站承擔全部連帶責任。出問題了你就要賠償。最後，三鹿垮台了，老闆還要被槍斃。你沒有這個能力，那你就一定出問題。這一點對我們理解市場邏輯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市場信任機制的建立，張維迎表示，壟斷企業的出現可能是有利的，如果一味地進行反壟斷，反而會損害我們的福利。如果一個行業裏有非常多的企業，每一個企業都讓價格發揮作用，這個社會就不會有信任。任何一個行業，最後競爭剩下來的必然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信譽良好的大企業。這種寡頭壟斷的市場對人類發展可能是最合適的。這些有信譽的大企業的出現，有利於我們建立對市場的信任，是符合市場邏輯的。如果人為地拆分這個市場，可能不是改善了我們的福利，而是損害了我們的福利。

現場問答

問：我看過您的書，市場的確帶給我們很多福利。但是市場本身是非常複雜的，也很脆弱，同時它具有外部性。這種外部性應該如何解決？

答：第一點，外部性是與產權有關的。公有制機構都具有外部性，因為在這裏的人幹什麼都可以不負責任，這就會產生外部性。引入產權，就可以有效制約。第二，有技術上的難度。定義產權很難，但是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越來越好定義。

我認為，解決外部性問題最好還是靠市場。比如控制環境污染，怎麼控制？到什麼程度是合適的？現在開始有了碳交易，芝加哥有7號交易所。通過市場交易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救災這種問題，也是哪個地方市場機制發展得好，哪個地方的救援情況就好。有好多領域我們可能覺得市場不能起作用，但是其實不是市場不能起作用，而是我們沒有讓它起作用。

問：如果不打破城鄉的二元體制，不改變國民財富的分配格局，擴大國內市場從何談起呢？您覺得這種狀況和您對自由市場的倡導是不是相合的呢？

答：你提的這個問題很好，我完全同意，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本身就是一個怪現象，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全世界都有城市化的過程，但是中國有個特點，就是我們有城市身份和農村身份，現在北京有五百萬外地人沒有北京户口，大量的農民在城裏，但是不享受城裏的條件，這對市場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制約，現在的中國城市化有些虛假，到2014年城市人口是45%，但真正有城市户口的只有33%，有12%的人沒有城市户口，這些我覺得應該儘快地去解決。我覺得這與我講的沒有矛盾。

再進一步講，一個市場，在中國分為農村市場、城市市場，這本身聽起來就有點荒唐。其實大家多看一點歷史就會知道，有一些東西並不是我們所獨有的，包括我們講的鄉鎮企業，所有的國家發展都是從“鄉鎮企業”開始，英國人當初也是從鄉鎮企業開始發展。英國人開始發展紡織業，跟温州人的家庭工廠是一樣的，美國工業也是從鄉鎮企業開始的，當初的一個小鎮最後變成了大城市，這些都沒有獨特性，我們真正的獨特性就是在制度方面的一些限制，中國的鄉鎮企業是鄉和鎮的政府擁有的，這就是我們的鄉鎮企業獨有的。

問：現在社會上有種説法，説人民幣匯率在沒有形成一個自由變動機制的情況下，所有出口盈餘的部分都變成了國內的通貨膨脹因素，我不知道這個説法是不是正確，如果正確，您覺得現在的情況下有什麼解決辦法？

答：我理解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們現在出口盈餘很多，外匯賣給央行，央行不斷地收入美元，放出人民幣，儲備多了，本幣就要大量地外放。所以，就變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當然央行現在買回來一些央票。你講的匯率問題，我想談一點，美國人對待匯率問題太政治化，中國人對待匯率問題太情緒化，這都不好。這個問題，還是要看什麼是對我們最好的，我個人認為人民幣適當升值對美國沒什麼好處，但是對中國有很大的好處，會使美國人付出更多。如果美國人願意把它的東西都免費送給我們，中國人應該高興才是，中國的東西免費送給美國人，美國人應該高興才是。這是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