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記者自查自糾總結

第一篇：經濟觀察報記者自查自糾總結

我仍然清晰地記得去年此時寫年終工作總結時，我的心情有多麼沮喪和沉重。如果説去年年終我能總結的更多是工作中失敗的教訓的話，我回想今年的工作，總算是有些成功的經驗可以總結了。就我個人而言，今年工作中感受最深、思考最多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選題的來源

雖然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中，獨家與搶先的報道已經是非常的不易與偶然，但這樣的報道體驗帶給人的興奮感和成就感仍然無可替代。所以今年幾次陰差陽錯的獨家與搶先報道的經驗，留給我很多的感受和思考。

今年在我的報道領域中稱得上獨家與搶先報道的有，《國資委首批指定產交所名單確定京津滬吐納數萬億中央國資》、《奧運項目建設經受鋼價震盪考驗》、《鋼價暴跌急召40餘家企業進京安撫》、《國資委管人年齡設限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緊急待批》、《率先投融資改革“北京模式”亮相》、《國資委：肯定方向檢查國企改制》與《價格聯動倒計時煤電宿怨得解？》。

這些報道大約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區別分析：

第一類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聯動》這幾篇。

這類報道是屬於那種大家都一直非常關注它的進展、在等待它的結果，而我們先於別人得到了結果或者更核心的內容，然後掌握主動權搶先報道的事件。在這一類報道中，我覺得做得比較成功的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的稿子，而其他幾篇都不盡如人意。

國資委終於確定三家指定產交所的消息，是我非常偶然、非常湊巧在一次去國資委新聞處長的辦公室時獲知的，當時已經是星期四的下午。我趕回報社跟主任、編輯商量後，趕緊開始聯絡採訪。雖然時間非常緊迫，但得益於一直以來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和追蹤（因為早在去年底國資委就稱會優選幾家作為央企國資轉讓的指定交易場所）、以及對國有資產產權交易這一領域與產權交易所的現狀和問題的瞭解，使我在採訪時非常的順利和高效，很方便就完成了對幾個相關方的電話採訪，尤其是對這一事件一直抱否定態度的業內人士和專家的觀點和理由。所以連夜就完成了針對這一大家都拭目以待的重大事件的一篇既有獨家的新聞事實、又有分析和解讀的近4000字的深度報道。

次周，很多相關媒體都隨後報道了這一消息，但我發現他們基本上都是以我們這篇報道為消息源與素材來源而做的，並沒有更多更新的東西，因為直到最後，國資委都沒有公開發布這個消息，也沒有公佈那兩份相關的文件，只直接下發給三家產交所而已。所以我們的報道就成為最圓滿的一篇，既搶到了第一時間，又在第一時間將這個事件報道的足夠完備和充分。

這篇報道在報社獲得了認可，也為我日後在產交所、產權領域的報道工作贏得了許多便利。直到很久以後，我還在不同場合聽到產交所的人、以及其他媒體同行對我們這篇報道的讚揚。

但我們在《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這幾篇同類型的報道上，都有很大的缺憾。這三件事情當時都是正處風口浪尖的輿論焦點：國資委突然連續罷免了包括三九老總趙新先在內的幾家大型知名國企的一把手；夏季將近，媒體爆出電監會已經向國務院上報了一份今夏全國出現大面積停電的《應急預案》，正等待批准；發改委高官很早就承諾，年內一定會完成對煤電價格的改革方案。

這幾件事情無疑都是我們的報道領域之內非常重大的新聞事件，也都是業內矚目的焦點。主任在這時的意見非常明確：我們應該努力獲得更多更核心的信息來做這幾件事情的報道，如果我們的報道不能提供比別家媒體更多的信息，如果我們不能獲知國資委罷免高官的真實考慮、如果我們不知道《應急預案》和《煤電價格聯動方案》的具體內容，我們就不必要做這個報道了，因為那樣即使勉強做出來，也只會湮沒在其他類似的連篇累牘的報道里面，對讀者而言毫無價值。所以當時我的工作重點首要放在爭取獲得選題的核心事實和內容上。

結果我們也確實獲得了這些東西。我在國資委的內部會議上無意中得到了《央企負責人的管理辦法》，這就是他們近來罷免高官的依據；我們還從電監會得到了《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的具體文件。

但是我們後來的報道卻並沒有做得很好，最後完成的稿子都有兩個很大的缺點：一個是文章寫的枯燥乾澀，很不好看；一個是文章並沒有凸現出我們獲得的獨家信息的價值，我們千辛萬苦獲得的核心材料都是支離破碎的呈現在文章當中的。

我總結造成這種結果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我們在這樣的報道中，都要非常注意保護為我們提供機密信息的人。既不能透露信息來源，又不能在稿子中顯出我們已經看到重要文件的事實，我們只能在稿子中裝出我們也只是無意中從知情人處獲知了隻言片語的信息而已，這樣我們稿子的價值就被大打折扣了；其次是因為，我們在這幾件事情所涉及領域的深入程度、瞭解程度都非常不夠，所以我們即使獲知

第二篇：經濟觀察報記者一年的工作總結

我仍然清晰地記得去年此時寫年終工作總結時，我的心情有多麼沮喪和沉重。如果説去年年終我能總結的更多是工作中失敗的教訓的話，我回想今年的工作，總算是有些成功的經驗可以總結了。就我個人而言，今年工作中感受最深、思考最多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選題的來源

雖然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中，獨家與搶先的報道已經是非常的不易與偶然，但這樣的報道體驗帶給人的興奮感和成就感仍然無可替代。所以今年幾次陰差陽錯的獨家與搶先報道的經驗，留給我很多的感受和思考。

今年在我的報道領域中稱得上獨家與搶先報道的有，《國資委首批指定產交所名單確定 京津滬吐納數萬億中央國資》、《奧運項目建設經受鋼價震盪考驗》、《鋼價暴跌 急召40餘家企業進京安撫》、《國資委管人年齡設限 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緊急待批》、《率先投融資改革 “北京模式”亮相》、《國資委：肯定方向 檢查國企改制》與《價格聯動倒計時 煤電宿怨得解？》。

這些報道大約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區別分析：

第一類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聯動》這幾篇。

這類報道是屬於那種大家都一直非常關注它的進展、在等待它的結果，而我們先於別人得到了結果或者更核心的內容，然後掌握主動權搶先報道的事件。在這一類報道中，我覺得做得比較成功的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的稿子，而其他幾篇都不盡如人意。

國資委終於確定三家指定產交所的消息，是我非常偶然、非常湊巧在一次去國資委新聞處長的辦公室時獲知的，當時已經是星期四的下午。我趕回報社跟主任、編輯商量後，趕緊開始聯絡採訪。雖然時間非常緊迫，但得益於一直以來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和追蹤（因為早在去年底國資委就稱會優選幾家作為央企國資轉讓的指定交易場所）、以及對國有資產產權交易這一領域與產權交易所的現狀和問題的瞭解，使我在採訪時非常的順利和高效，很方便就完成了對幾個相關方的電話採訪，尤其是對這一事件一直抱否定態度的業內人士和專家的觀點和理由。所以連夜就完成了針對這一大家都拭目以待的重大事件的一篇既有獨家的新聞事實、又有分析和解讀的近4000字的深度報道。

次周，很多相關媒體都隨後報道了這一消息，但我發現他們基本上都是以我們這篇報道為消息源與素材來源而做的，並沒有更多更新的東西，因為直到最後，國資委都沒有公開發布這個消息，也沒有公佈那兩份相關的文件，只直接下發給三家產交所而已。所以我們的報道就成為最～的一篇，既搶到了第一時間，又在第一時間將這個事件報道的足夠完備和充分。

這篇報道在報社獲得了認可，也為我日後在產交所、產權領域的報道工作贏得了許多便利。直到很久以後，我還在不同場合聽到產交所的人、以及其他媒體同行對我們這篇報道的讚揚。

但我們在《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這幾篇同類型的報道上，都有很大的缺憾。這三件事情當時都是正處風口浪尖的～焦點：國資委突然連續罷免了包括三九老總趙新先在內的幾家大型知名國企的一把手；夏季將近，媒體爆出電監會已經向xx上報了一份今夏全國出現大面積停電的《應急預案》，正等待批准；發改委～很早就承諾，年內一定會完成對煤電價格的改革方案。

這幾件事情無疑都是我們的報道領域之內非常重大的新聞事件，也都是業內矚目的焦點。主任在這時的意見非常明確：我們應該努力獲得更多更核心的信息來做這幾件事情的報道，如果我們的報道不能提供比別家媒體更多的信息，如果我們不能獲知國資委罷免～的真實考慮、如果我們不知道《應急預案》和《煤電價格聯動方案》的具體內容，我們就不必要做這個報道了，因為那樣即使勉強做出來，也只會湮沒在其他類似的連篇累牘的報道里面，對讀者而言毫無價值。所以當時我的工作重點首要放在爭取獲得選題的核心事實和內容上。

結果我們也確實獲得了這些東西。我在國資委的內部會議上無意中得到了《央企負責人的管理辦法》，這就是他們近來罷免～的依據；我們還從電監會得到了《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的具體文件。

但是我們後來的報道卻並沒有做得很好，最後完成的稿子都有兩個很大的缺點：一個是文章寫的枯燥乾澀，很不好看；一個是文章並沒有凸現出我們獲得的獨家信息的價值，我們千辛萬苦獲得的核心材料都是支離破碎的呈現在文章當中的。

我總結造成這種結果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我們在這樣的報道中，都要非常注意保護為我們提供機密信息的人。既不能透露信息來源，又不能在稿子中顯出我們已經看到重要文件的事實，我們只能在稿子中裝出我們也只是無意中從知情人處獲知了隻言片語的信息而已，這樣我們稿子的價值就被大打折扣了；其次是因為，我們在這幾件事情所涉及領域的深入程度、瞭解程度都非常不夠，所以我們即使獲知了這些領域的重大事件，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對這些事件有通盤與準確的認識和把握，這就造成我們在聯絡一些採訪時的低效率，因為之前沒有累積起碼的採訪資源，也造成我們寫稿時的窘迫和勉強。於是就使得文章最後成為一篇非常不如意的稿子，雖然其實我們為這篇稿子付出了非常艱難的努力、雖然我們原本是掌握了更多報道的信息優勢的，但全都沒在我們的報道體現出來。非常讓人懊惱，非常讓人遺憾，因為這樣能獲得一些獨家信息的機會非常非常少。

這幾篇報道雖然都在報社內部被批評，但事後也獲得了一些與這幾件事情密切相關的人的認可，比如，《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的稿子，我接到陌生讀者的電話，問能否從我這兒獲得更多的信息，説他和他的很多關心此事的朋友溝通，覺得我的報道還隱含了很多的信息。而《煤電價格聯動》的稿子，以我們報社內部的標準認為寫的非常不好看。但次周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新京報》、《21世紀經濟報道》都做了這個報道，但他們都沒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也都沒有寫的更好，而且他們的報道中還有從我的稿子裏獲取信息的影子。可見，從報社內部的標準而言，我們的自我要求非常高，這樣的報道並不能令我們滿意，但追求核心信息的目標使得我們的

報道較之其他媒體還是更優些的。

第二類也屬我們獨家報道的有《奧運項目經受鋼價震盪》、《鋼價暴跌 急召安撫》與《投融資體制改革“北京模式”》的稿子。這些話題雖然都不在當時的～中心，但其實是非常重要重大卻還未被媒體廣泛關注的事件，我們於是在無意獲知後優先做了報道。我認為其中比較成功的是《鋼價暴跌》的稿子，非常糟糕的是《投融資體制改革“北京模式”》。

《鋼價暴跌》也是在我們搶先報道後，其他媒體才跟風報道此事的。他們的報道里也有很多我們這篇報道的影子。其實我們的這篇報道也非常偶然，也是對一個行業持續跟蹤中的意外收穫。我是在就焦炭出口的報道做採訪時，得到之前一段時間的鋼價飈升，致使奧運項目的承包商成本大增向政府叫苦，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因此專門前去鋼鐵工業協會請求幫助的消息，於是次周我們就做了《奧運項目經受鋼價震盪》的稿子，同時又是在這個報道的採訪中，我聽説了鋼價在宏觀調控中價格從之前的暴漲突然轉為暴跌的形勢、以及xx授意鋼鐵工業協會出面安撫鋼鐵企業的緊急會議。於是我們就剛好非常及時地獨家搶先做了報道，而且因為之前在煤電油運、鋼鐵、宏觀調控等方面的報道積累和採訪資源的儲備，都使得這個報道在我們得知消息後很短的時間內能做的比較充分。

而《投融資體制改革“北京模式”》的報道，我們也是在其他的採訪中順帶獲知的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但因為對這一牽扯很多因素的龐雜改革的認識不夠透徹，也使得我們雖然佔有先機，但最後成稿的效果卻不甚理想。

第三篇：報社記者年度工作總結(經濟觀察報)

報社記者年度工作總結(經濟觀察報)我仍然清晰地記得去年此時寫年終工作總結時，我的心情有多麼沮喪和沉重。如果説去年年終我能總結的更多是工作中失敗的教訓的話，我回想今年的工作，總算是有些成功的經驗可以總結了。就我個人而言，今年工作中感受最深、思考最多的有以下幾個方面：一，選題的來源雖然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中，獨家與搶先的報道已經是非常的不易與偶然，但這樣的報道體驗帶給人的興奮感和成就感仍然無可替代。所以今年幾次陰差陽錯的獨家與搶先報道的經驗，留給我很多的感受和思考。今年在我的報道領域中稱得上獨家與搶先報道的有，《國資委首批指定產交所名單確定 京津滬吐納數萬億中央國資》、《奧運項目建設經受鋼價震盪考驗》、《鋼價暴跌 急召40餘家企業進京安撫》、《國資委管人年齡設限 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緊急待批》、《率先投融資改革 “北京模式”亮相》、《國資委：肯定方向 檢查國企改制》與《價格聯動倒計時 煤電宿怨得解？》。這些報道大約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區別分析：第一類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聯動》這幾篇。這類報道是屬於那種大家都一直非常關注它的進展、在等待它的結果，而我們先於別人得到了結果或者更核心的內容，然後掌握主動權搶先報道的事件。在這一類報道中，我覺得做得比較成功的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的稿子，而其他幾篇都不盡如人意。國資委終於確定三家指定產交所的消息，是我非常偶然、非常湊巧在一次去國資委新聞處長的辦公室時獲知的，當時已經是星期四的下午。我趕回報社跟主任、編輯商量後，趕緊開始聯絡採訪。雖然時間非常緊迫，但得益於一直以來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和追蹤（因為早在去年底國資委就稱會優選幾家作為央企國資轉讓的指定交易場所）、以及對國有資產產權交易這一領域與產權交易所的現狀和問題的瞭解，使我在採訪時非常的順利和高效，很方便就完成了對幾個相關方的電話採訪，尤其是對這一事件一直抱否定態度的業內人士和專家的觀點和理由。所以連夜就完成了針對這一大家都拭目以待的重大事件的一篇既有獨家的新聞事實、又有分析和解讀的近4000字的深度報道。次周，很多相關媒體都隨後報道了這一消息，但我發現他們基本上都是以我們這篇報道為消息源與素材來源而做的，並沒有更多更新的東西，因為直到最後，國資委都沒有公開發布這個消息，也沒有公佈那兩份相關的文件，只直接下發給三家產交所而已。所以我們的報道就成為最圓滿的一篇，既搶到了第一時間，又在第一時間將這個事件報道的足夠完備和充分。這篇報道在報社獲得了認可，也為我日後在產交所、產權領域的報道工作贏得了許多便利。直到很久以後，我還在不同場合聽到產交所的人、以及其他媒體同行對我們這篇報道的讚揚。但我們在《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這幾篇同類型的報道上，都有很大的缺憾。這三件事情當時都是正處風口浪尖的輿論焦點：國資委突然連續罷免了包括三九老總趙新先在內的幾家大型知名國企的一把手；夏季將近，媒體爆出電監會已經向國務院上報了一份今夏全國出現大面積停電的《應急預案》，正等待批准；發改委高官很早就承諾，年內一定會完成對煤電價格的改革方案。這幾件事情無疑都是我們的報道領域之內非常重大的新聞事件，也都是業內矚目的焦點。主任在這時的意見非常明確：我們應該努力獲得更多更核心的信息來做這幾件事情的報道，如果我們的報道不能提供比別家媒體更多的信息，如果我們不能獲知國資委罷免高官的真實考慮、如果我們不知道《應急預案》和《煤電價格聯動方案》的具體內容，我們就不必要做這個報道了，因為那樣即使勉強做出來，也只會湮沒在其他類似的連篇累牘的報道里面，對讀者而言毫無價值。所以當時我的工作重點首要放在爭取獲得選題的核心事實和內容上。結果我們也確實獲得了這些東西。我在國資委的內部會議上無意中得到了《央企負責人的管理辦法》，這就是他們近來罷免高官的依據；我們還從電監會得到了《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的具體文件。但是我們後來的報道卻並沒有做得很好，最後完成的稿子都有兩個很大的缺點：一個是文章寫的枯燥乾澀，很不好看；一個是文章並沒有凸現出我們獲得的獨家信息的價值，我們千辛萬苦獲得的核心材料都是支離破碎的呈現在文章當中的。我總結造成這種結果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我們在這樣的報道中，都要非常注意保護為我們提供機密信息的人。既不能透露信息來源，又不能在稿子中顯出我們已經看到重要文件的事實，我們只能在稿子中裝出我們也只是無意中從知情人處獲知了隻言片語的信息而已，這樣我們稿子的價值就被大打折扣了；其次是因為，我們在這幾件事情所涉及領域的深入程度、瞭解程度都非常不夠，所以我們即使獲知了這些領域的重大事件，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對這些事件有通盤與準確的認識和把握，這就造成我們在聯絡一些採訪時的低效率，因為之前沒有累積起碼的採訪資源，也造成我們寫稿時的窘迫和勉強。於是就使得文章最後成為一篇非常不如意的稿子，雖然其實我們為這篇稿子付出了非常艱難的努力、雖然我們原本是掌握了更多報道的信息優勢的，但全都沒在我們的報道體現出來。非常讓人懊惱，非常讓人遺憾，因為這樣能獲得一些獨家信息的機會非常非常少。這幾篇報道雖然都在報社內部被批評，但事後也獲得了一些與這幾件事情密切相關的人的認可，比如，《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的稿子，我接到陌生讀者的電話，問能否從我這兒獲得更多的信息，説他和他的很多關心此事的朋友溝通，覺得我的報道還隱含了很多的信息。而《煤電價

的相關報道從來都沒間斷過。我們也一直都在關注這些法律的修訂進展，比如《破產法》我們從去年就曾考慮做報道，但最終因為覺得沒有更新更豐富的信息而作罷。很幸運的是，這三部法律的修訂都在今年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因而再次成為輿論焦點。其實這每部法律的重新修訂都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內容，為你的報道提供了大量素材，但是怎樣使你的報道能夠表現集中、醒目的主題、又能夠有別於其他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我認為報道角度的選擇就非常重要。日報操作這種選題可以僅就法案一點小小的進展、一點點與現行法案的不同就做篇報道，但作為週報，我認為我們在操作這種選題是一個很重要很必要的做法就是，你的報道除了報道法案的新進展之外，一定要在新進展中選取某個點、將其擴大成為某個值得探討和解決的問題。比如，我在採訪中知道《外貿法》的修訂牽扯對外資在某些領域的放開程度、在個人從事外貿方面的條件放寬等等方面的突破性進展；《破產法》修訂也有破產管理人制度、破產重整制度等亮點；《公司法》也有個人獨資企業、“揭開公司面紗”等備受關注的問題，但後來在做報道時，我們並沒有選擇對法案修訂的面面俱到的報道方式，而是選擇一個點，將它突出放大、集中解讀，而同時捨棄另一些與你選擇的點相關性不是非常大的內容。後來《外貿法》我們選擇了知識產權保護這個點、《破產法》選了其與國企政策性破產的關係作為報道重點、《公司法》則選擇探討“國有獨資公司”的問題。因為選取的點都是我更靠近我熟知的領域，寫的也比較清晰，所以就使得我們關於這幾部法律的報道較之其他媒體顯得比較突出、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有些媒體也跟風報道，將修訂這部法律的關注點都集中在我們選擇報道的幾個點上。比如，我發現我們的《破產法》報道之後，很多媒體和評論都將對這部法律的興趣放在了其與國企“政策性破產”的角度上，而忽略了這部法律其他方面的亮點。而我選擇這個“政策性破產”的角度，最主要是因為我對這個問題比較熟悉，我是站在報道國資改革的考慮才關心這個問題的。《公司法》的報道，我選擇“國有獨資公司”的角度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所以，這幾篇報道給我的啟發就是，在這類媒體都在瘋狂追逐的事件上方面，如何不跟風其他媒體、不被其他報道所引導，而是清醒地選擇一個自己的角度去做報道，以區別於別人是多麼的必要與重要。我們的報道還會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其實電監會設立區域監管局的消息也屬此類。當剛傳出此消息各家媒體紛紛轉載後，我們作為週報還要怎樣做報道？後來我們選擇了用區域監管局設立的消息引出省級監管部門設立的問題，就使得我們的報道具有了有別於其他報道的價值。雖然後來成稿的報道因為種種原因並不很令人滿意，但我覺得我們選擇這個報道角度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在工作中的體會是，雖然現在日報、網絡媒體的功能都已經非常強大，很多時候佔盡先機，但留給我們週報的空間仍然非常大，仍然有很大一塊被慌忙、倉促的日報媒體所忽略的空間留給我們去做有價值、有意義的報道，這種時候最需要的就是選擇好我們自己的角度。而這種角度的選擇很多時候還是依賴你對事件長期追蹤、瞭解而培養出的準確、敏鋭的判斷力。所以又回到第一部分“選題的來源”中的結論，要有足夠的耐心在你的報道領域深入、再深入。三，選題的週期這是我最近一段工作感受非常深的一些思考和體會。就是在我報道的領域，一個選題的操作是不能以報社每週一確定選題、週二三採訪、週四寫稿的這個週期來操作的。因為我的選題、我關注的一些事情，都是不以這樣的時間安排為週期的。很多事情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有進展、都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到合適的採訪對象、都不是恰好週四之前你就能做好足夠的採訪來支撐寫作的。比如國資委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你在週一確定選題、然後開始聯絡採訪、然後在週四就能順利完成你的採訪計劃開始寫稿的。這些採訪太困難了，都不會配合你週四要寫稿的時間限制。所以，我最近在想，以後我要改變從前這種週一開始一個選題、到週五完成這個選題這樣固化的流程，因為我的很多報道都不是這樣比較從容、充分的完成的。我想我的採訪和寫作都應該以我隨時確定下來的一個選題為一個週期、同時幾個選題並行進行採訪和寫作。比如，我上週五知道國資委招聘的消息，我從週六就開始一些採訪的聯絡和安排，看選題大概會是怎樣的進展狀況；同時下週六有一個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改革的會議，我從現在就開始提前安排一些採訪計劃、寫作構思；同時，上週四的破產法的採訪也給我一些啟發，我也從現在開始儘可能地做破產法的採訪，看有否新的進展可以做報道。總之，手裏的很多事情要隨時隨地、儘可能爭取其進展，無論是不是週一，而一旦一件事情瞭解的足夠充分了，可以隨時開始和完成寫作，不論是不是週四。這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些想法，我想日後的工作中這樣嘗試一下。一年以來的每篇報道完成之後，我都有很多的思考和總結，以上是體會最深切的一些感受。我覺得我在今年的工作中確實解決了一些去年工作中一直感覺困惑的問題，但同時，新的工作狀態又給我帶來了新的困惑和難題，我仍然面臨很多迫切需要再次突圍解決的問題。我想明年的工作中，我除了繼續在自己的幾個報道領域做耐心、紮實的積累之外，要如何讓自己已經儲備的一些資源在我的報道里體現出優勢和最大的價值，是我特別需要找到答案的一個問題。

報社記者年度工作總結(經濟觀察報)(第3頁)一文由蒐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第四篇：報社記者年度工作總結(經濟觀察報)

報社記者年度工作總結(經濟觀察報)我仍然清晰地記得去年此時寫年終工作總結時，我的心情有多麼沮喪和沉重。如果説去年年終我能總結的更多是工作中失敗的教訓的話，我回想今年的工作，總算是有些成功的經驗可以總結了。就我個人而言，今年工作中感受最深、思考最多的有以下幾個方面：一，選題的來源雖然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中，獨家與搶先的報道已經是非常的不易與偶然，但這樣的報道體驗帶給人的興奮感和成就感仍然無可替代。所以今年幾次陰差陽錯的獨家與搶先報道的經驗，留給我很多的感受和思考。今年在我的報道領域中稱得上獨家與搶先報道的有，《國資委首批指定產交所名單確定 京津滬吐納數萬億中央國資》、《奧運項目建設經受鋼價震盪考驗》、《鋼價暴跌 急召40餘家企業進京安撫》、《國資委管人年齡設限 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緊急待批》、《率先投融資改革 “北京模式”亮相》、《國資委：肯定方向 檢查國企改制》與《價格聯動倒計時 煤電宿怨得解？》。這些報道大約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區別分析：第一類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聯動》這幾篇。這類報道是屬於那種大家都一直非常關注它的進展、在等待它的結果，而我們先於別人得到了結果或者更核心的內容，然後掌握主動權搶先報道的事件。在這一類報道中，我覺得做得比較成功的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的稿子，而其他幾篇都不盡如人意。國資委終於確定三家指定產交所的消息，是我非常偶然、非常湊巧在一次去國資委新聞處長的辦公室時獲知的，當時已經是星期四的下午。我趕回報社跟主任、編輯商量後，趕緊開始聯絡採訪。雖然時間非常緊迫，但得益於一直以來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和追蹤（因為早在去年底國資委就稱會優選幾家作為央企國資轉讓的指定交易場所）、以及對國有資產產權交易這一領域與產權交易所的現狀和問題的瞭解，使我在採訪時非常的順利和高效，很方便就完成了對幾個相關方的電話採訪，尤其是對這一事件一直抱否定態度的業內人士和專家的觀點和理由。所以連夜就完成了針對這一大家都拭目以待的重大事件的一篇既有獨家的新聞事實、又有分析和解讀的近4000字的深度報道。次周，很多相關媒體都隨後報道了這一消息，但我發現他們基本上都是以我們這篇報道為消息源與素材來源而做的，並沒有更多更新的東西，因為直到最後，國資委都沒有公開發布這個消息，也沒有公佈那兩份相關的文件，只直接下發給三家產交所而已。所以我們的報道就成為最圓滿的一篇，既搶到了第一時間，又在第一時間將這個事件報道的足夠完備和充分。這篇報道在報社獲得了認可，也為我日後在產交所、產權領域的報道工作贏得了許多便利。直到很久以後，我還在不同場合聽到產交所的人、以及其他媒體同行對我們這篇報道的讚揚。但我們在《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這幾篇同類型的報道上，都有很大的缺憾。這三件事情當時都是正處風口浪尖的輿論焦點：國資委突然連續罷免了包括三九老總趙新先在內的幾家大型知名國企的一把手；夏季將近，媒體爆出電監會已經向xx上報了一份今夏全國出現大面積停電的《應急預案》，正等待批准；發改委高官很早就承諾，年內一定會完成對煤電價格的改革方案。這幾件事情無疑都是我們的報道領域之內非常重大的新聞事件，也都是業內矚目的焦點。主任在這時的意見非常明確：我們應該努力獲得更多更核心的信息來做這幾件事情的報道，如果我們的報道不能提供比別家媒體更多的信息，如果我們不能獲知國資委罷免高官的真實考慮、如果我們不知道《應急預案》和《煤電價格聯動方案》的具體內容，我們就不必要做這個報道了，因為那樣即使勉強做出來，也只會湮沒在其他類似的連篇累牘的報道里面，對讀者而言毫無價值。所以當時我的工作重點首要放在爭取獲得選題的核心事實和內容上。結果我們也確實獲得了這些東西。我在國資委的內部會議上無意中得到了《央企負責人的管理辦法》，這就是他們近來罷免高官的依據；我們還從電監會得到了《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的具體文件。但是我們後來的報道卻並沒有做得很好，最後完成的稿子都有兩個很大的缺點：一個是文章寫的枯燥乾澀，很不好看；一個是文章並沒有凸現出我們獲得的獨家信息的價值，我們千辛萬苦獲得的核心材料都是支離破碎的呈現在文章當中的。我總結造成這種結果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我們在這樣的報道中，都要非常注意保護為我們提供機密信息的人。既不能透露信息來源，又不能在稿子中顯出我們已經看到重要文件的事實，我們只能在稿子中裝出我們也只是無意中從知情人處獲知了隻言片語的信息而已，這樣我們稿子的價值就被大打折扣了；其次是因為，我們在這幾件事情所涉及領域的深入程度、瞭解程度都非常不夠，所以我們即使獲知了這些領域的重大事件，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對這些事件有通盤與準確的認識和把握，這就造成我們在聯絡一些採訪時的低效率，因為之前沒有累積起碼的採訪資源，也造成我們寫稿時的窘迫和勉強。於是就使得文章最後成為一篇非常不如意的稿子，雖然其實我們為這篇稿子付出了非常艱難的努力、雖然我們原本是掌握了更多報道的信息優勢的，但全都沒在我們的報道體現出來。非常讓人懊惱，非常讓人遺憾，因為這樣能獲得一些獨家信息的機會非常非常少。這幾篇報道雖然都在報社內部被批評，但事後也獲得了一些與這幾件事情密切相關的人的認可，比如，《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的稿子，我接到陌生讀者的電話，問能否從我這兒獲得更多的信息，説他和他的很多關心此事的朋友溝通，覺得我的報道還隱含了很多的信息。而《煤電價格聯動》的稿子，以我們報社內部的標準認為寫的非常不好看。但次周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新京報》、《21世紀經濟報道》都做了這個報道，但他們都沒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也都沒有寫的更好，而且他們的報道中還有從我的稿子裏獲取信息的影子。可見，從報社內部的標準而言，我們的自我要求非常高，這樣的報道並不能令我們滿意，但追求核心信息的目標使得我們的報道較之其他媒體還是更優些的。第二類也屬我們獨家報道的有《奧運項目經受鋼價震盪》、《鋼價暴跌 急召安撫》與《投融資體制改革“北京模式”》的稿子。這些話題雖然都不在當時的輿論中心，但其實是非常重要重大卻還未被媒體廣泛關注的事件，我們於是在無意獲知後優先做了報道。我認為其中比較成功的是《鋼價暴跌》的稿子，非常糟糕的是《投融資體制改革“北京模式”》。《鋼價暴跌》也是在我們搶先報道後，其他媒體才跟風報道此事的。他們的報道里也有很多我們這篇報道的影子。其實我們的這篇報道也非常偶然，也是對一個行業持續跟蹤中的意外收穫。我是在就焦炭出口的報道做採訪時，得到之前一段時間的鋼價飈升，致使奧運項目的承包商成本大增向政府叫苦，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因此專門前去鋼鐵工業協會請求幫助的消息，於是次周我們就做了《奧運項目經受鋼價震盪》的稿子，同時又是在這個報道的採訪中，我聽説了鋼價在宏觀調控中價格從之前的暴漲突然轉為暴跌的形勢、以及xx授意鋼鐵工業協會出面安撫鋼鐵企業的緊急會議。於是我們就剛好非常及時地獨家搶先做了報道，而且因為之前在煤電油運、鋼鐵、宏觀調控等方面的報道積累和採訪資源的儲備，都使得這個報道在我們得知消息後很短的時間內能做的比較充分。而《投融資體制改革“北京模式”》的報道，我們也是在其他的採訪中順帶獲知的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但因為對這一牽扯很多因素的龐雜改革的認識不夠透徹，也使得我們雖然佔有先機，但最後成稿的效果卻不甚理想。所以，總結《國資委確定產交所》、《鋼價暴跌》的成功，與其他幾篇同類報道的失敗，以及報社的要求與讀者的評價，我覺得在獨家選題的來源、以及這類報道的操作上給我們了幾個很重要的啟示：首先，我想獨家和搶先的報道對一份週報而言雖然不易，卻並非完全不可能，它仍然是個非常值得追求、也有可能實現的目標，而我覺得今年的這些報道經驗給我最大的啟示就是，保持高數量的採訪是獲得高數量與高質量選題的前提。雖然我們獲得獨家的消息更多都是出於陰差陽錯的偶然，也並不是大量的採訪就一定能收穫獨家的新聞。但記者如果不走出去、在各種場合、跟各種人交流溝通，而是僅僅坐在辦公室通過網絡瞭解世界的話，就只能做網絡或者其他媒體的轉載者，而不是一個自己獨立發現真相、獲知詳情、然後及時準確的報道者。只有大量的採訪才能提供給記者豐富的信息和選題，只有大量的採訪才能提高記者獲得獨家消息的機率。所以，我覺得記者每週都應該爭取和安排更多的與業內人士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即使並不是非常有針對性的正式嚴肅的採訪。這樣才能保證與你的報道領域的接近和熟悉程度、才能保證你的信息儲備的不斷積累和更新。雖然很多這樣的採訪都不能立即做出報道，但對長遠的工作確實大有裨益。其次就是，記者在自己的幾個報道領域一定要有足夠的耐心做持久而深入的關注和累積。因為宏觀經濟一些領域的報道，我覺得都有一定的門檻，就是説如果你在這個行業沒有一定的積累、沒有足夠的認識，你在獲知一些消息後，在很短的時間內是很難搞明白很多複雜的關係和邏輯的，甚至都很難去爭取到採訪。我們在《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上的失敗報道都是因為如此，因為這些事件都涉及複雜的行業背景與專業知識，沒有對這個行業的深入和準確的理解，不僅採訪會非常的艱難和低效，而且寫稿時保證最起碼的準確、清晰地講明白事情原由都會非常困難，更不必説要寫成文字漂亮的稿子。比如上週四我正在準備《煤電價格聯動》稿子的時候，看到文件裏決定上漲工業、商業電價平均7釐6。而當時的選題會上就有同事説，“不是已經有媒體報出來電價要上漲1毛2麼？”我也看過了中國經濟時報的那條新聞，我就覺得它的報道不對勁，至少跟我報道的不是同一件事。因為他的報道里説，是電監會與亞洲開發銀行共同舉辦的一個論壇上面傳出消息説，電監會與亞洲開發銀行的人説電價要上漲1毛2 。而只要稍微對電力行業、電力體制、電力改革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電價的上調和下調，電監會是沒有發言權的，電價的定價權在發改委。結果今天我就看到新聞説電監會專門出來闢謠，説那篇報道是失實報道。我想主要就是因為這個記者編輯對電力行業缺乏基本的瞭解，而一般不瞭解電力行業的人都可能犯這樣的錯誤，包括我們報社其他部門的同事不是也搞不清楚狀況麼。但作為負責這一領域報道的記者，是不能不越過這個門檻，保證報道起碼準確的最低要求的。還有我所從事的國資改革方面的報道也是如此，它牽扯的方方面面實在是太複雜太龐雜了。獲知一點信息後寫篇日報用的消息很容易，但要寫一篇週報需要的深度報道，就一定需要對這個領域有清晰透徹的理解和認知，否則你的報道就很容易犯下牽強附會、自以為是、甚至基本概念都混淆的種種錯誤。周放生不是都説，研究國企改革的專家有大把，但真正頭腦清楚理解這項改革的人其實屈指可數。確實是有個挺高的門檻在的。所以對報道領域的持久而專注的積累，才能保證記者跨過報道領域的門檻、獲得源源不斷的選題與豐富的採訪資源、才能保證報道的準確與深度、才能保證我們在偶爾獲得一些珍貴的獨家信息的時候，能在最短的時間裏做出比較充分完備的報道。二，報道時機和角度的選擇除了一些偶然的獨家新聞之外，今年在三部法律修訂方面的報道也給我留下了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就是《外貿法重修 能否消解中國企業專利之痛？》、《新破產法呼之欲出 國企‘政策性破產’何時終結？》與《新公司法破題 ‘國有獨資公司’去留存疑》這三篇報道。三部法律都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修訂階段，也是與我國的經濟活動關係非常密切的幾部法律，所以備受各方矚目，一直以來媒體的相關報道從來都沒間斷過。我們也一直都在關注這些法律的修訂進展，比如《破產法》我們從去年就曾考慮做報道，但最終因為覺得沒有更新更豐富的信息而作罷。很幸運的是，這三部法律的修訂都在今年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因而再次成為輿論焦點。其實這每部法律的重新修訂都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內容，為你的報道提供了大量素材，但是怎樣使你的報道能夠表現集中、醒目的主題、又能夠有別於其他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我認為報道角度的選擇就非常重要。日報操作這種選題可以僅就法案一點小小的進展、一點點與現行法案的不同就做篇報道，但作為週報，我認為我們在操作這種選題是一個很重要很必要的做法就是，你的報道除了報道法案的新進展之外，一定要在新進展中選取某個點、將其擴大成為某個值得探討和解決的問題。比如，我在採訪中知道《外貿法》的修訂牽扯對外資在某些領域的放開程度、在個人從事外貿方面的條件放寬等等方面的突破性進展；《破產法》修訂也有破產管理人制度、破產重整制度等亮點；《公司法》也有個人獨資企業、“揭開公司面紗”等備受關注的問題，但後來在做報道時，我們並沒有選擇對法案修訂的面面俱到的報道方式，而是選擇一個點，將它突出放大、集中解讀，而同時捨棄另一些與你選擇的點相關性不是非常大的內容。後來《外貿法》我們選擇了知識產權保護這個點、《破產法》選了其與國企政策性破產的關係作為報道重點、《公司法》則選擇探討“國有獨資公司”的問題。因為選取的點都是我更靠近我熟知的領域，寫的也比較清晰，所以就使得我們關於這幾部法律的報道較之其他媒體顯得比較突出、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有些媒體也跟風報道，將修訂這部法律的關注點都集中在我們選擇報道的幾個點上。比如，我發現我們的《破產法》報道之後，很多媒體和評論都將對這部法律的興趣放在了其與國企“政策性破產”的角度上，而忽略了這部法律其他方面的亮點。而我選擇這個“政策性破產”的角度，最主要是因為我對這個問題比較熟悉，我是站在報道國資改革的考慮才關心這個問題的。《公司法》的報道，我選擇“國有獨資公司”的角度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所以，這幾篇報道給我的啟發就是，在這類媒體都在瘋狂追逐的事件上方面，如何不跟風其他媒體、不被其他報道所引導，而是清醒地選擇一個自己的角度去做報道，以區別於別人是多麼的必要與重要。我們的報道還會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其實電監會設立區域監管局的消息也屬此類。當剛傳出此消息各家媒體紛紛轉載後，我們作為週報還要怎樣做報道？後來我們選擇了用區域監管局設立的消息引出省級監管部門設立的問題，就使得我們的報道具有了有別於其他報道的價值。雖然後來成稿的報道因為種種原因並不很令人滿意，但我覺得我們選擇這個報道角度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在工作中的體會是，雖然現在日報、網絡媒體的功能都已經非常強大，很多時候佔盡先機，但留給我們週報的空間仍然非常大，仍然有很大一塊被慌忙、倉促的日報媒體所忽略的空間留給我們去做有價值、有意義的報道，這種時候最需要的就是選擇好我們自己的角度。而這種角度的選擇很多時候還是依賴你對事件長期追蹤、瞭解而培養出的準確、敏鋭的判斷力。所以又回到第一部分“選題的來源”中的結論，要有足夠的耐心在你的報道領域深入、再深入。三，選題的週期這是我最近一段工作感受非常深的一些思考和體會。就是在我報道的領域，一個選題的操作是不能以報社每週一確定選題、週二三採訪、週四寫稿的這個週期來操作的。因為我的選題、我關注的一些事情，都是不以這樣的時間安排為週期的。很多事情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有進展、都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到合適的採訪對象、都不是恰好週四之前你就能做好足夠的採訪來支撐寫作的。比如國資委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你在週一確定選題、然後開始聯絡採訪、然後在週四就能順利完成你的採訪計劃開始寫稿的。這些採訪太困難了，都不會配合你週四要寫稿的時間限制。所以，我最近在想，以後我要改變從前這種週一開始一個選題、到週五完成這個選題這樣固化的流程，因為我的很多報道都不是這樣比較從容、充分的完成的。我想我的採訪和寫作都應該以我隨時確定下來的一個選題為一個週期、同時幾個選題並行進行採訪和寫作。比如，我上週五知道國資委招聘的消息，我從週六就開始一些採訪的聯絡和安排，看選題大概會是怎樣的進展狀況；同時下週六有一個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改革的會議，我從現在就開始提前安排一些採訪計劃、寫作構思；同時，上週四的破產法的採訪也給我一些啟發，我也從現在開始儘可能地做破產法的採訪，看有否新的進展可以做報道。總之，手裏的很多事情要隨時隨地、儘可能爭取其進展，無論是不是週一，而一旦一件事情瞭解的足夠充分了，可以隨時開始和完成寫作，不論是不是週四。這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些想法，我想日後的工作中這樣嘗試一下。一年以來的每篇報道完成之後，我都有很多的思考和總結，以上是體會最深切的一些感受。我覺得我在今年的工作中確實解決了一些去年工作中一直感覺困惑的問題，但同時，新的工作狀態又給我帶來了新的困惑和難題，我仍然面臨很多迫切需要再次突圍解決的問題。我想明年的工作中，我除了繼續在自己的幾個報道領域做耐心、紮實的積累之外，要如何讓自己已經儲備的一些資源在我的報道里體現出優勢和最大的價值，是我特別需要找到答案的一個問題。

第五篇：經濟觀察報記者一年的工作總結

經濟觀察報記者一年的工作總結

我仍然清晰地記得去年此時寫年終工作總結時，我的心情有多麼沮喪和沉重。如果説去年年終我能總結的更多是工作中失敗的教訓的話，我回想今年的工作，總算是有些成功的經驗可以總結了。就我個人而言，今年工作中感受最深、思考最多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選題的來源

雖然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中，獨家與搶先的報道已經是非常的不易與偶然，但這樣的報道體驗帶給人的興奮感和成就感仍然無可替代。所以今年幾次陰差陽錯的獨家與搶先報道的經驗，留給我很多的感受和思考。

今年在我的報道領域中稱得上獨家與搶先報道的有，《國資委首批指定產交所名單確定 京津滬吐納數萬億中央國資》、《奧運項目建設經受鋼價震盪考驗》、《鋼價暴跌 急召40餘家企業進京安撫》、《國資委管人年齡設限 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緊急待批》、《率先投融資改革 “北京模式”亮相》、《國資委：肯定方向 檢查國企改制》與《價格聯動倒計時 煤電宿怨得解？》。

這些報道大約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區別分析：

第一類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聯動》這幾篇。

這類報道是屬於那種大家都一直非常關注它的進展、在等待它的結果，而我們先於別人得到了結果或者更核心的內容，然後掌握主動權搶先報道的事件。在這一類報道中，我覺得做得比較成功的是《國資委確定產交所》的稿子，而其他幾篇都不盡如人意。

國資委終於確定三家指定產交所的消息，是我非常偶然、非常湊巧在一次去國資委新聞處長的辦公室時獲知的，當時已經是星期四的下午。我趕回報社跟主任、編輯商量後，趕緊開始聯絡採訪。雖然時間非常緊迫，但得益於一直以來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和追蹤（因為早在去年底國資委就稱會優選幾家作為央企國資轉讓的指定交易場所）、以及對國有資產產權交易這一領域與產權交易所的現狀和問題的瞭解，使我在採訪時非常的順利和高效，很方便就完成了對幾個相關方的電話採訪，尤其是對這一事件一直抱否定態度的業內人士和專家的觀點和理由。所以連夜就完成了針對這一大家都拭目以待的重大事件的一篇既有獨家的新聞事實、又有分析和解讀的近4000字的深度報道。

次周，很多相關媒體都隨後報道了這一消息，但我發現他們基本上都是以我們這篇報道為消息源與素材來源而做的，並沒有更多更新的東西，因為直到最後，國資委都沒有公開發布這個消息，也沒有公佈那兩份相關的文件，只直接下發給三家產交所而已。所以我們的報道就成為最圓滿的一篇，既搶到了第一時間，又在第一時間將這個事件報道的足夠完備和充分。

這篇報道在報社獲得了認可，也為我日後在產交所、產權領域的報道工作贏得了許多便利。直到很久以後，我還在不同場合聽到產交所的人、以及其他媒體同行對我們這篇報道的讚揚。

但我們在《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這幾篇同類型的報道上，都有很大的缺憾。這三件事情當時都是正處風口浪尖的輿論焦點：國資委突然連續罷免了包括三九老總趙新先在內的幾家大型知名國企的一把手；夏季將近，媒體爆出電監會已經向國務院上報了一份今夏全國出現大面積停電的《應急預案》，正等待批准；發改委高官很早就承諾，年內一定會完成對煤電價格的改革方案。

這幾件事情無疑都是我們的報道領域之內非常重大的新聞事件，也都是業內矚目的焦點。主任在這時的意見非常明確：我們應該努力獲得更多更核心的信息來做這幾件事情的報道，如果我們的報道不能提供比別家媒體更多的信息，如果我們不能獲知國資委罷免高官的真實考慮、如果我們不知道《應急預案》和《煤電價格聯動方案》的具體內容，我們就不必要做這個報道了，因為那樣即使勉強做出來，也只會湮沒在其他類似的連篇累牘的報道里面，對讀者而言毫無價值。所以當時我的工作重點首要放在爭取獲得選題的核心事實和內容上。

結果我們也確實獲得了這些東西。我在國資委的內部會議上無意中得到了《央企負責人的管理辦法》，這就是他們近來罷免高官的依據；我們還從電監會得到了《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的具體文件。

但是我們後來的報道卻並沒有做得很好，最後完成的稿子都有兩個很大的缺點：一個是文章寫的枯燥乾澀，很不好看；一個是文章並沒有凸現出我們獲得的獨家信息的價值，我們千辛萬苦獲得的核心材料都是支離破碎的呈現在文章當中的。

我總結造成這種結果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我們在這樣的報道中，都要非常注意保護為我們提供機密信息的人。既不能透露信息來源，又不能在稿子中顯出我們已經看到重要文件的事實，我們只能在稿子中裝出我們也只是無意中從知情人處獲知了隻言片語的信息而已，這樣我們稿子的價值就被大打折扣了；其次是因為，我們在這幾件事情所涉及領域的深入程度、瞭解程度都非常不夠，所以我們即使獲知了這些領域的重大事件，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對這些事件有通盤與準確的認識和把握，這就造成我們在聯絡一些採訪時的低效率，因為之前沒有累積起碼的採訪資源，也造成我們寫稿時的窘迫和勉強。於是就使得文章最後成為一篇非常不如意的稿子，雖然其實我們為這篇稿子付出了非常艱難的努力、雖然我們原本是掌握了更多報道的信息優勢的，但全都沒在我們的報道體現出來。非常讓人懊惱，非常讓人遺憾，因為這樣能獲得一些獨家信息的機會非常非常少。

這幾篇報道雖然都在報社內部被批評，但事後也獲得了一些與這幾件事情密切相關的人的認可，比如，《央企負責人60歲退休》的稿子，我接到陌生讀者的電話，問能否從我這兒獲得更多的信息，説他和他的很多關心此事的朋友溝通，覺得我的報道還隱含了很多的信息。而《煤電價格聯動》的稿子，以我們報社內部的標準認為寫的非常不好看。但次周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新京報》、《21世紀經濟報道》都做了這個報道，但他們都沒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也都沒有寫的更好，而且他們的報道中還有從我的稿子裏獲取信息的影子。可見，從報社內部的標準而言，我們的自我要求非常高，這樣的報道並不能令我們滿意，但追求核心信息的目標使得我們的報道較之其他媒體還是更優些的。

第二類也屬我們獨家報道的有《奧運項目經受鋼價震盪》、《鋼價暴跌 急召安撫》與《投融資體制改革“北京模式”》的稿子。這些話題雖然都不在當時的輿論中心，但其實是非常重要重大卻還未被媒體廣泛關注的事件，我們於是在無意獲知後優先做了報道。我認為其中比較成功的是《鋼價暴跌》的稿子，非常糟糕的是《投融資體制改革“北京模式”》。

《鋼價暴跌》也是在我們搶先報道後，其他媒體才跟風報道此事的。他們的報道里也有很多我們這篇報道的影子。其實我們的這篇報道也非常偶然，也是對一個行業持續跟蹤中的意外收穫。我是在就焦炭出口的報道做採訪時，得

到之前一段時間的鋼價飈升，致使奧運項目的承包商成本大增向政府叫苦，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因此專門前去鋼鐵工業協會請求幫助的消息，於是次周我們就做了《奧運項目經受鋼價震盪》的稿子，同時又是在這個報道的採訪中，我聽説了鋼價在宏觀調控中價格從之前的暴漲突然轉為暴跌的形勢、以及國務院授意鋼鐵工業協會出面安撫鋼鐵企業的緊急會議。於是我們就剛好非常及時地獨家搶先做了報道，而且因為之前在煤電油運、鋼鐵、宏觀調控等方面的報道積累和採訪資源的儲備，都使得這個報道在我們得知消息後很短的時間內能做的比較充分。

而《投融資體制改革“

北京模式”》的報道，我們也是在其他的採訪中順帶獲知的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但因為對這一牽扯很多因素的龐雜改革的認識不夠透徹，也使得我們雖然佔有先機，但最後成稿的效果卻不甚理想。

所以，總結《國資委確定產交所》、《鋼價暴跌》的成功，與其他幾篇同類報道的失敗，以及報社的要求與讀者的評價，我覺得在獨家選題的來源、以及這類報道的操作上給我們了幾個很重要的啟示：

首先，我想獨家和搶先的報道對一份週報而言雖然不易，卻並非完全不可能，它仍然是個非常值得追求、也有可能實現的目標，而我覺得今年的這些報道經驗給我最大的啟示就是，保持高數量的採訪是獲得高數量與高質量選題的前提。

雖然我們獲得獨家的消息更多都是出於陰差陽錯的偶然，也並不是大量的採訪就一定能收穫獨家的新聞。但記者如果不走出去、在各種場合、跟各種人交流溝通，而是僅僅坐在辦公室通過網絡瞭解世界的話，就只能做網絡或者其他媒體的轉載者，而不是一個自己獨立發現真相、獲知詳情、然後及時準確的報道者。只有大量的採訪才能提供給記者豐富的信息和選題，只有大量的採訪才能提高記者獲得獨家消息的機率。所以，我覺得記者每週都應該爭取和安排更多的與業內人士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即使並不是非常有針對性的正式嚴肅的採訪。這樣才能保證與你的報道領域的接近和熟悉程度、才能保證你的信息儲備的不斷積累和更新。雖然很多這樣的採訪都不能立即做出報道，但對長遠的工作確實大有裨益。

其次就是，記者在自己的幾個報道領域一定要有足夠的耐心做持久而深入的關注和累積。因為宏觀經濟一些領域的報道，我覺得都有一定的門檻，就是説如果你在這個行業沒有一定的積累、沒有足夠的認識，你在獲知一些消息後，在很短的時間內是很難搞明白很多複雜的關係和邏輯的，甚至都很難去爭取到採訪。

我們在《大面積停電“應急預案”》與《煤電價格聯動》上的失敗報道都是因為如此，因為這些事件都涉及複雜的行業背景與專業知識，沒有對這個行業的深入和準確的理解，不僅採訪會非常的艱難和低效，而且寫稿時保證最起碼的準確、清晰地講明白事情原由都會非常困難，更不必説要寫成文字漂亮的稿子。

比如上週四我正在準備《煤電價格聯動》稿子的時候，看到文件裏決定上漲工業、商業電價平均7釐6。而當時的選題會上就有同事説，“不是已經有媒體報出來電價要上漲1毛2麼？”我也看過了中國經濟時報的那條新聞，我就覺得它的報道不對勁，至少跟我報道的不是同一件事。因為他的報道里説，是電監會與亞洲開發銀行共同舉辦的一個論壇上面傳出消息説，電監會與亞洲開發銀行的人説電價要上漲1毛2 。而只要稍微對電力行業、電力體制、電力改革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電價的上調和下調，電監會是沒有發言權的，電價的定價權在發改委。結果今天我就看到新聞説電監會專門出來闢謠，説那篇報道是失實報道。

我想主要就是因為這個記者編輯對電力行業缺乏基本的瞭解，而一般不瞭解電力行業的人都可能犯這樣的錯誤，包括我們報社其他部門的同事不是也搞不清楚狀況麼。但作為負責這一領域報道的記者，是不能不越過這個門檻，保證報道起碼準確的最低要求的。

還有我所從事的國資改革方面的報道也是如此，它牽扯的方方面面實在是太複雜太龐雜了。獲知一點信息後寫篇日報用的消息很容易，但要寫一篇週報需要的深度報道，就一定需要對這個領域有清晰透徹的理解和認知，否則你的報道就很容易犯下牽強附會、自以為是、甚至基本概念都混淆的種種錯誤。周放生不是都説，研究國企改革的專家有大把，但真正頭腦清楚理解這項改革的人其實屈指可數。確實是有個挺高的門檻在的。

所以對報道領域的持久而專注的積累，才能保證記者跨過報道領域的門檻、獲得源源不斷的選題與豐富的採訪資源、才能保證報道的準確與深度、才能保證我們在偶爾獲得一些珍貴的獨家信息的時候，能在最短的時間裏做出比較充分完備的報道。

二，報道時機和角度的選擇

除了一些偶然的獨家新聞之外，今年在三部法律修訂方面的報道也給我留下了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就是《外貿法重修 能否消解中國企業專利之痛？》、《新破產法呼之欲出 國企‘政策性破產’何時終結？》與《新公司法破題 ‘國有獨資公司’去留存疑》這三篇報道。

三部法律都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修訂階段，也是與我國的經濟活動關係非常密切的幾部法律，所以備受各方矚目，一直以來媒體的相關報道從來都沒間斷過。我們也一直都在關注這些法律的修訂進展，比如《破產法》我們從去年就曾考慮做報道，但最終因為覺得沒有更新更豐富的信息而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