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差異論文【精品多篇】

中西文化差異論文範文 篇一

關鍵詞：文化差異；日常交際；禮儀

中國正以飛速的發展與世界接軌，跨國交際日益增多。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接觸越來越多。中（東）西方文化存在着較大的差異。由此也對交際禮儀方面有一定的影響。在中（東）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視人際交往。但交往的觀念交往的方式都有着明顯的差別。

一、打招呼

中國人路遇熟人總愛寒暄道：“吃飯了嗎？”“到哪兒去？”“上班呀？”等。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有禮貌的打招呼用語，而若你跟西方人這樣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們則會認為你想請他吃飯或者干涉其私事，會引起誤解。西方人見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二、感謝

對於別人的讚揚，中國人通常表示謙虛，並有一套謙虛之詞，象“慚愧”、“哪裏”、“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總是高興地回答“thankyou”以表接受。中國人用“謝謝”的場合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不常説“謝謝。”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you”掛在嘴邊，即使是親朋好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也常如此。中國人收到禮物時往往放在一邊，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説貪心）。而西方人收到禮物時要當着客人的面馬上打開並連聲稱好。

三、招待客人

中國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覺得難以對付。而西方人的習慣是：Helpyourself，Please！中國人送客人時，主人與客人常説：“慢走！”“小心點！”“再見，走好啊！”“你們進去吧！”“請留步”等。而西方人只説：“ByeBye！””Seeyoulater！””Seeyounexttime！””Goodnight！”

四、節日禮儀

中國和英語國家的文化差異還顯著地表現在節日方面。除中國和英語國家共同的節日（如，NewYear’sDay）處，雙方還各有自己獨特的節日。中國有theSpringFestival,theDragonBoatFestival,Mid—AutumnDay.等，英語國家有”Valentine’sDay（情人節），Easter（復活節），Aprilfool’sDay（愚人節），ThanksGivingDay（感恩節），ChristmasDay（聖誕節）等。中西方節日的風俗習慣也很不相同。在節日裏，對於別人送來的禮物，中國人往往要推辭一番，表現得無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後一般也不當面打開。如果當面打開並喜形於色，可能招致“貪財”的嫌疑。而在英語文化中，人們對別人送的禮品，一般都要當面打開稱讚一番，並且欣然道謝。

五、詞彙語言的文化

英語詞彙在長期使用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內涵，所以在教學中要注意對英語詞彙的文化意義的介紹，以防學生單純地從詞彙本身做出主觀評價。比如red一詞，無論在英語國家還是在中國，紅色往往與慶祝活動或喜慶日子有關，英語裏有“red—letterdays”（節假日）。尤其在中國，紅色象徵革命和社會主義等積極意義，但在英語中“red”還意味着危險狀態或使人生氣，如“redflag”（引人生氣的事）。還有當看到商業英語中的“inthered”，別以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虧損，負債。

在教學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教師應該採用靈活多變的方法提高學生對文化的敏感性，培養文化意識，使他們能主動地，自學地吸收並融入新的文化環境中。比如：加強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比較，將中西文化在稱呼，招呼語等等談話題材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自覺自然地滲透到教學中。又如：利用多種渠道，多種手段，吸收和體驗異國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語國家的物品和圖片，讓學生了解外國藝術，歷史和風土人情等。

總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異，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注意語言教學，而必須加強語言的文化導入，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中正確運用語言。

六、文化等級觀念

中（東）方文化等級觀念強烈。無論是在組織裏，還是在家庭裏，忽略等級、地位就是非禮。儘管傳統禮制中的等級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級觀念至今仍對東方文化產生影響。在中國，傳統的君臣、父子等級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仍根深蒂固。父親在兒子的眼中、教師在學生的眼中有着絕對的權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長中仍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國式的家庭結構比較複雜，傳統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這樣的家庭中，老人幫助照看小孩，兒孫們長大後幫助扶養老人，家庭成員之間互相依賴，互相幫助，密切了親情關係。:

在西方國家，除了英國等少數國家有着世襲貴族和森嚴的等級制度外，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倡導平等觀念。特別在美國，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顯赫的家庭背景為榮，也很少人以自己貧寒出身為恥，因他們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國一句流行的諺語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當總統。”（Ifworkinghard,evencowboycanbe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國人不講等級，只要彼此尊重，父母與子女可直呼其名。他們的家庭觀念往往比較淡薄，不願為家庭做出太多犧牲。

當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導致的禮儀上的差異還有很多，比如服飾禮儀、進餐禮儀，祕書禮儀等等，由於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約，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討。總之，中西方之間有各自的文化習慣，由此也產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習慣。因此，隨着我國進入WTO經濟的發展和對外交流、貿易的不斷增加，我們不但有必要在與外國人交往或者前往別的國家去之前，瞭解對方國家的禮儀習慣，而且必須加強專業禮儀人才的培養，提高全民禮儀意識，這不僅是對對方的尊重，也給我們自己帶來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煩與誤會，還能在現代社會的多方競爭中爭取主動，取得良好的結果或效益。

參考文獻：

【1】鄧炎昌，劉潤清，《語言文化即英漢語言文化對比》，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94

【2】方文惠主編，《英漢對比語言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3】胡文仲，《文化與文學》，《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年第1期

中西方文化比較論文範文 篇二

體育文化的研究在中國體育理論界一向並不缺乏，甚至成為持續的熱點，中西體育文化的研究更是熱點中的熱點。“以中西體育文化差異比較為基礎，研究中國傳統體育發展的問題，是目前體育界運用得最多的理論和方法”[1]論文聯盟。因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原因，此一論題近年更是炙手可熱，可見“人文奧運”“文化奧運”的理念深入人心。《體育學刊》2007年14卷第2期刊發署名為萬義、白晉湘的《對‘中西體育文化差異論’的質疑》（以下簡稱《對》文）一文，在眾聲喧譁中發出質疑之論，給人以清新之感。然仔細研讀，方知此論新則新矣，失之偏頗處也頗多。

1《對》文不顧及母文化的研究成果，失去了生長的土壤

文化是人類一種亙古恆久的社會現象，多年來人們給文化下過數百個不同的定義，不同時期其含義也有所變化。體育和宗教、政治、法律等一樣，都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或構成要素，對此，人們並無置疑。探討體育文化，探討中西體育文化就不能脱離其母文化，即世界文化或者東西方文化的研究成果。

有關世界文化的體系，各國學者有過不同的劃分。據季羨林的研究，“所謂文化體系是指具備‘有特色、能獨立、影響大’這三個基本條件的文化體系。”[2]世界文化最多被劃分為400多個體系，但最有代表性的當屬英國湯因比，他認為世界文化出現過23到26個文明形態，德國斯賓格勒提出了文化體系，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中國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2]。梁漱溟將世界文化劃分為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季羨林認為有活力的、有影響力的、對人類的生活方式有決定作用的，是四大文化體系，即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伊斯蘭-阿拉伯文化體系、希臘-羅馬和歐美文化體系。再簡單地分，就可以分為東西方兩個體系[2]。中西方文化在任何一種文化體系的劃分中幾乎都獨立佔據重要席位，鮮見有各國學者視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為一種文化。《對》文視中國體育文化和西方體育文化為同一種文化，認為“兩者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認為“中西體育文化特徵的差異是由於同一種文化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1]，這樣的觀點顯然沒有得到中西方體育文化母學科研究成果的支持。在體育文化研究內部自言自語，顯然難以反映中西體育文化的全貌，失去了持續生長的土壤。

2《對》文不顧及人類文化的綜合性特徵，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牽強附會，結論缺乏合理性

人們普遍認同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文化，主要指人類社會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設施；廣義文化，是指人類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3]。文化包括物質設備、精神、語言、社會組織等方面。對文化的結構解剖，有兩分説，即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層次説，即分為物質、制度、精神三層次；有四層次説，即分為物質、制度、風俗習慣、思想與價值。有六大子系統説，即物質、社會關係、精神、藝術、語言符號、風俗習慣等[4]。可見，人類文化確乎是一複雜的綜合系統，具有綜合性特徵，需要人們去進行綜合研究。

中國體育文化源遠流長，它是指在中華民族整個發展過程中，人們通過身體實踐活動所反映出來的精神風貌、心理狀態、思維方式、理論基礎和價值取向等物質、精神產品的總和。從成因來看，中國的地理環境是其自然成因，中國的農耕經濟形式是其經濟成因，中國的宗法等級制度是其政治成因[5]。

黑格爾語：“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5]西方體育文化產生於歐洲，歐洲文化起源於地中海沿岸地區，古希臘、羅馬文化是歐洲文明的搖籃。西方文化至少有三種傳統，“一種是希臘的，一種是羅馬的；一種是基督教的，或者我們把它叫做日耳曼的，但不能簡單地把基督教等同於日耳曼。”[6]西方體育文化是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追求理想，不斷地自我否定、超越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6]。

中西文化是中西兩個地域中的人們解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產物。由於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環境、社會生產和歷史傳統的影響，兩種文化在解決“同樣的矛盾”時所側重的面不一樣，中華民族側重矛盾的同一性，因而化生出了悠久燦爛的和諧文化精神；西方民族偏向於矛盾的鬥爭性，於是便演繹成為頗具個性色彩的競爭文化精神[7]。

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正確解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進化規律，但簡單地把社會形態理論和世界文化體系進行一一對應，進而推論出其進化順序、前後優劣，並斷言某一種必將為另一種所代替，這樣的推論方法以部分元素變化取代事物的整體發展，將人類文化這一複雜的現象做了簡單化處理。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是該民族在特殊的氣候、生態、社會、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生存適應策略，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們各自的獨創性和不同的歷史淵源，民族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如同生物多樣性一樣，是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基石，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東西方體育文化的形成各自有其獨立的過程，並不是單一的社會形態更替可以代替的，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未必能直接轉化為文化形態理論，所得出的結論未必可靠。試問《對》文作者，馬克思主義以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將人類社會形態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等階段，假如用這一理論來套用東西方體育文化，又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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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文陷入了迷信西方體育文化的泥潭

近代以來，為應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視角審視自身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長短利弊。他們的研究視野開闊，涵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諸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引領了中論文聯盟國的政治與社會變革。這一課題沒有因中國進入現代社會而終結，更多的人們投入這一研究領域，但由於種種原因，眾多研究者常常走入一些思維誤區，“進化論語境下的二元對立模式”[8]即是其一。

在近代中國歷史條件下，亡國滅種的危機，使中國的救亡圖存成為研究者思考一切問題的中心和出發點，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視角，審視西方，明確中國的地位和差距，選擇進化目標，探尋進化路徑。在這樣的背景下，奠定了二元對立的話語模式，西方一開始就處於被學習的先進一方的位置。研究者抽取中國典型落後面與西方典型的先進面進行對比，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觀意向性。《對》文也未能免俗，進入了這一思維誤區，突出表現在幾個方面。

其一，將中西體育文化的比較，由空間維度轉變為時間維度，“在時間維度上，通過模糊其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個性，將二者進行時間序列的排列”[8]，從而，中西體育文化的比較便轉化為世界體育文化系列中古今體育文化的比較，即農業文化之體育文化和工業文化之體育文化的比較。《對》文為了比較效果更加鮮明，甚至不惜任意變動時間區段，將不同時段的東西方體育文化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但是如果把目前的中國傳統體育與公元1350年以前的西方體育相比”，“如果我們把‘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社會和中世紀以前的西方希臘-羅馬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比較”[1]，這樣隨意變動比較時段，得出的結論又有何意義呢？即使如《對》文不斷強調的“在遠古”“自古”中西體育文化之間“存在着多麼驚人的相似之處”，又能説明什麼呢？如果繼續前推，上溯智人、直立人、能人、原人等人類發展階段，也只能找到全球各地人類有共同的靈長目類人猿祖先而已。也只能如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人類基因組與人類權利宣言》從學術上和政治上宣告人類有一個共同的基因組一樣，宣告東西方的人們從體育文化上也具有一個共同的基因組，東西方的體育是人類的體育，東西方文化都屬於人類的體育文化而已。設若這樣的推理是一正確的思路，《對》文作者倒是遺忘了另一個重要的證據：在時間維度的另一端“遠古”的對面，遙遠的未來也可以證明東西方體育文化不僅同根同源，而且極有可能有着共同的命運和歸宿，當人類的大同世界到來時，國家、民族、文化的界限盡皆消失，東西方體育文化的差距也理所當然地歸零了。只是這樣的結論又有多少意義呢？

其二，《對》文中西體育文化的比較，是一種“再造模式”[8]的比較。在時間區段任意轉移的情況下，《對》文還對中西體育文化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分割、再造、抽象、甚至想象”[8]，經過如此包裝後的中西方體育文化果然變得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儼然成為同一條進化鏈上的兩個環鏈。如《對》文通過舉證中國歷史上若干帶有宗教巫術色彩的體育活動“擺手舞、茅古斯舞、划龍舟、東巴跳、繞三靈”等，得出結論中西方體育“在遠古都是依附於宗教的一種祭祀禮儀和活動形式”[1]，全然不顧在中國漫長曆史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以人為本的文化，它的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國體育文化的非宗教的世俗性”[9]的事實。難道如此“人神對立”和“人神對話”東西方不同背景下的宗教觀下的體育就能如此那麼地貼切一致嗎？[10]再如《對》文為證明中西體育“在遠古都是強調羣體本位的體育”，祭出東西方古聖先賢的經典語錄，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城邦，在本性上則先行於個人和家庭”，更拿出柏拉圖《理想國》中表達的一些抽象而不曾實現一天的理想作為例證，只是這種文字上的例證又能説明什麼呢？無非是證明了東西方的古聖先賢確實有人類共同的理想，孔子“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主張，固然和柏拉圖“人們應該把所有的於自己的父親年齡相仿的人當作自己的父親，把所有於自己兒子年齡相仿的人都當作自己的兒子”的主張比較一致，可是他們的主張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的時間和程度如何呢？這樣臆想的對比，又能得出多少合理的結論呢？

其三，《對》文想當然地在賦予西方體育文化現代性的同時，也想當然地賦予了西方體育文化普遍意義的優勢地位，近代中國落後捱打的姿態顯然直接和體育文化對應了起來，極容易導致民族體育文化的虛無和自卑。西方體育文化固然在當今世界佔據優勢地位，但中西方體育文化並不是小兒和成年人可以類比，正如中國體育文化急切需要西方體育文化一樣，西方體育文化也需要其他地區、其他民族體育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國勢的強弱和文化的強弱並無直接的對應關係，而且隨着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迅猛發展，這樣的對所謂的西方先進體育文化的迷信也應該隨之消亡才是。

4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國傳統體育文化不應迷茫、自卑

考察我國近現代文化發展歷程，中國文化一直是在和世界各民族特別是西方文化的論爭和交流中發展流變，其論爭的主題“一直是‘古今中西’問題，也就是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係，以及中國文化（或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問題”[11]。在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研究時，都繞不開對文化發展的歷時性理論和共時性理論的選擇取捨和綜合運用。歷時性理論強調文化的縱向發展，認為人類文化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種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發展過程，並由此體現出階段性。儘管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速度不一，有轉貼於論文聯盟

先進和落後的區別，但均需經過同樣的階段。這一文化理論，基於對文化共性的肯定，認為人性同一，各民族所經歷的文化路途也應該是同一的。共時性理論由斯賓格勒提出，認為人類只有互不相同的文化，沒有普遍性的歷史，世界的8個文化體系，在價值上是等價的，無所謂優劣之分，在時間上是同時代的，無所謂先後之分[12]。

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從根本上是不同類型文化之間的差異。由於具體歷史進程的原因，不同類型的文化又會顯現出許多時代性差異的特徵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由於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落後於西方，因此人們更注意和強調的是兩者之間的時代性差異[13]。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文化以其居高臨下之勢向全球漫延，抱有唯我獨尊的優勢感，但其他民族文化並沒有消亡。時代性的差異可以通過社會變革和觀念變革來迎頭趕上，乃至消除。文化類型上的差異則複雜得多，不能用趕上的方法去解決，而且可能永遠不能被消除。

中西方文化比較論文範文 篇三

關鍵詞：比較文學學科史；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西比較詩學；跨文明研究；變異學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8—0166—06

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發展迅猛，已經漸漸成為人文和社會科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學科之一。一大批傑出學者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探索和實踐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卓有成績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前赴後繼，優秀教材、理論著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承前啟後，繼往開來，面對如此紅火的研究現狀，及時有效的階段性總結意義重大。本文根據近年出版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著作，從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兩方面，概述近年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狀況。

一、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探索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離不開理論探索。理論研究作為風向標，決定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走向和歷史進程。

1.對比較文學學科史的梳理

中國比較文學理論研究的重點首先體現在對“中國比較文學史”及“比較文學學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嘯的專著《中國比較文學簡史》。賈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説道：“他對比較文學在我國的歷史淵源、發展流變以致蔚然成為我國一門有獨立的學術地位與價值的學科，做了一個全景式的敍述和描繪。……為我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建設，增加了新的學術積累。”①全書將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分為史前期、發軔期、初興期、發展期、滯緩期、復興期等，各時期內以富有代表性的個人學術活動和研究成果為論述對象。

樂黛雲、王向遠所著的《比較文學研究》雖然沒有以“史”命名，但對“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有詳細論述。“中國的比較文學並非歐美比較文學的分支，也不像歐美比較文學發端於大學講壇。它是中國文學發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②全書有意區分“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學學科”兩個概念。前者是中國文學自身的發展要求，後者是在西方比較文學學科影響下建立的一門學科。學科化促使“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更加系統，人才培養呈階梯式發展，效率提高，成績斐然。不過，《比較文學研究》對此問題的探討尚侷限於理論層面。2007年，嚴紹璗、陳思和主編的《跨文化研究：什麼是比較文學》則以“北大——復旦比較文學學術論壇”為依託，立足於比較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重點討論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問題。首屆論壇以“關於比較文學學科的範疇、觀念和方法論的理解問題”為討論核心，第二屆論壇則以“比較文學的學科界限和學科身份、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兩者的關係”為議題。全書所呈現的對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的反思和建言，特別是學生培養、教師教學以及學位論文規範等方面的討論，啟發性很大。

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必須以世界比較文學學科史為根基。在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理論和實踐研究的關鍵期，曹順慶主編的《比較文學學科史》為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該書第一編“歐洲的曙光”，以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為中心，兼及英國、德國及北歐，意大利及南歐，俄國及東歐比較文學學科史，分別闡明其基本理論、學科發展史及學科史地位。第二編“歐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為中心，論及加拿大比較文學學科史以及當代歐洲（法國、蘇俄、英國、德國等）比較文學學科史。第三編“東方的迴應”，以“中國學派”跨文明研究為核心迴應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時，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韓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較文學研究情況。比較文學研究須有世界眼光，中國比較文學學科是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洞悉世界比較文學學科史才能夠明白：繼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後，跨文明研究將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異質性決定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在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階段所肩負的重任。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世界比較文學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

2.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範式的探索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進入承前啟後的關鍵期。對比較文學學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範式的探索則是“啟後”。一直以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秉持着以學派理論為框架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此體系造成學派與研究領域隔閡，容易產生誤解，認為法國學派只有影響研究而沒有平行研究，美國學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沒有影響研究。為了打消隔閡，消除誤解，曹順慶在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中果斷打破學派理論體系，概括出一個全新的學科理論範式。該書明確提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一個基本特徵和四大研究領域：一個基本特徵即“跨越性”，包括跨國、跨學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領域即“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總體文學研究”。特別是“變異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一舉解決了比較文學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難題。“比較文學的變異學將變異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學科支點，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文學交流的變異狀態，來探索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③比較文學理應藴含“跨越性”和“文學性”，在跨越過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響和制約，一定程度上會產生變異。文學變異學主要從五個層面進行：語言層面變異學研究、跨國與跨文明形象的變異學研究、文學文本的變異學研究、文化的變異學研究以及文學的他國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過濾與文學誤讀、譯介學、形象學、接受學、文學的他國化研究等。

曹順慶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經驗，將“譯介學”從“媒介學”中抽離，置於“變異研究”名下，亦屬首創。在《比較文學教程》中，曹順慶指出：傳統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只注重文學傳播和交流過程中的實證性影響關係，故將譯介學劃為媒介學。這種觀點忽視了接受者主觀選擇的能動性和心理文化因素。這些因素會導致文學在傳播和交流過程中發生變異，因此，譯介學關注的是文學在被翻譯過程中的變異關係，理應被歸入“變異學”。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科學或一門學科，不能沉溺於學派隔閡。中國比較文學想要創新，首先要打破法國學派平行研究、美國學派影響研究、中國學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體”的學派構成論。曹順慶的《比較文學教程》以四大研究領域劃分比較文學新學科理論體系，將比較文學研究按研究領域分門別類，領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區別又互相聯繫。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中國學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作支撐。《比較文學教程》適時而出，“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教材的一個新體系”④。

3.學以致用——理論與實踐研究相結合

張宏的《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就理論與實踐結合做出了積極嘗試。全書先總論比較文學的學科形態，肯定比較文學的超越性，得出“從根本上説，比較文學是一門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知識學科”⑤。比較文學不是專講理論的學問，具有很強實踐性。作者在第二編分論比較文學的方法體系。在第三編中，作者將學科理論融入實踐研究，用“美國文學中的中國人和中國”闡釋形象學實踐研究，用“《白鹿原》和《靜靜的頓河》的比較”明晰主題學實踐研究，用“莎士比亞和湯顯祖劇作的比較”講述歷史類型學實踐研究，用“20世紀文學觀念的演化”考察跨學科研究。當然，書中依舊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第五章論述“接受過程的選擇與闡釋”時，作者持傳統觀點，認為譯介學是影響研究的重要分支。

張隆溪的《比較文學研究入門》利用國際視野審視中國比較文學，力圖在國際比較文學發展歷程中為中國比較文學找到準確定位。全書先論述中西比較文學所面臨的挑戰，如民族主義造成的東西方對立、文學和文學研究政治化等，然後對中西比較的可能性給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來，只要能正視、迎接並戰勝這些挑戰，東西方比較文學研究將成為“國際比較文學一個無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據個人經驗，作者在書中開出“重視語言和文學闡釋”的“藥方”。從語言出發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學思想和文學批評中怎樣討論語言、表達、意義、理解和解釋等問題。注重闡釋就不會將西方理論機械套用於東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隨意拼湊，做牽強附會的膚淺比較。第三章討論西方比較文學研究中有影響的著作。第四章專論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成功範例。全書雖秉持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立場，對中國學派不置可否，但從理論與實踐結合角度上看，依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較詩學研究

比較詩學在我國萌芽較早。王國維1904年發表《〈紅樓夢〉評論》，運用叔本華的美學思想分析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被認為是中西比較詩學的起點。此後，裘廷樑、蔡元培、魯迅、樑宗岱、宗白華、朱光潛、錢鍾書、王元化等人，為開拓現代性詩學的中國視野做出了重要貢獻。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順慶的專著《中西比較詩學》，標誌着“中西比較詩學”這門學科在大陸正式確立。全書從藝術本質論、起源論、思維論、風格論、鑑賞論五個方面對中西文論中的具體概念和術語進行梳理和比較，互證互釋，雙向闡發，求同存異，確認中西文論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論特色。從學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較詩學》無疑“為學科史上綱領明確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較詩學》，可見此書的影響經久不衰。

2000年，王曉路的《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出版。由於中西詩學交流過程中“以西釋中”為主流，不對等關係造成中國文論的全面“失語”。王曉路試圖打破不對等，與西方文論展開平等對話。首先，作者從中國古代文論輸入英語世界的歷史軌跡和接受語境兩個方面概述英語世界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狀況。隨後，用“他者的眼光”、“遷移的變異”、“詩學的對話”三章，闡釋中國古代文論在不同語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確語言作為中介在交流過程中的“牢籠作用”。全書在翔實材料的支撐下，洞悉中國古代文論在英語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與闡釋不成體系、散點式研究多於全面思考等。由於語言障礙，英語世界對於中國古代文論術語的譯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曉路認為，應該“將中國古代文論中富有生命力的術語加以整理和翻譯，不斷地，有系統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對此有所瞭解並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論間的對話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對話。消極的對話只會停留在大原則的反覆討論中，結果只能是一廂情願。我們只有做好具體工作，將中國古代文論加以梳理、轉型、譯介和推出，與西方文論展開積極對話，才能逐漸改變中西詩學對話的不平等局面。

饒芃子的《比較詩學》是一本論文集，共25篇，融匯作者20年潛心研究比較詩學的主要成果。其中，不僅涉及理論探索，還關注中西戲劇、海外華文文學等問題。賴幹堅的專著《二十世紀中西比較詩學》旨在探討20世紀“中西詩學的融匯如何推動中國詩學的現代化進程，同時揭示某些文藝思潮和理論流派的淵源流變”⑨。全書將中國比較詩學的發展歷程、中國現代文論的創始、轉型及嬗變與西方文論的傳入、接受過程緊密結合，側重於外國詩學對中國詩學的影響和滲透。作者發現中國現當代詩學的建立、成長、繁榮與西方文論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緊密相連，但沒有意識到中國詩學已經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學傳入既為中國詩學帶來繁榮，也造成中國文論的“失語”。

面對中國文論的“失語”，劉介民在《中國比較詩學》一書中提出“重建中國比較詩學”，直言根本動力是“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自身要求”⑩。他認為：要想重建中國比較詩學，必須從西方文學理論所造成的壓抑和羈絆中解脱出來，與西方文論展開跨文化對話。全書從比較詩學本體論、發生論、方法論、本質論、起源論、思維論、風格論、鑑賞論、實踐論、概念論等方面，概述從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詩學家和理論著作的主要觀點，釐清中國比較詩學的發展歷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論”，列舉了50個比較詩學術語，深層剖析詩學內涵，明白曉暢，意義非凡。

楊乃喬的專著《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從對中西詩學“本體”的考察入手，將“經學中心主義”（如第三章第四節“儒家詩學的內在批評精神：經學中心主義”）作為中國詩學的“本體”，將儒家作為中國詩學的中心，利用“解構”和“建構”理論解釋中國文化中的“儒道互補”現象。受德里達影響，作者進一步將中國詩學傳統定義為“書寫中心主義”（第八章第三節“東方詩學的書寫中心主義與一個顛倒的形而上學等級序列”），認為中國詩學傳統書寫優於説話。從語言學角度，作者又將中西詩學語境分別概括為“寫意”和“寫音”。整體看來，《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一書站在本體論高度，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打破傳統中西比較詩學範疇式研究方式，探討詩學本源，對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和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全書共23章，32萬字，紛繁複雜，一些定義和結論未免主觀。但這些問題不能抹殺《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作為中西比較詩學本體論研究優秀著作的事實。

中西比較詩學研究走過二十餘年風雨歷程，在取得驕人成績的同時也進入了研究瓶頸期。面對全球化衝擊，面對中國文論的“失語”，中西比較詩學領域急需一部總結性與指導性兼備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順慶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史》應運而生。全書不僅從學科史層面梳理了中西比較詩學的萌芽期、前學科期、學科創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漢學界中西比較詩學的研究概況，還為文論失語、中西文明交流與碰撞、全球化語境等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較詩學史》不是一部淺嘗輒止的學科史著作，它對中西比較詩學現狀和未來的論斷鞭辟入裏。如第六章“詩學話語的論爭與中西比較詩學的拓展”，經過縝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中西文論平等對話”、“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較詩學的真正出路。面對全球化帶來的交流與碰撞，中西比較詩學必須明確文明之間的異質性，以本土文化為本位，尋求與西學的溝通，通過跨文明研究，主動置身於全球化語境。只有展開積極對話，中西比較詩學才能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中“適者生存”。

三、比較文學實踐研究

理論與實踐研究互為表裏，相輔相成。斯蒂芬·託託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種新實用主義：整體化和經驗主義文學與文化研究方法》一書講述了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整體化和經驗主義。整體化認為文學是一個擁有開放、多元系統的綜合體，文學研究由於作家、文本、讀者均起作用，因此隨時代變化而變化。這一觀點為比較文學跨文化和跨學科研究奠定了基礎。經驗主義將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包括寫作、出版、發行、閲讀、翻譯等在內的社會活動系統來考察，其研究步驟是提出假設、投放實踐、測試和評價，其使用的觀點多從心理學和社會科學中吸取，力圖使文學研究更科學化，更聯繫社會。斯蒂芬·託託西坦誠地指出，目前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研究正在被邊緣化，正在越來越遠離社會主流。要想使文學合法化，文學學術界必須建立起自身的學術價值，這種價值體現在多學科整合。

斯蒂芬·託託西的理論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開啟了一扇全新的大門。對文學與文學研究整體化和經驗主義的認識，促使研究者打破傳統“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學科的全新視角。

1.跨文明視野下的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走過30年風雨歷程，曹順慶教授關於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中國學派”跨文明研究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2005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吳格非的專著《當代文化視域下的比較文學研究》。該書有兩大特點：一是從中西文化視角研究比較文學，二是整體論述與專題研究相結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場，重新審視外國文學、翻譯文學和中國文學的關係與界限問題，並進行有關中外文學的比較研究：實證—影響研究，平行—對話研究，跨文化闡發研究和文化淵源研究。後者先整體論述一個研究領域，再提供兩個專題研究作為示範，理論與方法兼備。全書旨在討論西方作家、理論家及作品在中國的傳播、接受和影響，藉此論述當代文化視野下的中國比較文學。跨文明必須以異質性基礎進行雙向交流和平等對話，否則，永遠擺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進的《跨文化視野中的比較文學》根植於理論研究。承襲傳統“三派一體”結構，重點論述媒介與譯介、翻譯研究、跨文化形象學研究、跨文化文類學研究和中西敍述文類的比較。作者試圖利用跨文化視野打破比較文學“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這種嘗試因為自身定位不清而顯得淆亂無章。跨文化是一種明確文化異質性特徵基礎上的綜合比較，不是簡單的中西對比。

姜智芹的《當東方與西方相遇——比較文學專題研究》以理論為先導，主要敍述他者視角、學科邊界（跨學科）、經典闡釋、文化過濾與文學誤讀（變異學）等。實踐研究涉及兩方面：一是外國作家作品在中國的接受與影響。作者從卡夫卡的中國情結談起，論及其作品對中國現當代作家如宗璞、殘雪、餘華、劉震雲等的影響。這次跨文明對話是積極的對話，中國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靈感和共鳴。餘華、劉震雲等將卡夫卡的創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實追求、文本的哲學意義、跨越時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並運用到敍述中國文化和社會現狀中，取得了顯著效果。二是中國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國的研究狀況。中國文學不能關起門來研究，藉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寬視域。研究外國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首先，有助於從文化層面上尋找中外表面衝突的深層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瞭解和認識其他國家的民族性格、社會發展及其文化潛意識中的某種心理結構”B11。跨文明對話是“迎進來”與“送出去”相結合的互動過程，對中國新時期作家及作品在國外傳播與研究狀況的考察，為中國比較文學提供了新的研究領域。東西方碰撞與交融，不僅體現在文學作品、文學思想上，還發生在文學理論領域。作者以跨文明視角探討比較文學，卻對比較詩學三緘其口，為全書留下了遺憾。不過，這點瑕疵不足以影響《當東方與西方相遇——比較文學專題研究》成為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的典範之作。

2.比較文學視域下的中國古典文學

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結緣已久。隨着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逐步成熟，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聯姻展現出新活力。周發祥、魏崇新在《碰撞與融會：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一書中共選編20世紀國內外有關比較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20餘篇，分為“文海匯流”、“殊質映照”、“出位之思”、“詩學互鑑”和“西論中用”5個部分。由此書可以看出20世紀從比較文學視角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基本狀況。編者試圖按照文章內容分門別類，但由於這些文章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彼此間關聯性不強。2009年，魏崇新出版專著《比較文學視閾中的中國古典文學》。該書主要是個人研究成果的總結，分為“原型與母題”、“性別批評”、“敍事研究”、“比照與借鏡”四編。前三編運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如主題學、形象學、敍事學等研究中國古典小説，第四編關注中西比較，如“三言”、“二拍”與《十日談》文學精神的比較等。該書論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別批評”。面對以男性話語為主宰的古典小説，作者精確地分析了小説中女性角色的“失語性”，為她們翻案。不過，該書雖命名為《比較文學視閾中的中國古典文學》，但全書只論及了明清小説、戲劇、話本等，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主流“詩文”避而不談，頗有捨本逐末之嫌。全書採用西方理論重新闡釋中國古典文學，新意有餘，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現有基礎上，總結出中西文學發展規律的異同，兼及中國古典文學在西方的傳播與影響，一定會為全書增色不少。

3.中西戲劇比較研究

藍凡的《中西戲劇比較論》是中西戲劇文體比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書由其1992年出版的專著《中西戲劇比較論稿》擴充所得，共12章，68萬餘字。第一、二章為總論，從本體角度論述中西戲劇的異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國戲曲藝術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見個性，在統一中求變化的規律。西方戲劇則“以多見一”，由個性見共性，在變化中求統一。這便是中國戲曲與西方戲劇最根本的內在差異。第三章以下是分論，從美學和哲學層面對中西戲劇的舞台時空、表演體系、導演風格、結構觀念、語言性格及悲喜劇等進行比較。如第四章“戲劇舞台的時空觀”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戲劇，其舞台時空都是可見的、純粹物質的。中國戲曲的舞台時空有時卻與演員的唱唸做打共存，非獨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決定戲劇在中西不同文明體系內的發展道路、表現形式和表現方法均不同。縱觀全書，作者從“比較”入手，熔戲劇美學、觀眾心理學、史學、社會學以及音樂、舞蹈、繪畫等於一爐，將中西戲劇藝術放在人類文化的大背景內，尋找中西戲劇的基本特徵和規律。如西方戲劇重再現、寫實，中國戲曲重表現、表意。藍凡先生憑藉豐富的學識、廣闊的知識面、嚴謹的治學精神，冷靜觀察西方戲劇，認真思考中國戲曲，理性比較二者的異同，最終推出這本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著作。《中西戲劇比較論》雖為新作，多為舊談。藍凡先生關於中西戲劇比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説明20餘年來，在中西戲劇比較領域尚沒有其他著作與之比肩。

4.中國比較文學實踐研究的其他表現

中國比較文學實踐研究還有兩個重要表現：一是對西方理論的形成、傳播及其在中國的影響進行系統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作家批評》對女性主義的研究。全書充分運用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學派與方法的隔閡，是運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解決實際問題的有益嘗試。第一、二章為總論，具體介紹女性主義的形成、發展和在中國大陸的傳播。第三、四章分論女性主義對中國女作家創作的影響。最後一章探討中國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立足於異質文化背景，作者認為：“女性主義文學在誕生時起，並不屬於世界”B12，它在人性較為自由的西方產生，最終成為極富個性的“時代文學景觀”。西方女性主義思想是中國女性文學創作空前活躍的動因，“我們的女性文學研究者選擇‘開放和吸納’不僅沒有造成女性文學的發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國女性創作的主體意識”B13。隨着創作和批評實踐的發生，女性主義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逐漸產生新變化，中國的女性主義研究和批評，作為世界女性主義研究的一部分，必然與西方女性主義走上全面對話的道路。全書基於此總結出一條“吸引——影響——融合——發展”，最終走向對話的理論研究道路。

二是將比較文學研究與教學實踐相結合。王虹的《中日比較文學研究》是其中的典範。作為國別文學比較研究，中日文學比較一直處於領先地位。這與中日兩國文化與文學的歷史關聯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來個人研究的部分成果為基礎，共分八篇，採用中日雙語形式，運用歷史考證、作家論、作品論等多種研究方法，針對日本近代的文學作品和中國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進行較為詳盡的比較分析，如《蜜柑》與《一件小事》的比較、芥川龍之介與郁達夫的比較等。該書雖然是一部中日比較文學研究著作，但既適用於對外漢語研究教學，也適用於中國日語專業學生研讀，是一部文學研究與教學實踐相結合的優秀作品。

四、傳承與發展——對前人研究成果的總結

學術傳承與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能夠取得今天的成績，離不開大批學者為此付出的努力。他們用盡一生心血，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推動了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留下了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無論是“舊學”還是“新知”，都是前人篳路藍縷的足跡。今人在重估和評價前人學術成果的同時，更應該從前輩學人勤勉的學術實踐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豐富的學術營養。對於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無論對於比較文學學科史，還是比較文學學術史，都意義重大。

2009年，《宗白華中西美學論集》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與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華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憐。該書雖不是鴻篇鉅製，但卻是宗白華先生數十年學術生涯的縮影。他從“藝術人生觀”立場出發，以“審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將中國傳統的審美智慧及生命體悟與德國生命哲學的浪漫精神相結合，進而孕育出獨特的生命本體論。以此為基礎，以審美為內核，宗白華先生進一步生髮出對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解讀。宗白華先生中西比較美學之路以兩點為根基：一是他對中西美學的冷靜態度；二是他的文化主義視野。前者表現為對中西兩種文化的同樣尊崇，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觀看待兩種文化各自的優劣之處。後者主要以文化的視角切入，探索出貫穿於中西文化的精神內核，並在現代及本土視野的關照下對兩者加以超越。從這部“論集”中，讀者不僅可以瞭解宗白華先生的“藝術人生觀”，還可以明晰青年時代先生的一腔熱血和社會責任感，更可以體悟他對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合的深刻見解。全書散篇居多，有很多講稿和隨筆，雖不成體系，但字字珠璣。即使時過境遷，宗白華先生對於中西美學和中西文化比較的相關觀點依舊不落陳套。

2005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學間的契合：王佐良比較文學論集》，該書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論契合——比較文學研究集（英文）》一書擴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學者，在多個研究領域成績卓著。本論集精選王先生有關比較文學的論文15篇，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論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紀中西方文學間的關係，特別是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第二部分收錄王先生討論翻譯的7篇文章，其中有對翻譯家的比較和評價，有對近代翻譯理論的回顧和分析，也有對翻譯中語言和文化關係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頗豐，精品尤多。他善於思考，立足於教學和翻譯實踐，很多學問即由此而來。他巧用“契合”，列舉不同文化之間多種相互滲透現象，如中西文學之間的關係、前人對後人的影響（例如查爾斯·蘭姆對詹姆斯一世時期英國詩劇的興趣）及作家之間的關係（例如美國現代詩人詹姆斯·賴特與中國古代詩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兩位早期翻譯家》）中，王佐良先生對嚴復和林紓的翻譯實踐做出品評。在《嚴復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譯實踐檢驗嚴復“信達雅”理論，認為“信”是指準確傳達原作的內容，“達”是指儘量運用習見的表達方式，“雅”是指通過藝術地再現和加強原作的風格特色來吸引讀者。為此，他提出兩點建議：一是辯證地看——儘可能順譯，必要時直譯，任何好的譯文總是順譯與直譯的結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淺如之，口氣如之，文體如之。同樣作為翻譯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譯實踐和心得預見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動發展，並豐富“信達雅”觀。翻譯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讀。王先生的論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曉暢，堪稱比較文學研究的典範之作。

五、小結

近年，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史、學科史的梳理證明：中國比較文學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獨特的學科特點和理論特色。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中國學派”跨文明研究是順應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的必然結果。學派與方法間的隔閡已經嚴重影響比較文學的進步，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是打破傳統“三位一體”的學派理論體系，創造一個在比較文學跨越性基礎上，綜合運用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和總體文學研究的全新理論體系。隨着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跨文明研究和變異學在中西文化、文學交流過程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較詩學面對中國文論的“失語”，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與西方文論展開積極、平等對話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在每個歷史節點，面對每一次挑戰，唯有認真思考、仔細梳理、勇於開拓、努力實踐才能保持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註釋

①賈植芳：《中國比較文學簡史·序》，徐志嘯《中國比較文學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頁。

②樂黛雲、王向遠：《比較文學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

③④曹順慶主編《比較文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320頁。

⑤張宏：《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5頁。

⑥張隆溪：《比較文學研究入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3頁。

⑦曹順慶主編《中西比較詩學史》，巴蜀書社，2008年，第200頁。

⑧王曉路：《中西詩學對話——英語世界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巴蜀書社，2000年，第226頁。

⑨賴幹堅：《二十世紀中西比較詩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1頁。

⑩劉介民：《中國比較詩學》，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頁。

B11姜智芹：《當東方與西方相遇——比較文學專題研究》，齊魯書社，2008年，第274頁。

B12B13西惠玲：《西方女性主義與中國作家批評》，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229、233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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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異論文 篇四

論文摘要：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中西方文化存在許多差異：整體性和個體性的差異；中西方禮儀文化的差異；中西方飲食文化的差異以及教育文化的差異等。瞭解中西方文化差異是極其必要的。本文就是從多個角度淺析中西方文化差異，從而將其應用於英語教學中，讓學生得到更加全備的知識。

一、社會禮儀

中國人見面喜歡問對方姓名、年齡、單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討厭人家問及年齡與收入等個人私事。中國人路遇熟人總愛寒暄道，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有禮貌的打招呼用語，而若你跟西方人這樣打招呼，他們則會認為你想請他吃飯或者干涉其私事，會引起誤解。對於別人的讚揚，中國人通常表示謙虛，並有一套謙虛之詞，像“慚愧”、“哪裏”、“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總是高興地回答“thank you(謝謝)”以表接受。中國人用“謝謝”的場合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不常説“謝謝。”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掛在嘴邊，即使是親朋好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也常如此。中國人收到禮物時往往放在一邊，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説貪心)。而西方人收到禮物時要當着客人的面馬上打開並連聲稱好。中國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覺得難以對付。而西方人的習慣是：help yourself,please(請隨便用)!中國人送客人時，主人與客人常説：“慢走！”“小心點！”等。而西方人只説："bye bye(再見)!""see you next time(下次見)!""good night(晚安)!”

二、服飾禮儀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場合通常穿保守式樣的西裝，內穿白襯衫，打領帶。西方女士在正式場合要穿禮服套裝。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環的習俗。

中國人穿着打扮日趨西化，傳統的中山裝、旗袍等已退出歷史舞台。正式場合男女着裝已與西方並無二異。

國際社交場合，服裝大致分為禮服和便裝。正式的、隆重的、嚴肅的場合着深色禮服灘尾服或西裝)，一般場合則可着便裝。

我國服裝無禮服、便服的嚴格劃分。一般地講，在正式場合，男同志着上下同質同色的中山裝，或着上下同質同色的深色西服並系領帶，配穿同服裝顏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場合(如參觀、遊覽等)，可穿各式便裝、民族服裝、兩用衫，配額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質鞋。

三、飲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飲食方式有很大不同，這種差異對民族性格也有影響。在中國，任何一個宴席，不管是什麼目的，都只會有一種形式，就是大家團團圍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圓桌，這就從形式上造成了一種團結、禮貌、共趣的氣氛。美味佳餚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賞、品嚐的對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們相互敬酒、相互讓菜、勸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體現了人們之間相互尊重、禮讓的美德。雖然從衞生的角度看，這種飲食方式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但它符合我們民族“大團圓”的普遍心態，反映了中國古典哲學中“和”這個範疇對後代思想的影響，便於集體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難以改革。

西式飲宴上，食品和酒儘管非常重要，但實際上那是作為陪襯。宴會的核心在於交誼，通過與鄰座客人之間的交談，達到交誼的目的。如果將宴會的交誼性與舞蹈相類比，那麼可以説，中式宴席好比是集體舞，而西式宴會好比是男女的交誼舞。由此可見，中式宴會和西式宴會交誼的目的都很明顯，只不過中式宴會更多地體現在全席的交誼，而西式宴會多體現於相鄰賓客之間的交誼。與中國飲食方式的差異更為明顯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將所有食物一一陳列出來，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動自由，這種方式便於個人之間的情感交流，不必將所有的話擺在桌面上，也表現了西方人對個性、對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擾，缺少了一些中國人聊歡共樂的情調。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異

中國傳統教育強調知識的傳授，美國教育強調學生能力的培養，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補。通過查閲有關書籍，我們也意識到：中美教育在各個教育層次上都存在着差異，並以不同的表現形式體現出在美國，年輕人大多很有主見，這種獨立意識是從小培養出來的。

中西方文化比較論文範文 篇五

論文摘要：文化是民族歷史文明特質的表徵。中西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時其進行比較具有重要意義。中西文化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價值取向三個方面存在養異。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既要繼承優良的傳統文化，又要吸取西方文化的精華，建立起開放、寬容和進取的新型文化觀。

一、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重要性

文化是各民族、地區或國家基於一定的歷史經驗所產生的較高的原則和相對穩定的價值體系。西方文化觀念產生於工業革命後人們對傳統價值的存續感受到威脅之際，具體表現為對機械性和物質主義的反動。而在中國近代，龔自珍率先提出民族文化觀念時，其思想背景則是對西方文化壓力的逐漸認識。由此可見，文化在縱向上，具有對傳統繼承和揚棄的一面，即時代性；在橫向上，又包含各民族、地區間的差異，即民族性。因此，將文化定義為民族歷史文明特質的表徵，應該是比較貼切的。

西方和中國由於歷史情況、地理條件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西方文化以向前前進為特徵，中國文化則以調和持中為特點。由於受地理和技術條件的侷限，中國和西方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處於相互隔絕的狀態，談不上嚴格意義的文化交流。歷史記載下來的零星交流現象也呈現出偶然性(如元代馬可·波羅來華)、間接性(長期以來文化和貿易交流主要通過波斯和中亞的中介)和單向性(由中國向西方輸出文化為主，如四大發明)。

中西文化正面和系統性的接觸發生在近代，更多地體現為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衝擊和侵凌。正是由於中西文化長期相互隔絕和接觸過程中存在的不平等地位，導致中西文化在相互認識的過程中經歷了曲折和誤解。在西方，“歐洲中心主義”的傳統在思想界一直很有市場，直至今天，西方媒體仍未能徹底摒棄其視中、印東方文化為落後文化的文化優越感。而中國長期以天朝大國自居，閉關鎖國、故步自封，未能在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等方面積極進取。總的看，經歷了一個從自大到自卑，從茫然到奮起的歷史過程。如今，歷史的機緣又賦予中西文化新的發展前景：西方文化繼工業革命後又奪得了信息革命的先機，領導着全球化的潮流；中國文化則藉助新中國成立和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崛起，目前正面臨振興的歷史良機。因此，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更好地進行中西文化交流，既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又有助於中國文化的自身認識和再度復興，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中西方文化的歷史和現實差異

(一)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中國文化強調天人合一，西方強調征服自然

中國文化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周易大傳》為代表的“天人協調説”在中國歷史中占主導地位。“天人合一不僅是一種人與自然的關係學説，而且是一種關於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覺悟的學説”。人在適應自然的同時，也要對自然加以改造，努力做到既調整自然，使其符合人類的需要，同時又不破壞自然，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

西方文化則強調征服和戰勝自然。人與自然的對立是“自我”與“非我”的對立。當人們的生存只有靠征服自然來獲得的時候，這種征服自然的觀念便深人人心。也正是憑藉這種向自然界積極進取的精神，歐洲才能突破中世紀的黑暗，迎來啟蒙運動和現代科學的曙光。

(二)在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上，中國文化強調家庭本位，而西方文化則注重個人本位

中國文化以家庭為本位，注重個人的職責和義務。個人的命運與家庭的命運緊密相連。同時，家庭的內部秩序又投射在家庭與國家、社會的關係上。中國以家庭為核心建立起的社會網絡，一方面促進社會成員間的團結精神，並保證社會保持穩定的垂直性秩序，但也抑制了個性作用的發揮，並造成家族勢力、裙帶關係等社會弊端。 西方文化以個人為本位，注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西方私有制深人到家庭內部，“西方人習慣於依靠一己力量去獨立奮鬥，求生存，謀發展，因此，西方的家庭相對來説比中國民主、平等得多”。但是，個人本位也容易產生個人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的淡漠，從而使家庭關係淪為冰冷的利益交易，這是西方家庭的缺陷所在。.

(三)在價值取向上，中國文化重義重情，西方文化重利重法

儒家視“仁”和“義”為倫理道德的根本。“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集中反映了古人的價值取向。當然，中國文化也並不否認求利，但義在利先，而且一旦兩者發生衝突，則必須“捨身取義”。這種價值取向造成的一個不利影響是，使中國形成了一種凡事道德掛帥，而忽略法律精神的傳統思想。

在保障私有制和個人權利的西方社會，人人為我難免會發生個人利益的衝突，因此需要有一種公正、持中的權威來保障個人的利益並保持“遊戲”的秩序，法律在西方正是扮演了這樣一種角色。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也習慣通過法律“訴諸公堂”進行解決，而不是像中國那樣通過協商解決或乾脆“私了”。這也是法制觀念之所以在西方深人人心的一個原因。

三、中國文化的歷史繼承和現實發展

在對中西文化的歷史和現實差異進行比較分析之後，再回到現實中來，歷史已經證明，簡單的去此存彼是行不通的。中國文化的溶縮性很大，它的內核非常堅硬，它可以把各種外來的壓力轉化為它自己的內在動力。所以我們既應該引進西方的文化價值，同時又要自覺地批判和揚棄西方文化的負面影響，防止全盤西化，弘揚傳統的文化源頭活水。也就是説，中國文化的出路在於創新與發展：在保留中國文化合理內核和歷史優良傳統的基礎上，要吸收、消化一切文明的成果(包括西方文化的精華)。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文化的生命力在於其開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既要汲取傳統文化中強調天人合一、推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也應吸納西方文化中探索自然規律、對自然界進行合理利用、為人類造福的科學精神，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但並不否認人對自然的加以改造、控制、調節的必要，強調人既應改造自然亦應適應自然，人類活動的終極目的不是統治自然，而是要把自然改造得更符合人類的需要，同時，必須讓自然界的萬物朝着好的未來正常發展。總之，就是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

第二，在人與社會的關係方面，既要保留傳統文化中重視個人對家庭的責任感、尊老愛幼、團結互助的優良傳統，也應為個人的發展積極創造條件，發揮個人的能動性，構建起新時期更加合理、健康、和諧的社會關係。

第三，在價值取向上，既要吸收傳統文化中重義的道德激勵機制，更要強調遵紀守法，依法治國，創造一個既有嚴謹法制，又充滿人情味的社會秩序。

中西文化差異論文範文 篇六

【論文摘要】本文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出發，探討在日常交際用語中所突顯出的中西文化差異，包括在稱謂用語、禮貌用語、告辭用語、邀約用語及比喻用語方面存在的差異，並闡述了英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交際語言運用中要強調文化差異

跨文化交際學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它涉及語言學、文化學、心理學、交際學等相關學科。跨文化交際學的研究方法是採用現代心理學“格式塔”削瘦的理論演繹的方法探索語言和非語言行為以及他們與底層文化結構之間的邏輯關係等等。它把交際過程看成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動態多變的編譯碼過程。影響這一過程的因素包括文化、社會、心理、環境等，並強調學習者要達到有效交際在心理、文化等方面應具備的條件。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文化差異，文化差異極易在跨文化交際中造成障礙和誤解，從而產生文化衝突（cultural shock）。“在跨文化交際活動中，參與的各方不僅要熟悉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而且要充分了解對方的語言和文化，特別是本民族文化與他民族文化的差異，只有這樣才能使交際順利進行下去。”

二、交際活動中突顯出的文化差異

1.稱謂用語

稱謂語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它是稱呼者對被稱呼者的身份、地位、角色和相互關係的認定，起着保持和加強各種人際關係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稱謂系統。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民族稱謂詞語的數量和指稱的範圍各有特色。中國文化傳統“重名分，講人倫”的封建倫理觀念，與西方社會“人為本，名為用”的價值觀念，使得中西方在稱謂系統上存在着明顯的反差。稱謂的使用差異很容易在跨文化交際中造成不必要的誤會。在稱呼問題上，中國文化一直認為年幼的必須尊敬年老的，這可能與我們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有關。稱呼比自己年長的人時，我們常常説老王、王老、老爺爺、老奶奶等等，因為“老”字在中國代表着見多識廣，足智多謀。但在西方文化中，除了在非常正式的場合下稱先生、女士、夫人之外，認識的人之間往往直呼其名，上級與下級、長輩與晚輩、老師和學生之間都可以這樣，他們認為這樣是關係親密的表示，尤其是年長者，如果你在他們的姓之前加上“old”，他們往往會非常生氣，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暗示着你認為他們身體虛弱，風燭殘年，失去活力，他們更希望你稱呼他們的名字。七、八歲的孩子稱呼自已的爺爺、奶奶“tom，susan”在西方人看來是非常親切的，可對於中國人來説卻是不可思議。這將會被視為沒有教養，是無論如何不能被接受的。另外，在中國文化中表示尊稱的詞很多，早些時候最通用的是同志、師傅等等，不論男女，都可以這樣稱呼；在西方文化中，尊稱的通用形式為“mr．”、“mrs．”、“miss”、“sir”、“madam”等。近年來，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先生”、“女士”、“小姐”等國際通用稱謂語使用逐漸頻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化對我們傳統價值觀念的衝擊。

2.禮貌用語

不懂英語習俗的人也知道在需要表達感激之情時需要説“thank you”。但他們卻不知道許多其它場合也該説聲“thank you”。例如，晚會上，一位美國人用這樣的話來讚美一位中國女性：“that’s a lovely dress you have on.”她可能立即回覆到：“no，no，it’s just a very ordinary dress.”而這樣的答覆會引起對方的不快，他會認為女士認為自己缺乏審美能力，無法鑑別漂亮裙子和普通裙子。這時，恰如其分的做法就是説一句“thank you”。再如“excuseme”一詞，很多人認為它的意思是“對不起”，和“sorry”屬同一用途，自然應該在道歉時用到它。可英語中“excuseme”一詞通常用在打斷別人或打擾別人，希望引起對方注意時用到。

3.告辭用語

在使用告辭用語時，也存在着較大的文化差異，萬萬不可對號入座。例如，一位中國學生到美國教師那裏請教問題，美國老師熱情的接待了他，還耐心地解答了他的問題。告辭時學生按照漢語習俗説：“i am sorry for having wasting a lot of your time.”這會讓這位美國老師感到相當費解。為什麼學生認為自己解答問題是浪費時間，難道學生感到沒有收穫嗎？在上述情況下，告辭時怎樣説才算恰當呢？按西方人的習慣，首先應該表示感激之情，然後才道別，而且往往要找一個藉口。可以説：“thanks a lot for your help. i’m afraid i must be leaving now. i don’t want to get caught in the rush hour.”或是“thank you for occupying you so much precious time.”這樣，既符合英語習慣，又容易被中國學生掌握和接受。

4.邀約用語

請客吃飯，如果是比較正規的要發請柬，這種禮節在中西文化中相同。不同的是吃便飯。中國人在客人造訪時，臨時決定挽留客人吃頓便飯是很平常的事。而英美人士要事先發出口頭邀請，並約定時間和地點。例如：

（1）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you must come around for dinner sometime.

（2）i was wondering if you’d like to come to dinner at our place next saturday evening.

（3）we’d like to invite you to dinner next friday evening.

上述陳述中，“1”只能認為是寒暄而已，而“2”、“3”則可視為真誠的邀請。另外，如果到飯店吃飯，按中國人的習俗應該由邀請人付賬，但按照英美人的習慣卻不一定。如果對方説：“i’ll take you to dinner”，這意味着對方付錢。但如果對方説：“let’s eat togather”，這將意味着“going dutch”。對西方人來説，約朋友到飯店吃飯而各付各的錢是很正常的現象。

5.比喻用語

由於不同語言的人們生活的具體自然環境不同，並受不同的宗教、歷史的影響，對很多東西往往賦予各種不同的寓意。例如“龍”在漢語中象徵着吉祥尊貴、威嚴和力量。中國人稱自己為“龍的傳人”。在西方國家中，則稱兇暴的女人為dragon，如：she is a real dragon，you’d better keep away from her。她是兇狠的母夜叉，最好離她遠點。狗在漢語中是一種卑微的動物。漢語中與狗有關的習語大都含有貶意：“狐朋狗友”、“狗急跳牆”、“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儘管近些年養寵物狗的人數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變，但狗的貶義形象卻深深地留在漢語言文化中。而在西方國家，狗卻被認為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英語中有關狗的習語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語言的影響而含有貶義外，大部分都沒有貶義。在英語習語中，常以狗的形象來比喻人的行為。英美人常説“you are a lucky dog ”，這沒有絲毫侮辱之意，而是説你是一個幸運兒，與此相反，中國人十分喜愛貓，用“饞貓”比喻人貪嘴，常有親暱的成分，而在西方文化中，“貓”被用來比喻“包藏禍心的女人”。

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是由於各自民族的文化歷史背景、審美心理的不同而產生的，是在社會的發展、歷史的沉澱中約定俗成的，是一種永久性的文化現象。我們應瞭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識以及社會風俗習慣，隨時將它與我們的母語進行對比，使自己自覺意識到不規範語言產生的根源和避免方法，增強在跨文化交際中使用規範語言的意識，進而使我們的跨文化交際更有效，更順暢。

參考文獻：

中西方文化差異論文 篇七

關鍵詞：中西方；文化差異；談判策略；文化影響

1引言

隨着我國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我國已躍身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自從加入WTO後，我國各個行業迎來了新的發展前景和發展空間。日益進步的中國在經濟發展中佔據着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然而僅僅依靠自身發展和建設還不夠，要想更好的實現經濟文化的全球化發展，首先就應該注重商務團體的合作性發展。商場如戰場，若要想在商場當中取得勝利，首先就應該學會知已知彼。由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國需要經常與其他國家進行一些商務貿易等往來，只有這樣才會更好的提升我國自身的綜合國力。但在此過程來中也會經常出現一些問題和矛盾，正是由於我國與其他國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異，所以這也就導致了談判過程中會出現一些分歧，正是因為文化不同而導致分歧的出現，所以只有充分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性質和文化背景，才能夠更清楚的掌握對方國家人們的行為習慣，這將會為我國與西方國家的談判、合作等起到一個促進作用。

2中西方商務文化的差異

隨着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髮展，我國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注重走向國際經濟貿易，注重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因為這樣不僅可以更好的完善現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還能夠讓我國與其他國家有一些經濟方面的外交關係，這樣將會更好的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與其他國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些差異，例如文化差異最為明顯。由於擁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會導致人們對於同一件事物持有不同的價值觀念。這往往會導致人們在談判過程中出現分歧，進而導致談判失敗[1]。3價值觀及思想方式的差異我國具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老祖宗為人們留下了很多具有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久而久之，也就為人們形成了獨到的價值觀念。例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曾經指出，即使是在社會主義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也應該遵循着“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思想，正是有着這一傳統思想，所以我國人民逐漸形成了具有中華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例如在商務往來當中，一旦在某個環節出現了問題，中國人首先想到的都是上報領導、團體組織或者是部門等，並不是私自解決，如果出現了矛盾糾紛，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製造一些輿論來支持這一觀點，只有具有倫理道德，才能夠進一步取得法律援助，這些都是我國文化背景下人們逐漸衍生出來的商務形式[2]。然而站在西方國家人們的角度上來看，這一點恰恰與我國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地方。西方國家的人們在商務事宜處理過程中，能夠做到的就是重視個人自我價值觀的體現，認為個人利益將會高於一切。一旦在商務交往過程中遇到某些問題，這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法律武器來解決問題，而並不是通過製造輿論來解決問題。西方人的觀點往往會被我國人們視為一種執着的心理，因為其並不注重一些外在因素，而是更加關注自己的實際情感。對於商務友誼的培養也並不重視，更多的是想要得到自己內心上的滿足和自身觀念的延續性[3]。

4禮儀禮節的差異

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禮儀的國家，與西方一些國家相比，我國是一個禮儀大國，無論是在説話還是言談舉止，人們都十分注重運用委婉、謙和、客氣的話語與他人進行交流和溝通。所以在其他國家人們的眼中，中國人對於禮儀文化有着較高的要求。在與人交流的過程中往往能夠表現出含蓄、客氣、謙和。而對於一些西方國家的人們來説，往往會表現得更為坦率，在接受邀約或者是工作中都非常直接，並不會像中國人這樣拐彎抹角。例如在商務談判中接受到了對方的邀約，中國人往往會表現出非常含蓄的回答方式，一般都會是我儘量來(I”IItrymybesttocome)，這樣的回答在中國人看來很正常，而在一些西方國家人們的眼中，這種回答是一種不誠懇的回答，可以就是可以，不行就可以直接拒絕，沒有必要這樣拐彎抹角，可見在禮儀方面中西方國家還是有着較大差異性的[4]。

5中西方商務文化差異

5.1語言溝通與非語言溝通

談判過程是一個需要溝通和交流的過程，並不是短時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和溝通方式也將會推動着溝通風格存在着一定的差異性。站在宏觀角度來看，中國人對待朋友往往會表現出寬厚善良、語言含蓄、善於推理和演繹，中國人習慣性的想要從對方的語言和動作當中去捕捉一些信息，這也是中國人較為擅長的談判技巧。而對於一些西方國家的人們來説，則並不習慣於從內在來捕捉信息。例如德國人在談判過程中，其語言往往較為謹慎，北歐人內向自律、君子之言如同正式合同，這些在我國人們看來並不適用。在美國人眼中，中國人善於寒暄、不果斷，這些都是不值得信任的表現，所以也正是因為文化差異的不同才會導致中西方國家在談判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最終導致談判的失敗[5]。

5.2注重結果與注重關係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還經常會反映在價值觀的不同取向中，在西方國家，人們非常注重競爭的平等性和公平性，注重的是結果，追求的是實利。在西方人們看來談判只是為了最終達到目的的一個階段。所以西方國家的人們對一些利益和實質性的東西經常會看得很淡，並沒有注重一些禮儀的東西。西方國家的人們會盡量避免將個人情感與工作聯繫到一起，因為人們認為這種做法能夠影響到人們之間的合作關係，會影響洽談工作的順利開展。所以在與美國人談判時，他們都會強調將人與事情分開來談，這樣是最有利於事業和商務發展的。西方一些國家的談判員有些時候對於中國的這種談判形式會表現出不理解，因為中國自古以來都非常注重人際關係的交往，鼓勵和諧文化要共同發展。中國人在談判之前都會盡量與對方拉近關係，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商務合作，認為這樣可以更好的使得雙方在某些方面達成一致[6]。

5.3集體與個人作用

在西方國家，人們在談判時，往往會更加註重強調集體權利，強調個人責任，這種思想也就是分權思想。而在中國，人們則更加註重個人權利，比較強調集體的責任，也就是領導的一句話對於屬下員工來説具有很大影響。在中國人們更加註重於“集權”思想。西方人在談判時看似是一兩個人出場，但是其背後卻有着一個集體。在中國在談判時，通常出席的人數較多，有些時候西方國家提出一個問題，中方遲遲不能夠給予準確的回覆，甚至在談判中出現了內部互相扯皮的現象。西方國家的人們對於中國人的這種想法存在着諸多困惑，他們認為這種大張旗鼓的談判聲勢不僅造成了溝通上的困難，也會導致談判效率較低。

6商務談判之策略

6.1對於價值觀及思維方式差異的談判策略

要想更好的處理好中西方國家之間的談判問題，首先就應該處理好“義”與“利”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談判桌上，中國人更加註重的是能否為自己臉上爭光而不是企業利益。實際上這種談判形式並不適用於西方國家。對於西方國家而言，談判就應該心平氣和，既不要虛張聲勢也不要寒暄。只有從根本上糾正自身的缺點，才會不斷加強自身的談判優勢。另外在處理集體與個人關係時，人們應該注重去了解和分析對方國家的文化差異，這樣才會更好的熟悉對方國家的心理。有助於進一步促進談判的成功。集體關係與個人利益，在談判過程當中，西方人們通常會表現出分權思想。而在我國，是眾人談判，一人拍板。所以為了解決中西方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人們應該儘可能的保證處理好集體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係，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的樹立個人在談判當中的地位。

6.2對於禮節禮儀差異的談判策略

對於禮儀差異的談判策略，人們應該及時的進行糾正，實際上無論是我國還是西方一些國家，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習俗並沒有問題，只是由於不同國家人們之間都會存在着一些文化差異，所以在談判和溝通時才會出現分歧。對於中國人來説，含蓄是談判中經常表現出來的狀態，而西方國家的人們則比較坦率，在中國人看來，西方國家的人們不懂禮貌，而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人較為虛偽。所以在談判過程中，人們應該學會去了解對方國家的一些文化內容，不要盲目的去進行談判，盲目談判只會導致針鋒相對的場面，這樣不僅不利於談判的長期發展，還會影響談判的順利進展[7]。為了能夠更好的解決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人們還可以利用翻譯技巧來解決跨文化問題，對於禮儀禮節差異方面的策略。最好是可以提前瞭解西方人的表達思維，這樣可以避免在談判過程中出現尷尬的情況，一旦談判過程中出現了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問題，就可以及時的進行溝通，避免在溝通方面出現障礙，這樣也更有助於談判的順利進行。

7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主要論述了中西方商務文化差異與談判策略等內容，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在現代化的文化背景下，我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着較大的文化差異，正是因為受到了不同文化的薰陶，所以在面臨不同問題時，我國人民與西方國家的人們往往會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在談判時，這些不同的態度將會嚴重影響到談判的結果和談判的效率，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就應該學會去了解西方國家的文化，在瞭解其文化的基礎之上，才會更好的瞭解談判者的內心想法。有些時候在言談舉止方面只有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問題，才能夠更好的理解，不至於走入誤區，可見中西方文化差異很容易導致談判的失敗，所以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夠百戰百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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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謝軍。國際商務談判中的中西方文化差異[J].聚焦，2014(12).

中西方文化差異論文 篇八

一、用餐方式的差異

在用餐方式上，中國與西方社會存在着巨大差異。中國人是喜歡熱鬧的，因而逢年過節，人們都喜歡一家圍在一大桌飯菜前一起就餐；在公司年會時，領導與下級員工也會在一起聚餐，大家有説有笑，邊説邊聊；在吃飯時人們都會很活躍，相互敬酒、勸菜等等，整體營造出一種熱鬧温暖的氛圍。這樣的飲食方式，在中國的很多場合都會用到，特別是在中秋節、春節等節日裏，全家人從四面八方回到一塊兒過節，家裏的老人或者是擅長烹飪的人會做一大桌子的菜，其樂融融的一起吃飯，並祝福、拜年等等，講究的是一種和睦、團圓的氣氛。通常中國人在進行聚會時，不會給每個人定食定量，而是會準備很多的飯菜，至於吃多吃少，並沒有量的要求。但是在西方國家，他們的用餐方式就與我國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人沒有中國人團圓與熱鬧的吃飯習慣，他們喜歡在安靜、優雅的環境裏就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餐盤，而每個人的食物都是提前分配好、搭配好的，並沒有中國式的一大桌子人圍着一堆菜共同而食。而在吃飯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沒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可以拿着自己的餐盤隨意走動。西方人的這種用餐方式體現了他們注重個體的思維方式，他們強調個人空間，講究個體的尊重。但是，西方人的用餐方式也存在着不足，人們在吃飯時不能進行感情的交流，因而缺少了一些中國人共樂的情調。

二、飲食禮儀的差異

很多人説，中國的餐桌，可以談成合作、可以求婚、還可以聯絡感情，總之中國人大部分事情都可以在餐桌上解決。因而，餐桌不再是單純的吃飯的地方，更是一種交際方式，在用餐這種特殊的交際方式中，禮儀文化是最為重要的。一般來講，中國人在進餐時十分看重座次的安排，除非是一些家庭內部的吃飯，其餘場合里人們進餐時都十分重視尊卑、長幼。在集體進餐時，人們一般都會等客來齊了才會入席，而座位則有固定的安排，比如正對着門口的位置為最高，其次以東為尊，而請客者或主人一般都坐在門口的位置。宣佈開始入席時，會先叫一些位高權重、重要的人先開始，隨後主人才會開始。但在西方，飲食禮儀則與中國存在着很多不同。西方進餐禮儀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紳士風度，男性要對女性表示尊重，遵循女士優先的原則，與女性一起參加宴會時，面對門口的最為重要位置是女主人的，而男主人則座在女主人的對面，即門口的位置，顯示出對女性的尊敬。而在具體的進餐時，男士要起身先為女士拉開椅子，讓女士先入座；在就餐時，男性並不能先進餐，必須要等女主人及其他女士都開始進餐後，男士才開始進餐。在進餐結束時，女主人離席之後，男性才能離席，而男士仍要為女士拉椅子，讓其先行，表示男性的紳士風度。

三、飲食內容的差異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眾多，飲食所包含的內容也很多，其中主食以穀物為主，其次中國的蔬菜種類很多，植物類菜品占主導地位。據相關調查顯示，中國人的食物中所包含的植物最多，是西方國家的七倍，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可吃植物就有六百多種。中國人之所以將植物作為主菜，這與佛教對國家的影響有很大關係。唐朝以後，印度的佛教開始傳入我國，佛教認為，動物是僅次於人的一種生靈，人們不可以將其殺死，也不能把他們的肉用來烹飪；相比之下植物就不然，它是沒有靈魂的，所以中國就形成了以蔬菜為主的飲食內容。因此，有人將中國人的性格稱之為植物性格。中國人在進食時喜歡將菜做熟了吃，因而大部分菜都是熱的，在人們的思想觀念裏，菜如果涼了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只有趁熱吃，菜的味道才真正發揮出來。西方人則與中國人不同，他們的食物中動物居多，這與他們遊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背景有關。在原始西方社會，很多人以打漁、捕獵與養殖為生，而種植業在西方社會並不發達，因而人們習慣在動物身上完成吃、穿、用的需求。因而在西方國家，食物中動物類居多，如牛肉、羊肉與豬肉等，在烹飪方法上，也十分注重營養的均衡，如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等，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常常考慮的因素。由於西方人食物中的動物類居多，因而他們也被稱為是有動物性格的人。此外，西方人不喜歡熱食，他們喜歡冷食，比如色拉、蔬菜拼盤等，一直是西方大從所愛；他們在吃蔬菜時，也喜歡生食，如生菜、黃瓜等，並不將它們做熟，而是直接食用。

四、烹飪方法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