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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論文範文二：西方哲學史論文——東西方哲學比較淺談 篇一

從古希臘先哲們開始，西方哲學就建立在嚴密的邏輯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這種層層遞推的思維必然導致數學的發達，於是畢達格拉斯主義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西方哲學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維的特點，邏輯性強、規則性強、進攻性強、思維嚴密、對自然知識和終極真理的追求有無法遏制的狂熱等無一不是由此衍生出來的。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哲學恰恰相反，在漫長的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把儒學、道學、佛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靜、圓通、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追求心靈的不斷淨化，最終達到出於宇宙融於宇宙的境界。馮友蘭先生説“中國的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確定性，因為他們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樣的，中國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靈。對他們而言，智慧的內容不是知識，其功能也不在於增加自己的財富。”

簡言之，西方哲學的目的在於增加積極的知識，東方哲學的目的在於提高心靈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斷的發展、不斷的擴張、不斷的進攻、不斷的破壞來達到目的，以無法遏制的慾望作為推動自身發展的唯一動力；後者強調適可而止、物極必反、和諧靜謐、天人合一，以知足長樂為座右銘。

古希臘哲學對西方世界最大的影響莫過於留下了邏輯概念，這一點正是我們，中國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為我們的老祖宗並沒有這個遺產。然而這種嚴密的邏輯概念又怎樣呢？其基礎不過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這一理論對西方人影響之深以至於他們無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並且對邏輯的追求也一發不可收。中國哲學裏占主導地位的是與西方相反的悖論，即不追求清晰的邏輯關係，對混沌狀態的接受程度比較高。西方哲學把重點放在思想上，指望通過不斷的邏輯推理找到終極真理。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呢？究其原因就讓我們從東西方哲學的產生條件進行對比：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的階段，產生的過程也許不是明朗的，相反卻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這就需要去探尋事物產生的源頭，從頭開始，釐清事物發展的脈絡並且試圖預期事物的未來發展，哲學也不例外。在對西方哲學的研究中，古希臘是不能拋開的一個必經環節，古希臘哲學就是西方哲學的源頭。西方哲學起源於古希臘，並且經歷過古希臘哲學、__哲學、近代哲學、現代哲學等階段，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西方哲學所關注的哲學問題也在不斷地變化，先後出現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的兩次轉向，近代西方哲學所探討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認識論方面，而現代西方哲學則開始向人本主義轉變（當代的哲學特徵並不明顯，以後現代命名的寬泛的文化更分佈在文藝批評、人類學以及一些邊緣的問題研究，但仍然處於現代西方哲學的發展階段），儘管在古希臘之後的西方哲學發展不盡相同，但其承繼的仍然是古希臘的哲學精神——都表現為對各種現象之後的原因的關注和對確定性的追求；而中國哲學的產生，並不象西方哲學那樣可以找到明確的起點，也沒有出現類似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試圖截然與傳統分開或創立新的傳統。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哲學是從《易經》開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陰陽五行等觀念，而此後中國哲學、科學的發展以及理論依據往往都來自於這些傳統觀念。縱觀整個中國哲學，各種學説的前後相繼性很明顯，各個學派所討論的問題雖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倫理方面，即都表現為對人的關懷和規範。

哲學的產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會和經濟條件，作為西方哲學初始階段的古希臘哲學如此，中國哲學也不例外。但是由於古希臘典籍的缺乏，資料不齊全，所流傳下來的往往是一些傳記學家或者是哲學家的零碎記載形成的殘篇，這對於全面瞭解古希臘哲學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學的對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進行的主要是古希臘哲學和中國哲學的產生之初的條件對比，以此試圖揭示中西方哲學在源頭之處的不同，從而更好地理解兩個哲學的方向和發展，最終達到兩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條件：古希臘境內多山，不具備農耕的條件，沒有如同多數文明古國那樣有豐饒的土地，但是卻適合種植果樹，其尤為盛產的是葡萄和橄欖，其生產的葡萄酒和橄欖油多數用於對外出口，因此從根本上説，古希臘還是農本經濟，而不是一些學者所認為的商品經濟。在陸路交通不暢和不具備如同中國那樣農耕條件的情況下，古希臘的經濟要發展必須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線，大力發展海上貿易，進而才能夠通過海上與其他地區交往、交流，互通有無，所以，古希臘在海上貿易過程中形成相對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在與其他地區的經濟交往過程中，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對亞細亞文明和埃及文明等當時先進文明），學習和汲取它們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華，並且對之進行批判、改造和綜合，從而形成具有古希臘特色的哲學-科學文化。在自然因素這一條件中，中國的地理環境和古希臘存在着較大的差別，因為中國與古希臘的自然條件不同，首先，中國有着廣袤而豐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陸路交通，農業比較發達，經濟的交流主要通過內陸各個國家（甚至只集中在幾個諸侯國）之間的互通有無，而不必也難以（因為儘管中國也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是太平洋在當時的航海條件下是無法跨越的）通過海上貿易交往來實現經濟發展。其次，在古代，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國的周邊國家的文化要麼沒有根本區別（如印度文明），要麼是中國文化的“文化衞星國”，雖然在具體表現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質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內在文化”，這樣的外在條件使中國文化的視野被限制在一個類似的傳統環境當中，成為一種內向型文化。再次，中國的文化是當時的先進文化，先進文化往往難以接受和認同落後文化，而落後文化卻能較好地接受、認同先進文化（如古希臘、日本等），因而，在這種諸多的自然條件影響下，造成古代中國與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較少，進而引進其他文明的先進文化也較少，從而形成了獨特的、穩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結構。這些自然條件使中國哲學的特徵表現為一種封閉的自我發展，具有穩定性。

第二，社會條件：由於古希臘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難以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各個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離開來，這也就有利於各個城邦獨立自由發展，多種政體在相對獨立的情況下依照城邦的實際情況不同而出現，並且創造了諸多形式的政體，有僭主制、寡頭制、貴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這種狀況“實在得益於這一地區在一定生產力水平以及希臘人政治組織能力下的相對割裂的地理環境”。在多樣性的環境裏能促進相互之間的比較和思考，人們的思想也呈現出多樣化，激發人的批判精神和創造能力，也有利於在相互比較中形成新、更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在一些較為寬鬆的城邦裏形成了古希臘著名的民主制，這種民主制總體上為哲學的產生提供了社會條件，因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辯論可以允許合法存在，它允許甚至保護公民自由思想的權利，有利於使一些背離傳統的或與時下流行的思想得以產生和發展，甚至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一些權貴常常邀請一些“社會名流”進行聚會、探討，極大地促進思想的多樣性，一部分人試圖開闢另一些道路或者對傳統進行批判——而不是簡單繼承，用於提出自己的觀點，在這種自由的環境下，對傳統（主要是巫術和神話）採取超越成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臘哲學的新的傳統：超越傳統。

因此古希臘哲學具有科學精神和不斷超越的特點，因此城邦制和民主製為古希臘哲學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社會環境。在中國，雖然較早形成中央集權的國家，有利於經濟的迅速發展，但是由巫術、儀式直接繼承下來的敬天、祭祖的傳統思維，在宗法制度的制約下，產生了以家庭為中心，注重人與人的關係以求得身心內外諧調的價值取向，在大一統的國家內形成具有自身的特點的中國文化，並通過國家權力來強力推行，使思想傳統較早形成和比較一致。另一方面，較嚴厲的思想鉗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狹窄的範圍內（儘管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中國哲學的繁榮時期，但是這已經是在傳統定型的前提下繼承下的發展），能夠進行討論、研究和辯論的空間較小，多數思想家把傳統思想當作政治行為、禮儀和道德規範的主要來源，使中國哲學整體朝向倫理（政治）的方向進一步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的觀點雖然不盡相同，但是都無法超越傳統，都是在傳統所限定的範圍內展開，他們的學説也試圖從古代的傳説和古籍中尋求證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學説，這也表明了中國哲學對傳統的態度並不是採取積極的批判，而是繼承和詮釋，這種態度被強化成為中國哲學的主流：繼承傳統。

第三，經濟條件：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物質資料日益豐富，使一部分人能夠直接脱離物質生產勞動，而從事腦力勞動。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的產生來自於“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樂安適的種種事務幾乎全都獲得了以後”因此，在古希臘，探討政治和哲學在社會經濟發展後獲得了物質前提，只不過多數人主要思考政治問題，有一部分人則轉移了注意力，把對政治體制和政治規範以及對人和社會的關注轉向對自然和現象之後的原因的關注，用理性而不是經驗去探求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們驚歎於自然的各種現象的奇妙，“他們先是驚異於種種迷惑的現象，逐漸積累一點一滴的解釋。對一些較重大的問題，，例如日月與星的運行以及宇宙之創生，做成説明”。並試圖尋求在各種自然現象後面的非神的、恆定的原因，試圖用理論來論證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邏輯的嚴密，進而產生古希臘獨特的哲學-科學思維方式。但在中國古代，經濟的發展應當比古希臘時期更為繁榮，可擁有物質滿足前提的中國為什麼沒有如同古希臘那樣對自然“驚異”呢？其原因在於：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經驗的作用。在中國的各種理論當中，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倫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實踐性，就是哲學也不例外，因此，中國的古代科學一直具有豐富的實用技術和各種發明創造，但卻缺乏科學理論資源；另一方面，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士人階層）也同樣處於物質滿足的前提下，但是他們在社會地位上並不是獨立的，必須依附於權貴，被權貴豢養，因而需要為權貴的爭權奪利鬥爭服務，因此士人關注的焦點放在政治鬥爭、權利鬥爭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臘的哲學家那樣關注自然等對現實“無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臘，哲學家與權貴的關係一般來説是平等的，人格是獨立的，甚至有的哲學家本身就是貴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進行思考。在中國相對例外的是老子和莊子，他們都不是為貴族服務的士人，他們的哲學思想與古希臘的哲學思想也最為相像，都提出了關於本原（甚至更進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規定性）的觀點和較為豐富的辯證法觀點，但他們所形成的道家文化並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國文化關注人事的大方向決定下，道家最後也變成主要地關注人的生存問題，他們雖然也探討自然，但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個人的自我修養，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從而形成與古希臘哲學的不同的發展方向，最後成為一種修身養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臘哲學把自然當作一種認識對象，而中國從原始神話和原始宗教影響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傳統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對中國哲學的發展起較大影響，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為重要，“敬”在於相信和畏懼，也就把天當作一個不可懷疑具有神聖地位的東西，至於這個“天”是神還是其他的什麼，在中國傳統思想看來是不證自明的，沒有必要也不用去關心，所以“天”並沒有西方神話和宗教那樣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備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雖然萬事萬物都是從“天”產生，但是卻需要陰陽變化、五行化生才能產生萬事萬物，因而沒有形成如同古希臘哲學那樣的絕對性思維方式。總而言之，中國文化在面對自然事物時，總是避開了對自然現象背後原因的關注，更多地落到現實當中，通過經驗解決現實當中出現的問題和對人的行為的規範，古希臘哲學重在“是什麼？”，而中國哲學則探討“怎樣做？”。

以上所探討的是中西方哲學的不同思想比較以及中西方哲學在產生之初的條件的相互對比，從中看出中西方哲學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異，但從對比中找出兩者的差異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箇中西方哲學融合的新的立足點、結合點，從而形成一個堅實的基礎，實現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

西方哲學論文範文一：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 篇二

論文摘要：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認識論哲學的起點，也是他“普遍懷疑”的終點。他從這一點出發確證了人類知識的合法性。也就是説：笛卡爾是唯心主義者，但並不是從此命題看出來的，我思故我在並不是唯心命題，而是純粹認識論的內容。説笛卡爾是唯心論者是縱觀他的哲學體系而得出的結論，而並不是從這一命題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當我懷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時，我卻不用懷疑我本身的思想，因為此時我唯一可以確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無法否認自己的存在，因為當我否認、懷疑時，我就已經存在！所以，否認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認和懷疑是一種思考活動，所以他説，我思故我在。並非是平時所説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關鍵字：笛卡爾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 哲學思想 文藝復興 要了解笛卡爾的哲學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爾簡介：

勒奈·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另譯笛卡兒，1596年3月31日生於法國土倫省萊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於瑞典斯德哥爾摩），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他對現代數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因將幾何座標體系公式化而被認為是解析幾何之父。他還是西方現代哲學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學思想深深影響了之後的幾代歐洲人，創立了“歐陸理性主義”(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學。 生平笛卡兒出身於一個地位較低的貴族家庭，父親是布列塔尼議會的議員。在他8歲時笛卡兒就進入拉夫賴士(La Fleche)的耶穌會學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學以及數學訓練。1613年到巴黎學習法律，1616年畢業於普瓦捷大學(Université de Poitiers)。畢業後笛卡兒決心遊歷歐洲各地，專心尋求“世界這本大書”中的智慧。因此他於1618年在荷蘭入伍，隨軍遠遊。1621年笛卡兒退伍，並在1628年移居荷蘭，在那裏住了20多年。在此期間，笛卡兒專心致力於哲學研究，並逐漸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蘭發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論》、《形而上學的沉思》和《哲學原理》等。1649年笛卡兒受瑞典女王之邀來到斯德哥爾摩，但不幸在這片“熊、冰雪與巖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並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羅馬和巴黎被列入禁書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為了對當時在法國流行起來的牛頓世界體系提供一個替代的東西。説Rene Descartes（笛卡爾）是法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大概也不過分。德國存在哲學大家Heidegger（海德格爾）曾説：“自從Leibniz（萊布尼茲）以來，德國思想界所達到的，Descartes的基礎理論的（各種）主要發展（變化），絲毫沒能超越這個基礎理論，而恰恰展開了它形上學的廣度，而為十九世紀創造了前提。但是，在篤信經驗主義和唯物主義的人們眼裏，Descartes卻有一個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裏，那就是他那句迴盪了幾個世紀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這句被Descartes當作自己的哲學體系的出發點的名言，在過去的東歐和現在的中國學界都被認為是極觀唯心主義的總代表，而遭到嚴厲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於意識”、“沒有肉體便不能有思想”等為論據，認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們讀書論壇就有一位網友特意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筆名，以示對唯物主義的堅定信念。

笛卡爾的主要科學哲學思想：笛卡爾的哲學開始與科學，他是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在天文學上也有很深的造詣。笛卡兒對數學最重要的貢獻是創立了解析幾何。笛卡兒成功地將當時完全分開的代數和幾何學聯繫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幾何》中，笛卡兒向世人證明，幾何問題可以歸結成代數問題，也可以通過代數轉換來發現、證明幾何性質。笛卡兒引入了座標系以及線段的運算概念。笛卡兒在數學上的成就為後人在微積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後者又是現代數學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學方面，笛卡兒也有所建樹。他在《屈光學》中首次對摺射定律提出了理論論證。他還解釋了人的視力失常的原因，並設計了矯正視力的透鏡。力學上笛卡兒則發展了伽利略運動相對性的理論，強調了慣性運動的直線性。笛卡兒發現了動量守恆原理。他還發展了宇宙演化論、漩渦説等理論學説，雖然具體理論有許多缺陷，但依然對以後的自然科學家產生了影響。

笛卡爾之思與在。（cogito，“意識”或“語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為自身所建構的邏輯基礎和合理性根據？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顯現、如何被言説？如果“思”外無“在”，我們的意識為何能自覺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尋索一個“思”外的存在論基礎？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潛存着形而上學的本能衝動，言説不可言説者成為哲學的千古悖論。古代哲學撇開其顯現方式而直接斷言終極實在，笛卡爾則居於二者之中。人們一般認為笛卡爾確立了人類理性而摧毀了上帝的權威。的確，笛卡爾之後的很多西方近現代哲學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識範圍內談論“在”的問題，但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的副標題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靈魂與身體的差異”。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號探討終極之“在”，這種探討與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獨斷論相結合，形成了全新的現象學存在之思。當笛卡爾確立了近現代哲學的自明性原則而步入自我學之後，他沒有像其後繼者一樣停留在那裏，而是很快跨越了出來。

在此，笛卡爾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現代哲學引上自我主體的路向，這一步的任務是清除獨斷的終極實體和上帝存在的問題。“我一直認為上帝和靈魂這兩個問題，應該是藉助於哲學的論證而不是神學的論證去闡明的基本問題。”(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爾所評説的，懷疑一切是笛卡爾哲學的第一要義。現在讓我們追尋一下笛卡爾式的懷疑的思路。笛卡爾按照認識的順序而懷疑，笛卡爾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騙性：“有時候塔從遠處看是圓形的，而從近處看則是方形的„„我發現外知覺的判斷是錯誤的„„任何我曾經認為在我清醒時所擁有的感性經驗，我都同樣可以在睡夢中擁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爾花了較大的篇幅討論睡夢的問題。經驗實在論認為我們通過感覺經驗可以達到客體實在，認為一旦我們感覺了，我們就是感覺到了某種引起我們感覺而又處於感覺之外的對象客體。但我們每個人都在睡夢中感覺過並不具有實在性的東西，儘管在夢中我們堅信其實在性。對夢的思考給東西方哲學大師們以極大的啟示。“莊周夢蝶”更是逼近本體論思考：人們皆以為莊周為現實，蝴蝶為夢，莊子反問之，為何不能是蝴蝶為實而莊周為夢？“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還是“蝴蝶之夢為周與”？笛卡爾和莊子一樣，也認為從意識的直觀性而言，笛卡爾説：“於是我決定把一切曾經進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認為並不比我夢中的幻覺更為真實。”而追問“無”，即是言説不可言説者。在邏輯和語言終止之處，維特跟斯坦的“神祕”、海德格爾的“詩”開始進入哲學話題。笛卡爾順着安瑟倫的思路進入信仰之思而探討終極的“在”，也就有着邏輯的必然。笛卡爾沒有直接強言不可言説的“無”，而是通過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間接地言説“無”，因此他的終極之思亦是現象學之思。 笛卡爾的哲學思想更讓他運用於自然科學之中，然後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從邏輯學、幾何學和代數學中發現了4條規則：

1、絕不承認任何事物為真，對於我完全不懷疑的事物才視為真理；

2、必須將每個問題分成若干個簡單的部分來處理；

3、思想必須從簡單到複雜；

4、我們應該時常進行徹底的檢查，確保沒有遺漏任何東西。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説“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 從這裏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不能懷疑“我們的懷疑”意指 我們無法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 而當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兒將此作為形而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裏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兒認為，我們都具有對完美實體的概念，由於我們不可能從不完美的實體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個完美實體――即上帝――必定存在。 從所得到的兩點出發，笛卡兒繼續推論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確定之前的惡魔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既它們的數學特性(如長、寬、高等），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

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心靈）和外在世界（物質），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佔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

笛卡兒強調思想是不可懷疑的這個出發點，對此後的歐洲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思故我在 所產生的爭議在於所謂的上帝存在及動物一元論（黑猩猩、章魚、鸚鵡、海豚、大象 等等都證實有智力），而懷疑的主要思想，確實對研究方面很有貢獻。

因為一個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許這樣的惡魔欺騙人們，因此我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現實世界中有諸多可以用理性來察覺的特性，既它們的數學特性（如長、寬、高等），當我們的理智能夠清楚地認知一件事物時，那麼該事物一定不會是虛幻的，必定是如同我們所認知的那樣。雖然笛卡兒證明了真實世界的存在，他認為宇宙中共有2個不同的實體，既思考（心靈）和外在世界（物質），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會佔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

這種終極存在的觀念，不可能來自於外在經驗，也不可能來自於自我的創造，因此追尋終極觀念的來源，“唯一的可能性選擇就是它被天賦在我的心靈中”。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笛卡爾的這段話：“我用‘上帝’這個詞來指其觀念存在於我心中的那個‘在’，我無法達到這種‘在’所擁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卻能以某種方式在我的思維中達到它。”

參考文獻

羅素《西方哲學史》

劉華《存在哲學》

King，Magda，2001《劍橋名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