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學學科論文範例【精品多篇】

化學論文 篇一

無論我們採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對當代中國文藝學學術史的梳理或描述，都是相當困難的。一般説來，學術史是指專門的系統知識的變化和發展，是對該學科認知過程的清理和總結，它可以是比較的方法、思想史的方法、傳記的方法或問題的方法等等。但對中國當代文藝學學術史來説，由於它的特殊性，即在政治文化的規約中，它並沒有在學科的知識層面充分地發展，文藝學並沒有被當做一個專門性的知識範疇。在50—70年代近30年的漫長歲月裏，它直接延續的仍是40年代以來延安的傳統，戰時的文藝思想和建設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總體需求，也成為當代文藝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這樣的規約中，文藝學沒有多少機會在自身的範疇內得以展開討論，並取得相應的學術積累。我們發現，在近30年的時間裏，文藝學學術專著的匱乏是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我們不僅沒有對諸如文學語言學、敍事學、修辭學、符號學、接受理論、闡釋學、現象學、知識社會學等進行過專門研究，甚至文藝學教科書的編寫都成了一個問題。我們不缺乏的則是不間斷的爭論和批判，而每次爭論的背後都潛隱着明晰可辨的意識形態話語。這樣，也就形成了我們作為現代化後發國家文藝學發展的特色。也就是説，文藝學的發展始終是我們現代性焦慮的一部分，或者説，它是我們焦慮的表意形式之一。因此，我們在書寫這一時段的文藝學學術史的時候，有必要放棄對學科剝離或整合的幻覺期待，“結構”出一部本體意義上的文藝學學術史，因為它是勉為其難的。它的每一步啟動或發展，不僅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息息相關，同時也聯繫着百年中國激進的思想傳統。這同其它人文學科在當展所面臨的問題是相同的。因此，我們有必要進入歷史的細部，去考察當代中國文藝學發展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僅僅指出文藝學的研究受到壓抑的不合理性是不夠的，儘管這是一種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同時，我們還有必要揭示出，在現代性的允諾——代表未來的歷史表達中，文藝學和它的知識生產者是如何一步步從迷頓、遲疑進而追隨並傾心認同的。這一充滿了問題的歷史過程，是否也隱含了它的“必然性”;而確立並不斷強調統一的文藝思想，為什麼總是在不斷的分化中遇到危機和挑戰；這一統一的要求為什麼會成為悖論的先在條件等等，都需要我們清理和回答。

一、政治文化和學術史

系統和專門的學問，它的生產和發展有內在的機制和規律，但它從來就不是自足的，特別是人文學科，它總要密切地聯繫着某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實。關鍵詞或核心語詞是通過專業表達的方式，來對某一時期的社會提出問題或解決問題的。因此，在福柯看來，“一個語詞只有進入特定話語的範疇才能獲得意義，也才有被人説出的權力。否則，便要被貶入沉寂。特定的話語背後，總體現着某一時期的羣體共識，一定的認知意願。”（1）福柯在這裏揭示的是，一個人的認識是否被接受，是否被視為“真理”,有賴於他的認識是否符合羣體的共識。（2）而政治文化就是這一“羣體共識”的一部分。1966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加布裏埃爾·阿爾蒙德在一部著作中，對政治文化這一概念做出瞭如下權威性的界定：

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進程所形成。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着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3）

根據不同政治學家對政治文化的解釋，有人把它概括為如下三個特徵：(1)它專門指向一個民族的羣體政治心態，或該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羣體主觀取向；(2)它強調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運動對羣體政治心態型式的影響；(3)它注重羣體政治心態對於羣體政治行為的制約作用。（4）政治文化不是社會總體文化，但作為社會總體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卻可以把它看做是社會羣體對政治的一種情感和態度的簡約表達。既然政治文化規約了民族羣體的政治心態和主觀取向，那麼，知識生產者作為民族羣體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規約和影響。尤其在中國，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使他們的學術活動很難與時事政治分離開來。梁啟超在談論晚明學者時指出：

這些學者雖生長在陽明學派空氣之下，因為時勢突變，他們的思想也像蠶蛾一般，經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們對於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於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去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是為政治而做學問。他們許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慘困苦的政治活動中。所做學問，原想用來做新政治建設的準備，到政治完全絕望，不得已才做學者生活。他們裏頭，因政治活動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斷斷不肯和滿洲人合作，寧可把夢想的“經世致用之學”依舊託諸空言，但求改變學風以收將來的效果。（5）

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人的學風，便是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中形成的。這種情況不僅在中國學術史隨時可以遇到，即便在已經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也被一些學者所堅持。伊格爾頓就認為，文學批評是一種政治批評，利用文學來促進某些道德價值，它不可能脱離某些思想意識的價值，“而且最終只能是某種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種認為存在‘非政治’批評形式的看法只不過是一種神話，它會更有效地推進對文學的某些政治利用。”（6）

在當代中國，文藝學的發展同政治文化幾乎是息息相關的，或者説是政治文化規約了文藝學發展的方向。它雖然被稱為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並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知識體系。但是，它的思想來源、關注的問題、重要的觀點等等，並不完全取決於學科本身發展的需要，或者説，它也並非完全來自對文學藝術創作實踐的總結或概括。一套相當完備的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也同樣是指導文藝學的理論。這一理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它已融進民族羣體的潛意識。作為文藝學知識生產者的羣體，不僅要受到民族羣體意識的影響，同時，舊的社會制度死亡之後，對於大多數學者來説，他們也需要自我認同的重新確認。“重新確認自己的認同，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種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認同需要新的社會制度作為實踐條件，因此，尋找認同的過程就不只是一個心理的過程，而是一個直接參與政治、法律、道德、審美和其它社會實踐的過程。這是一個主動與被動相交織的過程，一種無可奈何而又充滿了試探的興奮的過程。”（7）因此，文藝學的知識生產、片面地強調受到意識形態壓抑的説法，顯然是存在問題的。以它的話語方式來説，它是意識形態統治在另一時代的表達式。事實上，知識生產者的實踐過程，還存在着一個向實踐條件尋求適應的過程，這種適應包括被動的思想改造、檢討、懺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學習，當然更包括主動的妥協、退讓，以期完全適應實踐條件的要求。可以説，當代文藝學話語權力的擁有者，大多是解放區或延安時代的理論工作者，他們是新的社會制度——實踐條件創立的參與者，他們熟悉規則和要求，因此，其理論“創造性”仍是相當旺盛的，他們理論的話語之流奔湧不息。而對新的實踐條件缺乏瞭解或難以適應的人，不僅創造力鋭減，而且理論工作或文學創作對他們來説，幾乎是勉為其難的。更有甚者，他們為了堅持信仰的徹底性，無法同新的實踐條件簽署契約，而只能慘遭淘汰。這三種情況，可以分別以周揚、茅盾、胡風作為代表。可以説，他們都是具有傑出理論才能的人，但由於他們對新的實踐條件的理解和適應程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結局。

因此，對新的實踐條件的適應，是保證個人參與社會實踐的基礎。對試圖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長的一代人來説，他們的內心始終洋溢着意識形態的衝動和興奮，並逐漸成為他們內心支配性的力量或道德要求。也就是説，當文藝為政治服務成為文藝學研究的核心話語之後，主動地迴應這種時代的詢喚，也就成為文藝學研究者的情感需求，當初那種試探性的謹慎逐漸變為恣肆的激情。當代文藝學的建立和發展，也就是這一學科的學者在政治文化的規約下，不斷統一認識、實現共識的過程。作為一個現代化後發國家，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實現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本身就具有無可抗拒的感召力，作為知識分子，內心洋溢的國家民族關懷不經意地便會為這種話語所調動。文藝學雖然是一種專門的系統知識，但在社會需要這種知識為它的總體目標服務的時候，掌握了這種知識的專門家，即便不是期待已久，內心也充滿了對此作出迴應的極大熱情。這裏既有政治文化的規約，也有傳統文化的影響。

二、政治文化與研究心態

政治文化揭示了由不同的人組成的社會羣體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並用“羣體無意識”的概念揭示了民族羣體的政治心態。這種心理結構特徵需要指出的是，埋藏在記憶深處的情感，並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過不斷的宣諭、教化等強加的方式形成的。這種羣體無意識一旦形成，就會成為傳統的惰性的領地。馬克思主義心態史學家米歇爾·伏維爾認為：在這傳統的惰性領地，時間在這裏是靜止的或幾乎是靜止的；而精英文化，則屬於那種已經得到表達過的明確的意識形態，它不斷地產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具有衝動的、變化的和富於創造性的特點。（8）因此，伏維爾的史學理論特別重視事件與心態的辯證關係，而拒不認同新一代年鑑學派提出的“事件的重歸”這一口號。

當代中國文學史的敍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為主要標示的，這一敍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與文學的等級關係和主從關係，也無意識地表達了研究者的心態，但這種敍述方式卻難以揭示文學發展過程中的真正問題。事實上，從研究心態上説，學者始終沒有從一種緊張、焦慮的狀態中解脱出來。建國後，曾有多次對文學理論的討論，它的目標指向大多是文學如何更好地為政治服務，而並不是出於對具體的文學理論的興趣。那些試圖在專業的範疇內展開人生、體現自我價值的學者，懷着極大的熱情參與進去，而得到的卻是意想不到的結果。“一體化”的政治文化，對具體的專業知識是十分敏感和深懷戒備的。幾大“學案”——對《紅樓夢研究》、胡適思想和胡風的《三十萬言書》的批判，以及不間斷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漸地粉碎了知識分子試圖建立自我意識的幻覺，哪怕是在專業範疇之內。因此，在文藝學的研究領域內，便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識背景和話語形式，他們有了相同的取資範圍，有了共同認可的規則，共同遵奉的評價標準，惟其如此，他們才可能在一個學術共同體中被認可和承認，才有可能以話語的方式進入社會實踐。

對知識分子獨立思想和專業意識實行抑制，源於中國政治文化中的革命的觀念體系。這一觀念對人類通過意志來改變社會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認為中國的羣眾、特別是農民才是歷史的主要動力，對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終是懷疑的，改造他們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觀念體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識分子雖然也被當做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與1917年後的俄國幾乎大體相似，“知識分子與人民是隔絕的，主觀上沒有與人民融合在一起。對知識分子來説，是我們知識分子還是人民這個兩難的選擇幾乎是悲劇式的。”（9）1918年，俄羅斯科學院院長阿·彼·卡爾賓斯基對造成這樣認識的原因分析説：“把需要專門技能的工作非常錯誤地理解成享有特權的反民主的工作……這成了羣眾與思想家、科學工作者之間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認為：“長期以來，在人民的意識中知識分子被理解為‘他們，這些老爺’。而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卻不斷地給所有社會主義政黨，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黨，輸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員。”（10）這種身分不明的悲劇，在50—70年代的中國持續地上演過。

為了消除知識分子掌握專門知識的優越感，當然也為了實現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長期性和制度化，“紅與專”問題的提出就在理論上對其做出了合乎邏輯的闡發。潛心鑽研業務被稱為“白專道路”,社會要求知識分子成為“紅色專家”。因此，包括文藝學在內的知識範疇，事實上已無可避免地與意識形態教條構成了尖鋭的衝突。緩釋這一衝突的方式別無選擇，只有以共同的取資範圍和話語形式來換取個人獨特的追求和思考。1958年7月，有一份取名為《紅與專》的雜誌創刊。發刊詞闡發其任務是：“高舉革命紅旗，遍插革命紅旗。紅旗是要人去插的，人是我們偉大事業的決定因素。使人成為既有高度覺悟又有專業本領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共同的努力方向。”（11）但發刊詞強調的顯然是思想意識問題，它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還是一個長期的艱鉅任務。十分需要繼續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理論宣傳工作。”（12）一方面是強調“紅與專”,一方面也強調“學術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人民日報》在這篇社論中指出：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包括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的在內，大都生於地主、資本家的家庭，受了資產階級二十年左右的教育，再進入社會，以“知識”為本錢為資產階級服務。他們之中的少數人一直和反動政客為伍，全心全意為反動統治者服務，他們長年累月所思考的是如何找“根據”來為統治者粉飾，來為統治者散佈大量有毒的思想。

另一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對禍國殃民的政風有反感，他們卻聽信了資產階級“為學術而學術”、“為科學而科學”的一套謊言。他們查資料、找文獻，埋頭於故紙堆；或找題目，鑽竅門，孤立作研究。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在於一舉成名，得到“黃金屋”和“顏如玉”;……有的人確實有一些真才實學。他們的知識是寶貴的，但是由於他們的治學方法是脱離實際、脱離生產、脱離勞動人民的，他們的學術思想是資產階級的，再加上他們的個人名利思想，他們的寶貴的知識裏面已經細菌密佈，變質發臭。（13）

事實上，在這些嚴厲的指責之前，知識界已經經歷了幾次規模巨大的思想清理運動，知識分子如驚弓之鳥，他們甚至不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誠懇地接受改造、轉變思想的決心或勇氣。“在他們的崗位上，不再僅從個人興趣出發，而極願把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去配合國家的實際需要。學院式的生活，將成為過去的陳跡了。今後我們還要繼續努力，肅清那些可能殘留下來的壞影響，進一步發揮集體智慧，提高集體創造，來迎接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高潮。”（14）他們表決心、盡忠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個時代是普遍流行的。像茅盾這樣資深的作家、理論家，除了闡釋文藝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也用在“為了趕任務”而“常常寫些小文章”,並認為“這十年來我所趕的任務是最為光榮的。在黨的領導下，有意識有目的地鼓吹黨的文藝方針和的文藝思想，這不是我們的最光榮的任務麼？”（15）茅盾雖然是以一種欣然的語調談論他的體會，但“趕任務”本身就隱含着一種惟恐不及的緊張和焦慮的心態。何其芳作為著名的詩人，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參加文藝界的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16）,他文章的題目多用“批判”、“批評”、“保衞”、“反馬克思主義”等充滿戰鬥緊張的詞語。何其芳當時的心態也可想而知。當一切成為歷史之後，何其芳內心充滿了遺憾和無奈，所謂“學詩學劍兩無成，能敵萬人更意傾。長恨操文多速朽，戰中生長不知兵。”（17）“既無功業名當世，又乏文章答盛時”;“一生難改是書癖，百事無成徒賦詩”（18）等，正是他這種心情的真實寫照。類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態，在當代文藝學學者中間，是相當普遍的。50年代曾發生過一場美學問題的大論戰，它被學界認為是最具學術性的一次討論，但參加者仍充滿了內在的緊張。蔡儀、賀麟、李澤厚、黃藥眠、蔣孔陽等名家都參加了討論。它對於推動國內美學、文藝學的研究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相互批判並上升到政治層面認識問題的方式仍是常見的。特別是對朱光潛先生的批判，使他很難從學術的意義作出迴應。

一方面是緊張的趕任務、參加鬥爭和批判；一方面則是不間斷的檢討和懺悔。茅盾、郭沫若、馮雪峯、唐弢、王瑤等知名理論家、批評家，幾乎都有檢討性的文字公開發表。其中尤以朱光潛的檢討最令人震撼，他的題目是：《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他不僅否定了自己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等早期著作，認為那是“一盤唯心思想的雜貨攤，與中國過去封建的文藝思想、與歐美許多反動的哲學、美學、心理學和文藝批評各方面的思想，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19）,而且從哲學思想上全面地作了自我否定。《文藝報》在編髮這篇文章時加了“編者按語”,認為朱光潛在他的著作中“系統地宣傳了唯心主義的美學思想”,他自我批判的“這種努力是應當歡迎的”。但這種必須檢討的不真實性在後來得到了證實。1983年《悲劇心理學》由張隆溪譯成中文時，朱光潛為中譯本寫了序，他説：“在我靈魂裏植根的倒不是克羅齊的《美學原理》中的直覺説，而是尼采的《悲劇的誕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麼，為什麼我1933年回國後，……少談叔本華和尼采呢？這是由於我有顧忌，膽怯，不誠實。”（21）這時朱光潛説的才是真實的。“顧忌，膽怯”,是那一時代許多學者的心態。因此，國外學者也認為：“1949年以後大多數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以及文學創作更適合於從政治鬥爭的角度來分析，而不是從學術和文學的角度去分析。”（22）

可以説，國家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必須維護政治的權威，知識分子必須服從這個權威；另一方面，整齊劃一的要求又使文學藝術從理論到創作不斷地貧困化、單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學藝術服務於政治的同時，又要不斷地調整和放寬文藝政策。這樣50—70年代的文藝政策就時常出現相對嚴格和寬鬆的不同時期。但它的週期性震盪不僅沒有緩解學者內在的緊張和壓力，反而更加劇了他們的不安和焦慮。它的表達形式就是，一些人放棄了專業研究，寧願以沉默換取平淡卻是平靜的生活；一些人不再表達獨立的思考，在平庸的流行思想中，放棄了學者的尊嚴、使命和責任，付出的則是道德準則和理性主義的代價。當然，這也誠如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樣：知識分子和國家當局的關係，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議論紛紜的主題。我們只要回憶一下西方經驗是如何複雜和多種多樣，就不難看出在中國情況下同樣是複雜和多樣化。如果我們不能看出這個來，那隻不過由於我們的無知罷了。

三、政治文化與研究範疇

在50—70年代這個時間範疇裏，意識形態不僅表達了國家現代性追求的方式，同時它也是一切領域的決疑術，是知識範疇的意義體現，人們普遍相信意識形態可以處理所有的公共事務。就文藝學而言，它規約的範疇不僅是有限的，而且是自明的。1949年7月，來自解放區和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會師北平，舉行了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這次盛會開啟了當代中國文學的序幕，同時也明確規約了文藝學的研究範疇。大會重要的目的是“共同確定今後全國文藝工作的方針與任務”。、郭沫若、茅盾、周揚的幾個重要報告，不僅共同體現了這一基本精神，而且都高度評價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文藝思想。這些報告是結合《講話》的精神來闡發今後全國文藝工作的方針與任務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揚與茅盾的報告雖然都在竭力體現《講話》的精神，但對解放區和國統區文藝的評價，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周揚是帶着勝利者的驕傲和豐富成熟的經驗走向會場的，他的報告充滿了無可懷疑的自信，他闡述的是《新的人民文藝》,而這一新的文藝形態的形成，就是在《講話》思想的指導下實現的。周揚從文藝的主題、人物、語言、形式、思想性、藝術性、普及和提高、改造舊文藝、建立科學的文藝批評等方面，系統地表達了對“新的人民文藝”的理解。關於文學批評，則“必須是文藝思想之具體應用，必須集中地表現廣大工農羣眾及其幹部的意見，必須經過批評來推動文藝工作者相互間的自我批評，必須通過批評來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批評是實現對文藝工作的思想領導的重要方法。”（23）他用了四個“必須”,以強調這一闡發的重要和不可違背。批評“必須是思想之具體應用”,不僅規約了批評的指導思想，而且規約了具體的範疇。實踐證明，在近30年的時間裏，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都嚴格地限定在對文藝思想的闡發上，不同時期雖然有不同的側重和不同的解釋，但都沒有偏離《講話》的方向和精神，則是歷史事實。

而茅盾的報告雖然肯定“在種種不利條件下，我們打了勝仗”,國統區文藝“還是有其顯著成績的”（24）,但它還是有“各種缺點”,其“基本根源”,則是由於“不能反映出當時社會中的主要矛盾與鬥爭”。茅盾還從理論上檢討了“人道主義”、“個人趣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歐美資產階級文藝的傳統”等對國統區文藝的影響，並在文藝大眾化的問題、文藝與政治關係問題、文藝的功能問題等，表達了對《講話》的全面認同，而且不點名地批評了胡風的“主觀論”,並在新的條件下把它當做“問題”要求“解決”。

茅盾對國統區理論問題的檢討，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這些問題的性質。過去在國統區可以討論的情況，隨着新時代的到來而成為過去，它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進入理論研究的視野，因為它與“新的人民文藝”是格格不入的，也是與《講話》精神不相符的。至此，文藝思想也從作為解放區的中國局部，而鋪展到全中國，成為新時代惟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藝思想。“五四”以來中國傳統的“詩文評”向現代文藝學轉變過程中的多音齊鳴、交相輝映的自由局面結束了，的文藝思想統一了各種不同的認識，並作為時代的意志得到了普遍信仰。應該説，這與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是密切相關的，它是建立這種信仰的源泉之一。從政治上講，一個世紀以來，前資本主義形式只為民族統一提供了相當脆弱的物質基礎，要在這個基礎上實現政治統一的任務實在是艱難的，但中國共產黨卻迅速地完成了它，這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創舉是獨一無二的，它使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共產黨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就文學藝術而言，解放區在《講話》精神的指導下，藝術家通過有效的組織，第一次創造了“新的人民文藝”,中國文學史上也第一次出現了活潑、朗健、生動的民眾形象，並通過這樣的文藝實現了民族全員動員，建設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歷史的經驗無可辯駁地昭示了未來，它使所有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沒有理由拒絕《講話》的精神。因此，的文藝思想在那個時代能夠深入人心，是有其歷史原因的。

但是，這一源於經驗主義的認識顯然是存有問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忽略了文學藝術自身的規律，忽略了文藝學作為一個知識範疇同文藝方針政策的區別，而簡單地將它們等同起來。在新的時代，文學藝術的創作和文藝學對自身的認識，必然要有新的發展。時代從方針政策的角度對文藝提出它統一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文學藝術和思想領域內，強制推行統一的意志，它所造成的後果，已為此後幾十年的歷史實踐所證實：統一意志反而總是在不斷的分化中遇到危機和挑戰，它的“合法性”總是不斷遭到“合理性”的質詢。因此，“一體化”並沒有也不可能解決文藝學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反而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文藝學在本體論意義上存在的需要認識的問題，是《講話》或文藝思想所不能涵蓋的，而突破限定的研究範疇就成為學科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説，是統一的意志培育了它的危機——分化的可能：分化不僅成為統一時代的表徵，而且，當“一體化”發展到極端的形式，也就是的時代，它終於在無限膨脹中徹底崩潰。

政治文化對文藝學的規約，是這一時代最突出的特徵之一，但並不是全部，它還與學術的承傳方式、科研體制、學者的社會地位以及檢查制度密切相關。因此，這些文藝學生產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同樣要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也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出當代文藝學為什麼會呈現出這樣一種形態。

四、政治文化與中國的現代性

政治文化在中國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時代，也是中國已經遭遇了現代性問題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正以霸權的形式訴諸於全球擴張，社會主義則剛剛崛起或正在實踐中。內憂外患的中國不僅經濟上十分落後，而且傳統文化也處在風雨飄搖之中。雖然已經宣佈了舊文化的死亡，但新文化的多元取向並不能在政治層面解決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中國已經有過飽受西方列強欺辱的慘痛經歷，這時選擇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便有了理智與情感的雙重含義，而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語言，俄國革命的成功則為中國提供了範本和前景，這兩個條件使中國共產黨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選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與中國的歷史處境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國使的革命實踐一開始就充滿了探索的艱鉅性。這種艱鉅不僅來自本土政治、經濟和文化帶來的困難、同時也與藴含在現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關。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這一矛盾時指出：“20世紀上半葉的幾十年間，中國人跨入了一個廣闊的文化和知識空間，這個空間是由歐洲兩個世紀的現代化所開拓的；同時又把中國的文化局面拋入了動盪的漩渦中，當時中國人正試圖尋找一種與他們選擇的現代性範式相應的文化。中國人與現代性的鬥爭體現在其歷史人物的現代主義眼光中，體現在這種眼光所暴露出來的矛盾之中，這種眼光顯示出中國人無法使自己從過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來；這場鬥爭被陷入在兩種不同的現代性之間的夾縫之中，其中，一種現代性是霸權主義的現實；另一種現代性則是一種解放事業。”（25）而政治文化正是對這種矛盾的歷史處境作出的反應。許多年之後説：“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就不應看做是一位浪漫詩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做出選擇後的自豪告白。作為勝利者，這一告白潛含了一向的樂觀主義，但它卻掩蓋了在現代性漩渦中出現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國化”的勝利和在其過程中出現的矛盾，一起構成了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歷史證實，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儘管它的過程也有偶然事件的因素。但在思想中，超越資本主義歷史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是他不變的信念，他一再表明：當無產階級革命在全球風起雲湧之際，中國革命已經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再是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這種革命在一戰爆發之時，“尤其是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國際國內的環境，都不允許中國“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歷史證明了對中國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選擇，他實現了把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改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夢想，百年激進的理想在他這裏變成了現實。他以社會主義取代了資本主義，並使一個民族在資本主義擴張的處境中獲得瞭解放。但是，在他頑強抗拒西方現代性的過程中，以及在他實現了這種抗拒後，新的現代性矛盾始終環繞在他的周圍。而這種新的現代性矛盾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窘迫與緊張。德里克事後發現了這一矛盾的存在，這就是在中國“啟蒙運動既成為使人們從過去解放出來的工具又是對民族的主體性和智慧的否定；而過去既成為一種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諸現在的負擔；個人既是現代國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脅因素；社會革命既是把階級和社會羣體解放出來從而建立一個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導致解體的分裂因素；鄉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發展的絆腳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義的動力又是反對霸權行為的防衞力量(即以狹隘的本國觀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閉)。諸如此類的矛盾無窮無盡；它們在不同的社會視野裏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它們都屬於現代性的矛盾。”（26）但是，這些矛盾被以簡捷的方式做了處理，即他對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做了選擇然後予以強調，在理論話語的方式遮蔽或緩釋了這些矛盾，這也正是新的現代性矛盾的肇始。也就是説，民族解放的總體目標成為主要任務時，其他矛盾只能在壓抑中作為代價被忽略，而當面對這些具體矛盾時，就只能以一種“不確定”的形式作出不同的迴應。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諸如精英與民眾、集體與個人、民族與世界、民主與控制、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問題，都沒有得到明確和穩定的闡發。允諾的臨時性總為不斷的變化所取代，獨特的中國道路始終是一個試驗中修訂的方案，它的樂觀主義和探索性就無可避免地在實踐中遇到障礙和挑戰。“方案的修訂”總是以“政策和策略”的方式出現的。

超越資本主義道路的選擇，也必須選擇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路線。政治文化在中國有兩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這也是一貫予以強調的。一是人的作用，一是民族性。資本主義世代積累的物質基礎是東方古國不能比擬的，但人的意志卻是可以重塑的。長征的勝利使更加堅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艱苦環境和戰爭中的獻身精神，給經歷了那一時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義。這種神聖的精神在反覆強調中演變為道德價值。它超越了資本主義對物質的炫耀，從而也使後發的現代化國傢俱有了自己民族的特點。但人的作用的強調，在那裏並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不是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意識。“羣眾中藴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斷言，表明了對一種“自發”的社會主義要求的確認，認為那種革命精神是天然存在的。這為強調人的作用提供了一種依據。但這種“自發”的社會主義要求是存有疑問的，或者説它只是“藴藏了”這種積極性。因此，同時強調政治工作、組織工作和思想教育的重要，這些強調都是與物質生活沒有關係的。而矛盾可能就出現在這裏。也就是説，當試圖將中國從資本主義霸權中解放出來的時候，卻又使具體的人陷入了另一種統一的控制之中。對人的作用和意志的強調，是對統一意志和作用的強調，而不是對具體人的意志和作用的強調。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大特點。經常使用“人民”這個概念，但它同具體的人並不發生關係，有時甚至是完全對立的。當強調具體的人的時候，就會被指認為“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是不道德的。

於是，抑制個人的物質慾望，抑制人對日常生活的多樣性要求，就成了永葆人的意志堅定性的手段，同時也就是抗拒資產階級的手段。與此相對的則是對犧牲個人利益、獻身精神的持續倡導。對一個執政黨來説，強調這些原則和精神無疑是重要的，它是獲得人民擁護、支持、維護統治的必要條件。但是這種對執政黨的要求逐漸變為一種政治文化，成了對社會一切領域的要求。背離了這一要求的任何人，都將會被命名為“資產階級”而遭到打擊和唾棄。因此，政治文化對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強調，似乎是對人的尊重，是對人的解放的允諾，但當這個“人”是一個大寫的人，是作為符號的人而被對待時，這一理論就沒有成為關於人的解放的學説，而恰恰是一種對人的自然要求和心靈世界的壓抑和控制：人需要有道德意識，社會也需要規範的秩序，但人並不總是時時需要神聖和獻身。日常生活的多樣性要求和心靈世界的豐富性表達，本來具有無可爭議的合理性，但在政治文化規約下的當代文藝學，不僅沒有對這一合理性做出揭示，反而在對人的意志強調和控制的過程中，強化了它的不合理性。

因此，文藝作為表達人類生活和心靈世界的領域，就不再是自由的。在50—70年代，出台過大量的文藝方針政策，召開過許多關於文藝工作的會議，但這些方針政策和會議，並不是鼓勵文藝工作者和文藝理論家自由創作和研究的，而是告知他們如何創作和怎樣研究的。在閲讀了這些文獻材料之後，那裏的不確定性和非連貫性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思想領域控制過於緊張、文藝創作和研究明顯失常的情況下，便會出現一些寬鬆的方針和政策；而當文藝創作和研究超越了限定的範圍時，又會出現緊縮的方針、政策甚至運動。而這些恰恰是新的現代性焦慮的反映，超越了資本主義和它所締造的現代性問題，並不意味着現代性問題的終結。

有論者注意到，關於民族性的問題是在國際與中國的關係中提出的，即在民族解放戰爭的背景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該與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鬥爭結合起來。民族問題，而不是階級問題成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主導性問題。它有具體的政治含義和歷史背景：通過訴諸“民族”問題，獲得共產主義內部的民族自主性或者説擺脱共產國際的支配，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具有獨立自的政黨（27）。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擺脱霸權的控制，尋求中國獨特的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追求，即便是在國際共運的內部，他們也希望能保有民族的聲音，而不至於在兩大陣營的對峙中消融了自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民族解放的任務已經完成，階級的問題被認為是突出的問題時，民族性的問題仍被強調，它就改變了原有的歷史涵義。這時，“民族形式”也同時具有了“階級的”防衞意義。當在新的歷史時期強調“民族形式”時，顯然含有針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成分。也就是説，在防衞意識形態侵蝕的意義上它是階級的；而在“習慣、感情以至語言”等形式的意義上，它是民族的。這是他堅持“民族形式”、反對“全盤西化”的真正用意。

在理論上説，的設定是沒有問題的。他既強調了“民族形式可以摻雜一些外國東西”,“應該標新立異”（28）,又強調了“應該越搞越中國化”。（29）這對於發展中國的民族形式是有益的，或者説，它既是開放的，又是有所保留的。但實際情況離這種理想的設定十分遙遠。在三十年的時間裏，民族觀念以狹隘的方式向世界封閉，外國的東西在中國不可能有立足之地。歷次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幾乎都可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它的根據或源頭。最後只剩下形式和內容最具“民族性”的“樣板戲”。形式上它是地道中國的，內容上它是地道“無產階級”的。超越資本主義的“中國化”在這時達到了極致：它既實現了對人的意志的極大神化，實現了對崇高、神聖、獻身、英雄主義的嚮往；也實現了用民族形式(京劇)表達的願望。

應該説，對“中國化”現代性經驗的揭示顯然是不夠的，但在上述觸及的問題中，已經部分地揭示了它的矛盾，也就是説，對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想象與誇大，隱含的卻是對人的壓抑和控制的機制。對物質神話的批判和抵制，同時排斥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致使與“人學”相關的文藝學難以在“人”的範疇內展開，而流於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性”的強調，離開原來的意義之後，加劇了東西文化的對立和緊張，從而使民族文化在這一時期失去了與西方文化交流、對話的可能和機會。更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允諾遲遲不臨，並在變化和修訂中一再延宕，從而導致了理想和信仰的最後危機，新的現代性矛盾在積聚中終於爆發為街頭政治(“四·五”運動)。

但問題的另一方面同樣值得我們注意，也就是説，當歷史環境發生變化，矛盾已經轉化或部分地解決之後，作為經驗的現代性狀況還存在着另外一種可能性：就50—70年代近30年的經驗而言，如果剝離了文藝學的政治功利性，剝離了它對人的統治和封閉的狹隘性，那裏隱含的理想精神仍可視為值得珍視的歷史遺產。事實亦表明，即便在90年代，包括“紅色經典”在內的近30年的文藝，仍在另外的意義上具有觀賞的魅力，它們在另一個時代的風行，已表明了政治文化與中國現代性經驗的全部複雜性。

註釋：

（1）（2）米歇爾·福柯：《性史》,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5頁。

（3）阿爾蒙德·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

（4）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

（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7—18頁。

（6）特里·伊格爾頓：《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王逢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頁。

（7）《汪暉自選集·自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

（8）參見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頁。（9）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與人民》,轉引自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頁。

（10）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與人民》,轉引自劉淑春等編《“十月”的選擇——90年代國外學者論十月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頁。

（11）《紅與專》發刊詞。

（12）《紅與專》發刊詞。

（13）《學術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報》社論。

（14）馬寅初：《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發刊詞。

（15）茅盾：《鼓吹集·後記》,見《茅盾評論選》(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頁。

（16）何其芳：《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17）《何其芳詩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頁。

（18）《何其芳詩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頁。

（20）《文藝報》1956年12號。

（21）朱光潛：《悲劇心理學·中譯本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22）瓦格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分子》,轉引自王景倫著《美國學者論中國》,時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頁。

（23）周揚：《新的人民文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1950年新華書店發行，第96頁。

（24）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45—46頁。

（25）阿瑞夫·德里克：《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轉引自蕭延中等編《在歷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220頁。

（26）阿瑞夫·德里克：《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在歷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頁。

（27）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爭》,《汪暉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頁。

化學論文 篇二

1.多元文化與教育相融合

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種政治態度、一種意識形態，也可以是一種歷史觀、一種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認文化的多元性，承認文化之間的平等和相互影響，打破西方文明作為強勢文化在思維方面和話語方面的壟斷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類社會一種重要的多元文化現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會文化內涵。比較教育學的突出特點在於它所面對的是不同國家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教育現象。由於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差異，構成了不同國家與社會的教育差異。從長遠的發展來看，需要採用兼容幷包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中國與外國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與有效借鑑相結合

在我國比較教育學科體系尚未成熟之時，多采用翻譯、引進等介紹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過分依賴外來理論而忽視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這是當今教育理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根源之一。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評那種不顧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將其比成“拉東洋車”，是“害國害民的事，是萬萬做不得的”，主張要“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由於基本國情、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髮達國家的教育教學模式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本土化才是中國比較教育研究必然的價值追求。在今後的比較教育研究中，應把國際化和本土化聯繫起來，互為條件，互為補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使其真正紮根於中國的社會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國“元素”，少一些“拿來主義”，批判思考與有效借鑑相結合，才能真正地實現中國教育的大發展、大繁榮。

3.多樣化學科與研究方法相完善

近幾十年來，比較教育學主動借鑑、引用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統計研究法、因素分析法、歷史研究法、階段分析法等較為成熟的研究方法，還積極運用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統計學、語言學、數學等多樣化學科來完善自身的學科建設。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將更多的社會研究方法運用於比較教育研究之中，給學界吹進一股清新之風。然而，我國比較教育研究起步晚於西方發達國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鑑西方發達國家教育學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學範式，整個比較教育學都充斥着西方化的術語。還應看到我國比較教育研究方法相對滯後，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遠沒有形成比較教育學獨特的話語體系和基本的學術規範，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比較教育學的學科基礎和發展潛力。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比較教育學必須加強自身的理論架構，最重要的是彰顯其在教育科學諸學科中的獨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釋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論體系。

4.全球化視野下的開放與綜合相統一

化學論文 篇三

可以肯定地説，數學是一種為人們所承認的文化現象。數學文化的傳播載體首推數學文化史料。研析數學文化史料，就可以直接獲取數學知識的基本概念，直觀認識獲取數學的思維、理論和研究方法。一個典型的實例就是大學數學教學中開始涉及的“極限”概念，對於這個大學生首遇的抽象概念，教師們通用的施教方法一般始於數學文化史料的介紹，在漸進的過程中定義出“極限”概念。大學的數學教育實踐要領，首先應該推崇和學習數學邏輯原理的產生緣由，還原基本數學原理的歷史背景，以此為背景，在潛移默化中激發大學生對數學學習愛好，增強大學生學習數學的原發力量，啟迪大學生數學思維和創新智慧。誠然，數學自然是一門兼具抽象與具體、邏輯與計算、演繹與推導、想象與實現的學科，數學發展的歷史淵源曾經極具挑戰性。而現代大學的數學教育教學內容一般都涉及到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基礎數學學科，其特點之一是數學知識體系傳承涵蓋面較為廣泛，其特點之二是傳統數學課程實質性內容基本保持恆定。這對於研究能力正在成長中的大學生來講，如果採取抽象經典數學理論引入為主的“速食數學”教學方法，可能會導致大學生初入高校後，產生對數學的困惑和厭學心理。而重視數學教學的文化理解，對數學概念、方法等的歷史演進，以此為基礎的數學定理和公式的推理教學，才能教授給大學生數學的系統化、完備化的知識結構體系，引導其逐漸傾向於關注抽象經典的理論結果，建立起演繹嚴密、推導細緻的數學課程自我學習的思維範式，完成抽象理解的昇華。如此明理於數學危機及其成長過程，理性看待數學分支的由來與曲折，從而智煉出深厚的數學底藴、精髓思想、理性思維等學生個體成長科學思維方式。我國數學家王浩也認為：數學的本質是它的抽象性、精確性、確定性、廣泛的應用性以及豐富的文化美。因此，可以將大學數學教學設計為以直觀、形象地掌握基本數學概念為起點，通過增強大學生數學學習的積極性，提高大學生數學學習效率。按照這樣的數學教學變革，彰顯出強大的大學數學教學文化教育意義。

二、數學文化融入大學數學教學的必要性

數學文化具有普遍的區域性和人文性雙重特徵。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恢復大學聯考制度以來，全國逐漸形成了教材、教學形式基本統一的數學教學格局，造就了數學教學的繁榮。但如果審視數學教學的文化屬性，就會發現我國幅員遼闊的國土上，教育發展不均衡，加之國內各民族聚居區域有別、人口不一造成了全國各地人文文化的巨大差異。以數學文化的視角，顯而易見，上述的兩個統一是不滿足協調關係的，基於此，數學教學組織的頂層設計是不合理的，故需倡導大學數學教學的層次性，滿足數學教學的基本文化屬性。通過數學教學的文化屬性組織教學，通過區域性融入民族文化的教學，通過協調區域差異和文化差異的多模式存在，實現匹配的針對性數學文化教學實踐。同時，也要注意數學文化作為文化範疇需要匹配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以及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社會文化背景，不能盲目追求數學文化的文化屬性，必須要將數學文化作為教學實踐工具應用形式緊密結合抽象理性思維模式，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數學文化思想具有廣泛的應用實踐性和純粹理論的抽象邏輯性的雙重特徵。

三、數學文化融入大學數學教學的策略

化學論文 篇四

1簡析綜合化學實驗

近年來，許多高校都陸陸續續的開設了綜合化學實驗課程，並依據國家的相關要求，採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對其進行了合理的改進和完善，比如：採用最先進的技術或者是材料，對本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方式進行優化等。其中，高校對綜合化學實驗進行改進的目的有三個，它們分別是：一，拓寬學生化學知識的學習範圍；二，培養學生進行化學實驗的綜合能力；三，讓化學實驗能夠很好的體現出當代社會對科研實驗成果的應用效果。然而，在目前，教學者在對學生進行綜合化學實驗教學的過程當中，卻還是因為實驗內容的陳舊，使得教學出現了綜合性不強的這一現象。因此，為了提高綜合化學實驗教學的綜合性，教學者就應當對已有的科研實驗進行全面的分析和探究，然後再將其合理的轉化成化學綜合實驗，並結合國家對化學課程的教學要求，為學生研發出一個更具有效力的綜合化學實驗教學模式。

2探究科研實驗轉化成綜合化學教學實驗

為了更為直觀的體現出科研實驗轉化成綜合化學教學實驗的這一過程，本文將以“羧酸氧釩化合物”這一科研實驗為例，對其進行詳細的説明。

(1)研究“羧酸氧釩化合物”的意義。

釩是一種銀白色的金屬，它的熔點很高，常與鈮、鎢、鉬並稱為難容金屬，有延展性，質堅硬，無磁性，具有耐鹽酸和硫酸的本領，且其在耐氣-鹽-水腐蝕的性能要比大多數不鏽鋼好，它在空氣中不會被氧化，可溶於氫氟酸、硝酸和王水。其次，它還被作為人類的營養劑或者是藥劑，可治療糖尿病、風濕病、結核病以及貧血症等。與此同時，在經過各國科學家對其進行的多年研究之後，表明：因釩類化合物具有對人體內部器官有着比較大的刺激性等特點，所以釩類化合物成為了阻礙人們對釩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障礙。因此，為了有效解決這一障礙，科學家在經過多次實驗與探討之後，研發出了“羧酸氧釩化合物”,且該化合物也成為了當今社會中的一個研究熱點。

(2)探析“羧酸氧釩化合物”實驗。

該實驗藉助釩化合物和芳香羧酸的化學反應，來窺探它們的反應時間以及反應過程，並從中找出它們能夠達到最好反應效果時所必備的條件，以滿足教學者對化學實驗的綜合性要求。

(3)簡析實驗目的。

該實驗的目的有如下幾個：①讓學生熟練掌握紅外光譜的實現原理；②讓學生認識並瞭解到蒸發儀等實驗儀器的具體操作步驟；③讓學生回顧已經學習過的理論知識，比如：過濾等；④讓學生了解並掌握“羧酸氧釩化合物”的製作原理；⑤培養學生對化學進行綜合實驗的能力。

(4)探究實驗原理

①對V2O5和H2C2O4進行催化處理，使它們生成VOC2O4;②讓PhCOOH和Ca(OH)2酸鹼中和，得到(PhCOO)2Ca;③讓新生成的VOC2O4和(PhCOO)2Ca進行復分解反應，獲取生成物VO(PhCOO)2和CaC2O4;④對VO(PhCOO)2和CaC2O4進行過濾和結晶等操作，獲取最終產物。

(5)分析實驗所必備的試劑和儀器

①試劑：草酸、氫氧化鈣、無水乙醇、氫氧化鋇、苯甲酸、硫酸氫釩和水楊酸。②儀器：旋轉蒸發儀、玻璃棒、圓底燒瓶、錐形瓶、攪拌器和橡膠導管等。

(6)探析實驗的具體步驟

①取適量V2O5置於錐形瓶中，並向錐形瓶中加入50毫升水以及的H2C2O4,利用玻璃棒將其攪拌均勻。待攪拌均勻之後，將錐形瓶放入微波爐，用中火對其加熱十分鐘。取出待涼，進行過濾，得到VOC2O4溶液。②取30mmol水楊酸以及15mmolCa(OH)2,將其裝入盛有170毫升水溶液的玻璃瓶中，然後對玻璃瓶進行一小時的水浴加熱，注：水浴的温度要控制在75攝氏度左右。待反應完全之後，所得溶液從原來的粉色變為無色。③把無色溶液倒入VOC2O4溶液中，攪拌時，可觀察到有大量顆粒狀物體析出，待涼，過濾，觀察剩下的溶液，可見溶液的量比原來的減少了三分之二。④將100毫升無水乙醇加入母液中，有少量深藍色沉澱物析出，對溶液進行過濾後，用無水乙醇對沉澱物進行清洗，然後再對沉澱物進行乾燥處理。⑤把30mmol苯甲酸以及15mmol氫氧化鈣融合在一起，使其在80攝氏度的水温下進行水浴迴流處理，待其反應完全之後，所得溶液為無色。⑥向5中所得的無色溶液中加入VOC2O4溶液，保温攪拌四分鐘，待其充分反應之後，冷卻，過濾。把100毫升無水乙醇加入過濾之後的溶液當中，靜置五分鐘，過濾，對濾得的沉澱物用無水乙醇清洗，最後再對沉澱物進行乾燥處理。

(7)簡析實驗結果。

實驗結果表明：V=O能夠在整個反應的過程當中，被完整的保存下來，且它在發生配位反應的同時，也生成了氧和釩的配位鍵。其次，在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之後，可以得出羧酸氧釩化合物的化學式為：VO(PhCOO)2,且該化合物的結構是五配位的四角錐形。

3結語

綜上所述，科研實驗作為一種具有較高實用價值的化學實驗，它對綜合化學實驗教學來説，是百利而無一害的。因此，面對綜合化學教學實驗的現狀，教學者就應當更為合理的把科研實驗轉化成綜合化學教學實驗。唯有這樣，才能夠提高綜合化學實驗的教學水平，並讓學生培養起良好的科研能力以及思維能力。

化學學科論文 篇五

關鍵詞 計量分析 鄭州大學 科研評估 SCI-Expanded

分類號 G250.252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Articles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ang Shanshan

Abstract Taking 2937 SCIE papers published by Zhengzhou University from 2005 to 2014 as the source data， which are searched from SCI-Expanded of Web of Science published by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this paper statistically analyzes the numbers of SCI-E papers， subject categories， document types， source publications， cooperative nations and agencies， reprint authors， funds of those published papers. It reflects from the sid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and subject development， which can provide data references for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Keywords Bibliometric analysis. Zhengzhou University.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SCI-Expanded.

0 引言

科技論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其產出質量和數量是評價機構、學科、人才、項目等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高校進行科研績效考核、學科評估和學術影響力評價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學術論文的被引頻次、論文下載量、發文量等則是近年來論文評價的重要指標。隨着科學的發展，各高校機構越來越重視論文的發文質量，目前國內有很多學者都在採用文獻計量學方法進行此方面的研究[1-7]。

鄭州大學是一所涵蓋理學、工學、醫學、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農學、藝術學12大學科門類的綜合性大學，是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也是河南省唯一一所入選國家“中西部高校綜合實力提升工程”的高校，是河南省人民政府與國家教育部共建高校[8]。通過統計分析近十年鄭州大學被SCI-E收錄的學術論文情況，不僅可以瞭解鄭州大學的科研及學術水平狀況，為學校制定職稱評定、科技獎勵相應政策提供數據支持，同時，還可以掌握其讀者SCI-E的使用情況，以便及時調整培訓重點，做好讀者服務工作。此外，通過對SCI-E論文收錄情況的統計，可以掌握學校的重點學科發展脈絡，及時鞏固重點學科的發展，同時不斷提高學校其他學科的發展。

1 數據來源

1.1 SCI簡介

美國著名情報學家Garfield於1955年提出了影響因子（IF）概念，並於1963年創立並出版了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美國科學引文索引[9-10]，是世界範圍最權威的科技文獻索引工具，其SCI-E數據庫收錄了全世界範圍內各學科領域內的最優秀的科技期刊約8700種，其內容覆蓋數學、物理、化學、農業、生物、醫學、工程技術以及行為科學等150多個學科，能及時、準確地反映基礎科學的重大突破、學科前沿的最新研究動態和熱點難點問題，為學術成就的量化評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學術界佔有重要地位[11]。目前，科研機構論文被SCI-E收錄和引用的情況已經成為國際公認的評價該機構學術地位、基礎科研實力與水平和科技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12]。在我國，SCI-E收錄及引用論文的統計分析結果現在也成為評價學術單位自然科學研究水平的重要依據。教育部每年的高校排名統計，各級科委、高校主管部門的科研項目立項、評獎、職稱評聘、博導聘任等都將此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13-14]。

1.2 統計數據來源

本文以美國科技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出版的科學引文索引――擴展版（SCI-Expanded）數據庫為統計源，對SCI-E收錄的以鄭州大學為單位，在2005-2014年間發表的論文進行了統計。檢索日期為2014年07月01日。檢索策略為AD=（"Zhengzhou Univ"）AND AD=（450001）；Document Type=All Document Types；Language=All languages；Year Published=2005-2014。由於“鄭州大學”和“鄭州輕工業學院”英文縮寫比較接近，因此，對檢索出的包含“Zhengzhou Univ Light Ind”（鄭州輕工業學院）的文章逐一核對，去除不符合條件的共檢索到文獻2937篇。在本次統計的2974篇文章中，所有的檢索對象的署名單位都是以標準格式“Zhengzhou Univ”為檢索對象的，如果作者是用其他形式填寫的作者單位，那麼可能存在漏檢情況，當然由於數據庫收錄與期刊發行時間之間也存在時間差，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信息的遺漏問題。

2 統計結果及分析

本文主要從科研生產力、科研生產者、科研機構合作情況等方面對鄭州大學學者的情況進行統計和分析。

2.1 科研生產力分析

2.1.1 發文量分析

2005-2014年，鄭州大學共有2937篇科技論文被SCI-E收錄（注：論文未區分是否第一作者）。各年份數量及增長情況如表1所示。從表1我們可以得知，鄭州大學被SCI-E收錄的論文數呈逐年上升趨勢，從2006年開始呈現出跨越式的加速增長態勢，在2007年時增長速度達到最高，為82篇，雖然僅佔總髮文量的3.26%，但增長率為720%。2009年，數量出現了小幅度下降，但又迅速回升，在2013年時達到最高，目前為692篇，佔總量的23.56%，相比增長率最高的2007年的82篇來説，增加了8倍多，由於2014年數據未收錄全，但從現有前半年的數據來看，已經有313篇，大有遠超2013年的趨勢，從整體上看，鄭州大學SCI-E論文的數量近年來維持了快速增長的態勢，這同時也説明該校的科研實力發展勢頭強勁，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綜合能力近年來得到較快的發展。

表1 鄭州大學2005-2014年

被SCI-E收錄論文數量統計

2.1.2 論文被引量分析

論文的被引次數是考查論文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如表2所示，鄭州大學科研人員“0被引”的篇數為1474篇，“0被引率”為50.2%，這説明，鄭州大學的科研人員所發表的論文，有一半以上是未被別人引用的，但這並不能完全説明是鄭州大學科研學者的論文質量較差，也可能是由於目前此類研究較少。當然，被引率與論文質量有很大的關係，這就要求鄭州大學在以後的科研發展中，應加強科研素養，提高科學人員的科研水平，提高論文的科研質量。

表2 鄭州大學人員發表SCI-E論文

在Web of Science中被引情況分析

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於2013年9月27日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的“2013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會”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國際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名進入世界第5位，位次提升1位，提前完成了《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所規定的到2015年“國際科技論文被引用次數進入世界前5位”的目標[15]；而截至2013年9月1日，我國科技人員共發表國際論文114.3萬篇，排在世界第2位，我國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6.92次，比上年度統計時的6.51次提高了6.3%，世界平均值為10.69次[16]。而據在Web of Science上搜索到的數據顯示，鄭州大學科研人員在2005-2014年所發論文去除自引後的總被引次數為7699次，篇均被引僅有3.15次，這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於我國平均水平，由此可見，鄭州大學的科研水平和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2.1.3 論文學科分佈分析

表3 鄭州大學2005-2014年

被SCI-E收錄論文的學科分佈

根據Web of Science 提供的學科分類統計，鄭州大學2005-2014年被SCI-E收錄的2937篇論文分佈於133個學科主題，學科覆蓋面較廣；從表3可以看出，2005-2014年間80篇以上的學科主題有22個，其中論文數量超過100的學科有12個，比例為69.7%，而這2937篇文章中，比較集中的學科是材料科學相關學科，其次則是與化學類相關的學科，包括有機化學、無機化學、生物化學、物理化學、化學工程等學科。由此可知，鄭州大學的化學學科相對於其他學科來説，整體發展都比較良好，具有較強的實力。進一步分析發現，這22種學科中除了管理學、商務學論文數量超過了90篇以外，文學類的學科幾乎沒有，這一方面是由於理論類的研究較難實現突破與創新，另一方面鄭州大學在此方面重視不夠也是影響文史類數量較少的重要原因。

為進一步分析鄭州大學被SCI-E收錄論文的學科分佈，將材料科學相關學科的411篇論文進一步細分，發現與材料相關學科交叉的學科有32種，説明目前鄭州大學的材料科學學科發展相對比較完善。其中前10種學科佔到86.0%，如圖1所示。由圖1我們還可以看出，納米科學領域是材料科學重點研究的相關學科，論文量達到58篇，佔12.3%。

圖1 鄭州大學2005-2014年材料學科與MATERIALS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交叉學科

2.1.4 文獻類型和語種分析

從文獻類型來看（見表4），鄭州大學被SCI-E收錄的論文以期刊論文（Article）為主，共2310篇，佔78.7%；其次是會議論文（Proceeding paper）571篇，佔19.4%，會議摘要（Meeting Abstract）34篇，佔1.2%；綜述（Review）20篇，佔0.7%，其它形式論文（Editorial Material、Correction、Letter）共17篇，佔0.6%。文獻語種以英語為主有2818篇，佔總數的96.0%；其次是漢語有119篇，佔總數的4.0%。

表4 鄭州大學2005-2014年

被SCI-E收錄的論文文獻類型分佈

2.1.5 論文來源出版物

表5 鄭州大學被SCI-E收錄論文的主要來源期刊

（發文數量20篇以上）

來源出版物是評價學校整體科研實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出版物影響因子越高，表明該校學者們的學術影響力越高。對2005-2014年SCI-E收錄的鄭州大學論文的期刊來源進行統計，被檢索到的2937篇文獻發表於516種期刊上，其中累計發表篇數大於20篇以上的期刊有12種（見表5）。其所刊登的學位論文數量為584篇，統計結果顯示，鄭州大學發表在《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上的論文數量為174篇，遠遠超過了發表在其他期刊上的論文，是排在第12位的《BIOORGANIC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期刊發文量的8倍多，這説明鄭州大學科研人員的研究過於集中，經進一步查證，發現該174篇論文中有138篇屬於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材料科學相關學科），和上面分析的鄭州大學學者發表的論文中，材料相關學科論文數量最多相吻合，而其餘36篇論文分屬於24門學科。此外，發表在《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和《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S A C》這兩種期刊上的論文數量均超過50篇，也是鄭州大學發文量比較高的期刊。但是進一步對這12種期刊進行分析，發現鄭州大學的學者們所發表的外文會議文獻較多，其中發文量最高的《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也主要是收錄各種會議論文，排名第三的《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VOLS A C》和排名第八的《KEY ENGINEERING MATERIALS》都是國際會議論文集，僅這三種期刊發文量為273篇，佔前12種期刊的46.7%，説明鄭州大學的學者們普遍注重參加國際會議，已經開始加強與國際學者們的思想交流，這些都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科學的進步，但是鄭州大學的學者們也應增強在國際期刊上。

為了進一步分析鄭州大學學者們所發表的論文情況，我們加入布拉德福定律，通過布拉德福定律來對學者的學科凝聚力進行判定。

表6 以布拉德福定律確定的核心期刊數量

根據研究核心期刊的布拉德福定律類推分析鄭州大學學者所的核心期刊，表6顯示，核心區和相關區的布拉德福常數是4.25，接近理想值5，而相關區和邊緣區的常數僅為1.8，雖然不等於布拉德福常數的理想值5，但是通過此方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尋核心著者羣。通過表6我們可以得出：（1）三個區域的期刊數量逐區上升，其中核心區期刊數量為40種，相關區期刊數量為170種，邊緣區期刊數量為306種；（2）三個區域內期刊的載文量逐區下降，核心區發文量較集中，鄭州大學學者們平均在每種期刊發文24.43篇論文，是鄭州大學學者們進行分析研究的核心期刊；相關區發文量次之，平均在每種期刊上發文5.74篇論文；邊緣區最低，平均在每種期刊上刊載3.22篇論文。

2.2 科研生產者分析

2.2.1 作者人數與作者數量

為了更精確地統計作者的發文情況，作者統一採用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為統計對象。統計顯示，鄭州大學學者作為通訊作者的論文數量為2138篇，詳見表7。

表7 以洛特卡定律確定的核心作者數量

從表7可以看出，鄭州大學學者們的發文數量基本符合發文數量增多、作者數量減少的規律。將實際的發文作者數量與洛特卡定律計算出的作者數量進行對比，發現計算出的作者數量與實際數量都略有偏差，如在發文數量3篇、6篇、7篇、12篇等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這可能是由於樣本量僅有2138篇以及學科不同的緣故，而從表7也可以看出，鄭州大學已經形成了以這部分人為中心的核心著者羣。

在發文比例上，2005-2014年期間，共有761名作者以通訊作者的名義發表了2138篇被Web of Science收錄的論文，人均發文量為2.81篇，其中發文量40～49的作者有2人，他們的發文量為85篇，佔總發文量的3.98%；30～39篇的作者有3位，他們的發文量為105篇，佔總發文量的4.91%；發文量20～29篇的作者有4名，總髮文量為86篇；發文量10～19篇的有30名作者，共發文382篇，佔總發文量的17.87%；1～9篇的有722名作者，佔作者總數的94.88%，發文量為1480篇，佔總發文量的69.22%；發文量為1篇的作者共有427名，佔總人數的56.11%，但發文量卻只佔19.97%。

2.2.2 通訊作者

為進一步分析上文所提出的核心著者羣，本文將排名前十的作者做了進一步的統計，結果發現，排在第一名的是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學者，而鄭州大學的學者只是與其合作，因此為了更精確地分析鄭州大學學者的作者分佈情況，本文又對Web of Science中收錄的通訊作者地址為鄭州大學的學者進行了統計分析，具體情況如表8所示。

表8 鄭州大學前十名的通訊作者

及其所在院系

從表8可以看出，鄭州大學近十年來被Web of Science收錄的論文作者發文量有相當大的差距，其中劉宏民、臧雙全、張振中、冶保獻和李華五位作者發文數量都超過了30篇，遙遙領先，從其所在學院也可看出，鄭州大學的化學和醫藥專業較為成熟，科研實力比較強。由於Web of Science主要是以理工科為主，因此文科院系的數據統計不全面，在此沒有進行文科院系的比較。

2.3 科研機構合作情況分析

2.3.1 合作國家分析

國家間合作是揭示不同國家的學者們在同一個或不同領域之間的相互學習程度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學術影響力的重要指標。2005-2014 年鄭州大學發表的2937篇SCI-E收錄論文中，共計與26個國家（地區）的科研機構進行了合作。如圖2所示，合作發文量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共197篇，佔6.7%；其次是俄羅斯，合作論文數83篇，佔總數的2.8%；韓國、德國的合作數量基本相差不大，分列第三、四位。圖2列出了與鄭州大學合作論文數量大於10的國家，總共15個，我們可以看出，除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外，其他的國家基本都是發達國家，其科技實力都比較強，鄭州大學與這些國家的學者合作，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鄭州大學的實力。1982年鄭州大學開始招收外國留學生，2005年成立專門負責留學生工作的機構――國際教育學院，留學生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非洲等31個國家和地區，而從鄭州大學的合作國家來看，也基本屬於這些國家的[17]。

圖2 與鄭州大學合作發表SCI論文超過10篇的國家

2.3.2 合作機構分析

表9 與鄭州大學合作發表SCI-E論文

超過70篇的國內機構

合作機構的分析是揭示鄭州大學的學者們在學科間、專業間進行思想融合、觀點交互的重要指標。統計數據顯示，鄭州大學與國內外共322家機構之間產生了合作關係，其中合作發文數量達到70以上的機構有17家。從表9可以看出，鄭州大學與中國科學院大學合作的SCI-E論文最多，合作論文數量為200篇，佔6.81%。眾所周知，中國科學院是我國最高科學研究機構，有着雄厚的科研實力，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國家的最高科技水平。因此，鄭州大學選擇與這樣的機構合作，不但有利於自身在合作中迅速提高，而且能與這樣高水平的研究機構合作也反映其自身具有較高的研究水平和實力。其次是與河南工業大學（104篇，3.54%）的合作。河南工業大學是河南省內工科研究實力最強的高校，且具有獨特的地理優勢。再次是與南京大學（95篇，3.24%）、北京大學（95篇，3.24%）、清華大學（95篇，3.24%）等高校合作，這些高校都是國內著名的重點高校，與他們的合作，表明鄭州大學的科研實力得到肯定。

2.3.3 論文基金資助情況

科學基金資助的研究成果在期刊選題、組稿甚至稿件的評審中均佔有一定的地位。在期刊評估中，基金論文比（指來源期刊中各類基金資助的論文佔全部論文的比例）被認為是衡量期刊論文學術質量的重要指標，這項指標在國內三家文獻檢索及統計機構已經公佈的統計報告中均有采用[18]。

統計發現，2005-2014年，鄭州大學被SCI-E收錄的2937 篇科技論文共得到395個資助機構的資助，有11家機構資助的數量超過40篇，佔67.38%，其中50篇以上的有7家機構，所佔比例高達61.32%，這説明這7家機構是鄭州大學的戰略合作機構。表10顯示，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發表的論文數量最多，為1304篇，佔總數的44.4%，其次是中國科學院，資助124篇，以及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121篇，説明這些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這些數據充分説明了科研項目的資金資助對鄭州大學科研及科研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表10 基金資助超過40篇的基金機構

3 結語

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目前鄭州大學的科研實力與水平。鄭州大學的優勢學科是材料科學、化學、物理、生物學、數學和藥理學等學科，在今後的發展中，鄭州大學應保障這些學科向着更高、更強的方向發展。同時鄭州大學在加強與外校科研人員合作的同時，也應注重本校科研人員的創新能力的提高，不能一味地只注重合作。此外，科研人員還應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提高學校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總體上來講，近十年來，鄭州大學的科研實力有顯著的提高，但與國內的其他比較著名的高校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也説明鄭州大學在未來的科研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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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鄭州大學網上新聞與公告[EB/OL]：///msgs/？msgid=09092810122723

39795.

化學學科論文 篇六

課堂是師生交往的沃土；課堂是師生互動的舞台；課堂是提高教學效率的主戰場．“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教師的綜合素質直接關係到課堂教學質量．教師的知識結構、科學素養、實驗技能、交往溝通等能力直接影響着傳道、授業的技藝和效果．在踐行新課程、探索高效課堂教學模式的征途中，我感觸最深的是：學海無涯，學無止境．教師只有不斷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才能滿足學生對知識的渴求；才能盡展教師獨特的教學風格；才能打造特色的品牌課堂．首先，教師要夯實基本功．高中化學教師除了具備完善的知識結構外，實驗操作及設計能力是必備的基本功．高中化學教學離不開實驗，教師要做好演示實驗，設計好分組實驗，並能組織好課外實驗．做到這些，沒有一定的教學基本功是無法實現的．其次，教師要更新知識水平．知識經濟時代的突出特點是知識多、更新快．化學教師只有站在科學領域的前沿高度，才能與時俱進；才能向學生傳授富有時代韻味的新知識、新概念和新規律．這樣的課堂，才能有趣、有序、有效，甚至達到高效．再次，教師要學會反思．教學過程是雙邊的、動態的教與學的行為．課堂上有時會因教師的預設而精彩，有時也因意外生成而震撼．課堂永遠是一門有缺憾的藝術．課堂上的缺憾只能經過反思和重建來彌補，反思彌補的過程就是完善和超越自己的過程．

二、構建自主學習課堂氛圍，鼓勵參與

教育的藝術不在於傳授，而在於鼓舞和喚醒．自主學習的課堂氛圍符合人本教育理念．在自主學習的課堂上，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他們根據需要自主選擇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學習廣度和學習深度，這樣的課堂才有力度．在這一學習過程中，教師的主導地位沒有下降，學生看準時機，適時參與．在學生不解、困惑時，教師或蜻蜓點水，或詳解精講；當學生豁然開朗時便及時收手．整個學習過程，學生是在個人強烈的學習需要與學習興趣的驅使下進行的．學生學得輕鬆，學得酣暢，學得高效．例如，對“空氣中氧氣含量”的探究，我預設以下問題，組織學生自主學習．(1)你能用生活中的一些現象來説明空氣的存在嗎？(2)根據你現有的知識經驗，你認為空氣中含有哪些成分？你能設計實驗來證明這些成分的存在嗎？(3)請設計一套裝置，要除去密閉容器中空氣中所含的氧氣．(4)分析一下，影響你測定結果的因素．這些問題的提出，將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使不同層次的學生都能解決一定的問題，每個學生都積極地參與教學活動．這樣民主、和諧、開放的課堂氛圍，使課堂教學效果得到提高．

三、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激發興趣

信息時代，網絡技術普遍運用於課堂教學．既豐富了教學手段，又優化了學習情境；既拓展了知識面，又增強了教學效果．例如，在講“氮和氮的化合物”時，學生對“雷雨發莊稼”這句農諺不太確信．我製作了“雷雨發莊稼”的動畫．通過觀看動畫，學生豁然開朗：空氣中的氧氣和氮氣在雷電的作用下，有小部分發生反應生成一氧化氮，一氧化氮遇空氣中的氧氣轉化為二氧化氮，二氧化氮遇雨水轉化為硝酸，硝酸遇土壤轉化為能被莊稼吸收的硝酸根離子．雷雨後相當於給莊稼施了一次氮肥．動畫形象生動，使學生在興趣的誘導下對這句農諺久久難忘，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結語

化學研究論文 篇七

關鍵詞化學發光，化學光源，草酸酯，熒光劑，合成

1發展背景

化學發光是指某些化學反應中發出可見光的反應過程。化學發光體繫有數種，但適用於化學光源的只有過氧草酸酯類化學發光體系。它以草酸酯、過氧化氫和熒光劑為主要成分，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一種最有效的化學(非生物)發光體系，量子產率高達20%～30%。

過氧草酸酯類化學發光最早發現於20世紀60年代。此後，20世紀70年代AmericanCyanamide公司的Rauhut等合成了一系列草酸酯。Rauhut等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開發應急光源，並稱之為“化學光源”(chemicallight),成為草酸酯獲得實際應用的重要實例之一，併成功地研製和開發了發光棒。最初化學光源只是用於軍事活動，後來逐步進入民用市場。使用這種冷光源可以杜絕因電火花或熱光源引起火災的可能性，也可用作緊急照明等。近年來，這種化學冷光源已日益流行於各大晚會上，具有很大的市場前景。另外，將應急光源與警報結合的緊急設施有利於人們在發生火災時的逃生。

2化學光源的結構和組成

化學光源一般是由內外套管構成，外管的材質是聚乙烯塑料，內管是一個玻璃泡[1],不同的發光材料分別封裝在內外管中。使用時將聚乙烯管折曲，使中間的玻璃泡破碎，兩種液體一經混合立即反應，發出熒光。標準的化學光源持續發光2～20h。近年來化學光棒的構造也有一些改變，如Lexington&Assoelates公司發明的化學光棒裏含有2種或以上的草酸酯，可發多色光。AmericanCyan-amide公司發明的化學發光器件只需轉動就可產生化學發光。現在Omniglow公司還發明瞭一種化學發光器件，可連續發出不同顏色的光。

化學光源的組成主要包括二芳基草酸酯和氧化劑，通常的氧化劑為過氧化氫。當向體系中加入熒光劑，則產生很強的化學發光。此外，這一反應體系一般還包括一種或多種溶劑、催化劑和添加劑等。即在聚乙烯外管中放入草酸酯、熒光劑、溶劑，玻璃泡中封入過氧化氫、催化劑、添加劑。

3草酸酯類化學發光體系的發光原理

雖然草酸酯的化學發光經過了40多年的研究，但是至今它的發光原理也沒有確定，其主要原因是反應的中間體活性較高、壽命短，無法直接獲得檢測，大多數人所認為的草酸酯類化學發光過程可用下列方程式表示[2]:

ArOCOCOArO+H2O2+熒光劑+催化劑=2CO2+2ArOH+熒光劑+hν

其發光機理可認為是：過氧化氫對草酸酯的羰基親核進攻，生成雙氧基環狀中間體二氧雜環丁二酮，中間體分解將能量傳遞給受體熒光分子，使之處於激發狀態，這種激發態分子從激發單重態回到基態，釋放出光子即發出熒光。總的發光過程可用下式表示：發光效率是評價一個化學發光反應體系性能的重要參數。1摩爾分子發生化學發光反應如能產生1摩爾光子則化學發光效率為100%。過氧草酸酯化學發光的效率可用下式表示[3]:

QCL=

其中，YKI是關鍵雙氧基環狀中間體的產率，YES是激發態熒光分子的產率，QFL是熒光劑的熒光量子產率。由上可見，草酸酯的反應性能和熒光劑的熒光量子產率是決定其化學發光激發熒光效率的主要因素。採用具有較高量子產率的熒光劑將有助於提高化學發光的效率。

4草酸酯的種類及合成

草酸酯的化學發光強度和壽命主要取決於發光過程中的速率步驟，也就是過氧化氫與二芳基草酸酯的親核進攻，以及隨後2個取代基苯酚作為離去基團生成環狀雙氧基中間體的反應活性。一般芳基草酸酯分子中苯環上連有吸電的取代基，且該取代基的電負性越強，則越有利於酯的分解而形成環狀過氧化合物。一個理想的草酸酯化學發光試劑還應在所用的有機溶劑(通常為鄰苯二甲酸酯)中具有較好的溶解性(要求草酸酯濃度達到10-2～10-1mol/L)及穩定性。

對於草酸酯的選擇，Rauhut等已作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我國對開發新型草酸酯化學發光試劑也作了較多研究。現有報道的草酸酯種類達數10種，可是能夠滿足上述發光條件要求的只有幾種，用於化學光源較好的草酸酯是雙(2,4,62三氯苯基)草酸酯，雙(2,4,52三氯262烷基羰苯基)草酸酯和雙(2,42二氯262烷基羰苯基)草酸酯。

雙(2,4,62三氯苯基)草酸酯在鄰苯二甲酸酯中具有較小的溶解度，發光強度大，持續時間短，可通過調節組分配比達到所需要求，較適合於化學發光體系。雙(2,4,52三氯262烷基羰苯基)草酸酯化學發光量子效率較高，在溶劑中具有較大的溶解度，適合於高強度的發光體系。雙(2,42二氯262烷基羰苯基)草酸酯發光強度比前一種弱，持續時間長，適合於製造低強度長壽命的光源。系列中各種酯的化學發光性能無明顯差異，但雙(2,42二氯262異戊氧羰苯基)草酸酯易提純，穩定性高。

5熒光劑的選擇及合成

熒光劑的結構決定了化學發光的顏色和效率。選用不同的熒光劑可以得到特定顏色的化學光源，然而，這種選擇還必須受到熒光分子在溶劑中溶解度，以及在鹼性和氧化氣氛介質中穩定性的約束；同時熒光分子的熒光產率也對化學發光效率有影響，濃度淬滅效應小，具有較高熒光產率的熒光劑將有助於化學發光效率的提高。熒光劑在體系中的濃度有一適當的範圍，一般在10-2～10-4mol/L,濃度太大容易引起濃度淬滅，太小則光強不足。

過氧草酸酯類化學發光體系中使用的熒光劑，通常選用較穩定的稠合線性共軛芳烴[4]。較好的熒光劑為蒽的衍生物：9,102二苯基蒽，9,102二苯乙炔基蒽[5,6]及其取代衍生物[7～9]等。除此之外，還有萘[10]和聚酰亞胺[11,12]的取代衍生物。

AmericanCyanamide公司還發現在發光系統中加入可溶性苝類熒光染料，可在黑暗中發出白光或更高強度的有色光。如在含有藍色熒光劑的發光組分中加入可溶性苝類熒光染料，就可得到白光。改變用量則可得到藍色和白色至白色和粉紅色之間的顏色。合適的可溶性苝類熒光染料包括N,N’2二(2,52二叔丁基苯基)23,4,9,102苝四甲酰亞胺。

6影響發光體系的因素

6.1催化劑和抑制劑

在雙氧環狀中間體的生成過程中，一些弱鹼的加入可增加發光強度，提高量子效率，但也會降低發光壽命[13]。實際使用時，常用的催化劑為水楊酸鈉。通過調節催化劑的加入濃度，可以使長壽發弱光的體系轉化為短壽發強光的體系。相反，抑制劑的加入，可以抑制化學發光，使光能以較平穩的趨勢長時間地釋放。抑制劑通常是一些有機強酸或酸酐。

6.2氧化劑的結構及濃度

草酸酯化學發光體系一般選用無水過氧化氫作氧化劑。當H2O2濃度較高時，不利於化學發光強度的提高；但在較低的濃度下，發光衰減的速率也隨之加快。理論上草酸酯與過氧化氫濃度之比應為1∶1,但一方面因為草酸酯比過氧化氫貴得多，另一方面過氧化氫易分解，所以在製備化學光源時，為使草酸酯完全發揮作用，過氧化氫一般稍過量一些。如果加入一些酚類化合物，如2,4,62三叔丁基苯酚，可抑制儲存過程中過氧化氫的分解。

6.3溶劑

考慮到草酸酯、熒光劑溶解性及與H2O2互溶性方面的原因，過氧草酸酯化學發光體系一般採用鄰苯二甲酸作為溶劑，也可用二甲酯，丁酯，叔丁醇或三乙基檸檬酸酯[14]等。當溶劑中有水分或其它雜質時，會對草酸酯溶液的穩定性有影響，使製備的冷光源保存期縮短。

6.4提高發光強度及持續時間的其它方法

在發光體系中，加入適當比例的鄰苯二甲酸二(十三)酯(DTDP)或已二酸二(十三)酯(DTDA),可以明顯增強原發光體系的發光強度和發光持續時間。例如，在一種由AmericanCyanamide公司生產的綠色發光棒的化學液體(7mL)中分別加入410mLDTDP或DTDA,可使發強光的時間從原來的2h增加到20h。

加入少量的聚合物添加劑，如適量的聚苯乙烯[15],能明顯增強化學發光，加入纖維素2乙酸2丁酸酯聚合物和聚環氧乙烷也能增強發光。

7不同顏色的化學發光組分

根據以上的內容，現介紹幾種發不同顏色光的草酸酯化學發光體系[2,16]。

綠色化學發光，試劑A:鄰苯二甲酸二丁酯作為溶劑，熒光劑二苯乙炔基蒽1.1mg/mL,草酸酯0115g/mL,還可以加入檸檬酸或聚苯乙烯，以改善發光效率；試劑B:80%鄰苯二甲酸二甲酯+20%叔丁醇作為溶劑，濃縮H2O2(體積比為4125∶0.75);試劑A與試劑B體積比為1∶2混合，即可觀察到發出綠光。

紅色化學發光，試劑A:10mL羅丹明B(鹼性)飽和溶液+160mL聚乙二醇400+2mL31%H2O2;試劑B:250mg雙2(2,42二硝基苯苯基)草酸酯；向試劑A中加入粉末狀的試劑B,搖動混合。藍色化學發光，試劑A:250mg雙2(2,42二硝基苯苯基)草酸酯+50mL鄰苯二甲酸二乙酯+15mL二苯蒽；試劑B:25mL鄰苯二甲酸二乙酯+215mL正丁醇+1.5mL31%H2O2;向100mL的試劑A中加入50mL試劑B,搖動混合。

黃色化學發光，試劑A:250mg雙2(2,42二硝基苯苯基)草酸酯+50mL鄰苯二甲酸二乙酯+110mg5,6,11,122四苯基萘；試劑B:25mL鄰苯二甲酸二乙酯+2.5mL正丁醇+1.5mL31%H2O2;向100mL的試劑A中加入50mL試劑B,搖動混合。

8展望

化學光源現階段的研究方向應該是提高發光的強度和壽命，以利於發揮更大的用途。長時間發亮的熒光棒可用於娛樂場合，而高亮度的熒光棒可在一些不宜用電或沒有電的地方應急用，所以對過氧草酸酯化學發光體系作系統的研究是很有價值的。從原料的選擇，各組分的配比到工業化生產都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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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教學論文 篇八

《荀子》裏有一句話：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大概意思是説，教師是給學生傳播道理和解答疑惑的。在國中化學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僅要給學生講述化學知識和基本理論，還要注意滲透素質教育，強調教學方法，在教學過程中通過科學合理的教學方法傳授化學知識。化學相比較其他學科而言，學生學習起來會有難度，沒有基礎知識鋪墊和學習，學生對化學老師更有依賴性。如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注重科學教學方法，很容易使學生喪失學習化學的信心和積極性，而學好化學，不僅包括課本知識學習，還包括科學學習方法，所以説科學方法教育很重要且必要。

二、科學教學的原則

1.適度性。教師要針對學生可以接受的範圍及課本內容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制定可行性較強的教學體系和教學目標。教學過程中，為了掌握學生對知識的學習情況，可以分四個階段提高教學效率。感受指在剛剛接觸化學知識時，學生僅對教師講解的課本內容有基本瞭解和大概印象，需要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留心相類似的內容，自己要注意總結和對比記憶。如講解常見化學物質的分子式時，要在大腦中形成立體的分子構成。聯繫指將講解的科學方法和解題思路貫穿學習中，在學習中注意方法和內容聯繫起來，通過練習和思考逐漸熟練運用方法。例如，在學習書寫化學方程式時，一些金屬元素和鹽酸發化學反應的化學方式是不一樣的，係數也不一樣，但都是金屬元素和鹽酸發生化學反應，可以通過聯繫金屬的相同性質書寫方程式，從而舉一反三，降低書寫難度。應用指通過基礎化學知識的學習解決化學問題。例如，在化學學習中，比較常見的問題就是在主要物質中摻有其他化學物質，如何檢驗這種物質的存在等。評價指根據自己建立的科學知識體系判斷他人的學習研究是否有價值，當然這要求學生自身知識能力足夠高。

2.適時性。適時性的教學原則要求教師在確實有進行科學教育的必要時採取措施，否則會適得其反。化學課本中隱含科學的方法，有的知識內容與教學方法聯繫密切，在講解那部分時要注意滲透教學方法。教師要在恰當的時候講解化學理論的來源及相關知識等，達到擴展學生知識面的目的。例如，在學習溶液的酸鹼性時，常見的酸性溶液有酸溶液和某些鹽溶液，如硫酸氫鈉，對於其他不常見化學溶液沒有講解的必要。

三、科學教學的方法及措施

1.充分利用教學模具進行教學。在學習化學分子式及空間結構的時候對學生的空間想象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的要求比較高，而國中學生剛剛開始接觸化學，很難形成空間想象，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藉助教學模具進行教學和講解，讓學生通過空間想象和模具幫助，先學習基礎知識，再通過了解和講解揭示其奧祕。例如，在學習一些化學分子式的結構書寫時，首先要記得該化學分子式是什麼，然後才能知道在畫結構的過程中需要用到什麼元素和幾根化學鍵，如寫三氧化二鐵的分子結構時，先想想其空間結構，或者藉助化學模具，再進行書寫，久而久之，也就有了一定的空間想象能力。

2.通過比較、分析，熟記多種化學知識。化學元素太多太亂，很容易記錯記混，這就需要學生通過對比記憶，根據自己學到的化學知識和經驗形成自己的學習方法。例如，在剛剛接觸化學的時候，最基本的內容有固體、液體、氣體。除了狀態不同外，還要區分固體的顏色、性質等，如銅和氧化鐵都是紅色固體，但兩者的化學分子式是不一樣的。這就需要通過分類和比較進行記憶，可以按照狀態、顏色的不同進行分類。

3.運用學到的化學理論對不瞭解的方法進行探索。在化學學習過程中，經常用到的一種方法就是化學假説法，化學假説法指運用已經學習和掌握的化學原理，對未知的化學現象和化學規律進行探索，而探索結果就需要時間和真理驗證，國中生不能對自己得出的結論做出對或錯的判斷，但是這種方法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其實，化學假説法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更有效地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發揮學生學習中的獨創精神，提高學生的科學素質，為以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打下科學方法的基礎。例如，化學家拉瓦錫根據燃燒現象與空氣中的化學成分相聯繫，通過思考和研究，提出燃燒的氧化學説。

4.善於歸納和總結學習過程中遇到的知識。歸納所學知識和整理知識體系是學習化學的常用方法，養成對知識的整理和歸納的好習慣，能夠提高學習效率，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歸納從一些具體事例中概括整理出相應的結論，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歸納內容和歸納形式都由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情況所決定，在歸納和整理的過程中加深對知識的記憶，在提高學習效率的同時達到複習效果，所以説歸納和整理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學習元素週期時，根據教師思路學習和掌握前二十號元素的電子排布情況，在觀察和歸納的過程中，很容易得出電子的排布和變化規律，根據元素化合價的變化和元素原子半徑的變化從而得到排布規律，這樣就能達到提高學習效率的目的。

5.充分利用化學課本。學習化學不管採用什麼形式，都離不開化學課本，而化學課本中的內容排版就是按照學生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進行的，這就是一種隱含的科學教學方法，也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需要學習的。例如，國中化學中身邊的化學物質這一部分內容可以分為這幾部分，地球周圍的空氣、氧氣、碳和碳的氧化物、自然界中的水、金屬與金屬礦物、溶液、生活中常見的化合物等其他部分，是按照簡單到複雜安排的，簡單來説是教材中的一條知識線。抓住這條知識線能幫助學生學習和掌握課本的基礎知識，還能使教師講課條理清晰。這樣的教學安排能幫助學生理解和學習化學知識，是幫助學生學習的重要措施。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