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關於辛亥革命的論文【新版多篇】

近代史關於辛亥革命的論文 篇一

《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摘要：中國長期存在商品和市場，但快速發展演變成市場經濟，卻是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已經基本成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節點。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是政治上的突變。但從其在經濟領域中的表現來看，例如推動近代中國經濟法律法規建立並形成體系，推動機器製造業迅速成長，推動鐵路輪船為首的近代交通運輸工具和電訊郵政等的發展以及以銀行、保險、交易所等新式金融結算體系的建立等方面看，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和框架，並使之初步成型。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説，辛亥革命在經濟領域中同樣實現了“突變”，也為以後市場經濟的發展打開了大門並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辛亥革命；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發展

中國的市場經濟始於何時？中國近代是否存在市場經濟時期？市場經濟的框架和外在表現是什麼樣，具有什麼特點，又如何界定？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對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者來説是不應迴避和繞開的課題；就是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者來説，同樣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長期存在商品和市場，但快速發展演變成市場經濟，卻是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開始，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已經基本成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以武裝起義全國響應的方式，在不長的時段裏，實現了改朝換代的“政治突變”，成立了中華民國，中國社會也因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個國家基礎的經濟，在出現“政治突變”之後，是否也會相應地出現“經濟突變”？這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具體到辛亥革命而言，它確實推動了中國近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同樣可以認定辛亥革命帶來了一次“經濟突變”，只不過其帶來的經濟突變時間拉得較長，表現不如政治突變那樣激烈而已。在分析辛亥革命對近代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和演變時，可以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觀察：一個是沒有變動或變動不大的部分；另一個則是變動較大的部分。

一、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變動不大的部分

基本沒有變動或變動不大的首先是廣大的中國農村經濟。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幾千年延續的農業國。這一點，在辛亥革命爆發時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也因此，辛亥革命這種上層政治變動，在短期內難以形成對農村經濟的廣泛衝擊和影響，因而農村經濟屬於基本沒有變動或變動不大的部分這一點，應該不難理解。但是，此後商品經濟作物種植擴大、農牧墾殖公司增加和以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等為代表的農村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興起，也顯示出農村的改變在進行中。①

其次，基本沒有變動或變化不大的另一領域是中國長期形成的傳統商事習慣，以及某些成文和不成文經濟制度的延續和影響。這方面的內容較多，這裏分別各舉一個典型之例以為説明。

先舉傳統商事習慣方面之例：

早在明朝時期，中國普通企業商號就有吸收社會儲蓄存款作為自己營運資金的商事習慣，這種習慣在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除典當、錢莊、票號等傳統金融機構經營存款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鋪如鹽店、布鋪、米鋪、雜貨鋪、珠寶鋪等兼營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方家產殷實、且經濟信用較好的財主有時也接受他人寄存，並付給薄息”。這種商事習慣，並沒有在辛亥革命之後有所改變，反而隨着辛亥革命後中國工業企業的發展而有所發展，並廣泛存在於新式機器大工業企業中，成為這些企業擴大規模進而發展的重要籌資手段。②

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這些公司商號吸收社會儲蓄的方式和規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發展。

這些變化發展中，通過報紙等傳媒刊登廣告公開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鼓動，為自己招攬社會儲蓄造勢是前所未有的特點之一。對此，當時人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國之儲蓄銀行史》一書中針對此點就曾指出：“我國商家如銀樓綢莊糧鋪典當等等，向多吸納社會存款，以資營業上之運用週轉，然都不公開招攬，系由相識戚友輾轉介紹而來。……其以公開廣告方法吸收存户儲蓄者，民國以來甚多……”③

關於這種變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30年3月20日發給上海銀行公會的信函中也指出：“邇來滬上各商號如中國內衣公司、世界書局、中法藥房等，均以儲蓄兩字為增加營業資本之唯一方法，假報紙廣告大事宣傳，不惜誘以厚利，多方招徠，甚至大世界遊戲場亦添設各種儲蓄存款以固厚其營業上之實力。因之滬上儲蓄機關之多竟自汗牛充棟。”該信函憂慮地指出：“誠恐此端一開，日後商店無論大小皆將以儲蓄為主要業務，其資本不必籌措，儘可以厚利吸收……”④

這期間普通公司商號吸收社會儲蓄出現的另一個變化，是這些公司商號紛紛成立專門的儲蓄部招攬吸收社會資金。關於此點，王志莘在《中國之儲蓄銀行史》一書中指出：“先施永安新新中原等百貨公司、中法中西等藥房、九福公司、同昌車行、ABC內衣公司、大世界等，均曾有儲蓄部之設。先施永安兩公司之儲蓄部開辦於民國七年，新新公司者開辦於民國十五年，中原公司者開辦於民國二十年，同昌車行之儲蓄部與中法中西兩藥房合辦之婦女美德儲蓄部則開設於民國十九年。”⑤著名的榮家企業在麪粉廠達到12家、紗廠達到6家的1928年，也成立了專門經營儲蓄的同仁儲蓄部。⑥

這裏，我們不評論這種企業商號直接吸收社會儲蓄現象本身，我們只是需要了解和證實，企業商號吸收社會儲蓄在中國具有悠久傳統，在農業社會中就長期存在，當近代中國向工業化社會發展轉型時，儘管近代機器工業已經出現，但是史實證明，這種傳統依然得以延續併發揮作用，在形式、規模和重要性方面甚至超過以往年代。

再看成文或不成文制度延續之例，這裏舉企業分配方面的“官利”制度為例進行説明：

“官利”，又稱“官息”，也稱“正息”、“股息”、“股利”，與“餘利”、“紅利”對應稱呼。它的特點在於：其一，不管是誰，只要投資入股成為企業股東，就享有從該企業獲取固定利率——“官利”的權利，而不管該企業的經營狀況如何。其二，這種固定的官利利率一般以年利計算。其利率雖因企業情況和行業領域不同而有差異，但大體19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年利一分，清末一般在八釐，20世紀二三十年代降低到六釐。因為必須支付官利，所以企業年終結賬，不是從利潤中提分紅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後結算營業利益。不足，即謂之虧損；有餘，則再分紅利（紅利在這裏被稱為餘利或直接稱呼紅利）。其三，只要股東交付股金，官利即開始計算。雖工廠尚未建成開工，鐵路尚未建成通車，官利也需支付。由於企業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也需支付官利，所以常常“以股本給官利”，或“借本以給宮利”。⑦由於官利具有這些性質，所以股東與公司的關係，就不僅僅只是單純的企業投資人的關係，而是投資人又兼債權人。股票的性質，也不僅僅只是單純的證券投資，而同時又兼有公司債券的性質。

“官利”這種分配製度在18世紀中國的商業契約文書中已經可以看到，近代中國機器大工業企業出現以後，更是普遍存在於各種企業的分配製度中。進入民國以後，這種官利制度不僅得以延續，反而在國家頒佈的法規中正式出現。例如，1914年北洋政府頒佈的《公司條例》第186條規定：“公司開業之準備，如須自設立註冊後，二年以上，始得完竣。經官廳許可者，公司得以章程訂明，開業前分派利息於股東。”“前項利息之定率，不得超過長年六釐。”⑧此後，1929年和1946年修訂的公司法都保留了這一有關“官利”的規定，只不過1929年的《公司法》將年利降到了五釐⑨，1946年的《公司法》只載明瞭公司可在營業前分配股利的條款，而刪去了具體的年利率規定。⑩“官利”在有關股份公司的法規中出現，使官利制度具備了一定的法律依據，給官利制度的存在和延續提供了相應的法律保障。

可見，“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於近代中國企業分配方面的一種制度。在“官利”制度下，企業分配的利潤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利率，被稱為“官利”；一部分是浮動利率，被稱為“紅利”。辛亥革命之後，這種制度同樣沒有改變，不僅延續，而且在公司法上得到肯定，公開列為條目進行保護。(11)據現有資料顯示，這種制度此後長期延續，一直到1956年資本主義全行業進行改造時才結束。

類似這種長期形成的商事習慣和成文不成文的經濟制度，在辛亥革命之後大體都沒有什麼變化，一般都有延續，有的甚至有所發展和擴大。

二、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出現的變化

與經濟領域不變的部分相比，辛亥革命後出現變化的部分明顯更多。

首先，辛亥革命給中國社會各階層發展經濟提供了法律保障。辛亥革命之後制定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這是中國第一次以近代國家憲法——根本大法的形式宣佈中國國民的權利，破除了國民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枷鎖，為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後，被任命為民國政府農林工商（後改為農商）總長的張謇，在1913—1915年的任期內，主持全國農林、工商政務，編訂頒佈有關工商礦業、農林業、漁牧業等的政策法規二十餘種。這些政策法規涉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方面。特別是在保護民族幼稚工業，招商頂辦官營企業，統一度量衡制度，統一鑄幣權，改組商會、減免税釐以及引進外資，興辦實業等方面，制定和頒佈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初步構築了近代中國工商實業方面的法律體系，這是辛亥革命前從未出現過的現象。許多法律法規和施行細則都填補了此前中國工商法律的空白，對中華民族工商實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

在民國政府提倡鼓勵和法律法規的保障下，各種實業團體紛紛成立。近代中國經濟開始了迅速發展的一段時期，這是辛亥革命帶來的第二個大的變化。據不完全統計，僅民國元年宣告成立的實業團體就達40餘個；截至1915年12月，遍佈全國各省區的此類實業團體達107個。(12)這些實業團體的行業以及旨趣雖然各有不同，但振興實業，強國富民卻是共同的目標。在輿論宣傳和社團組織的影響推動下，中國出現了興辦實業的熱潮。據農商部的統計，僅僅在1912年和1913年，中國新成立的工廠數就分別達到2001家和1249家。到1916年全國的工廠數達16957家；1918年，全國工廠資本數達1.5億元以上。(13)

此後，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經濟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這期間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一批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快速崛起。也因此，這段時期被中外研究者稱為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黃金時代。(14)

在這些中國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崛起方式中，有首先從事一種行業，取得成效後逐步擴展，最終形成橫跨紡織、燃料、建材、採礦、火柴、運輸、金融等多種行業進行多元生產和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如大生、周學熙、劉鴻生企業集團等；有重點投資於麪粉、紡織兩業，並使兩業齊頭並進，最終形成較大規模的資本企業集團，如榮家資本企業集團；有重點投資於某一行業併兼及其他行業的企業集團，如以紡織行業為主的裕大華企業集團、以煙草行業為主的南洋兄弟煙草企業集團、以輪船運輸業為主的民生企業集團和以化工行業為主的範旭東企業集團及吳藴初企業集團等；還有從經營商業入手，然後投資於工業而發展起來的企業集團，如郭氏家族的永安紡織企業集團等。

這些企業集團發展迅速，大多數起步於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期：如張謇大生企業集團中的骨幹企業大生紗廠，1895年起步，1899年投產；孫多鑫、孫多森的通孚豐企業集團的阜豐麪粉廠，起步於1898年；榮家企業集團的保興麪粉廠，起步於1901年；周學熙企業集團接辦啟新洋灰公司為1906年；範旭東永久黃化工企業集團的第一家企業久大精鹽公司成立於1914年；郭樂、郭泉兄弟創辦的永安企業集團起家的永安百貨公司1907成立於香港，1918年進入上海；劉鴻生企業集團中的第一家企業蘇州鴻生火柴廠創辦於1920年，等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發展，到30年代，大部分中國民間資本企業集團已經形成。

這些企業集團的另一個特點是規模大，在各自的行業裏都有相當影響。這裏可以舉幾個統計數字以見一斑：1919年，周學熙企業集團中啟新洋灰公司一個企業的銷量就佔國產水泥總銷量的100%。1924年，啟新洋灰公司的資本額佔全國水泥業資本總額的55.7%，佔全國水泥業生產能力總數的33.62%，佔國產水泥業生產能力的43.4%；(15)1930年，劉鴻生企業集團的大中華火柴公司在中國火柴市場上的生產比重佔22.43%，銷售比重佔22.25%；(16)1932年，榮家企業在除東北以外的全國紡織和麪粉行業中的地位是：紗錠數佔19.9%，線錠數佔29.5%，布機數佔28.1%，棉紗產量佔18.4%，棉布產量佔29.3%，工人數佔17.5%。茂新和福新麪粉廠在全國麪粉系統中所佔比重為：資本數佔35.3%，粉磨數佔30.7%，麪粉生產能力佔31.9%，當年實際麪粉產量佔30.7%，工人數佔23.4%。(17)如加上孫多森、孫多鑫兄弟經營的通孚豐集團所屬的阜豐麪粉集團的生產能力，則榮家企業集團的茂新、福新系統加上孫家的阜豐系統，兩家麪粉企業的生產能力就佔到全國除東北外面粉生產能力的40%以上。(18)

這些企業集團的資本一般都在數千萬元，如大生企業集團在1914至1921年期間在企業方面的投資總額達到1244.3萬兩，如果再加上鹽墾公司的投資，“則大生資本集團所控制的資金總計達2480餘萬兩”。(19)且這些企業集團的資本增長速度都很快，榮家企業集團1923年全部企業的自有資本為1041萬元，可僅過10年，到1932年時就增加到2913萬餘元，較1923年時增加了179.8%。(20)劉鴻生企業集團1920年創辦第一家企業蘇州鴻生火柴廠時投入資本只有12萬元，此後歷經十餘年，到1931年時企業投資（包括公司股票、合資股份和船舶碼頭三項），已達740多萬元。(21)

這些民間資本企業集團的崛起和發展，是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重要標誌和最主要的構成部分，典型地體現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發展進程中的某些重要特點。

交通運輸和電訊企業在這期間也有了明顯發展。在鐵路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交通狀況十分落後，受到地理和自然條件的限制，傳統運輸方式中成本較低的水運只能在東部河湖水網和沿海地區有較大作用。沒有水路運輸條件的陸地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進行運輸，但這些運輸方式速度慢、運量小、成本高，還要考慮人、畜的消費，即便僅僅維持搬運者的最低生存需要，運費仍然很高。據估計，在20世紀20年代，鐵路運輸運費每噸公里不到0.015元，而手推獨輪車或平板車的運費至少要高十倍，至於人力肩挑背馱運輸的費用則高出二十至三十倍。(22)

到1911年為止，中國修建好的鐵路有9618公里，1937年時達到2.1萬多公里，機車1912年時為600輛，1936年達1243輛，客車1912年1067輛，1936年2047輛，貨車1912年8335輛，1936年15482輛。(23)根據20世紀30年代的統計，東北三省的鐵路佔全國已建成線路的42%，長江以北佔32%，江南佔22%，還有4%的鐵路在台灣。(24)

這期間同樣是中國輪船航運業快速發展的時期，1913年時中國輪船總計894只141055噸，1924年發展到2781只483526噸，12年中平均每年淨增輪船157只28539噸。(25)1935年時輪船增加到3985只71萬餘噸，比1928年淨增2633只42萬餘噸，8年中平均每年淨增輪船329只53425噸，大大超過了1913—1924年的記錄。另據1936年對全國500總噸以上輪船公司的調查，有成立年份記載的64家，其中1927年以後成立的42家。擁有輪船81只165114噸，平均每隻輪船2038噸。在這42家輪船公司中，有資本記載的24家，資本總額為5785000元，平均每家公司資本24.1萬元。(26)超過了1921—1926年的18.6萬元。(27)據調查，到1936年時，中國已擁有5000噸以上的大中型輪船公司27家。其中，擁有萬噸以上的輪船公司14家，除原有的招商局、政記、民生、三北、鴻安、寧興等公司外，新成立的大中型輪船公司佔了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後分別有5家萬噸以上的輪船公司問世，共有輪船22只78358噸，船均3561噸，(28)明顯朝着大型化方向發展。

本時期在輪船航運業的發展和經營方面，值得注意的還有：

全國性的航業管理組織——航政局得以成立。長期以來，中國輪船公司成立、船舶檢驗、頒發船舶證照、考檢船員及引水人、管理港務等項工作，以及沿海沿江航行工事的設立修理等等，均由外國人執掌大權的海關一手獨攬。這不僅導致主權旁落，而且執掌大權的外國洋員常常對華商進行種種壓制和刁難，以至“本國船隻出入於本國港灣，幾若身處異國，而洋商之船舶，則反可通融辦理，不受法律之限制，獨得優越之地位。其間接摧殘本國航業，直接保護外國航業，固不待言而曉也”。(29)在有識之士的一再呼籲以及抵制外貨、收回利權運動的推動下，自1933至1934年起，從海關收回了航業管理權，建立了交通部直屬的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和哈爾濱五大航政局，統管全國航政工作，長期旁落的航政主權得以收回。

在官方收回航政主權的同時，民間以“維持增進同業之公共利益及矯正營業之弊害，發展交通為宗旨”(30)的輪船業同業公會，也紛紛成立，或在原有基礎上改組重建。一時間，上海、天津、青島三市以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山東、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先後成立的航業公會達四十多個。(31)

當時的中國輪船公司幾乎全都成了航業公會的會員。航業公會在規範航業秩序、保護航商利益和促進航業發展等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公路1936年達117396公里，汽車62001輛。民航航線達11841公里，飛機27架；郵路584816公里，郵政局所72690個；電信局所1272個，從業人員20704人。(32)公路和民航都是在這期間發展起來的。

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中出現較大變化的另一領域是金融業。這裏以代表新式金融機構的銀行業為例進行説明。中國第一家銀行是成立於1897年的中國通商銀行，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銀行總數只有7家，資本總數為2156萬元。辛亥革命後，僅中華民國元年一年間成立的銀行數就達到14家。(33)此後到1920年，不算各種原因倒閉的銀行，實存的銀行數目達103家，1925年更達158家。銀行資本總數1920年增長到8808萬元，到1925年達到16914萬元。1920年銀行業的總資本數是1912年的2倍多，1925年更是達到1912年的將近8倍。(34)到1937年為止，中國的銀行總行數達到164家，資本達到4.1億多元。(35)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外國銀行在華勢力的活動。

在銀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證券、保險、信託業也都得到相應的發展，近代中國的金融業整體形成了初步的體系，與此期新式大機器企業的發展相互呼應，出現了一種新的氣象。與此同時，經過1933年的“廢兩改元”和1935年的“法幣改革”，此前中國極為混亂的幣制基本得到統一，這時，經過多年的努力，到1934年為止，中國的關税主權也基本得以收回。這些都為大範圍的商品流通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辛亥革命打開和奠定了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

法律法規初成體系，工業製造業、交通運輸業和金融業快速發展，這些骨幹行業為主構築的近代經濟體系，是打破清朝統治王朝體系“舊房子”，摸索和建立共和國“新房子”階段中取得的成效。這些變化大大推進了近代中國國內商品和市場的發展，各種要素市場得以出現，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比例大大擴展，使得近代中國的市場經濟得以發展並初步成形，應該説，這是辛亥革命之後經濟領域中出現的最大變化。

根據吳承明的研究，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國內市場的發展還很慢，90年代起開始顯著，“而迅速擴大是在二十世紀，尤其是二三十年代”。(36)韓啟桐根據海關原始貨運單編制的《中國埠際貿易統計(1936—1940)》一書的數字支持了吳承明的論斷。根據韓啟桐的統計，1936年不包括東北在內的四十個海關輸出總值（指輸往國內各關者，故等於各關輸入總值），“為十一億八千四百七十餘萬元”，(37)但這僅僅是通過輪船運輸的貿易值。鐵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貨運量無統計，在30年代，鐵路、公路和木帆船的貨運量大約是輪船運輸量的三倍，如果就“以三倍計，粗估1936年的全部埠際貿易額約達四十七億點三元，比之鴉片戰爭前的長距離貿易約增長四十三倍”。(38)

再從市場的商品結構來看，鴉片戰爭前國內商品流通額中，糧食居第一位，佔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居第二位，佔百分之二十四；以下依次為鹽、茶、絲織品等。鴉片戰爭後，逐漸發生變化，“到1936年，在埠際貿易統計中，佔第一、第二位的都已是工業品，糧食退居第四位，鹽、絲等更在二十位以下了”。“若就全部埠際貿易流通額論，工業品佔百分之三十四，手工業品佔百分之四十二，而農產品只佔百分之二十四”。商品的主要流向是：工業品從沿海通商都市流向內地；農產品和農副業加工品由內地流向沿海通商都市。工業品到達內地城市後，大部分還要分運下鄉；而農產品則要從農村運來。在此過程中，主要的都市成為商品的中轉地。例如1936年上海運出機制“棉布九十六萬八千餘公擔，分走二十三個商埠”；運出棉紗“九十六萬餘公擔”，“直接運往三十一個關埠”。(39)

值得強調和指出的是，辛亥革命後經濟領域中出現的這些變化，並非是一般性的變化，而是在性質上發生了改變。也就是説，這時期的經濟，已經不是此前完整意義上的傳統經濟，不是在封建王朝體系下，以維護和鞏固“清朝”統治為中心的經濟體系，而是改變為以“市場”為中心進行運轉。很明顯，辛亥革命後，通過市場進行交換和配置資源的經濟成分大大增長，並在不斷推進和完善中。此時，經濟法律法規為市場經濟的推進提供了法律法規的框架和邊界；交通運輸業的演進和發展為商品流通提供了運量大範圍廣時間短的運輸工具；電訊郵政等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商品市場所需的快速信息；新式金融體系和傳統金融體系相配合，共同為市場經濟資金結算和資金融通及匯兑提供了便利。可以説這些變化，已經奠定了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並初步形成了體系。

明確並強調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國經濟史學界爆發過一場關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中心線索的大討論。這次大討論打破此前學術界以階級鬥爭為綱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束縛，提出了不少新的觀點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三種，分別是由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丁日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汪敬虞和吳承明所提出。

丁日初認為：“應以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作為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中心線索。”他認為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是新興的、先進的生產方式，顯著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初步奠定了國家現代化的經濟基礎，並促進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現代化的進展。他説：“資本主義經濟在近代國民經濟中始終不佔優勢，然而，他影響傳統經濟，決定着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所以成為近代中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成分。就像工人階級雖然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很小，但它卻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力量一樣。”(40)

汪敬虞則認為，應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為中心線索。在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時，應特別注意研究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原因。他説，“貫穿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心線索，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這條中心線索本身有內在的邏輯聯繫，從而可以推動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問題的深入研究”。他認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種歷史現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應該聯繫到這條中心線索上來。它從方法論上有助於豐富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涵量和內容，會使中國近代經濟史上許多問題的討論，提到理論的高度”。對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既有提綱挈領之功，聯繫前後左右之力，又有充分發揮、論斷和研證的廣闊餘地”。(41)

吳承明的看法則有不同，他認為應以市場和商業的發展作為中心線索。“對19世紀以後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仍是以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主線的。且其研究範圍不限於經濟領域，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資本主義化勢必影響整個社會生活。”他主張用“市場和商業來研究現代化因素的產生和發展”。他認為研究市場發展的軌跡，遠比研究資本主義萌芽有效，因為市場發展的軌跡與資本主義萌芽相比，“遠較明顯，它是連續的，並可利用物價、貨幣量等多少作一些計量分析，作出週期性曲線”。他認為研究市場和商業發展的這種研究方法，“可以説是遵循着一種‘現代化即市場經濟’的假説”。這種假説，解決了近代經濟史研究中“‘現代化即資本主義化’假説的矛盾”。吳承明還認為，“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遲早總會由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但是，正像歷史上有的國家或民族沒有經過奴隸制社會、有的沒有經過封建社會那樣，實現現代化也不一定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就是“由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的。但進入社會主義後，仍然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實現現代化”。(42)

筆者同意吳承明的看法，但認為應明確提出以市場經濟的發展作為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的中心線索。理由如下：首先，資本主義經濟儘管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中佔據了領導地位，但畢竟是外來物，是引進並在中國社會這個母體上產生髮展的一種新型經濟，以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主線索研究中國近代經濟，與“外因是根據，內因是決定因素”的辯證法有一定的矛盾和衝突，難以全面客觀地研究中國近代經濟的整體發展演變。其次，用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主線索，關注的焦點必然集中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演變上，其結果必然有意無意對非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產生輕視和忽略，但被輕視和忽略的這一塊卻在近代中國經濟中佔有壓倒性的比重。反之，如用市場經濟的發展作為主線索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可以將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非資本主義經濟內容全部涵蓋，包容性更大更強，能夠從更高更廣的視角觀察和分析整個中國近代經濟的演變全貌和彼此之間各個部分的聯繫，可以達到汪敬虞所説的“這條中心線索本身有內在的邏輯聯繫，從而可以推動中國近代史上一系列問題的深入研究”的目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種歷史現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應該聯繫到這條中心線索上來。它從方法論上有助於豐富中國近代經濟史的涵量和內容，會使中國近代經濟史上許多問題的討論，提到理論的高度”。對於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既有提綱挈領之功，聯繫前後左右之力，又有充分發揮、論斷和研證的廣闊餘地”。

但是，市場經濟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必須有相應的運行機制、構架和外在表現標誌。從本文第二部分的敍述可見，法律法規的漸成體系，近代大機器製造業的興起，鐵路輪船為標誌的現代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郵政電訊提供的快速信息服務和銀行業為首的金融融資結算體系的建立等等，一方面構建了中國近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近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外在表現、構架和標誌。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朝統治後，經濟領域中雖然有沒有變化和變化不大的部分，但變化的部分卻更明顯，並且預示和標誌着新的發展方向和前景，引領着中國經濟的前行。而這些經濟領域中的變化，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建立民國後才得以迅速興起和實現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説，辛亥革命同樣使中國近代經濟發生了“突變”，只不過這個“突變”不像政治突變那樣在短時段裏表現明顯，它更多地表現在經濟性質發生的改變上。而且，它的外在表現需要時間，是一個過程。

總之，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近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經濟性質發生突變這一點，是我們在觀察和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時不應忘記的。當然，在這其中，辛亥革命對近代中國市場經濟的促進和發展是對中國經濟最大的貢獻之處。

註釋：

①如1912—1919年，新式農牧企業由59家增至100家，增加了69%；資本由285.9萬餘元增至1244.5萬元，增長了3倍多（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340—34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關於梁漱溟、晏陽初等為代表的農村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可參見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關於盧作孚的鄉村改革活動，可參見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②朱蔭貴：《論近代中國企業吸收社會儲蓄》，載《復旦學報》，2007(5)。

③⑤王志莘：《中國之儲蓄銀行史》，第319頁，新華信託儲蓄銀行，1934。

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致上海銀行公會函》，見上海檔案館藏上海銀行公會檔案（以下簡稱上檔）S173-1-203，第20—21頁。

⑥參見《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三十週紀念冊》，1929年1月編印，“附：勸告同仁儲蓄宣言”。

⑦張謇：《大生崇明分廠十年事述》，見《張謇全集》，第3卷，第209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⑧沈家五編：《張謇農商總長任期經濟資料選編》，第47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

⑨《工商法規彙編》(1930)，轉引自上海檔案館編：《舊中國的股份制》，第300頁，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

⑩沈祖煒主編：《近代中國企業：制度和發展》，第54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11）朱蔭貴：《引進與變革：近代中國企業“官利”制度分析》，載《近代史研究》，2001(4)。

（12）虞和平：《論辛亥革命後的實業救國熱潮》，載《貴州社會科學》，1983(2)；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第194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3）楊銓：《五十年來中國之工業》，轉引自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10、1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14）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代表者如吳承明、江泰新主編：《中國企業史》（近代卷），第390頁，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04;[法]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張富強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16)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劉鴻生企業史料》，上冊，第169、1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以下簡稱《劉鴻生企業史料》）。

（17）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285、28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以下簡稱《榮家企業史料》）。

（18）據上海市糧食局、上海社科院經濟所等編：《中國近代麪粉工業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201頁記載，1936年時日生產能力達51599包，“佔全國民族資本麪粉工廠的日生產能力452218萬包的11.3%”。

（19）大生企業編寫組編：《大生系統企業史》，第109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20）《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269頁。

（21）據劉鴻記賬房資料整理統計，轉引自馬伯煌：《劉鴻生的企業投資與經營》，載《社會科學》，1980(5)。另見《劉鴻生企業史料》“前言”。

（22）[美]阿瑟·恩·楊格：《1927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第351頁，陳澤憲、陳霞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23）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80、194—195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24)AlbertFeuerwerker:TheChineseEconomy,1912—1949,Michigan,1968,p.44.

（25）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下冊，第2079頁表5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6）《航業年鑑》（航業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擴大號），第1編，第259—265頁，1937-08-15。

（27）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1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上引均見《航業年鑑》（航業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擴大號），第1編，第259—265頁。

（29）王洸：《中國航業》，第102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30）(31)《航業年鑑》（航業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擴大號），第2編，第57、3—5頁。

（32）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第626—627頁。另一説1935年輪船達3895只，675172噸（見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2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33）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全國銀行年鑑》(1937)，A7—8頁。

（34）唐傳泗、黃漢民：《試論1927年以前的中國銀行業》，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35）沈雷春編：《中國金融年鑑》(1939)，第114頁，1979。

（36）(38)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6、26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37）韓啟桐：《中國埠際貿易統計，1936—1940》，轉引自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7頁。

（39）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269—270、281—282頁。

（40）丁日初：《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與資本家階級》，第8—9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41）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序言”第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2）吳承明：《中國的現代化：市場與社會》“代序”第7—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中國近代史之辛亥革命6100字論文：《論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 篇二

[內容提要]辛亥革命“趕跑了皇帝”為中國人民走向獨立和解放掃除了最大的障礙；“中華民國”的創立是專制時代結束，民主共和世紀到來的重大標誌；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給20世紀的中國最為寶貴、最有價值的偉大思想成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關鍵詞]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民主共和

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發生於20世紀，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前途命運，決定了中國歷史發展方向，深刻改變了中國和中國人民面貌的三大歷史性鉅變。其中，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創立，是20世紀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第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它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開啟了中國進步的大門，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石。它的不朽業績值得我們在其百年之時予以特別的紀念。

一、辛亥革命“趕跑了皇帝”為中國人民走向獨立和解放掃除了最大的障礙

1939年，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説它失敗，是説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為中國人民走向獨立和解放掃除了最大的障礙正是“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所具有的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皇和帝是遠古時期對於人間最高統治者的尊稱，原來是分開使用的。公元前221年“六王畢，四海一”，秦王嬴政統一天下，覺得自己 “功高三皇，德兼五帝”，豐功偉績“亙古未有”，遠比古代傳説中的三皇五帝要大的多。志得意滿之際，於是將“皇”和“帝”這兩個原來單獨使用的人間最高的稱呼合二為一作為帝號，加封給自己，“皇帝”的稱號由此產生。又因為他是中國第一個皇帝，於是就自稱是始皇帝。

從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到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溥儀，大約是2000多年，期間被趕下台的皇帝不下幾十個，但是除溥儀外，無論是因帝位紛爭還是因農民起義的打擊，封建王朝的改朝換代在這2 000多年裏的最終結局都是一樣的，都是舊皇帝被趕下台，新皇帝取而代之，如此循環往復，沒有例外。但是，時間到了上個世紀初，也就是__年前，皇帝在中國的氣數終於到了盡頭。在辛亥革命滾滾洪流的強力衝擊下，內外交困的裕隆皇太后不得不於1912年2月12日代當時剛滿6週歲的末代皇帝溥儀宣佈退位。這是一個偉大的事件，統治中國2 000多年的皇帝，就這樣被無情地趕下了中國政治舞台，而且從此斷絕了後繼者（曇花一現的袁世凱和張勛的短暫復辟不算）。

可見，正是辛亥革命給予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史無前例地終結了皇帝在中國至高無上、至尊至極的地位和命運。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所説的辛亥革命趕跑了皇帝，絕對不是又一次重複封建王朝改朝換代“新皇帝取代舊皇帝”的歷史輪迴，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和深遠歷史影響的。什麼意義和影響呢？就是在中國，“皇帝”從此成為了字詞典裏的歷史名詞，成為曾經存在過的歷史古董，徹底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壽終正寢”了。這可是個相當了不起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性鉅變。我們當代人因為不是帝王時代受苦受難的親歷者，僅是從書本上甚至影視作品裏獲得對於皇帝和那個時代的非常膚淺的感知，是很難理解這一歷史性鉅變的深刻性的。正如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親歷過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__年前曾經説過的：“沒有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人對辛亥革命的意義往往是認識不足的，因為他們不能體會到要推翻已經沿襲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這確實是中國自封建社會形成以來的漫長歲月裏所不曾有過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長達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朕即國家”、“國不可一日無君”，封建皇帝是秉承天命降世，代表上天統治人間的“真命天子”，人民羣眾只是具有絕對服從義務的天子的奴僕和子民。絕對不容置疑的封建皇權思想則是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和殘酷的思想牢籠，任何懷疑、動搖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的言和行，都被視為是“大逆不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紅樓夢》裏説“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捨得自己的肉一片片被割了才敢把皇帝拉下馬，沒有幾個人具有這樣的勇氣的。因此，打到皇帝，這在封建社會裏是沒有幾個人敢想的大逆不道的事情。

此外，__年前，從世界範圍看，除了美、法等少數國家外，幾乎都實行着君主制度，英國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德國是威廉一世，俄國是沙皇，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等國則是國王。即使是今天，已經21世紀了，全世界還有40多個國家保留着君主制度，亞洲就佔了一半還多。而中國卻早在__年前竟然一下子就把皇帝從權利金字塔的塔尖給拉下來了，把封建統治集團的總頭頭給毫不留情地敲掉了，這絕對是動地驚天的歷史鉅變。原來被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就這麼被打倒了，那麼還有什麼陳腐、落後的東西不可以懷疑，還有什麼能夠禁錮住人們的思想？還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歷史前進的步伐？人們豁然開朗，長期被禁錮的思想獲得了空前驚人的解放，革命精神受到極大地鼓舞，反對專制的民主運動持續高漲。這是辛亥革命後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空前加快，迅速走向五四運動、走向中國共產黨誕生和新中國成立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

因此説，“趕跑了皇帝”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個大功勞，正是辛亥革命把延續了幾千年的神聖皇權和皇帝制度統統“送進了歷史的墳墓”，曾經是那麼不容置疑、天經地義的君權神授觀念和皇權至上思想在一夜之間被徹底顛覆，古老中國運行了幾千年的統治規則被徹底打破了，以皇權為核心的等級森嚴的金字塔社會秩序在整體上亂了套。這就為中國人民走向獨立和解放的道路掃除了最大的障礙。而由此開啟的則是一個全新的沒有皇帝的民主共和時代。因此，辛亥革命“趕跑了皇帝”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一不朽的歷史功績，是值得彪炳史冊大書特書的，無論今天我們怎樣評價都是不過分的。

二、“中華民國”的創立是專制時代結束，民主共和世紀到來的重大標誌

辛亥革命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一方面它趕跑了皇帝，顛覆了封建帝制，覆滅了大清皇朝，打碎了一箇舊世界。另一方面，它創立民國、實行總統制、制定了《臨時約法》，頒佈了一系列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法令，開創了一個新世界。

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國旗。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成立，開啟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嶄新紀元。

總統、國會、憲法，這三者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象徵。孫中山領導“中華民國”政府在帝制的廢墟上建立起法、美式的民主共和國，確立了總統制，成立了臨時參議院，並着手製定國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由此將封建專制的中國納入到民主共和的軌道上，走出改朝換代的歷史循環，跨進了近代的門檻，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起民主共和的旗幟，這是一件有着破天荒意義的偉大事件。“中華民國”的創立成為專制時代結束，民主共和世紀到來的重大標誌，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又一偉大成果。“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全新的國家觀念，從此深入人心。

“中華民國”的開創性首先體現在與世界先進的政治制度接軌，標誌是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3月11日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臨時約法》是正式憲法頒佈前的國家根本大法。它所做的“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等自由的規定，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了人民應享有的民主權利和義務。

《臨時約法》以美國和法國的“三權分立”、“代議政治”原則為指導，規定了參議院、大總統、國務員、法院等各自的權限，確立了限制總統權利的“責任內閣”制。由此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體現民主共和精神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這部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民主憲法，以“主權在民”為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則，徹底地否定了封建專制制度，在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民主共和體制，它引導並且規定着中國邁向現代國家的方向，為使中國不可逆轉地由封建專制政體轉軌到近代民主共和政體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由此而奠定了民國大廈的基石，在制度層面上完成了反封建的歷史使命，同樣具有開創性的歷史意義。

除了制訂根本大法《臨時約法》外，南京臨時政府還在其存在的短短三個月中，通過頒佈一系列除舊佈新的法令，進行了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等方面的全方位變革，由此將中國引入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

“自由盡是新風尚”，這是對民國初年中國社會習俗改良成果的最好的概括。禁纏足、禁鴉片、禁賭博，改稱謂，廢跪拜，禁止販賣人口，倡女權，易服飾，倡導自由婚姻，等等，成為一股時代性的社會潮流。1912年3月5日，上海的《時報》發表題為《新陳代謝》的文章，其中寫道：“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興，舊教育滅……剪髮興，辮子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民族平等、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呼聲在中華大地迴盪。總統、議會、憲法、政黨出現了，國體改變了，政體改變了，民主共和初步由理想變為現實；辮子剪掉了，服飾改換了；黃龍旗扔掉了，五色旗飄起來了。政治體制的革故鼎新，政黨政治的初步實踐，社會團體的競相成立，社會輿論的空前活躍，報刊雜誌的論爭激辯，社會習俗的除舊佈新，新生事物的層出不窮，空前的民主氣象，競辦實業的浪潮，形成了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局面。辛亥革命所帶來的社會急劇變革，改變着古老中國的社會面貌，一系列中國人聞所未見的新生事物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風俗等方面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興旺與新生氣象，使民國初年的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面貌為之一新。

三、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

1906年，同盟會在《革命方略》中寫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些話在今天聽起來似乎平淡無奇、波瀾不驚，但是在__多年前的中國社會，產生的卻是石破天驚、震撼人心的力量。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推翻皇帝統治，這種翻天覆地式的社會大革命，深刻和直觀地對中國民眾進行了一次民主主義的教育和洗禮，它在推動中國邁入現代化門檻的同時，阻斷了中國社會任何後退的可能。民主共和思想的廣泛傳播，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成為辛亥革命以後一種社會共同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時代意識。正如梁啟超所云：“任憑你像堯舜那樣賢聖，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樣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樣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有人答應。”歷史發展的事實確是如此，袁世凱的皇帝夢只做了83天，張勛復辟更是短命到12天即草草收場，都充分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而歐洲早期資產階級戰勝封建勢力，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的道路卻要曲折的多，經歷了復辟與反覆闢的長時間鬥爭。從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算起，英國資產階級和封建王朝進行了長達48年復辟與反覆闢的鬥爭；法國從1789年至1830年，再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成立，經過三次封建王朝復辟，共歷時86年，共和派才最終戰勝帝制派穩固了政權；而從整個歐洲範圍看，從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到1871年德國統一實現，前後經過兩個多世紀的反覆較量，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才最終定局。

與此對比鮮明的是，在一個世紀前的中國，這種阻力卻要小很多，封建勢力復辟帝制無一成功者，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都只能是曇花一現。

袁世凱竊據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後，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居於統治的最高層，擁有着無限的權利，掌握着龐大的軍事機器，控制了從中央到各省的政權，他的統治權威，在當時實際上比前清皇帝還要強大。

1915年12月13日，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宣佈廢除共和政體，實行帝制，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自任皇帝。袁世凱背叛共和、復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立即激起全國憤慨，遭到了經受過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刻洗禮的社會各界的羣起反對。1915年12月25日，蔡鍔等人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孫中山也號召全國人民奮起為重建民國而鬥爭，很快就形成了南方各省相繼宣佈獨立，對敢為帝制的袁世凱“天下共擊之”的局面。席捲半個中國的護國運動迫使袁世凱不得不於1916年3月22日宣佈取消帝制、重歸共和。兩個半月後的6月6日，四面楚歌、眾叛親離，僅僅做了83天皇帝夢的袁世凱，在萬民唾罵聲中憂懼而死。

張勛原是晚清江南提督，統帥江防營駐紮南京。辛亥革命爆發後，張勛負隅頑抗革命軍，戰敗後潰守徐州、兗州一帶，繼續與革命為敵。民國成立後，他和他的隊伍頑固地留着髮辮，表示仍然效忠於清廷。1913年，張勛因參與鎮壓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凱提拔為長江巡閲使，從此擁兵徐州，成為一時聲勢赫赫的地方軍閥。1917年5月下旬，“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黎元洪與國務院段祺瑞因解散國會問題發生嚴重衝突，爭相拉攏張勛。別有用心的張勛乘機率“辮子軍”於6月14日進入北京，表面充當黎、段之間的調解人，暗中策劃發動復辟。1917年7月1日凌晨3時許，張率領諸人在養心殿向廢帝溥儀行三拜九叩禮，奏請復辟。同日，溥儀發佈“即位詔”，宣告親臨朝政，收回大權。同時公佈9項施政方針，連下8道“上諭”，大舉封官授爵，恢復清朝舊制。參加復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書、閣丞、侍郎等要職。張勛還通電各省，宣佈已“奏請皇上覆闢”，要求各省應即“遵用正朔，懸掛龍旗”。復辟消息傳出後，也是立即遭到了舉國一致的反對，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討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組成討逆軍，防守的“辮軍”一觸即潰，張勛在德國人保護下逃入荷蘭使館。復辟醜劇僅僅上演了12天，就在千夫所指中狼狽收場了。自此以後，在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敢於帝制自為者”。

民國建立後，袁世凱、張勛等人喧鬧一時的復辟逆流，之所以終於未能翻起大的波瀾；復辟封建帝制在與捍衞共和體制的較量中，之所以只三兩個回合就以失敗告終，而沒有像英法等國家那樣經歷長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復辟與反覆闢鬥爭。探究其原因，歸根結底是由於辛亥革命的洗禮，“民主共和”的觀念已經完全地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主流意識，在人們心中取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統地位，“逆勢者亡”則成為所有敢於倒行逆施者無一能夠逃脱的鐵的定律。兩次復辟鬧劇，不僅沒有中斷民國，反而進一步證明了“民主共和”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擋的歷史潮流，是20世紀中國社會不可逆轉的發展方向和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而對於中國民主政治現代化的啟程來説，應該看到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因為它在一定的意義上減輕了復辟與反覆闢長時間反覆較量將必然帶來的社會震盪；減小了中國由一個以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閉關鎖國的、王權體系十分牢固的傳統社會，向以民主共和制度為核心的現代社會轉型的代價，減低了維護民主共和體制的成本。

“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留給20世紀的中國最為寶貴、最有價值的偉大思想成果。它的精神是永存的。

中國近代史之辛亥革命9700字論文：《再議辛亥革命的成敗》 篇三

摘要：辛亥革命的動力是由革命黨、立憲派、統治集團內部改革派等多種力量組成的反清陣營，立憲派壓抑黨人，袁世凱迫孫讓位應視為陣營內部的鬥爭，不能作為失敗的依據。立憲派“保路”引發武昌起義，策動“獨立”促進清朝統治的瓦解，袁氏集團擁護“共和”迫使清廷退位，革命陣營擴大恰與勝利同行。辛亥革命的目標可以理解為“主體預設”和“後人規定”等多層任務，要求徹底完成後人規定的反帝反封建任務，違背了歷史主義原則，據此不足以證明其失敗。辛亥革命基本完成了主體預設的三民主義，也參與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表明了勝利。辛亥革命付出代價決定於專制的頑固與滿漢之間的對峙，革命後的割據根源在於封建經濟與列強幹預，代價與混戰也不能證明失敗。革命促進了政治體制、經濟基礎與文化意識的進步，受益大於成本，再次印證勝利。

關鍵字：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過去了__年，關於其成敗得失的爭論也幾乎持續了__年，有的論者認為辛亥革命失敗了，筆者以為，這一結論並不符合歷史實際，因為大量的歷史事實均佐證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有的論者認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顯然，這一結論不合邏輯，因為評價成敗應該依據主導因素作總體考察，而不是作經驗教訓的局部分析，勝利與失敗不可並存。本文試圖通過對“主體失權論”、“目標未遂論”以及“性價失衡論”的質疑，論證辛亥革命的成功。

一、“主體失權”論與多種主體

堅持辛亥革命失敗論者的第一個依據是革命主體對於政權得而復失。他們認為，武昌起義以後，部分獨立省份的領導權落入比較温和的立憲派手中，標誌着部分地區革命派失去政權，失敗的過程已經開始；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孫中山將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標誌革命領袖失去政權，這是失敗的關鍵；北京政府建立以後，從握有一定權力的“同盟會內閣”到徒有虛名的“國民黨內閣”，標誌着革命政黨失去政權，這是失敗的又一表現。在失敗論者那裏，“地方革命派、革命領袖、革命政黨相繼失權”的事實，不符合“在鬥爭中打敗對方”的勝利意義，恰恰符合“在鬥爭或競賽中被對方打敗”的失敗邏輯，於是，失敗論似乎順理成章。然而，失敗論者忽視了至關重要的概念界定：辛亥革命的對象與動力到底是誰？

關於辛亥革命的對象本來沒有異議，就是既代表君主專制制度，又代表民族壓迫，而且一定程度成為洋人朝廷的清王朝。但是，依照失敗論者上述觀點，如果立憲派以及部分與之接近的官僚上台掌權就意味着革命失敗，那麼其潛台詞便是：無論其對革命的態度如何，立憲派以及部分與之接近的官僚均被列入革命的對立面，成為革命的對象，這種將立憲派以及部分與之接近的官僚與清王朝畫等號的邏輯顯然有誤。

關於辛亥革命的動力需要作仔細分析。當時，曾有同盟會員寫道：“是故革命之主義，非黨人所能造也，由平民身受之疾苦而發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則革命之主義日熾一日，而革命黨之實力亦日盛一日。”[1]雖然，文章重點在於革命原因，但也比較客觀地反映了革命並非黨人獨創，革命陣營不斷擴大的真相。現今，部分海外學者議論辛亥革命為國民革命，其觀點可以商榷，但也引發人們對於辛亥革命參與者十分廣泛這一事實的關注。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辛亥革命是由歷史合力推動的真相越發明顯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為失敗論者所詬病的立憲派，其實是革命陣營的組成部分。這一政治集團的思想主張與革命派有相同之處。他們主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其強烈程度與同盟會相比，有過之無不及。他們主張擴大民主權力，儘管長期以立憲為旗號，程度不及共和派，但不可否認，希圖在中國實施現代民主制度的方向與同盟會的主張基本一致。他們中的多數人對於滿洲貴族專橫跋扈十分不滿，當然其激烈程度較之激進派相對温和，正是據此學術界也視其為資產階級代表。在一段時間裏他們與革命派存在隔膜，但是彼此並非截然對立。被視為立憲派中最反對革命的康有為其實也沒有完全抹殺革命，他承認法國大革命的合理性，並且宣稱如果清王朝倒行逆施，革命也是“吾國自有之意”[2]。立憲派中較為激進的梁啟超更是認為革命天經地義，認為革命乃“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是一種“別造一新世界”的變革[3]。其言語竟然與同盟會如出一轍。

這一集團的行為曾與革命相互配合。1901年，維新派組織了“自立軍起義”，幾乎和興中會等組織同時發動了反對清王朝的武裝鬥爭。儘管立憲派與同盟會存在諸多分歧，但其主持的宣傳民主、收歸路權、抵制美貨等活動，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清政府“預備立憲”騙局暴露後，立憲派領導的四川保路運動發展成武裝鬥爭，為武昌起義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武昌起義後，立憲派策動南方各省獨立，立憲派推動和談，促成推選袁世凱為總統，建立了北京政府。

這一集團的演變日益向革命靠攏。如果説在“皇族內閣”出現以前，立憲派對“暴力革命”尚有保留，是向清廷進攻的另一不同戰線，參與了廣義的“民主革命”，那麼，在這以後部分立憲派加入了更嚴格意義的革命陣營，併為之鞍馬勞頓。因此，立憲派非但不是革命的對象，而應視為革命的動力。

被失敗論者視為罪魁禍首的袁世凱集團，其實也曾作為統治階級內部的立憲派，進入革命陣營。戊戌年間，袁世凱曾列名強學會；新政期間，他提出以擴練新軍、廣興學堂、派遣留學為內容的新政要點十條，與深受張謇等立憲派影響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南北呼應；世紀之交，他在直隸認真推行現代化新政，儼然成為風靡一時的新政典範。

袁世凱與立憲派交往頻繁。他與江浙張謇、鄭孝胥集團關係甚密，早在1904年，張謇就寫信給自己原來的學生袁世凱説：“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4]，並“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小室信夫”[5]。袁世凱則恭維張謇：“各國立憲之初，必有英倫領袖作為學説，倡導國民，公夙學高才，義不多讓”，並表示“鄙人不才，願為前驅”[6]。1906年12月，張謇在上海發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袁世凱派人蔘加，表示支持。他還多次向朝廷舉薦張謇、鄭孝胥等立憲派人士，例如，1908年初，袁世凱、張之洞曾聯名保奏楊度為四品京堂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以至於：“憲政編查館所頒憲法，汪榮寶、楊度所擬居多”[7]。

共同的立憲目標促成了朝野兩派的靠攏。當資產階級立憲派發起請願運動，要求速開國會時，袁世凱等人也一改原來立憲要有“預備”的初議，紛紛上折要求“加速”。這樣，在立憲的基點上他們實現了結合。由於袁世凱的顯赫地位以及對預備立憲的積極態度，竟被資產階級立憲派視為立憲運動的中堅，楊度就公開讚許他是政府立憲的首腦，張謇則稱讚他“偉哉，足以伯仲大久保”[8]。

統治集團內部立憲派和資產階級立憲派這種密切聯繫，既推動着他們倡行立憲，也是他們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重要原因。如果同意將袁世凱等舊官僚歸為統治集團內部的立憲派，那麼，他們由立憲轉而革命，也就並非難以理解。

歷史表明，袁氏對於革命態度經歷了明顯的轉變。歷史將袁世凱推到了十字路口，或者遵循“忠臣”的本分，成為清廷的殉葬者；或者順應歷史的潮流，協助資產階級建立民主共和的新起點，歷史在考驗着袁世凱的膽識與魄力。張國淦的一段記憶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張擁護君主，絕口不言共和，至各處通電到京，則言‘本人地位但知擁護君主到底，絕對不能贊成共和，不過世界既有共和學説，亦不妨研究。’”後經汪精衞、魏宸組遊説，“袁漸漸不堅持君主，最後不言君主，但言中國辦到共和頗不易，汪魏言：‘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不可。’袁初謙讓，後亦半推半就矣。”[9]從“不言共和”到“不言君主”，從“不妨研究”再到“半推半就”正是袁氏對共和與革命態度變化的縮影。

袁氏與清廷的裂隙早已有之，1908年，滿洲親貴以“足疾”為由，迫使袁世凱離開政權中心，朝中重臣幾成刀下之鬼，政見之爭疊加權力傾軋，已促使袁世凱心生反清情愫。袁世凱出山以後開始了向革命的靠攏。出山之初，他提出組閣六條，要求不究黨人，留下妥協伏筆。出山之後，“亦有深意”[10]地派主張共和的唐紹儀為代表參加南北議和，果然，唐在第二次會議上便宣佈：“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11]。惜陰堂私下會晤，“即共同研究如何對付北方”[12]。最後決定召開國民大會討論國體。同時，段祺瑞的代表寥宇春秉承袁的意旨，向黃興提出組織共和政體，公舉袁為總統的條件。袁世凱同革命陣營眉來眼去，也透露出他對清廷的叛逆。1912年1月3日，袁授意駐外使節電請清帝退位。1月16日，袁內閣正告清廷：“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應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13]為了反擊“宗社黨”武裝反抗的陰謀，袁又讓北洋將領致電內閣，強硬要求清廷：“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接着揚言：“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準備兵諫。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無法抵禦內部的反戈一擊，終於在袁世凱的逼宮下，宣佈退位。儘管袁世凱曾經與革命黨刀槍相向，但畢竟“背叛皇帝”，“成了共和派”的同路人[14]，而且正如孫中山所説：“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15]這個正在轉變的袁世凱同樣不能被視為革命對象，他確實為革命出過力。

當我們轉變觀測視角，從視立憲派與袁氏集團為革命對象，轉為革命動力，那麼失敗論者的所謂失敗過程就會完全改變，成為勝利的過程。立憲派領導“保路”，引發了武昌起義的鼓號齊鳴，恰是革命勝利的開端；立憲派策動“獨立”，促進了清廷在全國統治的土崩瓦解，恰是革命勝利的擴大；袁氏集團擁護“共和”，最終迫使清廷退位，恰是革命勝利的關鍵。這樣，辛亥革命的革命動力被革命對象打敗的邏輯便不能成立。

當然，我們不否認革命陣營內部存在着複雜鬥爭，有時鬥爭還比較激烈，即便是失敗論者視為革命基本動力的同盟會內部也確實出現了“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渙散狀況，但是，所有這些鬥爭同反對民族壓迫、建立民主制度、追求國家富強的最大障礙———清王朝這一革命的基本鬥爭相比較，均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用這些次要矛盾的得失否認主要矛盾的勝敗顯然不妥。我們也承認這些矛盾鬥爭在革命勝利後，會發生轉變，甚至變為社會主要矛盾，但這畢竟是後來之事，用這些後來矛盾的得失否認當時矛盾的成敗同樣不妥。正像不能由於平等派、掘地派被鎮壓，清教分裂解體，就完全否定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能由於雅各賓派的敗亡，就斷言法國大革命失敗；更不能由於林肯被刺就全盤否定美國的南北戰爭。

二、“目標未遂”論與多重目標

堅持辛亥革命失敗論者的另一依據是革命目標沒有完成。他們認為，辛亥革命沒有全面實現民族、民主、民生的三大預期目標，也沒有解決包括推翻封建制度、擺脱帝國主義壓迫在內的民主革命基本任務。由於目標沒有實現，勝利當然有誤，失敗才合乎邏輯。但是，失敗論者對於目標的理解以及對事實的認識均有偏差，因為沒有正確解釋：革命的目標是什麼？目標由誰規定？目標合理與否？

革命目標應指參與主體的預期任務。學術界公認的革命目標就是同盟會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是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義。評價其成敗，主體預期實現與比預期合理與否更為關鍵，因為預期合理與否，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沒有實現的預期，必有不合理之處。

歷史表明，三民主義的主體內容基本合理，而且基本實現了。民族主義反映了當時國內滿洲貴族與其他民族的矛盾，折射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民主主義反映了封建君主專制與人民大眾的矛盾。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標誌革命者再一次向目標發起了衝擊。1912年1月，建立南京臨時政府標誌着革命取得了重大勝利。1912年2月，清廷被迫發出退位詔書，內稱：“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16]退位詔書的發佈，不僅宣告大清帝國268年統治的滅亡，實現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預期目標，也宣告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終結，初步完成了“建立民國”的預期任務。這一歷史事件意味着辛亥革命使命的最終完成。

毋庸諱言，三民主義存有不合理之處，目標的實現也非無可挑剔。例如“平均地權”，希望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包含着超前空想的成分，並沒有被革命者廣泛接受，也沒有完全實現。

但是，主要目標的實現與局部目標的侷限比較，顯然前者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並由此確定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正如宋慶齡先生所言：“清帝遜位，是辛亥革命最顯著的成就。它的意義，實極巨大，因為至少在形式上，中國已成為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使含有世界人類五分之一的國家的專制政體消滅，這真是世界史上進步的一個碑石。”[17]

革命目標允許後人歸納與規定。推翻封建制度、擺脱帝國主義壓迫的任務就不是當時人們的預定，而主要是後來人們對歷史事實的歸納，進而又反過來對歷史主體作出的規範性規定，當時對於“封建制度”、“帝國主義”、“民主革命”等概念尚沒有科學系統的理解。在評價革命成敗之時，後人歸納與規定的目標合理與否比實現與否更關鍵，因為只有歸納與規定的任務符合時代發展趨勢，具有必要性，事物才具有進步意義，才可能冠以革命稱號。同時，歸納與規定還必須符合實際環境，具有可能性，才能作為評價依據，否則，將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強加於歷史之上，然後因其沒有實現，從而苛求前人，顯然有悖公允。

那麼，“推翻封建，擺脱壓迫”作為任務對於辛亥革命合理嗎？説其“參與”，具有合理的一面，辛亥革命沉重打擊了封建制度，間接衝擊帝國主義的歸納是真實的。要求其“完成”，並且還要“徹底”，卻顯然不合理。首先，不合國情。環顧中國，無論是落後低下的經濟水平，還是分散弱小的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無論是國內紛亂的政局，還是國際列強的干預，都決定了中國根本不具備短時間徹底推翻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的條件。

其次，不合規律。縱觀歷史，資產階級革命大都曲折與漫長，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640年，1649年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台，直到1688年才以政變的形式，使資產階級專政穩定下來，歷經48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從1789年攻佔巴士底獄，到1875年第三共和國成立，確立民主共和政體，其間動盪了86年。美國資產階級革命更歷經了1775年至1783年的8年獨立戰爭和1861年至1865年的5年南北戰爭，兩次資產階級革命前後延續了82年。馬克思曾説：“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8]西歐國家打倒千年封建主義統治，尚且如此艱難曲折，面對帝國主義列強和有着兩千多年根深蒂固封建統治的中國，怎麼能夠要求辛亥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完成如此艱鉅的歷史使命？同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成功先例相比，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取得了並不遜色的階段性成果。正如毛澤東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説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19]辛亥革命積極地實踐與推進民主革命，並且完成了革命接力的第一棒，這是偉大的勝利。至於將當時難以完成的任務，民主革命全部的重擔——“徹底推翻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強加於辛亥革命之上，我們認為，這不是辛亥革命的失敗而是研究的失敗。

三、性價失衡論與多層受益

還有的失敗論者認為，革命的代價與結果不成比例，試圖否定中國近代的所有革命。在他們那裏，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革命，其爆發的原因不是社會矛盾激化，而是貫穿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思想，是革命者非理性的主觀意志導致了革命。革命的後果不是推動歷史進步，而是無休止的內戰，是社會生產的破壞，是現代化進程的中斷。同改良相比，革命付出了高昂成本，帶來的主要是破壞，結論當然是失敗。然而，這一觀點同樣沒有反映歷史的真實，沒有客觀回答：革命是否可以避免？革命利弊孰重孰輕？

客觀事實證明，辛亥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列寧曾説：“革命是不能製造出來的，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歷史轉折中發展起來的”[20]。辛亥革命是社會各種矛盾激化的產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20世紀初的清政府對內反對改革，成為腐敗的政府；對外屈膝妥協，成為洋人的朝廷，清廷已經淪為中國現代化必須剷除的巨大障礙。儘管清政府在強大壓力下也曾作出改革的姿態，但是對戊戌君子的血腥屠殺，對立憲活動遙遙無期的“預備”，對官制改革皇族至上的“集中”，對路礦權力肆無忌憚的“收歸”，都表現了清政府的頑固不化。正是這種腐朽與頑固將一批批改革者“逼上梁山”，投身革命。孫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從主張改良轉向革命之路，張謇、湯化龍等“立憲派”從“不信政府，謀求自治”轉向“服膺革命，籌劃獨立”，袁世凱、程德全等“舊官僚”從“忠君立憲”轉向“叛君共和”，凡此種種，絕非主觀激情所致，恰恰是客觀情勢所迫。

人類歷史曾有通過改良維新加速現代化進程的事例，例如俄國農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維新，但是，正如眾多論者所論，中國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傳統，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卻不允許中國走這條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近代中國眾多社會矛盾之中，還存在着尖鋭的國內民族矛盾。辛亥革命之前，日本法學博士中村進午曾説：“滿人漢人之爭鬩，由來久矣。立朝者，或欲因立憲以弭此爭端，不知在他國所謂保守、進步主義之爭，在清國議會，即成為滿漢兩種之爭。”[21]這一番話固然不無誇大之嫌，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滿漢矛盾的客觀存在。

滿族是人數較少的民族，在其建立並實施統治的過程中，其自傲與自卑的心理交替出現，曾經發生過殘酷的民族鎮壓，為滿漢之爭埋下刻骨銘心的伏筆；也曾經試圖彌合滿漢矛盾，但長期依然是“巡撫滿漢各一半，總督漢人無一人”，裂隙尚存。太平天國運動後情況改變，滿族親貴無力應付內憂外患，只能求助漢族官僚和士紳，漢臣的地位有極大提高，甚至出現“尾大不掉”的“東南互保”。對於權力的削弱，反過來又深深刺激着滿族親貴的神經，對曾國藩曾有“布衣登高，終非宜事”的恐懼，對袁世凱更以“足疾”為由驅趕回鄉。

對於立憲改良，滿洲親貴必然高度戒備，中村進午的揣測合情合理：“滿人若以為藉自己立憲之功，為能得億兆之心，必有感戴謳歌之報，其愚遂不可及矣。選舉之結果，議員之多數為漢人所佔無疑，然則立憲之結果，於滿人有何利益？誠不待智者而後決也。使滿人之勢力尚足以匹漢人，則猶可言，然其爭亦適足以召清國分裂之禍。北美合眾國之南北戰爭，所得之善果，豈清國所能夢見者乎？清國之力，尚不足以防內國之變，更何能抵抗列強分割之事乎？內顧之憂，外患之可乘也。”中村進午道出了慈禧太后及其後繼者載灃等人的後顧之憂。於是，滿族親貴的民族意識又為君主專制加上了一層頑固不化的盾牌，不砸碎，不足以變革。

漢族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特殊環境與歷史演變培育了其較強的民族優越感，對於滿清統治一致存有不滿。太平天國以上帝的名義，書寫“奉天討胡”的檄文，義和團以明朝遺民朱紅燈的名義，舉起“反清滅洋”的旗幟；同盟會以革命的名義，喊出“驅除韃虜”的口號，甚至曾經反對革命的梁啟超也表示：“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未嘗不熱血溢湧。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自變其説；即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當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復仇者，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歆焉！”[22]所有這些足以證明反滿情緒時時激盪於中國社會，與民主浪潮一道鍛造着反清的長矛，不革滿清之命，難取社會支持。如果説日本的同族天皇可以被奉為維新的象徵，中國長期的滿漢矛盾卻難以出現改革與君主專制的妥協，歷史合力決定革命在所難免。

事實還證明辛亥革命有力地推動了社會進步。的確在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出現了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苦難。但是，這不是革命的必然結果，那種把割據和內戰，簡單地歸因於革命趕走了皇帝，顯然是神話了皇帝的作用。歷史上，皇帝治下，羣雄割據、連年混戰屢見不鮮，“君主”的作用並不像某些論者所描繪的那樣神通廣大，更不要説是多數民族不可接受的滿族皇帝，民國初期軍閥割據的先導正是滿清皇帝腐敗無能，不能進取。辛亥革命後出現軍閥混戰，根源於根深蒂固的封建經濟，根源於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直至後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倒了封建勢力、趕走了帝國主義，中國的軍閥混戰問題才得以解決。

辛亥革命後，中國出現了亙古未有的新氣象。曾經動搖於革命與改良之間的梁啟超稱：“民國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23]首先，民主共和政體正式建立了。國會建立，憲法制定，元首選舉，否定了君權神授。幾百個社團，幾十個政黨如“雨後春筍”，政黨政治“蓬勃興起”[24]，反映了民權上升。儘管當時不夠完善，後來飽經磨難，但畢竟從無到有，為中華民國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定了共和的基石，正如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共和制，議會和普選制，所有這一切，從社會發展來看，是一種巨大的進步。”[25]其次，文化更新邁開了新步伐。五百餘種報刊，風起雲湧，蔚為大觀[26]，從天賦人權到社會主義，各種主張都可以公開演講，見諸報端。不僅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包括洪憲帝制在內的一切復辟行動的巨大障礙，而且陳舊思想枷鎖的加快解體，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文化開闢了道路。再次，經濟發展跨入新階段。革命結束了封建專制統治，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了一些障礙。共和制新國家的建立，再次掀起實業救國的熱潮，發出現代化的動員令，政界制定政策，實業界熱情投資，科技界積極參與，民眾抵制外貨，為最終迎來民族經濟的“春天”準備了條件。

綜上所述，不以人劃線，“主體失權”論便無依據；不苛求前人，“目標未遂”論便無依據；不主觀臆斷，“性價失衡”論便無依據。據此，我們可以認定辛亥革命的勝利，儘管其中也有諸多不足與教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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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轉引自郭世佑：《辛亥革命的歷史結局及其實質》，日本孫文研究會編《辛亥革命的多元構造——辛亥革命9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神户》，孫中山紀念會研究叢書Ⅳ，汲古書院，2003年版。

[22]梁啟超：《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七，中華書局，1936年版。

[23]《共和黨地位及其態度》，《庸言報》1卷10號。

[24]鄒魯：《民初之國會》，《革命史譚》，第179號。

[25]《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

[26]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5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關於辛亥革命的近代歷史論文 篇四

《淺析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義，是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發生於列強大肆入侵中國的艱難時代，清王朝處於最為沒落的時候，孫中山帶領全國的愛國青年掀起了這場革命。它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傳統的封建帝制轉換為較為先進的資產階級專政。雖然這次革命沒有成功，但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

關鍵詞：專政；民主；孫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發的背景

1894年初，孫中山先生放棄了醫學事業，面對中國的各種苦難，他毅然決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業中。這年，他擬寫了《上李鴻章書》，提出了改革的綱領：“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這年六月他在天津沒有得到李鴻章的借鑑，上書也沒有被採納。為此説：“憮然長歎……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發生了甲午中日戰爭，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的殖民化程度進一步加深。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俄國佔領東三省，不久，日俄利益發生衝突，由日俄瓜分東三省。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後與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列強進一步掠奪了中國的各項權益，加緊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圖從精神上統治中國人民，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2、“新政”的失敗

1901年一月，清政府頒佈所謂“整頓政事”的上諭，為了適應國內改革力量的強烈要求。但是新政並沒有取得什麼效果，一些民族資產階級心懷不滿，還有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已經感到無可忍受，對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隨着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他相聯繫的社會力量也有了明顯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衝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桎梏，發展資本主義，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經濟利益的維護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擁護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羣的出現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新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

二、辛亥革命的經過發展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其他革命組織自立軍、光復會等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1895年，爆發了第一次廣州起義，但是由於事機泄露，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孫中山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此後孫中山流亡海外宣傳革命籌集資費；1900年爆發了自立軍起義，失敗後多數領導者被殺頭；1900年孫中山領導了惠州起義，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孫中山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在此後的十年中爆發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無數次。1911年孫中山領導了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但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頒佈了鐵路幹線：“收歸國有，定為政策”上諭，掀起了波瀾壯闊的保路運動，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為嚴重，於是從湖南調兵過來鎮壓，造成湖南防守空虛，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十月十日，駐軍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一月之內，有十三個省宣佈脱離清政府的統治，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於覆滅。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一月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1912年3月，臨時參議院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

然而，由於革命黨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革命的果實終究被軍閥勢力所竊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響

1、政治影響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比較完全的革命，它徹底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開闢了中國的歷史新紀元。雖然後來遭到北洋政府的壓制，出現了張勛復辟和袁世凱稱帝，他們不能顛覆人們心中的民主觀念。

2、經濟影響

南京政府成立後，孫中山頒佈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發展的規章制度，頒佈了若干提倡和保護工商業的法令。制定了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刺激了人們發展民族工商業工業的熱情，鼓勵人民興辦實業，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範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但是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3、文化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出現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會影響

近代史關於辛亥革命的論文 篇五

《論辛亥革命》

內容摘要：

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和領導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場革命運動，又是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同時又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它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鉅變，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1]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結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雖然它失敗了但它開歷史之先河，指明瞭中國今後應該走的道路。

關鍵詞：

辛亥革命運動意義道路

一、辛亥革命的過程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國主義之命是從，將從中國人民手中奪得的權利拱手獻給帝國主義，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與鐵路國有直接相關的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等省人民強烈反對出賣路權，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在清政府全力應付四川保路運動的時候，湖北新軍中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乘機發動武昌起義，揭開了辛亥革命轟轟烈烈的一幕。武昌起義的勝利，在全國得到了連鎖反應，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行動起來。至11月底，全國宣告獨立、脱離清政府的有14省。武昌起義之後，立憲派紛紛表示贊成革命，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潰。廣大人民羣眾在各省起義過程中表現了高昂的熱情。新軍士兵、會黨羣眾、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海外華僑、愛國士紳、少數民族都作出了貢獻。中國的政治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沸騰局面。1911年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1912年3月，臨時參議院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毛澤東説:“民國元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那個時期是一個比較好的東西；當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點的，是資產階級的，但它帶有革命性、民主性。”[2]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然而，辛亥革命以同舊勢力妥協告終。孫中山曾沉痛地説：“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3]

二、辛亥革命的背景

（1）《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2)改革客觀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產主義民主革命準備了物質條件；(3)新式學堂的興起和留學教育的發展，革命知識分子的隊伍不斷壯大；(4)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學説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東京成為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6)民主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7)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在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刺激下，中華民族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限制與阻礙，這是辛亥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而且《辛丑條約》規定清政府必須嚴禁中國人民和清朝官吏進行各種形式的反帝鬥爭，表明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使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合流和進一步發展，這是辛亥革命發生的具體原因。清政府“新政”和“立憲”騙局及鎮壓保路運動激化了這些矛盾，使之成為革命的直接原因。

三、辛亥革命的意義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起的一個偉大里程碑。”[4]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四、辛亥革命的經驗總結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馬，封建專制制度不能統治中國，並且資產階級共和制度也不能領導中國，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導中國走向富強。辛亥革命把反動的封建帝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為此後的革命積累了經驗。它引領的政治風暴使一切專制的制度無法佔領地位，也許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國人民心深處的民族獨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經形成。

其次，在經濟上，辛亥革命開創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次騰飛，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引向了近代化的發展。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範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雖有些措施不切實際，但深深影響了中國，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導中國向工業化之路發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會習尚上，辛亥革命也開創了一代新風。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砸碎了“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枷鎖，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核心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民所遺棄，思想界得以解放，為後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崛起承傳中山先生志業奠定了思想根基。

總之，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對中國的現代影響深遠。

五、結論

辛亥革命及其後的鬥爭最後都歸於失敗，但它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和啟示，要徹底改變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必須尋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黨、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階級的迅速壯大和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成為新的領導階級；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成為中國新的領導核心。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民主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新民主主義時期。

參考文獻:[1]引自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p67

[2]引自《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325-326

[3]引自《人民的選擇歷史的必然》教案（選修3）p19

[4]引自《孫中山全集》第一卷p112

關於辛亥革命的近代歷史論文 篇六

《辛亥革命的眼淚》

摘要：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從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後，在當時複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袁世凱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仸務幵沒有完成，所以它又有失敗的一面。關於辛亥革命，一直眾説紛紜，有人説它成功了，又有人説它失敗了，我們到底應該怎麼看待它呢？

關鍵詞：封建 民主 成功 竊取 失敗 辨證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以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剷除封建制度。使中國成為真正的民國共和國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謂氣勢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來人們指點評判、眾説紛紜，其中褒貶各佔、成敗俱有，下面就讓我們理性回眸一下，辨證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

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史上影響最大的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沉重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的統治，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但是我們仍然從某個角度要説辛亥革命是一次失敗的革命。辛亥革命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它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仸務，中國仍然被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所統治；中國人民沒有真正獲得民主自由的權利，國家也沒有真正獲得獨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敗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領導階級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而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的特點，即由於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對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點；但同時由於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又不得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產生依賴和妥協，因而他又具有妥協性的特點，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註定是一次失敗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也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國的封建勢力根深蒂固，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可謂是力量強大，而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竟然想以一己之力來推翻它，而不依靠和發動廣大人民羣眾，這隻能説是一種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當時的國際背景有關，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正是帝國主義瘋狂侵略和擴張的年代，帝國主義當然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強大，所以千方百計阻礙中國的革命，這注定了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無法取得成功。

總而言之，革命中出現了許多的問題，這充分地暴露出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當然，也有許多問題是在當時客觀環境下必然會出現的，如封建階級和外國勢力的聯合破壞，迫使革命黨人將國民政府拱手讓給袁世凱；當時農民受封建殘餘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黨難有建立和掌握一支軍隊的經濟、政治和羣眾基礎等。革命也是在與時俱進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應是它對後來歷次革命的影響，它的成功同時也是失敗的種種原因一直為後來的革命者所借鑑。大膽地説，正是有了辛亥革命開歷史之先河，才會有新中國的建立，民主革命的勝利。所以説，從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敗一半。但從它對後來中國革命的指導和影響來看，是值得我們讚揚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説的那樣是失敗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們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們切不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最終失敗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不能因為後來的“熱月政變”而否定其本身的勝利一樣。我們應該以歷史辨證的唯物主義觀點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偉大的歷史功績，又不迴避後來遭到的挫敗，幵從中學習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辛亥革命將會成為中國滾滾歷史長河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為後來的歷史發展指明瞭一條金光大道。

中國近代史之辛亥革命3200字論文：《試論辛亥革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積極影響》 篇七

眾所周知，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運用到解決中國建設和革命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這些工作由中國共產黨人來共同完成，在某些方面，可以説“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黨。”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離不開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積極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辛亥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重要前提

任何一種基本原理和理論體系都有賴以生存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歷史背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同樣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它的理論反應有時間差，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相結合實踐的開始，即我們所説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辛亥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期間為中國共產黨準備了政治、思想、階級和幹部條件，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完成的，因此，辛亥革命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1、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階級基礎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民族工業的蓬勃發展。南京臨時政府提出了許多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鼓勵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民眾中引發了倡導國貨的運動；北京政府為爭取資產階級也做出了努力，出台了一系列促進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措施；孫中山先生身先士卒，投身實業，掀起了實業救國的運動；辛亥革命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貨，促進了本國工業產品的銷售。就這樣，辛亥革命推動了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隨着民族經濟的不斷髮展，工人階級的力量也不斷髮展壯大，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力量，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階級基礎。

2、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政治環境

由於社會條件和歷史進程等條件的制約，辛亥革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改善中國人民的境遇，沒有完成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的歷史人物，但是它開創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推動了中國的進步。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治，讓軍閥的統治沒法像清政府一樣進行全國一體化的密集統治，中國由此出現了相對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正是由於出現了這樣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人民才得以爭取自己的利益，同時和損害民族利益的勢力作鬥爭。辛亥革命之後，許多的遊行集會和發表聲明，到後來的罷課、罷工逐漸成為了中國人民反壓迫和反侵略的主要鬥爭形式。就像董必武説的一樣“三十年來，每次帶領羣眾進行各種各色的運動，都和民主運動的發展有關，民主運動已自辛亥革命開闢途徑”，正是在這樣自由和寬鬆的政治環境下，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才出現了多種政治組織並存、多種政治聲音併發、多種政治思想出現的現象。經過這一系列的反覆闢和反侵略運動，經過各種新思潮的不斷湧現，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工人運動的良好結合，從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二、辛亥革命推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恩格斯曾經説過，任何的意識形態都根植於經濟事實之中，但是新學説的產生又必須從已有的思想出發，中國共產黨正是應用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才能夠在短短的二十幾年時間裏引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發展和實現了革命先驅的抱負，是辛亥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繼承者。

1、辛亥革命啟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

自1840年開始，中華民族在外國列強的瓜分下一步步的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頑強的中國人民不斷的探求救國的出路，提出了許多救國方案；從林則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派“師夷長技以自強”；從康有為的君主立憲到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都在不同的方面顯示了各個階級的領導人物的愛國主張和願望。其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可謂是影響最深遠的。首先，在國家存亡和民族危機這樣的關鍵時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國，成立了臨時政府，並宣告“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辛亥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其次，辛亥革命抨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正如毛澤東所説：“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從此以後，帝國主義再也不能利用清政府來統治中國人民。當清政府垮台以後，帝國主義妄想培養的新走狗被中國人民一個個打倒在地，削弱了反動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迫，中國共產黨將反帝反封建作為黨的主要鬥爭目標，寫進了黨的綱領，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啟示。

2、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留下了寶貴經驗

辛亥革命最終沒有取得勝利，但卻為中國共產黨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指引了中國人民尋求徹底解放的革命道路。辛亥革命的失敗，外在原因是由於反動勢力太過強大，內在原因是中華民族的資產階級具有妥協性和軟弱性，這些表現在：在政治上，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對其有一定的妥協和依賴；在軍事上，沒有建立自己的革命隊伍；在人民的關係上，脱離和害怕羣眾，沒有滿足農民的需求，沒有得到羣眾的支持。關鍵是沒有鑑定成熟的政黨。這些“老毛病”，使得在革命運動中，沒有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完全斷絕關係，不具備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就不能夠引導革命走向勝利。辛亥革命的這種不徹底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人民積極探求新的解放出路，在政治和思想上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運動，革命等待着新的政黨的誕生，這個領導階級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在辛亥革命之後的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了新的政治力量，自此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代表着中華民族民主革命走向了新的篇章。中國共產黨承接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説，辛亥革命加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

三、辛亥革命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歷史，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歷史，同時也是繼承前人的觀點、立場和方法，結合新時代的特點和實踐做出發展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同樣還是與時俱進的歷史，辛亥革命為這樣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提供了精神財富。與時俱進是辛亥革命的精神內容，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品質。

__年前，辛亥革命掀起了腥風血雨的鬥爭，孫中山先生為了推翻腐朽和反動的統治，進行了激烈的鬥爭，他們艱苦奮鬥，頑強拼搏，自黃崗起義至武昌起義的爆發，期間舉行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起義，許多人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其中的許多人更是放棄了家庭生活，放棄了個人的幸福生活，毅然選擇了革命道路。孫中山先生曾經説過：“我們從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難保，並且還有抄家滅族的危險，我們從前有那樣大的危險，還能夠去革命，那是什麼緣故呢？就是由於我們富有犧牲的精神。”辛亥革命前輩們這種大無畏精神，這種英勇不屈、捨生取義的精神為改造中國和實現“三民主義”奮鬥的精神，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貢獻，深深影響了中國以後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崛起，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前後將近20年，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和有力宣傳使得中國人民爆發了愛國和追求自由的思想，使得中華民族進入了新的覺醒階段。其次，辛亥革命推動構建了中國現代的民族國家。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在辛亥革命中形成，辛亥革命推動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初步建立，在經濟上，孫中山致力於發展實業和振興中華，在思想文化上，南京臨時政府倡導自由、博愛和平等的思想，對民族國家的形成有着積極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向來重視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辛亥革命揭示了真理：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需求，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就有希望和前途，就會發展強大。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辛亥革命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值得我們發揚光大，歷屆領導人重視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這繼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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