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名人故事（通用多篇）

譚嗣同生平事蹟 篇一

早年生活

著名維新派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著作《仁學》、《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後人將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1] 1877年，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離家求學

1884年，他離家出走，遊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

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蒐羅和閲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上書創刊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而妥協退讓，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着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主辦《湘報》，以及延年會、羣萌學會等，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創作仁學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為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為“仁”，而“仁”的內容是“通”，“通之象為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賊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別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復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為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維新志士

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説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光緒《明定國是詔》後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他抵北京。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鋭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只是太后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説：“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同年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閲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説：“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説：“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是我國歷史上實至名歸的維新志士。

英勇就義

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鋭、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這是譚嗣同臨刑前寫在監獄牆壁上的一首絕命詩。據説此詩被梁啟超“篡改”過，原詩為：“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證據不足，難以採信。

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輓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羣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革命先驅譚嗣同的歷史評價 篇二

勇氣人格耀中華

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沖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對君主專制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為臣綱“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詔告天下，宣佈變法；8月21日，譚嗣同應召抵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議新政；9月21日那拉氏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併力勸梁啟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有招後起。”日本使館願提供“保護”，被譚嗣同慨然回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的譚嗣同，與林旭等其他5位維新志士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

譚嗣同非為一人之江山，而是為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為華夏第一人傑，這顆劃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着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

超前見識羞今人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也就是説，二千年來，無非上面是強盜，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為馬，下面難得糊塗；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喚奴才，奴才獻媚主子。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税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通義也。”——也就是説，領袖也好、官員也罷，不過都是為民辦事的，税收是老百姓僱傭你們為我辦事的錢。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 ——也就是説，沒有文明而只有堅船利炮者，只會是越強越禍害，此番石破天驚的“賣國”言論，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憤青”？

譚嗣同壯志報國的心 篇三

譚嗣同(1865～1898)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字復生，號壯飛，別署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瀏陽人。幼年喪母，遭繼母虐待。青少年時代，讀書雖頗廣博而屢試不第，通劍術，好任俠，遍遊西北、東南諸省，懷有濟世報國的大志。甲午中日戰後，受到極大的刺激，痛感國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上歐陽中鵠書》），決然拋棄舊學，探求新學，投身變法活動。一面融貫儒學、佛學和西學知識以及康有為的學説，撰寫《仁學》，闡述變法理論；一面在湖南從事於培養實學人才、興辦實業等，以求維新。光緒二十三年(1897)，協助湖南地方當局開設時務學堂。

次年初，又與唐才常等在長沙組織南學會，創辦《湘報》，宣傳新學，推動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氣。七月到京師，任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以為“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致李閏》）。不久，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發動政變，譚嗣同拒絕出奔，慷慨陳言：“我國二百年來未有為民變法流血者，流血請自譚嗣同始！”（《清國殉難六士傳》）遂被捕犧牲，為戊戌死難六君子之一。

他的《仁學》“別開一種沖決網羅之學”（《致唐才常》），熱情宣揚民主與科學，猛烈抨擊封建專制、綱常名教和民族壓迫，甚至讚許通過起義、暗殺來推翻君主暴政。全書貫串救亡圖存的宗旨，表現了急進的民主思想。其中，有的觀點已經具有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傾向。儘管作者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還有模糊認識，對清政府也仍存幻想，在行動上未能超越維新派，但他的急進思想和為國家為改革英勇獻身的精神，對後來的革命黨人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譚嗣同留下了近200首詩。其中，大部分是他30歲以前的作品。這些詩作紀遊與詠懷相結合，“升峻遠覽以寫憂，浮深縱涉以騁志”（《三十自紀》），常常在遊歷山川形勝時，抒寫其感時傷己的憂憤和濟世報國的壯志，如：《武昌夜泊》之預感社會危機:“但憂懸磬室，兵氣寓無形。”《出潼關渡河》、《覽武漢形勢》、《秦嶺》之歌詠“高吟擊楫”、“遠略未因愁病減”、“誓向沙場為鬼雄”的慷慨豪情。《述懷》、《夜坐》和《和仙槎除夕感懷四篇》等詠懷詩，反映了作者從一個追求“翱翔雲路”的青年到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士的成長髮展過程。後者寫於甲午戰爭前夕，表現了作者待時而起、澄清天下的強烈願望和急切心情：“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陽剩此時。有約聞雞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崆峒》、《□州》等詩，描摹景物雄奇開闊，同時展現了作者的胸襟與志懷。此外，《六盤山轉□謠》、《罌粟米囊謠》反映了作者對苦難中的人民的關注與同情。譚嗣同前期詩滲透幽摯之思，慷慨之音，既具有強烈的個人抒情色彩，也傳達了窒息黑暗、動盪變革的時代信息；或“紆徐愈婉”，或“激出彌勁”（《與唐紱丞書》），交織成幽邃沉雄、激越蒼鬱的藝術風格。有些作品着意刻畫衰頹淒涼的景象，流露了低沉黯淡的情緒，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與苦悶。也有些作品模仿晚唐、六朝詩風。

人物簡介 篇四

譚嗣同（1865年-1898年），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少時師從歐陽中鵠，後加入維新派。他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1898年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三十四歲，與楊鋭、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和康廣仁並稱為“戊戌六君子”。代表作品有《仁學》、《獄中題壁》、《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等。譚嗣同故居，位於湖南省瀏陽市區北正南路98號，始建於明末清初，主體原佔地2100平方米，現存建築面積762平方米，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結構，工藝精美，古樸莊重，系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築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