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普通話內容【精品多篇】

普通話的介紹 篇一

普通話的歷史 篇二

商

據記載當時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所需，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們都已經有了“雅音入市”共同的心願。

周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自此，洛邑的語言就成為了整個東周時期雅言的基礎。孔子在魯國講學，他的三千弟子來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來講學的。《論語·述而第七》中説：“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漢

秦朝具體用什麼語言無法考證。漢代國語為“洛語”，洛語承襲先秦時代的雅言。漢朝的漢語標準語稱“正音”、“雅言”，也稱“通語”。

晉

西晉承襲漢代，以洛語為國語。永嘉之亂，洛京傾覆，東晉遷都建康，洛語與中古吳語結合形成金陵雅音，為南朝沿襲。

隋

最早能夠找到的官方推廣共同語政策在隋代。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由於當時中國北方地區長期在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之下，漢族習俗文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心想恢復漢族禮樂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復漢族文化的舉措，其中包括命陸法言等編著《切韻》，審定比較經典、純正的漢語。

隋朝統一中國，編《切韻》，以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為基礎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長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國語為“漢音”，或“秦音”。隋唐都長安，並以洛陽為東都，此時中原及關中漢音在與各民族交融後已有所演變。

唐

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

事實上，根據中古音韻所擬的唐詩讀音，便與今日的粵語極為相近，指粵語為唐代正音並不為過。

——參見羅常培《漢語音韻學導論》之附錄《唐詩擬音舉例》，中華書局，1956。

宋

宋代在《唐韻》的基礎上，制定《廣韻》。而在北宋亡國後，南宋時代的劉淵又基於《廣韻》著《平水韻》。

元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規定學校教學要使用以大都語音為標準的天下通語。元代盛行雜劇和散曲，這是兩種接近口頭語言的新的文學形式。

著名的雜劇作家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都是大都人，他們的作品《竇娥冤》、《漢宮秋》、《西廂記》等反映出當時大都話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根據元雜劇的用韻編寫的，書中歸納的語音（聲母、韻母、聲調）系統已經相當接近今天的北京話，因此，大都話成為近代普通話開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礎。

明

明朝以南京官話為官方語言，金陵雅言以古中原雅言正統嫡傳的身份被確立為中國漢語的標準音，並深遠地影響到直至今天的中國語言形態。加之六朝以來漢人文化上的優越意識，清代中葉之前歷朝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均以南京官話為標準。明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後，南京話又成為當時北京語音的基礎，有明一朝，始終以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北京官話通行範圍小，地位較低。

清

清朝定都北京，南京官話仍然是清代官場和知識分子階層的主流官話。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確立以北京官話為國語正音，北京官話的地位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時候，北京官話的影響逐漸超過南京官話，最終在北洋政府時期以北京話為基礎確立國語。作為漢語官方標準語的南京官話在民國時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到了19世紀末也就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特別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大力推廣日本語的共同語，中國深受刺激。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很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1909年清政府把官話稱為國語。1911年清朝學部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案》，以京音為準的官話為國語，取代原來明代官話《洪武正韻》的地位，並加大力度推廣。

要説普通話的原因 篇三

中國自有史以來直至清末，一直都是各地方言共存的狀態：北京人講北京話（即現在的普通話）；廣東人講廣東話；湖南人講湖南話；福建人講福建話……第一次鴉片戰爭促成了上海的開埠，大批寧波人和蘇州人如過江之鯽奔赴上海謀生，寧波話和蘇州話混在一起，產生了上海話……。

看看歷史，明白人都知道：北京話、廣東話、湖南話、上海話、福建話等這些漢語方言，原本是各自為營、不分優劣的。不能説北京話比廣東話高級，也不能説上海話比福建話高級，它們的地位，是平等的。那麼為什麼普通話會在清末民初之後得到初步普及呢？讓我來跟大家簡單講一講。

從元朝開國到清朝末代皇帝浦儀讓位，一共700年曆史，除了明初在南京有短短几十年的建都史之外，基本上，都是以北京為國都的。換句話説，清朝以前700年來，中國的皇帝和大臣，都是講北京話（普通話）的。由此可見，北京話（普通話）作為一種貴族階層語言，在中國有着700年的悠長曆史。在700年當中，全國的知識分子，為了入朝當官能與皇帝大臣溝通無礙，也為了提升自己的身價，他們是向普通話靠攏的。我親耳聽過孫文演講的錄音，在交通和傳媒極度不發達的20世紀初，他作為一個廣東人，都能講普通話，何以做到？毫無疑問，是在和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打交道時，一點點地學、一點點地積累的。

北京官話（普通話），最初是在全國知識分子、讀書人圈子裏流行的，而民國初年鐵路普及、廣播電台出現，北京官話（普通話）才如虎添翼，迅速在全中國實現了初步普及。民國初年，高層曾經有過將廣東話定為國語的動議和爭論，結果仍是京話（普通話）勝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北京話有着700年一統全國知識分子話語的歷史，這樣厚重的歷史沉澱，是不容忽視、也不容否認的。

以上就是北京官話（普通話）能在中國得到普及的歷史淵源。

為什麼我們要普及普通話呢？為什麼不保留原樣：廣東人繼續講廣東話、上海人繼續講上海話、福建人繼續講福建話呢？

其實，我們普及普通話，並不在於普通話比其他的漢語方言要悦耳，更不在於普通話比其他漢語方言要顯得“高貴”多少。我們普及普通話，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一個國家，操同一種語言，將大大降低國民交往和交易的成本、大大提高國民交往和交易的效率，這才是我們普及普通話的真正意義所在。

一個湖南人和一個上海人同坐飛機，如果湖南人先和上海人搭訕，上海人聽不懂湖南話，就根本無法交流。搭訕事小，遇上婚戀、做生意、參政等大事，如果國民沒有一個統一的語言，其事務開展成本之高，可以想象。“普及普通話”，其本質就是“普及同一種語言”，其根本目的在於降低社會成本、提高社會效率。而至於普及的是北京話、上海話、抑或是廣東話，就已經不重要了。只是考慮到北京官話的歷史厚度和已經初步普及的既成事實，出於成本考慮，北京官話（普通話）才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們中國人的統一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