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一民：清末民初最傑出的政治家張謇（多篇）

其次，張謇在東南互保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篇一

戊戌變法以後，慈禧掌權，光緒被排擠，國家比較混亂。這時候，慈禧準備廢掉光緒，新立太子。廢光緒對傳統的中國老百姓、對一些封疆大吏來説是不能被接受的。外國列強英、法、美的立場也是不同意。儘管光緒在戊戌變法中有偏激冒進的做法，但是輕易廢掉是會國家大亂的。為此，慈禧太后很惱火，又沒辦法。

這時候，正好義和團運動起來了。慈禧太后認為可以利用這股力量，於是慫恿和鼓勵義和團運動。結果就一發不可收拾。義和團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針對洋人的教堂、傳教士、商人，甚至外交官以及中國教徒，到處殺人放火，越鬧越大。清廷也藉機向各國宣戰。我覺得義和團運動很複雜，不能簡單説它是一場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當然，民眾帶有愛國主義情緒，但更多的是一些盲目排外和民粹主義的情緒，可以説是被慈禧太后利用了。

在這種情況下，外國列強沒辦法忍受，覺得中國不講國際法和文明社會準則，於是八國聯軍開始武裝干涉，從天津打到北京。眼看戰火就要蔓延到全國，特別是長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國經濟最繁榮發達的東南一帶。如果戰火繼續燒下去，國家就垮了，清廷也就完了。這時候，就形成了“東南互保”的思潮。意思就是説，我們東南的這些封疆大吏，包括總督和巡撫，和各國列強簽訂條約，互相承諾和保證，將戰火控制在北方，南方不要打，外國人在東南一帶的權益，包括企業、領事館、機構、商人、教堂等等，中方都負責保護好。同時外國人也保證，他們管轄的租界地區，中國老百姓正常的財產、機構、企業、學校等安全也得到保護。

在這種思潮中，全國鐵路總督兼招商局總督盛宣懷是起關鍵作用的一個人。盛宣懷，江蘇常州人，亦官亦商。他從大紳和資產階級利益出發，主張東南互保。但是他不是封疆大吏，只有勸説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乃至李鴻章等人，不要和外國人開打，應該搞東南互保。張謇除了積極呼應之外，還在關鍵時刻，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他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關係很好。在東南互保的最後關頭，劉坤一猶豫了，認為這是一種背叛朝廷的行為。這個時候，張謇出場了。他力勸劉坤一為了東南的大局，為了清廷的大局，為了整個國家的將來，不要猶豫，趕緊下決心同意東南互保。最後，劉坤一被説動，到上海與幾個國家的領事簽訂了東南互保條約。

我覺得，東南互保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很大。這實際上是中國深陷滅頂之災時，東南各省督撫、洋務派官僚、新式紳商通力合作，智慧、務實地保家、衞國之舉。而且，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走向。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東南互保，在清廷蠻幹宣戰時，八國聯軍把戰火引到南方，中國很可能就四分五裂淪為殖民地，而通過東南互保，中國最繁榮最發達的地方被保下來了，既保住了中國的半壁江山，也保住了大清王朝。

但東南互保對於清王朝來説，某種意義上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它一方面成全了清朝，讓它苟延殘喘下來，另一方面也敗了清朝，因為從東南互保以後，中央權威急劇下滑，跌到谷底。而各地的地方權重急劇上升。形成了中央輕、地方重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市民、紳士、各級知識分子、中間階層等都能自由發言的局面，也才有了後面一系列的“新政”，以及立憲運動和辛亥革命等等。我認為，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

其五，張謇任工商(農林)總長時，政績獨特。 篇二

為什麼説獨特？一是因為他在任職期間，搞了大量的立法。中國近代許多經濟、政治方面的立法，包括早期民國政府百分之七十的立法都是他搞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有銀行法、權度法、典當法、國幣條例、證券交易法、中國實業公司條例等等。他任工商總長後説過一句話：“實業之命脈，無不繫於政治。”説明他看得很清楚，辦企業、抓實業要靠政治。

據説，當年他到日本考察時，碰到東北一個老實的農民，大字不識，到日本北海道開墾荒地多年，很成功，成為日本的勞動模範，連天皇都嘉獎他。他就想到國內，中國這樣的老農民何止千萬，卻連自己都養不活，這是為什麼？這件事對他觸動很深。張謇覺得這是制度問題，是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的問題。所以他認為搞實業一定要有好的政治環境，而好的政治環境在於搞法制。法制使政治的規範性、穩定性、長期性有了保障，國家的經濟才會持續發展、長治久安。

首先，張謇的“狀元”身份就是一個政治身份。 篇三

過去，我們認為狀元是文人，是儒生。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從隋唐開始搞的科舉考試，主要目的就是開科取士，為了選拔培養各級官員，也就是培養政治人物。“狀元”作為最高級的“士”，實際上是最有發展潛力的政治人物。

特別到了明清以後，又在進士和狀元之外，設了一個翰林院，是為了進一步培養高層領導幹部。考中進士以後，一般的還要通過過去的老進士、老翰林進行輔導，然後經過見習、考核合格了再送進翰林。但是，狀元卻可以直接進翰林。翰林相當於宰相培訓班。過去有種説法：“非翰林不得入閣。”我們經常説“狀元宰相”，就是因為大部分的宰相或中央高層都是從狀元中產生的。

張謇中了狀元以後，清廷給了他一個翰林修撰的官銜，簡單地説，就是皇帝的宮廷祕書，可以記錄宮廷的事情，幫助朝廷起草一些文稿、文告，甚至幫皇帝和太子講學等等。雖然沒有實權，但是他可以藉助這個台階，眼觀全局，學習朝廷的政治運作，把握整個政治的全局。同時，他還可以直接參政議政，發表看法。

舉個例子，1894年甲午戰爭那年，當時的政局複雜，所謂的主戰派和主和派爭鬥的很厲害。張謇剛考上狀元，很快就向朝廷上奏批評李鴻章，認為李鴻章“主和”的主張耽誤了國家的戰備、影響了和日本人的戰爭，應該受到彈劾。這篇奏章當時震動朝野。滿朝文武那麼多有資歷的，有威望的，有實權的官員都沒有這個舉動。而他剛剛中了狀元，當了翰林，就開始嶄露頭角，擁有這樣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擔當，是非常了不起的。

羅一民：清末民初最傑出的政治家張謇 篇四

我認為，張謇之所以是一名政治家，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説：

其四，辛亥革命中，是張謇一手促成了南北議和。 篇五

大家都清楚，中國近代史到1910年左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張謇從最初的倡導立憲轉到了共和，逐步支持革命。他為什麼會轉變呢？實際上，張謇通過立憲運動發現，清王朝是無可救藥了。清廷名義上雖然支持立憲，也宣佈成立責任內閣，但是搞了半天，卻是個“皇家內閣”，十幾個內閣成員一大半還是滿族王家貴族。張謇對清廷感到非常絕望。但是他還是不斷通過上書或書信等方式向清廷提出忠告，苦苦勸説，希望清王朝順應時代、順應民意、順應大局，搞真正的君主立憲或共和。他希望自己能起到朝廷和民間的橋樑作用，做政府和人民之間溝通的融合者。

同時，他也把希望寄於像袁世凱這樣在清廷內有勢力，又有新政經驗的大臣身上，希望能力挽狂瀾。1911年5月11日，辛亥革命發生前幾個月，張謇在武漢漢口收了幾個官辦的紗廠後，坐火車去北京，想進一步拜見慶親王和攝政王，當面規勸他們。當他路過河南彰德袁世凱的老家時，他特意下車找袁世凱談了5個小時（當時袁世凱被罷官後隱居在此）。他們到底談了什麼？根據張謇的日記，只記了個大概。寫到他們二人一邊敍舊、一邊談論當前的時勢。通過這次深談，張謇驚喜地發現，在他們28年沒見面的這些年，袁世凱大有進步，胸襟見識比以前高多了，“遠在碌碌諸公之上”。

尤其是在談到治淮問題時，張謇問袁世凱，到底有利無利？袁世凱回答：不管有利沒利，只要對老百姓有利、對國家有利，就值得一幹。張謇聽了立刻覺得“心目一開”，就更加認定要和袁世凱在複雜動盪的政局中聯手，穩定局面。我猜測，袁世凱後來的種。種舉動，甚至辛亥革命後，袁世凱一會兒打一會停，張謇都是參與其中的。我覺得，在轉向共和的過程中，張謇做了許多直接影響中國政局的事情，包括和袁世凱見面出主意，去北京見慶親王和攝政王等等。當他10月份再去武漢參加大維紗廠開工儀式時，辛亥革命爆發了。所以我們看《張謇》話劇時有這麼一段：他看到漢口濃煙滾滾，炮火連天，實際就是當天晚上發生了武昌起義。？

張謇開始並不支持暴力革命，他認為應該走改良主義的、循序漸進的君主立憲道路。所以10月12日，他回到南京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勸江寧將軍鐵良“援鄂”，趕快援助湖北，並迅速代鐵良奏請“立行立憲”。然後，他又去蘇州找巡撫程德全，代起草《奏請改組內閣宣佈立憲疏》。在這過程中，張謇希望通過改革化解危機、平息革命，以立憲挽救清朝。但時間來不及了，形勢發展很快，上海、蘇州、杭州、南通都相繼起義光復。

很有意思的是，當時通州（南通舊稱）一開始是準備與革命軍打仗的，後來轉向共和，支持革命了，民軍推翻狼山總兵衙門，由張謇的哥哥張詧出任新成立的軍政分府的總司令長。這説明，張謇及其家人是支持共和的。

11月16日，清廷就把軍事大權交給了袁世凱，讓他組織內閣，穩定局面。這種情況下，張謇的角色也開始發生變化，原來是“通官商之郵”，在官府和商人之間當“郵差”、當溝通的橋樑；現在要“通當南北之郵”，南邊是孫中山黃興的革命黨，北邊是清廷和袁世凱。張謇在這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實際是一手託三家。

他首先勸清廷：革命爆發了，應該趕快順應大勢退位，革命黨人和全國老百姓都會保你們世世代代在紫禁城裏自享其樂，不會像法國大革命把國王送上斷頭台。其次勸孫中山黃興這樣的革命黨人：你們適可而止吧，雖然辛亥革命一呼百應，全國各地都宣佈獨立或認同共和，但你們的軍事力量遠不如清朝的實際掌權者袁世凱。再打下去，就要生靈塗炭，況且你們也不可能獲勝。還不如就此收手，讓袁世凱出來掌管局面。然後再勸袁世凱：你不要死心塌地地為清廷賣命，不要真的全部剿滅革命力量，否則你就是千秋罪人。將來我們會説服革命黨人把權力移交給你，由你當國家領導人，讓你成為像美國的華盛頓那樣的一代偉人，開國領袖。他從大局出發，從國家穩定、減少戰亂出發，在三方中斡旋協調。我想，這正是張謇非常卓越的政治才能、政治智慧的表現。

據説（我現在沒法認證），清廷的退位詔書也是張謇幫着起草的。這個説法從哪裏來的呢？張謇兒子張孝若在寫他父親的傳記中有一句話：胡漢民曾經在給譚延闓寫的信中講到，當時清廷的退位詔書是張謇寫的，現在這個底稿還收藏在趙鳳昌（常州武進人，清末民初立憲派代表人物）的惜陰堂中。但是張謇在日記中從未記錄他寫過退位詔書，也沒有旁證。但他在寫給清廷的許多奏扎中，確實表達了與退位詔書一樣的內容。

辛亥革命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研究的話題。有人説這是一場不徹底的、妥協的、甚至是失敗的革命。實際上，在張謇等人的努力下，各方勢力和利益，通過妥協與和解都得到了關照。清王朝留在了紫禁城，袁世凱當了國家領導人，革命黨人革命完成，老百姓免受戰亂，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成立了。孫中山説革命大功告成，要繼續去建20萬公里的鐵路。從這種意義上説，革命是成功的。當然，從一開始，這個革命就帶有先天不足，它是一個妥協的產物。在妥協中，張謇這樣的改良派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2月下旬，孫中山從國外回到上海，準備參加臨時大總統的選舉。第一天就和張謇會面，聽取他的意見。張謇希望孫中山能發揮自己革命領袖和臨時政府的作用。實際上現在看來，辛亥革命的臨時政府從成立的第一天開始就打算當做過渡，等清廷退位後，再把權力全部移交給袁世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1月3日，孫中山和張謇商議大政方針，遺憾的是，這次談話之後，張謇覺得孫中山治國策略有點空，不瞭解中國國情，有點不着邊際。張謇在日記中寫他的談話是“未之崖畔”（不着邊際）。

於是他更加堅定地認為，應該將政權交給袁世凱，並積極遊説各方。1月10日，他致電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意思是第一天清朝退位，第二天就擁護你，東南各方，包括革命人、立憲派、封疆大吏、知識分子都已商量好，所以你趕緊讓清廷退位吧。2月12日，袁世凱逼清帝退位，詔書發佈。不久，張謇辭去了孫中山臨時政府的實業總長，幾天後臨時政府也解散了。3月份，袁世凱當權，請他當了工商農林總長兼水利局總裁，幹了將近兩年。

過去有種研究認為張謇實際上不贊成革命，意思是臨時政府請他當實業總長他不幹，袁世凱請他去，一干就是兩年。其實，這與是否贊成革命無關。他認為哪邊能幹實事，他就幫哪邊幹。他做官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強國富民”的政治理想，把當官和做事連在一起。張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蜕變的同時，也促成了中國從封建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革命性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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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張謇在全國性——立憲運動中起到的是政治領袖作用。 篇六

這是張謇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我們知道，義和團運動以後，清廷被迫跑到西安，面臨着亡國的危險。朝廷的大臣、官員和知識分子紛紛上書要求改革，不改革清廷就將滅亡。於是慈禧太后痛定思痛，還在西安時就發佈聖旨宣告改革，實行新政，以此刷新她的政治形象，重塑她的政治基礎，重建她的政治權威。

張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

所謂的新政，當時朝廷內部有兩種意見：一是延續過去洋務運動的路子，以經濟發展與經濟改革為主，就經濟談經濟；二是認為要想國強民富，光搞經濟不行，還得搞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立憲，要按照憲法辦事。所謂立憲是君主立憲，君虛民實，把君王王權貢起來，世世代代承認他是國家元首的身份，但實際上搞得是民主政治，類似於日本或英國的內閣制。但是在剛搞新政時，第二種意見不佔上風，畢竟傳統保守力量強大，加上慈禧太后內心也不支持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一旦改革，皇帝就將變成一個虛職，就會觸及到她的權力根基。但是後來形勢發生了改變，特別是到1905年，日本和俄羅斯為爭奪中國東北土地發動了一場戰爭。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戰爭，中國卻號稱中立，看着日俄打。最終，俄羅斯這個強大的沙皇大國，被弱小的彈丸小國日本給打敗了。這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結果，讓全體中國人感到震驚也大受啟發。朝野普遍認為，日本搞了明治維新，變封建專制為君主立憲，國力和軍事也因此變強，而俄羅斯沒有改革，還是專制的沙皇體制，因此敗了。

於是，在全國，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高級官員中形成一個共識，那就是體制是最重要的，必須加快立憲步伐。國內的立憲派開始佔上風。全國8位總督中有5位上書力薦君主立憲。在這種情況下，清廷無奈同意。清廷第二年就廢除了科舉制度，並派出五名大臣出國考察國外的立憲體系，回來後開始着手體制改革。

1908年，清政府頒佈《九年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渝》，意即在九年內，要逐年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立憲改革，構畫出了立憲的時間表和線路圖，表達了清政府立志改革的決心，全國人民也覺得挺像回事。可是就在1908年8月宣佈這個改革計劃不到三個月，慈禧和光緒就相繼去世了。後來我就在想，如果他們不去世，這種改革和中國的歷史或許是另外一個走勢，會不會爆發出新的革命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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