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思想家荀子的生平簡介新版多篇

生平簡介 篇一

荀子，戰國末期的儒學大師。名況，字卿。趙人。古書中多作孫卿，《史記》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詳。根據一些記載的推測，約在齊閔王末年，荀子曾到過齊，後離齊去楚。到齊襄王時，荀子又至齊，《史記》説他：“最為老師”，“三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資歷很深的首領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為蘭陵（今山東莒南）令。後又離楚至趙，趙以荀子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時，荀子赴秦，見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廢居蘭陵。其卒年當在此後不久。《鹽鐵論》以為李斯為秦相時荀子尚在則不確。

荀子學識淵博，繼承了儒家學説，並有所發展，還能吸收一些別家之長，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問題上，荀子主張性惡，和孟子的性善針鋒相對。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聖賢；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結果。在天道觀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響，以為天沒有意志，不過是能生長萬物的自然界，不能決定人事的吉凶、禍福。提出人應該順應自然但也可改變自然，即所謂“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

荀子對禮很重視。禮是指綱常和倫理道德，他認為禮在調節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以德服人，反對用強力來壓人。王道的具體內容是禮義和仁政。他繼承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傳統，認為治國應該“平政愛民”。他將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認為“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斂、刑殺無度，就會遭到覆舟的報復。雖然他主張治國要用王道或禮義教化，但也認為完全有必要採用刑罰。所以荀子是禮法兼用、王霸並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顯的不同之處。荀子的學説思想，對西漢經學的發展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如《禮記》、《韓詩外傳》等書中部分內容即抄自《荀子》。由於荀子有些論點和儒家傳統説法不合，故受到後人指責和非議，如唐韓愈就説荀學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則為程朱理學（見理學）所不容，出現了揚孟抑荀的現象。到清代末年，梁啟超、章炳麟等則對荀子的學説思想重新作出評價，肯定了它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所佔據的重要地位。

《荀子》經西漢劉向編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楊淪改為二十卷。楊氏以為書中的《大略》到《堯問》的六篇，當是後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結果，認為書中如《勸學》、《王霸》、《性惡》、《天論》、《解蔽》、《正名》、《禮論》、《樂論》等篇，都應該是荀子的小説詩歌文學作品。《荀子》一書有唐人楊□的註解。清代學者為該書所作的校刊註釋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謙彙集清人的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該書是許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種。近人樑啟雄作《荀子簡釋》，內容簡明易讀。

淺談荀子學術 篇二

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學派紛呈，學者輩出，他們紛紛著書立説，力圖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尋求一種治世良方。

戰國後期的諸子們更是在前期諸子理論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探索，把百家爭鳴推進到政治理論的探索、總結階段。

如在《荀子》、《莊子》、《韓非子》等著作中，都以對其他學派的批評體現出對百家學説的總結趨勢，其目的總的來説都是在探索將來一統天下的治理良策。

荀子作為戰國後期學術中心——稷下學宮的三任祭酒和宿儒，也是從評估歷史文化遺產和辨析諸子百家異説入手，開始了他治理天下的理論建構。

《荀子》三十二篇，不僅是荀子對儒家思想和整個先秦學術思想的總結，更是對將來統一國家治國方略的卓越探索。

首先，荀子以政治倫理為基礎，站在統一學術思想的立場上，展開了自己的政治學術批評。

他把那些自認為有礙於天下一統的學術思想統統歸之於異端邪説，並予以激烈的批判。

他指出:它囂、魏牟重一己之利，惑於情性而不知仁義，其縱慾主義與禽獸無異；陳仲、史鰌嫉世離俗，違背了人的正常天性，不符合社會倫理規範；墨子、宋銒過分崇尚節儉、宣揚“兼愛”，

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不明禮法之分，會招致天下紛爭；慎到、田駢“取聽於上，取從於俗”，不能“經國定分”，空言法治而不能確立法度、經理國家；惠施、鄧析熱衷於奇談怪論、玩弄詭辯，傾心於文字和邏輯遊戲，雄辯動聽但不切實際，偏隔仁義禮法。

荀子對同為儒門內部學者的批判則更為激烈:子張學派衣冠不整，言談粗俗，模仿禹舜卻不知禮義；子夏學派雖衣冠整齊，面貌嚴肅，看起來合乎禮義，實際上並非如此；而子游學派則墮落於毫無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

拋棄禮義而追求個人享樂境地的賤儒；對子思、孟軻，荀子更是言辭激烈，認為他們不知糾時弊、治當世，憤然以“瞀儒”論之。

其次，就學術理論層面而言，要樹立健全的學術批評觀，就需要對學術批評活動做歷史考察、邏輯分析。

荀子注意到諸子偏執於自己學説理論的危害:“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

”（《荀子·天論》）他特別提醒人們要“解蔽”。

荀子深刻地指出，諸子的學説都體現了“道”的一個側面:“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德，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解蔽》）他指出了破除這些遮蔽達於“大道”的途徑和方法:一是“兼陳萬物而懸衡焉”（《解蔽》），即全面把握事物的各個方面，加以衡量分析；二是“虛一而靜”（《解蔽》），即思慮要專一，不因先入為主的成見和主觀臆想影響對事物的認識；三是“吾嘗終日思矣，不如學也”（《勸學》）。

要超越諸子百家的障蔽與偏執，更在於學習，並把“道”當作最高追求目標。

就學術史意義而言，荀子清晰地揭示出各家面貌，透過荀子的學術批評，我們可以對其所批評的對象獲得一種深刻的瞭解，其中包括各家思想的要點、基本精神、價值取向等。

其三，荀子堅持的是一種因人設論的學術批評傾向。

兩千多年來，關於先秦學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固定的理解模式，儒、道、墨、法、名、陰陽是其基本圖景，而且學派之間有着明確的學術分野、思想主張，涇渭分明。

但《非十二子》篇中對各家的批評，則只是有着若隱若現的學派意識，與後世所理解的先秦學派劃分大不相同。

很顯然，荀子把子思和孟軻排斥出了孔子和子弓所代表的學派之外，更沒有把孟軻看作和自己一樣是同出於孔門後學。

而荀子批評它囂和魏牟、陳仲和史鰌，似乎不是批評他們學術思想的內涵，而是其性質，批評他們的學術個性，也沒有學派劃分的傾向。

這説明，《荀子》對天下學術的評論，不是以學派為根據，而是因人設論。

其四，學術批評是文化思想創造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建立在學術繁榮基礎上的學術批評，反過來會促進學術的繁榮。

荀子在對諸子學説的批判中豐富了自己的學術思想:他的天道觀是由道家的天道觀改進而來的；名辯思想中有墨家、名家的成分；他重禮而不輕法，形成由儒到法之間的一個橋樑，法家的李斯、韓非皆出於荀子門下。

而當時的一些學術思想資料也賴荀子的學術批評得以保存，它囂、魏牟、陳仲、史鰌，這些思想家及其思想早已在歷史上失傳，無從查考，現在我們只能從荀子的論述中得知其思想梗概。

可以説，荀子的學術批評是從學術理論層面入手，立足於是否有利於王道政治的。施行和國家天下的治理與安定展開的，其目的是為了替大一統國家設計方略和制度，不符合這個標準的都會遭到他的駁斥。

他認為諸子之説均是姑妄之言，不能成為稱王天下的政治理論依據。

但荀子對諸子的批判，有其鮮明的時代背景，即他對他所處時代社會秩序的混亂感到困惑，但又找不到可靠的解決辦法，而夏、商、週三代統一穩定的社會秩序給了他一種啟示:思想的統一似乎是這種秩序形成的前提條件。

因而，在他的思想體系建構中，藴含着一種追求統一意識形態的趨向。

荀子在比較了諸家學説之後，也給出了答案，這就是他極力推崇的由孔子、子弓所提倡的上古聖賢之道。

在荀子看來，諸子學説中，唯“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荀子·解蔽》）。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説。

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非十二子》）荀子還認為對待那些思想異端，就應該像孔子誅少正卯那樣堅決打擊，寓有藉學術批評樹立學術正統的深意。

這不僅開了韓非取締《詩》、《書》和先王之言的先河，無意間也充當了秦始皇思想文化統一、漢武帝“罷黜百家”的理論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