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精品多篇）

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 篇一

李濟，提起李濟，可能人們不太熟悉，但是説起河南安陽殷墟，那可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1918年李濟畢業於清華大學，後到美國留學，學成歸來後，任教於清華大學，李濟一生最偉大的貢獻就是主導了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因為陰虛考古遺址的發掘，一下子將中國的歷史提前了幾百年，為中國的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説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依舊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名字———李濟。

我們關於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給我們劃定的。他領導的安陽發掘，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包括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夏鼐、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已故的考古人類學大家張光直以台灣中研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的權威身份，曾對自己的導師李濟做過評價：近60年的歲月裏，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 如果不將張光直所説的“中國學界”縮小為台灣學界，那麼他的判斷顯然過於樂觀了。李濟在1948年年底隨史語所遷台，這一選擇很難以優劣論，但其所造成的尷尬局面卻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 篇二

裴文中，中國史前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192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裴文中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北京周口發現了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主持了周口古人類文明遺蹟和山頂洞人的發掘工作，首次提出了中國的舊石器時代的存在，指出中國人是由本土的遠古人類進化而來的，不是從歐洲遷移過來的，是自成一體的，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曾將裴文中逮捕、嚴刑拷打，追問北京人頭蓋骨的下落，但是，裴文中老先生寧死不屈，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期間，值得我們尊敬。

裴文中認為，勞動手段遺物的研究是恢復社會生產發展狀況的可靠物證，如何鑑定人工製品和非人工物，成為史前考古學理論和實踐的關鍵。裴文中以敏鋭的觀察力和認真的對比實驗，在周口店發掘中便從巖石痕跡上弄清了人工打擊和自然破碎的區別，從而明確中國猿人石器的存在。在法國留學期間，裴文中結合人工打擊的實驗及國外收集的自然破碎的巖石標本，深入分析人類製作的石器與自然形成的“假石器”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史前人類使用的硬巖石的破碎和形成中自然現象的作用”為題的博士論文獲得學術界的好評，它既為“曙石器”的破產作了有力的詮釋，又在史前考古方法論上有着重要的實踐意義。裴文中在周口店的發掘標本和新生代所藏標本的基礎上研究分析非人工破碎的骨化石，並指出其成因包括齧齒類動物咬碎的骨化石、食肉類動物咬碎的骨化石及其所呈現的食肉類動物爪痕、骨骼腐蝕後所出現的曲紋以及化學作用和水蝕作用的變形等，以物標本為依據並通過實驗證明的觀察使非人工破碎骨化石的性質和特徵更加明確。裴文中對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體系和年代分期也作了開創和深入的綜合研究。1937年美國費城舉行了早期人類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裴文中宣讀的“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是中國學者首次發表的全面總結，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重視。這篇論文把中國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和山頂洞文化列為早、中、晚三個階段，奠定了中國舊石器文化的分期基礎，並指出它不同於歐洲的舊石器文化。1955年、1959年和1965年，他發表了一系列總結性論文，根據新的發現和研究，不斷擴充其內容和提出新的認識，如用水洞溝文化和薩拉烏蘇河文化來代替過去的河套文化等。裴文中對中國舊石器文化的體系和分期的論述領域的輪廓和基礎，在中國舊石器時代的研究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裴文中還把研究領域擴大到中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發展做出貢獻。《中國史前時期的研究》一書便是具體的代表。中國的中石器時代是裴文中首先提出的研究課題。1935年在廣西發現大批打製石器和個別的磨製石器，共生的動物又是現生種，裴文中提出這些遺存可能屬於中石器時代。1943年裴文中在內蒙古調查試掘，否定這裏屬於舊石器遺存，把該遺址和黑龍江哈爾濱顧鄉屯都作為中石器來處理，並強調細石器在這個時期的作用。在上述論點的啟示下，隨着新發現的增多，有關細石器的起源、時代和分佈等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裴文中的開創之功誠不可沒。有關新石器時代考古，裴文中也做了不少野外工作。1947年他在甘肅渭河上游，西漢水流域、洮河流域及蘭州附近做了三個月的調查試掘，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達93處之多。通過這次調查，對甘肅史前遺存的分佈、分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並對過去的錯誤有所糾正，對JG安特生(Andersson)所謂“六期”體系作了首次的突破。1948年他又繼續在甘肅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做了三個月的考古調查，對這一帶遺址的分佈、分期以及史前時期的“絲綢之路”等，都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特別是沙井文化的命名又是對“六期”説的再次突破。裴文中同時還注意到某些器物的考古研究，如論述陶鬲和陶鼎的論文(1947)便是一例。該文首先對三足器的定義、分類及有關部位的名稱及其演化趨勢進行了闡述，並指出鬲、鼎的形制為中原文化的代表，而邊陲地區的變形鬲則受到黃河流域的影響，這是國內以陶鬲和陶鼎為專題的最早論文，樹立了器物類型學研究的典範。

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 篇三

郭沫若，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歷史學家，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1949年，郭沫若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郭沫若的成績不僅侷限於文學方面的成就，在考古學方面貢獻也很大，他所寫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直到現在也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籍，但是因為挖掘了明神宗朱翊鈞皇帝的定陵，造成了文物的損毀，而飽受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