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讀書筆記

第一篇：《中國大歷史》讀書筆記

通州三中金劍昆

斷斷續續地看完了《中國大歷史》初時也常在一個段落上徘徊許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讀下來黃的理論架構每每出現並濃重闡述之隱失的閲讀張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曉原來如此這般。閲讀此本的經歷與錢穆全然不同黃的技術分析與理論建構如手術刀般對歷史剝離解析除卻歷史因襲的再現給予我的更是常從縱向敍事裏逃脱的橫向比較乃至一塊塊具體制度的勃興衰亡史；錢穆的白話則指點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數筆點到為止。

從黃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簡要地概括出黃在敍事中國大歷史時的一個脈絡。

“井田制度”是“間架性設計”的代表。間架性設計是來自標準化的要求這種方式影響此後30xx年的中國政治。它意味着國家和社會結構是可以認為地創造出的同時也導致上層設計的形式遠比下層運作的實質更為重要的統治習慣。（分封）

……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裏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於是在公元前10xx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致。它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周朝）

……中國政治體系的早熟在當日不失為一種成就可是中國人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從外表形式看來在基督之前有了這些設施國家的機構便形成流線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無從成長髮展以日後的標準看來尤其如此。

（兵馬俑）它也表明中國22xx年的歷史確有垂直的莖幹存在很多帶有中國性格的特徵在當日即已出現。這種系統在上端必有設想而成的成分在內而介於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間。（秦朝）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户抽税的國家。這税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為西方經驗所無。……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絀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賙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漢代）

（石窟）它之五花八門也確曾使中國曆代帝王在長時間內感到棘手。他們都希望利用佛教對全民的吸引力作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針對於來生再世的重點如果經過一度提倡足為社會的紀律而成為儒教者的一種牽制。

拓拔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貢獻為重新創造一個均勻的農村組織非如此則大帝國的基礎無法立足。……及至6世紀初期重造大帝國的低層機構業已在位大量的農業資源和人力業已組織就緒可供建造大帝國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紀律的官僚組織亦即是同樣均勻的結構不為既有的權益所腐化。（南北朝）

……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於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盪而為寧靜之功效。……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要使這個體系生效只能從上向下加壓力。……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唐朝）

趙宋的試驗要能在這關頭實現而有成果財政上各種端倪必須全部用商業習慣管制……大多數民間事業從旁在側的襄助也須公司化採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對公眾負責。統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數目上管理。……當王安石對神宗趙？説“不加税而國用足”他無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當生產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使用統一税率也能在高額的流通狀態裏收到增税之成果。這種擴張性的眼界與傳統的看法不同當時人的眼光將一切視為不能改變的定數。因此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而反與他同時人物遠。……中國政治統一的程度遠超過國內的經濟組織繼續發展的結果只有使兩者都受挫折。（北宋）

歷史家無從否定理學家增強了以後中國儒生的正直觀念和堅決的態度。……今日看來他們的立場仍是過於單純他們仍無法脱離一種被安排的環境即一種大而無當的官僚組織治理一個大而無當的農民集團。（儒學復興•南宋）

傳統中國對本人謙遜對人禮讓的作風足使很多爭端無法啟齒且社會體制基於血緣關係構成又有法律支撐就用不着法理學上很多高深奧妙的原理而牽涉到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了。政府授權於各家族讓他們教訓管束自己的子弟於是衙門減輕了本身的任務；各官僚在詩歌和哲學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們的工作無須全部確鑿切實即司法也離不開相對的成分。由於他們不對各地區特殊的情形認真所以他們總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為適用於全國的標準因此整個文官組織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換而一個大帝國即可以用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治理。除了施政的風向得考慮其他特殊的情事已無關宏旨。這種體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則要改弦更張既要對付中國廣泛的疆域和內中各種複雜的情形又受限於當日技術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實際亦沒有初看起來的容易了。（元朝）

中央集權能夠到達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組織與結構都已簡化一個地跨數百萬英畝土地的國家已被整肅成為一個嚴密而又均勻的體制在特殊情形下則由民間經濟作主形成人力與物資可以互相交換的公式而釐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過程雖複雜但在朱元璋督導之下則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實施了。……中國的朝代以一種權利的架構築放在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基礎之上（縱使我們並不把經濟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隨意創造或隨意的顛覆去適用於短時間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組也不能避免某種程度的暴力出現。……縉紳階級要不是與文官集團通聲氣即是當中的成員所以他們是全國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為朝廷的執事人物也是鄉村間的地方領袖因之構成了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聯繫。他們公認良好之政府植基於保持傳統的社會價值並且這一優秀分子集團的成員又因為社會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動性不時更換。……中國的官僚與縉紳階級預先製造一種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區勉強湊合一致因此他們背世界的潮流而行與宋朝變法的人士立場相左而整個地表現內向。……政府之中層缺乏經理能力是第三帝國一個極為顯明的特徵。……明朝的上層官僚組織已將道德的名義一再濫用因着意識形態造成派別其爭執愈籠統抽象愈使他們無從看清當日的技術問題已超過他們所能對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們所謂“憲法危機”尤然。（明朝）

遠在11世紀王安石就決心將宋帝國財政片面地商業化。不幸地當中一個失敗原因卻正是由於他的規劃缺乏商業資本和民間的支持當時慘痛的結果歷久而不能忘。這財政之展開既無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貢獻任何對策至明朝才打開僵局其辦法卻是大規模地全面退卻。從此中央政府不再親身隻手去掌握各種財政上的資源而是預算及限額去節制其抽取與支用。政府本身不與經濟上最前進的部門發生關係而且也坦白聲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它所標榜的道德無非也帶着泥土氣息。清朝雖然也無意於改革但到底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彈性的管理法稍微放鬆例如讓較多量的貨幣流通在某種條件下對財政採取現實的態度不完全期望官僚枵腹從公開放廣州的海禁等。然則大體上講全局已定也無從推翻。國家體制的最大功用是將千萬的農村糾結在一起。意識形態較科技優先文化上的影響比經濟更重要各級官僚的消極性比他們適應環境的能力還要被重視。……清朝之內向和缺乏對外競爭性尚不及明朝……維持着億萬農民安居就業和上萬官僚寧靜在職緣於一種精妙的平衡。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願對財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尋求科技發展。（清朝）

中國之首要問題仍是新舊之間不能銜接：現代體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軍閥割據在這段期間成為普遍現象。舊體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產生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在青黃不接之際維持短期團結。……如果軍閥在歷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80年外強侵略之後他們更增加了內部壓力於是強迫着中國的青年自行着手尋覓着一套救國方式。（清末民初）

繼自強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以後蔣中正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建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毛澤東和中共則建立了新的低層機構。今後中國的重要課題是如何在高低層機構中建立法制性的聯繫使整體發展走向合理化。

第二篇：中國大歷史 讀書筆記

國史概要馬兆勛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讀書筆記

書籍信息

書名：《中國大歷史（黃仁宇作品系列）》

作者：黃仁宇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 2014年北京第2版

關於“大歷史”的一些思考

“大歷史”即macro-history，是黃仁宇先生類比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將宏觀和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引到歷史研究中，所原創的詞彙。他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然後在與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中國大歷史》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着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中國大歷史》求一個遠景，筆法雖然細緻，場景卻總是朝代更替，權力鬥爭的大場面。黃仁宇先生提出“大歷史”這種新穎的研究歷史的方法，以獨特的視角，帶給我們一種與看編年體或紀傳體史書不一樣的感受，令人耳目一新。廣泛的歸納與高度的壓縮綜合，使得已經熟悉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展現出另外一種姿態。

“他（費正清教授）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①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觀念以及不斷的強調綜合之必要，使我回憶起一個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何謂宏觀與微觀，哪一個更重要？何謂微觀，一秒鐘？一分鐘？何謂宏觀，二十年？一個世紀？誠然，對於一個人，一秒鐘算是微觀，二十年算是宏觀。可是正如黃仁宇所言，對於歷史而言，二十年不過是一瞬，如何能算做宏觀？即使是作者口中的一個世紀、一個朝代，普通人一生無法企及的長度，對於上帝或者佛祖這樣的存在，是否會覺得一個世紀也不足為提呢？這樣説來，相對於佛學中的“一剎那”，一秒鐘豈不是都顯得漫長！

如果我問，一秒鐘能做什麼，這個問題也許無從回答。但是如果把時間擴大到一分鐘來談，就簡單多了，看了一個廣告，或者看了一篇短文。那麼把時間繼續擴大，一個鐘頭，也許回答就會變成看了一本書，吃了一頓飯。那麼考慮一天的時間幹了什麼，我們會説，早上看書，下午逛街，晚上看電影。很神奇的現象，一天只不過是86400秒的疊加，一秒鐘能做什麼不好回答，但是卻能很輕易的回答一天能做些什麼。從一分鐘到一天，我們在説一天做了什麼的時候，並不是説1440個分鐘分別做了什麼，也許只是很簡略的一句話“我睡了一天”。86400秒和1天，就物理上來説是相等的，但是我們看來卻是截然不同。在看歷史的時候，以二三十年着眼去看，或是動輒幾百年幾個朝代，我們總能看到不同的東西。發現不同的“道”。 ① 楷體字內容為摘錄《中國大歷史》中的語句。

我所説的“道”即是老子所言“道”。“由於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動都是根據相同的內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宇宙間的萬物運行遵循着一定的規律即黃仁宇先生所言“內在的律動”。“道”的存在，使得世界得以成為我們現在所見的世界。歷史總是“應當如是”，而我們研究歷史，正是為了去了解它“何以如是”。為什麼偉大的思想總是誕生於亂世？為什麼偉大的文學作品總是作者受挫而作？縱觀整個人類歷史，總覺得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推動着歷史的前進，我只能用洪流去形容，歷史的洪流是任何人都無法去反抗的。無論什麼人什麼事都只不過在順應着歷史的潮流罷了。

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似乎也在尋找一種影響朝代更替的內在的規律。“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着，‘一切靠抽税而轉移！’”雖然他沒有明説，但我們似乎也在字裏行間感受到中國幾千年歷史影響朝代更替的內在律動。

人是很渺小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暫的。但是我們能夠通過研究歷史看到整個人類發展衍化的軌跡，從中尋找到一些安身立命所需要的東西。萬物都在遵循着“道”而演化發展，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宏觀的綜合或微觀的分析，總能發現不同的“道”。

看待歷史應儘量避免摻入個人情感

中國大歷史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羣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羣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折點了。”

“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這句話不無道理。歷史上，權力鬥爭之晦澀曲折，個人心思之蜿蜒深邃，早已融入個人血脈之中。道貌岸然之下，行的全是些爾虞我詐之事。黃仁宇先生的書中，在位的帝王，不是玩弄權術，出賣他人的高手，就是個被人玩弄於指掌間的小兒。即使至今日，各等官吏高言遠大於作為，又在玩那套道德為上，暗裏黑錢的把戲。在歷史上，似乎永遠都是正義的一方獲勝。也許我們可以反過來看，獲勝的一方永遠都是正義的。勝者王敗者寇，這是必然的。勝利者理所應當擁有改變輿論導向的能力，毋庸置疑。所以，我們看到的歷史未必就是歷史，也很難有完全客觀公正的史書。《資治“通鑑》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

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實’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資治通鑑》無法做到完全客觀。而以“春秋筆法”寫成的《春秋》，也是明顯的帶有孔子的個人感情色彩。在我的觀念裏面，看歷史，就是單純的去看歷史上發生的事，而不摻入自己的個人情感與看法，不去評價一個人的好壞或對錯，儘量避免被史書作者的情感所影響。

早在餘華的隨筆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中，就看到一個近乎真理的觀點——“事實”總是要比“看法”強的多。“人們總是喜歡不斷地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幾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於是人們真以為一葉可以見秋了，而忘記了它其實只是一個形容詞。”美國著名作家艾薩克·辛格的哥哥這樣教導他的弟弟：“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著名的作家蒙田也對這個看法表示同意，“按自己的能力來判斷事物的正誤是愚蠢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榮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導我們到處管閒事，虛榮心則禁止我們留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丁説道：“我喜歡懷疑不亞於肯定。”

1943 年，ibm公司的董事長托馬斯·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訴人們：“我想，5台計算機足以滿足整個世界市場。”另一位無聲電影時代造就的富翁哈里·華納，在 1927 年堅信：“哪一個傢伙願意聽到演員發出聲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帥，這位法國高級軍事學院院長，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軍總司令，對當時剛剛出現的飛機十分喜愛，他説：“飛機是一種有趣的玩具，但毫無軍事價值。”1899 年那位美國專利局的委員下令拆除他的辦公室一樣，理由是“天底下發明得出來的東西都已經發明完了”。

以上的事實在我們現在看來似乎只是飯後談話的笑料。但是可以發現，這些錯誤並不是由於他們信口開河，並不是不負責任地説一些自己不太瞭解的事物。他們所説的恰恰是他們最熟悉的，無論是托馬斯·沃森，還是哈里·華納，或者是福煦元帥，都毫無疑問是自己領域的權威。問題就出在這裏，權威往往是自負的開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樣，他們開始對未來發表看法了。而“對他們來説，未來僅僅只是時間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們對未來就一無所知了。”

餘華是我很喜歡的一個作家，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自己的看法，《許三觀賣血記》， 《活着》，餘華僅僅是平淡的敍述一個故事，正如我在《中國大歷史》中看到的，作為一個史家，黃仁宇先生沒有太多的品評，只是講述史實，內中給出自己的邏輯。歷史自有其自我的邏輯和自我的選擇。因此在歷史的研究中，我們應該極力避免“看法”的產生。就像黃仁宇先生在序言中所説的那樣，我們對歷史人物的看法，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然而歷史僅僅是已經發生的一些事罷了。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説的，“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

備受推崇的漢武帝劉徹，他大刀闊斧的對外戰爭，在很多人看來是積極正面的，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也成就了他一世英名，但是連年戰事，人民飽受戰爭之苦，也使得文景時期恢復好轉的國力迅速衰竭，成為東漢滅亡的原因之一。着眼於他個人，就會發現他雖為一代英明的帝王，也有着明顯的暴力傾

向，殺人過多。同為東漢人物，如今看來，王莽或許只是歷史上一個類似於跳樑小醜的角色，但是我們客觀一點看的話，也能發現王莽個人的能力是不可小覷的，若當時王莽的改革能成功（誰也不敢保證他的失敗是必然的），或許他又會是截然相反的形象了。看待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應該竭力避免摻入個人情感，客觀公正多方面的去看，會有更多的收穫。另一方面，既然歷史已經成為過去，哀歎或者歡欣，都已毫無用處，不如以之為鏡，來觀察我們自身，這才是讀史的意義所在。

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揭示了經濟的基礎地位。 因為我涉獵不深，閲歷尚淺，對於黃仁宇先生在書中所表達並不能全部徹底的體會，但讀完本書，給我感觸最深的還是這一點——一個強大的國家需要堅實的經濟基礎。

呂思勉先生的《中國通史》中，有一段描述上古時代社會權利重心轉變的文字：“遊獵之民，漸進而為畜牧，其人之好戰鬥，喜掠奪，亦與遊獵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獵。而其力且加強。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羣；營養佳良，體格強壯之故。牧羣須人照管，其重勞力愈甚，而掠奪之風亦益烈。只有農業是源於蒐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級的農業，亦率由女子任其責。其後逐漸發達，成為生活所必資。此時經濟的主權，操於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農具等，率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願女子出嫁；女子勢亦無從出嫁；男子與女子結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為附屬品。此時女子有組織，男子則無，或雖有之而不關重要。所以社會上有許多公務，其權皆操於女子之手。如參與部族會議，選舉酋長等。此時之女子，亦未嘗不從事於後世家務一類的事務，然其性質，亦為公務，與後世之家務，迥乎不同。實為女子的黃金時代。所謂服務婚的制度，即出現於此時。因為結婚不能徒手，而此時的男子，甚為貧乏，除勞力之外，實無可以為聘禮之物之故。其後農業更形重要，男子從事於此者益多。導致以男子為之主，而女子為之輔。於是經濟的主權，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財產漸有贏餘，職業日形分化。如工商等業，亦皆為男子之事。個人私產漸興，有財富者即有權力，不樂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財物償其部族的損失，而娶女以歸。於是服務婚漸變為買賣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從中我們可以很直觀的看到，人在社會中的地位隨着經濟而轉變。經濟是其他社會活動的基礎。

縱觀中國或是世界各國古代社會，總能發現農業的重要性，而農業恰恰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本書的前幾章，黃仁宇先生就着眼於“黃土”，進行闡述。世界上另外四大文明發源地，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巴比倫的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希臘愛琴海區域，古瑪雅區域，同中國黃河流域相類似的，均具有優越的自然環境，使農業得以發展，而成為世界文明的發源地。

或許正是有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在黃河流域這塊土地上很早便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周。“現存的資料不能使我們確定周民族的來源。他們留下來的一段簡短傳説，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傳統一樣充滿着神話與幻想，可是這傳説不斷的提及農業”；“這時候（商朝末年）周民族是商所節制的部落國家之一，以西安

為中心，在渭水流域擁有農業基地”；“因為黃土之纖細，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製之梨及鋤。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裏，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於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致。它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

而在接下來的春秋時期，農業也體現出其地位。“在《春秋》裏經常有鄰國的軍隊越界奪取收成的記載。饑荒時拒絕糧食之接濟尤其可以成為戰爭的導火線。”“不難想象，當日各大國要較小國家佔有明顯的優勢。它們所控制的資源能夠在賑災是發生確切的功效，所以在吞併的戰爭中也得到廣泛的支持。”

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連亙三個多世紀的亂世期間，也能看到農業的身影。曹操以重視農業而聞名。而他得以在混亂的軍閥混戰中崛起，與他重視農業的發展是分不開的。而三國中的另外兩國也同樣如此。“現代學者引用‘經濟樞紐區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説法，企圖將長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較深切的解釋……這種説法，有它的優點。從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兩個國家看來，和東晉在淝水一戰足以擊退來犯之優勢敵軍的事蹟看來，經濟樞紐區域好像確有其事”。

北魏是這個時期一個較為成功的朝代，他的統治者及其重視農業的發展。“在初期建立帝國的時候，拓跋民族以其為少數民族而無悠長的文化傳統，注重以俘獲的人口加強其農業發展。公元391年，拓跋珪與匈奴一部作戰大獲全勝……匈奴的領導人物及家屬共五千人全部處死，餘剩的部落民眾一律發配到黃河河曲今日之包頭附近，強迫改作農民，土地和農具由國家配給。迄至5世紀，同樣的辦法也照樣施於其他的部落。……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遊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內具恤災救荒的資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北魏在將都城南遷後的公元485年，頒佈了“均田令”，將土地收歸國有，這一舉動更是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個里程碑，為後世不斷模仿。

同樣是在這一時期，江南農業的開發從江東擴展到整個長江流域，進而波及嶺南和閩江流域。土地大量開墾，耕作技術進步，農田水利興修較多，農作物品種增多，單位面積產量提高。江南農業開發使南北經濟趨向平衡，為以後我國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打下了基礎。

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諸多朝代中，極少有不重視農業的。從周朝的“井田制度”開始，王莽的改革，北魏的“均田令”，元代初期的“重農”政策，歷朝歷代，統治者均將農業視為立國之根本，而農業的發展也成為國家強大的基礎。

我舉以上的例子並不是為了説明農業的繁榮或是自然環境的優越能與經濟的發達，國家的強盛等同。與之相反的例子也是存在的。

以微觀經濟學角度看來，人們是會對激勵（incentive）②做出反應的。“春秋五霸”中最先稱霸的齊桓公就是典型依靠優越自然條件使國家富強的例子。而戰國時期混戰的勝利者——秦——位於現在的陝西省附近，自然條件比不了東部平原的國家，我們無法説它具有發展農業的優勢。然而，這並不能成為其強大的絆腳石，似乎反而成為其助力。“一般很少提及，秦國實際上得到經濟落後的好處。經濟落後才能強調農業一元，動員起來，專一雷同，內部的凝聚力也強。”

再想象一下這樣一個情景。兩個國家，一個國土遼闊，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另一個面積很小，自然資源匱乏，地理位置不太好。也許多數人會覺得這樣的比較是無意義的，前者較後者擁有絕對的優勢，絕對比後者強盛的多。但我們看當今世界，俄羅斯與日本，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面積17,075,400平方公里，橫跨兩個大洲，覆蓋超過八分之一的地球陸地。有世界最大儲量的礦產和能源資源，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輸出國，擁有世界最大的森林儲備和含有約世界四分之一的淡水的湖泊。與多個國家接壤，航運交通極為便利。另一個是面積僅為377,835平方公里的島國，資源匱乏自然不用説，交通位置也不能稱之為優越，位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上，經常發生自然災害。這樣的兩個國家，俄羅斯雖不能不稱之為強盛，但比起日本還是差了一截。俄羅斯倚靠優越的自然環境，大量出口自然資源以維持國內經濟發展。而日本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只能依靠進口他國資源。現在，日本是世界七大工業國集團中，亞洲至今唯一的成員國，亦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先進國家及第三大經濟體，是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這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歷史原因，或許與其他某些國家的政策有關。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國家自身。這與“破釜沉舟”的故事，大概是同樣的原理。

依本人愚見，一個國家只有在國民解決了生計問題，不再為吃飽穿暖發愁之後，才有了談論“上層建築”的資本。經濟正是一個國家的基礎。但發展經濟也有多種方法。我國有自己獨特的特點，自然要走自己的道路，同時也應該縱向以史為鑑，橫向上借鑑鄰國經驗，少走彎路。 ② 激勵是引起一個人做出某種行為的某種東西，諸如懲罰或獎勵的預期。由於理性人通過比較成本與利益作出決策，所以，他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曼昆《經濟學原理》

第三篇：中國大歷史讀書筆記

《中國大歷史》讀書筆記

近期，拜讀了黃仁宇先生的《中國大歷史》，加深了原來記憶中有關中國古今歷史的條線印象，體會到作者負笈海外轉換視角、重點提取綜合評判的良苦用心。鑑於讀得有些散漫，而中國歷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長，其間奧妙玄機，非著説之人一冊黃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冊之人一時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識之，進而揣測作者或是沒有言盡，寬宥鄙人亦是體嘗有限。故此，作者以宏觀綜合論之，鄙人從小我主觀臆想，讀史於此冊，品讀在其外，隨着零星感悟，簡要、散漫作一讀書筆記。

一、本書架構及史學觀點

正如自序篇中概括的一樣，以“中國大歷史”命名本書，作者旨在將宏觀視野這一觀念引導到中國歷史研究裏去。（一）由於負笈海外，授課對象是非本族的異國子民，作者曾懷疑講述歷史知識的意義及實用價值，輾轉反思之後，最終決定廣泛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在與西歐史及美國史有了幅度與層次上比較的基礎上再加以研究。（二）對既成事實、不可逆轉的史實，更多專注於考慮其積極意義及前後連貫的出處，而不以個人之恩怨愛憎當作歷史轉折點。（三）不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而是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着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促成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文字摘自自序篇，稍作整理）~

鄙人在閲讀“安祿山的反叛”、“王安石的變法”、“數字管理還沒成熟”、“張居正與萬曆皇帝”等篇章時，對作者的宏觀綜合分析法逐漸熟悉並認可，對其通過講説分析不同階段、不同朝代有關“政府抽税”的歷史演變，論證“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經濟體制”的觀點慢慢領會逐步接受。或許這些觀點在歷史課本中有所提及、野史小説中早有影射，不敢確説是作者首創或獨創，但確是鄙人第一次跳出政治形態、道德意識去讀史，改作因循本書倡導的“大歷史”似的敍述、點評去理解一段歷史，體會經濟體制、技術條件等其他因素對於歷史、社會、國家（朝代）演進的重要意義，以及它們是如何作用於當時、廣泛影響於後世的。

自序篇中，作者還曾自問對美國學子講解中國歷史的意義，史實講解（以韓非、李斯、始皇等為例），“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作一中外比較（以女皇為例），“尚有何實用之處”？於是閲讀過程中，鄙人亦自追問，現階段捧冊讀史的目的意義何在，究竟如何讀史方能進益的問題也縈繞不去~

二、讀史，開眼與壯懷

本書自華夏文明起源至近代中國景象作一行串講，特點是宏觀看去，擇要點説。隨書穿越，朝代更迭、烽火硝煙、分合之勢、民族聚散的轉換都在須臾之間，幾百年換作寥寥數語一筆帶過，人流羣眾幻作嬉笑怒罵的臉譜閃過，有秉承的共通之處，也有相異相左的發展。讀史讀得人百感交集，時而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時而悵然若失默默無語。一些大事件，攬得天時地利人和，機緣巧合順勢發生或無可避免，一些大人物，受命艱險危難，亂世逐鹿問鼎，盛世大筆擘劃，有的光耀 1

佇立、有的黯然離去，波瀾壯闊中感受世事無常、時事造人造物；一些奇物件，大到奇絕的建築構造小到精細的生活瑣碎，教人讚歎勞動者的聰慧與神工；一些對立融通的思想，儒、法、道、墨等各家並舉，佛説禪學、基督天主、伊斯蘭等各家宗教信仰，包羅萬象，交互輝映，爭鳴衝撞中不斷迸發出新的生命光彩來…… 當即豁然開朗有所頓悟，一來知識積澱當是慢慢打開了眼界和胸懷的，穿越今古，跨越民族，交匯智慧，拓展思想。再者，有道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若讀史讀得清醒，是否亦可提點當下呢？或有補足和進益之功。

三、遊歷，豐富且印證

讀史過程中，突然想起“書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語來。比如文中讀到“從畫像磚看漢代社會”、“西湖與南宋”、“蒙古人的插曲”等篇章時，因為曾經遊歷身臨其境，親見過、觸摸過、聆聽過、體味過，感覺就較其他更真實而親切，舊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對上號，再回味歷史品讀作者點評時，條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豐富或是印證或是異議，更易得到共鳴或形成辨識，甚至生出更多遙想和猜度……因此，竊以為讀史學史可分四個階段：初為史實識志階段，其後博覽深入階段，再者遊歷豐富階段，最後致用開創階段。

四、讀史、觀史、研史

很久沒有耐下性子閲讀以史實為依據，並加以專業評判的歷史讀物了，相較一些歷史小説、野史傳奇，本書讀起來有些艱澀，翻翻停停好多回。一遍讀下來，除了對中國大歷史進行史實梳理和印象加深外，關於作者的一些新角度觀點或綜合考量評價雖然讓人新奇，作為讀者的體悟不足、尚處於一知半解，這或許跟標新立異野史印象已先入為主有關，也間或鄙人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知識積累不足或綜合視野狹窄的因素。

如此，倒也促成另一番感悟。史實雖已既定、不可逆轉，但隨着研讀之人知識拓展、視野拓寬、閲歷豐富、境遇變化等，是可以常讀常新的。於是乎，讀史，知識是奠基，尊重客觀是基礎。觀史者，可隨個人喜好憎惡品讀一段歷史，逐漸深入一段體悟，在蒼茫天地間、滾滾史輪下尋找共鳴與撫慰。而研史者，禮學心誠，治學嚴謹，理當作客觀解讀、綜合評判、正確指引，有根有據，有禮有節，有的放矢。

五、學史致用於無形

過去的歷史雖不可能重新來過，卻可以通過尚存的元素、歷代史家的評説解讀、滾滾後浪推前浪的深深積澱，啟發後世之人。今人置身於自然天地之間、歷史長河之流，辨識，理解，思考，終可體味渺小與偉大、積極與消極、紮根與流浪、堅持與放棄的奧妙，藴藏在“殊途同歸”與“過程無可比擬”兩種價值理念背後的追求差別。爾後懂得漫漫長路上下求索間，把眼界放得更寬敞，把胸懷放得更寬大，放下身段，汲取精華剔除糟粕，積極當下，勇敢嘗試大膽創新，用今天去繪就明天的光彩~

內容簡介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納領，然後在與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着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蜕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不以道德論史，不以考據為文，縱橫捭闔梳理千年歷史，三言兩語點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處尢見黃仁宇獨到的史家眼光。

黃仁宇這部書以短短的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對於歷史的人物與事件細細地加以描述來顯示其“大歷史”的特點的。大歷史之為“大”歷史的理由在於，作者一改以往中國歷史學家的著述進路，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湯因比所説的文明類型，或斯賓格勒所説的文化形態）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固然沒有引經據典滿篇考證那樣的學理感，沒有繼承傳統史學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卻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因此，我們不必將歷史讀作“資治通鑑”，不必將歷史認作弘揚某種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歷史“應當如是”的價值旋流，滿足今天人們習史對歷史“何以如是”的因果關係的好奇心。

作者簡介

黃仁宇，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後赴美攻讀歷史，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

最早閲讀黃仁宇的書，是曾多次名列暢銷書榜前列的《萬曆十五年》，讀罷此書，有一種耳目一新、欲罷不能的感覺。黃仁宇的論述多有大的歷史架構，不拘泥於現代論文的寫作格式，以較為通俗易懂的方式，將歷史似小説般的呈現，能吸引

廣大的閲讀羣。他主張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條件重新檢討歷史。正如黃先生在《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中所言：“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並不是説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此次適逢區機關舉辦“第三屆讀書活動”，本人仔細閲讀了推薦書目中的《中國大歷史》一書，感觸良多，現將點滴體會寫出來，以求教方家。

一、黃仁宇這部書以短短的二十三萬餘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

作者不以史料的堆砌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單一歷史事件的描述為著作的主要關注點，更不以對接近作者時代的歷史大事的歡呼喝彩為能事。在著作的意圖上，首先確立起一個大意向，“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然後去做進一步的研究。可見，這種“大”歷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對歷史宏觀線條的勾畫，注重的是歷史本身的狀描，並且是在區域歷史的相互比較中凸現其歷史特質。這種歷史著述可以使我們免除習史的價值負累，令人耳目一新。

二、在這本書裏，作者從經濟學角度解讀中國歷史，得到貫穿全書乃至其史觀的“數目字管理”這個核心概念。他以一種現代商業社會應有的機制解説中國歷史的瓶頸和極限的確非常有啟發，國土面積、人口增長、中央集權等客觀因素與統治技術上的相對落後是中國政策目標不能很好實現的關鍵所在。當然，古代管理水平非常落後、科技水平也很落後、數學也沒有產生，有的也只是一些用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技巧—這些統統都是東西文明的顯著區別。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以嶄新的視野指出了傳統中國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的根結所在。黃先生一再強調中國傳統社會不能用數字來管理，指的是舊中國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維。道德判斷代替價值判斷現象越盛，則實際的技術手段就越受侷限。就現今時代潮流發展而言，如果不能擺脱“齊家治國”這類非市場因素的影響，不能讓社會的各類組織延續幾千年來對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的蔑視態度的根本轉變，“富強、民主、和諧”社會的構建，其前景是堪虞的。

三、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很多錯綜複雜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制度危機。由周公開始，中國政治家、思想家總是力圖通過人為的盡善盡美的組織方案來治理這個老大帝國，但龐大又不按專業技能分科的官僚組織，僅靠教化和紀律來控制，是註定不可能適應新時代的。黃仁宇指出，中國傳統社會“假設多於實踐”，“以滿足民間最低的期望為目的”，“乃是組織簡單、效能低下的政體，既缺彈性，也欠實力”。中國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樣理性化？他以“潛水艇三明治”形容傳統中國—上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龐大官僚體系，底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廣大農民，將一個個朝代的盛衰，繞開道德評價的怪圈，而轉作對一個組織結構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為解讀中國歷史提供了相當精彩的角度。

《中國大歷史》

我固然喜歡歷史，可卻是個門外漢。有的時候會奇思妙想，萬一某個老外問我：“你瞭解你們國家的發展史麼？”完了，我當時肯定蒙了，就像別人問你：“你的名字叫什麼"而你不會回答一樣的窘迫。所以我一直都想借用大歷史的要領，省卻細節，對歷史粗淺品評一番。實在我的省卻是一種偷懶，但畢竟不是做學問，嘿嘿，對細節就不需太過熟識控制，對史料也無需挑轉撰辨別，精讀正確。

在名為《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的中文版自敍中，作者已經坦言，關於這“大歷史”的思路，起源於給外國學生講授中國歷史的實際需要。大凡學習歷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瞭解個大概、懂個基本的發展脈絡，而不可能具體到歷史中的每一個細節。學習歷史如此，學習外國曆史更是如此。為了這教學的需要，作者乃開始將這中國幾千年歷史予以壓縮。而到後來，這“大歷史”的綜合研究方法更成為作者的一種研究進路。於是，就有了這23萬字的《中國大歷史》。

正如書名所言“micro-history”，更多的是從宏觀視野去看待歷史，不拘泥細枝末節，而實縱橫交叉，記錄朝代的更替演變，也放到世界歷史中去對比研究，從中我們可看出中國歷史的興衰榮辱。

一次偶然看到室友枕頭旁有本書，看完作者的自敍後，我更加喜歡讀，因為我一直尋求的一本宏觀講中國歷史的書，從宏觀出發，架構是全局性的，這更是我喜歡的，真是喜上眉梢。就這樣悄悄的被我帶回老家，經過兩週的時間閲讀完。

全文沒有太多的史料堆積，以文化、地域、體制為主線分析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變遷。在中國的土地上，自耕農的農業模式，在抵抗自然風暴、外敵入侵等外界因素上，迫切需要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應對，那麼大的統一的國家似乎就成了歷史發展必須的訴求。然而最終是什麼讓華夏兒女走到一起，團結起來呢？是文化還是體制？分散、獨立的小耕農，以家庭為單位，讓人們安定下來，減少流動，使統治變得容易起來。中央集權的體制也就孕育而生，穩定農民，並向他們收税。這些税收養活了整個官僚階級，並且促進了當時的科技進步。儒家文化和佛教的引入，規範了道德觀念，教化了大眾，進一步健全了和彌補了體制上的不足。使得這一體制，得以輝煌數千年。就算強勢如侵的外族，也無法擺脱這一體制。整個古代史，就是一個農業文明的演變，有自己的體制和體系，但最終是無法適應社會文明的發展。當前的中國，仍舊是一個大多數人都是農民的國家。怎樣走下去，是一個應該考慮的問題。黃仁宇先生新穎和獨到的見解對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是有幫助和借鑑的，是本不可多得的歷史書籍。不過中國如此悠久複雜的歷史，

光從幾個方面去分析和闡述是很難有定論的！但對於他的宏觀敍述還是達到我的最初讀此書的目的。

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氣門而入。作者倡導"大歷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然後在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進程，着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視野宏闊，見解獨到。

所謂大歷史，以我個別的理解，就是廣角的歷史。以廣角從高遠處走端詳歷史，隨着細節的含糊，歷史的輪廓就越發明確了。使用粗線條來謀取零碎。至於要領自己的效果，我作為一個歷史業餘愛好喜歡者，尚無資格評説。

一個國家追求內斂，就會停滯。一個人過於安逸現狀，就會停止發展。人的成長一定是擁抱變化，改變思想，積極行動最能適應。實際上競爭的結果不是強者生存而是適者生存，最能夠適應改變的人生存。資本市場的一個特殊在於他的規則與運行規律也在不停的變化中，我們要積極適應變化。但對於現狀經常發生改動，就會給人造成痛苦。思想的改變一定是在事業發展的前面，有了對應能力、素質準備才能夠勝任對應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斷更新很重要，不斷實踐向前發展很重要。

寫着寫着就想起在網上留意過的一段話:再煩，也別忘微笑；再急，也要注意語氣； 再苦，也別忘堅持；再累，也要愛自己。

第四篇：中國大歷史讀書報告

真正的自由不是針對他人的言説，而是指向自我的實踐，真正的反抗也許不是公開的對抗，而是拒絕權力穿過的規避或對權力視而不見的沉默。——題記

儘管“大寫的歷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為標識的宏大歷史敍事日益成為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於“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導致一個時代的思想風格或精神氣質的斷裂或轉折。正因為如此，當下的學術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將80年代與90年代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狂飆激進的時代”與“理智漸進的時代”、“面向世界的開放時代”與“關注本土的保守時代”、“思想的時代”與“學術的時代”。

但是，就知識的增長而言，這樣的轉折也許僅僅意味着知識旨趣的平面擴展或轉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識地的疊加或累積。只有當一個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知識成果成為被重新思考或審視的對象時，這才有可能意味着一個知識時代的終結和另一個知識時代的開啟。由此，我們才有可能理解在當下中國的學術場域中迅速彌散的“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框架在“學術的時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義。當然本文並不是要對這一問題做全面的評價，其目的僅僅是對鄧正來先生在《國家與社會棗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一書中所建構並予以反思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分析性的批評。在我看來，批評並不僅僅是一種簡單地表明不同立場或態度的知識行為，而更主要的是一種知識上的歷險，它要求探險者對所面臨的種種艱險進行周詳細緻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辯駁和體現洞識的判斷。因此，我的策略是先進入作者的內在理路，分析他對市民社會理論的態度的轉化，以及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以此揭示國家與社會理論的解釋限度。鑑於作者既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始作俑者，又是這一理論的深刻反思者，這樣一種檢討無論是對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還是對於健全的學術批評都有可能獲得某種一般的意義。

《國家與社會》是一本論文集，其中收入了鄧正來先生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的7篇研究論文。其中，“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以下簡稱“建構”）一文是整個研究的基礎或出發點，“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以下簡稱“研究”）以文雖然是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所作的知識社會學式的考察，實踐上是對“建構”所作的初步的、整體性的自我“反思獲批判”，後來的“?國家與社會?研究框架的建構與限度——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評論”（以下簡稱“評論”）1一文是對這種反思的進一步推進。當然，鄧正來先生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反思獲批判並沒有就此止步。不過，就本文而言，我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從“構建”到“研究”再到“評述”這一批判性的反思過程中所引發的種種理論問題。2我們當然希望他對這一問題所作的進一步反思能夠多我們的智識構成新的衝擊和挑戰。

一

1、市民社會：從“社會實體”轉向“解釋模式”

無疑，9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的建構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事件。由於市民社會論者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他們所建構的“市民社會”理論也就有所不同。大體説來，目前有兩種市民社會的理論，一種是針對東歐共產主義解體所提出來的“公民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領域”（《國家與社會》，頁142，註釋35，以下凡引此書只註明頁碼），即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它強調的是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參與。這種追求政治民主的極端形式就是強調市民社會對國家的反抗，這也就是台灣學者將civilsociety譯為“民間社會”的原因（頁121）。另一種是針對西方理性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貝馬

斯語）而提出來的“市民社會”的理論，這種理論主要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的道德價值，即追求一種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將civilsociety譯為“文明社會”。

鄧正來先生所提出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顯然是以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並沒有從關於市民社會的經典理論出發建構一個宏大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詳細地闡發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內在規定性。4儘管如此，他依然採用了與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同樣的建構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對傳統市民社會理論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對這些理論進行重構或再解釋（如“市民社會與國家棗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以下簡稱“架構”）一文），這種解讀經典文本的方法由於其在解釋學上的有效性而獲得了人們的普遍認可；另一方面，他在對這些市民社會理論進行知識社會學的考察中發現了市民社會理論在前台的理論建構與後台的現實關懷之間的密切關係（如“台灣民間社會語式的研究”一文），這使得他在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中採取了一個類似的策略，即強調“中國的市民社會”，強調市民社會理論的中國性：中國是一個“遲一外發型”的現代化國家，因此，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成為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核心（這也是為何將civilsociety譯為“市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原因），以此顯示出與上述兩種市民社會理論的不同。但是，這一知識社會學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會的理論建構中卻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化，即讓“舞台後導演的現實關懷”不是隱含在對市民社會的理論建構中，而是直接在理論建構的“舞台表演”中亮相。在“建構”一文中，我們看到的與其説是“中國的市民社會是什麼”這樣的學理推論，還不如説是“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和“我們將如何來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之類的行動綱領：“提出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正是為了促使國人自覺地、有意識地投入到市民社會的建構中，為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創造基礎，進而減少盲目性、情緒性和非理性。”（頁20）

我們暫且不管“建構”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襲了80年代的敍述風格和修辭策略，重要的是，它並不是一篇嚴格的學術論文，而是一個政治綱領。它與其説是提出一個新的解釋中國現代化之路的理論模式，不如説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行動方案。不過這一點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細緻的清理，這一清理不光體現在敍述風格和修辭策略的重大轉變，更主要的是將“建構”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論建構”與“後台的現實關懷”嚴格加以區分，即將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與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作了嚴格的區分。在這一區分的基礎上，“研究”一文努力對“建構”一文的“政治綱領性”因素進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構”一文中關於“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主要作用”（頁4）和“形成中國市民社會雛形的國家因素、社會因素和外部因素”（頁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為具體行動策略的“兩個階段論”（頁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為一種用“關係或互動”角度取代“動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頁126?28）。當然，我們在分析這種轉化時，必須要考慮“建構”與“研究”兩篇文章的寫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闡述“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理論，後者是要從側面反思這一理論所涉及到的問題。但正是因為作者既作為市民社會的倡導者（insider），又作為市民社會的反思者（outsider），這一雙重角色更使我們容易看到他對市民社會研究的態度是如何發生轉變的。總的説來，這一轉化就在於從學理上拋棄掉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建構，而轉向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的建構5。

2、市民社會理論：“外部緊張”與“內部緊張”

當我們轉向作為解釋模式的市民社會，我們依然發現市民社會理論的建構由於與現實關懷（這種關懷已不再是對現實的指導，而是對現實的解釋）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體現出某種緊張。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國本土的特殊經驗為“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作辯護的，這種理論似乎僅僅由於它與本土歷史或經驗現實的相關性而獲得了學理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由此他堅決反對脱離歷史或經驗現實的理論建構，反對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範疇，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對的“方法論帝國主義”，儘管歷史或經驗現實又恰恰是理論所建構出來的；另一方面，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資源又是來自西方，因此，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又無法脱離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體系或話語策略而存在，它必須與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進行對話，因此，他反覆強調建構理論範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維特根斯坦的話説，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對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際，因舊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框架而產生的舊問題也會隨之不存。這樣，經驗對象和它的理論建構之間，理論建構和它所“再現”的經驗對象之間就形成了一個“解釋的循環”，這恰恰構成了他所倡導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實現“本土化與規範化”之間的緊張。這一緊張標識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全球學術場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隱含於其後的作為“國家”的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以“國家”作為理論分析單位的侷限性。6

對於上述市民社會與國家理論的“外部緊張”，作者採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論上的“不斷反思”（即“研究的研究”）來取代實質性研究。在《國家與社會》中，除了“建構”和“架構”屬於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實質性闡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後來的“評述”一文都屬於“研究的研究”。這種方法論的反思固然與他在中國學術場域中的特定位置有關，而且在中國學術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這種實質性研究與反思性研究的相對分工對於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意義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會理論而言，這種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實質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對的“方法論瘟疫”（韋伯語）之中，其結果是我們在不斷的反思之後依然見不到關於中國國家與市民社會之互動關係的經驗分析範本7。

不過，正是在這不斷反思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在克服“中國市民社會理論”的上述外部緊張的同時，實際上逐步放棄了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中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理論”，並將此轉化為一個抽象分析模式的“國家與社會框架”。在“建構”一文中，“中國市民社會”的一個核心內容是“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在後來的“研究”一文中雖然保留了“良性互動”的説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評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沒能根據“市民社會與國家”範式“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與社會間的真實互動關係進行範例性的解釋和分析”（頁133，着重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們“對那些之於中國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國家與社會間具體互動關係過程的分析及研究上來”（頁135-6，着重為原文所加）。在這裏我們發現作者所採用的概念發生了不經意的轉化：具有特定內涵的“良性互動”為一般性的“真實（或具體）互動關係”所取代；“市民社會與國家”為“國家與社會”所取代。前一種轉化實際上暗含了某種政治哲學與社會理論的緊張（這與前面所分析的從“政治綱領”向“理論建構”的轉化密切相關），我在下面將要討論這一問題。就後一種轉化而言，儘管這一對概念經常互換，但不可否認的是，對“良性互動”的關心使得他將“市民社會”界定為“市場之私域”與“非官方之共域”（頁8），其核心主體是“企業家與知識分子”（頁6-7），這樣就將廣大的“非現代化導向”的鄉村社會排除在外（頁

10）。因此，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理論顯然無法分析鄉村社會與國家的狀況。由此構成了市民社會理論的“內在緊張”，即既要保持市民社會的“現代化導向”，又要將它作為一個解釋中國社會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這一緊張的一個可能辦法就是放棄“中國市民社會”的特有內容，將其轉化為抽象的“國家與社會”框架，從而將中國鄉村社會納入到這一解釋框架中。在

“評論”一文中，“國家與社會”框架所針對的恰恰是關於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就學科傳統而言，這一框架與上述世界範圍內的“市民社會思潮”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漢學人類學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是從國家與家族這一研究傳統中發展出來的，法律社會學中的國家與社會框架是從國家法與民間法這一研究傳統中發展而來的，8相比之下，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所堅持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實際上是從政治學的研究傳統中發展而來的。因此，為了將這些不同的學科傳統納入到統一的分析框架中，鄧正來先生最終放棄掉“市民社會”的具體規定性，而將它改造為一個一般性的“國家與社會”框架。

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翻譯和研究哈耶克著稱的鄧正來先生並沒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論來論證市民社會分離於國家的正當性，儘管哈耶克對不受國家干預的“私域”和“自生自發之秩序”的捍衞與市民社會理論有種種暗合之處。9而更重要的是他對哈耶克的研究將我們通常理解的、作為政治哲學的哈耶克理論建構為一套社會理論，其中，並沒有強調哈耶克關於“私域自主”之類的政治哲學的論述。10在我看來，這樣一種“忽略”與上述作者對市民社會理論的反思有關。一方面，正是基於哈耶克對“建構理性主義”的批判，使他放棄了對作為“社會實體”的市民社會的建構；另一方面，正是基於對哈耶克的社會理論的發掘，使得他放棄了進一步從政治哲學的方向上建構市民社會理論的努力，而將此改造為社會理論的分析框架：“國家與社會”。不過，對於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轉化，作者並沒有給出清晰的闡述或學理上的説明，因此，我的批評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經放棄了的“中國的市民社會理論”，使我們對這一理論的不自覺遺忘變為一種自覺的反思。

中國大歷史

.從大歷史裏面看中國的改革

大歷史裏面制度、社會大的變革都需要動亂，這樣才能夠調整利益集團。如第一帝國向第二帝國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第二帝國向第三帝國經歷了元朝。（名詞解釋，黃仁宇認為中國的封建王朝可以分為三個大時段，第一帝國包括秦漢，依靠權貴來統治下層。第二帝國指唐宋，採用科舉制度，通過官僚士紳來統治。第三帝國指明清，較唐宋內斂）

大歷史認為，中國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礎建立在孫蔣毛的革命基礎上，蔣建立上層框架，毛建立下層框架。文革相當程度上消除了傳統文化的束縛。

中國改革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國家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經濟體制也從計劃經濟演變為市場經濟。整個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未經革命而如此鉅變，實為少有。 現在改革進入到了攻堅階段，要看國家如何走。

a. 一個企業的改革，改革到現在，繼續下去，特權官僚的存在影響了市場公平。目前已經進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階段。社會主義消滅了資本家，但誕生了官僚階層這個特權階級。改革如何建立一個為市場經濟配套服務的政治體制，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能否繼續不經過變亂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領導人莫大的政治勇氣以及執行力。

b. 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重商主義、科技發展、知識經濟階段。日本、台灣、東南亞國家也是通過出口導向發展起來，然後科技發展，創新經濟發麪發展不足，經濟後續潛力不大。按照十七大報告，國家將要發展創新型經濟。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依靠科技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這個提法已經有十幾年，之所以未能夠推行下去，而繼續走大規模投資，大規模擴大生產低層次發展的道路，而不是通過科技創新來推動有着深刻原因：政府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地方財政收入與地方經濟發展掛鈎；官員政績與經濟發展掛鈎；土地、環境等要素價值低估。政府現在的一條思路是發展創業板，通過創投來帶動。如何解決現有經濟迷局，促進創新型經濟發展，值得我們思考與關注。

2. 從大歷史裏面看思想的作用

理論、思想一方面幫助我們更好的解釋世界，指導我們改變世界，構建世界。另外也是對我

們的束縛，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用投資的話來説，市場永遠是對的。

封建社會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報國，忠君是最重要的。強調的是以道德來治理國家，所以更關注形式上的東西，而不是解決實際問題。他們有很多做法我們現在比較駁斥的其實是儒家思想裏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統治者，寧與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問題。從當時大臣的角度來看，遠遠比邊境軍事衝突、內地發生洪澇災害重要。 我們看來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如百姓的民生問題、國防問題，儒家精英們根本沒有想或者關注很少。固然有我們從歷史後面看他們的原因，但儒家精英們的理論束縛了他們的期望，使他們覺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國家，各自按照成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夠解決問題。他們的理想社會（或者説期望）更多考慮道德而很少考慮實際的問題。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時代，對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期望值都會受到時代影響，不可能超脱時代太多。 所以中國曆代朝廷，不論制度怎麼設計，都沒有很好的跳出治亂交替、歷史循環的怪圈。君權最削弱的明朝，君權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權最削弱，儒家精英參與統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無力應對內外挑戰的朝代。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儒家精英更注重對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識形態上的不同（黨爭）。漢人的朝廷一般黨爭很厲害，漢朝是黨錮之爭，宋朝是新黨和舊黨，明朝是東林黨。這種情況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傳統思想的束縛，更多的講求形式，從道德上治理國家。

異族建立的政權反而更能夠擺脱形式上的束縛，更注重實際問題的解決。清朝對救災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歷代，清朝軍事體制改革的活力也遠超歷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綠營，綠營不行了就團練。所以清朝統治者反而內政外交上遠勝於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高峯，清朝的版圖面積也是中國曆代除元朝以外的一個高峯，更重要的是這些版圖的擴大，西藏、新疆納入版圖都是滿清入關以後，康熙、乾隆朝發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綠營組成，國家的制度基本上採取的是傳統的儒家制度。

從大歷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臨三個任務：軍事上抵禦異族入侵；經濟上發展；維持自身的統治。現實中每個朝代的最終選擇是維持自身統治長治久安，希望能夠延續下去，而忽視了前兩個任務。

對於個人來講，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們是過去的精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們很多方面有大歷史的觀點，用大視野來觀察、思考。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思想最終要能夠指導實踐，實踐永遠是對的，不要被思想束縛。我很相信一句話：一個做過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會有很大的不一樣。

我是做投資的，談一下這個方面。投資有很多理論，但最重要的是通過市場中的實踐來認知。盲目相信某種投資理論或者排斥某種理論都是不可取的，我們也需要積極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華。但最寶貴、最值得信賴的是自己的投資經驗與思考。所以獨立思考很重要，證券市場只有兩種人能夠賺錢，一種人是以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與理念；另外一種人是徹底沒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錢託付給第一種人。獨立思考的人相當大的誤區是過於迷信理論或者死守着自己過去的某種理論不放。還是那句話，市場永遠是對的，以專業化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以金錢得失作為衡量專業化的標準。

用大歷史視野來觀察、思考中國股市、經濟發展史，也非常重要。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全新的思路，也會對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

3. 從大歷史我們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國從封建小農社會轉型為現代經濟國家化了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經過了曾國藩、孫蔣毛等偉人的努力，黃仁宇認為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想當初百日維新的時候，精英希望能夠很快使得國家轉型。通過大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時候沒有對應的商業社會組織框架，很難建立起來。

一個國家轉變不僅需要上層的改變，也需要下層對應改變。一個人、一個組織同樣如此。

人的顯形意識相當於國家的上層組織，下面還有着巨大的潛意識。當我們接受某種觀念，希望推動自己轉變時，需要時間來慢慢轉變。最起碼推動自己習慣、對待事物的情緒反應方面轉變以後才能説轉變進行中。

繼續回到投資。價值投資對很多人很難，需要兩個方面的轉變。一個是對股價波動的脱敏，脱離股價的束縛。很多人股價下跌時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嚴重影響到他的生活幸福感，這樣是不適合做價值投資的。另外一個是更多的關注投資理念系統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進。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資很重要，飯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資理念與系統的建立需要一步步來，能夠對一個月的局勢變幻有心理準備，那麼就能夠對三個月，接下來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資人士一定要經歷兩輪牛熊轉換，通過實踐來成熟。

4. 公平和效率的問題

中國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於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併，而政府的税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紳是不當差，不納糧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礎上的。大量兼併只會導致政府税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税負加重，從而社會動亂，進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也照樣發生了天平天國運動。

公平往往有兩個方面的公平，一個是機會的公平，另外一個是結果的公平。科舉制度提供了封建社會科舉的公平，所以唐以後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沒有出現出現災荒後，官員報告百姓沒有糧食吃，皇帝居然問，為什麼不吃肉呢這種情況。但結果的不公平照樣導致社會不穩定，朝代更替。所以整個社會效率優先的基礎上，一定要兼顧公平，不僅僅是機會的公平，也要做點結果公平的事情。

5. 國家制度的問題

中國一直是大一統的國家，但是大一統國家抵禦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國好嗎？五代十國分裂的時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樣繳納歲幣。

歐洲國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滿了創新，從一塊貧瘠的土地上（歐洲人口從來沒有中國多）發展出來的文明徵服了世界。

所以大國對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國是聯邦制。中國94年分税制，給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權利，中國的地方政府相當多成了經濟實體，參與市場競爭。

6. 一個假設

假設宋朝沒有被元朝滅亡，繼續發展下去，會有什麼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似乎應該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是否會產生革命，從而促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如果説當時的中國缺乏配套的信用等體系，可以在後續發展中慢慢建立。

但是明清朝中，我們很難看到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跡象。

一個國家追求內斂，就會停滯。一個人過於安逸現狀，就會停止發展。人的成長一定是擁抱變化，改變思想，積極行動最能適應。實際上競爭的結果不是強者生存而是適者生存，最能夠適應改變的人生存。資本市場的一個特殊在於他的規則與運行規律也在不停的變化中，我們要積極適應變化。但對現狀經常發生改動，就會給人造成痛苦。所以我們可以穩定家庭，積極促進事業與思想的發展。思想的改變一定是在事業發展的前面，有了對應能力、素質準備才能夠勝任對應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斷更新很重要，不斷實踐向前發展很重要。

第五篇：中國大歷史讀書報告ppt講稿

中國大歷史講稿

一、1，與傳統歷史的區別------切ppt

2，歷史學中的道德標準

技術為標準的個人感受----動物世界

二、1，地理因素與中國形成中央集權國家2，甲骨文是中國文化開始形成的標誌

3，周可説是封建開始：

a，擺脱奴隸制。b，井田制與封地制

制度 自上而下不易施行形式主義官僚

三、起步

1，治國思想：孟子--秦始皇法家---漢初道家---儒術融合 2，講皇權：回到孟子君權維繫於民心上，------易經，陰陽五行，得道則天下和諧---好的政府基於倫理和諧------皇權合理化 3，制度形成：上端皇權，法律。中端治以儒術，下端以倫理

四、早熟：

1，士紳階級正式登上歷史舞台，並至今再未退出。 2，士紳階級間接導致 中國螺旋型漸進，朝代交替 3，士紳階級的能量來自漢朝體制：

a，孝廉制

b，儒家對教化及“師”的重視，天地君親師儒家仁的負面影響：技術問題轉變為道德問題

4，帝制的合法性也從隨着天人合一的提出正式穩固

這些是 中國文明的奠基，之後的歷朝莫不是以此為脈絡而演進

五、1，論曹操。上對下的秩序：孝廉。下對上的秩序：道德

2，孝廉發展出九品中正制，社會流動不斷減小，矛盾加劇，呼喚變革

3，缺少a，下層支持。b，歷史機遇與強有力底層人物。 4，文化大融合。中國文化最終成型。很關鍵的歷史時期 六、1，盛唐：根據ppt講

七、1，宋：王安石變法，青苗，市易法，免役錢。金融性措施明朝有一條鞭法及配套的改革實驗

2，宋代積弱 ，烏托邦的管理看筆記

3，明朝實施此政策的原因

4，影響

5，剛性結構，不斷依賴社會價值，男》女。老>少。文》農 6，靜態文化

八．税收：古，錢與勞役---錢但中間缺乏必要的中層機構。而中國的特點又不能發展出獨立的機構。

九．回到技術與道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