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嬰國》讀書報告

中國的社會是人情社會，是面子的社會。在中國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中，人情世故體現得淋漓盡致，這種人情關係體現在金錢與權勢上，無論是官員還是底層的百姓，觀察事情的方向就只有一個，往的是權勢看齊。書裏官場也有着“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一説，三年斂財十萬白銀的官員竟已經算得上為官清廉，縱小説文學有着誇張傳奇色彩，但不可否認的是自古以來，中國社會就是充滿着人情世故的社會。所以《儒林外史》一書，能從側面上表達了當時的社會環境並加以作者自身的諷刺。

之所以提及《儒林外史》一書，是因為在憲法與行政法這一門課程上，毛老師提到過自然法的概念以及儒家處世的觀念看法，當時我就想到了人情世故這一層面。在我眼裏，中國人的中庸之道，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於儒家思想的集體無意識，它讓中國人學會了謙遜、寬容，但是有個觀點要明確：知善惡與知是非是不一樣的看法。善惡之分與是非之分不可能完全的劃上等號，可惜的是，在中國社會中，善惡往往和是非相提並論。善良的一定是正確的，邪惡的一定是錯誤的，正確的一定是善良的，錯誤的一定是邪惡的。在客觀的層面上並不能完全正確，需要就事論事的分析，但當這種觀念放在了中國式的處事情境裏，放在了中國式人情世故中，是非的抉擇往往就是善惡的抉擇。

舉個簡單的例子，半夜和朋友外出宵夜，在一家燒烤店被偷了錢包，通過查看店家的私人監控，我們在附近找到了那個小偷，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面對監控，他無處抵賴，把錢包還給了我們。可能是怕捱打，他可憐巴巴地告訴我們：父母雙亡，和年老的奶奶一起生活。沒有經濟來源，出於無奈才偷東西的。考慮再三後，我們還是報了警。警察瞭解情況之後，甩了一句“錢包找到了，那就沒事兒了嘛”後就準備離開。我們不答應。警察很不耐煩地教育我們：“大家都不容易。你們又沒什麼損失，就算了嘛。半夜三更的，你們早點去休息，明天好好出去玩；我們也要回去休息。他雖然是個小偷，但是情況我瞭解，家裏窮。都不容易的。”警察走了，小偷也走了。是啊，都不容易。但這能成為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在大街上堂而皇之行竊的理由嗎？

再舉個例子，1935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無數的人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紐約一個區的法庭上也正在審理一起盜竊的案子。一名老太太偷竊了麪包，被面包店老闆告上法庭。在法庭上，老太陳述説：“偷麪包，是因為我三天沒吃東西了。更重要的是，我有三個孫子，他們的父母都死了。我得找點東西養活他們。”最後，法官對此案作出判決：“要麼罰款10美元，要麼拘役10天。”聽完宣判，老太太哭了：“偷竊是我的錯，我應該接受懲罰。但是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會去偷麪包；如果我被拘役10天，那誰去照顧我的孫子？”法官説：“對不起，我必須要公正執法。”這時候，陪審團中一個人站了起來。他讓老太太接受罰款10美元的處罰。同時，他摘下帽子，放了10美元進去，並對在場的所有人説：“我是紐約市市長拉瓜地亞。在我生活的紐約，還有一位老祖母需要通過偷竊麪包去養活自己的孫子，這是我的恥辱，也是各位的恥辱。請各位每人掏50美分，為自己的冷漠買單。”、在場的所有人都向帽子了投了50美分，也包括了那位法官大人。

對比起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得出來善惡與是非其實是應該分隔開的兩個概念，因為善惡是主觀的概念，而是非卻是客觀的概念，如果硬是要將主觀的感受和客觀的事實混為一談，模糊了事實，社會秩序以及社會價值框架就會崩塌。這種情況在國外很少見，因為國外有一種精神，是儒家精神要求不曾擁有的，就是契約精神。何為契約精神，它是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價值，在民主法治的形成過程中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為法治提供了經濟基礎，同時根據個人的契約精神上升到公法領域的控制公權力，在實現人權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契約精神可以很好的區分善惡與是非的界限，契約條約上的內容包含着是與非的描寫，而不受制於契約內容的則是善惡的界定。放到社會上來講，最能直面體會的契約就是法律，法律只判定是非，而不判定善惡。所以上文提到的老婆婆盜竊是違反了法律，是錯誤的行為，不管處於什麼理由都應該受到懲罰、付出代價。至於紐約市長接下來的行為才是主觀影響的，關於善惡判定的舉動。但是那一個偷盜錢包的年青人，他偷盜的理由和老婆婆的如出一撤，但是，執法者卻因為產生了惻隱之心，武斷地放過了這個年青人，絲毫沒有照顧到受害者的感想，單憑年青人的一面之詞，就同情心氾濫，將是非判斷置於善惡判斷之後，可以説是本末倒置了。這就是中國式寬容的其中一種體現，其本質就是缺乏法制精神，在國外體現為契約精神。

要知道，中國社會內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很多，如果在案發現場在增添幾名圍觀羣眾，圍觀羣眾的同情心氾濫的程度更為嚴重：違法者賣弄同情，將自身弱小化，將自身推升了道德的制高點；受害者追求説法，維護自身的利益，卻被看成了咄咄逼人、仗勢凌人，這就是中國式寬容的表現形式。更有人精闢的總結出中國式寬容的口頭禪，比如説，來都來了、都不容易、吃虧是福、習慣就好、還是孩子等等等等。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子不分是非的同情心理呢？這種心理讓我看到了魯迅筆下的阿Q，看到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即便自己佔據道理，也本能的或者被迫的息事寧人，因為想着息事寧人，所以總是會被不佔理的一方或者不分青紅皂白就勸和的一方，強迫你必須寬容，你不懂得寬容，你才是真正做錯的一方。的確，中國人都是善良的，從每個人從小到大生活的環境，經歷的教育，都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善良，我們小時候看到的電影，無論主角受到過多少苦難，在最後可以選擇了結惡人的瞬間，他總是會猶豫，往往大部分都會留下惡人的性命，這才能彰顯英雄本色、英雄氣概。原諒是結局的主旋律，這樣子帶來的觀念就是，原諒做錯事的人是應該的。但是國外的電影，往往快意恩仇，看暢淋漓，能讓你血脈膨脹。這宣揚的就兩種明顯不一樣的價值觀。很明顯，國內的想讓觀眾接受的價值觀是後者，善良更可貴一些。因此，中國人將善良看得比是非更重要。

龍應台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中指出，比起規則制度，似乎人情面子才是決定社會秩序的關鍵，比起較真衝突，更多人選擇的是息事寧人，並且美其名曰為中庸。他人有錯，你不要與人過不去。你要反思自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收到傷害，要以德報怨。冤冤相報何時了，不如寬容了好。這種無理的道德要求，就像是一鍋毒藥，旁觀者們滿心熱切的勸你喝了它，它看上去是那麼的滋潤大補，其實內在早已變了質。比起誠懇的道歉，解決問題、尋求諒解，這種寬容更傾向於簡單粗暴的將過失轉嫁到受害者身上，利用道德綁架，逼迫受害者做出諒解的姿態。

中國式寬容本質是內在的冷漠。旁觀者們的態度無非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們所要求的的寬容，完全是站在一旁的説風涼話。當涉及自身利益，牽涉到自己頭上的過失，無論是誰都無法輕易原諒吧。更何況就憑寬容二字，就可以忽視對錯，忽視責任了嗎？寬容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但所謂寬容並非縱容，在蠻橫的善良面前，我們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寬容一詞一旦出現，萬馬齊喑，無人敢言，所到之處如沐春風，風月無邊。胡適曾説，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迴歸。

而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最終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佈的骯髒國家。最後説一句，自以為是的善，比無可救藥的惡更可怕。要知道，道德這個詞，虛無縹緲，從來只能用來約束自己。如果想用道德來約束其他人，謀取自己的利益，無疑是中國式寬容的做法，也會是最大的不道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