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心得體會感想2021精品多篇

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感想 篇一

近代中國大地呈現列強割據、滿目瘡痍的悲慘局面，這猶如梁啟超先生在其作著的《變法通議》中所描述：“今有巨廈，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這段著名文字記載所謂的“老大帝國、今漸澌滅”的狀況。樑公身在其中，目睹清廷垂朽，列強分割，民不聊生，國將不國，而義憤填膺，大聲疾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折、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以後同樣的感歎聲音又發自李大釗、魯迅、錢玄同、林語堂等人，林語堂在他撰寫的《中國的國民性》文章的開場白中，就説了一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服氣的屁話：“今日國小生無不知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這實在是我們可以自負的。無論這五千年中是怎樣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確確被我們混過去了。”實際上林語堂説了一句不是“唱諾、磕頭、請安”的大實話。

中國在君主專制政體統治下，經過那麼漫長而沉重的因襲重負，幾千年來，中國人從幼年時起，頭腦就不斷被灌輸着“三綱五常”這一套封建倫理觀念，並且把它看成萬古不變的天經地義。當時的中國人在這種制度下，必須誠惶誠恐地遵守所謂的等級“名分”，不允許有絲毫逾越。所以講中國要從如此沉重的精神束縛中擺脱出來，如果沒有辛亥前期的新民啟蒙教育，沒有辛亥志士的浴血捐軀，中華民族要從封建鐐銬中獲得自身解放，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謂的“新民”兩字，是取古書《大學》上“在新民”，及古籍《湯誥》上“作新民”的意思。在新民啟蒙時期，梁啟超曾自稱為“新民子”他積極倡導“新民之道”，主張“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以建設中國一種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當時梁啟超就曾用“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撰寫了許多時論文章，他説：“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造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當時的新民早期教育啟蒙開智了國人被“三綱五常”所禁錮的腐朽思想觀念，為此我國史學界一般都認為戊戌變法是中華民族覺醒的開始。

當時的改革維新派人士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楊鋭、林旭、劉光第“戊戌六君子”為國殉難，他們不怕死的浴血精神，教育並感召了後繼的革命者們，這六位革命先驅者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慘遭殺害。梁啟超先生在他撰寫的《譚嗣同傳》一文中，記載了當年戊戌變法失敗後的一些情境，“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後來通過了辛亥浴血的前赴後繼、捐軀奮戰，中華民族才逐漸從覺醒邁向覺悟，而中華民族真正覺悟的標誌卻是北京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真是那場轟轟烈烈的“五四”學生運動才使得老朽衰敗的中國，猶如老樹逢春一下子變得青春少年了。當時，“五四”詩人康白情先生乘船離開上海時(注：康白情先生曾參加過“少年中國會”)，就曾深情吟誦了一首《別少年中國》的詩句：“黃浦江啊！你底水流得好急呵！慢流一點兒不好麼？我要回看我底少年中國呵！……酬我青春淚，對你們辭行：我的少年中國呀！願我五六年後回來，你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國！我底兄弟姐妹們呀！願我五六年後回來，你們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國！我底媽呀！我底婆呀！願把我青春的淚，染你們底白髮，願我五六年後回來，摩挲你們青春的發呵！”在這些感人肺腑的話語中，我們彷彿看見了當時一縷振興中華的“少年中國”金色朝霞，已經從東方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

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感想 篇二

大凡現代中國的讀書人都讀過著名辛亥革命烈士林覺民所撰寫的《別妻書》，尤其是那一段感人肺腑的永別話語：“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110年來這段100餘字的決別留言，曾感動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無數正直的中國人。

林覺民(1886─1911)，字意洞，號抖飛，福建閩侯縣(今福州市)人。他在1911年得同盟會通知，從日本回國約集福建同志參加起義，在襲擊總督衙門之役中不幸中彈被捕。在審訊中，林覺民慷慨陳辭，宣傳建立共和的革命主張，痛斥清政府的專制統治，臨刑談笑自若，從容就義，年僅二十五歲。與林覺民一樣的辛亥志士給我們後人們所留下的珍貴遺言還有許多許多，比如辛亥革命烈士方聲洞在《訣別書》中勸慰他的父親，要以“國事為心”，不必為兒子的死過分難過。他説：“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幸福，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方聲洞烈士這番勸慰父親的話，代表了千百萬為國捐軀烈士的心聲，他們赴死殉國時，都是以這種大義凜然的愛國主義精神為支柱的。再比如以“革命軍中馬前卒”為筆名的鄒容烈士，在其所著二萬餘字的《革命軍》一文中，深刻揭露清王朝專制統治，闡述民主革命主張，熱情謳歌革命，他説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順乎天而應乎人”。他強調指出：“我中國今日欲脱離滿洲統治者，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在《革命軍》一文中還最早明確提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並於20歲時犧牲在獄中。1912年辛亥革命後，追認鄒容為革命“大將軍”稱號。還有同樣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後，雖備受酷刑折磨而堅貞不屈，她寫下《絕命書》説：“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之後，她大義凜然地赴紹興軒亭口英勇就義。孫中山先生親自為秋瑾烈士書寫了巨幅挽幛，以沉痛悼念這位辛亥革命的巾幗英雄。更有辛亥烈士李德山和陳更新在臨刑就義前分別大聲説：“大丈夫為國捐軀，分內事也”;“殺身成仁，古有明訓，請速死我！”正是由無數象林覺民、方聲洞、鄒容、秋瑾、李德山、陳更新這樣眾多的辛亥革命熱血志士前赴後繼、英勇獻身，才換來了整個中華民族跨入了民主共和的新紀元。

孫中山先生對辛亥年的黃花崗起義給予了高度評價，1921年12月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中，孫中山先生沉痛悼念説：“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隊伍役並壽。”魯迅先生也特別撰寫了一篇題為《黃花節的雜感》一文，後收入《而已集》。他説：“這次起義雖然失敗〔注：特指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3月29日)的廣州起義〕，但當年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於是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前驅”。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完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的統治，但由於辛亥革命的愛國主義浴血精神，雄健了“少年中國”的剛健之心，並且使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得到廣泛傳播、深入人心，此時“新民啟蒙與少年中國”的民族覺醒已經到來，所以講辛亥革命為中國後期革命運動開闢了一個“新民啟蒙、新民覺醒、新民教育”的先河。

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感想 篇三

137年前(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先生懷抱救國大志，聯絡了20多位關心祖國命運的華僑人士，在檀香山的火奴魯魯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祕密的反清革命小團體──興中會。孫中山起草了興中會成立宣言，該宣言中明確提出民族危機嚴重，號召愛國志士團結奮鬥，實現“振興中華”的宏偉目標。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中也有一段簡短而撼人心靈的疾言：“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於將傾。”就是這句著名的“振興中華”口號，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黃子孫們前赴後繼，繼往開來。在這跨越了兩個世紀的傳承接力中，“新民教育”始終成為這個攸關“振興中華”之舉措的重要法寶，它歷經我國數代先賢哲人的薪火相傳，激勵奮進，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如前所述龔自珍、梁啟超等人開了“新民教育”的先河，梁啟超在其所著的《釋新民之義》一文中説道：“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羣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釐然異於羣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

1895年10月26日(夏曆九月九日)，孫中山和陸皓東、楊衢雲、鄭士良等人準備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由於起義之前已被清政府廣督譚鍾麟知曉，起義失敗，陸皓東、程奎光等數十餘人被捕被殺。這次起義失敗後，清政府通緝抓捕孫中山等多位革命黨人，從此孫中山剪髮改裝，流亡海外16年。孫中山在海外流亡期間，仍在倫敦的《雙週論壇》上用英文發表了《中國的現在和未來》等文章，深刻揭露清王朝的黑暗腐敗，他提出：“要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地道的中國人來建立起純潔的政府”。為了加強革命宣傳工作，1899年，他又派陳少白去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之下。當時的中國逐漸出現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也在上海、東京和香港，以及南洋、美洲等地，創辦了120多種報刊，出版了大量的小冊子宣傳革命。最早的是1901年創辦於日本的《開智錄》、《國民報》等。在國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傳中，湧現出許多宣傳家，最著名的是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章炳麟在1903年6月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引起國內轟動。他還在上海的《蘇報》上著文，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稱該文“為義師先聲”，備加推崇。鄒容在上海《蘇報》案章炳麟被捕入獄後，勇於挺身投案，死於大牢之中。陳天華積極參與編輯《遊學譯編》、《新湖南》等革命書刊，大力宣傳民族革命。在他所寫的大量反清反帝文章中，以《猛回頭》、《警世鐘》影響最大，他以熾熱的感情、犀利的文筆和通俗透闢的道理，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闡明民主革命的道理，指出清政府已經是“洋人的朝廷”，號召用革命手段推翻這個政府。秋瑾在《中國女報》發刊辭中慷慨陳詞：“吾今欲結兩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為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為醒獅之前驅，為文明之先導，為迷津筏，為暗室燈，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使全球人種，驚心奪目，拍手歡呼。無量願力，請以此報創。吾願與同胞共勉之！”在革命思想的鼓動下，各地又象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了許多羣眾性的教育學會，如江蘇的勵志學會、知恥學社、強國會，四川的公強會、華陽閲書報社、公德社，上海的鋭峻學社(注：該學社是由秋瑾在上海虹口區四川北路祥慶裏一幢舊石庫門民宅裏創辦，並出版發行了《中國女報》等革命刊物)、旅滬福建學生會，福建的益聞社、文明社，江西的易知社、自強學會，安徽的愛國會、嶽王會，廣東的羣知社，貴州的自治學社，雲南的誓死會等。

這場轟轟烈烈的新民教育運動，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以後，1919年7月1日，李大釗和王光祈發起組建“少年中國會”，以及鄧中夏等人組織了平民教育講演團，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發起組建的“新民學會”等，都是為了傳播辛亥變革的新思想，喚起民眾覺醒的“新民教育”活動。筆者從許多史料中還發現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發起組建“新民學會”，是深受了“少年中國會”和《新青年》、《少年中國》、《每週評論》和《晨鐘報》等進步刊物的影響。早先毛澤東和惲代英等多位中共領導人，在他們還未入黨之前(注：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未誕生)，都加入過“少年中國會”，他們都是“少年中國會”的骨幹成員。毛澤東等許多中共領導人也正是在這個“少年中國會”中，開始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當時毛澤東已能背誦“少年中國會”創始人李大釗撰寫的《庶民的勝利》等文章，可見“少年中國”的新民教育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具有極其重要“開民智、興民權”思想教育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