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調研報告多篇

【第1篇】2022關於東北“三省一區”就業、社保和收入分配形勢調研報告

為深入瞭解當前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以下簡稱“三省一區”)就業、社保和收入分配形勢，研究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xx年12月，我們赴黑龍江省開展調研，召開了“三省一區”形勢分析座談會，到哈爾濱市、大慶市進行了實地考察，與大慶市發改、人社、財政、民政和相關企業進行了交流座談。有關情況如下。

一、基本情況

今年以來，“三省一區”經濟增速換擋明顯，總體處於低位徘徊。同時，由於改革進程加快，創業熱潮顯現，就業、社保、收入分配形勢整體平穩。

(一)就業基本穩定，創業帶動就業趨勢顯現

截至11月底，遼寧新增就業65.1萬人，完成全面計劃93%，登記失業率3.4%，低於全年控制目標0.9個百分點。吉林新增就業人數52.39萬人，同比下降7.3%，城鎮登記失業率3.36%，低於全年控制目標1.14個百分點。內蒙古新增就業26.9萬人，完成年度計劃103%，登記失業率3.55%，低於全面控制目標0.45個百分點。黑龍江預計到12月底，新增就業72萬人，完成年計劃120%，城鎮登記失業率4.5%，低於全年控制目標0.1個百分點。

同時，各省區不斷加大創業支持力度，創客樂園、雲辦公等新興創業就業形態興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氛圍正在形成，創業帶動就業的作用進一步發揮。遼寧前10個月，扶持創業帶頭人1.3萬人，新增創業6.4萬人，累計帶動就業41萬人。吉林在全國率先開展了高校畢業生創業小額擔保貸款取消反擔保試點，新創建大學生創業園11個。內蒙古至11月末，累計培訓創業人數5.28萬人，創業帶動就業16.35萬人，完成年度計劃126%。

(二)社會保障覆蓋面繼續擴大，待遇穩步提升

一是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覆蓋範圍進一步擴大。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為例，截至11月底，“三省一區”參保人數分別為1763.3萬人、673萬人、1086萬人和516.07萬人，比xx年底分別增加2.0%、2.7%、2.3%和3.9%;二是各項社會保障待遇穩步增加。xx年，“三省一區”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金月人均分別提高了184元、157元、224元和191元，調整幅度均在10%以上。城鄉低保等託底性社保制度水平也穩步提升。

(三)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增速趨緩

前三季度，“三省一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89元、17147元、16618元和21331元，同比增長9.5%、9.4%、8.9%和9.4%，與xx年全年相比增速分別下降了0.6個、0.8個、1.5個和0.7個百分點;農村居民純收入9026元、6920元、6620元和6687元，同比增長12.3%、12%、12.1%和12.6%，與xx年增速基本持平。

二、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產業結構不合理成為制約經濟發展重要因素

近年來，隨着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整體推進，“三省一區”產業結構漸趨改善，但仍不夠合理，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分別為8.6:52.7:38.7、11.6:52.8:35.6、7.4:40.8:51.8、9.5:54:36.5。二產佔比過高、三產相對滯後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隱性失業等問題影響就業長期平穩和質量提高

一是隱性失業問題可能顯性化。部分企業近來一直處於虧損或開工不足狀態，為解決人員過剩問題，大多采取了內部轉崗、降薪等措施，隱性失業問題在部分行業和領域頗為嚴重，而在現行失業統計難以體現。遼寧省反映，部分鋼材品種價格已跌回20年前，很多企業處於微利或虧損狀態，雖未裁員減員，但企業人力資源過剩情況凸顯。如經濟發展進一步下行超出企業承受能力，可能會出現大幅度裁員或破產倒閉現象，造成失業率較大幅度提高。

二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性矛盾突出。“三省一區”均反映受職業技能和擇業觀念等因素影響，勞動力市場存在用工荒、招工難和就業難並存現象。在產業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勞動者素質與崗位要求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尤為突出，“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供不應求”現象較為普遍。

三是就業技能培訓層次偏低。受各類技能培訓規劃整合不到位、補助標準偏低等因素影響，職業技能培訓整體水平偏低，高水平職業技能培訓發展受到制約，難以適應高技能人才培養需求。同時，中級職業技能院校定位不清、資金不足也成為影響高技能人才持續穩定培養的重要因素。

四是失業保險防失業促就業作用尚未有效發揮。失業保險基金支出範圍過窄，結餘量大，閒置問題較為突出。“三省一區”由於國企佔比高，失業人員少，表現尤為突出。在當前企業普遍反映社保繳費負擔偏重下，失業保險作用、費率和支出範圍等問題需進一步研究解決。

五是創業方面還存在一些障礙和困難。政府對創業的服務引導作用發揮還不夠充分到位，創業企業融資難問題尚難及時充分解決，部分地區企業註冊登記、税務執照辦理等手續依然較為複雜。

(三)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性面臨較大挑戰

一是職工養老保險制度贍養比過高。“三省一區”贍養比分別為2.1:1、1.7:1、1.4:1、1.9:1，遠高於全國3:1的平均贍養率，且人口老齡化速度還在不斷加快。黑龍江反映其退休人員每年以20萬左右的速度增加，養老保險基金缺口持續增大。

二是社保擴面面臨較大壓力。由於近年來社保持續擴面，大中型企業已基本實現應保盡保，小微民營企業擴面難度大，近期擴面對象中即將退休人員佔比較高，在職參保人員增速緩慢，擴面形勢十分嚴峻。

三是現行養老金調整機制對其制度健康運行造成了較大沖擊。“三省一區”普遍反映，現行通過行政方式調整養老金，未充分考慮基金自身平衡和各省實際，原本沉重的養老金支出負擔壓力更大，缺口進一步增大。

(四)部分地區低收入人羣生活受到影響

黑龍江省反映，其13個地市中有4個煤炭和2個森工城市，近年來隨着能源枯竭，企業轉型，大量工人下崗，相當部分人員陷入貧困，基本生活難以為繼。同時，全省除城鄉低保對象外，還有部分城鄉低收入羣體處於低保邊緣，生活十分困難。

總的來看，“三省一區”就業、社保和收入分配領域當前情況和麪臨的問題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形成的。一是當期原因，主要是經濟增速趨緩、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等;二是歷史原因，主要有國企改革部分歷史遺留問題等;三是制度自身原因，如就業創業機制不健全、社保體系不完善等;四是管理原因，如職業技能培訓過於分散，社保監察力度不足等。因此，這些問題的解決，既要着眼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和就業形態變化的現狀，也要痛下決心、採取措施，儘快解決歷史問題;既要不斷完善制度，也要加強監督管理。

三、對策建議

做好“三省一區”就業、社保和收入分配工作，應着重從以下幾方面着手。

(一)找準自身優勢，做好穩增長、調結構工作

“三省一區”應立足自身獨特的經濟結構、產業特徵，挖掘發展潛力。一是發揮工業基礎雄厚的優勢，推動產業鏈向上下游延伸，一方面做好能源產品深加工，另一方面拓展非能源領域工業產業鏈，不斷擴大非能源產業在經濟中比重。二是依託產區優勢，開展農牧產品深加工，大力提升現代農業發展水平。三是抓住國家加快發展服務業的有利時機，推動第三產業發展，促進帶動更多就業，釋放發展潛力。

(二)綜合施策，促進就業增長、提升就業質量

一是做好就業質量監測分析。針對當前存在的隱性失業等問題做好跟蹤監測，及時出台應對措施。二是充分發揮創業帶動就業效應。抓住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潮，充分發揮市場活力，完善政府引導服務機制，構建創業人、投資人和政府溝通交流平台，營造良好創業環境。三是進一步整合職業技能培訓。針對市場需求，統籌各類培訓項目，創新培訓內容，優化培訓方式，提高培訓針對性。同時，加強職業技能實訓基地建設和使用。四是充分發揮私營經濟吸納就業的主渠道作用。落實加快非公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帶動就業規模的擴大。

(三)抓緊研究社保重點問題，推進關鍵領域改革

一是加快研究出台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操作性方案。適度平衡各地養老負擔，統一繳費標準，降低社保費率，擴大社保覆蓋範圍，促進地區之間形成相對公平的市場環境。二是完善“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職工養老待遇調整機制。激勵更多人多繳費長繳費，實現制度的良性循環和發展。三是妥善解決社保領域歷史遺留問題。中央、地方、企業和個人共同分擔歷史成本，實現區域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四是研究修訂《失業保險條例》。進一步擴大失業保險基金使用範圍，充分發揮其防失業促就業作用，適度降低失業保險費率或實行浮動費率制。

(四)立足發展，發揮好就業社保在收入分配中作用

突出“發展”和“民生”兩個關鍵，堅持在發展中健全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實現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協調發展。一是發揮好就業創造社會財富，更充分參與收入分配的作用。構建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發展機制，促進機會均等、就業公平，擴大增長的就業效應，激發社會活力，實現更多人通過就業參與收入分配，共享發展成果。二是發揮好社會保障對收入分配的平滑作用。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中，發揮其平抑不合理分配差距的作用，通過保障和福利的轉移支付守住困難羣體生活底線，通過健全社會保險合理分擔機制，使參保者權利義務對等，保障社會平穩運行和健康發展。

【第2篇】總工會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狀況薪資調研報告

總工會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狀況調研組

近幾年來，隨着我省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和改革的日益深化，城鎮企業職工工資收入總體上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職工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但由於體制、機制、法制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工資收入分配為核心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日見突出。

為了準確把握我省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的總體狀況，弄清存在的問題和癥結，推動建立科學的工資調控機制和企業內部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維護職工收入分配權益，省總工會於xx年7-9月份，對近三年多來我省城市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情況進行了調查。

調查選取瀋陽等6個市的9個行業及瀋陽鐵路局、遼河油田等2個產業，共140户企業、1400名職工為樣本，以抽樣問卷和填寫調查表為主，同時聽取勞動部門、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全面介紹和各市各產業工 會的彙報，分別召開部分企業經營者、勞動工資負責人座談會、企業工會主席座談會、企業一線職工座談會，以及對部分一線職工進行個案訪談和對部分企業進行實地考察等，在全面瞭解情況的基礎上，對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問題進行了綜合分析。

現將調查研究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從全省來看，經過多年努力，以“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政府監控指導”為主要內容的新型企業工資分配和調控體系已經初步形成。

雖然這種新機制還相當不完善，但從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決定機制狀況、企業現行分配模式及特點、政府對企業收入分配宏觀調控情況來看，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機制建設，正朝着適應市場經濟的積極的方面邁進，主流是好的。

1、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決定機制狀況。調查表明，隨着改革改制的推進，我省企業自主決定工資分配的權力逐步落實，過去那種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和思維觀念正在逐步退出，企業根據社會平均工資和企業經濟效益自主決定工資水平的機制正在逐步形成。

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勞動力市場指導價位，對企業調整工資水平發揮了主導作用。職工民主參與工資分配，在企業決定工資分配中，也有了較多的思想基礎。

調查顯示，因企業效益增長而提高工資的佔54.8%，有61.7%的企業在招聘職工確定工資或調整職工工資時參照勞動力市場指導價位。企業決定工資分配時，31.1%的企業認為“經營方應當聽取了工會或職工代表意見後決定”，59.7%的企業表示“應當由企業經營方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決定”，兩項之和是90.8%。有54.8%的企業認為職工參與企業分配最有效的方式是“職工代表大會”，23.8%的企業認為是“集體協商”，兩項之和是78.6%。

另外問卷還顯示，75%的企業在因各種原因需要降低職工工資時，遵循了“經營方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協商決定”的程序。從不同所有制企業看，職工民主參與工資分配的方式不同。國有、集體企業工資調整方案一般都由職代會討論通過後施行;部分私營企業和其他類型的企業通過建立職代會制度和平等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在工資分配上發揮了一定作用。統計表明，83.3%的職工認為，工資集體協商在企業工資分配中“作用很大”或“有一定作用”。

2、企業現行分配模式及特點。絕大多數企業改革工資分配製度，實行了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模式和以崗位工資為主、一崗一薪、崗變薪變的工資分配製度，少數具備條件的國有企業，實行了工效掛鈎、依據“兩低於”原則自主決定工資總額的辦法，約佔總數三分之一的企業實行了經營者年薪制。在各類企業中，最基本的工資支付形式是計時工資，以計時形式領取工資的職工佔90.9%，以計件形式領取工資的佔9.1%。

問卷統計，在8小時之內能夠完成規定勞動定額的職工佔88.8%。企業現行工資分配製度突出了技能、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工資薪酬佔有份額，收入分配明顯向技術崗位、管理崗位傾斜，職工各個不同羣體收入分配全面拉開了差距和檔次。調查顯示，企業漲工資優先考慮技術工人和技術幹部的，佔調查企業的57.2%。這種以技術和管理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崗位工資分配製度，對促進職工學技術學管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起到了明顯的激勵作用。

3、政府對企業收入分配宏觀調控情況。各級政府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管理企業工資分配的辦法和措施，初步形成了一套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目標要求，有利於在工資分配中發揮市場機制和政府引導作用的工作體系，建立了以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工資 手冊和最低工資標準為主要內容的工資指導和調控制度。大連、丹東兩市還開展了企業人工成本信息試點。這些制度在指導企業進行工資分配中程度不同地發揮了一定作用。其中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控作用比較明顯。職工問卷顯示， 93.3%的職工，其工資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79.2%的職工工資沒有過“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企業問卷顯示，在企業因經濟效益下降或資金困難不能按時足額支付職工工資時，有88.5%的企業回答能保證職工月收入不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二、存在問題

調查表明，我省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還處於探索過程和初始階段，尚未完全步入依法運行和科學操作的正軌。因此，職工工資收入分配權益受到侵害的問題仍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相當數量的一線職工收入偏低、不同地區不同行業和企業間職工工資收入差距大、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存在諸多不合理現象、拖欠職工工資問題比較普遍、保險費繳納很不到位。

1、相當數量的一線職工收入偏低，工資增長緩慢。從調查情況看，企業一線職工工資水平總體上仍然偏低。問卷統計，職工認為企業分配中存在主要問題是“工資水平低”的，佔17.3%，“工資增長緩慢”的，佔33.5%，“工資長期不增長”的，佔10.3%。

工資收入低和增長緩慢具體反映在五個方面：

一是從職工工資與最低工資標準比較看，調查數據顯示，工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略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50元以下)”、“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50-100元)”的職工總數佔43.7%，而“大大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100元以上)”的只佔56%(見表1)。 表1:職工工資與最低工資標準比較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80 6.6 6.6 略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50元以下) 234 19.2 25.8 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50-100元) 217 17.8 43.7 大大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100元以上) 685 56.3 100

二是從職工工資收入增長頻率看，問卷統計，xx年以來，收入明顯增加的僅佔53.2%。3年來工資一次沒漲過的佔38.5%，僅漲過一次的佔30.6%，兩項合計佔69.1%。而企業經濟效益與3年前相比沒有變化和下降的佔40.4%，説明相當一些企業效益好但並未給職工增加工資。

三是從職工工資增長幅度看，雖然在總體上職工工資增資總額和平均工資水平都比較高，但一線職工增資幅度並不高，一次漲工資在10幾元至幾十元的不在少數。

四是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掩蓋了部分崗位和離崗職工收入偏低的事實。

據調查，企業輔助生產工人、服務人員、銷售人員，是收入最低的一個羣體，佔職工總數23.2%。按xx年4月份工資測算，銷售人員平均工資收入是所有人員平均工資收入的87.7%，輔助生產工人平均工資收入是所有人員平均工資收入的83.2%，服務人員平均工資收入只相當於所有人員平均工資收入的71.6%，一些職工工資收入甚至低於最低工資標準。離崗人員與在崗時相比，收入更是大幅度減少。據問卷統計，企業非職工個人原因造成職工暫時離開生產崗位，企業支付給職工的工資標準是，按生活費支付的佔27.9%，按最低工資支付的佔13.2%，按基本工資支付的佔39.7%，分文不發的佔4.4%，而按全部工資支付的僅佔14.7%。據撫順市調查，全市比較集中的四個行業離崗職工總數20萬人，xx年平均生活費僅為1198元。應當説在崗職工工資的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與部分人員下崗減少工資支付密切相關的。

五是從職工對個人工資收入的評價和滿意度看，認為本人的工資收入水平在所在城市屬於“中等偏下”和“低收入”的達50.8%，“中等”、“中等偏上”和“高收入”的，只佔45%。職工對自己收入狀況“滿意“和“比較滿意”的佔54.8%，“不滿意”的比例達45.1%(見表2)。 表2：職工對本人收入狀況評價 您認為您的收入水平與 3年前比較 您認為自己的收入在所有城市屬於哪個檔次您對自己目前的收入滿意嗎 提高了 53.2% 中等以下 50.8% 滿意 12.6% 沒有變化 30.7% 中等 34.2% 基本滿意 42.2% 下降了 16.1% 中等以上 10.8% 不滿意 45.1%

2、地區間、行業間、企業間職工工資收入差距大。xx年職工總收入(税後)按地區分，除了兩個產業外，最高的是大連，為17659.93元，最低的是丹東，為9550.38元，兩者相差近2倍(見表3)，如果將兩個產業計算在內，則收入最高的是遼河油田。按行業分，最高的是金融保險業，為22543.17元，最低的是住宿和餐飲業為9989.34元，兩者相差2倍多。按企業分，最高的是國有獨資企業為18043.56元，最低的是其他有限責任公司為9619.74元，兩者相差近2倍。

行業間和企業間工資差距在所調查的6市反映情況類似。如據撫順市調查，目前該市職工收入最高的行業是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軟件業，xx年和xx年職工的年收入分別為26977元和41907元，增長幅度為55.34%。而收入居倒數第一、二位的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職工年收入，xx年和xx年分別為7175元和7985元，兩者分別相差3.76倍和5.25倍。信息傳輸和計算機服務軟件業的職工年收入與全市職工xx年和xx年的平均工資12025元和13915元相比，也分別相差2.24倍和3.01倍，而且有逐步擴大的趨勢。

據大連市調查，從行業分佈看，xx年，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平均工資最高，達41477元，其次是金融業，為32965元，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居第三位，為27809元，分別高於省平均工資水平12.2%、36.2%和30.8%。而採礦業平均工資最低，僅為9959元，其次是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為13404元。 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職工工資收入中還有相當數量的隱形工資無法調查核實，主要反映在某些特殊行業或壟斷行業尤其是管理層，其隱形收入部分甚至遠遠超過顯性工資收入，從而形成了更大的收入差距。

3、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存在諸多不合理現象。

主要表現：

一是決定工資分配的隨意性比較大。一些企業不是嚴格依法和依照政策對工資收入分配進行規範操作，而完全由企業老闆憑心情，由經營者個人説了算。這類問題，在採礦、醫藥化工等行業、港澳台資企業和私營企業比較突出。

二是勞動定額和計件工資單價的計算缺乏依據，存在勞動定額偏高，工資單價標準偏低的問題。

問卷統計11.2%的職工反映在8小時之內基本不能或完全不能完成勞動定額，每天需要加班2小時至4小時才能完成工作量的佔28.8%，需要加班4小時以上的佔4.7%。反映計件工資不合理，計件單價偏低的職工佔35.8%。撫順一家化工企業實行計件工資，取消基礎工資，職工反映，一線職工星期天不休息，每月純收入扣除養老保險只剩800元左右。同市另一家實行計件工資的企業，幹活最快的女工一個月工資收入也不過500元到700元。

三是部分企業收入分配不透明。

主要反映在金融保險業、私營企業和實行年薪制的企業。特別是某些實行年薪制的企業，領導者的收入被當作祕密和紀律，不得在員工中互相探聽或談論。有的工會主席怕對經營者確定的年薪在職代會上通不過，只得偷偷蓋章上報。調查統計，有32.3%的職工對企業經營者及管理層的收入情況“知道一點”，有44%的職工“不知道”職工反映，所謂“知道一點”也是道聽途説。

四是企業內部收入差距過大。

目前，在企業收入分配過程中，普遍存在着向企業高級管理層傾斜的傾向。高管層與一線普通職工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據大連調查，有些企業為達到年初確定的經營目標，取得經營效益獎勵，而不惜以職工工資充利潤，從而保證自身的效益年薪或年終獎勵，而大部分企業管理幹部的工資收入均按經營者收入的一定比例遞減，致使經營者年薪的收入越高，經營者和管理幹部收入佔企業的工資總額份額則越大，剩餘由職工可分配的部分則越小。很多職工認為，企業經營者和管理人員收入過高，且考核很難量化，而一線生產工人的收入偏低，且考核嚴格;企業虧損減薪，經營者和管理人員工資卻不減，這種反差使職工感到很不公平。

五是加班加點工資不兑現。調查反映，相當數量的企業沒有嚴格按照勞動法規定給付加班加點工資，有的甚至把加班工資計算入最低工資標準之內。據職工問卷統計，有49%的企業，以各種理由剋扣或不兑現職工的加班加點工資，而按法律規定支付的只佔51%。調查還顯示，有11.5%的企業在經濟效益下降或資金週轉困難不能及時足額支付工資時，低於最低工資標準支付職工工資。

4、拖欠職工工資問題比較普遍。這次調查中涉及的6市和兩產業，除了大連和瀋陽鐵路局職工反映拖欠工資很少外，其他各市反映拖欠工資問題都比較嚴重。據省總工會調查統計，截止今年6月份，全省企業累計拖欠職工工資總額為63.3億元，被拖欠職工324萬人，上述6市2產業拖欠職工工資總額達25億元，其中撫順拖欠總額最多，為10.1億元。職工問卷統計，有14.2%的職工曾經被拖欠過工資，其中累計拖欠12個月以下的佔94.9%，12個月以上的佔5.1%，人均被拖欠工資3123.30元，其中遼陽市拖欠人均數量最高，為4483.73元。職工工資被拖欠，有的是因為企業臨時困難;有的是企業長期停產、半停產，沒有能力給職工開工資;有的是政府拖欠行為;還有的則是企業鑽法律政策空子造成的拖欠。

5、保險費繳納很不到位。此次調查統計，企業為職工繳納了一種以上保險的佔98.5%，沒繳納任何保險的佔1.5%，但是繳納保險的險種和比例參差不齊，並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依次呈大幅度下降排列。 特別是繳納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的隨意性較大。很多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把給職工辦理社會保險看作是企業的一種待遇，一種籠絡人心和留住人才的手段，而不是當作企業應盡的義務，致使其參保面十分有限。

三、原因分析 調查表明，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認識上存在偏差、法律政策宣傳不到位、政府部門監控指導乏力和管理缺位、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不健全、企業內部工資決定機制不完善、最低工資標準過低和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突出是主要原因。

1、在認識上存在偏差。主要表現，一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工資分配是否還需要政府幹預存在誤區。認為搞市場經濟，企業自主決定工資分配，用不着再實行宏觀調控。

二是對職工工資收入與企業經營者決策風險之間不恰當關聯。認為企業經營好了，功勞主要歸經營者，企業經營狀況不好，風險和困難則由職工共擔。三是對企業自主決定工資分配的理解存在錯誤認識。認為自主決定就是企業主説了算，職工沒有發言權，只能被動接受。

2、法律政策宣傳不到位。影響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規範運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企業經營者和職工對法律政策瞭解的匱乏。調查發現，一些企業經營者特別是私營企業老闆，對職工參與企業工資分配的要求和一些宏觀調控政策不瞭解，因而出現許多盲區;相當一些職工對工資方面的法規政策不清楚，對侵害自身權益的現象表現茫然。據問卷統計，企業對政府宏觀控制手段完全瞭解的只佔30.7%，“知道一點”而不完全瞭解的佔56.7%，完全不瞭解的佔12.6%。職工不知道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佔33.2%，不知道本人工資是否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佔14.9%，不知道法律規定加班工資支付標準的佔18.5%不知道是否繳納了保險的佔3.4%。

3、政府監控指導乏力、管理缺位。

主要表現在，一是對工資問題的研究弱化。調查表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如何開展科學的收入分配工作，目前無論從規律的研究上，還是從具體操作環節的研究上，都存在着空白，難以指導企業按照規律辦事。

二是組織體制建設弱化。放開了微觀管理，同時也在組織機構上弱化了宏觀管理。勞動主管部門工資管理職能淡化，人員減少，有的市甚至撤銷了勞動工資專門管理機構，或者將其職能同其它部門合併，導致在管理工作實施上出現薄弱環節。如問卷顯示，54.9%的企業反映，上級主管部門或行業協會沒有對企業制定勞動定額實行過指導，對於企業違反勞動法的行為，由於勞動監督體制弱化和人員嚴重不足，也僅限於舉報查糾，工作不能完全到位。

三是宏觀指導配套制度建設不夠完善和有力。政府對企業工資管理的主要手段，如工資指導線，由於認識的偏差和缺乏行業具體指導性，以及企業實行工效掛鈎的分配方式等原因而難以參照;勞動力市場指導價位，由於缺少崗位工作條件、行業特點以及信息不準確等原因，相當一些企業不願參照;另外還有人工成本信息指導由於建立初始不完善和缺乏約束力，執行起來效果也不甚理想。

四是政府有關部門職能協調存在一些問題。比較突出地反映在勞動工資手冊制度的實行上，由於個別部門為了局部利益，不按章辦事，使工資手冊對工資應有的監管作用難以發揮，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

4、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不健全。企業工資分配製度改革過程中，法律法規和政策缺位，是企業工資收入分配混亂的重要原因。這不僅表現在國家關於企業工資分配基本的法律法規存在空白點，如沒有《工資法》、《工資支付條例》等，也表現在已有的法律法規和配套政策措施很不完備。我省在企業工資分配方面的法規政策體系建設也存在着滯後和缺位、不完善的問題。如全省《工資支付辦法》至今尚未出台，工資立法更是空白，使得工資收入監管和分配問題難以依法規範。

5、企業內部工資分配製度和工資決定機制不完善。雖然目前企業普遍實行的崗位工資制度總體上有它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缺乏可操作的科學合理的分配政策和嚴格的考核體系，因此在具體落實上有一定的隨意性。調查表明，雖然企業有47.9%的職工認為崗位工資制度很好，但同時有45.5%的職工對實行崗位工資制度的效果評價是“一般化”，説明這項分配製度還需要加以完善。

另外在企業工資決定機制上，職工民主參與薄弱，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不到位的問題也比較突出。調查反映，由工會代表職工與行政進行的工資協商談判的機制只在某些外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有所進展，大多數企業並沒有真正開展起來，尚未開展規範的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佔64.8%。一些單位開展了工資協商活動，往往是個別協商、個人協商，事後協商，沒有形成一種法定集體協商制度。

集體合同就工資問題協商的內容也僅限於一般原則性的條款，對推動建立合理的分配製度沒有多大意義。影響工資集體協商工作進展的原因，有30.9%的企業認為是“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23.6%的企業認為是“經營方與員工方(工會)地位不平等”，12.7%的企業認為是“缺乏政府主管部門指導”。從企業實行年薪制情況看，職工知情權和參與權落實更差。據調查，80%的企業負責人年薪制方案由主管部門來確定，經過職代會討論的只佔35.7%。

企業對實行年薪制的反映是，認為企業經營者年薪應與職工工資掛鈎的佔37.5%，認為應與職工工資保持適當的比例關係的佔40.6%，兩項合計78.1%，但實行的結果卻很不一致。經營者年薪比例過高和不透明，造成職工不夠理解，有23.9%的職工表示反對實行年薪制，而明確贊成的只佔37.9%。有些企業經營者給自己規定高額年薪，不與企業經營狀況和職工收入掛鈎，嚴重損害了職工分配權益。

6、最低工資標準過低。近年來我省的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速度明顯低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如1996-xx年我省社平工資增長121.3%，而同期我省最低工資標準僅增長33.3%，xx年我省最低工資標準只接近於職工平均工資的40%左右，位於國際通行標準40%-60%的下限。此次調查中企業對這個問題反映比較突出，據133户企業調查，認為最低工資標準偏低的佔66.9%。

7、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突出。勞動力供大於求，是我省勞動力市場的一個突出矛盾。勞動者在求職和就業過程中始終處於一種不利的地位，在很多問題上不得不委曲求全。如簽訂勞動合同問題，主要取決於老闆的態度;還有加班工資問題，一些職工表示，即使知道法律規定，也不敢向老闆提出要求，否則就要面臨下崗和被辭退的危險。用人權和待遇權基本掌握在企業老闆手中。

四、幾點建議： 解決好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儘快建立和完善與市場經濟體制和深化改革相適應的企業分配製度，對於維護勞動關係的和諧與穩定，保護和調動勞動者積極性，建設和諧，實現老工業基地振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我們建議，通過加強對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加快工資立法和執法監督、加強政府統籌協調和對企業工資分配的政策調控、完善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加強對企業經營者年薪制的管理和對壟斷行業工資收入分配的監管、切實解決職工工資拖欠問題、建立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最低工資標準、大力推進職工教育和培訓等措施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

1、加強對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和宣傳。要組織力量，切實加強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理清思路，制定辦法。建議加強對企業工資收入分配研究工作的組織領導，由各有關部門組成研究班子，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深入研究當前企業分配問題，探索規律，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指導和推動企業分配的法制化科學化。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對工資法律政策的宣傳力度，使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各項規定，不留死角地宣傳到每一個企業的每個經營者和員工。

2、加快工資立法和執法監督。建議省人大常委會在積極推動全國人大加快工資立法的同時，從我省實際出發，儘快將工資支付條例納入人大立法規劃。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對工資支付的有關問題做出規定，明確企業職工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總體框架、基本制度、政府宏觀調控企業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強化對企業工資分配的約束與管理。特別是要明確規定與最低工資標準相關的法律行為與責任。解決好省勞動廳等部門加強執法檢查所必要的人員編制，機構設置，經費預算等問題，並與工會勞動法律監督等社會力量相互配合，定期對工資分配法律法規和政策落實情況進行檢查監督。當前要重點推動解決職工加班加點工資和保險繳納不到位等問題。

3、加強政府統籌協調和對企業工資分配的政策調控。

一是要建立政府協調統籌研究工資分配問題的工作機制。建議政府勞動保障部門牽頭，定期召集各有關方面，共同研究企業工資分配重點解決的問題，如對勞動定額、連續生產行業的工作時間、特殊行業津貼、補貼以及與企業工資分配密切相關的保險、福利等內容，拿出解決辦法和建議。

二是強化政府部門對企業工資政策的執行協調能力。勞動、工商、税務、銀行等部門要統一步調。對沒有經勞動部門審核工資總額的企業，税務部門不允許企業把工資總額作税前列支，銀行不得為謀求商業利益，隨意為企業提取工資現金開綠燈。

三是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工資指導線與人工成本信息制度。重點是強化對行業工資增長的指導，提高工資指導的可操作性和科學性。推行、建立和完善企業人工成本信息指導制度，完善相關的社會中介機構職能，為企業科學管理人工成本和勞動定額發揮應有作用。四是利用政策槓桿提高對企業工資正常增長的調控力度。應當逐步明確以下政策：如應加大企業固定工資比重，浮動工資所佔全部工資收入的比例不能太高;企業連續贏利3年以上的，必須依據工資指導線為職工增加工資;企業虧損的，原則上不得輕易減發職工工資，如必須減發職工工資，須經職代會討論同意;對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水平超過社平工資3倍的，再增加工資原則上不得超過指導線下線;試行企業“工資儲備金”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確保職工工資不因企業經濟效益波動而發生大幅波動和拖欠(工資儲備金是對企業在連續贏利情況下為防止收入風險而實行的一種將部分利潤轉為工資儲備的制度，工資儲備金制度的實行，要經與工會協商，經職工理解，並經職代會通過，同時儲備金必須保證專款專用。工資保證金是對企業防止拖欠工資而實行的一種先行工資預付保障制度，實踐證明這兩種制度都是可行的);要解決好政府對政策性虧損企業的扶持與補償工作。

4、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完善企業工資決定機制。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是，必須加大職工民主參與的力度，大力推進工資集體協商，而不僅僅是在觀念上理解和認同。建議：一是政府要制定相應的法規政策，增加工資集體協商的工作強制性。規定所有企業工資分配與增長必須在與職工集體協商基礎上進行，使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有法必依。二是加快推動以行業協會為代表的統一的企業團體建設。充分履行行業團體作為企業主利益代表者的作用，政府、工會和企業團體三方在源頭上推動企業工資協商工作，制定出台各行業的崗位(工種)工資指導標準。有效解決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職工方與企業方權力不對等，職工處於弱勢地位的問題。

5、加強對企業經營者年薪制的管理。要解決好三個問題：一是加快培育經理人市場。解決目前經營者工資由政府決定而與市場機制脱節的狀況。二是合理控制經營者的薪酬水平。既要使經營者與一般職工拉開一定收入差距，又不能將收入差距拉得過大。建議實行“兩低於”制度，即經營者的年薪增長低於職工平均工資增長和企業效益的增長，使經營者收入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三是經營者年薪收入要公開透明。年薪的水平和各項指標要向職工公開，接受職工監督，年薪制方案應經職代會討論審議後實施。四是應對企業經營者和高層管理人員的職務消費逐步進行規範。

6、加強對壟斷行業工資收入分配的監管。一是深化體制改革。從體制上打破壟斷，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關係，改變由於資源優勢帶來的分配不公。二是完善工資含量包乾辦法。合理控制收入水平。三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將工資外收入納入工資管理。要使這些行業的工資水平與社會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保持一個合適的比例，防止差距過大。

7、切實解決職工工資拖欠問題。要在繼續加大力度推動解決拖欠工程款問題和農民工工資問題的同時，抓緊治理企業工資拖欠問題。既要解決好陳欠問題，又要堅決防止由於前清後欠而形成的新的工資拖欠。國有企業拖欠職工工資問題的解決，要與企業改制和償還並軌職工債務同步進行，根據企業不同情況，採取資產變現，抵押貸款，優惠轉讓，分期償還，抵債清欠，資產保全等多種不同措施，分類清欠。 為推動欠薪問題解決，加強預防欠薪的長效機制建設，應建立企業欠薪報告和舉報制度並加快推行企業用工誠信等級制度，加大欠薪償還追繳執法力度。對於長期拖欠職工工資不採取措施而引發重大羣體事件的，應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

8、建立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最低工資標準。建立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是保障勞動者基本生活和合法權益的重要措施。應按照國際慣例和我省實際經濟發展與消費水平，適當提高標準，並建立起與社會平均工資增長幅度相適應的最低工資標準增長機制，這對於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改善工資分配不合理的狀況，促進勞動者積極性，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9、大力推進職工教育和培訓，提高職工的專業技術水平。企業新型分配製度注重文化技術因素，符合企業發展要求。提高職工的專業技術能力，將成為提高職工收入水平的重要決定因素，也是解決我省勞動力供求矛盾的根本出路。因此，要加大政府統籌和社會力量整合參與職工教育和培訓的力度，進一步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保證資金來源，明確各項指標，規範企業培訓教育行為，建立和完善激勵和約束機制，並加強考核，抓好落實。不斷推動以企業為主體、政府為主導的職工教育工作向更高層次發展，進一步提高職工就業層次，為更好地實現職工收入分配權益，同時也為推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增加不竭動力。

【第3篇】就業、社保和收入分配形勢調研報告

一、基本情況

今年以來，三省一區經濟增速換擋明顯，總體處於低位徘徊。同時，由於改革進程加快，創業熱潮顯現，就業、社保、收入分配形勢整體平穩。

(一)就業基本穩定，創業帶動就業趨勢顯現

(二)社會保障覆蓋面繼續擴大，待遇穩步提升

(三)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增速趨緩

二、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產業結構不合理成為制約經濟發展重要因素

(二)隱性失業等問題影響就業長期平穩和質量提高

一是隱性失業問題可能顯性化。部分企業近來一直處於虧損或開工不足狀態，為解決人員過剩問題，大多采取了內部轉崗、降薪等措施，隱性失業問題在部分行業和領域頗為嚴重，而在現行失業統計難以體現。遼寧省反映，部分鋼材品種價格已跌回20年前，很多企業處於微利或虧損狀態，雖未裁員減員，但企業人力資源過剩情況凸顯。如經濟發展進一步下行超出企業承受能力，可能會出現大幅度裁員或破產倒閉現象，造成失業率較大幅度提高。

二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性矛盾突出。三省一區均反映受職業技能和擇業觀念等因素影響，勞動力市場存在用工荒、招工難和就業難並存現象。在產業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勞動者素質與崗位要求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尤為突出，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供不應求現象較為普遍。

三是就業技能培訓層次偏低。受各類技能培訓規劃整合不到位、補助標準偏低等因素影響，職業技能培訓整體水平偏低，高水平職業技能培訓發展受到制約，難以適應高技能人才培養需求。同時，中級職業技能院校定位不清、資金不足也成為影響高技能人才持續穩定培養的重要因素。

四是失業保險防失業促就業作用尚未有效發揮。失業保險基金支出範圍過窄，結餘量大，閒置問題較為突出。三省一區由於國企佔比高，失業人員少，表現尤為突出。在當前企業普遍反映社保繳費負擔偏重下，失業保險作用、費率和支出範圍等問題需進一步研究解決。

五是創業方面還存在一些障礙和困難。政府對創業的服務引導作用發揮還不夠充分到位，創業企業融資難問題尚難及時充分解決，部分地區企業註冊登記、税務執照辦理等手續依然較為複雜。

(三)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性面臨較大挑戰

二是社保擴面面臨較大壓力。由於近年來社保持續擴面，大中型企業已基本實現應保盡保，小微民營企業擴面難度大，近期擴面對象中即將退休人員佔比較高，在職參保人員增速緩慢，擴面形勢十分嚴峻。

三是現行養老金調整機制對其制度健康運行造成了較大沖擊。三省一區普遍反映，現行通過行政方式調整養老金，未充分考慮基金自身平衡和各省實際，原本沉重的養老金支出負擔壓力更大，缺口進一步增大。

(四)部分地區低收入人羣生活受到影響

總的來看，三省一區就業、社保和收入分配領域當前情況和麪臨的問題是多方面原因共同形成的。一是當期原因，主要是經濟增速趨緩、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等;二是歷史原因，主要有國企改革部分歷史遺留問題等;三是制度自身原因，如就業創業機制不健全、社保體系不完善等;四是管理原因，如職業技能培訓過於分散，社保監察力度不足等。因此，這些問題的解決，既要着眼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和就業形態變化的現狀，也要痛下決心、採取措施，儘快解決歷史問題;既要不斷完善制度，也要加強監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