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發展論文【多篇】

經濟社會發展論文 篇一

1.高職教育設置專業缺乏前瞻性，與社會需求脱節目前，許多高職院校沒有意識到社會服務工作的重要意義，辦學理念落後，缺乏市場的前瞻性，在設置專業時考慮市場需求不足，專業設置與區域經濟結構不相適應。被重複設置的“熱門專業”，就業情況並不理想，而不少區域經濟發展真正需要的專業人才又十分匱乏。以城市職業學院為例，按“質量、結構、規模、效益”的評價要素來看，學校專業設置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從人才培養質量上，尚不能體現“高”；從結構上看，市重點發展的產業對應的專業還不具規模，如動漫、文化創意；與市千億產業對應的專業僅有汽車；從總體規模上看已經具備，但存在均衡性問題；從效益上看部分專業的規模效應還未體現，學校專業設置存在的問題也是省高職院校的共性問題。由“十二五”期間省高技能緊缺人才需求調研報告可知，到2015年，高技能人才總量達到200萬人。與2008年相比，7年之內增加52．5萬人，平均每年增加7．5萬人。2020年，高技能人才達到250萬人，佔技能勞動者總量的31％以上。由表1可知，面向第一產業的專業數、專業點數、在校生數較少，第一產業科技人才嚴重短缺；由表2、表3可知，面向“十二五”期間要大力發展的紡織、食品、節能環保、新能源等產業的專業、專業點數及在校生數偏少，面向新材料等產業的專業幾乎還是空白。

2.教師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有待提高客觀來説，高職院校教師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明顯不足，一方面，他們的科技開發能力不如普通本科院校教師，專業技術攻關能力比較薄弱。另一方面，大多數高職教師，缺乏企業工作經歷，其專業業務工作的實踐經驗相比一般企業從業人員十分匱乏，課堂講授與企業生產實踐不能很好的結合。這些問題既影響了人才培養的質量，又使得教師開展的社會服務與企業的要求不對接，服務效果不夠理想。服務能力建設層次不深入，服務內容和形式有待拓寬目前，大多數高職院校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建設層次不深入，服務的內容還比較單一，還只停留在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人才、為企業開展員工培訓，面向社會開展職業資格培訓、認定和考證工作上，缺乏針對企業的生產實際需要的科技研究與開發。

二、城市職業學院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探索

1.明確辦學理念，樹立服務意識辦學理念是學校的靈魂，先進的辦學理念對內是凝聚力和向心力，對外是核心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高職教育要牢固樹立以服務為宗旨的理念，要進一步明確辦學方向，調整專業設置，制定培養目標，緊緊跟上產業發展步伐，承擔起經濟發展中技能型人才保障任務。學校堅持“五個三”的辦學理念：“面向現代城市化、城市現代化、新型工業化”（三個面向），堅持“城市導向、區域導向、市場導向”（三個導向），瞄準“新興產業、新興行業、新興職業”（三個方向），實施“高技能教育、通識教育、養成教育”（三種教育），為經濟社會發展造就“能工巧匠、崗位專家、行業大師”（三種層次人才），實現內涵式發展、跨越式發展與差異化發展。2014年，學校進一步確定了“服務經濟結構調整，面向市場緊扣產業設專業；服務職業人才培養，依託行業深挖內涵建專業；服務國計民生工程，政行企校四方合作興專業”的總體思路。專業結構佈局以土建、教育類專業為特色（行業、企業背景），以機械、汽車、電子類專業為骨幹（區域經濟重點產業），以財經、文創、管理、服務、傳媒類專業為重點（生產、生活類服務行業）。

2.以“訂單培養”等形式為企業提供高技能人才學校積極探索“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通過與用人企業共同制定人才培養計劃，簽訂用人訂單，通過“工學交替”的方式分別在學校和用人單位進行教學、實訓，學生畢業後直接到用人單位就業的培養模式，實現學校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高度、密切的合作。如汽車技術與服務學院與長安福特公司合作，在校區內建設實訓基地，校企雙方聯合開發課程、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共同編寫教材，共同舉辦“長安福特訂單班”。機械工程與電氣自動化學院與世界500強企業“科達集團”合作，校企雙方共同開發適合企業需要的教材，開設“新型牆體材料製造生產副廠長”訂單班，學生畢業後將成為該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通過訂單式培養，該校機電學院焊接專業畢業生月薪超過6000元，打破了高職畢業生拿不到高薪水的成見；學前教育專業、初等教育類專業的畢業生生均6個崗位，還未畢業就被用人單位一搶而空。汽車類、建工類、機械類等專業近年來就業滿意度高，受到用人單位的青睞。

3.精心打造職教集團，積極構建區域校企交流平台學校與企事業單位、行業協會緊密聯繫。截至目前，該校已成立和加入了五個職教集團，政、校、企合作全方位展開，與近300個世界500強企業、國家知名企業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係，共同制訂人才培養方案；引入行業企業標準合作開發與設計專業基礎課、專業核心課程、實訓教程、實訓手冊；聘請企業行業技術人員兼職教學；接納學生實習、就業。企業因其成熟的文化、先進的技術設備、完善的企業管理、較強的就業崗位儲備，成為學校校企合作的可靠戰略夥伴。如，該校學前教育學院以學前教育職教集團為依託，通過各級專家評估並獲批承擔《省學前教育專業技能大學聯考》組考資格。

4.發揮各二級學院特色專業比較優勢，面向社會服務城市學校是教育部命名的“師範教育先進學校”，學前教育學院和初等教育學院發揮“師範教育”優勢，為省尤其是市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基礎教育人才，現市國小、幼兒教育界的名師、骨幹教師80％以上都是該校的畢業生，其中不乏教育主管部門的領導。學校汽車學院、機電學院及電信學院承擔“市職業技能實訓基地”項目，基地主要承擔汽車維修工、模具設計師、數控車工、維修電工等7個工種中高級職業技能實訓及鑑定基地工作。職業網球學院、外事外語學院積極服務WTA頂級賽事。賽前，網球學院承接了此次活動600多名志願者的培訓，全院師生全程參與、成功策劃並實施培訓方案。電信學院智能樓宇專業師生共同走進“部級城市住宅試點優秀小區”常青花園社區，對社區高標準道路、水電和現代化的電子監控管理系統進行調研，並幫助維修社區監控系統；參與社區信息採集工作，幫助社區工作人員建立信息查詢網站系統，實現社區智能化管理；義務為社區開辦電腦培訓班，為大家講解計算機及網絡基本知識與基本操作，充分發揮技術專長為城市社區提供服務。

5.打造“雙師型”教學隊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為增強教師服務行業、企業、社會能力，學校着力打造“雙師型”教學隊伍，每年外派120多名教師到企業鍛鍊，積累工作經驗，提高實踐能力。同時邀請行業、企業的“能工巧匠”、“技術能手”走進課堂，併為行業大師成立“服務大師工作站”，請他們定時到實習基地，手把手教學生學習技能。教師實踐能力的提高更好地促進了他們自身的社會服務能力和服務意識的提高，同時也拓展了社會服務領域。

經濟發展論文 篇二

［論文摘要］人才作為人力資源中素質高、競爭力強的一部分，已經成為經濟發展中最具重要、最具活力的因素。因此，研究人才與區域經濟的關係，才能更好利用和開發人才，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的騰飛。

“人”作為實現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資源，很早就成為了眾多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早在1676年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弟就曾提出了“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的著名論斷，充分體現了人在財富創造中的重要性。而作為“人”這種資源中的一部分，人才因其具有高素質、強競爭力等特質，對引導經濟的良性、迅速發展更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分析人才因素，探討人才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係，對於實現區域經濟的快速、高效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概念的界定和分析

（一）人才概念的界定和分析。1、人才的概念：關於人才，新編《辭海》的解釋是：有才識學問的人，德才兼備的人。當然，這個解釋過於抽象，因此，不同的學者對於該解釋有了不同的發展。本文選擇從人才與人力資源關係的角度解釋人才的概念。如果將人力資源比作一個金字塔，而我們所定義的人才則是塔的最頂端的部分。2、人才的屬性：（1）知識屬性。這是人才的第一屬性，突出表現在他們對知識的擁有、追求和鍥而不捨的精神上。（2）創造屬性。他們善於運用現代的知識，投身於改造社會的生產實踐，敢於堅持科學，敢於創新。（3）社會屬性。作為社會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人才屬於全社會，是社會共有的財富，具有鮮明的社會屬性。（4）價值屬性。作為社會存在，“人才”是有價值的。其價值通過對社會所做出的奉獻表現出來，包括社會的和經濟的效益。（5）流動屬性。“人才”具有能的特徵，因而有流動的屬性。它總是流向那些最吸引它、最能充分發揮其才智的地方。人才的知識屬性、創造屬性及價值屬性構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撐因素，而其社會屬性和流動屬性則對地方的人才獲取、保持和發展帶來了挑戰。

（二）區域經濟概念的界定和分析。1、區域經濟的概念：區域經濟是指在一定的空間內由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而形成的並各具特點的經濟運行模式。因此，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僅是指該區域經濟總體水平的發展程度，也包括了其內部結構的整合優化、良性運行。區域經濟也可稱經濟區域，它是由經濟中心、經濟腹地和經濟網絡構成的有機整體。2、區域經濟的特徵：首先是關聯性，區域經濟是區域內各經濟要素、經濟實體相互聯繫、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機整體。其次是層次性，也叫嵌套性，系統都是由一定的層次所組成的，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經濟區域也不例外。再次是動態開放性，區域經濟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區域內外環境共同作用的產物，並隨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最後是非線性，也稱不可加和性，這是指經濟區域內的各要素並不是簡單疊加的，而是各經濟要素、經濟實體按照一定方式有機組合而成，因此其中的某一要素髮生變化後，作為一個系統整體的區域經濟並不一定發生相應的變化。3、區域經濟形成和發展的條件：區域經濟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其賴以存在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了：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位置與交通信息條件、人口與勞動力條件和社會經濟基礎等。“在當今社會，對區域經濟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勞動力素質，區域經濟效益的提高，產業結構層次的升級，無一不與勞動力的素質有關。”

二、人才與區域經濟發展兩者的相互關係

（一）人才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從二戰後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程，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物質資源的短缺，並不能從根本上阻止一個國家從落後向發達的躍進，然而，一個國家人力資源特別是人才資源儲量不足，則雖有豐富的物質資源也不可能在世界經濟舞台中崛起。這充分證明了人才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1、人才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迅速增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成果顯示，勞動生產率與勞動者文化程度呈現出高度的正相關，與文盲相比，國小畢業可提高生產率43%，國中畢業提高108%，大學畢業可提高300%。人才的知識屬性決定了他們必定是高素質的生產者，人才對於某一專業領域有着熟練的技術程度，在其他生產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能夠吸收更多的勞動資料，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人才具有強烈的主觀能動性，在參與生產實踐的過程中，能主動的改進生產技術，並直接作用於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從而迅速的產生經濟效益，促進經濟增長。2、人才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論斷充分證明了技術進步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謂技術進步，廣義的説是由技術變革而引起生產要素素質的變化而導致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過程。技術進步説明了要實現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不是靠增加勞動或資本投入量而產生的，而是依靠技術的改革與創新實現的。人才的創新屬性決定了其能在技術進步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外，人才的可再生性也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3、人才可以促進區域經濟內部結構的良性發展。區域經濟內部產業結構的優化也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表現。人才的知識屬性突出的表現為他們對知識的擁有、追求和鍥而不捨的精神，因此人才對於新知識的追求、對新事物的敏感決定了他們善於採用新的觀念和技術，淘汰舊的技術，從而促使整個企業乃至行業的優勝劣汰，實現產業結構變革，使其能更好的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二）區域經濟的良性發展能吸引和留住人才。1、良好的區域經濟可以為人才提供滿意的薪酬。付出勞動自然希望能得到價值相當的回報，人才也是經濟的動物，對於薪酬也有一定的期望值。作為一種刺激的手段，付給滿意的薪酬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區域經濟的良性發展為較高的薪酬水平提供了基礎，也為其提供了保障，因此對於人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2、良好的區域經濟可以為人才的自身發展提供更多的機會。人才不僅對知識有着強烈的追求，對於自身的發展也有着強烈的渴求。人才如果不會自我學習、自我更新，則不能稱之為人才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良性發展的經濟區域必然包含着難以數計的經濟要素、經濟實體，這為人才的自身發展提供了很多的機會。3、良好的區域經濟為人才生存和成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蛟龍需在深海遊，才能一顯其所長，人才也需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外部環境才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優越先進的工作環境、寬鬆和諧的生活環境、學術前衞的知識環境都成為了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

三、獲取、保持、發展高素質人才，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一些建議

當今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既演繹着對物質資源的爭奪，也演繹着對人才的爭奪。世界著名的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公司曾預言：“世界將陷入一場人才爭奪戰。”世界性的人才短缺以及人才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迫使各經濟區域不得不想盡辦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從而為本經濟區域的持續發展不斷注入活力。關於引進和吸引人才、培育和開發人才有很多的策略和方法，這裏主要提出幾點建議：

（一）轉變觀念，將人才的引進、開發提升到戰略的高度，形成適合本區域的人才戰略。各地區應根據本區域經濟的實際情況，建立相應的“引、用、育、留”一體化戰略，建立和完善人才的引進機制、管理機制、培訓機制、流動機制，並將其有機結合，以此作為指導其他各項人才政策的依據。在充分利用人才的同時注重人才的管理和培訓，不斷提升人才的競爭力，從而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最核心資源。

（二）在人才戰略的基礎上，注重人才環境的優化。完善政策法規，規範規章制度，提高管理效率，為人才成長髮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環境；樹立正確的人才觀，尊重人才，愛護人才，為人才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提升薪酬水平，保障福利待遇，為人才提供穩定的經濟環境；注重硬件設備的引進、信息的開放共享，為人才提供成熟的技術條件。

（三）發揮政府在人才的獲取、保持、發展中的宏觀指導作用。在人才的獲取、保持、發展過程中，要堅持市場調配和政府宏觀指導相結合的方針，發揮政府的宏觀指導作用。政府需要從人才市場的直接運作中退出，轉向對市場的管理，而不是直接參與。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要求，加強法規、政策的透明度，做到依法管理，提高調控和引導的能力、水平，促進區域內人才工作的健康發展。

（四）關注區域內的人才流動，使其實現良性循環。池塘中的水需要經常流動，才能保持新鮮和活力。區域內的人才也是如此，否則區域內的人才水平就會停滯不前，最終被日新月異市場所淘汰。因此，需要建立完備的人才流動機制，管好“入口”，暢通“出口”，保持信息的暢通，重視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作用，實現人才的良性循環。

（五）注重區域內的人才培育與開發。目前，世界人才爭奪已經處於白熱化的狀態，只靠人才的引進將難以完全滿足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求，因此必須立足於自身培養，注重教育，從自身區域內培育和開發人才，從根本上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二戰後的日本就是一個例證，它在物質資源曾極度匱乏、經濟蕭條的情況下，唯一沒有放棄的就是教育，正是這一明智舉措為其隨後的經濟發展和騰飛造就了最有力的資本。

四、結語

區域經濟的競爭，從根本上來説就是人才的競爭。新加坡留美博士葉傅在《人才戰爭》一書中曾説道：“人才戰爭是一場與美伊戰爭不同的戰爭，因為沒有流血、也沒有犧牲，而這場戰爭爭奪的對象不是配備手榴彈與槍枝的軍人，而是配備計算機、個人數字助理器及手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毋庸置疑，區域經濟要發展，必然需要有大量的人才，這樣才能在全球化的競爭中處於領先的地位。

參考文獻：

1、蘇延林、王通訊：《人才資源學導論》[M]，中國人事出版社，1994年。

2、盧義茂：《科技？經濟？人才》[M]，珠海出版社，1997年。

經濟社會發展論文 篇三

關鍵詞：污染概念排放傾倒危害性廢物

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修訂的《刑法》，自1997年10月l日起施行。修訂後的《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節專設“破壞環境資源罪’，，規定了污染環境的犯罪和破壞自然資源保護的犯罪，第338條規定廠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處置有放射性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這是在我國刑法首次規定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對推動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運用刑罰手段，打擊污染環境的犯罪活動，使之環境污染日益加劇的趨勢得到有效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修訂後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

修訂後的《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從而廢除了1979年《刑法》第79條規定的類推制度。由於1979年《刑法》未規定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因而在現行實施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環境保護法規，分別對違反規定，造成重大大氣污染事故、違反規定，收集、貯存、處置危險固體廢物，造成重大污染事故以及違反規定，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均比照1979年《刑法》第115條規定的違反危險物品管理規定肇事罪或比照第187條規定的罪論處，依此分別類推為重大大氣污染事故罪，非法收集、貯存、處置固體危險廢物罪，重大水污染事故罪等。根據罪刑法定的原則，自修訂後《刑法》生效起，將廢除上述比照類推的三個罪名，並依照修訂後《刑法》第338條規定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刑事責任，定罪處罰。

2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概念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危險廢物’，即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害物質或其他危險廢物，並且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依法應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該犯罪的行為有以下三個基本特徵：

(l)對社會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所造成的不是一般環境污染事故而是重大污染事故。

(2)該犯罪行為觸犯了《刑法》第338條規定，只有當行為不僅具有社會危害性，而且具有刑事違法性時，才能認定為犯罪。

(3)本罪應是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因此，違反國家規定，所造成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或人身傷亡嚴重後果的行為，給社會造成一定的危害性，是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最基本的屬性，也是刑事違法和應受懲罰性的基礎。

3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構成特徵

3.1犯罪的主體

本罪的主體是實施了危害環境，致使公私財產造成嚴重損失或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行為，並依法應承擔刑事責任的自然人和單位。從我國環境管理和司法實踐中看，本罪絕大多數主體是從事生產或經營活動的企、事業單位中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主觀上具有牟利性，只顧發展生產，以破壞環境為代價，而造成嚴重環境污染事故的直接負責人員和直接相關人員。此外，自然人犯罪是為了個人謀取非法利益，這是與單位犯罪在主觀上的根本區別。

3.2犯罪的主觀方面

這是指本罪的主體實施重大環境污染的危害行為，致使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或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心理狀態而言。從行為主體上看，絕大多數出於過失，一種屬過於自信的過失，即行為人對染環境，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嚴重後果應當預見到，但輕信能夠避免污染事故的發生。如向水體排放有毒廢水，以為水體稀釋能力大，自信不會造成污染事故，而結果使大面積養魚死亡及人畜中毒。另一種屬疏忽大意的過失，即行為人對於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及後果應當有所預見，由於疏忽大意而未能預見。如由於實踐經驗或技術業務上疏忽大意，將未經處理的大量有毒廢水直接誤排入水體，造成生活飲水水源受到嚴重污染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此外，行為人明知違反規定，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會造成嚴重後果而故意實施的，則不構成本罪，應根據《刑法》，依據犯罪的主客觀要件及犯罪事實追究刑事責任。如行為人為了達到報復的目的，將有毒廢水傾倒至他人魚池，致使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則應以投毒罪論處。

行為人在客觀上雖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且後果嚴重，但不是出於主觀故意或過失，而是由於不能抗拒或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故，則不構成本罪。如洪水、山體滑坡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並及時採取應急措施，仍不能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損害的，《環境保護法》第41條規定，免予承擔責任。對於突發性污染重大事故，如不是由於自然災害，而是生產中存在事故的隱患及風險，且事先可預見，而未採取防範措施造成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應追究刑事責任。

33犯罪的客體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侵犯的客體是我國憲法所保護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蹟、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和國家為保護環境而頒佈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公私財產權、人身權。行為人侵犯上述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係，並造成嚴重的危害結果，對社會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3.4犯罪的客觀方面

3.4.1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行為

必須是違反國家規定：(l)違反法律，即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2)違反行政法規，即由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等行政措施，主要包括《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規。上述法規對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處置危險廢物的各種情況作了具體的規定。在查處此類案件時，應首先查明行為人違反了哪些規定：如沒有違反國家的規定或僅違反地方性環保行政規章，都不能構成本罪。

本罪危害行為的客觀表現為：(l)將各類危險廢物直接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2)通過運載工具等方式向土地、水體、大氣傾倒各類危險廢物；(3)將各類危險廢物採取焚燒和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的方法處置，以達到其減少數量、縮小其體積、減少危險成分。危險廢物是指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或者根據國家規定的危險廢物鑑別標準和方法認定的具有危險性的廢物。主要包括：(l)放射性廢物，即放射性固體廢棄物，高、中、低放射性物質的廢水，含放射性物質的氣體和氣溶膠等；(2)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即含各類傳染病細菌原體的污水、污物等；(3)有毒物質，即那些直接或者間接為生物攝入後，導致該生物或者後代行為反常、遺傳異變、生理機能失常、機體變形或者死亡的物質。行為人實施上述危害行為，並導致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及嚴重後果，應承擔刑事責任。

3.4.2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結果

本罪要求有實際的危害結果，行為人違反國家規定，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即具備《刑法》第338條的因果關係，亦稱為結果犯。如果行為人雖違反國家規定，僅造成一般環境污染事故，則不能構成本罪，依照環保法規作出相應的行政處罰。

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認定標準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未作司法解釋前，可根據司法實踐及案件的具體情況，參照國家環保局1987年頒佈的《報告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的暫行辦法》，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重大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應追究刑事責任：(l)由於污染或破壞行為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在5萬元以上；(2)人員發生明顯中毒症狀、輻射傷害或可能導致傷殘後果；(3)人羣發生中毒症狀；(4)因環境污染使社會安定受到影響；(5)對環境造成較大危害。

凡屬重大或特大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均由地、市以上環保局確認。根據《全國環境監測管理條例》的規定，省轄市以上環保局所屬的環境監測站是本行政區域內環境污染糾紛、重大環境污染事故法定技術仲裁機構，所出具的環境監測數據和資料應作為認定環境污染糾紛、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責任的技術依據。

4重大環境污染罪的刑罰處罰

修訂後《刑法》第5條規定了罪刑均衡原則；第338條規定本罪刑罰處罰的標準；第346條規定本罪可由單位構成。在破壞環境保護的犯罪中，絕大部分是單位所為，他們無視國法，為了謀取單位的非法利益，肆意破壞和污染環境，因此用刑法來懲處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單位犯罪十分必要。

根據《刑法》第338條規定，犯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即造成特大環境污染事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第346條規定：單位犯本罪的實行“兩罰制’，，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依照第338規定處罰。

5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與相似犯罪的區別

5.1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與非法進口固體廢物罪的區別

兩者所侵犯的客體均為國家環境保護的制度，即《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客觀上都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主要區別在於：(l)犯罪主體不同，前者多數為單位犯罪；後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2)犯罪的主觀方面不同，前者多為過失；後者表現為故意。(3)犯罪的危害行為不同，前者是在中國境內傾倒、堆放、處置固體廢物；後者是將中國境外的固體廢物進境傾倒、堆放、處置。

5.2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與重大責任事故罪的區別

兩者均為過失犯罪，客觀上都造成重大事故且後果嚴重，主要區別在於：(l)侵犯的客體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國家環境保護制度；後者侵犯的是國家公共安全制度。(2)犯罪主體不同，前者多為單位；後者為直接從事生產的職工、指揮生產的領導人員。(3)客觀表現不同，前者表現為違反規定，排放、傾倒、處置各種危險廢物而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後者表現為在生產過程中，違反規章制度或強令職工違章操作，而造成重大傷亡事故且後果嚴重。

5.3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與違反危險物品管理規定肇事罪的區別

兩者均為過失犯罪，所造成的重大事故都為與危險物品有關，主要區別在於：(l)侵犯的客體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國家環境保護制度；後者侵犯的是國家公共安全制度。(2)犯罪主體不同，前者多為單位；後者是從事危險物品生產、儲運、使用過程中的職工。(3)客觀表現不同，前者為違反規定，排放、傾倒、處置各種危險廢物而造成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後者則是在生產儲運、使用危險物品過程中，因違反管理危險物品的規定而發生的重大事故。此外危險廢物與危險物品僅一字之差，但範圍和意義有所不同。

5.4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與失職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區別

經濟社會發展論文 篇四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市場經濟中公共企事業的分級所有和分類管理；政府對公共企業的管理；減輕財政負擔和實施結構調整的非國有化政策；對我國國有企業管理和改革的參考與借鑑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當代市場經濟中各國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場經濟中公共企事業的設立，是由於需要政府提供市場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各國公共部門的企事業按其沿革和性質一般分為三種、納入各級公共財政，與政府的財政預算體制直接掛鈎、公共資產管理和資本運營納入政府財政預算管理體系、公共企業領導人的任命：非官員化原則和人制度、國營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政府部門對國營企業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系統、實行非國有化政策的原因、非國有化政策的做法、政府在必要領域保持控制力的方式、對於保留在自然壟斷領域的國有獨資企業、對於劃入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等，具體請詳見。

內容提要：當代市場經濟中各國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只是指政府在自然壟斷領域用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相結合的辦法對少數公共部門的公益事業和公營企業的管理。而多數在競爭領域的中央或地方所有的混合股份公司按一般民營公司對待，政府基本上不干預或參與其企業經營管理。

關鍵詞：公共企業管理改革

當代市場經濟中各國政府對企業的管理，只是指政府在自然壟斷領域用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相結合的辦法對少數公共部門的公益事業和公營企業的管理。而多數在競爭領域的中央或地方所有的混合股份公司按一般民營公司對待，政府基本上不干預或參與其企業經營管理。

一、市場經濟中公共企事業的分級所有和分類管理

市場經濟中公共企事業的設立，是由於需要政府提供市場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佔有性”的公共貨物，對市場供應不足或供應不夠有效的貨物予以補充，由政府控制戰略性資源和為公眾提供服務。因此，需要公共企事業在某些重要產業發揮主導作用和彌補市場缺陷的調節作用，成為政府職能延伸到微觀的、貫徹公共政策和實施公共管理的一種特殊干預手段。

西方各國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服務於社會目標的公共團體所有的資產稱為公共所有。公共所有的企事業在法律上按照公共財產的歸屬分級所有，分為中央政府所有(即國有)和各級地方政府(省和市鎮)或服務於社會目標的公共團體的地方所有。各級政府間有明確的財產邊界，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所有的資產無權支配和受益。

各國公共部門的企事業按其沿革和性質一般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從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機構分離出來的、從事工商活動的公共事業機構如郵電局、國家印刷廠、無線廣播和與地方政府相聯繫的供水、住宅等管理機構和一些公立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機構。有的不具法人地位，有的具有法人地位。在日本稱為直營事業或法定事業。

第二種是在自然壟斷領域具有工商性質和法人地位的公營企業，由中央政府獨資經營的即國營企業，由地方政府或服務於社會目標的公共團體經營的是地方企業。在日本按特別法律設立、由政府出資經營的稱為特殊公法人企業。

第三種是在競爭領域和從自然壟斷領域分離出來的具有工商性質和法人地位的混合股份公司，中央一級的是國有股份公司，其國有股份一般佔50%以上，在法國國有股份佔30-99%的都叫國有股份公司；地方一級的是地方股份公司；還有中央、地方和民間資本混合的股份公司。

根據各國法律，各級公共企事業基本上按兩大類依法分類管理：

一類由公法(歐洲大陸法系)規範或議會通過特殊法案(英美法系)規範並採用民法的一般準則，適用於在公共服務領域和自然壟斷領域的上述前兩種公營企事業。公益事業(如郵政通訊、供水供電、市政環衞，以及海關、審計、税務管理等行政部門和公立的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服務性部門)以服務於社會公眾而需要積極發展，自然壟斷性公營企業側重於控制國防工業和經濟命脈(如道路交通、能源電力、航空和金融等基礎設施)以保證國家安全和經濟增長。這類公營企事業以實現社會目標(包括就業目標等)為主，較少體現盈利目標；尤其自然壟斷行業具有強烈的規模經濟效應，要投入大量“沉澱資本”才能開業，要由政府承擔資源配置，必須納入各級公共財政，與政府的財政預算體制直接掛鈎。由於這類公營企事業的經費不能全部直接從服務對象收取，在優先滿足社會目標的過程中，需要花費較大成本而投資回收又很慢，所以直接經濟效益偏低，需要政府的財政補貼或政策性補貼，致使政府來自税收的財政負擔很重。為了儘量減少公共財政資源浪費，就需要制定公共領域的具體法律來規範各種公營企事業的組織結構和經營行為，並通過公共政策針對自然壟斷行業進行某些保護性和限制性的經濟規制，以保證社會目標的實現和保障公眾得到良好的服務並支付合理的價格；又要保證市場的公平競爭而不破壞市場經濟的效率。

另一類由民法類的公司法規範，適用於在競爭領域的一般公司，以盈利目標為主。混合股份公司與一般公司一樣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其組織結構和經營行為由各國公司法規範，政府僅限於對公司主要領導人的任命和對資產的流入與流出實行監督。公司經營受政府政策和市場機制的引導，平等競爭、優勝劣汰。

二、政府對公共企業的管理

西方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公共企事業依法實行分級所有和分類管理，並對公營企業採取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相結合的辦法。

1.公共資產管理和資本運營納入政府財政預算管理體系

各國國有資產管理和資本運營的隸屬關係都與該國政府的財政預算體制直接掛鈎。中央公共企事業的資產統歸制定和實施國家預算的財政部(日本是大藏省)管理，例如，法國經濟財政部的中央預算職能由一般預算、附屬預算和國庫特別帳户構成。一般預算是中央預算的主體部分，其收入主要來自税收，其它為國有企業利潤分紅(上繳經濟財政部的國庫司)和國外收入等。凡涉及國有企業的投資計劃、資本變動、股權安排、重大發行債券和股票計劃，都要報該部決策，重大問題還要由內閣會議決定。附屬預算是專為政府經營的擁有財務自的非法人機構設立的法國特有的一種預算形式，中央公益服務性事業直屬該部預算司，既要滿足這些自給事業的財政需要，使其脱離政府機關，實行獨立核算，又不和一般預算斷絕關係，要求其做到自平衡。如有盈餘則列入一般預算，如出現赤字便由一般預算補貼。然而，儘管由財政部統一行使國有資產管理的職能，還要會同各行業主管部門對國有企業進行領導人任命、行業指導和審計監督，重要問題由內閣會議協調決定。這體現了中央政府綜合行使所有者職能和實際意義上的“國有”或“國營”。

2.公共企業領導人的任命：非官員化原則和人制度

由於政府直接經營國營企業容易產生經營管理官僚化弊病，各國政府一般採取授權人的辦法，甚至授權私營企業予以經營；而政府則加強直接監督和規制。歐美國家實行政企分開，國營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及其下屬不能來自政府機構，政府的部長或議員不得參加董事會，或政府官員一旦被任命為企業的董事長便不再擔任政府職務，稱為企業直接經營者的非政府官員化原則。政府一般從企業界選聘人，委派具有長期豐富實踐經驗的經營管理專家承擔這部分國有資產的經營責任。法國、德國的國營企業領導人由各行業主管部長提名，徵得財政部長同意，提交內閣會議討論，由總理以法令形式任命。國營企業董事會的任何重大決策都要同政府有關部門磋商。法國政府對於國有混合股份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的任命，在國家控股90－100％的公司與在國營企業相同；在國家控股50－90％的公司也由政府提名確定，但對子公司的領導人選不予干涉。政府各部門通過嚴格的監督系統評估國有企業領導人的經營業績，決定是否繼續予以任命或免職、甚至承擔法律責任。東亞國家(如新加坡)的國有企業有政府委派公務員參加董事會的情況，但總經理必須來自企業界，説明歐美與東亞國家政企分開的程度不同。各國法律還規定，必須由企業最高權力機構任命經過官方資格認證的、與該公司沒有利益關係的審計員作為該公司的人，在公司內部實施強制性審計，並報告審計結果。

3.國營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

企業最高權力機構，在一般公司和混合股份公司是股東大會；而在公營企業是董事會或監事會。現代企業制度規範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以及公司戰略決策權與日常管理決策權的適度分離。歐洲各國法律規定了職工代表和經濟環境代表在國營企業董事會或監事會中的地位(美國企業的董事會中還要有消費者代表)。法國大型國營公司施行“三方代表制”：即政府委派的代表、職工代表(其中有工會的名額)和經濟環境代表(與企業經營活動直接相關的銀行、律師事務所的代表、管理諮詢顧問、科研機構的技術專家和非競爭性同業的上下游企業的董事或經理代表等)各佔1/3組成董事會。德國公司監事會中同股東代表對應有一定比例的職工代表(小公司佔1/3，大公司佔1/2)，還有一定數量的外聘監事。這樣，國營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組成了比較完善的制衡機制和監督機制，也體現了現代企業生產經營決策社會化的趨勢。各國國營企業普遍實行自治管理，在組織機構設置、生產和營銷、人事管理上有很大自。而財務管理受到政府部門嚴格控制，工資水平既受同業協會制約，也需要政府部門批准。各國法律規定了國營企業職工不僅有參加民主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議的權力和選派代表參加董事會或監事會的權力，還有參與分享利潤盈餘的權利。法國在擁有100名以上職工的企業中實行強制分享利潤方案，設立盈餘股份基金，工作三個月以上的職工有權按其報酬比例在法律規定限額內分享。德國公司通過有條件增加股本方式將新配股份給職工作為分享盈餘的一種方式，通過獲得自有股方式向職工分配股份。政府用減税的方法予以鼓勵。新加坡政府對國營企業資金增殖的增長率超過銀行年利率的部分，允許企業提取15%作為獎勵基金，其中1/3獎給經營者，另外2/3由經營者獎給下屬。

4.政府部門對國營企業的業務指導和監督系統

各國政府對國營企業的財務控制十分嚴格。法國財政部門每年由專設的基金確定向國營企業投資的額度。一是控制項目，即劃分項目投資額的管理權限，大項目必須由財政部審批；二是控制投資收益率，用預期收益率與資本利率比較，以決定是鼓勵還是限制；三是控制資金來源，政府規定企業自有資金在有國家撥款和發行債券的總投資額中必須佔有一定比例(如20~30％)。對於國營企業經營方向，政府部門一般下達指導性計劃。法國政府的特殊做法是由工業研究部、經濟財政部、國家計劃總署和行業主管部門的代表同國營企業一起談判，簽定3－5年的計劃合同，規定雙方義務，使企業發展計劃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標。韓國從1983年實行國營企事業經營業績協議，既考核公共目標(為主)，也考核盈利目標，使獎勵與業績掛鈎，定期向社會公佈其業績排序。

各國政府對國營企業的監督十分嚴厲。以法國為例有三重監督系統：一是經濟財政部的監督，向企業派駐國家監督員，經部長授權行使其部分權力，檢查企業的經營活動、財務管理和評估效益；二是專業部門(工業研究部、運輸部、郵電部、國防部)和國家計劃總署的監督，向企業派出國家稽查員，專門對企業的技術和投資進行過程監護和事後監督；三是國家審計法院的監督，專有帳目法庭的財務稽查員檢查企業的原始憑證和會計帳目，審計財務收支和經營合法性。近年簡化為專業部門對口監督，但重要財務問題仍要向經濟財政部報告。這套三重監督系統使國有資產的運營受到嚴格的監管。另外，議會有權審查國營企業的預決算和年終報告，可以設立專門調查或監督委員會，檢查某些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德國和英國也採取類似監督系統。

三、減輕財政負擔和實施結構調整的非國有化政策

西方市場經濟中把對私人企業用各種合法方式收歸國有的政策稱為nationalization，一般譯為國有化或國營化；反之，通過立法把國有股份的一部分或全部出售給其他法人和私人、以及授權私人經營的政策稱為denationalization，一般譯為非國有化或民營化。

1.實行非國有化政策的原因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至80年代，西、北歐各國和一些東亞國家經過了從經濟復甦時期的國有化到經濟趕超時期的非國有化的過程，既與各國曆屆政府政策有關，也有生產力發展到不同階段的特點。西、北歐國家國有化涉及範圍較廣和國營企業數量過多，造成了國營企業的經營活力下滑和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降低了本國資本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雖然實行了福利國家政策，在較大程度上擺脱了振盪性經濟危機，卻成了政府難以承受的財政包袱。近年來，發達國家一方面精簡政府機構，減少行政開支；一方面更加慎重地選擇公共物品範圍，儘量減少直接經濟效益不可能很高的自然壟斷性公營企業的數量，推動公營企業的非國有化，主要是為了進行市場結構調整和完善市場機制。尤其在財政預算體制上需要儘量減少公共財政負擔和政府對公營企業的財政補貼，並把出售國有股份得到的資金用於經濟結構調整、發展公共福利事業和向具有戰略性的高新技術領域再投資。國有化和非國有化是在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通過公共政策綜合調節市場機制的重要內容，經過國有化的高速積累和市場機制的發育之後，需要進行放寬經濟規制和調整社會規制的規制改革，從而推動了行政改革和企業改革。

2.非國有化政策的做法

西方在實行非國有化政策當中，將國營企業改造成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過程稱為公司化。將國有企業出售一部分或全部股份的過程稱為私有化，並需要相當完善和較大流動性的金融證券市場條件。除了英國之外的西歐和北歐各國對非國有化比較慎重。瑞典政府把不必要由國有獨資的企業轉換成股份公司並根據需要保持國家控股和一定的持股比例，從而籌集資金，既增強政府控制的企業的實力，又減少行政干預。法國從1993年對58家公營企業集團中的21家實行非國有化後，仍然保留電力、煤氣、煤碳、航空、郵政及電訊等在自然壟斷領域的公營。而在英國和一些東亞國家，則是國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和將從自然壟斷領域中剝離出來的部分出售國有股份或出讓經營權，但要為解決失業嚴重帶來的社會問題和如何克服私人資本的壟斷傾向與損害社會公眾利益的問題而採取措施。

在非國有化的做法上，首先把管理國有資產轉變為經營國有資本，這是產權商品化和市場化的前期準備，市場經濟國家在50～60年代基本完成。進而在競爭領域和自然壟斷領域不同程度地放開規制和開放資本，各國在相同領域的做法也不盡相同。例如在競爭領域，德國在1987年出售了大眾汽車公司的全部股份，將其所得資金建立了大眾汽車基金會，10年來提供了34億馬克的科研基金。法國從1993年起對雷諾汽車公司的改造採取了特殊的“雷諾方式”，實行資本開放，確定國家持股水平在53％。其餘的股東，由幾個重要工業金融企業組成一個持有核心股份5％、並將上升到15％以上的“穩定投資股東集團”；同時推行“大眾股東制”，確定公眾股和法人股佔公司股份的28％，其小股民數在百萬人以上；職工股佔5％，股票價格低於公開售價的20％，佔公司總人數61％的10.2萬名職工購買股票。1994年雷諾公司固定資產增加了20億法郎。又如在自然壟斷領域，1997年初法國國民議會審議通過了政府全面改造國營鐵路公司計劃，以解脱其長期虧損和高額債務。對其仍然具有壟斷性部分與可以轉入競爭性部分進行區分，既對保持壟斷性的部分進行結構調整，又將轉入競爭性的部分引入競爭機制。措施之一是把鐵路設施管理與運輸經營分開，成立國營鐵路網絡公司，負責鐵路設施的建設、維修和保養，從而把國營鐵路公司的大部分債務(約1340億法郎)轉移出來，由政府通過直接撥款和金融市場籌資等方式逐步償還；措施之二是下放鐵路管理權，實行地區化管理，由22個行政區根據當地條件和運輸要求參與鐵路運營線路、站台、中轉站的管理和價格制定，使鐵路運輸為地方經濟發展和社會服務發揮更大作用。1993年英國對國營鐵路區分和剝離成兩塊：其一，鐵路和信號系統仍為國營企業；其二，客運和貨運系統是在政府規定了某一線路或區間的車次、運行時間和收費限價要求後，向社會招標拍賣一段時期的經營權，中標的公司要自置車廂，在合同規定的運營期內向國有企業交納使用費，按市場競爭機制運營。

3.政府在必要領域保持控制力的方式

1)設立國有控股公司。在法國、德國、瑞典、奧地利、意大利的大型國有企業中有一些集團式的國有控股公司，在日本叫持株會社。一般稱控制了一組公司的公司為控股公司，這組公司與控股公司組成企業集團。國有控股公司按照公司法、證券法、反壟斷法、税法、行業法規和特殊法律程序設立。由國家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即使國有股份低於50％，根據法律國家也能享有特殊的權利。按照經營範圍，控股公司可以分為綜合性和專業性的。國際經驗表明，國有控股公司只管理中小企業並使規模受到一定限制，這種控股公司最為有效；按照專業部門分類並且作為幾個業務公司的母公司而建立的控股公司也較有效。而綜合性控股公司似乎弱化了政府的行政干預，卻可能強化它自身對下屬國有股份公司的內部行政干預，容易形成臃腫的管理機構和對工業活動所特有的瞬息萬變的狀況反應遲鈍，以及在附屬公司之間轉移資金、抽肥補瘦而保護落後。按照經營戰略，控股公司又可以分為純粹控股公司和混合控股公司，前者僅靠獲益和控制，後者同時做實業。日本法律禁止設立純粹控股公司，而美國法律未予禁止。國有控股公司的設立是根據政府明確的政策目標，作為政府財政部門與一般國有混合公司的中間機構，利用股份公司制度，通過對其它公司持股和參加經營來支配和管理一羣公司，以較少的資本左右更大範圍的經濟活動，並着眼於資本集團的資本增值。因此，政府通過國有控股公司來使用新增資本可能比傳統的財政補貼具有更好的資本效益；同時存在的風險是，如果由於出現內部人控制而經營不善或監督不嚴，就可能陷入日益嚴重的財務困難。

2)立法規定控制權。在非國有化過程中，需要由各國政府規劃在哪些領域保持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地位，以及在必要領域保持決策權或否決權。德國政府把在德意志交通信貸銀行的國有股份降到50.1％和把鐵路運輸公司的國有股份降到25.1％，是依據聯邦法律規定：持股50％以上的股東擁有決策權，持股25％以上的股東對股東大會的決議有否決權，仍然保持了國有股份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3)特別股權安排是在重要行業的企業中保留一部分尚不出讓的股權(稱為政府後效股或黃金股)，以防止有損國家安全的或在過渡期間經理層利用非國有化的機會來擴大其個人利益和損害公眾利益的“不受歡迎”的收購或兼併，以保持政府效力。

4)特許經營權是在自然壟斷性的供水、供電、煤炭和鐵路部門中的專營權安排，如上述英國鐵路對客運和貨運系統採取招標經營的辦法，既提高了經營效率，又保留了政府對自然壟斷行業控制的特點。

四、對我國國有企業管理和改革的參考與借鑑

與西方的經濟歷史發展和概念含義不同，我國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化。黨的十五大闡明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隨着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需要解決政府財政負擔過重和企業效率下降的問題，通過縮短戰線，抓大放小，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既確保國家掌握戰略性資源和經濟命脈，又使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從資產管理轉入資本經營，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範圍。因此，首先要捋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實行分級所有。在國務院綜合行使國有資本所有者職能和企業產權清晰的前提下，立足於國家財政預算能力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設立資本預算和國家投資基金，把對國有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存量、投資、補貼和收益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建立政企分開的投資體制，對屬於自然壟斷領域的國有獨資(即國營)企業與競爭領域的國有股份公司合理佈局；並通過立法程序重新制定《國營企業法》和修改完善《公司法》，依法分類管理。同時健全規範不同類別企業體制和市場行為的法律體系，加強司法監督。在此基礎上：

1.對於保留在自然壟斷領域的國有獨資企業

參考市場經濟國家作為實施公共政策和調節市場活動的一種直接手段，用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相結合的辦法管理少數國營企業。建立政企分開的企業領導人的非政府官員化原則，制定一套適合國情的選擇任命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規則、程序和制度，實行“三方代表制”的內部治理結構和自主管理，設立職工分享的盈餘股份基金。財政部門對國營企業投資項目、投資來源和投資收益率進行控制；專業部門對國營企業下達指導性計劃，簽訂契約合同和評估經營業績。建立財政和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計劃部門、專業部門和審計部門協調一致對國營企業的財務、技術、投資、經營和發展方向進行業務指導和嚴厲監督的完整體系。

2.對於劃入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

經濟發展論文 篇五

論文摘要：林業資源的合理利用需要知識需要人才。知識和佔有知識的人才，是知識經濟社會最重要的資本。知識經濟，就是以知識為資本，主要依靠同代科學技術來發展經濟。人才是科技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資源。建立全國人才信息網，以期利用這一電子人才信息平台，使林業人才資源得到合理的開發利用，加快林業現代化建設進程。因此，人才資源是市場經濟社會發展最寶貴的財富。

據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全國現有森林面積1.34億hm2，森林蓄積量101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由建國前的8.6%提高到13.92%。我國生態環境有了明顯改善，經國家批准黑龍江等8個省已跨入生態系統行列。我國現有森林面積和蓄積量的絕對值是可觀的，在世界上佔有一定地位，但由於國家大、人口多，人均森林面積和人均蓄積量分別只相當於世界人均水平的12%和13%左右，屬於森林資源嚴重缺乏的少林國家。全國現有沙漠化面積達171.1km2,佔國土總面積17.85%,其中風沙化土地5.4萬km2,沙塵暴時有發生，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以黑龍江省為例，全省沙區每年有460多萬畝農田不同程度地受風沙危害，其中重災年份毀種面積達40多萬畝，300多萬畝草原由於沙化造成草質退化，載畜量減少，每年因風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1.2億多元（林業廳提供）。林業企業地處偏遠，條件艱苦，待遇偏低，加上長期單一生產結構，致使人才結構不合理，知識在創新過程中的創造性尚未激活，使得一些人才外流。要建立完備的林業生態體系和發達的林業產業體系，建立接近自然的林業，建設具有多樣性的生態系統的林林，必須加快林業現代化建設步伐，為實現這個奮鬥目標，關鍵在於人才，根本在於人才。

首先，實施人才強國戰略與實現現代林業現代化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我們要始終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樹立全新發展新理念，把實施林業人才戰略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和佈局之中，堅持以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支持為根本出發點，人才要打破系統之間、部門之間、省市之間的界限，實施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是充分發揮最大創造力一種人才資源配置新方式，它既包括人才的引進，也包括在不改變人才原有身份和人才所在單位利益情況下，對人才能力充分發揮和合理使用。建立人才信息網，就必須大力發展“數學林業”。信息化是當代林業現代化的標誌，它主導着未來一個時期林業現代化的方面，而電子信息技術是實現林業現代化管理和發展持續林業的重要支撐技術之一，只有通過全局性、整體性人才資源的合理開發，才能直接為林業經濟建設與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資源與智力保證。

其次，加快整體性林業科技人才資源開發與利用。開發利用創新型人才，堅持以人才資源能力建設為主題，發揮人才的潛能，提高人才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鼓勵支持人才開展知識創新和科技創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讓科技人才自覺參與國家林業創新體系建設，在林業領域保持技術優勢，促進部分學科、專業有重大突破。讓知識資本參與分配，知識經濟已成為決定生產力、競爭力、經濟成就的關鍵因素，以知識為資本將高技術成果產業化，高技術成果可作無形資產參與項目產業化投資，依據效益應獲得相應的股權收益。開發國內外兩個人才市場，吸引人才為林業經濟建設服務，合理配置人才資源，堅持以調整優化人才結構為主線，以市場為依託，以需要為導向，通過市場機制合理調整人才結構與佈局，既保證人才分佈的動態平衡。人才要堅定不移地穩步推向市場，以實現人才資源市場化，優質化。加強對人才的宏觀調控與科學管理，保證國家重點建設及基層對人才的需要，兩種手段結合並用，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

經濟發展論文 篇六

一種西方的經濟發展理論認為，從經濟發展的類型看，有“內生型”和“外生型”。內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是其內部因素促成的自然發生過程；外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發展是被動式的、由外部刺激引發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美國哈佛大學的亞歷山大·格申克龍就認為：相對落後本身可以有助於發展，由於可以依靠發達國家的技術，今天的發展中國家能夠比1780—1850年間的英國或西歐增長得更快。［1］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從歷史上看，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起於對外國資本主義刺激和挑戰的迴應”，“中國的現代化一開始就具有被動抉擇的特徵。”［2］

在《鄧小平文選》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對當代中國主動地推進經濟發展的反覆論證。鄧小平認為，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人民，積極吸取歷史教訓，主動迎接現實挑戰的必然選擇。他多次談到，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遭受資本主義侵略，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資本主義列強欺負我們的根本原因在於近代中國經濟落伍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獨立和發展，而要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關鍵是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戰略。鄧小平在闡述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時再三提起歷史上落後捱打的教訓，並不是出於單純防禦性的考慮，而是以此激發全國人民加快經濟發展的愛國熱情。他説，要懂得一些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3］

中國主動式的經濟發展，不僅是為了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更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使中國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是一個政治、人口大國，但經濟上還是一個弱國，這同我國的地位不相稱。鄧小平認為，認識落後，是為了激勵我們奮發圖強。新中國主動進行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就是着眼於振興中華民族，以便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鄧小平強調，中國經濟越發展，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中國現代化越是不斷推進，我們就越能在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促進世界發展方面有所作為。他指出，到下個世紀中葉中國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不僅會給中國人民帶來共同富裕，而且會給佔世界總人口3／4的發展中國家走出一條新路，向全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這才是中國經濟發展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不是民族利己主義，恰恰是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在實現中國跨世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於本國又放眼世界，把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聯繫了起來，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同世界社會主義命運和人類的前途聯繫起來，將愛國主義上升到更高的理性階段，充分展現了當代中國主動尋求經濟發展的昂揚姿態和恢弘氣勢，這是其他經濟發展理論所不具備的品格和特質。

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發展中國家傳統勢力強大，社會內部因素無力促成經濟發展的發端，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傳播和輸入才能啟動其經濟發展。鄧小平完全不是如是觀。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僅不是被動式的，而且也不是由外國促成的。他在多次重要談話中都有力地闡明瞭，中國只有依靠內在的力量和積極性實現經濟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建立在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上，他説：“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清醒地看到這是一件艱鉅的事情，但是是能夠做到的。首先是我們有全黨的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我們的人民是勤勞的人民，有着艱苦奮鬥的傳統……人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有豐富的資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進技術，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有可能的。”［4］

世界上確有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是依賴發達國家而取得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成功，但這不適合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不適合中國，鄧小平對此作了透徹的分析。他説，過去一些國家和地區，由於有些發達的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在資金、技術方面支持了它們，又由於它們勞動力工資低，其廉價產品在一定時期的國際市場上比較容易鑽空子，加上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小，現代化比較容易實現。而中國這樣社會主義大國的情況與之不同，不可能走這種完全藉助外國實現經濟發展的“捷徑”，“要發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實行開放政策能吸收外國資金和技術作為我們社會主義的補充。”［5］他在《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篇著名談話中詳細分析了我們實現四化目標的四條根據之後，就肯定地宣佈：“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6］（P.233—234）這就是説，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內生”式的，而不是“外生”式的。

對比分析鄧小平的經濟發展觀和西方傳統發展觀，其主要區別不是在於發展中國家要不要實行對外開放，要不要吸引外來資金和技術，而在於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是立足本國，還是依賴外國，是主動迎接現實的挑戰，還是一種“被動的抉擇”。鄧小平總結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經驗和規律，又深入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具體國情，從全球發展的高度認識到，當今世界已成為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要發展，都要學習別的民族和國家的長處，學習別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1978、1979年）的談話看，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是他這兩年反覆闡述的一個話題。既要立足本國，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實現經濟發展，又要引進外國先進成果以加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這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辯證法，也是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的一個顯著特質。

二、發展的創新模式

1986年，鄧小平在同新西蘭總統朗伊的談話中談到了中國經濟的非均衡發展。他説：“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又説：“對這個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麼順眼，我們的做法是允許不同觀點存在，拿事實來説話。”［3］（P.155）改革開放以來20多年的中國經濟，呈現出一個持續發展的勢頭。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地區一部分地區地波浪式推進發展是一個顯著的特點。正是這種非均衡的發展模式，深刻地改變着中國的經濟面貌，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社會主義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我們過去提倡的縮小差別和均衡發展政策的結果並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貧困。正是鄧小平所説的這種“平均發展”，嚴重地壓抑了人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使經濟發展喪失生機和活力，使我們長期陷入“貧困——平均發展——貧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所舉行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在這篇著名講話中，緊接着“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還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話：“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建議同志們認真加以考慮和研究。”［4］（P.152）這就是説，“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思想，其意義絕不僅限於消費的分配領域，而是與中國經濟發展和國民經濟各個方面都有關的一個重要理論和政策，是經濟發展理論的一個創新。

非均衡發展，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引入競爭機制的經濟運行常態。20多年來非均衡發展的理論和實踐，是對人們在舊體制下長期持有的“平均發展”觀念的一個突破。建國以後，從1956—1976年的20年間我們奉行了一個“平均發展”的思路，收入分配逐漸趨向平均，地區經濟發展逐漸拉向平均。為平衡地區經濟發展的“三線建設”，所得有限，所失巨大，並且是造成20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拉開差距的一個內在原因。

早在1943年，經濟學家羅丹在他的論文《東歐和東南歐的工業化問題》中，就提出過對落後地區的工業化要進行大規模投資的論點，即所謂的“大推進理論”。“大推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有一定規模的投資，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首先，忽視了發展中國家正是資本缺乏的國家，如果非要等到積累了大規模的資本再進行投資發展經濟的話，發展中國家將永遠沒有希望發展起來；其次，如果發展中國家勉強湊夠了一部分資金（如通過舉借外債），在很多行業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由於基礎設施投資期限長，後續投資可能不足，造成工程無限期拖長或半途下馬，尤其是由於形成生產能力有一個較長的時滯，容易產生通貨膨脹；再次，忽視了實物資本的投資還需要技術、管理和勞動者素質等多種因素的配合，而這些因素在短期內難以有更多提高。20世紀70年代，伊朗的巴列維王朝在美國的支持下，為了迅速實現現代化，進行了雄心勃勃的大規模均衡“大推進”投資，結果決策失誤，物價飛漲，工程停頓，人民怨聲載道，不久被霍梅尼政權取代。中國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也是非常類似這種平均主義“大推進”式的均衡發展模式，導致有限資源的大規模平均投入，投資失控，比例失調，被迫進行了五年調整。［6］鄧小平的非均衡發展模式正是在對這樣一種國際和國內經濟發展史的總結中提出來的。

發展是非均衡趨向均衡的過程。非均衡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充分利用現有資源，首先是沿海地區資源，而後是中西部地區資源，使經濟發展逐步趨近所謂均衡。改革開放以來，非均衡發展的大政策、大思路，使中國經濟步入了正常發展的軌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和企業先行發展、先行致富所產生的強烈示範效應，使大批地區、企業和個人爭相效仿，從而使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進。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論認為，在遠離平衡狀態的開放系統中，由於與外界不斷進行能量及分子交換，有可能從“無序”走向“有序”，“非平均是有序之源”。要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這個耗散結構，就必須把傳統的共同貧窮的社會主義推向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區，使其處於一種十分不穩定的狀態，為出現新的共同富裕的耗散結構提供可能。1956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也指出：“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7］鄧小平不僅從哲學和發展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同耗散結構論創始人普里高津的命題相同的結論，而且把沒有在經濟建設中實行的辯證法思想成功地運用於中國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創造出輝煌的業績。如果沒有鄧小平經濟發展理論這一重大創新，中國恐怕至今還在“同步富裕”的夢魘中掙扎。在沿海地區成為強大的經濟增長極後，產業要升級換代，市場要拓展，增長的動力傳遞到了中西部地區。中央做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決策，正是鄧小平非均衡——均衡經濟發展理論在新條件下的運用和發展。

市場經濟是一種被資本分離開的生產和消費通過市場來實現其統一性的經濟形態。資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潤，這就決定了市場經濟中生產與消費的總體平衡必須通過階段性的不平衡運動即間歇性的週期經濟波動來推動。鄧小平認為，經濟發展不僅要從非均衡向均衡的橫向展開，而且從縱深上要呈現“台階式”上升。他把中國經濟發展比喻為台階，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跳上一個新台階；跳了以後，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爾後繼續前進。他説：“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當然，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紮紮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3］（P.375）

但是，跳躍式發展很容易使人想起20世紀50年代末的“”。1958—1959年兩年“”，中國工業生產提高了110％，結果是傷筋動骨，花了五年的時間調整才慢慢恢復元氣。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也是一個飛躍，1984—1988年的5年間，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21.7％，出現了經濟“過熱”，治理整頓花了三年時間。這兩個“飛躍”是否有相似之處？鄧小平對此進行了分析並作了否定的回答：後五年的加速發展儘管也帶來一些問題，但與“”的問題性質不同，所取得的成績則是整個國民經濟上了一個新台階。

鄧小平的發展理論認為，能發展就儘量搞快些，出了問題再整頓，這比四平八穩，不出問題的低速度要好，“台階式”發展是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他還把這種考慮的根據歸納為三條：一是出了問題再整頓，只要這個問題沒有傷筋動骨，就不會回落到起點上去，而是站到一個新的起點，登上一個新台階；二是經濟上了新台階，手頭上的東西多了，出了問題也好解決；三是不出問題的低速度要出大問題，而這樣的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既然“台階式”發展模式是對客觀經濟規律的正確反映，那麼無論從解決就業，消除貧困，還是從調整結構，壓縮泡沫來看，目前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加快發展。絕不能因為一時的“蕭條”就認為中國經濟已進入停滯階段。中國是一個人口增長速度快於工業化發展速度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遇到和將要遇到的許多問題都是沒有先例的。現在經濟學界一般熱衷談論的凱恩斯政策，實際上是兩條：一是增加政府投資，二是改變社會預期。兩者相比，增加投入不過是手段，社會預期才是理論分析的基本點。［8］但在運用西方經濟分析工具的時候，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基本國情。如果只是注重增加政府投資，而忽視了其他方面政策對社會預期消極影響的話，經濟還是難以啟動，躍上一個新的台階。從啟動社會預期，實現經濟新一輪跳躍式發展來説，我們必須加深領會和進一步強調鄧小平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三、發展本質的全新揭示

現代經濟發展史，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史表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獲得長期高速增長，其內在的推動力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微電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天技術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不僅直接帶動了產業部門的高度發展，而且極大地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變化。可以説，人類面臨的21世紀，高新技術產業是國際競爭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國跨世紀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文化落後，要擺脱傳統狀態，只要照搬發達國家早期發展戰略就行了。這種發展模式的特點就是以GNP的高速增長為目標。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遜顯然也是過分強調了科學技術發展條件的特殊性，他認為：“先進技術是適應先進國家的特殊條件——如高工資，資本相對於勞動比較充裕，大量熟練的技術人員等——而被髮展起來的。這些條件在比較貧困的國家並不普遍存在。”在他看來，阻礙窮國前進的文化和經濟障礙成百上千，窮國只有跟在發達國家後面亦步亦趨，而不可能發展和運用高新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1］（P.1377—1378）

其實，對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任何一方面的過分強調都會出現偏差。在中國人民建設最困難的時期就提出過：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6］（P.480—481）諳熟辯證法的鄧小平更是從一般性與特殊性辯證統一的角度，對國情作了透徹的分析，十分堅定地指出，中國現在固然還很窮，但是，“中國要發展，離開科學不行”。［3］（P.183）又説：“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4］（P.86）他敏鋭地觀察了世界科技發展的大趨勢，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必須發展高科技尤為關注，強調這是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他指出：“現在世界的發展，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里，中國不能安於落後，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3］（P.279）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強調説：“我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一二十年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麼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3］（P.377—378）

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綜合進化的過程，單純的經濟增長將人類社會引向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歧途。無論是W·A·劉易斯、J·H·伯克等人的“結構主義發展理論”，還是保羅·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或是薩米爾·阿明的“國際依附理論”以及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等等，都存在着一個假設前提：發展的本質是純經濟過程，是GNP的增長。這一觀念的重大缺陷在於，它以物為中心，在發展實踐中指向客體一極，不僅忽視了人作為發展主體的地位，忽視了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文化的內在聯繫，而且這一發展觀以其“指標體系”和示範效應來宣傳“西方中心論”，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並且以西方經濟學為藍本來構建發展經濟學的框架。

20世紀80年代以後，各國學者就發展問題進行了跨地域、跨學科研究，於是一種“綜合發展觀”應運而生。1983年，法國經濟學家、哲學家F·佩魯在《新發展觀》一書中認為，新的發展觀是整體的、綜合的和內生的，經濟發展只是手段，發展的目的是社會和人的需要，而且這種需要，不僅僅是物質需要，還包括與各民族的價值及傳統一致的社會、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持綜合發展觀的未來學家們也提出應“以滿足人的需要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從而變“發展＝經濟＋社會”為“發展＝社會＋人”。但這裏説的“人”還是西方現代化中的“單向度的人”或“經濟人”。

近10年來，實驗經濟學及經濟心理學的發展已對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假説提出了質疑。他們觀察到無論何種流派的觀點，對經濟主體的行為描述都未能跳出利益最大化假設的框框。然而人的行為是複雜的，人們掌握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在一時段內總是有限的；需求是多層次、多向度的，人的價值也應該是多維度的，既包含市場價值，也包含人文價值。因此，人們實際經濟行為在許多場合下並非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這就相應地應該用非最優化方法來描述和分析更為普遍、更加複雜的非完全理性行為。這無疑是發展理論的一個進展。

鄧小平的發展理論也把人作為發展的目的，強調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提高人的生活質量，提高人類自身的素質。經濟發展必須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要，並推動人類賴以生存的社會趨向公平、合理。但同時他又強調，人還是實現目的的手段。他不僅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而且提出了“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這一發展理論的命題，都特別強調了“第一生產力”中和實現四化的關鍵因素——人、人的素質。1986年4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知名人士時談到：“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四化建設的實現要靠知識、靠人才”。［5］（P.350）同年11月，他進一步對這種人作了質的規定：“過去我們打敗國民黨用美國裝備武裝起來的幾百萬現代化軍隊，就靠這一條。那時我們沒有飛機，沒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説，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認識到人民自己的利益併為之而奮鬥的有堅定信念的人。”［3］（P.190）他明確指出，我們的目標是“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我們提出要教育人民成為‘四有’人民，教育幹部成為‘四有’幹部”，［3］（P.205）“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3］（P.111）這些論述不僅抓住了發展的關鍵，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和發展的最終目的。這裏所提到的現代化的人、人才等等，都是全新的概念，從而賦予鄧小平的發展理論以新的特質。它發揮了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所説的“全面發展的人”的思想，汲取了當年在寫《農業合作化高潮》一書按語時論述的“新人”的合理因素。可見，鄧小平的發展理論不僅描畫了中國21世紀的發展藍圖，而且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把人的現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為發展的本質。這一理論創新，是對只見物不見人的經濟發展觀的否定，也是對西方現代化中“單向度的人”或“經濟人”的超越，從而使我們能夠走上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薩繆爾遜，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1380．

［2］楊耕．從到鄧小平：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中的兩個里程碑［J］．教學與研究，1999（10）：6．

［3］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思想年譜［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284．

［6］蘇星．新中國經濟史［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394—455．

經濟發展論文 篇七

2、現代經濟增長：到了19世紀後期，第二次工業革命(1870～1914)發展以後，增長方式除了依託資本和勞動以外，還有就是技術進步，它同樣影響到總量增長。大量生產技術的進步成為了這種增長方式的特點。這裏所説的技術進步不完全是工藝上的進步，而是更為廣泛意義上的技術進步，即效率的提高。

3、後工業化時期的新經濟增長：20世紀80年代後期產生並在當展經濟學上佔有優勢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提出(或“內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不是一個外生變量，而是一個內生變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已經把知識或者説人力資源看成一項資源、生產要素。

從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經濟增長已經由量的投入逐漸過渡為產出效率的提高來拉動。把無形的人力資本、知識財富也發展成一項重要的生產要素。但從中國的整體發展情況來講，我們的增長模式尚處於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過渡期中。

眾所周知，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從另一個角度來説，是消耗資源的一個過程。問題是，自然資源有限，當耗用達到瓶頸後，我們應該如何維繫增長？除了開發可再生資源外，更重要的就是提高效率。

從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開始，轉變增長方式作為戰略重點就成為了改革的主攻方向，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就一直是各級政府所關注的焦點。面臨全球性經濟危機的今天，為了避免經濟急劇下滑，中國推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計劃投入人民幣4萬億元，主要用於鐵路、機場和其他硬資產項目。

不過，華爾街日報近期評論：“中國發展基建可能不足以支撐其經濟長期增長。”“無法支撐長期增長”無疑指的就是沒有特別注重效率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因為，為了提高投資產出效率，最終還要靠“人”去實現這個目標，所以必須發展人力資本。但是發展教育基礎方面，在中國已被證明是項尤為艱鉅的挑戰。1997年，中國政府曾表示計劃到2000年將每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用於教育。這個目標從未實現：去年中國教育總支出僅佔GDP的2.8％。

由此，在當前的政策背景之下，我們是否需要把目光從那宏偉的4萬億轉向產出的效率問題上來，把短期的解決就業率問題轉向長期的人力資源素質的提升上來，把簡單重複的生產帶來的低效率回報轉向由創新技術驅動的高回報率的產業中去呢？

一個國家的經濟方式轉變無疑是需要千千萬萬個企業，億億萬萬的人所拉動的。對於現存的任何一個企業，是否應該更加關注自己的生產效率，資源使用效率，人才培養和儲備戰略上？而每一位公司員工，從公司政策的決策層到生產在第一線的人員，是否應該把如何使用好手中的每一項資源，從一滴水，一度電，到一升油，一卷鋼；從生產流程的優化，到員工潛力的培養和挖掘，作為切實提高效率的具體行動目標呢？所謂的“節約成本”不外乎是提高效率的一個量化體現。過去的30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而令世人驚歎的30年，但不得不承認，也是經濟發展經歷的低層次的30年，主要靠物質生產要素驅動型的發展，技術上靠學習模仿和“拿來主義”就可以應付裕如，支撐增長的年代。然而，當中國羽翼漸豐之後，很多方面需要靠自身創新來推動進一步發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需要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物質生產為驅動的發展模式逐漸轉變到一種靠人力資本，智力和革新為主驅動的發展模式，中國經濟才能有望實現進一步的提升。

經濟發展論文 篇八

［論文摘要］隨着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雙休日的實行，越來越多的人利用節假日外出旅遊，特別是近年出現的鄉村旅遊讓許多人度過了輕鬆而有趣的週末。鄉村旅遊的出現為城裏人提供了方便，同時也帶動了農村旅遊經濟的發展。不過也出現了諸多不如人意的問題，如衞生條件較差、基礎設施不完善、缺乏整體規劃、產品形式單一雷同等。要想發展農村旅遊經濟就必須採取措施，解決鄉村旅遊出現的問題。如制定科學的高水平的區域發展旅遊規劃，實施“政府主導型”旅遊發展戰略，多渠道籌集旅遊發展資金，加強宣傳等。

現代旅遊最重要的特徵是普及性和大眾性。所謂的普及性和大眾性，實際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和閒暇時間來開展旅遊活動，旅遊業也採取各種措施吸引儘可能多的人消費自己的產品，使企業佔有最大的市場份額。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大眾旅遊興起以來，經常性的休閒度假已漸漸取代一年一次或幾年一次的觀光型旅遊而成為旅遊的主要形式，西歐發達國家每人每年外出旅遊3至4次，在英國已佔到全國人口的55%，瑞典更高達75%，休閒度假已成為發達國家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我國現階段，雖然人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節餘卻不足以很風光地遠行逍遙。而社會時尚的召喚、追求生活質量的意識，促使現今中國平民十分渴望休閒度假。但是，國內旅遊業卻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視他們的需求。在我國，因為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旅遊者佔總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對大多數人來説，旅遊還是奢侈品，只有少數市民節衣縮食一年或幾年才能外出旅遊一次。這種“打牙祭”式的消費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市民返璞歸真、迴歸自然的渴望和高漲的旅遊需求。一些主要面對國內遊客的旅遊熱點，因季節性強、旅遊交通擁擠、旺季人滿為患和價格上漲、質量不佳而使遊客往而卻步或掃興而歸。旅遊熱點的門中門、票套票和部分旅遊業的不規範操作行為，也使某些旅遊企業聲名狼藉，為人詬病。一邊是豪華賓館的冷若閒置、國家財力的耗費，一邊是廣大工薪階層因阮囊羞澀而無力消費、望洋興歎；一邊是旅遊熱點的季節性人口過密，一邊是大眾化旅遊產品的缺少。高漲的旅遊需求與旅遊產品不如人意之間的尖鋭矛盾，使國內旅遊市場上形成一個巨大的空白和廣闊的真空地帶。在普遍的返璞歸真、迴歸大自然的休閒度假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幾個人自發去郊遊，在農家短暫歇腳休息卻產生了國內旅遊業一個影響深遠的新生事物——“鄉村旅遊”，即以農業文化景觀、農業生態環境、農事生產活動以及傳統的民俗為資源，融觀察、考察、學習、娛樂、購物、度假於一體的旅遊活動。

一、鄉村旅遊的興起無疑帶動了農村旅遊經濟文化的發展。

1.吸納農村多餘勞動力，增加農村收入。鄉村旅遊以“離土不離鄉”的形式為農民提供了新的就業門路。廣東河源市的蘇家圍景區，自2000年開展鄉村旅遊以來，當地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從當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鄉村旅遊，使祖祖輩輩靠老天吃飯的農民，也享受了經濟社會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進農村文化發展。鄉村旅遊在城鄉之間架起了文化傳播的橋樑，城市居民在鄉村旅遊活動中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風貌，同時傳播了城市文明。農民羣眾在旅遊服務實踐中開闊了視野，學習了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旅遊活動包括吃、住、行、遊、購、娛六大主要要素，這使得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經濟結構得到優化和補充，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鄉村旅遊出現的諸多問題抑制了農村旅遊經濟的發展。

1.各區域“各自為政”，難成規模效益。鄉村旅遊一般以户為單位，沒有統一規劃，盲目開發資源，不做切實可行的旅遊發展規劃，導致農村旅遊業不能健康持續發展。

2.缺乏宣傳，沒有品牌效應。一些鄉村旅遊經營者市場促銷意識不強，缺乏主動宣傳和參加集體促銷的積極性。

3.鄉村旅遊開發資金嚴重不足。旅遊資源的開發需要強大的資本做後盾，農村旅遊資源的開發更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撐。農村一直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其經濟實力還很薄弱，由於鄉政府不可能對其旅遊發展做大規模投入，加之農民收入有限，因而資金短缺就成為制約農村旅遊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4.基礎設施建設仍需不斷加強。由於資金投入不足，一些鄉村旅遊點在交通、食宿、衞生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制約着進一步發展。

5.鄉村旅遊總體水平不高，資源開發力度小、層次低，特色不夠明顯，內涵不夠豐富，缺乏上規模、上檔次的名牌拳頭產品。尤其是在鄉村文化方面的發掘和運用不夠。一些鄉村旅遊點在開發建設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趨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農家本色。

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推動鄉村旅遊經濟發展。

1.制定科學的高水平的區域發展旅遊規劃。資源要轉化為現實的產品必須實施科學的規劃。在發展旅遊經濟的大好形勢下，鄉村旅遊必須適應形勢，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個科學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旅遊發展規劃。在區域旅遊發展中突出重點，形成特色，這樣才能保障鄉村旅遊業健康有序的發展。

2.加強宣傳，樹立企業良好形象。積極向相關媒體提供新聞線索，想辦法通過電視台、日報、週刊、廣播電台、旅遊網等媒體的報道（轉載），把一塊荒廢的沙灘從零開始搖身一變成了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的“寶地”，逐步擴大了知名度和影響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錢、做較大的宣傳”。

3.多渠道籌集旅遊發展資金。制約鄉村旅遊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缺乏旅遊開發資金，因此如何籌集資金髮展農村旅遊成為鄉村旅遊開發中的一個難題。鄉村旅遊經濟發展，在融資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資。一是充分利用國家發展農村經濟的大好時機，抓住政策大力發展農村旅遊經濟。二是利用各種優惠條件，豐富的旅遊資源吸引各種投資，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和利用民間資本等多種形式的投資。

經濟社會發展論文 篇九

如果社會不和諧，人們就會感到不公平，就會產生不滿情緒，社會就不會安定。顯然，和諧社會是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社會的秩序才可能穩定。也只有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標邁進。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快速發展的數字指標掩蓋了一些不容小視的問題，這些問題正影響着社會發展及和諧社會的建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只有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才能實現經濟全面、持續、健康發展。人與社會是相輔相成的，和諧社會是人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是社會建設的主體，社會的有序、穩定與和諧為人的生活勞動與發展提供有利環境。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違背社會規律，按主觀意識辦事，必然會受到懲罰。因此要想繼續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必須着手解決經濟社會不和諧問題，想方設法協調各種社會矛盾，平衡利益關係。

我國雖初步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在很多方面還不完善、不規範，市場經濟體制公平、公正的效用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全國統一的大市場還沒能建立起來，地方壟斷盛行使市場競爭難以做到公平導致產品供需嚴重失衡，拉大了地區間經濟利益差距。市場價格機制的不完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的長期存在拉大了城鄉間的收入差距，部分壟斷行業的高收入也拉大了與其它行業從業人員間的收入差距。市場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仍較嚴重，近年來我國社會中不斷出現的假冒偽劣產品，對公有財產的掠奪和侵佔，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權力參與分配、既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扭曲了資源的配置，也加大了社會不和諧的因素。

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首先，必須建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嚴厲打擊各種地方保護主義，加強商品和要素在全國範圍內的流通，使各地區的市場主體在公平的環境下充分自由的競爭，以發展本地區經濟，縮小區域間的差距。其次，必須儘快完善市場價格機制，取消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以縮小城鄉差距；促使上下游產業間產品形成合理的交換價格，以縮小上下游產業間的收入差距；對壟斷行業徵收壟斷利潤税，並逐步放開競爭，以縮小行業收入差距。最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嚴格依法行事，保證市場主體在參與市場競爭過程中的起點公平和過程的規則公平。

首先，要協調產業發展的關係。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加強農業基礎，重視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間題。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改造提高傳統服務業，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其次，要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製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積極發展對經濟增長有突破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產業，發揮它們對經濟整體發展的引導和帶動作用；加快用高新技術與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着力提高振興裝備製造業的自主開發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再次，要通過資產重組，着力培育和發展一批競爭力強、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著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增強關鍵行業和領域的控制力，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

和諧社會必須確定按貢獻分配的基本原則，在生產勞動領域要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既要保證不同性質的勞動投入得到不同的報酬，又要保證同工同酬。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職工的收入分配，應建立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的收入，要確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線得到執行。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環節，調整不同階層的利益結構，調節好社會成員之間的收人差距，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既要擴大開支，提高滿足廣大羣眾共同需要的水平和社會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又要強調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困難羣眾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鼓勵勤勞致富，保護投資者以及高級人才的合法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進各收入階層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在收入調節方面，加強和規範國家對企業的税收徵管，儘可能減少企業偷税、漏税現象；限制壟斷行業過高收入；建立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建立健全公共財政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支持和扶助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羣眾；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税制度，實現税負公平，對高收入者應實行重點監控。如果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舉措使某些羣體的利益受到損害，要制定合理的補償原則，確保每個主體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不損害其他主體的利益，特別不能以犧牲弱勢羣體的利益來維護強勢羣體的利益。

綜合上述，構建和諧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而經濟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和保證，二者是具有內在聯繫的統一整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更好的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經濟發展論文 篇十

一、普京經濟思想的基本特色

普京在出任代總統前夕，就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闡明瞭他對俄經濟現狀的看法和對未來發展的基本構想。此後，他以該文的思想為基礎，不斷對俄經濟發展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思考，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系統經濟思想。概括來看，普京的經濟思想具有鮮明的“趕超”特色，具體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以國際經濟發展狀況為參照，強調速度的至關重要性。普京充分認識到，俄經濟已“落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趨勢；為縮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發達”國家行列，俄必須以高速甚至超高速發展經濟；因此在俄改革和發展戰略中，居於首要位置的是速度問題。按他的估計，俄經濟在6-7%的增長速度下，還需要5年才能使生產規模恢復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達到今日英國、法國的水平，未來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長率，要趕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來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問題上升到“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問題”，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問題”，是檢驗俄政府經濟工作是否“稱職”的重要標準。（注：Тамже．）在2002年《國情諮文》中，他就對政府預測今後幾年俄經濟增長僅為3.5%至4.6%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長速度”的表現，“低估了俄羅斯的能力”，並進而指出，為了使俄羅斯人過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國際社會“舉足輕重和名副其實的成員資格”，以及作為“強有力的競爭者”，俄“經濟應當更快速地發展”，否則“永遠都贏不了”，“在世界經濟中的能力將大大縮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發揮能源和軍工兩大優勢，壯大新型產業。能源和軍工是俄國民經濟兩大支柱，也是政府預算和國家外匯的主要來源。2001年，能源和軍工分別創匯500億和44億美元。近年來俄一些人主張減少資源出口，避免成為發達國家“資源附屬國”；減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將來對俄自身安全構成威脅。但普京力主繼續“發揮兩大優勢”，找到符合俄“資源、當前市場分佈和聯繫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潛力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用軍售保住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市場，以增強俄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保障財政預算，換回發展知識和信息等新型產業所需的投資，力爭使高新技術產品的市場佔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場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國家調控體系。針對上世紀90年代俄經濟自由派忽視甚至迴避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普京強調，俄不僅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權力體系，而且還要建立對經濟“完整的國家調控體系”，但這“並不是説要重新實行命令式的計劃和管理體系”，也不是僅限於“制定遊戲規則並監督規則執行”，而是要比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調控“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要讓國家政權體系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有效“協調員”，使它們的利益保持平衡。當然，普京也並非輕視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來，沒有發育成熟的各類市場，俄經濟就永遠不可能邁入先進國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後，加快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步伐，以促進俄經濟改革和結構改造，提高國際市場競爭力。普京認為，俄是否融入世界經濟空間的問題“已經沒有選擇餘地”，俄已經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俄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利用國際經濟形勢帶來的好處”。在他看來，過去十年改革使俄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明顯加深，但由於經濟體制長期與國際未接軌，以及過去俄政治經濟的混亂局面，俄經濟對外資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沒有“市場經濟國家”的名份，從而飽受西方貿易歧視卻難以有效反擊。（注：Тамже．）為徹底改變被動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後的新形勢加大對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歐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後宣佈承認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並承諾儘快取消對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談判，儘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業不太贊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強與企業溝通的同時，要求政府爭取在2003年底前領到“入門券”，以其推動俄經濟儘快按國際規範運作，在競爭中提高素質。

二、俄中長期計劃的制定和實施

系統的經濟思想形成之後，如何落實無疑成為一大關鍵。鑑於20世紀90年代俄經濟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為期15-20年或更長期限的遠景發展戰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這一判斷，在普京的積極倡議和大力推動下，俄羅斯於1999年底成立了由現政府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部長格列夫主持的戰略研究中心，聘請國內各派著名經濟學家和議會及政府有關部門專家，負責着手製定國家中長期經濟發展計劃。2000年4月該中心制訂出《俄聯邦2010年前社會經濟發展綱要》草案，後經政府反覆討論修改，於6月最後形成作為政府施政綱領的《俄羅斯政府社會經濟政策遠景基本方針》（注：“俄羅斯政府社會經濟政策遠景基本方針”，《俄羅斯報》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簡稱《基本方針》）和《2000-2001年政府優先任務》。前者是對俄未來十年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劃，後者則是對最近一兩年具體執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針》從宏觀經濟指標、經濟結構改革和社會政策等三方面，對俄政府希望在未來十年應達到的戰略目標和任務進行了總體設計，並定出了階段性目標，成為政府各部門制定政策和規劃的重要依據。

《基本方針》提出，今後十年內俄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至少為5%，加上盧布在十年內可能會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國內生產總值大約增長1.5倍，即由2000年的約2050億美元增至4570億美元。年通脹率將由2000年的約20%降至2004年及以後的不超過10%。年外貿出口額由2000年預計的846億美元，達到2004年的887億美元和2010年的1042億美元；同期的進口額則要分別達到459億美元、707億美元和953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由2000年底的約191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億美元，2010年達524億美元。十年內居民個人消費將增長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將減少1/3，占人口40%的貧困階層的收入將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佔10%的最窮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於14倍。（注：“俄羅斯政府社會經濟政策遠景基本方針”，《俄羅斯報》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針》對社會經濟領域改革的總體構想是：第一階段（2001-2003年）將把經濟調整、保障所有權和平等競爭作為改革重點，第二階段（2004-2010年）將進行大規模的經濟結構改革。主要內容包括：在經濟領域，必須創造良好的投資和經營環境，保證高水平的經濟自由，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其中關鍵因素是保障所有權和公平的競爭條件；在經營、勞動力和資本流動中清除行政障礙，關閉虧損銀行，降低税收，實施負責任的預算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社會領域，改革要達到的主要目標是：有效保護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會幫助；確保每個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會福利，提高各種福利和服務的質量；努力使公民能獲得更好的社會消費水平，包括舒適的住宅、優質的教育和醫療服務，以及在中老年時期享有應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領域，確實貫徹明確劃分國家各級權力機關的職能與責任的原則，最大限度地實行地方自治，逐步將國家部分職能轉交給地方自治機關；提高立法質量，加強立法機關對所通過的決策應負的責任；改革司法體系及國家其它護法機關；恢復俄聯邦執行權力機關體系的可控性和運轉效率。

為保證中長期計劃落實，以該文件為指導，由政府經濟發展與貿易部協調各有關部門，在短時間內製訂了一系列與之相配套的部門或行業的中長期改革發展規劃，如：“俄羅斯森林工業發展綱要”（2000年5月提出）、“俄羅斯2020年前燃料開採指標”（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動力發展戰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聯邦電子商務發展目標規劃”（2000年6月）、“俄羅斯七年鐵路改革計劃”（2000年10月）、“俄羅斯能源長期發展戰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羅斯與外國到2010年前的軍事技術合作領域國家構想”（2001年6月），“俄羅斯國防綜合體2010年前和長遠發展規劃”（2001年11月），“俄羅斯聯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構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長期計劃正是通過這些部門或行業規劃，被落實到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

從《基本方針》兩年來的實施情況看，文件中所規定的指標絕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實或超額完成。如根據俄國家統計委員會資料，2001年俄GDP達到9.04萬億盧布，按當年官方平均匯率1美元兑30.14盧布計算，約為2700億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億美元。外貿進出口總額為1570億美元，其中出口達1032億美元，不僅超過了文件規定2004年887億美元的目標，而且距該文件所定2010年1047億美元的指標已相差不遠。（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匯儲備達到380億美元，與計劃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這説明俄政府的中長期計劃不僅是務實和穩健的，而且從某些方面看，還有些“保守”。

三、俄羅斯經濟前景評估

俄經濟正處在1998年危機後的持續增長期，雖然期間有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達6.6%，累積增長達20%。2001年9月以來，受國際石油和原料價格下降影響，俄經濟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長3.8%。沒有跡象表明俄經濟會在今明兩年內再度陷入一場危機中，或再次跌入負增長。目前的增長率顯然不能達到俄總統的要求，且受多種因素制約，俄未來幾年的經濟平均增長率可能難以達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長期計劃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長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體似可作出如下判斷：

(1)2002年將是增幅“下降年”。從俄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長，以及由此轉換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購買力趨旺是近三年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盧布貶值和進口減少、國內生產形勢趨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長因素的潛力正在耗盡，加之隨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壟斷部門開始自主定價，原來按國家計劃，低價向國內生產企業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體制已被打破，生產企業只能按市場價格購買所需能源和原料，企業生產成本因此提高，嚴重影響到其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影響經濟增長。今年以來俄國內能源價格平均上漲15%，按有關專家測算，要使能源價格真正實現市場化，未來還應再漲15-20%。歐佩克等國際能源組織和能源生產國對俄能源壓價出口大為不滿，多次以反傾銷調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須將能源的國內價格和出口價格基本統一，使之最終與國際市場價格接軌，這將對俄能源和其它生產企業造成更大壓力。此外，俄企業還普遍面臨設備老化，人才緊缺、產品創新能力下降、投資不足等直接影響經濟增長和競爭力的問題，這些因素合力“發作”，構成2002年經濟增速低迷的態勢。今年上半年俄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3.8%，略高於政府計劃的3.4-3.6%。工業僅增3.2%，農業增4%，固定資產僅增1.8%，外貿還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23,09,2002.）經普京批評後，俄政府對今年的增長計劃調整為3.9%，這雖與普京的要求和中長期規劃確定的目標相差甚遠，但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長格列夫認為，這已是經濟發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問題年”。目前俄國內經常提及有關“2003年問題”，主要是指2002年俄經濟的多數負面影響不會立即克服，其慣性還會持續，並將繼續制約俄經濟增長，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為“困難年”。具體原因包括：首先，勞動生產率依然不高，難以保障其與勞動工資和消費增長相適應，因而影響經濟穩定增長。正如俄總理在國家杜馬作國家社會經濟形勢報告時所承認，俄經濟現在的問題是“勞動生產率依然很低，進口商品越來越多，工資增長了，但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義上整個工業領域的平均勞動生產率高於工資增長率，而實際上工資增長率高於勞動生產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實際為8%比5%。為實現社會穩定，俄總統和政府決定實施積極的社會政策，規定從2003年起，包括軍人津貼、退休人員和學生的生活補貼以及給貧困家庭的補助都要逐漸指數化，這無疑會增加居民實際收入，它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未必有直接幫助，但肯定會增加二者之間的差距，從而導致通脹壓力加大。其次，經濟部門之間的投資不平衡問題難以解決。出口部門特別是能源領域吸納投資佔俄全部投資的2/3，而其它生產部門的投資不增反降。以近兩年為例，在工業總投資中，對石油開採就佔33%，冶金、天然氣和電力分別佔13%、11%和10%，而機器製造和輕工業僅佔7%和0.5%。這種投資結構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大，吸納投資多，一旦出口因國際市場變化受阻，經濟增長率就會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國家欲扶持的領域很難吸引到投資，因而發展緩慢。其三，技術創新滯後影響產品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由於整個90年代技術創新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因此，雖然近年來企業技術創新積極性有所上升，但用於技術創新的資金投入總量和佔GDP的比例遠低於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且技術創新投資的近一半主要用於購買設備，用於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的資金不到20%。新技術產品在整個工業產品中的比重2001年僅佔3.1%，出口產品中新技術產品比例不到1/5，這説明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俄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仍將處於弱勢。其四，正值還債高峯期。債務償還一直是俄政府面臨的難題之一，也嚴重影響着俄經濟發展。據俄財政部長庫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債總額為1283億美元，佔俄GDP的48%，政府的目標是在還清今年的約140億美元后，到年底將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國際認可“安全線”內。據俄政府資料，2003年俄預算總額為770億美元，而已被列入預算的外債償還額高達173億美元，約佔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2002/08/15）其五，受世界經濟繼續低迷影響。去年以來，受美國經濟下降拖累，西方經濟普遍出現不景氣，整個世界經濟呈現低速增長態勢，對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應減少，導致國際市場此類產品價格下降。俄經濟中出口佔GDP近1/3、出口產品中石油又佔1/3，其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和敏感度顯而易見。據俄有關專家測算，國際市場石油價格每下降1美元，俄經濟增長率就相應下降0.4-0.6個百分點，年出口收入減少20-21億美元，財政税收減少8-9億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國際市場石油價格從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經濟增長率也相應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財政税收也相應減少。有跡象表明世界經濟的這種低增長可能還要維持1-2年，中國有關專家預測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結束，（注：中國社科院《重論動態》課題組：“關於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七種觀點”，《新華經濟》2002年8月27日，第3頁。）這就意味着俄經濟也將不可避免地受此影響，預計2003年也只能維持3-4%的增長率。俄副總理兼財長庫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對俄經濟又是一個轉折點，渡過這一年，人們就將增加對俄的信心和投資。（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為“好轉年”。俄政府認為，在渡過2003年的“轉折”後，俄經濟增長應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規範、持續增長的目標挺進。近年來為整治俄經濟環境，當局參照國際經濟體制和發展趨勢，已經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條例和規定，經濟交流和投資環境將更加寬鬆。政府近日還向國家杜馬提交了《2005年前社會經濟發展綱要》，其中對下一階段經濟改革、通脹控制等提出了相應政策和目標。綱要提出，國家將通過落實一系列高效機制和補貼部分貸款利息，優先對社會發展、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環保、國防工業等方面進行投資，將對高技術和生態技術的發展給予支持，將努力確保在資源出口領域內的“重要國際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20/08/2002）。政府還計劃在2004年實現“無盈餘”預算，以加大對社會和經濟的財政投入，同時，要求將通脹率由2002年預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計劃實施50項促進俄各地區發展的聯邦計劃，其中包括《遠東和後貝加爾2010年前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以實現通過加速地區發展帶動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目的。

如果俄爭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這對俄擴大對外經貿合作將起到促進作用。歐美承認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後，也會相應取消部分過去針對俄的歧視政策。世界經濟也許能在此期間走出增長“低迷”期，對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長，這對能源出口佔重要地位的俄經濟將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間每桶俄石油的國際市場價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經濟發展與貿易部長格列夫的預測，2004年經濟增速就能達到5.4%，2005年則可達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長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羅斯擁有未來成為經濟強國的基本條件，如豐富的資源特別是能源和較大的出口生產規模，強大的軍工和機器製造業基礎，良好的人才素質和創新能力，以及日漸穩定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將引入“當代世界最科學的管理機制、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對俄經濟予以儘可能徹底的改造，使它的潛力得到充分開發和釋放，從而實現躋身世界經濟前列的中長期戰略目標。

對俄中長期經濟發展前景，俄政府持謹慎樂觀態度，所訂規劃也充分考慮到俄經濟未來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困難和機遇，經濟增長面臨的不穩定性等。俄經濟界對中長期發展前景的評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贊同政府謹慎樂觀的態度。對普京決策有重要影響的俄智囊機構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的專題報告認為，“俄擁有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切可能條件”，只要實施“全面深入的經濟結構改革”，“廣泛制定和採用穩定、公開、透明和符合國際規範的‘遊戲規則’”，未來10-20年內，經濟“可以”並且“應當以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發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學院經濟所的專家們對2001-2015年的俄經濟也做了較樂觀的分析，他們把這15年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1-2008年，GDP增長率應為6-8%，投資增長8-12%，居民實際收入增長5-7%。他們甚至預測，由於投資不足、設備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經濟有可能出現低速增長。第二階段為2009-2015年，GDP增長率為3-5%，這一階段雖然長幅有所下降，但經濟質量效益提高，最終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增強。到2015年俄將完成經濟結構轉換，信息工業以及其它節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產品生產將在俄整個工業中佔據主導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俄宏觀經濟分析和短期預測中心的專家看法與上述預測有所不同，認為2010年前，俄經濟將一直面臨如何在促進增長與加快結構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的問題。為保障經濟增長，政府將繼續執行鼓勵能源和軍工生產及出口的政策，但能源生產成本將逐年增加。如每桶俄原油的成本價有可能從2001年的13.6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5.9美元和2010年的19.5美元，而石油產量卻不會大幅增加，相反可能減少。按俄聯邦“能源效益經濟”計劃預計，俄石油產量將從2001年的3.48億噸增加到2005年的3.60億噸和2010年的3.60-3.70億噸；而能源部“2020年前能源戰略”預計，將從2001年的3.48億噸減少到2005年的3.08-3.27億噸和2010年的3.05-3.35億噸。（注：“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1999-2001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19-27.）能源部認為，如果國際市場石油價格不能維持在23美元以上，2010年前俄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只能維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