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論文參考通用多篇

理解是聯結詮釋學與民族文獻研究的紐帶 篇一

民族文獻的研究首先是對民族文字符號的理解與認識，但民族文字符號的理解與認識，又不是簡單地求其字義的解釋，而是以“理解”的態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

文字符號的研究不是考據，而是需要研究者進入到整個文本符號的內在去“感受”那個時代的精神世界。

中國古代民族文獻的發現極為久遠，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獻被發現時，對於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種暫時無法解讀的文字符號。

這種文字符號與所組成的文本在當時所體現的就是遠古時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對這些文字符號和文本的解釋，就要研究者通過“理解”的途徑進入到整個文本的內在精神世界和內在生命中去解讀其中的含義。

最終，才能解釋出這些文字符號所代表的含義。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體會理解與解釋的不同，理解是解釋的基礎和前提，解釋則是理解的發展和説明。

理解包含兩個要素，即領悟個別和綜合個別成一整體。

同樣，解釋也建立在特殊或個別的説明和綜合特殊成一統一體的基礎上。

因此，一些學者認為，解釋是作者精神的重構，對作品的理解和解釋乃是對已經被形成的東西的真實的再生產或再創造。

我國的少數民族文字文獻是我國文獻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而特殊的領域。

但是，由於認識和正確解讀等方面的理由，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的研究還未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

例如，我國最早的少數民族文字文獻源於公元2世紀傳入中國於闐地區的佉盧文，又名犍陀羅文，是一種古代文字，由252個不同的符號表示各種輔音和元音的組合，從右向左橫向書寫，大約和印度的婆羅米系文字的出現時間相近，通用於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帶，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語文和佛教語文，在歷史上總共存在了700年以上，被用於鑄幣、書寫契約及翻譯佛教文獻。

在東漢末年，伴隨着貴霜王朝的日趨瓦解，貴霜難民遷入塔里木盆地，佉盧文開始在於闐、鄯善等地傳播。

公元4世紀中葉隨着貴霜王朝的滅亡，佉盧文也隨之消失了。

18世紀末佉盧文早已經成了一種無人可識的死文字，直至837年才被英國學者普林謝普探明瞭佉盧文的奧祕。

但是理由在於公元3世紀時，佉盧文在產生它的印度消失了，怎麼突然又在異國他鄉流行了起來？這着實讓人無法理解。

如果現在有一本這樣的文獻放在我們的手中，我們是否可以運用詮釋學去“理解”並最終解釋呢？目前，我國雖然收集保存了一批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東巴文、水書等少數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獻，但真正能理解和讀懂這些文字的人大多早已故去，使得這些珍貴的民族文獻變成了難解之謎。

如果能把詮釋學的“理解”策略，引入到圖書館民族文獻的開發利用與研究上去，那隱藏於這些民族古籍中的神祕大門，一定會被詮釋學這把理解和解釋文本的鑰匙逐一打開。

歷史論文參考 篇二

一、文學與歷史的互動關係

自古以來，文學與歷史便具有深刻的聯繫與淵源。許多重要的歷史典籍同時也是優秀的敍事文學，比如《史記》與《左傳》等。史學一直影響着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説的發展，小説不斷地從史學中汲取營養而發展演變。史傳對中國小説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春秋筆法及紀傳體敍事技巧的運用。文學師法歷史，在歷史的大背景下生存發展，這是歷史對文學單方面的影響。與此同時，文學對史學家的敍事也產生着深遠的影響。《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具有深厚的文學造詣，不但善於吟詩作賦，而且在作文方面尤為擅長《史記》不僅具有温潤的語言而且在敍事方面張弛有度，且富有詩意與飽滿的情感。從司馬遷開始，我國史學著作中敍事一般都採用紀傳體的敍述方式。在這一敍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為敍事中心，圍繞這個人物展開敍事講述這個人一生的故事。這是一種富有文學精神的敍述方式。歷史作為過往事件的記述，在時間方面保持線性發展，在敍事方面則是事件的客觀再現兩者交織發展，構成歷史敍事的時空構架。紀傳體的敍述圍繞着人物展開，由於人具有主觀性，因而敍事過程中時間與事件則置於人物的描述範圍內。

二、現代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

以魯迅小説樁人日記為例20世紀中國文學呈現出新的歷史語境，文學以其獨特的話語進入歷史的敍事中，共同參與着歷史的敍述。在現代，中國發生了歷史轉型，新的歷史主體代替舊歷史主體走上歷史舞台，採用符合歷史形勢與文化語境的文學話語，以顯現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歷史必然性。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便是誕生於動盪的“五四”時期，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了新歷史主體話語權爭奪的要求，以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契合了當時的歷史語境。

（一）文學對歷史的解構行為

魯迅在小説中藉助狂人之口把中國歷史喻為一部吃人的歷史。其中敍述主體即狂人所敍述的事件幾乎都是對這一歷史觀的現實反映。不但趙家的狗表現出吃人的信號，而且周圍的人都在設法陷害“我”，親人包括哥哥與母親都吃過人，最後發現自己也吃人，推測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説通篇的敍述都是對吃人這一歷史的敍述，構成了對歷史的解構行為。解構歷史是為了重構歷史，探尋一種嶄新的歷史敍事話語。小説採用第一人稱敍事，這一敍事人稱內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內涵。第一人稱敍事首先是對個體意識的張揚。個人聲音的出現意味着擺脱了以往文學敍事中中允、客觀、冷靜的敍述方式。中國文學中開始出現了一個響亮的個人的聲音，這個聲音能夠大膽地坦陳自我的內心，在訴説着、吶喊着這個作為個體的、獨特的我的想法、願望以及各種情緒與慾念，這在文學發展史上是一個足以令人興奮的變化。中國歷史上人們慣於壓抑個人的聲音，將個人的個性與心理隱匿在羣體之中。而小説中狂人的聲音則象徵着新的歷史主體出現他能夠在這一歷史舞台上響亮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作為敍述者，主宰着新的話語，也掌控着敍述文本的發展，這意味着新的歷史主體同樣具有這些對歷史話語的主宰權與掌控權。這位敍事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能夠看清歷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懷疑精神，敢於自我解剖，信奉進化論，相信歷史發展的進步性，文明在不斷進步與發展，總有一天這個世界“將容不下吃人的人”。這位敍事者是一位走在時代前沿的思想家與啟蒙者。狂人作為小説的敍事者，是敍事的主體，也是可以代表新的歷史主體的中心人物。

（二）啟蒙者的歷史敍説

這一敍事主體兼歷史主體，以解構歷史為立論依據，敍述歷史上的種種吃人表現。小説中主要採用日記體的方式來進行敍説，以內心獨白的形式為主。內心獨白是一種自我言説，是自己與自己對話，但是在小説中，以自我言説的方式分明試圖在向他人表達，語言與敍述的指涉對象是外部而非內部。小説中具有一些體現出這種對外表達意圖的句子，諸如“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這些句子缺少主語，是一種啟蒙者的言説方式。這個啟蒙者具有敏鋭的觀察力與深刻的思想。他對歷史的看法遠較一般人更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歷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虛偽表象看到內在本質，而且對自己也有極為勇敢與透徹的認識與剖析，清醒地發現“我也吃了妹子的幾片肉”。最後，這位啟蒙者將歷史的真正面目揭開，讓所有人看見這一真相，並斬斷了人們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説以獨白的言説方式表現啟蒙者的思想，以內斂的敍述方式展現一種獨特的歷史敍事顯示出了魯迅小説藝術技巧的高明之處，同時也是現代啟蒙者高超啟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歷史語境下的雙重敍事手法

《狂人日記》採用雙重敍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記式的本站敍述言説，一是文言小引式的敍事。在日記體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敍述人發現日記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説敍事的可信度，從而構成了這篇小説的雙重敍述。因此，小説便有了雙重的敍述人，一個是文言文之“餘”，一個是白話體之“我”，雙重敍述人之間構成了一種敍述的張力，大大地增加了敍述文本的豐富內涵與深刻意藴“餘”與“我”的敍述，建構了一個清醒的世界與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瘋狂的世界，這兩個文本構成的世界是相互對應並相互對峙的，使得整個敍事呈現出一種復調的關係。這兩個敍述世界是整體敍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個世界都會造成對文本敍述的誤讀。在前面的文言敍述中，關於狂人已經病癒並赴某地候補的記述，是對後文精神世界的一種對峙與終結。這段文言敍事似乎在暗示，無論狂人多狂思想有多麼深刻，終究都被現實所“治癒”，成為一個正常人，為功名利祿而奔波。這種敍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啟蒙者的命運。

三、當代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

—以蘇童小説《妻妾成羣》為例當代文學依然沿襲了與歷史的複雜關聯，以小説的敍述言説着某種歷史的景象。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也在發生着某種改變。蘇童小説《妻妾成羣》呈現了一個與之前不同的歷史圖景。蘇童將控訴封建淫威的題材建構出一種不一樣的文學景象與歷史言説。

（一）文學敍事中歷史圖景的轉變

《妻妾成羣》中，文本敍述者圍繞着頌蓮這一關鍵人物進行敍事，呈現出一個日漸頹敗但卻充滿了誘惑的舊家庭景觀。這個即將沒落的舊式大家庭中充滿了各種利益的爭奪、工於心計的爭鬥、慾望的掙扎與煎熬。歷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學的背後，作為一個故事展開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當時一些富有政治與歷史意義的人物與事件，而把筆墨傾注在一些對主題表達有價值的事件上。敍事者採用了聚焦的手法，並且這種聚焦是多層次的，即存在焦點的轉移。敍事中的聚焦在對某些人事提高重視的同時，也忽略了對其他一些人物與事件的表現。聚焦的焦點在一些人與事之間進行轉換。這不是侷限於敍事學方面的轉換，而是延伸到社會文化領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歷史景觀在敍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麼明顯甚至不為人知的歷史景觀則在敍事過程中得以凸顯出來。小説敍事通過敍事焦點的變化表現出這種歷史的轉變，呈現出一幅獨特的歷史圖景。

（二）小説敍事與歷史圖景的審美距離

小説中的歷史圖景呈現出20世紀90年代我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某種變化。這種變化漸漸發展，最終促進了市民社會生活圖景的產生。在這一歷史圖景之中，啟蒙話語與政治話語都不再作為一種主流的言説，經濟利益與慾望及權力的爭鬥則佔據歷史發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羣》以一種獨特的文學話語方式再現了這種歷史圖景的一個側面，但同時又與這一歷史景觀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與其保持了一種文學的審美距離。文本中對這一歷史景觀的書寫，是以一種詩意或審美的態度進行的。比如文中出現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種象徵，暗示着這種生活圖景中暗藏的危險性，讓人們對其保持警惕之心。陳佐千則象徵着一種“古舊文化的歷史記憶”他試圖從年輕女子身上獲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陳佐千這種意圖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舊的歷史存留依然喪失了存在的價值與延續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講，小説展現出了一種歷史頹敗的圖景與陳舊事物沒落的命運。

20世紀文學敍事中既包含對既往歷史的解構行為，又具有對歷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現出文學與歷史相互纏繞與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文學敍事中建構了一幅幅多姿的歷史圖景，揹負着種種歷史賦予的責任，起到或啟蒙、警示，或娛樂的使命。文學正是在與歷史的糾葛與纏繞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藝術立場與審美距離，介入歷史並言説歷史，以文學的話語呈現出歷史的圖景。

歷史論文參考 篇三

《新唐書·百官志三》“國子監”條雲：“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丞一人，從六品下，掌判監事。每歲，七學生業成，與司業、祭酒蒞試，登第者上於禮部。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印，句督監事。七學生不率教者，舉而免之。”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唐代廣文館的學生與其他六學的學生一樣，是被國子監統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廣文館的地位排在國子學和太學之後，在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之上。唐代廣文館創立之初，雖然經歷過“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但是並未“自是遂廢”，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許直至唐亡。

一、唐代廣文館創立的時間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會制度史”，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書中在講到國子監的機構組成時，提到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等六學，並未提及“廣文”二字。經學者考證，並非《大唐六典》遺漏不記“廣文館”，而是在開元二十六年以前廣文館還沒有創立。

在《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舊唐書》卷二十四《禮儀志四》、《唐會要》卷六十六《廣文館》、《唐摭言》卷一《廣文》、《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三》、《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等史籍記載中，廣文館是於唐玄宗天寶九年（750）秋，在國子監創立的。據《唐語林》卷二《補遺》中所知，初建之時，“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

二、唐代廣文館存在的時間

唐代廣文館的創立時間已是確定無疑了。接下來，要澄清的是唐代廣文館的存廢時間問題。據《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苑傳中·鄭虔傳》記載：鄭虔在廣文館中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又據《唐語林》卷二《補遺》中記載：“廊宇粗建，會（天寶）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廣文館創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災倒塌或損害嚴重而無法維持正常的教學了。面對沒有教學地點的事實，廣文館的命運是“自是遂廢”呢，還是繼續存在下去呢？正確答案是後者。且看：

《唐會要》卷九十一《內外官料錢》記載着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的一條史實：“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給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錢等，具體如後……國子太學、四門、廣文等博士……各十二貫文，國子主簿十貫文；大學廣文助教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這説明，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23年，時任廣文博士和廣文助教的官員都在繼續工作，並由上級部門發放每月的“料錢”。廣文館並未被廢除。

《唐會要》卷九十一《內外官料錢》記載着唐德宗貞元四年（788）的一條史料：“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總三千七十七員，據元給及新加，每月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十七文，……國子祭酒八十貫文……司業六十五貫文……國子博士四十貫文……大學、廣文、四門博士各二十五貫文……國子助教、廣文助教各二十貫文……”這説明，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34年，時任廣文博士和廣文助教的官員仍在工作，並由上級部門發放每月的“料錢”。廣文館並未被廢除。

《全唐文》卷548韓愈《請上尊號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微賤，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言，可知，當時廣文館存在於國子監中。此文為韓愈任職國子監領導即國子祭酒時所作。韓愈任國子祭酒之職的時間段為唐憲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長慶元年，即公元820~821年。換言之，至唐憲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廣文館依然存在於國子監中，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66~67年。

《唐故朝請大夫尚書刑部郎中上柱國范陽盧（就）府君墓誌銘》（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開成末，李公任宰相，以盧氏甥有嫌，不得為御史拾遺，旬月除廣文館博士”。此墓誌銘中記載，盧氏甥在開成末年被任命為“廣文館博士”。“廣文館博士”一職既然在開成末年存在，那廣文館亦存在於開成末年無疑。“開成”為唐文宗的年號，時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於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廡舍損毀之後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據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之《乾符013》記載：李推賢在唐宣宗時任過廣文博士一職；據《新唐書》（卷70上）記載：李彬在唐宣宗時任過廣文博士一職。唐宣宗李忱於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於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92年。

還有，據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之《鹹通105》記載：賈洮在唐懿宗時任過廣文助教之職；據《新唐書》（卷75上）記載：鄭頊在唐懿宗時任過廣文助教之職。唐懿宗李漼於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於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105年。

另據“張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為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既丁家難，以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方出為廣文博士，改祕書郎”。文中“大盜犯闕”是指黃巢起義軍進入長安城，時間為唐僖宗廣明元年（880）。此後，張策奉養父母，避亂田裏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後即唐昭宗在位時“召拜廣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廣文館廡舍被損毀的136年之後。僅僅再過17年即公元907年，唐朝滅亡。

由此可見，唐代廣文館自唐玄宗天寶九年（750）創立以來，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們進一步討論。按照現有的研究結論，廣文館之所以在盛唐之時才創立，根本原因還在於當時中央政府採取的“重詩文輕經學”的政策。這種取士傾向，導致唐代國子監的學生入朝為官的機率下降。為提高國子監生徒在科舉考試中的競爭力，換言之，也是為了挽救在國子監讀書的公卿子弟們的仕途危機，“亦救生徒之離散”，廣文館應運而生。於是，天寶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諸生習進士者”。唐代廣文館的主要存在價值就在於，它為國子監生徒努力登進士第提供一臂之力。從唐玄宗欽點的第一任廣文博士即為詩、書、畫皆精妙的鄭虔，也可以看出廣文館要教學生的是如何作好詩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經學中的義理。

《唐才子傳》：“裴説，天佑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唐詩紀事》：“（裴）説與（裴）諧，俱有詩名，諧唐天佑三年登第，終於桂嶺，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載陳光義唐天佑三年登第（參《莆陽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06年，也是唐代在歷史上將終結的倒數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説、裴諧、陳光義等二十五人擢進士第。這説明，唐代科舉制度一直被執行至本朝滅亡。那麼，在唐代最後的這17年裏，與科舉制度命運息息相關的唐代廣文館沒有理由被廢除。

所以，我們也有理由説，唐代廣文館自唐玄宗天寶九載（750）創立以來，一直存在至唐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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