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文化有哪些（多篇）

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 篇一

儒家學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組成部分，或曰中華主流文化，是凝成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流，是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察業識某如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儘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

儒學的這種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創立儒家學説，不是憑空創造的，而是在社會的大**中通過對三代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反思，認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詮釋而形成的思想學説體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學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成為中國原典的保存者和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堅持“察知徵信”與“因革損益”的原則，使儒學又具備審慎的因時制變的品格，在中國處在第一次社會形態大變革的時代，儒學應運而生，突出了中華傳統文化需要保存、延續和發展的歷史必然。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單一民族觀念和思想體系時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勵民族精神與愛國主義，同時又以“近者悦，遠者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大胸懷，倡導民族和睦，友好相處，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鞏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學長期以來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學不是宗教卻能取代宗教”，堅持的是一種對儒學的信仰和依賴。儒學提倡德化社會、德化人生的思想對中國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種積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凝聚力，起着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於儒學避免了狹隘民族性的特點，為它走向世界，形成東亞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礎。

在先秦，處於私學地位的原典儒學，為它的長遠發展奠了基。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始成為官學，兩漢時基本完成了對先秦以來道、墨、名、法、陰陽之學的綜合吸收，擴大了學術包容的範圍而成為文化的宗主。雖兩千餘年其形成屢經變換，但總的方向是強化封建統治意識。

“凡是存在的即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存在和廣泛的影響，使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與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國人不得不樹立一種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愛的行為地位，把它作為一種絕對標準，以仁為標準，一切有缺點的人或行為，就能被發現其所不足。”這或許便是儒學所要達到的高度，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要傳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張純如所闡釋的“文化影響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削去使人成為人的那一單薄的社會約束―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變成魔鬼，也可以增加這一約束。”總之，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趨勢，並且時刻影響着中國人的精神與道德取向，成為中國人的信仰。

儒家文化發展歷程 篇二

儒家在先秦時，和諸子地位平等。而且，在秦始皇時受到重創，便是所謂的“焚書坑儒”。再至漢代，漢王朝以繼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統為其文化建設的基本路線，而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經，孔子以繼承華夏民族文化著稱，因而儒學本身便是華夏民族的文化精華。由於宗經而尊儒，這也是儒家交上好運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為八”（《韓非子》），其中主要有兩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傳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傳經，這便是先秦儒學……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降，先有今文經學為官方經學。《漢書·藝文志》載：“武帝末，魯共王懷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此後，便有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分。古文經學家提供了闡釋學的一重經典模式，便是“我注六經”，以文字訓詁、名物考釋等為手段來闡釋文本的意義，這種偏重學術問題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據學，到乾嘉時代盛極一時。今文經學家也提供了闡釋學的一重經典模式，便是“六經注我”，藉助經典來闡述時代精神或者發揮自已的新見解，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便是沿着這一路數下來的。之後古文經學一代大師鄭玄以古文經學為主，兼納今文經學，結束了相爭兩百年的今古文之爭，“鄭學”而後延綿。除漢代今古文經學外，魏晉南北朝時有“南學”與“北學”；唐朝又有融“南學”和“北學”於一爐的義疏之學，這便是漢唐經學……

至北宋，儒家學者為應付佛老的挑戰，便拋開了漢唐儒家偏重學術問題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接了當的形式來闡述經典中的義理，討論人性、人心、天命、理氣等等形而上的哲學命題。這便是“理學”。但理學也包括了明清兩代的理學和心學，所以又稱“宋明理學”，其派別很多，周敦頤“濂學”、邵雍“象數學”，二程“洛學”、張載“關學”，朱熹“閩學”，陸王“心學”等……

到五四時期，雖然儒學遭到空前大難，但現代新儒家已經萌發。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聲浪中，在儒學受到空前挫折的背景下，梁漱溟挺身而出，為孔子辯護，揭舉儒學復興的旗幟，成為新儒家的前驅。

廣泛意義上的新儒家有：第一期主要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賀麟、張君勱、錢穆、馮友蘭，第二期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方東美，第三期杜維明、劉述先，第四期也已出現，但還未經學術界定論。從那時到現在的80多年中，以此為志業者大有人在，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現代新儒學已成為20世紀中國的三大重要思潮之一（另一是馬克思主義派，一是自由主義的西化派）。

現代新儒家有“儒家資本主義”的説法，而且預言二十一世紀，儒家將在繼秦漢儒學、宋明理學後，經過創造性的轉化，迎來第三次輝煌的大發展。

儒家思想發展歷程 篇三

一、中國儒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學

二、中國儒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義》為代表的兩漢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學

三、中國儒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以程、朱、陸、王等為代表的宋、明、清時期的性理之學的儒學

四、中國儒學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是從康有為開始的，與西方近代民主、科學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現代新儒學。

儒家文化在中國古代作用 篇四

（一）積極作用

1、提升自身修養

儒家文化中隨處可見的對自身修養的要求在中國古代的社會中有相當大的積極作用。儒家文化提倡人要敢於和善於追求個人的正當利益，提倡人合理的在法律和政策範圍內爭取個人的合法權益，還提倡要惠及他人，利他益眾，為中國古代人的行為樹立了良好的典範和標準。儒家文化重孝道，在儒家經典著作中眾多關於“孝”的論述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儒家文化中道德倫理的學説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及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中，儒家文化的道德倫理學説促進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優質品質的形成，對提高個人的德行修養具有積極的作用。

2、維護政治穩定

儒家文化中倡導的處事之道對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穩定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儒家文化強調“和為貴”，倡導和諧生活，倡導天人合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維護了古代社會的穩定，儒家文化的“仁政思想”閃爍着民主的光芒，促進了歷史上多個封建制國家的興盛，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和振興發揮了重大的積極作用。

3、促進教育發展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學思想，儒學思想的創始人孔子興辦私學，以一己之力不斷推動着平民教育的發展。其“有教無類”、“學而時習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影響了後世千千萬萬的教育活動的參與者。而且，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中還有提倡學習終身性的內容，主張“學不可以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為政》）就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終生學習思想的最好例證。這種思想的存在對我國曆史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二） 消極作用

1、阻礙商業發展

儒家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有着非常嚴重的重農輕商的思想。回顧中國歷史的發展，當儒學文化興盛，商業的發展便遭到巨大的阻礙，這就是儒學文化對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經濟和商業發展的消極作用。

2、束縛個人思想

儒家文化重視“三綱五常”強，強調森嚴的等級制度，在被統治階級利用後更是嚴重的壓抑人的個性發展，造成了國民的愚忠愚孝。家長專制、家族統治下的中國古代社會數不勝數的人身壓迫、精神虐殺不僅制約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覺醒也阻礙了歷史的進步。

儒家文化簡介 篇五

儒家文化是人性心理文化，儒家文化的天人觀，儒家文化的“仁”學，儒家文化的義利觀，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儒家文化的治國理念，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儒家文化的包容性等內容。儒家文化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文化，它如果能夠把公權至上和私權至上的兩種文化結合統一起來，創造一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模式，那就是人類社會萬世長青的最大福祉。這就是追求進步的人們重新關注儒家文化的原因所在，這就是沉積了幾百年韻儒家文化又被人們熱情地發掘出來的原因所在。

以儒治世 篇六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這種特殊的社會功用。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識形態領域佔據着正統地位，對中國官學文化發生着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社會充滿了亞普羅式的精神，是個按生態循環及繼續下去的社會，繼承的是老祖宗的傳統，還要代代傳下去”。傳統就是權威，滿足於守，追求靜，害怕變。

《書經・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帥土之濱，莫非王臣”。“最便於專制”的儒術，或者當作一種專制官僚統治手段來看的儒家學説，可供統治者利用的內容有：(1)天道觀念；(2)大一統思想；(3)綱常倫理。《書經》“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這一來，天道觀念，大一統主張，綱常倫理就成為“三位一體”了。所謂“兩千年無思想，非無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兩千年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歸根結底，不是中國人對於孔子學説特別有好感，而是中國的社會統治，特別需要孔子學説。

自儒學被漢武帝君臣定為正統正宗以後，以地主經濟為基礎，土地得相當自由買賣，農民得相當自由轉動，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樣的貴族身份的社會，卻藉着知識的統制和長期獨佔，而無形中幫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貴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國傳統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發揮。“文化是物質設備和各種知識的結合體，人使用設備和知識以便生存，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變文化”，師儒和政權的關係，在中國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極其充分的體現，而“以儒治世”是歷代統治者及傳統士大夫所選擇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言行能被社會所接受，主要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社會上的一般觀點，他們不過是把已經客觀的社會事實所造成的觀點，用比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達出來。”從孔孟到西漢董仲舒“君權神授”到魏晉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玄學到唐韓愈的天命論到宋朱熹的理學到王陽明的心學到明清各種儒學思想見解，都體現了把儒學進行合理改造，從而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達到“治世”，維護統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