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後感（精品多篇）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一

長這麼大，幾乎沒有理財的概念，只知道賺了錢，然後把錢存起來，最多就是拿出小一部分錢做點小買賣。近兩個月開始有意識的每天讀書，我給自己定了個小目標，每週至少讀一本書。可能就是因為每天讀書，看優秀人士分享的文章，讓我對錢，往大了點説就是資本，有了重新的認識。

第一次讀關於經濟學方面的書籍，未免覺得有些晦澀難懂。所以讀書的速度就相對慢了些，這一週讀了《國富論》的第一部分。

書中有提到，每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品，或者可以説，全部年產品的價格，自然分為三個部分：土地的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它們構成了三個不同階層人民的收入：靠地租生活的人、靠工資生活的人和靠利潤生活的人。這是組成每一文明社會的三大基本階級，一切其他階級的收入最終都來自這三大階級的收入。

1、靠地租生活的人——土地所有者。他們的收入既沒有耗費自己的勞動，也用不着自己去操心，就像是自行來到手中一樣，並不依靠他們自己的任何規劃或設計。他們處境的安逸和無虞所自然造成的懶惰，不僅使他們無知，而且使他們缺乏運用心智的能力。

2、靠工資生活的人。當勞動的需求持續上升，或者當僱傭勞動的數量逐年顯著增長的時候，勞動者的工資就會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當這種社會真實財富處於停滯狀態時，勞動者的工資很快就會降到僅能夠使他贍養家庭，或繁衍後嗣的地步。當社會處於衰退狀態時，勞動者的工資甚至會降低到這個水平之下。

土地所有者階級通過社會繁榮所獲得的利益或許要比勞動者多，但是沒有一個階級在社會衰退中會遭受到勞動者那樣的苦難。儘管勞動者的利益是與社會利益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但他卻既沒有能力理解這種利益，也沒有能力理解它與自身利益的關係。他的處境使得他沒有時間去接受必要的信息，即使他具有了充分的信息，他的教育和習慣通常也使他不能恰當地做出判斷。

因此，在公共討論中，他的聲音很少被人聽到或較少受人重視，除非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他的大聲疾呼受到他的僱主們的鼓動、慫恿和支持，不是為了達到他的目的，而是為了達到僱主們自己的目的。

3、靠利潤為生的人——勞動者的僱主。推動每個社會大部分有用勞動的，正是為了利潤而運用的資本。資本使用者的規劃和設計，支配和指導着一切最重要的勞動運作，所有這一切規劃和設計的提出，都是以利潤為目標。

但是，利潤率與地租和工資不同，並不隨着社會的繁榮而上升，也不隨着社會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它在富裕的國家自然地低，而在貧窮的國家自然地高，並且總是在沒落最迅速的國家最高。

因此，這第三個階級的利益和社會總體利益的關係，就與其他兩個階級不同。

在這個階級中，商人和製造業主通常是運用最大資本的兩類人，並由於他們的財富而使得他們最為公眾看重。他們終日從事着規劃和設計，然而他們通常所考慮的都是他們自己具體生意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所以他們的判斷即使是出於最大的公正（這種判斷也並不是每個場合都是如此），也是更多地取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不是取決於對社會利益的考慮。

（這回才徹底明白了商人就是“萬惡的資本家”的説法~）

大部分人都是第二個階級的人，靠工資生活的人。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努力成為第三個階級的人呢？既然明白了資本的本質，我們就要努力掙脱這一階層，當然光靠平時那點死工資是不行的。

今天剛好讀了一篇羅振宇寫的文章，他曾經講過一本書，叫《幹法》。這是一本特別經典的書，日本的稻盛和夫先生寫的。稻盛和夫先生是日本唯一一位在世的“經營之聖”，他創辦了京瓷、日航。全都是世界500強公司。

在《幹法》這本書裏，稻盛和夫把員工分成三類：

第一類叫自燃型，就是自己劃個火柴就能把自己燒着了。自燃型的人，不用任何人管他，他自己就會玩命幹。

第二類叫點燃型，你給他做做工作、談談心，然後劃根火柴燒他一下，就能把他燒着。

第三類叫阻燃型，你拿火焰噴射器噴他，噴完他還是原樣，就像陶瓷做的一樣。我們生活中就有很多阻燃型的員工。

為什麼我們生活中有那麼多人，就像一些職場的人，本身是很優秀的人，曾經大學聯考成績也很好，上了很好的學校，工作了幾年後，現在仍舊原地踏步，拿着跟新人同樣的工資過活，他的心態就是“我這個人是很職業的，給多少錢辦多少事。”

你的價值不是取決於老闆給你多少錢，而是取決於你創造了多少價值、你的能力有沒有得到提升。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道理。

一個人的自尊是來自內在的，尊嚴感不是來自於別人怎麼看自己，不來自跟別人怎麼比較，不來自別人怎麼對待我，而是自己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孔子就是這樣的人，用他的話説就是“行所當行”，就是你對我好，我對你好；你對我不好，我照樣對你好，因為對你好是我的需求。

當一個人有了獨立完整的自尊體系的時候，他才會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而不是因為別人怎麼對他，所以他故意要做那些跟別人對着幹的事。

所以我們要做自燃型的人。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儘可能多培養一些新技能，提升自己。只有全面的發展，不斷提升自己的認知領域，才能夠有機會成為第三個階級的人。

賺錢是能力，理財是水平。我們工作賺來的錢，除了留有日常開銷之外，其他的一部分可以用來做投資理財，當然時機很重要。雖然錢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可是想想你缺錢的時候，你就明白它有多重要。

哪怕你現在是小白一個，也要趕緊學會理財，想辦法把手上的錢打理起來。

如果你的資金少，而且只夠支付日常開銷，那麼投資自己才是王道。

巴菲特有個“最重要的投資”觀點：如果這一生只能投資一樣東西，就是你自己。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二

沒想到英國的《國富論》和美國的《獨立宣言》都發表於1776年，他們都對世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個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一個促進了美國的誕生。

其實在我今天看來最值得學習的要算是作者的觀察力、思考力、概況力，他搜索瞭如此豐富的資料，又如此敏鋭地發現了規律，而且還如此精煉地做出了概況。其中有關“社會分工的作用，貨幣起源與發展，影響工資的因素”的分析在我讀來真的是思路清晰、通俗易懂。他巧妙的將政治、歷史、經濟甚至是哲學結合起來，無愧乎獲得“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的稱譽。亞當·斯密於239年前就提出了社會的的分工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觀點，於239年前就倡導自由貿易，足見其非凡的觀察力、思考力及預見性。

當然，在今天我們看來“完全的自由貿易”有其弊端，從紐約金融危機到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足可見市場是會有失控的時候。因為企業或者人性吧，在有利可圖時是不會主動罷手的，所以太多資金投入到某些看似有利可圖之處時便醖釀成了一場危機——利潤已經到達頂峯時所有人便無利可圖了，此時再掉頭時因資金量太大、所需時間較長便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大多數人的貪婪性、盲目性，註定市場也會偶爾成為“瘋子”。另外，從某種角度而言，確實存在某些野心家，他們企圖壟斷其他國家的市場，如果他們的野心一旦得以實現將會使得被壟斷國家在該行業方面的研究、發展處於停滯或者中斷的狀態，是不利於該國科技、教育發展的。所以，適當限制某些產品的進出口是為了本國的發展着想。儘管，亞當·斯密點到了政府特殊情況下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是有必要的，但是總體而言他將貿易的完全自由化的好處過分誇大了，也可能是他對我們人類的期望過於理想化了——世界連成了一體竟然出現瞭如此之多的為投資而投資，為先富而投資的沒有實際社會生產意義的行為！

但是，我又想，或許金融危機也是件好事，讓那些盲目者、貪慾過重者來幾次教訓，只是此種教訓似乎太慘重了——政府可能要垮台，國家經濟實力可能要大大衰退，因此沒有哪個政府敢於冒這樣的風險吧？

另外，我想問問，什麼是“財富”？對於國家和對於個人而言是一樣嗎？

僅僅是所擁有的金錢或者所生產的商品？美麗的自然環境算不算？國民的高素質（身體與文化）算不算？保護現有的美麗環境就等於節約了將來治理環境污染所花費的大量資金，等於減少了國民的因污染而導致疾病的醫療開支，美麗的環境其實就是難得的旅遊資源；國民文化素質高，講道德、懂法制，犯罪率自然低，對社會的破壞性也就低了，國民身強體壯，自然可以更好地工作（生產）。如果國家對於“財富”的觀念發生了變化，推行的政策也自然就會發現變化的。

在國家而言，貨幣、經濟總產量、消費能力、資源的佔有量、教育的水平、科技的創新能力、國防的實力都是財富。但是對於國民個人而言，往往許多人在乎的是眼前的利益，那就是所能佔有資源的能力，其實質就是有錢。如果真有利可謀（尤其是暴利），國民個人（其實也可以指企業）往往不會在乎犧牲眼前的環境、或者他人的、國家的利益，因為他們賺了錢就可以去享受惡劣環境中相對較好的生活，甚至可以帶着資金去國外享受（如果他們感覺國內不好，如果國內被他們破壞夠了）。其實對於國民個人而言，國防開支便是財富的損耗，要是國家將這部分費用用來投入教育、醫療、法制、環保，那社會整體環境很快就會進入良性循環。多次的國家之間的戰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損耗了多少財富呢？看來地球上的國是否有必要都消亡而只成為一個家？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三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由亞當·斯密於1767年開始著作，歷時6年，終於完成《國富論》第一稿。之後3年，又進行重新修訂，於1776年正式出版該著作。十年磨一劍，《國富論》在經濟思想史上構建了第一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關係的經濟學體系，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聖經”。在經濟危機波及全球的當下，反思經濟危機爆發的來龍去脈，很多人開始從傳統經濟學著作中找尋蛛絲馬跡。可見《國富論》等經典著作對現代經濟建設的指導意義非同一般，對引導人們走出經濟危機大有裨益，這也正是經典的永恆魅力。

《國富論》一書分別由：論勞動分工及分配，論財富的性質、積累和使用，論各國財富增長的方式，論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論國家的財政這五大部分組成。

在“第一章：論勞動分工及分配”中，亞當·斯密從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着手，經過深入研究後他認為勞動分工能使生產力得以成倍提高，而且首次提出了“勞動分工”這一重要概念。同時，勞動分工也促使勞動生產專業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打破，勞動產品的交換迫在眉睫，而交換所需的媒介——貨幣也是呼之欲出。產品的最終歸宿為：勞動資本、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三項。在“第二章：論財富的性質、積累和使用”中，亞當·斯密開創性地把資產細分為用於消費的資產（維持日常生活的產品）、固定資本（機器和設備）和流動資本（食料、材料、成品和貨幣），這樣深刻透徹的見解史無前例。另外，亞當·斯密還劃分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剖析了人們的借貸行為，分析了資本運用方法的不同對生產性勞動產生推動作用的差異。

在“第三章：論各國財富增長方式”中，亞當·斯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給歐洲各國帶來的社會結構上的巨大變革出發，研究其財富增長方式的變化。主要有以下三個觀點：第一，生活的基本需要刺激農業的產生和發展，農村的興起推動城市的進步，最終加速國家財富的增長；第二，地主兼併農民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不利於改良，更不利於生產方式的改革，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地主不願意改革，以致失去自己的權利、地位和財富）；第三，都工商業的增加與富裕，對農村的改良與發展有三大貢獻——首先，為農村的土地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利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土地的開發與進一步改進。其次，城市資本轉入農村，為土地的改良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最後，還有一點往往不為世人所注意，卻是最重要的：農村居民一向與鄰人爭鬥，對僱主依附。工商業的發達，逐漸使他們獲得秩序、組織、個人的安全和自由。

在“第四章：論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中，亞當·斯密總結了不同時代產生的兩種不同的關於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體系：其一，為重商主義，是18世紀在歐洲盛行的一種經濟政治體制。重商主義者認為一國的國力基於通過貿易的順差——即出口額大於進口額——所獲得的財富，相應的重商主義政策下兩大主富國裕民的途徑就是限制進口（關税壁壘）和鼓勵出口（出口退税）。而亞當·斯密卻在本書中抨擊了重商主義，他更提倡自由貿易和開明的經濟政策。其二，為重農主義，重農主義由十八世紀50～70年代的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學派（重農主義學派）提出。重農主義者以自然秩序為最高信條，視農業為財富的唯一來源和社會一切收入的基礎，認為保障財產權利和個人經濟自由是社會繁榮的必要因素。同樣，重農主義也有其明顯的侷限性，也不為亞當·斯密所倡導。

財政問題可謂是國之重中之重，也是一個很繁瑣的難題。為此，亞當·斯密在“第五章：論國家的財政”中對於財政難題提出了自己的構想。首先，他確定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原則，把政府的職能界定為：抵禦外敵入侵、維持社會秩序和建設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國民；同時，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徵税原則：公平原則、確定原則、便利原則、經濟原則。

《國富論》共五篇內容，其中第一、二篇為基本經濟理論（增加國民財富的兩條途徑），第三篇為經濟史（佐證兩條途徑），第四篇為經濟思想史（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第五篇為財政專題（一個保障——經濟自由主義），總的概括為：兩條途徑和一個保障。《國富論》主旨是富國裕民，而增加財富主要有“兩條途徑和一個保障”：一是靠分工和交換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靠資本積累和資本合理運用來提高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的比例；在實現這兩條途徑的過程中，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實現這兩條途徑的過程中，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四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篇第七章中分三節論述了殖民地的相關內容，表達了其反對殖民統治的立場，當然，幾乎每個人都會反對歐洲各國長期的殖民統治，給殖民地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但殖民統治對於殖民地的影響，我們不應該總是持批判反對的觀點，認為殖民統治給殖民地帶來的只是消極的、不好的影響，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是沒有正視歷史的偏見，鑑於此，我在此要重點論述殖民統治給殖民地帶來的積極影響，下面我講具體談談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及其影響因素。

其一，建立殖民地的動機。

隨着生產的發展，物質產品的豐富，人口日益增多，而歐洲大部分國家的國土面積較小，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生存發展的需求，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歐洲一些國家開始尋求對外發展和擴張，新航路開闢以後，歐洲一些國家就開始了瘋狂的對外擴張過程，一方面轉移國內過程的人口，另一方面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和財富。這是建立殖民地的動機。

其二，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狀況。

歐洲國家在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都比殖民地先進，歐洲國家在進行殖民統治的同時也帶來了歐洲發達的經濟、文化、政治，使得殖民地國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特別是殖民地國家引入歐洲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後，經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殖民地的經濟狀況總的來説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和發展，這對於以後經濟全球化以及技術、文化、各種信息的全球流動提供了便利，有利於縮小東西方國家的差距。

其三，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原因。

因為殖民地國家一般土地廣闊、人口稀少、資源豐富，但由於生產技術、政治制度等比較落後，歐洲國家在對殖民地進行人口轉移的同時也帶來了歐洲國家先進的生產技術、政治制度等，極大地促進殖民地國家經濟的發展繁榮，這是殖民地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當然，殖民地經濟發展的原因具體還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

我在此對殖民地做此番論述主要目的是幫助同學們懂得在看待歷史上發生的每一現象、事件時應從正反兩方面綜合看待，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來分析，這樣才能做出比較客觀的分析或評論。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五

斯密《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各個不同側面詳細而嚴謹地論證瞭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和促進經濟的'發展繁榮。

他採用了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人性論、法律與政治理論及經濟思想理論的分析視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

由於《國富論》藴涵了諸多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分析方法，並提出了經濟學原理機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政策實施意義，本文僅對自身感興趣或自認為有特別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部分理論進行表述和評點。為避免打破原書的邏輯思維結構和思想脈絡，本文以《國富論》所列章節目錄為序作以擇要。

斯密認為，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須隨每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長。而沒有後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長。

而收入和資本的增長就是國家財富的增長。沒有國家財富的增長，也就不可能有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在那個以農業為主導的時代，資本的增加引起社會資本總量的增加這一過程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勞動生產率得以不斷提高，使得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在整體上大為增加。

然而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這種國家財富增長所引起的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的效果並不十分明顯，甚至還有減小的趨勢。

同時，在我國存在着這樣的現象：在國民經濟持續高漲的同時（這裏僅從數字可以説明，至於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和可靠度則另當別論，但還是能夠得出經濟快速發展的結論的，只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儘管有勞動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國內的就業形勢卻日益嚴峻，失業人數逐年增加。

當然，這其中有人口的增長快於經濟的增量、勞動力素質與就業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説明斯密的這一理論沒有考慮到諸多的外生變量，需作進一步的改進，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説服力。

斯密認為，資本在農村的利率總要比城市的高，這是由於農村金融市場規模不經濟、借貸成本高、資金市場供不應求等因素引起的，資本在農業方面雖然對社會貢獻最大（現在已不能絕對地説是最大，用比較大的説法也許更合適），但利潤比較小，因此對農業方面的資金投入總是不能得到滿足。

因此，也就出現了農村發展的兩難：問題：一方面是農村建設的資金需求缺口趨於擴大，一方面卻是各種金融機構不願意在農村從事放貸業務。

以斯密的思維，可以通過放寬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限制來發展農村業務，通過圍繞時常利率進行自由浮動的適度高利率來彌補各種借貸成本，最後通過競爭者對市場的爭奪逐漸迴歸到利率的正常水平，這不失為當前解決建設新農村資金籌集困難的有效途徑，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適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會因為高的利率帶來新的高風險，就適得其反了。

另外，也可通過引導和規範而不是限制和取締各種非正規民間金融、加大政府的財政支農力度等措施來解決農村市場的金融抑制。

斯密認為，當一個人的資財，只能維持他幾天或幾個星期的生活時，他會很少考慮從這筆資材中獲取收入。

他會盡可能地節約消費，希望依靠自身的勞動，能獲得一些收入來增補這筆資財。他的資財完全來自他的勞動收入。各國的窮苦勞動者大多過的這種生活。

斯密通過分析資財的額度和可支配期限將其界定為生產性和生活性支出兩部分，又將生活性支出按來源和用途細劃為三種類型。

這樣，使我們對收入的認識逐步深化，更利於支配和使用不同類型的資財，為後來人們樹立了理財觀念和收支計劃提供了依據。

斯密認為，一個為了消費而借貸的人很快就會破產，而借錢給他的人通常也會後悔自己的愚蠢。因此，為了這樣一個目的不論是借款還是貸款不管什麼場合高利盤剝是不可避免的，對於雙方均將不利。

既然借貸的人多為窮人，放貸的人會提高利率來彌補這部分風險，但利率提高的同時又增加了還貸的風險。

這樣就存在了一個悖論：不管是借貸者還是放貸者，雙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種風險，高利息的貸款卻依然能夠生存下來。我認為原因是高利息的貸款的存在包含了諸多不正當的經濟和社會行為，比如洗黑錢、黑勢力介入、借款者被迫從事違法犯罪現象等。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六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説："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個性地混合在一齊的書，一本由有着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潛質，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潛質，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

他像之後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裏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着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

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

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構成了我們這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國人對《國富論》並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曆史的經濟學説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閲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説史和財政學，能夠説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資料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麼？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説：“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麼，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製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能夠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能夠使勞動專業化，能夠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

不僅僅如此，分工還有一個妙處，就是它能為發明和改善機械帶給契機。最初的蒸汽機比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個兒童來開啟和關掉汽鍋。

有一次，有一個按活塞的小孩，正因幹得久了，就“懶”中生智，把開閉汽鍋的舌門把手，用一條繩索系在機器的另一端，讓舌門隨機器的户外而自動開閉。

這個笑話，成了蒸汽機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談。再觀現代工廠的生產不就用事實證明了分工理論的重要性。汽車生產廠商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先生正因改變傳統的汽車生產車間生產模式為流水線生產，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而在競爭中擊敗對手而佔據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線作業不正是分工理論在生活中的應用嗎？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於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於説，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

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狀況就要另當別論了。正因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僱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後，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

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

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之後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慾論等，都能夠從它那裏找到思想源頭。

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祕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模稜兩可的答案。之後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採納哪一種。

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篇章眾多，除了上方濃墨重彩的價值理論外，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説。

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18世紀，西歐的孟德維爾寫過一則寓言，講述的是一羣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

開始，蜜蜂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追逐榮華富貴，這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安居樂業。但是，當蜜蜂變得善良節儉，放下了奢侈揮霍的生活時，經濟卻反而一片蕭條，民生凋敝。最後有敵來犯時，無力抵擋，只好逃之夭夭。這則寓言，在當時被視作妖言惑眾的異端邪説。

但一位意大利哲學家卻説得好：“誰要想發現真理，最好是成為異端。”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孟德維爾的“異端邪説”，貫穿始終，成為構造其理論大廈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來：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義，人的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後。

但是，不期而然的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於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

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幹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衞國，抵禦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儘可無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對任何來自制度上的壟斷，都深惡痛絕。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税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在將近一百年後，斯密依然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巨人。”

《大英百科全書》如是説。的確，《國富論》從面世到此刻，已經兩百多年了，但是，歲月未能將它塵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從前，熠熠生輝。

比如，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者對此一籌莫展。不少經濟學家就轉而求助於斯密的經濟學，夢想回到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期望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創輝煌。

這天的經濟學理論大廈，經過二百多年的精心構建，已經巍峨聳立，金碧輝煌，但如果沒有斯密的《國富論》奠基，那也但是是一座美麗的空中樓閣。作為“經濟學之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之大，是怎樣評價都不為過的。

甚至有人做過這樣的評論：“兩百年來經濟學家所作的工作，都但是是在為斯密的理論打打補丁，抹抹油而已”。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七

經典的可貴之處在於你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收穫。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無疑就是這樣的經典。對於經典著作，我總習慣於帶着批判和疑問去閲讀和思考。這使得我的閲讀之路充滿了荊棘，也充滿了樂趣。

這次的閲讀，我把切入點選在了“斯密之於當代中國的意義”。帶着這個疑問，我再次回到《國富論》尋找答案。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中國在這十年中的變化是舉世矚目的。簡而言之，成就顯著，問題依舊。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中國在第二個十年中不得不面對的首要問題。

中國能夠跨越資本主義走過的路嗎？不能！馬克思給我們指出了罪惡，卻沒有找到改變的方法。事實已經證明，馬克思開出的藥方並不合適。

當我們尋找新的方向時，亞當·斯密會是我們的選擇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是我重讀《國富論》的第一個啟示。

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一個真正根植於社會的自由和法治傳統，亞當·斯密或許能帶給我們一個契機。因為他代表着一種新的思維，一種顛覆兩千年中國封建傳統的思維。

這就是自由主義，一種基於個人至上理念的哲學。亞當·斯密生於蘇格蘭，在十八世紀的蘇格蘭，有一個思想傳統，叫做“自然秩序”理念。

這種自然秩序是通過未預期的社會結果形成的，也就是説，市場，像語言、法律體系和許多其他現代社會制度一樣，不是中央計劃或集體調整的結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個人行為的未預期的的社會結果。這種思想乍看平凡無奇，細味其中藴含的經濟意義卻極為深刻。

因為一旦接受這一觀點，就意味着我們必須放棄讓政府指導市場運行的傳統觀念，讓自由市場機制成為指導我們進行經濟活動的“看不見的手”。

也就是説，某種程度上，所謂的“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都可以説是由這一傳統衍生的思想。顯然，對市場的強調將極大地釋放它藴含的力量。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印證了這一點。但過往的成功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場體系的基礎——自由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