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國醫生》的觀後感

電影《中國醫生》的觀後感 篇1

在這個全民抗擊疫情的緊張時刻，醫院成為了戰場，醫護人員成了戰士，一個個不畏艱險、主動請纓的醫護人員感動了中國，全國各地的醫療隊馳援湖北、衝在第一線讓人動容。而此時《中國醫生》系列紀錄片更是觸到了我心底的柔軟，讓我看到了中國醫生的偉大，同時也堅定了我走在醫學道路上的腳步。

紀錄片記錄了多家省級醫院裏不同科室的故事，記錄了多個醫生平常但卻不平凡的每一天，讓我們看到了原來醫生們也不是冷漠的對待生死離別，他們也不是無所不能。醫生也是普通人，也很脆弱，也有難處。

“醫生是最希望患者能夠活下去的人”。他們待病人如自己的親人，將心比心為他們考慮。例如影片中的徐曄作為一名燒傷外科的醫生，所面對的病人病情有很多較為嚴重的，同時花費也很巨大，他説：“患者的痛苦你是不能完全體會的，你能感受到的痛苦放大一百倍才是他體會到的。我們做不到感同身受，所以我們要將心比心。”語言樸素，卻道出了億萬醫護工作者的真心。

我們知道，從本科五年，到碩士三年，再到博士三年，再到規培，從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再到主任醫師，培養一個技術精湛的醫生，要近四十年，而培養一個醫術精湛，醫德高尚的醫生，更是要付出更多的心血。而一個醫生在這條道路上要經歷無數苦難，他披上白大褂學着前輩的樣子與死神搶人，為的就是能夠在醫院這個充滿絕望的地方給予人更多的希望。或許他們不能讓每一位患者都重獲新生，甚至面對疾病時會顯得束手無策，但他們會盡己所能，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這部紀錄片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將醫生大愛無疆的仁心展現的淋漓盡致。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展現出病痛給普通家庭帶來的衝擊，也展現出了醫生與患者面對共同敵人凝結出的誠摯情誼。紀錄片中的前輩們向我們展示了中國醫生應有的模樣，他們是我們醫學生的榜樣，更是我們中國的驕傲！

電影《中國醫生》的觀後感 篇2

很多患者不理解醫生，一大原因是他們認為醫生太“冷漠”了，這邊家屬為了病人心急如焚，但醫生卻“事不關己”，顯得“敷衍”，冷漠又冷血。

但醫生是真的是冷漠嗎？

或者我們換個角度提問，醫生應該跟每個患者成為朋友，急他們之所急，悲他們之所悲嗎？

在以前的宣傳中，我們似乎一直在倡導醫生這麼做，要跟每個患者成為朋友云云，讓對患者有求必應云云。可在實際操作中，這並不可能，要知道我國每天就診的人數超過2000萬，每個醫生每天要面對的病人太多。醫生再博愛再有同理心，他的情感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無法面面俱到地照顧到所有病人和家屬的全部情緒。我們不能以聖人和超人的標準來要求醫生。

南京鼓樓醫院最年輕的副主任醫師魏嘉，有個罹患胃癌晚期的病人，才二十幾歲，特別年輕也特別樂觀，這讓魏嘉最掛心也最揪心，所以一直儘量為她多做點什麼。但紀錄片最後，魏嘉提到，以前有前輩建議她，“特別是對腫瘤科醫生來説，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後面會自責、失落、傷心，會更難過，很長時間走不出來。”

醫生也害怕傷心。他們並非拒絕付出情感，而是需要剋制情感，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來來往往的患者，而死亡每天都在醫院裏發生。魏嘉雖然並未聽從前輩的話，她還是對這個樂觀的患者上心，但這也非意味着那些沒能成為她朋友的患者被她怠慢了。專業是本分，朋友是情分。

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住院醫生徐曄，25歲就博士畢業，工作三年後遇到自己職業生涯“難以跨越的溝壑”。一名全身95%重度燒傷的老年患者，他的家裏人為了給他看病，拿出家裏現有的全部積蓄，但依然湊不夠高昂的醫療費用，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植皮手術，總體花費得100多萬。徐曄幫患者爭取到了2萬元的援助基金，盡力勸説患者家屬堅持治療，因為患者出院離世的可能性極大。但患者家屬還是強行出院了。徐曄趕到時，面對空蕩蕩的牀位還是有一絲失落，他是真心希望患者得到救治，卻也知道家屬面臨的困境。

年輕的醫生類似的經歷多了，心理能承擔的極限就會提高。徐曄事後説：“為什麼有人説有的醫生看起來很冷酷？不是冷酷，他是冷靜。因為你現在的這種情況，他早就見過無數個了，所以他才會顯得如此的冷靜。這個過程是每個醫生都會去經歷的。”

也就是説，當患者家屬指責醫生“冷漠”時，家屬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他們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親人遭遇險境。但家屬也忽略了，今時今日患者的情況、家屬的反應，在醫生的職業生涯中，他們已無數次遇到過。醫生並非麻木，他們的波瀾不驚，是專業、經驗和經歷累積後的冷靜。

慌亂、不安、痛哭留給家屬就夠了，慌亂之中需要冷靜的醫生做出專業的判斷。冷靜不等於冷漠。

電影《中國醫生》的觀後感 篇3

有時主流輿論會習慣性地讚美醫生、拔高醫生，而非以一個普通職業去看待醫生、以普通人去看待醫生，這在不知不覺間會影響一部分公眾對醫生的認知和期待：他們認為醫生就該犧牲自我，認為醫生就應該理所當然地治癒疾病。

因此，有些人去看病時，是帶着一種消費心理的：我花錢看病了，你就得負責把病給我治好；我把人活着送過來了，人沒了就是你醫術不精、是你把人給治死了，你就得負責……很多醫鬧事件的發生都源於此：患者認為自己花了那麼多錢，醫生卻沒幫自己把病治好。

但患者錯解了幾個事實：

一，醫術的進步往往是技術的進步，就像朱良付説的，相比於醫生，科技才是治病的最大力量；

二，再安全的手術，都可能存在風險，這是概率問題，醫生無法承諾百分百安全；

三，這世上還有太多不治之症，以現在的醫學技術仍無法攻克。

歸結起來就是一個認知：醫生並不是萬能的。醫生會盡最大努力去救治患者，但家屬也得有最壞的打算。

《中國醫生》讓我們看到醫生面對疾病的無力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內科主任孫自敏，談起她職業生涯的“至暗時刻”：“在1990年，做過我們科15年的白血病回顧性分析，做了以後讓人家很悽慘，所有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就剩一個病人，最後那個病人還是不在了，就整個全軍覆滅。也就是我們這麼多醫生工作了15年，等於白乾了，你沒讓一個病人活下來。所以我當時不想當血液科醫生了……醫生再苦，它支持我們的是什麼呢，就是成就感，但是我們沒有任何成就感，病人都死了，你講我們天天在做什麼……”

《中國醫生》有這麼一刻，它就值得高分，因為它罕見地為公眾呈現了醫生在面對疾病的脆弱和無力。我們太習慣於“最後一刻營救”的神醫傳奇了，可事實上，醫院裏經常有這樣無力的故事，醫生經常要承認自己面對疾病的無力。

這絲毫不會損耗醫生的職業光芒，相反，醫生這個職業讓人尊敬，就在於醫生哪怕時常被無力感擊中，他們仍選擇直面疾病，與之戰鬥。就像有人説的，我們對於醫生這個職業的尊重，並非醫生萬能，而在於他們代表了人類可以用知識和科學去對抗自身的無常與脆弱性的希望之光。

氣餒歸氣餒，孫自敏還是迎難而上，她立志要攻克白血病。自2000年起，孫自敏帶領她的團隊進行非血緣臍帶血移植，終於攻克了臍帶血移植中植入率的難題，目前她所在的科室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臍帶血移植中心，給許多白血病患者帶去了希望。

電影《中國醫生》的觀後感 篇4

身邊有幾個醫生朋友，平日裏聚會總聚不齊，問起他們的工作感受，一個字“累”。

第三方機構做的一個調研《2019醫師幸福感指數研究報告》，在“中國醫師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提及率%”這一選項上，“超負荷工作量使得醫師身心俱疲”是提及率最高的問題。而就“工作量大、強度高”這一指標，認為“基本符合+100%符合的醫師佔比60.8%，接近2/3的醫師同意這種觀點，醫師工作量大、強度高是一種行業共識。

數字若顯得無感，《中國醫生》的實況拍攝就讓人看得真切。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醫院主任醫師、國家高級卒中中心主任，同時也是醫院心腦血管綠色通道的發起者。心腦血管病是我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發病緊急，短時間內得不到救治就容易致殘乃至致死，很多大型醫院為此專門設置了綠色通道。所謂的綠色通道，按紀錄片中的説法，要像軍隊一樣的，要做到24小時全天候，所有醫生鏈條都是住院值班，才能做到爭分奪秒去搶救患者。

醫院的綠色通道是朱良付發起的，所以剛開始每次急診，不管凌晨幾點，他都親自來。一台又一台的手術，一個又一個的病人，忙到凌晨是常有的事，而有時下班匆匆回家吃了飯，接到急診室電話又立即往醫院趕。主管護士對着鏡頭説道，“有一天朱主任的病人做到夜晚12點，還有16台造影，做到凌晨5點，他們才休息。”繼而她又感慨了一下：“絕對不讓自己的孩子當醫生，實在是沒有一點生活的樂趣，沒有生活質量的，家庭根本就沒有辦法管。”

24小時隨叫隨到、長期高強度的工作、飲食不規律、作息不規律，是很多醫生的工作狀態。南京鼓樓醫院心胸外科主任王東進，同樣是全年無休、全天無休。紀錄片拍攝他的那一天，他連做了三台手術，17個小時。17個小時得像雕塑一樣站着，全神貫注地進行精密的手術。王東進説，“心臟外科就是得身體最好，身體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而他患有嚴重的頸椎病，曾經痛到得戴着頸託才能上手術枱，而因長期站立他腿部靜脈曲張，得常年穿着彈力襪。

那麼醫生自個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勞累的？

朱良付的話特別令人觸動。他説，“天天就這樣作息不規律，工作量大，我就擔心有時候我會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責任都沒有盡到，我自己的醫療責任也沒有盡到。我現在是主任醫師，我們差不多要用25年才有可能培養出來，我現在44歲，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一個救死扶傷的醫生，擔心自己“過勞死”，又得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死、不敢死”——醫生的勞累、付出、擔當和犧牲，可見一斑。

要成為一箇中國醫生需要大量的付出，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至少也3年，整整11年；而從住院醫生到主任醫師，往往又需要10餘年時間。熬到了主任醫師，能力越大，承擔得也越多，很多中壯年的醫生自己也有一身“職業病”，他們“怕死”，但“不敢死”。

除了身體上的疲倦，醫生的累也體現在心累。醫患矛盾緊張，患者對醫生不信任，給醫生帶來很大的心理衝擊和心理傷害。

紀錄片一開始是朱良付對着鏡頭無奈、沮喪又不解地説，“曾經有個老太太，是一個老爺子的.家屬，那個阿姨説我想把你撕成碎片，説我把他家老爺子給害死了。我跟那個老爺子我們在病區裏關係很好的呀，他也很慈眉善目，我也不希望高灌注（腦高灌注綜合徵）發生。但他們也知道你是個好大夫，那個老太太一邊這麼説一邊還説，‘我近來高血壓了，你再給我看看’，但是不耽誤她投訴你。”

所以紀錄片才有這麼一幕，一次急救手術前，朱良付先用手機錄下與患者家屬的對話，確保他們知道手術可能存在的`風險。

《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曾説，他每個月會收到幾百封來自中國醫生的郵件，其中最常提到的主題是醫患關係緊張。“我確信，其他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的醫生像中國醫生這樣擔心。”

醫生如此辛苦卻還得憂心自己的安全，這怎麼看都匪夷所思。但它切切實實正在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