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感動中國人物張桂梅事蹟觀後感

張桂梅被評為感動中國2020候選人物，張桂梅同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邊疆民族地區教育事業和兒童福利事業，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一起來學習張桂梅的事蹟吧！下面小編為大家整理2021感動中國人物張桂梅事蹟觀後感範文5篇，歡迎閲讀，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張桂梅事蹟觀後感1

雲南省麗江市華坪縣女子高級中學建在半山腰上。

凌晨五點十分，天還沒亮，公雞開始打鳴，間或有一聲狗叫，一大片蟲鳴聲壓過來，風在山林間迴響，野貓、野狗、蝙蝠還有當地俗稱白鼻樑子的果子狸也會出現。校長張桂梅從三樓的一間學生宿舍走出來，打開手電筒，一層層打開樓道里的燈，一有光，這些山裏的動物就跑走了。

華坪女高的一天從此刻開始。

學生們五點半起牀，上午五節課，下午三節課，中間午休1小時，晚上分三段，一段2小時，11點半到12點之間熄燈，從週一到週六，每天都是如此。除學習以外，所有其他時間都被儘可能壓縮，吃飯不能超過10分鐘，跑步往返。張桂梅精心測算過，一分鐘約有30個學生打飯，一個年級159人全部打完需要5分鐘，最後一個學生也留有5分鐘時間吃飯。唯一的休息時間是週日11點到下午2點，這3小時內，學生們被允許外出，享受每週一次的洗澡時光。

乍一看，華坪女高和其他以軍事化管理為核心的縣中還沒有太大差別。在教育資源匱乏的中西部縣城裏，衡水中學模式被廣泛地複製。在大學聯考這個相對公平的遊戲中，對於很多出身社會底層的孩子們來説，以時間換機會是目前看起來最成功、也是現實中唯一有效的思路。

但華坪女高更為成功，或者説更為特殊。在衡中模式裏，“名校掐尖”是最關鍵的前置環節，而女高第一屆學生中，很多人會考分數很低，甚至沒有達到縣城分數線，這些學生在三年後卻幾乎全部考上本科，本科上線率達到100%。時任雲南省副省長李江感慨，這個成績非常了不起，因為女高的入口極低，來者不拒，沒有分數限制。

從2008年成立至今，華坪女高在12年內先後將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一千多個家庭因此脱貧，連續9年大學聯考綜合上線率百分之百。最新的2020年戰績顯示，女高共有159人蔘加大學聯考，其中150人達到本科線，本科上線率為94.3%。這些數字共同構成了女高神話，也讓校長張桂梅在今年成為焦點。

張桂梅事蹟觀後感2

楊文華覺得張桂梅太天真、過於理想主義。2004年9月，他正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和張桂梅一起去北京錄節目。途中，張桂梅提出要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楊文華堅決反對。在來到教育局之前，他在華坪縣第一中學當過13年老師，很清楚辦一所高中有多難，光是資金問題就很難解決。而且，張桂梅沒有任何學校管理經驗，一直在一線教學，從未進入過學校中層。

回到華坪後，張桂梅就開始四處籌錢，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轉機在2007年，她作為十七大代表去北京開全國黨代會。會上，她身上的一條破洞褲子引起了記者注意。張桂梅的“女高夢”於是出現在各大媒體的報道中，一夜之間全國皆知。回到華坪後，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議程，市、縣兩級財政共撥款200萬元。2008年9月，女高還沒有完成全部校園建設，就開始招生。當年的開學典禮由華坪縣縣長主持，市委書記也出席，規格很高，舉辦地點在教學樓前的一片空地，當時有一半地面還沒有硬化，塵土飛揚。

華坪縣給了女高最大的辦學自由。張桂梅有兩個要求，一是隻招貧困女生，不設分數線;二是學雜費全免。按照她的錄取標準，無論分數高低，首屆報名的學生全部被錄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後輟學4名，剩下96名。在聽説女高之前，這些學生中很多都因分數過低而即將輟學，有一個學生會考數學只有6分。但這樣差的成績進入女高後，大學聯考上線率竟達到百分之百。在越來越多家長的眼中，進女高就約等於上大學。

於是從第二屆開始，報名人數開始大於招生指標，此後一年比一年多。縣城的學生也想擠進女高，實際上，這些學生中很多家庭並不困難。面對這種情況，張桂梅很快發現無法按最初的設想篩選出學生，因為貧困無法量化。

楊文華現任華坪縣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説，2014年之前，華坪縣還沒有對貧困户建檔立卡，家家都來説自己貧困，後來有了制度性規定，又家家都能開出貧困證明。女高怎麼篩選貧困生?最終只能是擇優錄取。每年，華坪縣根據張桂梅的需求為女高分配招生指標，女高根據招生指標將報名的學生分數線從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雖然理論上不設分數線，但最後仍自然出現一個分數線。

女高成立之初就來到學校任教的張紅瓊將其稱之為參考分數線。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些年，縣城學生在女高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張桂梅每年招生時會盡量把控縣城學生的比例，比如她現在帶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縣城學生只有10個。雖然有分數線，但張桂梅每年仍會破格錄取一些學生。女高每屆有三個班，基本上每個班上約有10多個學生沒有達線。

但對於破格錄取的標準，《中國新聞週刊》瞭解後發現，除了張桂梅本人，無論是女高老師還是華坪縣教育局領導都並不清楚。兩輪摩托、房、車，這些都能成為她評判的參考標準。

“一些父母帶着孩子來學校找張老師，説家裏確實特別困難，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殘疾，她聽了後就會去實地走訪，瞭解學生家裏的情況，發現的確貧困就會錄取。”張紅瓊説。據她觀察，這些年女高錄取的大部分學生還是家庭相對貧困的。

在楊文華看來，中國國情不平衡，上海的“窮”和華坪的“窮”不可同日而語，華坪縣北部地區的窮和南部鄉鎮的窮也沒法比較，所以張桂梅只好自己去決定。“她親自去看各家的具體情況。你家裏有沒有洋房，有沒有車，她覺得你不窮就不應該來女高，有一陣她規定，家裏只要有兩輪摩托就不窮，”他説。

女高至今也沒有一套制度化體系化的破格錄取標準，錄取誰不錄取誰，張桂梅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在縣級政府層面，也給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允許她每年在招生指標外額外錄取一些貧困生。“對超出的人數，基本張桂梅上報，縣裏就會批，”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對《中國新聞週刊》説：“當然也不能超出太多，畢竟女高能招的人數也有限。”

實際上，對於是否劃一條明確的分數線，女高內部也有過討論。但張桂梅認為，“只要劃了分數線，這些貧困山區的孩子就進不來了，有違女高的初心。”

據女高2015級學生鄭珍珍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女高的參考分數線其實比華坪縣普高統一劃定的分數線要高一些，一般在縣城分數線與華坪一中的重點班錄取線之間。比如她那一屆，華坪縣的統一線是410分，女高的參考分數線是480分，縣一中重點班的分數線則是510分。

一個無法忽視的客觀事實是，雖然張桂梅數次強調女高不搞培優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屆比一屆好，這也是女高成績越來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據楊文華介紹，華坪縣僅有的兩所公辦高中，就是女高和華坪縣第一中學。華坪一中是全縣最好的高中，其重點班吸收當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質量在縣城高中裏處於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設計的辦學規模，是開設18個班共900人。但學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屆學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數時候，女高的校內承載學生都沒有超過500人。對此，楊文華指出，女高一直無力擴大規模，並非不想，而是資金不夠。

女高辦公室主任張曉峯算過一筆賬。女高每年花在一個學生身上的學雜費大概就要3~4萬，包括課本費、資料費、試卷費、大學聯考報名費等，甚至還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費和水電、綠化、維修等維持基本運轉的花費至少就要300萬元。

在這個位於金沙江山谷間的雲南小縣，縣財政自身就很緊張。2019年，全縣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只有2.5億元。據楊文華介紹，12年來，僅女高教師工資一項，縣財政的總投入就有1.1億元。

和所有資源枯竭型城市一樣，華坪縣也經歷了轉型。1990年代，華坪因煤礦帶來了個體經濟的繁榮，一度被譽為雲南的温州，在2013年之前，全縣一年的財政收入達到7個億，但此後因大量關停煤礦，財政收入直線下滑。此後，華坪縣嘗試過很多發展經濟的辦法，最終選擇芒果產業作為出路。目前，華坪已經成為中國緯度最北端的芒果產地，年產值超過10億元，種植芒果的農民一户年收入可達10萬元。但芒果屬於農業，在農業税取消後對地方財政並沒有貢獻，也因此，近年來縣財政一直捉襟見肘。

另一方面，芒果對氣候水土條件要求很高，只適合種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區地帶。華坪全縣97%的地區是山區，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積只佔22.4%。在廣泛分佈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數民族的高海拔地區，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貧困。

女高是邊建邊招，從2008年到2016年，先後分五期建設，共花費6000萬元，其中，雲南省財政投入約2000萬元，麗江市財政投入幾百萬，其他約4000萬元全部由縣財政負擔，但資金籌集過程非常艱難。楊文華説，女高規模小，且高中教育並非華坪縣關注的核心，義務教育才是財政必須兜底的重點，是上級考核的硬指標。全縣共有70所中國小，縣財政資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國小的危房改造和國中的搬遷合併上。

縣財政財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經費來源還有社會捐助。2020年7月，麗江華坪桂梅助學會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過1000萬元，主要用於學生的生活與學習。但這些錢如果用來持續擴招，仍然不足。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透露，張桂梅目前暫時沒有擴招的打算。

由於招生規模不夠，女高一直沒有進入到雲南省一級完(高)中榜單。這是由雲南省教育廳評定的一個重要排名，雖然名為完全中學，即為國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學校，但純高中也在評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學校入選，相當於公認的100強。排名靠前的學校，每年會得到中央和省級層面一定的資金獎勵。

據楊文華介紹，這個排名有一套考核機制，在教學質量上，最重要的五個指標分別是600分以上學生佔比、一本率、本科率、學業水平和統測通過率。如果僅依據這五個指標，女高早就應該進入榜單，且位居前列。但入選還有兩個硬指標，一是教學規模必須在1000人以上;二是學校高級和中級教師佔比至少達到70%，由於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輕老師居多，職稱晉升比較緩慢。華坪縣教育局希望女高能進入排名，但實現的前提是女高擴招。

楊文華認為，女高無法擴招的根本原因在於，女高是全免費辦學，不但免除了學生全部的學雜費，還經常要補助困難學生的生活費。他多次建議張桂梅適度收費，在他看來，女高一些學生的家庭並不太困難，適度收費既能減輕學校的資金壓力，也能擴大招生規模，相當於幫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並不矛盾。“但她堅決不幹。”楊文華説。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張桂梅性格的最大特點是堅定，一旦認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對都要做成，絕不妥協。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説，最初要辦女高，縣裏擔心只辦女子高中被説成封建，社會影響不好，建議張桂梅先在高中辦一個女子班，試驗一下，她堅決反對，説要辦就辦一所學校，多救一些山裏的女孩。楊文華建議她不要邊建邊招，張桂梅堅持，她説，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來，楊文華覺得張桂梅的教學理念和辦學思路逐漸成熟，但在她理想主義的一面，仍葆有不變的天真，“她是一個特別純粹的人”。

張桂梅事蹟觀後感3

2009年，女高創辦一學期後，首批招來的17名老師走了9個。張紅瓊是留下的老師之一，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説：“走的人大多是因為吃不了苦。”

張桂梅一開始就很明確，山裏的孩子基礎差，要想出成績，學生必須要“苦學”，老師更要“苦教”。她面試張紅瓊時，反覆對她強調，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張紅瓊同去的還有另外兩個女生，也畢業於雲南師範大學，張桂梅看她們瘦弱，搖搖頭。

女高老師流失超過一半，學校面臨崩潰。最艱難的時候，張桂梅發現，剩下的8名老師中有6名都是黨員，於是把他們召集到一起説：“如果是在抗戰年代，這個陣地上剩一個黨員，這個陣地都不會丟掉。我們剩6個黨員，我們能把這塊扶貧的陣地給黨丟掉?”會後，老師們在教學樓二層牆上畫了一面很大的黨旗，然後面向黨旗，宣誓。所有黨員都哭了。

在張桂梅事後的多次敍述中，這件事被視為女高辦學的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紅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雖然在教學中有一些紅色教育，但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老師的流失讓她意識到，面對女高的艱苦辦學條件和諸多客觀侷限，要想留住老師，就必須激發她們內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獻精神。與其説這是女高辦學的轉折點，毋寧説，這是張桂梅在辦學逆境中找到了堅持下去的錨點。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問張桂梅：“在女高採取紅色教育的模式，是和個人的堅定信仰有關，還是這是最適合女高的一種培養模式?”

她説：“兩者都有。”

從效果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在張紅瓊的回憶中，這次會議之後，張桂梅開始帶領老師們唱紅歌。每天下午五點半，學生們在吃飯，老師們在黨旗下集體唱《紅梅贊》，這是張桂梅最喜歡的歌劇《江姐》的主題曲。她一句一句教給老師，“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最初，張紅瓊覺得很尷尬，心想這都什麼年代了，還唱這麼老掉牙的歌曲，後來慢慢進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覺得奇怪了。“學生一開始都在圍觀，後來甚至會跟着唱。我們老師學生隨口哼出來的都是紅歌。”她説。

張桂梅在日常的每個環節滲透紅色元素，力圖在女高構建出一片紅色淨土。她不允許老師學生聽流行歌曲，學生去食堂吃飯時，她把手機放在小喇叭旁放紅歌。音樂課上大部分時間也在教唱紅歌，課間操時間則是紅歌會。

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點半，記者在現場看到，女高學生列隊集合後，先集體朗誦《卜算子·詠梅》，然後大聲喊出口號：“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的好女兒”“學習、學習、再學習”“奮鬥、奮鬥、再奮鬥”。熱身環節結束後開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讚歌》，這是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第二首是《紅色娘子軍》。此前還曾跳過《南泥灣》和《紅梅贊》。這些歌曲都由張桂梅精心挑選，旋律由專人改編後節奏感很強，既有年代感也有時代感，再請專人以此設計出系列動作。今年，為了讓學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軌，在跳第三套操時，張桂梅特意選擇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樂是近幾年的廣場舞金曲《山裏紅》。這種舞蹈節奏感很強，整個場景看起來大型蹦迪秀，有一種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從2010年開始，每週一的課間操新增了宣誓環節。黨員老師要宣讀入黨誓詞，學生們則重温入團誓詞，然後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每學期開學時，全體師生要抄黨章。每週六上午有一節思政課，由張桂梅親自執教，最長時可能持續2~3小時。課上，她會講自己最愛的江姐、趙一蔓和紅軍長征故事，不斷強調要學習紅軍的吃苦耐勞精神。每週日晚上七點半，高一學生要去階梯教室看紅色電影，既有經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祿》，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國》。除電影外，還會每週追劇，讓2009級女高學生陳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擊隊》，“當時每週看一集，我們都邊看邊哭。”

紅色信仰還以一種更具象化的方式體現於整個校園。最初，教學樓裏有一面手繪黨旗，後來在新建的足球場上新增了一面“巨無霸”黨旗，旁邊立着“共產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幾個紅色大字。“非常壯觀，站在這裏你會很震撼，這麼大一面黨旗，你站在下面，想説句髒話都不可能了。”張紅瓊這樣感慨。

和學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師的一天也從早晨五點半開始。地理老師張紅瓊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習，她要五點多起牀，臉來不及洗就騎車趕往學校，中午11點下班後，吃個飯，12點就要回來，下午課從2點開始，五點半結束，老師可以吃飯半小時，6點繼續上晚自習，直到11點半，天天如此。張桂梅要求，無論有課沒課，老師都得全天在女高，這樣學生有問題就可以及時找老師解答。

在女高，老師結婚、懷孕都不是偷懶“摸魚”的理由，想請長假很難，建校至今，沒有一個老師成功請過長假。2014年，張紅瓊懷孕了，但還要管全校衞生，早晚和學生一起掃地。為躲避掃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門，張桂梅就批評了她。對此她回憶説：“當時，我們的關係就有點冷淡了。後來孩子一歲多，我就主動和張老師申請當班主任，她説，你是一個老師，不能為了家庭就這樣鬆懈，還是要把自己的價值能力體現出來。”

有人問張桂梅，為何女高學生基礎差，老師年輕，大學聯考成績還那麼好?她毫不猶豫地説：“因為我們能吃苦，因為我們有理想信念教育。”

2011年，女高第一屆學生大學聯考成績出來後，震驚了整個縣城，縣委和縣教育局在華坪縣各中學組織了一輪又一輪“學習女高精神”，在全縣推廣女高黨建工作的經驗，要求其他學校校長每學期都去女高聽張桂梅講思政課，向女高學習教學管理經驗。

但胥國華也坦言，女高的模式複製不了，能學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師一樣奉獻得那麼徹底，其他學校老師很難做到。”

現任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的潘興陳曾在華坪一中任教，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華坪一中學習女高，要求老師在晚自習前、後一小時內都不得離校，要給學生義務答疑。雖然不算作課時工作量，但和上課一樣嚴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曠課，進行處罰，“結果收效很明顯，老師對學生的成績、心理狀況都能更準確地掌握，便於採取更針對性的管理和教學。”他説。但這只是複製了女高的一個具體措施。更多學校只是短暫地嘗試過女高做法，便很快放棄。

在9名老師陸續走後，張紅瓊也有過放棄的念頭。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她的辦公室門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滿了藥瓶，她正費力地往身上貼藥膏，很受觸動，也很羞愧。“張老師自己身患那麼多種疾病，仍在為大山裏的孩子堅持，我們年輕人怎麼還不如她，我於是想跟着張老師再堅持一下。”她這樣説道。

實際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們的校長。張桂梅丈夫早逝、沒有子女、沒有房和車，也沒有任何個人財產，每個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或給老師發獎金。她事必躬親，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親身實踐自己的理想。

張桂梅只有一個，從這個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複製的。作為旁觀者，華坪一中的老師對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女高成功的核心並不是軍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條紅色教育的模式來統領全校，從課堂內延伸到課堂外，貫穿高中三年學習的全過程。而能夠將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靈魂人物，就是張桂梅。

一個因此產生的問題是，張桂梅之後，誰來執掌女高?63歲的張桂梅早已過了退休年齡，身體狀況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2019年初，就被下過一次病危通知書。今年春節，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記者在詢問華坪縣教育局、縣政府領導後發現，對於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

張桂梅事蹟觀後感4

張桂梅現在耿耿於懷的，是女高學生中還沒有一個考上北大、清華。她在學校不斷強化着這個目標，每天課間操的最後一個環節，所有學生要齊喊：“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圍牆上寫着“北大清華我來了!”背景是列隊整齊的學生在操場跑步，盡頭處則是清北的標誌性校門。

但這些行動能起的實際作用有限。張桂梅對《中國新聞週刊》坦言，學生們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不是她們不努力，而是成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無法更進一步，夠不到最頂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績最好的學生考上了浙江大學，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學生也是如此，一本課本5、6遍地背，遇到不會的題就乾着急。“現在這個節我們死活打不開。”她着急地説。

張桂梅最初以為，女高學生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理解課本上的知識點，只會僵硬背誦，需要“一個老師幫她們點一下”。她咬咬牙，請長沙的一位名師來女高講課，一天給3萬元課時費。這位名師帶過的畢業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飯也要把這些老師請來。結果他來了以後，啪啪講完，學生們都傻了，一點也聽不懂。是他講得太高深了嗎?還是他的思維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給他的學生們可以這麼講，我們的孩子就不行。”

楊文華對此解釋説，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師來華坪教課，也會把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塗。他對這些學生的基礎薄弱情況、學習和行為習慣都不瞭解，用針對中國最優秀的高中生那一套來教大山裏的學生，這些學生聽得懂嗎?”

於是，張桂梅意識到，女高學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礎知識教給她們”。無論是外地名師，還是名校的大學生志願者，都無法從外部來解決一所鄉村中學面臨的困境。“請進來”並不是破局之法，一定會遭遇水土不服。

與“請進來”相比，楊文華認為，“走出去”是一個更有效的辦法。他指出，女高的問題是自己的老師培訓跟不上，外出培訓不夠多。相比之下，華坪一中就更重視教師的外出培訓，並有一套嚴格的監督制度。

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潘興陳在華坪一中任教時，曾去臨滄市參加培訓。他説，教育從來不是一個閉門造車的過程，外出培訓也並非是為了簡單模仿或達到其他老師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視野的同時，激發教師去思考，什麼才是真正適合自己的教學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質。

華坪女高的辦公室主任張曉峯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女高老師外出培訓確實不多，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學校老師數量少，缺席就會影響教學進度，且女高老師不僅要管學習，還要管生活。楊文華則認為，這雖然是原因之一，但並非無法克服。實際上，在師生比上，華坪一中的老師要比女高更加緊張，平均每個老師要教14名學生;而女高由於學生數量少，在編40位教師只需負責457名學生，平均下來，每位老師對應的學生不超過12名，比一中還少一些。

在楊文華看來，張桂梅不鼓勵女高老師外出培訓，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擔心女高老師們“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響”。“比如，外面學校的老師待遇更好，而女高是個講奉獻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後心收不回來怎麼辦。她最喜歡説的一句話是，某某學校把我老師的心搞亂了。我就和她説，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麼堅定，百毒不侵，你怕什麼?”

張桂梅事蹟觀後感5

12年來，張桂梅的每一天從清晨的教學樓巡視開始。5點30分，張桂梅打着手電筒，將5層教學樓的樓道一一點亮，早些年，她要趕走因為沒有院牆而進入學校的蛇和各種小動物，低飛的蝙蝠會劃破學生的臉。她站在二樓，手持喇叭，催促學生跑步進教室。

她希望順時針轉的每一分鐘都能逆轉貧窮。

她記得調任雲南華坪縣中心學校教書時，第一次目睹貧窮帶來的苦難：有學生沒錢置辦衣服，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還有家長來教書費，拼拼湊湊在桌上灑了一把，最大金額的5角，總共不到50元，“我就這些了，有了還給你送來。”

張桂梅常自掏腰包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腹腔中長了一顆2公斤大的腫瘤。

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張桂梅走了40分鐘。為帶好畢業班，張桂梅堅持上課，把學生送進考場再住院。有一天，張桂梅突然喘不上氣，有老師頂着風雨為她找氧氣袋。有學生家長在山裏採野靈芝，用機器磨成粉，拌在飯裏送給她吃，還有學生去山裏採摘野核桃給她。

山裏的婦女們為了給她治病捐款，10元、5元……縣長對她説，我們這個地方再窮，都會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這兒了。”張桂梅説。

2001年，華坪縣兒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讓張桂梅擔任院長，丈夫去世、無兒無女的張桂梅答應了。她發現，每一個孤兒背後都有一個悲劇性的母親，有殺死家暴丈夫獲刑的母親，有因重男輕女陋習導致分娩死亡的母親，有與丈夫感情不和離家出走的母親。

這讓張桂梅意識到，貧困的女孩成為貧困的母親，貧困的母親又將養育貧困的下一代，“惡性循環一直存在。”

班裏女孩本就不多，張桂梅發現，總有女孩讀着讀着就不見了，她去大山裏找，發現很多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了。有一次，張桂梅在家訪途中，看到一個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遠處看，她上前詢問這個女孩在想什麼，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説自己想讀書，但媽媽讓她嫁人換彩禮。張桂梅很氣憤，去女孩家裏試圖説服她的家人，費用她負責，但沒有成功。那個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樣子一直刻在張桂梅腦子裏。

張桂梅想創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機會，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但2004年，這個想法在不被當地教育部門理解，“什麼時代，還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資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個實驗室，最便宜的生物實驗室“就要五六十萬元”，大家覺得張桂梅“太天真”。

但張桂梅堅持要幹，“錢多錢少我不管。”早在2002年，她就四處“化緣”。她打印“好大一堆證明和宣傳材料”，去人多的街上、橋上發，想着一人捐幾元，捐得多了學校就辦起來了。

然而，5年只募集到1萬多元，有人罵她騙子，還有的向她吐口水。

張桂梅在2007年當選黨的十七大代表。當年，全國黨代表在麗江市只有兩人，張桂梅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張桂梅去了北京——一名記者發現她破洞的褲子，將她想創辦一所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見諸報端，引起政府重視。

在市、縣政府200萬元資金支持下，2008年4月，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投建，環境簡陋至極：沒有食堂、廁所、圍牆和大門，只有一棟5層教學樓，地上遍佈鋼筋水泥。

當年，張桂梅帶領17名老師擦洗教室，他們將牀從山下抬到教室，鋪上新被褥，貼上學生的名字，迎來第一屆新生：96個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