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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名人故事新版多篇

古代的名人故事新版多篇

古代的名人故事新版多篇

古代名人故事 篇一

蘇東坡晚年流放中的春節

限於篇幅的侷限,我們的目光不得不越過東坡在元?期間八年的仕宦生涯,而將目光繼續凝聚於東坡的苦難的流放,因為,詩人總是在苦難中更能閃耀人性的光輝,更能閃耀藝術的魅力,也就更為具有文學以及歷史文化考索的意義。紹聖元年(1094),年屆六旬的蘇軾被他昔日的學生而今的皇帝哲宗貶謫惠州,九月度大庾嶺,十月到達惠州貶所。兩個月後,蘇軾度過了他在惠州貶所的第一個春節。追思往事,東坡老人難免感傷:“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鬆間見層層。”去年還在陪侍玉輦,何等榮耀,牙旗儀仗穿行繁華的夜市,鐵馬踏響在冰河之上,而今年的春節,卻在江海之上漂泊,是禪房寄身的一個山僧。雖然也有膏火可舉,卻只見層層的松木、松木的層層。如同紀昀所評:“兩兩相形,不着一語,寄慨自深。”

在貶謫惠州的第三年,東坡更是一氣做了《新年五首》,先試舉其一:“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煮,煙濕落梅村。小市人歸盡,孤舟鶴踏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江村。”

首句涉及古代的一些民俗,那就是以人日的陰晴來占卜新年的是否豐收。杜甫也有《人日》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所以,東坡的“春愁連上元”,也就有了超脱個人的意思。第三句的“挑菜”,也是一種民俗,《蘇軾詩集》在此詩句下合注:“何焯曰:挑菜乃人日事。唐子西詩:挑菜年年俗。”如果説組詩“其一”重在個人心境的寂寥,“其二”則顯示了更多的不平之氣,矛頭指向佔據朝廷巢枝的當道羣小:“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佔結巢枝。……” “其三”則表達自己隨遇而安的心境和對於光明前景的希冀:“冰溪結瘴雨,先催凍筍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在瘴雨冰溪中,東坡看到了凍筍催生的信息。晉代的張翰思念家鄉的蓴菜羹而辭官還鄉,蘇軾卻説,惠州豐湖所產的藤菜,足可與蓴菜羹媲美,何必非要還鄉呢?因此,東坡在“其五”中説:“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居士常攜客,參軍許叩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

正當東坡欲終老惠州,“已買白鶴峯,規作終老計”(《遷居》)“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的時候,紹聖四年(1097)四月,六十多歲的東坡再貶海南。只因為東坡寫了“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縱筆》)的詩句,讓執政者不快,説蘇子瞻尚如此快活?於是,根據子瞻的“瞻”字,去目而貶儋州。不過有人占卜,説儋字有人,子瞻無礙。紹聖五年,東坡在海南儋州度過了他的第一個春節,上元燈節的時候,儋州的地方長官,為了表達對於東坡老人的敬意,邀請了陪同乃父過海的蘇過共度佳節——與蘇軾一生有緣的三位女性此時都已去世,最後一位陪伴蘇軾的王朝雲也在惠州去世,此次渡海,只有兒子蘇過陪伴。現在,蘇過也被邀過上元,只有東坡老人獨自度過這個貶謫海外的第一個春節。他靜靜地凝視着一輪孤月,月光照射進來,他驚訝地發現竟然有一隻蜥蜴盤在窗上:“靜看月窗盤蜥蜴”,這在嶺北的中原地區是很少見到的現象,這使蘇軾更為清醒地感覺着身在異鄉、而且是萬里之遙的海外。東坡老人獨坐凝視着盤窗的蜥蜴,心中想着什麼呢,他也許在盼望着惦記着兒子蘇過,“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同上),寂寞的心境躍然紙上,他也許還想了許多,回憶着他的坎坷的一生:“搔首淒涼十年事”呀!

元符三年(1100)正月,蘇軾在海南度過了第二個春節,他在人日做了《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二首》,從詩題上就可以看出,在這垂暮之年的春節裏,東坡老人心中想念的、惦記着的還是國家之事。北宋時期,黃河決口的問題始終困擾朝廷,神宗時期一些朝臣不顧黃河“東行河道已填淤,不可復”的事實和“水之就下者性也”的規律,一定要“回河東流”,“其役遂興”,蘇軾當時任侍讀,提出:“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的批評,遭到 “當軸者恨之”。此事與現代的一些違背自然規律的事件有着驚人的相似。蘇軾此詩説:“老去仍棲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典衣剩買何源米,屈指新蒭作上元。”(其一)説自己耄耋之年,仍然獨棲海村,只有在夢中才能與在大陸的作詩孫蘇符相會。在天涯海角度過了多少個人日,已經記憶不清,如果要返回大陸,會高興地經過鬼門關。(《山水志》:“廣西容、牢二州有鬼門關。諺雲:若度鬼門關,十去九不回。言多炎瘴也。”)我當年如同賈讓的三策已經應驗,證明是正確的,但是,我就如同當年孫權手下因耿直而死在交州的虞翻(《三國志》: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積怒,放之交州,在南十餘年,卒。)那樣不被赦免。海南米貴,我只能典賣衣物來買惠州何源海運來的稻米,屈指計算一下,新濾好的酒大概可以用到上元燈節吧!

五個月後,蘇軾終於返回大陸。(貶謫海南是蘇軾第一次遠離生他長他的大陸,元祐時期,朝廷曾經想派他出使高麗國,未能成行)他的心情是愉悦的:“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垂天雌霓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儋耳》)。

宋徽宗建中建國元年(1101)正月,蘇軾度過了他平生最後的一個春節,當時他正在北歸的路上。此時,東坡老人名滿天下,不僅僅是詩名的傳播,他的'胸襟氣度、做人風範,以及六十多歲的老人貶謫海南蠻荒瘴痍之地居然能夠生還,這不能不説是個奇蹟。在東坡返歸北上的沿路,出現萬人空巷的奇觀:“拓得龍光竹兩杆,持歸嶺北萬人看。”(《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東坡也不無自豪地説:“問翁大庾嶺上住,曾見南遷幾個回”(《贈嶺上老人》)“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東坡老人在其人生最後一個春節的這兩句富於哲理禪思的詩句,似乎可以作為令後人永遠玩味的遺言吧!

古代名人故事:高鳳專心致志 篇二

高鳳,字文通,家裏把種田作為職業。妻子曾到田地(勞作),在庭院裏曬麥,讓高鳳看守着雞。正值天下着暴雨,高鳳拿着竹竿誦讀經書,沒有發覺雨後地上的積水使麥子流走了。妻子回來感到驚訝詢問,高鳳才醒悟過來。

原文:

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為業。妻常之田,暴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

古代的名人故事 篇三

唐代文學家劉禹錫(772——842)在長期的貶謫生活中,大多時候有職無權,內心十分苦悶,希望能夠找到一種排遣憂愁煩惱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與僧人往來,研讀佛典,尋求解決人生痛苦煩惱的方法。隨着對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他從當初的好奇,已經變為深深瞭解箇中三昧,以至達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他自述自己案席上放的多是“旁行四句之書” (佛教典藉),來往者也皆是“赤髦白足之侶”的僧侶(《送僧元皓南遊》,《劉禹錫集)卷二十九)。與一般的好佛者不同,劉禹錫對佛教的尊崇是他一生苦苦求索的結果。他説自己做官二十年,一直在思索尋求一種人生之道,結果發現世上所謂的諸道,如科舉進仕、經商產業等,都難以行通,非為正途,只有佛教“出世間法”,才值得盡心。

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時期,劉禹錫被貶地朗州亦是佛教聖地。離城區二十華里的德山千明寺就是享譽華夏的十方叢林,四方衲子紛紛來此掛錫。劉禹錫常來此拜佛、參禪,與僧人探討佛理、佛法。經常亦有外來僧人來劉宅與其切磋禪理, “相歡如舊識,問法到無言” (《贈別君素上人》)。他與南嶽衡山、牛頭山、楊岐山等處的禪僧如仲制、靈澈、元暠、如智、慧則、廣宣、鴻舉、義舟、景玄、惟良等以及日本僧人智藏有廣泛交往,有的交往還很深。柳宗元《送元暠師序》曰: “元暠師居武陵(朗州)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劉禹錫送僧詩二十四首,大多數是在朗州寫作的。在《送僧元暠南遊》詩引言稱讚他“妙音奮迅,願力昭答”。劉表示“雅聞予佛而佞,亟來相從。”他從元暠那裏領悟到佛法的殊勝,感歎地説:“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予策名二十年”是指自貞元九年(793)至元和七八年(812、813),這二十年中,他正值廿二歲至四十歲的血氣方剛年華。貞元九年,時年二十二歲登進士第, 不久擢監察御史。在此期間,他常與柳宗元、呂温等“講疑考要王霸富強之術”,尋求解決社會危機的途徑。三十四歲時參與永貞革新失敗後而遭貶謫。他的政治抱負未能實現,百思而不得其解。 自從接觸佛法後,才悟到“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只有“出世間法”才能啟悟人心,拯救社會。

他在朗州十年寫了近百篇詩文,其中不少是宣揚佛法,讚歎高僧以及富涵禪味及禪境的篇章。其後,他為禪宗六祖大鑒禪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牛頭山第一祖法融大師、楊岐山故乘廣禪師等撰寫的碑文,以及撰寫的《佛衣銘》、《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毗廬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贊》、《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均顯現他受佛法的薰陶,心靈得到淨化,思想得到昇華,心身進入禪的新境界。如他在《贈別君素上人》詩引言中曰:“晚讀佛書,見大雄念物之善,級寶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惡見,廣疏便門,旁束邪徑。其所證入,如舟溯川,未始念於前而日遠矣。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在《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宣上人》引言中曰:“以為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悟無染者莫如散花。故業於淨名(經),深達實相。”還談到禪與詩的關係,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言曰:“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名聞於世者有焉。因定而得境,故滌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這都是他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痴的心得。佛家認為,戒定慧三法相資不可或缺, 因戒而生定,定而生意,此三者次第相生,入道之關鍵也。劉文説“定而得境”,使散亂的心水澄明,進入創作意境;開慧後遣詞造句,能得到精華而美麗的詞藻。這都是他達佛之知見,自家家珍的和盤托出。

古代名人故事 篇四

申不害 徇私謀官

申不害反對立法行私。“天道無私,是以恆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認為國君既要掌握駕馭羣臣的“術”,又要做到正直無私,這樣臣下才能忠於職守。他曾對韓昭侯説:“法者,見功而行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然而,《戰國策》中卻記述了這樣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請求韓昭侯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説:“這可是從你那裏學到的治國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勞大小授以官職等級,如今又請求為沒有建立功業的兄弟封官,我是答應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説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而拒絕你的請求呢?”申不害慌忙請罪,對韓昭侯説:“君王真是賢明君主,請您懲罰我吧!”對申不害“請仕其從兄官”這件事,史家歷來多有微詞,有説其虛偽投機的;亦有説其推行“法治”不堅決的,但從申不害重“術”和當時複雜的社會背景來考察,倒不如説這是他對韓昭侯的一次試探,正是韓昭侯對“徇私謀官”的嚴正態度,使申不害看到韓昭侯真是一位有作為的賢明君主,從而堅定了助其變法革新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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