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篇散文經典片段【新版多篇】

名家名篇散文經典：誰能辨認 篇一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學術着作中描述過歌德在魏瑪的生活。那時尋找這方面的材料很不容易，但還是陸續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麗的小城裏一直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從二十幾歲到高壽亡故，都是這樣。

那些平靜的敍述當時讀來總是疑惑重重，因為我們歷來被告知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總與作家的個人苦難直接相關。

也許歌德是個例外，但這個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刪略十分不易。由這個例外又想起中國盛唐時期的大批好命詩人，以及托爾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優裕的外國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轉變了方向。

如果一個文學規律能把這麼多第一流的大師排除在外，那還叫什麼規律呢？

今天到了魏瑪才明白，歌德在這兒的住宅，比人們想象的還要豪華。

整個街角一長溜黃色的樓房，在鬧市區佔地之寬讓人誤以為是一個重要國家機關或一所貴族學校，其實只是他個人的家。進門一看裏邊還有一棟，與前面一棟有幾條甬道相連，中間隔了一個長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實是門內馬車道，車庫裏的馬車一切如舊，只是馬不在了。

車庫設在內樓的底層，樓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區，卧室比較樸素，書庫裏的書據説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樣擺放，一本未動。至於前樓，則是一個宮殿式的交際場所，名畫名雕，羅陳有序，重門疊户，裝潢考究，好像走進了一個博物館。

腳下吱吱作響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樓板，那聲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誕生的最早節拍。

我一間間看得很細很慢，夥伴們等不及了，説已經與歌德檔案館預約過拍攝時間，必須趕去了。我説我還沒有看完，你們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夥伴們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乾脆耐下心來，在歌德家裏一遍遍轉。直轉到每級樓梯都踏遍，每個角落都拐到，每個櫃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來，憑着以前研究歌德時對魏瑪地圖的印象，穿舊街，過廣場，沿河邊，跨大橋，慢慢向感覺中的檔案館走去。

檔案館是一個斜坡深處的堅固老樓。在二樓上，我看到了他們的筆跡。

歌德的字斜得厲害，但整齊瀟灑，像一片被大風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顯自由，我想應該是多數西方有才華作家的習慣寫法。最怪異的莫過於尼采，那麼狂放不羈的思想，手稿卻板正、拘謹，像是一個木訥的抄寫者的筆觸。

歌德到魏瑪來是受到魏瑪公國卡爾·奧古斯特公爵的邀請，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

德國在統一之前，分為很多小邦國，最多時達到二三百個。這種狀態非常不利於經濟的發展、風氣的開化，但對文化卻未必是禍害。有些邦國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鑑賞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納賢達、樹碑立傳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獲得一個安適的創作環境，留下佳績。德國在統一之前湧現的驚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與此有關。

反之，面對統一的強權，帝國的夢幻，民族的迷思，卻很難有像樣的文化業績，更不待説在戰爭狂熱的籠罩下了。

歌德在魏瑪創造的文化業績，遠遠超過魏瑪公爵的預想，尤其是他與席勒相遇之後。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學史上着名的“狂飆突進運動”主將，歌德以《少年維特之煩惱》，席勒以《強盜》，還有他們的其他作品，對封建意識形態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掃蕩氣勢。

他們的精神前輩，應該是那位現實身份低微而歷史地位崇高的萊辛。歌德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特意讓主人公自殺前還在讀萊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相遇之時，“狂飆突進運動”的鋒頭已經過去，而他們已在開創一個古典主義時代。歷史將承認，德國古典主義的全盛時代，以他們的友誼為主要標誌。

這三個人，構成了我們對德國文學起點性的印象。他們幾乎都是哲學家，不僅深思，而且宏觀，有極高的學術素養。這使他們的作品有一種罕見的終極沉思的品格。

這種品格有兩個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學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萬匯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後一個方向，萊辛、席勒兩者兼融，在後一個方向上卻沒有歌德那樣圓滿。當然，這與歌德的優裕和高壽有關。

無論如何，德國文學以後濃郁的哲理素質，就這麼定下了。 看完歌德檔案館，我們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坐了一會兒，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錯的臨街小樓，但與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遠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關係。

就人生境遇而言，兩人始終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極盡榮華富貴，席勒時時陷於窘迫。

他們並不是一見如故，原因就在於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在兩顆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這種警惕，對旁人是一種永久的隔閡，而對知音，卻是一種慎重的準備。

從種種跡象看，兩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長十歲，但在席勒死後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懷念。

在他們交往期間，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幫助席勒，讓他搬到魏瑪來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後幫他買房，平日也不忘資助接濟，甚至細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幫助是具體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創作活動。

名家名篇散文經典 篇二

自從你生下來的那一剎那起，你就註定要回去。

這中間的曲折磨難、順暢歡樂便是你的命運。

命運總是與你一同存在，時時刻刻。

不要敬畏它的神祕，雖然有時它深不可測；不要懼怕它的無常，雖然有時它來去無蹤。

不要因為命運的怪誕而俯首聽命於它，任憑它的擺佈。

等你年老的時候，回首往事，就會發覺，命運有一半在你手裏，只有另一半才在上帝的手裏。

你一生的全部就在於：運用你手裏所擁有的去獲取上帝所掌握的。

你的努力越超常，你手裏掌握的那一半就越龐大，你獲得的就越豐碩。

在你徹底絕望的時候，別忘了自己擁有一半的命運；在你得意忘形的時候，別忘了上帝手裏還有一半的命運。

你一生的努力就是：用你自己的一半去獲取上帝手中的一半。

這就是命運的一生；這就是一生的命運。

名家名篇散文經典：圍啄的雞羣 篇三

伽利略趕在米開朗琪羅去世前三天出生，彷彿故意來連接一個時代：文藝復興基本完成，近代科學開始奠基。

佛羅倫薩聖十字教堂內的名人靈柩，進門右首第一位是米開朗琪羅，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種近距離的呼應和交接。

嚴格説起來伽利略應該算是比薩人。在比薩出生，在比薩求學，又在比薩大學任教。據説他曾在比薩斜塔上做過一個自由落體的實驗，現在有人經過考證認為這個實驗沒有做過，但世界各國旅人仍然願意把那座斜塔當作他的紀念碑。家鄉也願意，願意那麼大，願意那麼斜，讓世人看看一種因長期蒙冤而傾斜的人生力學結構也可能如此宏偉。

但是，他的靈柩卻安置在佛羅倫薩。不僅如此，在佛羅倫薩阿諾河畔的一個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組指揮交通的紅綠燈上方，好像對這座城市，他還要盡一點義務，哪怕是指揮交通。

我想這是有原因的。

那年羅馬教廷通知七十高齡的伽利略到羅馬受審，伽利略因患嚴重關節炎無法長途坐馬車，請求就近在佛羅倫薩受審，但教廷不許，年輕的托斯卡納暨佛羅倫薩大公費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轎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羅馬第一個迎接這位“罪人”的，是佛羅倫薩駐羅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還邀請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裏。

在如此險惡的形勢下，佛羅倫薩能在自己的地盤裏保護伽利略已經不易，沒想到它居然伸出長長的手臂，把這種保護追隨到教廷所在的羅馬。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邁的科學家對世事天真未鑿，他困惑地問尼科利尼：“為什麼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現在一看風頭不對都起勁地攻擊我我對他們做錯了什麼嗎”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對人性的瞭解，遠不如對天體的瞭解。您的名聲太大，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説：“小時候見到一羣小雞狠命地圍啄一隻流血的雞，我驚恐地問奶媽怎麼回事，奶媽説，雞和人一樣，只要發現一隻比較出色又遭到了麻煩，便聯合起來把它啄死。”

伽利略睜大眼睛聽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這場圍啄的中心活動，是要伽利略讀一份“懺悔書”。連女兒出於對父親生命安全的考慮也來勸他懺悔，他拒絕；但到最後，經過宗教裁判所的“嚴厲考驗”，他還是“懺悔”了。

“懺悔”在羅馬，而在佛羅倫薩，費迪南二世卻説：“我只有一個伽利略。”

憑着這一切，伽利略願意在佛羅倫薩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費迪南二世這種唯一性的評價，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圍啄，是雞羣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為了不再產生這樣的悲劇，即便讓他指揮交通，也心甘情願。

伽利略的懺悔，是跪在地上做的。懺悔的中心內容，是他曾在着作中認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並且運動着。這位患有嚴重關節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時一定十分困難，當終於跪到地上之後，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據他的學生文欽卓·比維亞尼回憶，他讀完懺悔詞後還歎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還是在轉動”

一位科學家當然不會在內心徹底放棄自己經過長期研究得出的結論，但他在當時當地是否真的説了這句話，我們還沒有看到除比維亞尼一人回憶之外的其他證據。我們能看到的那份懺悔詞是老人逐字逐句大聲宣讀的，當時曾散發到整個基督教世界。懺悔書中最讓人傷心的一段話，是他不僅承認自己有“異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證：

……當我聽到有誰受異端迷惑有異端嫌疑時，我保證一定向神聖法庭、宗教裁判員或地點最近的主教報告。這樣的話無疑是一種最殘酷的人格自戕，因為此間描述的伽利略已經不是一個懺悔者，而是“自願”要成為一個告密的鷹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殘酷着稱於史，動不動就把一批在宗教觀念上有“異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覺得比火刑柱更惡劣的是普及了一種人格災難。

鼓動人們為了一種看不見、摸不着的所謂觀念上的疑點，毫無顧忌地告密、揭發、反咬、圍攻、賣友。只要做了這樣的惡事，不僅能自保，而且還能瓜分受害者的遺產；如果不肯這樣做，則遲早災難臨頭。

這就以對生命最終威脅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處的惡，使之蔓延膨脹，顛覆全社會的人格系統。到了這時候一切胡作非為都能隨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還有人格殘存，就一湧而來，全力摧殘直到那個尚有人格殘存的人當眾放棄人格。

伽利略當眾放棄人格，除了願意成為告密者的“保證”勢必與具體的生理威脅有關外，懺悔卻是確實的。伽利略為什麼作這個選擇歷來各國思想界有過多次痛苦的討論。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一個令人費解的説法：伽利略“因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請求寬恕。”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在《伽利略傳》裏把這位科學家的懺悔寫成一個人格悖論，即他在科學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卻並不偉大；但布萊希特認為也有別的多種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學生憑藉着他所寫的一部着作證明，老師很可能是故意避開人生的直線在走一條曲線，因為沒有先前的懺悔就沒有後來的着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還是故意走曲線，懺悔的後果總的説來是可怕的。就個人而言，多年囚禁，終身監控，女兒先他九年而死，他後來又雙目失明，在徹底的黑暗中熬過了最後五年；就整體而言，誠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説，這個案件“結束了意大利的科學，科學在意大利歷經幾個世紀未能復甦。”

事情很大，但我總覺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潰與尼科利尼向他講了“雞羣圍啄”的原理有關。

尼科利尼作為一個外交家雖然勘破塵世卻有自己廣闊的流轉空間，他不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的伽利略並沒有這種空間，一旦看穿便無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虛假，他寧肯面對敵人，用一紙自辱的懺悔來懲罰背叛的“雞羣”和失察的自己。這相當於用污泥塗臉，求得寂寞與安靜。他這樣做不是為了保存生命來繼續研究科學，而是故意讓自己作為社會人的一部分徹底死亡。

後來他又有了新的科學着作，只是殘存生命的一種慣性動作。

正是這樣的事件，使我在歐洲期間不管到哪兒都放不過宗教裁判所。

看得多了，明白文藝復興雖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問題，卻還遠沒有建立一個基本的人格環境，因此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從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這樣的人也無濟於事，這就給後代一批批人文主義大師提出了艱難的課題。他們在人權和法制上所做的數百年努力，都是從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徑中起步。

那時候佛羅倫薩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護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兒子們的遺體遺物，靜靜地等待歷史返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