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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開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調研報告

開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調研報告

隨着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新社會階層人士大多分佈於經濟、科技領域，對推動科技進步，促進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概念，這是對新的社會階層本質屬性的高度概括，是我們黨對新社會階層人士的全新政治定位和社會定位。如何正確認識改革發展以來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努力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統戰工作，是新時期統戰部門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近年來，安陽縣委統戰部聯合安陽縣政協、安陽縣工商聯，通過發放調查表、走訪、座談、調閲社團資料、電話詢問等形式，對全縣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情況進行了廣泛的摸底調查,並就新形勢下如何充分發揮新社會階層人士的力量，為縣域經濟的發展和構建和諧安陽縣做貢獻進行了研究和探索。

一、安陽縣新社會階層的現狀和特點

安陽縣新社會階層人員主要有非公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人員兩部分組成。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其人員主要來自於工人、農民、幹部以及大中專畢業生，復員、轉業軍人等。截止目前，全縣六類新的社會階層人數已達2萬餘人。其中私營企業821户，參與投資2300餘人;個體工商户7613户;從事廣告、勞務介紹等中介組織19户,從業人員130餘人;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簽發《經紀人資格證書》的自由經紀人210人;律師事務所2所，職業律師19人;民辦中國小25所，教職工460餘人;職業技能培訓學校3所，教員教師110人;自由文化人、個體行醫者等專業人員2500餘人。在調查中發現，非公有制企業中還有數量可觀的高學歷高職稱科技管理人員,這些人大部分都是中專以上學歷，初級職稱的有60餘人，中級職稱的有120多人，高級職稱的有20人。

通過調研我們認為，全縣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遵紀守法，熱愛祖國。他們勇於開拓，善於發揮自己的特長，為縣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全縣新社會階層這支隊伍具有以下特點：

1、黨外人士比例高。他們中大多數懂法、懂經濟、懂專業知識，是難得的綜合型人才。他們有較強的責任感、同情心、正義感和民主意識，就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等諸多方面問題有自己的意見和見解，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訴求願望，有一定的參政議政願望。

2、從事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業的人數多。他們以合法經營取得財富，許多人都直接參與管理和勞動，相當一部分財富是靠自己的勞動所得。他們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為縣域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也因此贏得了社會的尊重，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影響。

3、為社會貢獻大。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大量出現，推動了經濟發展，增加了國家税收。他們通過自己創業，為其他人提供了就業門路，緩解了社會就業就業壓力。他們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積極參加希望工程、光彩事業等社會公益活動，以各種方式回報社會，為社會公益事業做出了貢獻。他們的出現和發展以及取得成就，改變了人們的就業觀念。

二、安陽縣開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主要做法與成就

1、強化制度建設

一是建立定期座談機制,定期組織社會新階層人士召開座談會，組織他們學習法律法規和政策，主動向他們通報縣委、縣政府近年來的工作成效、工作計劃及當前的一些新政策、新決議，聽取他們對縣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意見和建議。二是建立人才培養機制，和工商聯聯合舉辦了民營經濟理論與實踐培訓班，邀請知名專家為參加培訓的企業老闆和管理人員授課，邀請縣相關部門的領導針對本部門的相關法律法規為參訓人員講解;組織民營企業家到省裏參加高級研修班，提高他們的經驗管理能力。

2、強化服務意識

一是通過對全縣範圍的社會新階層人士進行調查摸底，建立了社會新階層人士代表人物信息庫，目前，已為80多名社會新階層人士中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建立了檔案，並從中篩選推薦多名入選省人才庫和市人才庫。向上推薦了8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擔任市人大代表，2名擔任市級政協委員，推薦32人擔任縣人大代表，34人擔任政協委員，提高了社會新階層人士的政治待遇。二是成立了安陽縣工商聯法律服務中心,解決了多年遺留的訴訟案件7起，為非公經濟維權4起，挽回經濟損失30餘萬元。成立了全縣非公有制經濟金融擔保體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三是是認真組織、積極參與安陽市社會主義事業優秀建設者評選活動。推薦我縣優秀民營企業鑫磊集團和利源集團參加評選。

3、優化活動載體

一是組織開展各類活動，增進相互瞭解。先後組織了社會新階層人士中的知識分子開展以醫療衞生、科技文化、法律法規、農業技術為主要內容的四下鄉活動，為羣眾排憂解難。二是開展千企幫千村活動，引導社會新階層人士中的非公有制企業主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使他們在資金、物資、文化等多方面給予鄉村大力支持。近年來，全縣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救災、新農村建設、助學等工作中捐贈物資達數千萬元。

三、目前安陽縣新的社會階層存在的主要問題

新的社會階層雖然在社會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仍處於發展階段，尚有一些問題需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加以解決。

1、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黨組織建設需要進一步深化。

2、統戰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對非公有制企業家的統戰工作做得比較多，對個體工商户、中介組織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的統戰工作沒有做到位。

3、利益訴求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寬。隨着經濟不斷髮展，改革逐步深化，新的社會階層的利益需求不斷增多，期望有一定的途徑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4、信息溝通平台欠缺。在調查座談中我們瞭解到，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間缺乏溝通平台，行業之間交流合作少、渠道少。希望多建立更多的商會組織，組織更多的活動，以便大家互通信息，加強了解，共同發展。

四、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是提高認識，加強引導宣傳。目前部分領導幹部，包括一些統戰幹部，對如何做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了解較少，對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識不夠。二是加強領導，完善工作機制。通過制度建設，使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進一步制度化，科學化。三是打造平台，創新工作方式。構築網絡、信息、組織平台，充分發揮平台的作用，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更好的為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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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xx：評《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xx：評《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階層是對人羣的劃分，同階級、等級一樣，不是對人羣橫向的劃分（如對牧人、漁人、農人、工人的劃分，它表現為勞動者分工，即人與某種勞動職能的固定結合關係），而是對人羣縱向的劃分。人羣的橫向劃分決定着人們怎樣互相交換其活動，反映着人對人的依賴關係。

人羣的縱向劃分決定着人的高低差別，反映着人對人的壓迫關係。在馬克思主義中既有階級概念，又有階層概念。

當這兩個概念並用時，階層通常是階級的組成部分，表示階級內部次一級的劃分，隸屬於階級，有時也包括其階級歸屬尚不明朗的過渡性成份。由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xx年1月出版）如實地指出了當代中國不是人人平等的無階層社會，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着高低差別的社會；比較客觀地描述了當代中國人羣的這種差別，為人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調查材料；在對人羣分層時，指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處於社會上層，產業工人處於社會下層，中間隔着6個社會階層，從而使讀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經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者，而後者則不是主導階層（第105頁），自然不再屬於領導階級，正在逐漸滑向弱勢地位；正確指出“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

”（第16頁）此外，還對政府有關部門在教育經費使用上的兩極分化做法表示了義憤（見此書第96-97頁），等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稱道的。

此書在描述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現象時，旗幟鮮明地用階層論代替了階級論。自然，它就沒有也不可能對社會階層進行階級歸併，正確揭示我國當前的階級狀況。

這裏所説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顯然特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作者認為它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已經“過時”，因而應當予以“掃除”（第104頁）。然而，在“掃除過時意識形態的障礙”（第104頁）的同時，此書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階層論並不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第5頁）。

為此，它求助於英文詞彙。説，在“大多數”英文文獻中，並不存在“階級”與“階層”兩個概念的明顯區別，“大多數”理論家都採用同一個詞彙：“cla”,它既可以被譯成“階級”，也可以被譯成“階層”（見此書第5-6頁），並就此寫了一大段説明。

這段文字似乎是想讓一部分贊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讀者感覺，此書所説的“階層”同“階級”本是同一個概念，此書所用的階層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就沒有必要把“階級”改稱“階層”。

但為什麼又改了呢？此書説：“在中文中，情況有所不同，‘階級’這一詞彙往往是指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概念——即由生產資料佔有來進行劃分的、相互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對立、鬥爭關係的羣體，這一詞彙讓人聯想到的是嚴重的社會衝突、動盪或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有些學者和民眾對這一詞彙還帶有反感情緒和否定傾向。而‘階層’常常被認為是不那麼具有衝突性並帶有等級性質的羣體概念。

”（第6頁）為了取悦於或者説糊弄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書便舍“階級”而用“階層”。那麼此書用的究竟是馬克思主義的階層論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階層論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擁護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人，還是想糊弄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人呢？這隻有細讀此書才能夠弄清楚。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係在階級、階層劃分中處於中心的位置。而此書説“僅用生產資料佔有這一指標來解釋社會階層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頁）。

因此，它“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佔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組織資源包括行政組織資源與政治組織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技術）資源是指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

”（第8頁）。這樣，雖然沒有徹底否定和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人與生產資料關係的標準，但是通過把這一標準從中心位置上拿下來並淹沒到眾多的其它標準中，已經在體系上改弦易轍。

它在反對“簡單地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第4頁）的同時，基本上採用了韋伯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理論。這樣的階層論並不是可以等同於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階層論。

當前，多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在我國並存。除了全民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以外，還有僱工和不僱工的兩種私有制。

在僱工的私營企業中，僱主在生產過程中直接佔有僱員的剩餘勞動，通過商品交換變成剩餘價值

xx：評《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2頁

。在市場中，特別是在股票市場中，大大小小僱工和不僱工的私有者再運用智慧把已經存在於社會上的剩餘價值儘可能多地撈到自己的錢袋中來（他們的代言人把這説成“創造”財富。

其實這不過是對已被創造出來的財富的再分配而已）。在當代社會，合法的剝削基本上是依靠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制企業通過承包、租賃等途徑在一定程度上化公為私，可以看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態）。

列寧説：“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3]不考察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係，就劃不清階級，就弄不清楚誰擁有剩餘勞動吸吮器，誰創造的剩餘勞動被別人吸走，就不知道誰在上，誰在下，誰是剝削者，誰是被剝削者。

此書把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係淹沒到眾多的其它標準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剝削，掩蓋了剝削。不提階級，掩蓋剝削，代表了誰的利益呢？我們可以從此書的以下觀點做出判斷。

一，它認為人與人之間應當有高低差別，社會分層現象是合理的。它説，人們應該“認可合理的階層分化機制和層級體系。

”（第64頁）“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對地位等級分化的認同，及其強烈的上升社會流動願望，既有利於現存社會秩序的維持，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第34頁）因此，“當前已經出現的社會經濟等級分化秩序”應該“合法化和穩定化”（第34頁）。

不但如此，“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機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階層結構”還“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第65頁），自然應該永世長存。二，它認為產業工人處在十個社會階層中的第8層，處在五個社會地位等級中的第4等即中下層（上有“中中層”，下有“底層”，見第9頁）是合理的。

產業工人個體應該脱離這個位置向上爬，而產業工人整體卻應該在這個位置上“穩定化”（第34頁）。三，要求“充分肯定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作用”（第119頁），認為私營企業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有力推動者和主要組織者”（第86頁），是“主導階層之一”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第86頁）。

這個階層的“主導性”作用和“主導性”社會地位應當得到“明確”和“社會認同”（第

為此，“應當在政治上賦予他們以較高的地位，讓他們擔當起與他們的主導階層地位相適應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頁）此書要求把私營企業主階層當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先進分子吸收到執政黨中來”（第119頁），即在不改變其原有階級屬性的條件下加入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先變成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再被吸收到無產階級政黨中來。

四，主張在這種社會分層結構中實行階層合作，並長治久安。它認為，在僱主佔有僱員剩餘勞動的條件下，僱主和僱員的利益並不呈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夠都達到最大化[4]。

各階層只要“通過相互妥協、協商和合作”，就能夠“共贏”，就能夠“使自己的階層利益實現最大化。”（第108頁）“在這種階層結構條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各階層共贏的結果。

”（第99頁）它還希望“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認同”（第66頁），“每一個階層所享有的地位與利益能得到本階層的認同，並且也能得到其他階層的認可或基本認可。”（第108頁）因為處在上層的階級、階層本來就認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級地位，所以這個呼籲主要是衝着處在下層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層去的，希望被壓迫者也認同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除了個人脱離原屬羣體向上爬以外，不產生改變所屬羣體（階級、階層）的等級地位的革命要求。

以上事實表明，作者在反對“簡單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同時，自己卻照搬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學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維護和辯護，表明作者已經在事實上充當了在中國大陸重新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成分的代言人。勿庸諱言，今天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其階級學説時相比，世界的階級狀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的差別和對立縮小和減弱了，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也縮小了。藍領工人的數量在經濟發達國家顯著減少，已經不佔人口的大多數。

白領僱傭勞動者的數量顯著增加。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的從業人員大量增加。

獨資企業的比例減少，而股份制企業的比例增加。由於信用的發展，交易方式的發展，通過僱傭工人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獲取剩餘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少，而通過流通在剩餘價值再分配過程中獲取剩餘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大。

這為按僱工人數來區分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傳統方法帶來了困難。然而，當代現實並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所能解釋的範圍，情況的這些變化並沒有達到能夠否定和推翻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説的程度。

只不過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的研究對象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只不過階級階層狀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需要對它進行新的分析。劃分階級和階層，特別是區分資本家與小業主的標準需要加以調整。

在堅持按生產資料所有制劃分階級和階層的前提下，需要補充一些新的劃分尺度。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的基本框架並未過時，並未失去真理性，絕大部分內容至今仍然適用，仍是分析人類社會羣體的有效工具。

運用這個學説，不但能夠説明階級狀況，而且能夠説明階層狀況。現在，經過經濟體制改革，我國恢復了私有經濟成分。

到20xx年底，註冊登記的個體經營者已達三千多萬户；私營企業已達一百七十多萬户；直接從事經營的私營企業主已達三百多萬人，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構成民族資產階級主幹的資本家16萬人的24倍多。這個事實表明，無論是小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都已經形成。

如果説，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前，由於消滅了私有經濟成分，因而不存在剝削階級的實體，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的現實功效一度不夠明顯的話，那麼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再生就使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和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的現實功效重新凸顯了出來。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不但能夠描述當代社會分層現象，而且能夠揭示這種分層的原因，揭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對立的根源。

如果否認階級鬥爭能夠使階級鬥爭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實際生活並不是這樣的。

現實生活不是夢幻，不能夠憑咒語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現或消失。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幻想出來，強加給現實的。

只要還有私有經濟成分，只要還有與這些成分相應的社會成分即階級，那麼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和隨之產生的階級鬥爭就不請自到，闖入我們的生活之中，並且揮之不去。不是什麼人否認它的存在就能夠在事實上取消得了的。

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即使在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鬥爭也起到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

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人權的改善、僱員待遇的提高，以及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所謂“福利國家”政策的出現，正是工人階級二百年來進行長期不懈的鬥爭的結果。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分層雖然有其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但是並不是人類的理想狀態。

我們的目標並不是使社會分層現象永恆化，而是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化等途徑最終消滅階級，消滅社會分層現象。在當前，則要如實指出資產階級已經重新形成；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正確認識和對待階級分化、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狀態時不應當用“雙贏”的幻想麻痺無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要啟發無產階級自己的不同於資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意識；自覺地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對於此書立場、觀點、方法方面問題的分析，就到這裏。下面説一説此書的一些硬傷。

一，第97頁説，“在1949-1978年的中國社會，主要只存在兩個階級和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事實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約有2·64億農業人口沒有進行土地改革[5]。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底才基本上完成（尚有約7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決定暫不實施）。

在此之前，地主階級作為實體並未消滅。而資產階級直到全面公私合營後，即1956年以後才不再作為實體存在。

一個以研究階級階層狀況為題的專著出現這樣的硬傷是讓人沒有想到的。至於“主要只”這種語法錯誤就不值一提了。

二，第61頁説“農業社會以農業為主導產業，因而占主導地位的階層是農民。”按照此書別處對“主導”一詞的用法，以及人們的歷史常識，農業社會的主導“階層”[6]並不是農民，在農業社會的前半段是奴隸主，後半段是地主。

大概作者自己對這種説法也心裏不踏實，所以在緊接着説工業社會時就不提誰是主導階層了。三，第16頁説，私營企業主階層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者”，第86頁又説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組織者”（第119頁、120頁也有市場經濟“組織者”的提法）。

這是對市場經濟的無知。在人類歷史上，只有獨立的經濟主體內部才實行生產要素和產品的直接分配，即計劃調節，才有經濟活動的組織者。

而在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勞動和產品的交換，只能通過商品和貨幣的形式，亦即通過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是由價值規律調節的，並不存在統一的組織者。

固然一些實力雄厚的經濟主體（如大壟斷財團、跨國公司、政府等）可以對整個社會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發生較大的作用，但是這同充當整個市場經濟的組織者是不同的兩碼事。這就是説，在市場經濟中，只有參與市場競爭的各個經濟主體才有組織者，而市場經濟本身不可能有組織者。

如果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點又可能是此書作者不同意的），因而存在着對整個社會經濟進行調控的所謂“組織者”的話，那麼有資格充當這個“組織者”的也只能是政府，而不是私營企業主。私營企業主只能充當歸其私有的本企業的經濟活動的組織者，而不能充當任何種類市場經濟的組織者。

四，第15頁出現了“私營企業或高新科技產業領域中的民營企業”的提法，把“私營企業”同“民營企業”並用。“私營企業”同“民營企業”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沒有表示清楚。

我們知道，“私營”是針對“公營”（國家經營或集體經營）説的，“民營”是針對“官營”（政府經營，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辦了不少這種企業）説的。不僅私營企業是“民營”的，而且勞動者在生產資料聯合佔有狀態中集體經營的企業也是“民營”的，不能説只有私人老闆才是“民”，聯合起來的勞動者不是“民”，全體公民不是“民”。

雖然私人老闆和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都是“民”，但作為企業經營者，前者是“私”的，後者卻是“公”的。因此，“私營”同“民營”屬於相容概念，“民營企業”對於“私營企業”是真包含關係，是不能並列使用的。

如果只承認私營企業才是民營企業，認為“民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全同關係，則一方面表明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所有制沒有弄懂，另一方面則表明使用“民營企業”這個詞不過是偷運“私營企業”的一種手法。五，第57頁説；“在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身份分層，凡出生農民家庭的人都是農民，凡出生在工人、幹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幹部。

”雖然它藉助於“凡”“一般”這種模糊不清並存在矛盾的語言來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為一談的錯誤還是很明顯的。六，在第50頁把私營企業主列入社會中間層，而到了第51頁又把私營企業主列入社會上層，自相矛盾。

等等。像這樣的硬傷還有一些，如果一一分析，本文必然非常瑣碎，就不説了。

雖然這些只是小毛病，但是，作為一個課題組的集體成果，存在這樣的疏漏，畢竟是不應該的。

【第3篇】評《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評《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階層是對人羣的劃分，同階級、等級一樣，不是對人羣橫向的劃分（如對牧人、漁人、農人、工人的劃分，它表現為勞動者分工，即人與某種勞動職能的固定結合關係），而是對人羣縱向的劃分。人羣的橫向劃分決定着人們怎樣互相交換其活動，反映着人對人的依賴關係。人羣的縱向劃分決定着人的高低差別，反映着人對人的壓迫關係。

在馬克思主義中既有階級概念，又有階層概念。當這兩個概念並用時，階層通常是階級的組成部分，表示階級內部次一級的劃分，隸屬於階級，有時也包括其階級歸屬尚不明朗的過渡性成份。

由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xx年1月出版）如實地指出了當代中國不是人人平等的無階層社會，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着高低差別的社會；比較客觀地描述了當代中國人羣的這種差別，為人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調查材料；在對人羣分層時，指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處於社會上層，產業工人處於社會下層，中間隔着6個社會階層，從而使讀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經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者，而後者則不是主導階層（第105頁），自然不再屬於領導階級，正在逐漸滑向弱勢地位；正確指出“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第16頁）此外，還對政府有關部門在教育經費使用上的兩極分化做法表示了義憤（見此書第96-97頁），等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稱道的。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革命黨而是執政黨，“目標”應當“變化”為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第7頁），通過廣泛妥協和“合作”實現各階層的“共贏”（第99頁，第108頁），即用階級階層合作來代替階級鬥爭。認為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對社會分層狀況“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第99頁）。這裏所説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顯然特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作者認為它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已經“過時”，因而應當予以“掃除”（第104頁）。

然而，在“掃除過時意識形態的障礙”（第104頁）的同時，此書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階層論並不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第5頁）。為此，它求助於英文詞彙。説，在“大多數”英文文獻中，並不存在“階級”與“階層”兩個概念的明顯區別，“大多數”理論家都採用同一個詞彙：“cla”,它既可以被譯成“階級”，也可以被譯成“階層”（見此書第5-6頁），並就此寫了一大段説明。這段文字似乎是想讓一部分贊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讀者感覺，此書所説的“階層”同“階級”本是同一個概念，此書所用的階層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就沒有必要把“階級”改稱“階層”。但為什麼又改了呢？此書説：“在中文中，情況有所不同，‘階級’這一詞彙往往是指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階級概念——即由生產資料佔有來進行劃分的、相互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對立、鬥爭關係的羣體，這一詞彙讓人聯想到的是嚴重的社會衝突、動盪或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有些學者和民眾對這一詞彙還帶有反感情緒和否定傾向。而‘階層’常常被認為是不那麼具有衝突性並帶有等級性質的羣體概念。”（第6頁）為了取悦於或者説糊弄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概念反感的那部分人，此書便舍“階級”而用“階層”。

那麼此書用的究竟是馬克思主義的階層論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階層論呢？它究竟是想糊弄擁護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人，還是想糊弄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人呢？

這隻有細讀此書才能夠弄清楚。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係在階級、階層劃分中處於中心的位置。而此書説“僅用生產資料佔有這一指標來解釋社會階層分化是不充分的”（第5頁）。因此，它“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佔有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的理論框架。組織資源包括行政組織資源與政治組織資源，主要指依據國家政權組織和黨組織系統而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經濟資源主要是指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文化（技術）資源是指社會（通過證書或資格認定）所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擁有。”（第8頁）。這樣，雖然沒有徹底否定和拋棄馬克思主義的人與生產資料關係的標準，但是通過把這一標準從中心位置上拿下來並淹沒到眾多的其它標準中，已經在體系上改弦易轍。它在反對“簡單地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第4頁）的同時，基本上採用了韋伯的社會分層與流動理論。這樣的階層論並不是可以等同於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階層論。

當前，多種生產資料所有制在我國並存。除了全民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以外，還有僱工和不僱工的兩種私有制。在僱工的私營企業中，僱主在生產過程中直接佔有僱員的剩餘勞動，通過商品交換變成剩餘價值。在市場中，特別是在股票市場中，大大小小僱工和不僱工的私有者再運用智慧把已經存在於社會上的剩餘價值儘可能多地撈到自己的錢袋中來（他們的代言人把這説成“創造”財富。其實這不過是對已被創造出來的財富的再分配而已）。在當代社會，合法的剝削基本上是依靠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制企業通過承包、租賃等途徑在一定程度上化公為私，可以看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不充分或不完全形態）。列寧説：“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3]不考察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係，就劃不清階級，就弄不清楚誰擁有剩餘勞動吸吮器，誰創造的剩餘勞動被別人吸走，就不知道誰在上，誰在下，誰是剝削者，誰是被剝削者。此書把人們同生產資料的關係淹沒到眾多的其它標準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淡化了剝削，掩蓋了剝削。

不提階級，掩蓋剝削，代表了誰的利益呢？

我們可以從此書的以下觀點做出判斷。

一，它認為人與人之間應當有高低差別，社會分層現象是合理的。它説，人們應該“認可合理的階層分化機制和層級體系。”（第64頁）“客觀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對地位等級分化的認同，及其強烈的上升社會流動願望，既有利於現存社會秩序的維持，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第34頁）因此，“當前已經出現的社會經濟等級分化秩序”應該“合法化和穩定化”（第34頁）。不但如此，“現代社會的階層分化機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階層結構”還“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第65頁），自然應該永世長存。

二，它認為產業工人處在十個社會階層中的第8層，處在五個社會地位等級中的第4等即中下層（上有“中中層”，下有“底層”，見第9頁）是合理的。產業工人個體應該脱離這個位置向上爬，而產業工人整體卻應該在這個位置上“穩定化”（第34頁）。

三，要求“充分肯定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作用”（第119頁），認為私營企業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有力推動者和主要組織者”（第86頁），是“主導階層之一”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第86頁）。這個階層的“主導性”作用和“主導性”社會地位應當得到“明確”和“社會認同”（第

6、87頁）。執政黨要想發展經濟就必須把自己的社會基礎向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傾斜”，即把這三個階層作為自己的主要社會基礎，如果不實行這種“傾斜”，就不能“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第38頁，它的表述方式是“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向這三個階層“傾斜”是“執政黨要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必然選擇”）。為此，“應當在政治上賦予他們以較高的地位，讓他們擔當起與他們的主導階層地位相適應的角色和使命。”（第105頁）此書要求把私營企業主階層當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先進分子吸收到執政黨中來”（第119頁），即在不改變其原有階級屬性的條件下加入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先變成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再被吸收到無產階級政黨中來。

四，主張在這種社會分層結構中實行階層合作，並長治久安。它認為，在僱主佔有僱員剩餘勞動的條件下，僱主和僱員的利益並不呈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格局，而是能夠都達到最大化[4]。各階層只要“通過相互妥協、協商和合作”，就能夠“共贏”，就能夠“使自己的階層利益實現最大化。”（第108頁）“在這種階層結構條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各階層共贏的結果。”（第99頁）它還希望“人們對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認同”（第66頁），“每一個階層所享有的地位與利益能得到本階層的認同，並且也能得到其他階層的認可或基本認可。”（第108頁）因為處在上層的階級、階層本來就認可自己和他人的等級地位，所以這個呼籲主要是衝着處在下層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層去的，希望被壓迫者也認同自己和他人的階層等級地位，除了個人脱離原屬羣體向上爬以外，不產生改變所屬羣體（階級、階層）的等級地位的革命要求。

以上事實表明，作者在反對“簡單照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同時，自己卻照搬了西方資產階級社會學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維護和辯護，表明作者已經在事實上充當了在中國大陸重新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成分的代言人。

勿庸諱言，今天與馬克思恩格斯創立其階級學説時相比，世界的階級狀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的差別和對立縮小和減弱了，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也縮小了。藍領工人的數量在經濟發達國家顯著減少，已經不佔人口的大多數。白領僱傭勞動者的數量顯著增加。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的從業人員大量增加。獨資企業的比例減少，而股份制企業的比例增加。由於信用的發展，交易方式的發展，通過僱傭工人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獲取剩餘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少，而通過流通在剩餘價值再分配過程中獲取剩餘價值的人的數量比例越來越大。這為按僱工人數來區分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傳統方法帶來了困難。

然而，當代現實並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所能解釋的範圍，情況的這些變化並沒有達到能夠否定和推翻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説的程度。只不過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的研究對象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只不過階級階層狀況已經發生了變化，需要對它進行新的分析。劃分階級和階層，特別是區分資本家與小業主的標準需要加以調整。在堅持按生產資料所有制劃分階級和階層的前提下，需要補充一些新的劃分尺度。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的基本框架並未過時，並未失去真理性，絕大部分內容至今仍然適用，仍是分析人類社會羣體的有效工具。運用這個學説，不但能夠説明階級狀況，而且能夠説明階層狀況。

現在，經過經濟體制改革，我國恢復了私有經濟成分。到20xx年底，註冊登記的個體經營者已達三千多萬户；私營企業已達一百七十多萬户；直接從事經營的私營企業主已達三百多萬人，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構成民族資產階級主幹的資本家16萬人的24倍多。這個事實表明，無論是小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都已經形成。如果説，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前，由於消滅了私有經濟成分，因而不存在剝削階級的實體，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的現實功效一度不夠明顯的話，那麼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再生就使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和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的現實功效重新凸顯了出來。

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不但能夠描述當代社會分層現象，而且能夠揭示這種分層的原因，揭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對立的根源。

如果否認階級鬥爭能夠使階級鬥爭自行消失，那固然很好。然而實際生活並不是這樣的。現實生活不是夢幻，不能夠憑咒語或者想象使事物出現或消失。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幻想出來，強加給現實的。只要還有私有經濟成分，只要還有與這些成分相應的社會成分即階級，那麼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和隨之產生的階級鬥爭就不請自到，闖入我們的生活之中，並且揮之不去。不是什麼人否認它的存在就能夠在事實上取消得了的。

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即使在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鬥爭也起到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人權的改善、僱員待遇的提高，以及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所謂“福利國家”政策的出現，正是工人階級二百年來進行長期不懈的鬥爭的結果。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分層雖然有其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但是並不是人類的理想狀態。我們的目標並不是使社會分層現象永恆化，而是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化等途徑最終消滅階級，消滅社會分層現象。在當前，則要如實指出資產階級已經重新形成；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説，正確認識和對待階級分化、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狀態時不應當用“雙贏”的幻想麻痺無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要啟發無產階級自己的不同於資產階級的獨立的階級意識；自覺地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以促進社會的進步。

對於此書立場、觀點、方法方面問題的分析，就到這裏。

下面説一説此書的一些硬傷。

一，第97頁説，“在1949-1978年的中國社會，主要只存在兩個階級和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事實是，新中國建立初期，約有2·64億農業人口沒有進行土地改革[5]。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底才基本上完成（尚有約70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中共中央決定暫不實施）。在此之前，地主階級作為實體並未消滅。而資產階級直到全面公私合營後，即1956年以後才不再作為實體存在。一個以研究階級階層狀況為題的專著出現這樣的硬傷是讓人沒有想到的。至於“主要只”這種語法錯誤就不值一提了。

二，第61頁説“農業社會以農業為主導產業，因而占主導地位的階層是農民。”按照此書別處對“主導”一詞的用法，以及人們的歷史常識，農業社會的主導“階層”[6]並不是農民，在農業社會的前半段是奴隸主，後半段是地主。大概作者自己對這種説法也心裏不踏實，所以在緊接着説工業社會時就不提誰是主導階層了。

三，第16頁説，私營企業主階層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織者”，第86頁又説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組織者”（第119頁、120頁也有市場經濟“組織者”的提法）。這是對市場經濟的無知。在人類歷史上，只有獨立的經濟主體內部才實行生產要素和產品的直接分配，即計劃調節，才有經濟活動的組織者。而在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勞動和產品的交換，只能通過商品和貨幣的形式，亦即通過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是由價值規律調節的，並不存在統一的組織者。固然一些實力雄厚的經濟主體（如大壟斷財團、跨國公司、政府等）可以對整個社會生產要素和產品的流動發生較大的作用，但是這同充當整個市場經濟的組織者是不同的兩碼事。這就是説，在市場經濟中，只有參與市場競爭的各個經濟主體才有組織者，而市場經濟本身不可能有組織者。如果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點又可能是此書作者不同意的），因而存在着對整個社會經濟進行調控的所謂“組織者”的話，那麼有資格充當這個“組織者”的也只能是政府，而不是私營企業主。私營企業主只能充當歸其私有的本企業的經濟活動的組織者，而不能充當任何種類市場經濟的組織者。

四，第15頁出現了“私營企業或高新科技產業領域中的民營企業”的提法，把“私營企業”同“民營企業”並用。“私營企業”同“民營企業”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沒有表示清楚。我們知道，“私營”是針對“公營”（國家經營或集體經營）説的，“民營”是針對“官營”（政府經營，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辦了不少這種企業）説的。不僅私營企業是“民營”的，而且勞動者在生產資料聯合佔有狀態中集體經營的企業也是“民營”的，不能説只有私人老闆才是“民”，聯合起來的勞動者不是“民”，全體公民不是“民”。雖然私人老闆和聯合起來的勞動者都是“民”，但作為企業經營者，前者是“私”的，後者卻是“公”的。因此，“私營”同“民營”屬於相容概念，“民營企業”對於“私營企業”是真包含關係，是不能並列使用的。如果只承認私營企業才是民營企業，認為“民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全同關係，則一方面表明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所有制沒有弄懂，另一方面則表明使用“民營企業”這個詞不過是偷運“私營企業”的一種手法。本站範文網版權所有

五，第57頁説；“在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身份分層，凡出生農民家庭的人都是農民，凡出生在工人、幹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幹部。”雖然它藉助於“凡”“一般”這種模糊不清並存在矛盾的語言來表述，但把家庭出身同本人身份混為一談的錯誤還是很明顯的。

六，在第50頁把私營企業主列入社會中間層，而到了第51頁又把私營企業主列入社會上層，自相矛盾。

等等。

像這樣的硬傷還有一些，如果一一分析，本文必然非常瑣碎，就不説了。雖然這些只是小毛病，但是，作為一個課題組的集體成果，存在這樣的疏漏，畢竟是不應該的。

【第4篇】新時期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調研報告

新社會階層人士大多分佈於經濟、科技領域，對推動科技進步，促進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下面是本站範文網小編整理的新時期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調研報告，歡迎大家閲讀!

新時期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調研報告

近幾年來,新的社會階層的規模和經濟實力不斷壯大，已成為我縣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推動力量。如何團結和凝聚這股力量，充分發揮其在經濟建設事業中巨大作用，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課題。寧縣委統戰部對社會新階層人士高度關注，主動介入，及時跟蹤研究新情況，積極支持、依法監管、有效引導、增進服務、協調關係、化解矛盾。通過多措並舉，我縣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已深深融入縣域經濟發展的大潮中，融入到社會事業的建設中。

一、基本現狀

1、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構成情況。據統計，目前寧縣新的社會階層人數6163人。各類私營企業294個，其中，私營獨資企業118個，私營合夥企業74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82個，私營股份有限公司20個;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私營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約15人;個體工商户5254户;中介組織(律師、會計師、資產評估師、審計師、其他)從業人員約200人;自由職業人員400人以上。全縣新社會階層中有市、縣政協委員43人，市、縣人大代表38人;市、縣工商聯會員890人;各級政府機構特聘人員60人，各級對應行業協會1000餘人。在此基礎上，確定了150名重點代表人士，建立了代表人士名單和信息庫，有重點的實行跟蹤服務和動態管理。

2、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結構特徵。總的來看，寧縣新的社會階層呈現以下特徵：一是年齡結構低，以中青年男性為主。私營企業主年齡在50歲以下，88%以上的自由職業者不超過45歲;二是學歷層次較高，私營企業主中30%的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自由職業者中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佔75%，市場中介組織從業人員中平均受教育水平達到大專以上，而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中大專以上水平的接近90%;三是收入較高，大部分接受調查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員認為自己屬於中等收入階層，收入一般高於社會平均工資;四是新的社會階層呈現多樣性和差異性，由於行業和崗位的要求不同、經濟收益不同，各階層在學歷、收入、心理壓力等方面有一定的差異性。

3、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思想活動特點。一是社交中自我定位較低。新的社會階層在創業過程中切身感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他們在心理上和社交中的身份定位不高。二是富而思進、富而思源。九成以上的私營企業主認為把個人財產投入企業再生產，能夠增加社會就業，保持社會穩定，可以為國家、社會多做貢獻，這是他們的社會責任。三是參政意識具有普遍性和差異性。總體來看，在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思想普遍活躍，要求參政議政、參與民主監督的熱情較高，願望比較強烈。具體來看，各階層的參政意識參差不齊，私營企業主、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科技人員的政治參與意識較強，中介組織從業人員次之，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政治參與意識較弱。

4、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做出的貢獻。近幾年來，社會新階層人士積極為社會公益事業捐錢捐物，積極參與扶貧活動，積極投身於光彩事業中，在抗震救災、助農增收、扶助弱勢羣體、安置下崗職工、助推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社會財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運用自己所擁有的生產要素，從事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活動，為社會創造了新的財富，向國家上繳大量的税收，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二是擴大就業門路，緩解就業壓力。新的社會階層不僅自身勇於探索，拓展新的就業形式，而且通過創立行業、興辦企業吸收了社會上閒散勞動力，以及國有企業改革和事業單位改制的富餘人員，緩解了社會轉型時期所帶來的巨大的就業壓力。截止目前，寧縣的非公經濟企業共安排勞動力就業8127名，安置下崗職工1206人，培訓各類人才8127人。三是捐助公益事業，推動社會進步。新的社會階層不少人致富思源，他們或為國家分憂，參與西部大開發，或資助周圍羣眾致富，或捐資助學、捐款救災，積極支持希望工程和光彩事業等社會公益事業。目前，全縣已有5385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參與光彩事業，興辦光彩項目69個，累計投資14767萬元，為社會公益事業捐款280.66萬元。

二、主要做法

近年來，我縣認真學習貫徹中發〔2022〕4號、甘發〔2022〕12號和甘辦發〔2022〕86號、慶發〔2022〕12號文件精神，以文件精神為指導，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作為推動和深化全縣統戰工作的新抓手，按照充分尊重、廣泛聯繫、加強團結、熱情幫助、積極引導的工作方針，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廣泛團結、服務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尊重他們的勞動創造和創業精神，凝聚他們的聰明才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為寧縣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1、建立協調機制，形成工作合力。在縣委統一領導下，形成由統戰部牽頭，組織、人事、宣傳、民政、工商、科技、勞動、工商聯、工會、共青團、婦聯等部門和團體共同參與的工作協調機制，形成新的社會階層工作合力，加強對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的指導協調。深入調查摸底，進一步掌握各鄉鎮各部門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基本數據和情況。既加強了政府對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指導和工作協調，使縣委、縣政府的有關重大決策體現為新的社會階層的願望和要求，也能及時反映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利益訴求和建議意見，供縣委、縣府參考，幫助他們解決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維護其合法權益。

2、加強教育引導，提高綜合素質。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仍處於成長期，其階層意識、階層利益等尚未完全形成。因此，要按照團結、幫助、教育、引導的方針，採取發展他們加入各級工商聯組織和各種協會，通過開展活動、舉辦學習班、召開座談會、個別走訪、發放資料供其學習等形式，對其進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法律法規和職業道德的宣傳教育，幫助其瞭解掌握國家經濟發展形勢、國家鼓勵發展產業方向和宏觀調控政策、税法知識，幫助他們搞企業文化建設，引導他們積極投身光彩事業、同心主題實踐活動、就業再就業工程等社會公益事業。既提高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整體素質，也擴大了企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縣委黨校將新的生活階層人士納入培訓範圍，切實加強對他們的政治引導和團結教育工作，幫助他們樹立社會主義利益觀，形成健康的經營理念、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引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愛國、敬業、誠信、守法、貢獻，致富思源、富而思進，自覺履行義利兼顧、扶貧濟困的社會責任，做社會主義事業合格的建設者。

3、發揮社團、社區作用，探索工作模式。去年以來，着手從社團、社區兩方面入手，開展新階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依靠已建成的各種社團組織和各類行業協會聯繫和團結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向他們宣傳黨的統戰方針政策，引導和教育他們愛國、敬業、誠信、守法、貢獻。同時，探索和開展社區統戰工作。將社區組織作為開展新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重要載體，着手建立社區統戰工作網絡，並組織和安排基層統戰力量探索和研究社區統戰工作新模式。

4、做好政治安排，培養代表人士。統戰部和工商聯將那些政治素質好、事業或企業經營不錯、具有較大影響力、有較高威望和有發展潛力的新階層代表人士作為重點聯繫對象，盡力安排進各級人大、政協和工商聯，積極引導參與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管理，組織他們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為他們提供社會活動平台，滿足其合理的政治訴求和願望，提高併發揮其在社會政治生活和專門行業領域中參政議政的能力，有意識地培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領軍人物，推薦他們擔任特約人員、行風評議員，參加各種通報會，參與行業內部的關係協調、矛盾化解;對政治素質好、經濟實力強、專業造詣深、社會影響大的代表人士在人大、政協以及工商聯等給予必要的政治安排，使他們能更好地影響和帶動一個羣體。

5、加強溝通交流，維護合法權益。把了解和反映新的社會階層的意見和要求作為統戰部門應盡的一項重要職責，去年以來，在工作實踐中嘗試探索建立每季度一次的非公有制企業家座談會例會制度，建立非公有制企業家與縣委、縣政府及有關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機制。通過定期的交流溝通，既加強了政府對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指導和工作協調，使黨委和政府的有關重大決策體現為新的社會階層的願望和要求，也使黨委和政府瞭解了新階層人士的利益訴求，幫助他們解決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維護其合法權益。

6、加強企業黨建，發揮職能作用。一方面強基固本，在面上覆蓋，在量上擴張。積極引導幫助非公企業建立健全基層黨組織，把支部建在門店、項目部上，着力擴大非公企業黨組織覆蓋面;在堅持標準的前提下，把非公企業中的業務技術骨幹培養成黨員，把黨員培養成業務技術骨幹。走開輸血與造血路子，在招聘企業管理人員和員工時，幫助推薦黨員到非公企業工作，在相同條件下優先錄用黨員，不斷擴充非公企業黨員數量，壯大非公企業黨員隊伍。另一方面發揮黨組織示範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為非公企業黨建樹立標杆。堅持以點帶面，在選擇基礎條件好、企業主支持、組織活動經常的非公企業黨組織中開展黨建示範點建設，完善黨組織功能措施，規範黨組織工作生活制度。注重培養鍛鍊非公企業黨組織人員隊伍，大力培養樹立黨建促發展先進典型，使黨組織成為企業發展的戰鬥堡壘。培養引領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使黨員成為企業發展排頭兵。

7、加強信息宣傳，營造輿論氛圍。充分運用思想輿論工具，通過現代傳媒、信息手段，瞭解新的社會階層思想動向，宣傳黨的統戰方針政策，營造做好統戰工作的社會輿論氛圍。一方面在寧縣電視台、《寧縣統戰動態》和網站上開闢統戰宣傳陣地，展示新的社會階層的先進典型，及對經濟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如光彩事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等，矯正社會對新的社會階層的不良心態及誤解。另一方面，大力宣傳黨對新的社會階層的方針、政策，讓他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正確的前進方向，與其他社會階層一起在黨的領導下不斷進步。

三、存在問題

1、工作載體作用不力。雖然為開展社會新階層人士統戰工作我縣成立了諸多社會團體和行業協會、商會，但在實際工作中，這些載體往往只能起到一定的溝通聯絡作用，對一些成員關心的問題無法解決，而且統戰部也主要依靠與其它相關部門協調溝通幫助解決社會新階層人士所面臨的諸多困難，在解決一些急難問題時成效不顯，從而使得這些工作載體在社會新階層人士心中的地位較低，載體應有作用未能發揮。

2、政治參與途徑有待突破。與日益發展的新的社會階層的規模相比，現有參政議政渠道仍顯得狹窄，應該讓更多新階層的優秀分子參與到人大、政協甚至是政府中去。

3、黨建工作仍需加強。雖然在非公企業黨建方面，縣委統戰部、縣工商聯做了許多工作，但非公企業黨建並沒有實現全覆蓋，已建立的黨組織則按行業、所有制性質等多頭歸口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統戰工作的力度。黨員素質有待進一步提升。

4、統戰工作覆蓋面不全。對個體工商户、私營企業主，工作做得比較多;但對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對外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的工作還很不夠，尤其是後兩者，由於處在比較鬆散的狀態，很難掌握他們的基本情況和思想狀況，因而工作難度較大。

5、對新階層成員的關心服務不夠。新階層人士在事業發展過程中經常面臨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如市場準入、信息公開、融資、賦税等方面顯失公平，在個人職稱評定、獲取獎勵等方面也比較困難。現有的行業組織仍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對他們的關心和服務不夠。

四、對策建議

加強新的社會階層的統戰工作，是增強黨的凝聚力工程的重要環節,也是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利於國家政治制度的鞏固,有利於完成統一戰線肩負的重任。我們必須團結新的社會階層的力量，在工作內容上要多方探索,積極引導。

1、整合資源，形成工作合力。一方面把統戰工作寓於人才工作、社會就業工作、工商聯工作中，通過人才辦、人事局、工商聯這些載體加強與他們的聯繫和溝通，掌握情況，把握思想，提高工作針對性和成效。另一方面建立統戰工作相關的新機制，建立由縣委統戰部負責牽頭、有關部門領導參加的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建立相關單位之間密切配合的聯繫制度，在工作上形成條塊結合的合作機制。開拓統戰工作思路，提供舞台，塑造形象。

2、加強培養，提高政治待遇。幫助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加快發展，提高政治待遇，引導他們積極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是統戰部門在開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時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社會新階層人士往往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因而更為迫切地希望提高政治待遇，針對這一點加以正確引導，通過多種形式的培養和考察，把一批政治上擁護黨的領導、經濟上服從大局的優秀人士推薦到人大、政協擔任代表或委員，從而增強他們參政議政的能力和參與經濟社會建設的自覺性。

3、加強黨建，全面提升素質。一是加強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吸收黨員的工作，在非公經濟企業建立健全黨的組織體系並逐步理順管理體制，可以試行將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統一進行歸口管理。二是加強非公企業黨務工作者隊伍建設。每年冬季組織非公企業黨員進行集中輪訓，着力提高非公企業黨務工作者、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創建非公企業黨員工作論壇，為非公企業黨組織、黨員搭建起溝通思想、交流經驗的有效平台。三是引導組織新的社會階層加強學習，掌握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及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黨的方針政策以及市場經濟和現代管理知識等，提高他們的綜合素質。四是紮實開展各類主題活動，進一步深化新階層人士對黨的知識和路線方針政策等的瞭解，培育激發他們愛黨、愛國、愛人民之情，堅定他們高舉旗幟、永遠跟黨走的理想信念，提升整體素質。

4、創新思路，提高思想共識。一是對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上關心培養，做好新的社會階層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工商聯領導班子的推薦提名工作，在嚴把質量關的前提下，力爭在數量和領域上有所突破，選拔優秀分子擔任人大、政協甚至是政府的領導職務，暢通新的社會階層的參政議政渠道。二是對新的社會階層思想上引導鼓勵。通過幫助新階層人士釋疑解惑、解決他們切身的實際困難，不斷減少思想上的不適應、不一致和不穩定，起到求同存異、團結大多數的效果。表彰鼓勵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為社會做貢獻，對富而思進、富而思源的典型要加強宣傳報道，並予以適當獎勵，引導他們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結合起來，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5、做好服務，解決實際問題。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給予真誠地服務和幫助，要深入瞭解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困難，在市場準入、融資、職稱評定、政府獎勵和社會資助等方面提供協調幫助，做好服務，協助解決一些實際問題;通過宣傳報道引導全社會對新階層人士的進一步認同，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保護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創造性，為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勞動、工作和經營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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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調研報告

關於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調研報告

如何團結和凝聚新的社會階層對禹州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推進力量，充分發揮其在建設美麗禹州中的重要作用，是新形勢下全面做好禹州市統一戰線工作的一個嶄新課題。今年以來，為推進禹州市“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不斷提升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水平，市委統戰部成立了一個專題調研組，通過走訪座談、數據摸底、聯繫溝通等形式，對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進行了調查研究，並根據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精神，結合禹州實際，就開展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形成了初步認識。

一、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的發展現狀及作用

1、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分佈情況

目前，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主要包括民營科技企業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中外合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户、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以及留學人員和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等。截止2022年底，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達6.75萬人以上。其中，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近2.43萬人，受聘於中外合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69人，個體工商户達到3.046萬人，私營企業主6379人，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2668人，自由擇業者3689人以上。登記的各類中介組織149户，人才服務中心1個，註冊律師事務所1個，税務師事務所4個，勞動就業中心1個，職業介紹所2個，民辦中學1所，九年一貫制學校19所，民辦國小38所，民辦幼兒園328所，婚姻介紹所4個，旅遊中介服務所13個，勞務介紹所16個、房屋中介20户、家政服務中介機構8户。留學人員23人，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46人。

2、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呈現以下特徵

一是年齡結構低，以中青年為主。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中78.8%的年齡在26-50歲之間，近72%的私營企業主年齡在50歲以下，93.3%的自由擇業者年齡不超過45歲。二是學歷層次較高。私營企業主中48%的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自由擇業者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佔94%以上，中介組織從業人員中平均受教育水平達到中專以上，而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管理技術人員大專以上水平的接近80%。三是收入較高。大部分接受調查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員認為自己屬於“中等收入階層”，收入一般高於社會平均工資。四是新的社會階層人員呈現多樣性和差異性。由於行業和崗位的要求不同、經濟收益不同，各階層在學歷、收入、心理壓力等方面有一定的差異性。其中，高學歷者在民營科技企業最為集中，私營企業主的收入相對較高，中外合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穩定性較強，自由職業人員生存壓力。五是黨外人士比例較高。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大多數是黨外人士，並且普遍具有專業水平高、參政議政願望強、熱心公益事業的特點。

3、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所起的作用及貢獻

(1)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社會財富。截止2022年底，全市非公經濟實現增加值44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11.1 %;工業產值 140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7.8%;佔全市總量的 86%以上;禹州市規模工業企業426家，規模工業總產值達到 1321億元。其中年產值超過10億元的企業4家，超億元的企業136家;2022年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年上繳利税佔全市財政收入的96%，前50名納税大户中有36名為新的社會階層中的非公企業，對社會的貢獻率明顯提高，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快速增長，有效增加了禹州市經濟總量，成為支撐禹州市國民經濟的主體力量，新的社會階層已經成為推動全市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2)擴大就業門路，緩解就業壓力。2022年，禹州市個體工商户和私營企業共提供了近2.9萬個就業機會，其中解決農村富餘勞動力1.8萬多人，全市個私企業吸納從業人員年均增長率達20%。同時改善了就業結構，解決了就業難等社會難題，增加了家庭收入，緩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

(3)捐助公益事業，推動社會發展。三年來，禹州市非公企業家捐贈災區資金達930萬元，捐贈市中、國小助學基金720.1萬元，禹州市愈來愈多的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不斷投身於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累計捐贈資金7000多萬元。

(4)參與新農村建設，推進民企聯村。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積極投身“百企幫百村”，開展“民企聯村”共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活動，特別是禹州市的創建及城鄉環境綜合整治工作，不斷探索新農村建設的新思路、新載體、新方式，通過採取充分發動、分類指導、典型引路、重點推動等措施，在整村推進、產業化扶貧、勞動力轉移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貢獻。

4、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現狀

一是非公經濟的黨建工作有所加強。十八大以來，禹州市開展了在新的社會階層中發展黨員工作，在具備一定規模的非公企業中建立了黨組織，現已處於探索和建設規範階段，截止目前，禹州市在非公企業中建立了139個黨支部，共有891名黨員，對吸納非公經濟中優秀分子入黨進行了積極探索。二是拓寬了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參政議政渠道。一批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通過人大、政協、工商聯等渠道參與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據統計，全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當選許昌市人大代表29人、省政協委員1人、許昌市政協委員17人，當選禹州市人大代表70人、禹州市政協委員166人。

二、目前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一是黨組織建設比較薄弱。在一些雖已經建立黨組織的企業中，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制約，黨建工作難開展、黨組織和黨員作用發揮難等問題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企業黨組織沒有活動陣地，活動經費不足;有的進入企業決策層和管理層的黨員，對企業重大問題不瞭解、不知情，無法開展有效監督;一些企業沒有專職黨務幹部，部分兼職黨務幹部對思想政治工作不熟悉，簡單套用國企的工作模式，工作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

二是統戰工作開展不均。對非公企業家統戰工作做得比較多;但對於個體工商户、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外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的統戰工作還很不夠，由於他們處在比較鬆散的狀態，很難掌握他們的基本情況和思想狀況，因而工作難度較大。

三是利益訴求渠道不寬。隨着社會不斷髮展，改革逐步深化，新的社會階層的利益需求不斷增多，他們都期望有一定的途徑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一些綜合素質較高、經濟實力較強的社會新階層人士要求在人大、政協和有關社會團體中作政治安排、參政議政的願望則更為強烈。但目前跟黨和政府溝通訴求的渠道還不夠寬暢，平時有什麼建議或想法只能通過寫信或向媒體反映或網上傾訴，這些都不是規範的渠道，而且收效甚微。

四是信息溝通平台欠缺。在調查座談中，企業主深有感觸的是：禹州市近幾年的投資環境有了很大改善，但行業之間交流合作少，同行業的或跨行業的幾乎沒什麼接觸交流的機會，互不認識，無法溝通。希望多建立合適的行業商會組織，以此為紐帶，將大家團結起來，象大家庭一樣，才能抵禦企業經營中的多種風險。

五是工作載體作用難顯。雖然為開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禹州市已成立了諸多各類社會團體和行業協會、商會，但在實際工作中，這些社團組織沒有相應的職能，往往只能起到一定的溝通聯絡作用，對一些成員關心的具體問題無法解決，而且市委統戰部也主要依靠與其它相關部門協調溝通幫助解決社會新階層人士所面臨的諸多困難，在解決一些急難問題時成效不顯，從而使得這些社團組織在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心中的地位比較低下，載體應有作用未能發揮。

六是社會流動性比較大。就禹州市而言，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分佈遍及工業、貿易、餐飲、建築、房地產、運輸、教育、衞生、科技、法律服務以及新媒體網絡服務等多個行業和領域，企業發展存在極具不穩定性，開業的、歇業的、成功的、轉行的、發跡的、破產的，每天都在發生。由於主客觀原因，他們不斷變換職業和身份，在整個社會結構中不斷流動，加之就業方式、生活方式、組織方式的多樣性，因而，新的社會階層羣體呈現出較大的流動性、複雜性和不穩定性。

三、對開展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思路和建議

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強調，要高度重視和做好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中的知識分子工作，引導他們發揮積極作用。他們是新的社會階層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要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作為統戰工作新的着力點，作為統一戰線團結各方面力量的新的增長點，擺上部門重要議事日程，積極配合市委、市政府加強工作力度，充分發揮相關部門的工作職能，形成上下一盤棋，統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確保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落到實處。

(一)整合資源，形成合力，為新的社會階層工作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根據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多層次、寬覆蓋、社會化的發展趨勢，建議建立由市委統一領導、統戰部牽頭協調，機關部門共同參與的工作聯動機制。通過定期或不定期召開聯繫會議、座談會、信息交流會，及時瞭解和掌握新的社會階層的發展動態，制定相關措施，形成條塊結合、多方聯動、運行高效、齊抓共管的大統戰工作格局。

1、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建立工作例會制度、情況通報制度、人才交流制度、信息共享和交流制度、重要活動的分工協作制度等，通過制度的制定，明確各自的分工和職責，各相關部門從各自的基本職能出發，溝通情況，相互配合，形成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的合力。統戰部在聯動協調工作中，充分發揮指導性作用，將各部門新的社會階層工作串起來，切實負起協調、監督、檢查新的社會階層工作各項任務落實的責任。

2、建立健全定期座談機制。建議市委、市政府及有關部門領導定期與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進行座談，時向他們通報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介紹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及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有關情況，傳達有關重要文件，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通過工商聯、僑聯、海外聯誼會等社團組織，召開各種座談、聯誼、情況通報等會議形式，一方面將市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動向進行事先徵求意見，另一方面也利於新的階層代表人士反映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結合禹州市協商民主制度改革工作，市委、市政府要多方聽取問題、意見和利益訴求並積極作出反饋。同時要通過人大、政協召開的黨外人士政情通報會以及考察調研等活動，充分發揮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方面的作用。

3、建立黨建工作機制。在符合條件的新的社會階層中建立健全黨的組織體系，探索適合非公有制企業特點的黨組織活動方式，加快吸收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入黨，特別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認識、解除顧慮，確實解決私營企業主入黨這個“敏感點”、難點和薄弱環節，從而緊緊依靠企業中的黨組織、黨員骨幹分子、黨員企業主，密切圍繞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創業活動和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開展好統戰工作。

4、逐步建立健全績效考核機制。市委統戰部要結合黨外代表人士年度綜合評價，逐步建立健全績效考核機制，做到目標分解清晰、責任主體明確、檢查考核有尺度、獎懲有標準，保證工作不虛化、不走過場，確保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實效。

(二)把握重點，拓寬渠道，確保新的社會階層統戰工作取得實效

1、把握隊伍培養環節。要把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的培養選拔納入禹州市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總體規劃，按照有較高政治素質、專業造詣深、有較大社會貢獻、有較強參政議政能力、在所聯繫階層中有較大影響的標準，通過聯席會議，與有關政府部門和團體共同研究，選拔培養一支數量充足、素質過硬以及有影響力的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隊伍，建立禹州市新的社會階層人才庫。要明確培養標準，着重從政治素質、思想水平、理論素養、羣眾基礎等方面進行考察和衡量，逐步建立和完善評價體系。完善新的社會階層代表人士物色、考察、培養、安排機制，有重點地培養選拔，並及時作動態跟蹤。按照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精神，發揮好工商聯的橋樑和紐帶作用，並藉助社會力量，一手抓鼓勵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導，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進，做到愛國、敬業、創新、守法、誠信、貢獻。

2、把握思想教育環節。習近平強調，做好新形勢下統戰工作，必須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關係，不斷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同時要充分發揚民主、尊重包容差異，儘可能通過耐心細緻的工作找到公約數。大力開展“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的教育活動，引導非公經濟人士積極投身光彩事業活動。充分發揮工商聯在非公經濟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各種渠道，分期分批、分層次地開展經常性的學習培訓活動，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思想素質、業務工作水平和應對現代社會各種挑戰的能力，以教育培訓來幫助非公企業主提高企業素質。對留學人員要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方針，教育引導留學人員回國創業或以多種形式報效祖國。要加強對新媒體從業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引導他們在淨化網絡空間、弘揚主旋律等方面展現正能量。

3、把握活動交友環節。習近平強調，做好新形勢下統戰工作，必須善於聯誼交友，統一戰線是做人的工作，搞統一戰線是為了壯大共同奮鬥的力量。因此，加強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聯繫與溝通，通過座談會、茶話會、談心交友、走訪慰問等傳統方式，瞭解和反映他們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情況，有針對性地做好工作。以正確的人生觀、人格觀、價值觀，去影響他們;以寬博的胸懷使其感到你是他們的朋友，拉近之間的感情距離，有話願與我們説，有苦願與我們訴。習近平強調，黨外知識分子工作，是統一戰線的基礎性、戰略性工作。做黨外知識分子工作，不僅要增強責任意識，配強工作力量，還要改進方法，學會同黨外知識分子打交道特別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領。因此，建議市委支持成立禹州市黨外知識分子聯誼會。通過建立聯誼會和開展一系列活動，更好搭建新的社會階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平台。

4、把握舉薦安排環節。着力加大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安排力度，暢通政治參與的渠道，對其優秀者要積極爭取、推薦他們擔任人大代表、政協常委和委員、社團組織的、特約檢察員、審計員、教育督導員、行風評議員和政府職能部門的特約監督員，組織他們參與民主政治的改革實踐，擴大他們有序的政治參與，把他們的政治訴求納入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軌道中來，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以此提高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和知名度，使他們感到黨的温暖。

5、把握參政議政環節。對新的社會階層在政治參與方面的合理要求不應忽視，吸收更多專家、學者、專業人士和非公經濟代表人士，圍繞產業結構調整、培育發展一批領軍企業、品牌建設、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節能減排、城鄉環境整治、和諧社會建設等重點工作，加強綜合性、前瞻性問題調研，實行同步服務與超前獻策相結合，專題性建議和綜合性研究相結合，力求從全局的高度研究問題，從改革的深度和實踐的角度提出對策，為市委、市政府科學決策提供依據和參考。

6、把握典型宣傳環節。大力表彰禹州市“優秀非公企業家”、“優秀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建議適當增加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勞動模範、評優評先名額，通過開展“納税大户”、“就業先進”、“十佳經濟人物”、“優秀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等豐富多彩的表彰評比活動，宣傳他們對禹州市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宣傳優秀非公企業、代表人士、企業家、企業產品和形象，幫助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自覺履行義利兼顧、扶貧濟困的社會責任，促使他們致富思源、富而思進，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擴大他們的社會影響，從而產生一定的“帶動效應”。

(三)積極推進，創新載體，不斷為新的社會階層工作注入新活力

一是加快同行業商會的組建和提升。努力推進“商會提升年”活動，加強行業、同業商會建設和異地商會建設;市有關經濟職能部門制定有關行業發展的規劃，出台相關行業的政策，要徵求、聽取行業、同業商會的意見，為行業、同業商會創造、提供有利的外部環境條件，在推進行業、同業商會組建上，既要重視禹州市經濟舉足輕重的優勢行業，例如鈞瓷、藥業、建材等，推動成立裝備製造業、農副產品加工等行業、同業商會;又要重視在全市有一定影響的三產行業，推動成立商貿、物流行業、汽配行業同業商會;增加行業、同業商會在禹州市非公經濟中的影響力與覆蓋率。

二是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協調、自我約束、自我教育”的方針開展活動，在企業與政府、企業與市場、企業與企業之間較好地發揮行業商會的服務和自律作用。行業商會要真正成為化解矛盾、緩和衝突、協調利益、規範秩序的“仲裁者”，要在規範同行業的生產、經營行為，產品價格和質量，降低成本，推動行業間的有序良性發展，促進產業鏈延伸、內聚、擴張，提高市場競爭和生存能力，維護行業、同業商會在經貿活動中的合法權益，維護行業整體聲譽和形象，推進行業的健康發展，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

三是加強對行業商會改革發展的指導來幫助非公企業規範有序發展，引導廣大非公企業樹立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走科技先導型、資源節約型、清潔生產型、生態保護型、循環經濟型的發展之路，在注重發展速度的同時，更加註重發展質量與效益，堅持量質並重，在量的擴張的基礎上實現質的提高。依託優勢產業、龍頭企業，建立以行業共性、關鍵技術攻關、科技成果轉化為宗旨的技術研究中心，加大行業前瞻性技術、共性技術、核心技術等研發力度，提高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提升禹州市產業發展層次和水平。

四是加強跨行業社團的交流。通過定期組織跨行業社團活動，將各種不同領域的人士聚到一起，進行交流，建立起橫向的溝通網絡。組織開展主題突出、富有成效的各種活動。通過開展內容豐富、形式活潑、思想健康、新的社會階層樂於參與、積極響應的主題活動，對於促進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事業的發展、視野的開闊、身心的健康和思想境界的提高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藉助禹州市現有的媒體形式，並適時建立健全新媒體網絡平台，讓彼此間互通有無，傳遞正能量，共同謀發展。

【第6篇】關於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調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