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衝突論”新解——以宗教為背景的泛化民族衝突【通用多篇】

以國家歷史文化為背景分析 篇一

以國家歷史文化為背景分析，客觀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與現實生活的不確定性因素，最後關於討論了關於家庭的教育扭曲因素

大學生道德信仰，就是大學生對道德理想及其價值依據的篤信與奉行，是 對自己應該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的設定，同時，是對道德理想人格的設定。它表現為對高尚道 德及道德終極目標的認同、信服和崇尚，能內在的提高大學生的道德修養。[2]

“文明衝突論”新解——以宗教為背景的泛化民族衝突 篇二

“文明衝突論”新解——以宗教為背景的泛化民族衝突

2008年的平安夜，“文明衝突論”的倡導者，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駕鶴西歸，一度引起全世界學者激烈爭論的“新穎理論”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1993年，在美蘇兩霸爭奪世界的冷戰剛剛結束不久，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就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文明衝突？》的論文，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當年絕大多數政治、民族、文化、歷史學家都不能接受亨廷頓的見解，因為文明的衝突實在太讓人費解了。人們習慣地將文明、文化看成是利益的外在表現，很難承認文化自身成為衝突的根本原因。 1997年，亨廷頓將自己的主要觀點進行擴展，寫成了一本新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更進一步地闡明自己的思想。今天我們如果在民族宗教學的視野中重新解讀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其實就是在基於宗教文化背景的理解民族利益衝突。在全球化時代，由於階級意識形態相對的淡化，民族國家權力的削弱，由宗教問題引起的民族衝突經常超越國家的界限，在跨國家的範圍內表現為泛化性民族衝突。細讀亨廷頓的原著，可以體會其中的深刻意涵，也算作我們對這位頗受爭議人物的紀念吧。

亨廷頓所説的“文明”，我們從民族宗教學的角度定義為“泛化民族”，絕大多數的文明（泛化民族）都有明顯的宗教背景

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指什麼呢？他指出：“20世紀80年代，隨着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潰，冷戰的國際體系成為歷史。在後冷戰世界中，人們之間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他們用人類曾經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傳統方式來回答它，即提到對於他們來説最有意義的事物。人們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習俗和體制來界定自己。他們認同部落、種族集團、宗教社團、民族，以及在最廣泛層面上認同文明。”世界各地的人們根據自己的傳統來確定自己的身份，分辨自己的敵友，而傳統又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不過在這所有的文明要素中，宗教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亨廷頓又説：“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類歷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於世界上偉大的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種族和語言。但在宗教上相異的人們可能相互屠殺，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亞次大陸所發生的那樣。”世界上的民族構成形式多種多樣，未必都是根據宗教劃分的，但是無疑，在各種劃分民族的因素中，沒有一種可能像宗教那樣，最容易引起民族間的衝突。黎巴嫩的居民由於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什葉派和遜尼派，所以導致衝突不斷，把曾經的“中東小巴黎”變成了火藥桶。前南斯拉夫的居民，因為都説斯拉夫語而曾經聯合到一起，但是由於信仰天主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而又分裂成6個國家。南亞的印度也是由於信仰的差異，分成了信奉伊斯蘭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所以亨廷頓得出一個結論：“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

如果因宗教信仰造成的民族對立僅僅限制於一個國家內部或數個國家之間，那也仍然只是和工業化時代的民族國家爭端一樣，不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力。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由於各民族之間經濟利益的高度一體化，信息的充分流通，文化的深入交流，使得“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構。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國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國家則分道揚鑣。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係確定的結盟讓位於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線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線趨於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的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線。”亨廷頓這裏所説的“文明”，我們稱之為“泛化民族”。 所謂泛化民族也可稱為超民族，指一些因某些民族要素擴展而形成的超越民族國家範

圍的非實體性民族。例如按照地域劃分的歐洲民族、亞洲民族、非洲民族、美洲民族等等；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的遊牧民族、農耕民族、工業民族等等；按照語言劃分的印歐民族、阿拉伯民族、突厥民族、阿爾泰——通古斯民族等等；按照宗教信仰劃分的基督教民族、穆斯林民族、儒教民族等等。亨廷頓以軍隊的建制比喻民族的這種層級關係，種族和部族就是排，民族就是團，而文明則是兵團。在西方民族學、政治學的範疇中，民族（nation）是與民族國家的範圍基本對等的，超越民族國家層級之上，亨廷頓稱之為“文明”，而我們從民族宗教學的角度將其定義為“泛化民族”。亨廷頓把人類文明劃分成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和佛教文明7大塊，並認為前3種文明之間存在着最大的衝突。他所謂的7大文明板塊，除日本文明外，都是我們所説的泛化性民族，除了儒教文明的宗教性目前尚有爭議外，其他文明都有明顯的宗教背景。

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伊斯蘭文明間對抗的實質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蘭教民族的衝突

亨廷頓雖然列舉了7種文明，但是他也看出，所謂的文明衝突主要是兩大一神教的衝突。他説：“造成這一衝突模式的原因，不在於諸如12世紀的基督教狂熱和20世紀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這些暫時的現象，而在於這兩種宗教的本性和基於其上的文明。一方面，衝突是差異的產物，特別是穆斯林的伊斯蘭教觀念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超越並結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基督教則持有政教分離的觀念。然而，衝突也產生於它們的相似性。這兩種宗教都是一神教，與多神教不同，它們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們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們又都是普世主義者，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當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它們又都是負有使命感的宗教，認為其教徒有義務説服非教徒皈依這唯一的真正信仰。”從20世紀末期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開始，兩大一神教的衝突逐漸從局部走向整體。

亨廷頓通過1979年至1989年前蘇聯在阿富汗進行的戰爭，1990年美國發動的海灣戰爭，來説明何以在全球化時代，民族的衝突會上升為一種超越國家的文明衝突，或者説泛民族衝突。“蘇聯人最後被其不能有效相比和抵消的3個因素所擊敗：美國的技術，沙特阿拉伯的金錢，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熱。這場戰爭遺留下一個不穩定的伊斯蘭組織的聯盟，其目的在於促進伊斯蘭反對一切非伊斯蘭力量。……最為重要的是，伊斯蘭從勝利中獲得了實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勝利的願望。”前蘇聯在阿富汗的失敗，不僅直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近代以來一直被失敗主義情緒控制的伊斯蘭世界，堅定了他們對抗西方世界的決心。同時他們在阿富汗戰爭中，也找到了一條以非國家形式，支援穆斯林兄弟的抗擊入侵的方法。到了1990年的海灣戰爭，事件的起因本來是由於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無緣無故地佔領了另一個伊斯蘭國家科威特，目的是要把持鉅額的石油資源。美國出於防止伊拉克獨佔海灣石油的目的而出兵，但卻打出了替天行道，扶助弱小的旗號。海灣戰爭開始前，美國的行動得到了伊斯蘭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因為他們都害怕軍事實力強大的伊拉克侵略本國。但是美國在伊拉克獲得軍事勝利後，“從埃及、敍利亞、約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阿富汗、蘇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集團，都譴責這場戰爭是„十字軍戰士和猶太人‟聯合反對„伊斯蘭及其文明‟的戰爭。……穆斯林將這場戰爭視為西方對伊斯蘭的戰爭，因而減緩了穆斯林世界內部的矛盾。與伊斯蘭和西方之間壓倒一切的差異相比，穆斯林之間原有的差異的重要性減弱了。戰爭期間，穆斯林各國政府和團體不斷疏遠西方。像以前阿富汗戰爭一樣，海灣戰爭使過去常常想將對方置於死地的穆斯林們走到了一起。”從此，以基督教文明為基礎的西方文明和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伊斯蘭文明，就發生了整體的對抗，其實質也就是泛基督教民族和泛伊斯蘭教民族的衝突。

如果説1997年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尚屬預言，那麼幾年以後發生在美國本土上的“9·11事件”，則成為文明衝突的最好證明。“9·11事件”的策劃者本·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就具有跨越伊斯蘭國家的泛民族主義性質，它的成員包括世界各國的宗教極端分子，甚至包括一些美國、英國的信徒。他們組合在一起，主要就是出於共同的“宗教信仰”，為了打擊共同的敵人，不僅僅是美國，也包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國家。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在“文明衝突”的背後，明顯地站着兩個信仰一神教的泛化民族。“文明衝突論”實質上揭示了在全球化時代的宗教——民族衝突，隨着“9·11事件”的發生和美國進行的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這種對抗也在不斷升級。

以宗教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衝突，已影響到人類的存亡。倡導、推動各文明體系的對話，是解決當代日趨尖鋭的民族——宗教矛盾的唯一出路

這種以宗教為背景的泛化民族衝突，超越了現行的國家關係準則，將導致國際秩序的紊亂。現有的國際關係準則是建立在民族國家基礎上的，儘管世界各地人民對民族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承認民族國家的存在就會使不同的民族之間獲得一些共同的行為準則。衝擊這些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聯合國憲章基礎上國際關係準則，將會使國際社會失去行為準則。更為嚴重的是，儘管人類自從進入文明社會就一直在民族矛盾和衝突中發展，但是民族的本質是物質利益的關係，利益的爭奪是可以談判、協商和妥協，最終可能依靠人類的理性找到一條解決的道路。可是一旦利益的衝突加上的宗教信仰的因素，特別是把排他性的信仰引向極端，那就堵死了談判、協商的大門。亨廷頓指出了這種民族、宗教衝突的嚴峻性。他説：“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世俗的意識形態的分歧即使不能解決，至少也可以加以討論。物質利益的分歧可以談判，並常常可以通過妥協來解決，而這種方式卻無法解決文化問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過雙方都各自建立一個自己的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個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廟的調和信仰的建築，來解決是否應當在阿約提亞建一個清真寺或寺廟的問題。阿爾巴尼亞的穆斯林和塞爾維亞人之間關於科索沃的爭端，或以色列人與阿拉伯人之間關於耶路撒冷的爭端，可能看來是一個直接的領土問題，但它們都不可能輕易得到解決。因為對於雙方來説，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情感的意義。”阿約迪亞清真寺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認為那裏原來是一座印度教的羅摩神廟，後來被穆斯林佔領變成了清真寺。所以，印度教極端分子在1992年12月6日發動10萬印度教徒搗毀了阿約迪亞清真寺，引起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民族衝突，在衝突中幾千人傷亡，造成了全國性的震盪。塞爾維亞境內的科索沃，90%的居民都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但是這裏卻是塞族的發源地和聖地，所以塞爾維亞人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看到科索沃獨立。1994年，由美國主導的挪威奧斯陸巴以和平會談，兩大民族的爭端幾乎就要和平解決了，但是阿克薩清真寺的劃分卻使這次和平談判功敗垂成。關鍵問題還在於宗教信仰。在阿克薩清真寺之上，建有猶太教的聖殿和哭牆，同一塊地皮無法再分隔了，也不能將某一宗教的聖地搬遷重建，於是巴以戰端重開，至今仍沒有停息的徵兆。因為宗教問題是難以用利益妥協的方法解決的，宗教的信仰是神聖的，沒有妥協的餘地。

21世紀是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越演越烈，絲毫看不到停息的跡象。特別是在人類已經掌握了可以反覆幾十遍殺死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細菌武器、生態武器的今天，以宗教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衝突，已經發展到影響人類存亡的程度，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歷史的經驗證明，這種衝突絕對不可能通過武力征服的辦法求得解決，“文明衝突論”的首倡者亨廷頓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在1997年《文明 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對話‟。”毫無疑問，倡導、促進、推動各文明體系之間的對話，是解決當代日趨尖鋭的民族——宗教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式。而在文明對話中，首當其衝就是構成各文明體系核心要素的宗教之間的對話。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當代民族衝突中的宗教問題 篇三

當代民族衝突中的宗教問題

—讀《民族衝突與宗教爭端》有感

翻譯學院 09級 英語（商務英語） 譚佩玲 09323285

楊灝城和朱克柔先生主編的《民族衝突與宗教爭端》一書中，從多個角度和案例裏深入剖析了世界不同民族問題與宗教爭端的關係。

根據瞭解，目前世界上有2000多個族羣，在60億人口中，大約有48億人信仰宗教。從民族的宗教性來看，民族以宗教為載體，宗教成為民族精神的支柱；從宗教的民族性來看，宗教促進了民族的形成，例如中國回族與伊斯蘭教，美利堅民族與基督教等。

宗教與民族不一定會有衝突。宗教與民族衝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就是追求民族自覺，民族自主管理國家事務。宗教與民族衝突發生的機制，一是國內各族羣資源與權力分配不平衡，令少數族羣產生被壓迫感以及被剝削感；主體民族在政治主導，少數族羣在經濟上主導，產生貧富不均。例如，東南亞的華裔人羣，華人在政治上沒有權，主要從事現代行業領域，比當地人更能積累財富，引起當地人的不滿；並且印尼人大多信奉伊斯蘭教，華人很難融入當地人中。此後，蘇哈托倒台的時候便爆發了1998排華事件。二是政府的同化政策或歧視政策引起少數族羣的抗拒。例如，有的少數族羣有自己的歷史，語言，宗教，生活方式，與主族羣有很大的不同，很難同化，引起衝突。三是跨境民族，一國內部的族羣衝突引起他國同一族羣的關注，進而干預，引起國家衝突。例如，阿以衝突，以巴衝突。四是領土衝突。例如，耶路撒冷。在衝突中，宗教和民族主義都是宣傳和動員的旗號，進一步激化了民族和民族國家的衝突，而宗教所特有的神聖性，狂熱性，決定衝突的持久性，激烈性以及不易妥協性。

書中關於蘇丹內戰的內容我的印象最深。根據搜索的資料，蘇丹北方（以穆斯林為主）同蘇丹南方（以基督教徒和原始宗教信徒為主）之間的內戰始於1955年，時斷時續，至今已有近半個世紀，給蘇丹造成了驚人的損失。導致蘇丹內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宗教是最關鍵的。在蘇丹，佔領土和人口2/3的北方是穆斯林和阿拉伯語區，北方居民的認同是他們屬於伊斯蘭世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同操阿拉伯語；南方則在種族、文化和宗教上更具非洲本土屬性，南方居民的認同是他們屬於非洲本土，受基督教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傾向。獨立後，南方受到了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政策的威脅。但是，非穆斯林所受的宗教迫害反而導致了基督教影響的抬頭。蘇丹南方人現把基督教當作對抗伊斯蘭壓迫的最有效手段，尤其在傳統宗教無法抵擋精神和宗教全球化的衝擊時更是如此。南方人的宗教認同主要是在長期抵制北方人強迫他們接受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這影響了作為非洲黑人的蘇丹南方人同其他蘇丹人的統一，也把蘇丹南方人同基督教和英語連接了起來，而這二者是他們抗擊伊斯蘭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工具。

儘管如此，蘇丹南方人還是傾向於樂意接受基督教，因為他們把基督教同和平及從現代教育和醫療服務中受益聯繫在一起。基督教還從蘇丹南方人的這一意識--歐洲人把他們最終從阿拉伯人的奴役中拯救了出來--中獲益。當然，這種理解有點天真，因為事實上19世紀的一些歐洲人也在從事 本站 奴隸貿易，只是他們的參與被他們藉助於埃及人或蘇丹北方中間人進行奴隸貿易的手段所掩蓋而已，而蘇丹南方人僅把後者當成了惟一的罪犯。（參見第323～325頁。）

雖然這本書我還沒有完全看完並參透其中的一些結論，但是根據在課堂上做的一些筆記結合書中的一些宗教與民族衝突的案例，這本書能讓我對這一方面有更深的瞭解，是一本很好的讀物。

“泛清真化”的實質就是宗教極端思想 篇四

“泛清真化”的實質就是宗教極端思想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維護國家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要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安全政策，堅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統籌推進各項安全工作。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加強國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範和抵禦安全風險能力。嚴密防範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

宗教極端活動在某些地區、在食藥領域還常常表現為泛化“清真”。

我們認為“泛清真化”的實質就是宗教極端思想。去“泛清真化”與“去極端化”工作一樣關係到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事關國家的安全。

俗話説“民以食為天”，我們的生活始終離不開食物，享受安全可口的美食是每個人的追求和權利。

但是，在我們的社會上總有一些別有用心之人企圖干涉羣眾飲食習慣，利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進行滲透和破壞。 由於所處環境、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不同，各族羣眾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飲食習慣。

比如，有的少數民族喜歡吃馬肉，而有的少數民族不吃馬肉，有的少數民族食用清真食品，而有的少數民族沒有這樣的講究。

為了更好的服務各族羣眾尤其是食用清真食品的少數民族羣眾，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需求，管理部門對“清真”概念和“清真”標識的使用早已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和規定。“清真”是符合羣眾飲食習慣的意思，並只限於食品行業，不含肉類、乳類及動物油脂成分的食品，不得冠以“清真”字樣，非食品類的商品更不能印有“清真”標識。

但是，近年來在社會上出現了“泛清真化”現象，“清真”概念和“清真”標識的使用範圍蔓延到非食品領域、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甚至出現了所謂的“清真牙膏”“清真肥皂”“清真鹽”“清真紙”“清真化粧品”“清真馬路”“清真專用收銀台”等等。調查發現，“泛清真化”現象在一些地區餐飲服務行業也比較突出，從經營場所的佈局到服務人員的穿着打扮和言談舉止都存在或明或暗的渲染宗教氛圍和提倡“泛清真化”的現象。 例如，有的清真餐飲經營場所的佈局設計和裝修裝飾採用阿拉伯清真寺的風格，店內張貼阿拉伯經文、麥加禱告圖案或懸掛有宗教內容的標語，店內禁止煙酒和播放宗教朝拜的影像視頻，在餐廳清真標識和食品圖案中植入星月圖案和其他宗教標誌，餐具上標示清真字樣和圖案，使用不正確、不規範的清真標識。服務人員穿戴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服飾和頭飾，不僱傭漢族廚師和服務員。店內允許穿戴宗教極端服飾和留大鬍鬚人員就餐。經營場所存在做“乃瑪子”的氛圍和條件，對在餐廳內進行“乃瑪子”等宗教活動不干預、不制止，甚至誘導羣眾在就餐過程中進行宗教活動。提示和暗示別人不使用非穆斯林羣眾接觸過的餐具或製作的食品，拒絕從漢族羣眾經營的商店購買餐具、蔬菜等，並通過這種方式營造濃厚的宗教氛圍，對羣眾進行心裏暗示，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激發羣眾的宗教情緒。

“泛清真化”現象的出現絕不是空穴來風，它背後有着深刻而錯綜複雜的原因，既有一些不良企業、商家在利益驅動下的惡意炒作，境外的誤導和社會上存在的錯誤認識，更有敵對勢力的滲透和陰謀。

一方面，部分少數民族羣眾有使用清真食品的需求，出於樸素的民族感情對清真商品持有較高的認可度。一些企業為了謀一己之私，提高產品銷量，獲取更多經濟效益，利用羣眾樸素的感情，對自己產品進行肆意炒作，惡意擴大“清真”概念，他們未經許可濫用清真標識，誤導消費者，侵害了羣眾的合法權益。

另一方面，為了開拓海外市場，國內一些企業盲目採用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的清真認證體系。但是，這些認定標準與我國少數民族羣眾的傳統飲食習慣並不一致，甚至與我國伊斯蘭教中國化大趨勢背道而馳。

這導致清真標識的使用範圍不斷擴大，國內出現清真食品監製認證體系的亂象，為“泛清真化”現象的滋生蔓延提供機會。同時，有一些企業想方設法鑽空子，為了獲取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和優惠政策，在自己的產品上打上清真標識，助長清真標識的過度使用。

但更重要的是，“泛清真化”是“三股勢力”發起的一場有預謀、有計劃的無硝煙的戰爭，目的是營造濃厚的宗教氛圍，推動宗教狂熱和宗教極端，割裂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製造暴力恐怖分裂祖國。“三股勢力”是“泛清真化”的幕後推手。在全國不少地區，“三股勢力”的分裂破壞活動從未停止過，為了實現他們的陰謀，不停地變換慣用方式和採取各種伎倆。在嚴打態勢下，“三股勢力”已成為過街老鼠，不能也不敢公然挑戰和擾亂社會秩序。

目前，新疆的穩定形勢有向好態勢，暴恐案件大幅下降，“三股勢力”的囂張氣焰被打下去了。但是，“三股勢力”並不甘心失敗，將分裂破壞活動從社會領域延伸到思想領域，將“泛清真化”作為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的新方式，與我們爭奪羣眾的新途徑，進行對抗的新手段。他們混淆是非，惡意擴大“清真”概念，向羣眾宣傳極端思想，通過“泛清真化”矇騙和裹挾羣眾，進行軟對抗，從事分裂破壞活動。他們聲稱“只有宗教人士按照宗教程序處理的食品才是清真的”，將宗教的教法延伸到食品領域，抵制我國清真食品認證體系，否定廣大少數民族羣眾長期以來形成的飲食習慣。説什麼“清真就是健康乾淨的，非清真就是骯髒的”等赤裸裸的民族歧視的言論，企圖製造民族矛盾和隔閡。凡不符合教義的都視為“不清真”“不合法”，進而煽動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宗教極端思想是“泛清真化”的源頭。“三股勢力”偽裝成虔誠信教者，故意曲解“清真”概念，對其作出極端化、欺騙性的解讀，不斷擴大“清真”的範圍，試圖通過“泛清真化”控制信教羣眾，製造濃厚的宗教氛圍，破壞正常社會秩序，也導致部分羣眾對伊斯蘭教的誤解。他們宣稱“到非清真餐廳或非穆斯林家吃飯就是叛族叛教”“清真餐廳不能讓非穆斯林就餐”“有清真沒有酒，有酒就沒有清真”，公然散佈極端思想，詛咒賣酒的清真餐館，排斥喝酒的人，甚至借清真食品問題製造事端，干預正常市場秩序。

在“三股勢力”的矇蔽下，一些商家不敢或不願意顧客在餐廳喝酒，遭受一定的經濟損失，羣眾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響。“泛清真化”的實質是打着宗教的幌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宗教活動為藉口的極端主義，背後是煽動宗教狂熱和“泛伊斯蘭主義”，源頭是宗教極端思想。放任“泛清真化”就是為宗教極端思想的蔓延滲透開路。製造民族隔閡和分裂祖國統一是“泛清真化”的險惡目的。近幾年，在新疆發生的暴恐案件背後都有宗教極端思想的影子。“三股勢力”藉助宗教極端思想蠱惑人心，招兵買馬，大肆鼓吹和宣揚所謂“聖戰殉葬進天堂”的謬論，讓受到矇騙的羣眾成為他們的低級“炮灰”。他們通過“泛清真化”企圖營造濃厚的宗教氛圍，以此推動宗教狂熱和宗教極端，為實施暴力恐怖提供滋生蔓延的土壤。 “三股勢力”以“泛清真化”、散佈宗教極端思想和“聖戰殉葬進天堂”等種種謬論，企圖放大不同民族之間的習俗差異，進一步固化民族邊際，強化狹隘民族意識，營造無形的隔離牆，在各族羣眾之間引起猜忌和矛盾，破壞各民族團結友愛的局面。他們把羣眾簡單的分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真穆斯林”和“假穆斯林”，排斥愛國宗教人士和部分信教羣眾，在不同民族、信教羣眾內部、信教羣眾與不信教羣眾之間製造隔閡，把信教羣眾當作他們實現分裂國家罪惡目的的工具。 因此，“泛清真化”絕不是一種商業活動，也不是對羣眾飲食習慣的尊重，更不是宗教教義的遵守，而是徹頭徹尾的歧視其他民族和不信教羣眾，製造矛盾分裂國家的罪惡行徑。他們的用心，就是以“清真”“不清真”為名，行推銷極端化之實。通過“泛化清真概念”，不斷強化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差異，干涉世俗生活，在潛移默化中傳播灌輸極端宗教思想，強化民族分裂意識，離間民族團結。從而，達到危害新疆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目的。

“泛清真化”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我們必須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從實現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認識“泛清真化”問題的現實危害和潛在風險，對其進行分析和治理，多措並舉，有效遏制“泛清真化”的蔓延趨勢，去除飲食上的“極端化”，建立健全監管制度，引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遵紀守法，禁止濫用“清真”標識。

加強清真食品監管和執法力度。我國很多地方對清真食品生產企業和個人的資質，清真標識的申領程序和使用範圍，產品生產過程和法律責任都作出了詳細規定。

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執法不嚴，監管不到位，不具備核發清真標誌牌資格的單位和團體越權進行認證，不符合清真食品生產條件或沒有清真食品生產資格的企業在自己的產品上打上清真標誌的現象。各地監管部門應該進一步加強清真食品生產企業和產品的監管力度，對不符合條件的企業進行整頓和取締，嚴格按照清真就是符合少數民族羣眾飲食習慣的標準，對市場上存在的清真標識亂用現象進行清查，不該貼注清真標識的產品一律不貼清真標識，清真標識不規範、不正確的產品一律改用標準的清真標識。

因商品出口確有需要進行“清真”認證監製的要嚴格把關。同時，引導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嚴禁以牟利為目的濫用、亂用清真標識，炒作“清真”概念，助長“泛清真化”現象，把企業牟利導致的惡果轉嫁給羣眾。

引導少數民族羣眾正確認識“泛清真化”的現實危害。我國是政教分離的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禦滲透、打擊犯罪”是我國處理宗教事務的基本原則，我們一定要確保各種宗教活動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有序開展，保持和諧的宗教關係。 同時，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不得利用宗教干預國家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的實施，更不得利用宗教危害國家安全、宣揚極端主義進行恐怖活動和破壞民族團結等行為。相關部門要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向廣大少數民族羣眾講清“泛清真化”的實質就是“泛伊斯蘭化”，擴大宗教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必須堅決制止和糾正。引導他們認清“三股勢力”是“泛清真化”幕後的推手，破壞民族團結和分裂祖國是他們的罪惡目的，受害的是廣大少數民族羣眾。要幫助羣眾澄清一些錯誤認識，攜手共同抵制“泛清真化”的蔓延和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

進一步加強研究，佔據輿論高地。對少數民族羣眾來説，食用清真食品並不意味着一種宗教信仰，更多的是一種生活習慣和飲食傳統，與國外對清真的理解有本質不同。因此，對清真食品的管理和制度規範必須堅持這個客觀事實，不能過度解釋清真食品的宗教含義。

堅持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正確解讀國外的清真食品認證管理制度，對不符合我國曆史傳統和實際，不符合中道精神的解釋要穩妥應對，講明立場。引導相關人民團體合理解讀伊斯蘭教關於清真食品的含義和範圍，教育引導信教羣眾尊重傳統，理性看待清真食品，不盲目迷信人為炒作的“清真”概念，養成正確的清真食品消費觀。 “去極端化”要從吃開始。我們應當準確把握民族習俗與極端化行為的界限，對“舌尖上的極端化”保持高度警惕，對其帶來的潛在危害深刻認識、高度重視。對於有意泛化“清真”概念，干預他人世俗生活的行為，一定要堅決反對和打擊。“泛清真化”是“三股勢力”與我們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第一道陣地，是我們抵禦“三股勢力”滲透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場看不見硝煙，但同樣你死我活、毫無妥協的戰爭。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和堅決打擊“泛清真化”。黨的十九大開啟了新時代。 新時代要提高新站位，新時代要貫徹新思想，新時代要牢記新使命，新時代要呈現新氣象，新時代要展示新作為，新時代要書寫新篇章。在這個讓人振奮的新時代，我們一定要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打好這場“舌尖上的反分裂、舌尖上的反極端、舌尖上的反滲透”鬥爭，為實現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總目標增添力量。

當代民族衝突中的宗教問題 篇五

宗教問題是民族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層面的，其中不可缺 少的一個層面便是思想信仰，它是這個民族社會生活的精神支柱，能夠安頓心靈的地方。所 以對於多數民族來説，宗教信仰是神聖、崇高、不可褻瀆的，必要時可以拿生命來保衞它。

在虔誠信教的民族那裏，宗教信仰是其諸多民族性中最敏感最容易觸動的神經感應器，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便會作出最迅速最強烈的反應。同時對於許多民族來説，宗教信仰不僅支配着人們的思想感情，宗教組織和宗教禮俗也支配或影響着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文學藝術、家庭婚姻、人際往來和生老病死。所以民族問題向來是和宗教問題連 在一起的。

一、民族矛盾成為當代世界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當代的國際爭端和地區性衝突，基本上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這裏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西方 強勢民族與東方和其他地區後起民族之間的矛盾，這就是霸權主義和 反霸權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由來已久，今後還會長期存在，解決的辦法是強勢民族轉變霸 主意識，加強平等觀念，後起民族增強實力，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等對話；一種是地區性的民 族矛盾和衝突，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波黑地區的穆、克、塞各族之間的衝突，伊拉 克 和伊朗、科威特的衝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衝突，獨聯體中亞美尼亞與阿 塞 拜疆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等等，其特點是土地相鄰、利益相左、宿怨積累、互相排斥，解決的 辦法只能是擯棄鬥爭哲學，實行民族和解，學會和平共處，做到利益共享；一種是某些國家 內部不同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矛盾，如美國白人與黑人的矛盾，歐美白人與國內其他有色人種 之間的矛盾，解決的辦法是消除種族歧視，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事實上做到民族與種族一律平等，和睦相處，親如兄弟。

二、宗教信仰問題涉入民族矛盾，增加了民族問題的複雜性

民族性本來就包含着宗教性，假 如民族矛盾不限於政治經濟利益的矛盾，還有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摻合其中，原本就複雜多端 的民族矛盾會變得更加複雜多端，增加了合理解決的難度。反之亦然，宗教問題若與民族問 題掛鈎，也同樣增加了它的複雜性。如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佛教）與泰米爾人（印度教）的矛 盾，塞浦路斯的希族（東正教）與土族（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就是這樣的情況。現今東西方 的矛盾，既有國家矛盾、民族矛盾，又有思想信仰上的矛盾（包括宗教和非宗教的價值觀）。 東亞人強調由傳統宗教和傳統哲學所形成的“亞洲價值”，其特點是重社會、重和諧、重道 德，以此與“西方價值”（往往以“全球價值”的面貌出現）的重個人、重競爭、重利益相區 別，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經常如此強調。而西方有些人始終企圖把西方的 價 值觀全盤強加給亞洲人。更有甚者，美國政治學權本文來源於文祕知音網站威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未來 國際鬥爭的主題，將由意識形態和經濟衝突轉變為文明衝突，主要是西方文明與東方儒家和 伊斯 蘭兩大文明之間的衝突。人們批評亨廷頓的理論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是在蘇聯解體後企圖為 美國尋找新的敵人。毫無疑問，亨廷頓的觀點是在給東西方民族矛盾火上澆油，他有意誇大 思想信仰上的差別和文化傳統的不同，特別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採取了敵視的態度，這當 然是錯誤的有害的，它加劇了東方人對西方人的反感，不利於東西方的和解。這是一個典型 的事例，説明包括宗教在內的思想信仰問題，可以被某些人利用來強化民族的對立與衝突， 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一個民族有主體性的信仰，包括信仰宗教和信仰哲學，都是值得慶賀的，因為這意味着民族 的大多數有理想，有安身立命之所，社會生活有精神支柱。當然，這種主體性信仰也要隨着 時代的前進而不斷革新。反之，失掉了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它沒有一定的精神方向，必然 人心散亂，道德淪喪。但是一個民族在熱愛自己信仰的同時必須尊重其他民族的信仰，不把 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其他民族，只有這樣，民族關係才能是和諧的正常的。一個人有自由選擇 信仰的權利，一個民族也有自由選擇信仰的權利，這是維護人權的重要理念。一個虔誠信教 的民族，民族感情往往表現為強烈的宗教感情。在這種情況下，處理宗教問題必然牽動民族 問題，兩者糾纏在一起，很難分得清楚。這就要求民族問題的處理者（國家或國際調停組織） ，既要有民族學的素養，又要有宗教學的學識，並且懂得民族精神生活的微妙和重要，從而 能夠謹慎地細心地去解決問題。在中國，漢族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大多數不是教 徒，容易漠視、看輕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不容易體察虔信宗教民族的情感世界， 所以社會要用極大的愛心關懷少數民族，要對宗教作同情的理解和認真的研 究。宗教問題處理不好，就要影響民族關係，這是必然的。

三、宗教成為民族利益的重要表現形式

民族是宗教的載體，宗教是民族的意識，兩相比較 ，民族比宗教具有更根本的性質。當民族之間能夠和平相處的時候，即使他們的宗教信仰不 同，也大致能夠互相寬容，互相協調；當民族之間發生矛盾甚至衝突的時候，各自不同的宗 教信仰之間也容易出現摩擦，即使同一宗教，也會因教派不同、理解不同，而呈現對立。民 族矛盾就其根本方面講，乃是政治經濟利益之間的衝突，如領土主權之爭、市場財富之爭、控制與被控制之爭，其間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外部勢力的 插手及內部掌權階層的特殊考慮在起作用，有的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對錯，不是簡單可以了 斷的。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民族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衝突，常常採取宗教的形態；而許多 宗教衝突的發生，其深層原因在於民族實際利益的衝突。例如歐洲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在 宗教的旗幟下，羅馬教皇以“聖戰”的名義指揮十字軍向歐洲東部及西亞北非進軍，提出“ 援助東方的兄弟”，“向蠻族（指穆斯林）作戰”，“登上赴聖墓（耶路撒冷）的征途”等口號 ，並且高呼“這是上帝所願！”實際上，最深刻的動因是西歐封建領主垂涎東部的土地和財 富，以宗教為口號，進行侵略和掠奪。教皇烏爾班二世向法國人説“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土地肥沃，如同天堂，它等待你們去拯救。你們蒙上帝賜給強大的武力，所以要毫不遲疑 地前往，這樣不僅罪得赦免，而且將得到天國永不朽壞的榮耀”唐逸主編：《基督 教史》。，他用物質利益和宗教許諾雙重手段誘惑臣民參加非正義的宗教戰爭。十 字軍燒殺搶掠的所作所為，也充分證明，他們的東征並不是在為上帝傳佈福音，而是實行民 族壓迫和剝削，以滿足其貪慾。戰爭使數百萬人死於非命，然後歐洲人取得了地中海的控制 權，排走了拜佔廷和穆斯林的勢力，霸佔了重要貿易港口。

在當代社會，由於信仰自由和宗教寬容精神的傳佈，不僅再沒有發生歐洲中世紀那樣的宗教 流血戰爭，很少發生宗教之間的直接衝突，也很少見到一個民族以本族宗教對抗異族宗教相 號召。比較常見的是，在民族衝突或民族抵抗運動中，一個民族用宗教凝聚本族民眾， 以對抗 外族力量。例如阿拉伯民族有人提倡泛伊斯蘭主義，用以團結穆斯林世界，對抗西方的殖民 主義和霸權主義。在波黑戰爭中，穆斯林族則以伊斯蘭教為紐帶，加強內部的團結，其根本 目的在於爭取和擴展本族的生存空間。

四、發揚“和為貴”的東方文化精神，清除民族歧視，消解民族仇恨，實現民族和解，加強宗教對話

隨着國際經濟走向一體化，隨着技術的進步、交往的擴大，隨着信息手段的發達，世界正在 變成名副其實的地球村；同時全球性的生態、人口、核擴散危機又威脅着全體 人類，人類不能不風雨同舟、興衰與共，那種各掃自家門前雪和用戰爭手段稱霸世界的時代 一去不復返了。人類必須學會友好相處、攜手合作，方能克服危機，走出困境。但是國家、族羣、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仍然不斷髮生，隔膜、對立乃至仇恨的情緒仍然存在。這個世界 仍然是四分五裂，藴含着自我毀滅的可能。解決國際爭端、民族矛盾和全球危機的物質手段 並不十分缺乏，目前國際社會最為欠缺的乃是一種真正代表全人類利益的人文主義哲學，它 以仁愛和諧為宗旨，能超出國家、地區、民族、宗教、集團的界域而為世界大多數人所接受 ，從而化解仇恨，消融殘忍，促進族羣之間的對話、溝通和合作。

我以為，中國儒家的仁學和主和的理念可以成為建立一種當代新人文主義哲學的思想資源和 基礎。孔子和儒家講“仁者愛人”，主張“和為貴”和“和而不同”，認為人類是一個大家 庭，手足相連，痛癢相關，人本有仁愛之性，擴而充之，不僅可以愛家庭愛同族，也可以愛 人類愛萬物。人類在互愛中共存，在 互仇中俱損。有了仁愛之心，便會幫助別人，理解和尊重別人，承認多樣性的差異，實行“ 和而不同”，這便是恕道。《周易》講“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也是這種精神。近代 中國思想家譚嗣同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通就是溝通、交往、理解、信任，打破種種偏 見、閉塞和障礙，這樣才能推行仁愛之道。有了這種仁愛通和的哲學，就能克服民族歧視， 消融民族仇恨，推動民族和解，並且在信仰上承認多元，實行寬容。我覺得國際社會多年來 奉行的主流哲學是鬥爭哲學，以強凌弱，以鄰為壑，迫人從己，以為這是生存競爭的規律， 許多人深信不疑。其實這是一種過時的哲學，必須加以改變，必須用仁愛通和的哲學來取代 ，否則整個人類的前途（包括所有民族的前途）是堪可憂慮的。

首先，人們應當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要脱離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而獨立發展是不可能的， 在當代和未來尤其如此，這就是説各民族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當今 世界的政治、經濟、生態的發展都是全球性的，發展得順利，各國各民族都有利，出現嚴重 危機，各國各族都受損害。不僅發展中的各國各族依賴於全球經濟、科技的發展和政治的和平穩定，發達的國家和民族也依賴於發展中各國各族的繁榮和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墨西哥的 貨幣危機、東南亞的金融危機與歐洲的經濟衰退同樣受到全世界人士的關切。再舉例説明， 假如沒有中國參加，全球性生態危機的解決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包 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合作。

其次，同一地區相近或相鄰的各國各族之間，也是共同利益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與矛盾，也 就是説和則兩利，鬥則兩傷。無論是經貿發展還是國家安全，沒有民族和解與合作是沒有保 證的。真正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張睦鄰友好的人。煽動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為了本民族的利益，實際上是把本民族時刻置於敵對民族的威脅之下而不得安生，這是間 接的本文來源於文祕知音網站自損自害。如果沒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會過上安寧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結，歷史的紛爭只能通過和談、妥協、諒解來解決，而不能訴諸武力。正如中國 哲學家馮友蘭所指出的，國際爭端只能走“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學家張載的話）的路，而不 能仇必仇到底，仇到底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各民族必須學會在一個多樣化文化的國內外環境中生活，善於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 上與各種類型的學説、主義、理念進行對話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寬容的態度去理解其他 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進行文化的交流。西方天主教舊傳統是相當封閉和排它的 ，可是自60年代初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來，該教提倡“宗教對話”，與其他宗教或非宗 教團體的關係有了很大改善。美籍華裔學者杜維明根據儒家主和的文化精神，倡導“文明的 對話”，以迴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這是值得讚賞的。許多民族矛盾就是由於價值觀不 同引起的，而價值觀是由信仰決定的，因此必須相互溝通理解，而相互溝通理解又必須通過 對話，像朋友一樣交流，承認彼此各有真理，能夠設身處地去體會對方的思想感情，這樣自 然就會發現對方的特點和長處，也自然能夠尊敬對方的信仰與文化，並且取人所長補己之短 ，相得而益彰。宗教文化與宗教文化的對話，宗教文化與非宗教文化的對話，應當大力提倡 ，認真進行，它是民族和解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世界應該既是多元的又是和諧的，在民族 關係上和宗教關係上都應如此，通過對話進行溝通是達到多元和諧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