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列傳讀後感

商君列傳讀後感一

《商君列傳》是《史記》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篇。這篇列傳，太史公主要記述了商鞅事秦變法革新、功過得失以及“卒受惡名於秦”的史實。俗話説：“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讀了《商君列傳》後，有以下幾點粗淺感受。

一、革舊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顯

商鞅變法是歷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據天下大勢和秦國實際，創立了適合秦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鄉村合併為縣，重新劃分田塍，鼓勵開墾荒地，平衡税賦，統一度量衡，極大地促進了秦國經濟發展。

2、嚴管理。十家編一什，五家編一伍，相互監督，連帶治罪。秦國出現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城鄉秩序穩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處罰了他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再犯，被處劓刑。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初步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國家機器更加健全，推進了中央集權制。

4、興教化。要求男子長大後，父子要分開，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確尊卑爵位等級，按等級佔有土地、房產。

5、重農業。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税。

6、獎軍功。有軍功的顯赫榮耀。人民勇於為國戰鬥，不敢為私爭鬥，極大地提高了秦軍的戰鬥力，為秦國實現稱霸的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礎。

二、刑法嚴酷，剛愎自用，致使商君結局悲慘

商鞅變法使秦國民富國強之功難沒，但最終卻落得個車裂族亡的悲慘結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用刑過度。

懲罰犯罪，保障人權，是法律的責任。如果法律違揹人性，濫用酷刑，無視百姓切身利益，就不會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遵從。商鞅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王霸諸侯，至於百姓權益、尊嚴則很少顧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讓親人、鄰里之間沒有安全感；獎軍功，“民勇公戰”，把人培養成了戰爭機器；對百姓有議論新法的，“盡遷之於邊城”。

2、不聽進諫。

趙良對商鞅説，聽得進反面意見是聰，能正視缺點是明，能戰勝自己的人性弱點是強。還説，一千個人唯唯諾諾贊同，不如一個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對意見。這番話商鞅還算聽得進，認為“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希望趙良“終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藥”。而趙良勸商鞅，鑑於朝野積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國封地，到偏遠的地方澆園耕種，“可以少安”。但商鞅認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勛卓著，沒有誰能撼得動，因而沒有服用趙良的“藥”。

趙良勸商鞅學五羖大夫，勞累了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撐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廉潔自律、勤政愛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還要貪圖商於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政教為榮寵，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駕崩，“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對趙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聽”。

3、重刑罰、輕德政。

商君治理國家傾向於刑罰，過度使用嚴刑、酷刑，這不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願地遵從法令，還容易引起民憤，造成積怨。應當是德政教化，刑法約束，標本兼治，相輔相成，才能夯實治國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監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執法，而且拒絕接受監督。他持才傲物，自詡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認為“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在沒有與大臣形成共識，沒有徵求公眾意見，只憑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以殺雞儆猴。公子虔復犯新法，即被處以劓刑，“使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本來，評論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監督。可商鞅聽不進反面意見，對評論者無情打擊，“其後民莫敢議令”。

5、自身腐敗。

腐敗是最不得人心的詬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後，不為百姓造福而大規模地營建宮闕，損耗國家資財，引來眾多非議。受封於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調稱君，“南面而稱寡人”，更是不講規矩；一旦出行，後邊跟着數十輛車，車上都是穿着鎧甲的衞士，身強力壯的人作貼身警衞，持矛操戟的人緊靠車子奔隨。興師動眾，作威作福，好不氣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對商君評價少褒多貶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商鞅有缺點也是難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總會觸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別是涉及到貴族們既得利益後，不僅會引起眾怒，還會招樹強敵。商鞅迎難而上，力排眾議，推行新法，使秦國大治，秦人富強。所以，評價商君不能無視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對社會治理的功績。

商君列傳讀後感二

商鞅作為我國曆史上第一位改革先鋒，改革可以説獲得了成功，但他並沒有脱俗其結局應該説也是很慘的。他的內心本質應是一個愛慕虛榮、對權利極度追逐的人。為了獲得成功和目的不擇手段。這在他為了推進改革所採取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上可見一斑。比如城門立木予十金和太子犯罪責罰其師的行為，行為上標新立異，作為一個改革家應該説是成功的。而作為一個人或者説一個成功的人，他又是失敗的。

趙良與商鞅的談話非常值得人回味。當一個人獲得所謂成功的時候往往沾沾自喜，忘記了他成功的本源是什麼。我們並不否認一個人在獲得成功的過程中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沒有秦孝公的賞識和信任，我們還能記得歷史上曾經有一個叫商鞅的人嗎？

一個人往往在勝利的喜悦下會認為自己無所不能，認為如果沒有自己，對於這個世界和國家是個損失。但是他忘掉了人的渺小，忘掉了在歷史的長河中，你只是長河中的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花，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河流的流向，有的僅僅是泛起的一漪波瀾。越是所謂的偉人和成功人士，越是容易失去自我，越是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可最後的結果往往跌得越重。

鳥盡弓藏，獸盡狗亡。一個人只有真正的認清自我，學會隱退才是重要的，往往它比治國齊民之術還要重要。功利好色之心人皆有之，一個人剋制本欲比為了本欲而不擇手段要重要得多。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單位、一個家庭沒有道德、沒有禮法、沒有法律、沒有制度和規矩是不可想象的，但去執行這些東西的人又往往是受到責難的，因為這些都是讓人覺得活着不自由、不舒服的東西。治民之術歷來為帝王把持，所以官道講大官小當，小官大當不是沒有道理的。

商鞅當初為了獲得秦孝公的賞識，不惜賄賂孝公的寵臣景監來達到目的。商鞅為秦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個人的名和利。我們不否認他為歷史所做的一切和他本人的才華。但是當一個人內心世界是自私狂妄的時候，他的結局只有失敗。

商君列傳讀後感三

商鞅，衞國人，故稱之衞鞅；姓公孫，故又稱之公孫鞅；發於秦，秦封之於商十五邑，故號為商君。商鞅稱商君源於由他主導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變法。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為殺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從入秦伊始，便致力於變法，以成秦孝公霸業。從結果上來看，商鞅變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變法成果為秦後來兼併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為此做出巨大貢獻的商鞅，最終卻落了一個五馬分屍，家人盡滅的悽慘下場。不僅如此，古代史學家對其一生更是極盡損貶之辭。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如此評價商鞅：“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説，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種評價對於一位功勛卓着的改革家來説，是極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國時得不到重用，個人的理想抱負得不到實現。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業，廣羅國家人才，這讓極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遂西入秦。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來求見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種為政理念來試探秦孝公的意圖。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業的想法之後，第四次會面與孝公大談強國之術，孝公數日不厭，相見恨晚。商鞅與秦孝公達到了一種政治上的共鳴——成霸業以揚名立萬。可以把這種君臣關係理解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幹的改革家替自己衝鋒陷陣，而商鞅則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國君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變法之初，孝公心有顧慮，商鞅用“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的説辭為秦孝公堅定了變法的信念。他和守舊派代表甘龍、杜摯激烈辯論，辯論中引經據典，最終力排眾議，得到孝公的全力支持。緊接着，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開始了……

1、經濟方面：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減輕農民賦税徭役；廢井田，實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推行户籍制度，實行連坐；推行縣制。

3、社會層面：用嚴峻的刑法來代替德治，嚴厲控制社會輿論。

《史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説，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由此來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説商鞅變法是不成功的。改革達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説為他東復侵地，建立霸業的宏圖偉業打下的堅實的基礎。於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齊大敗的大好時機下，迅速發動了對魏的戰爭，商鞅計敗魏軍，當初對商鞅不以為然的魏惠王無奈只能割地求和，遷都大梁。

然而，當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帶來的成果時，改革也招致着守舊貴族的不滿，多項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間接地觸動着守舊貴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沒有人會主動退讓。守舊貴族對改革的不滿終將會成為懸在商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於，守舊貴族的代表趙良粉墨登場，他遊説商鞅，以賢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對比，指出商鞅在變法中過分激進，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絲毫沒有考慮貴族的.利益。最後甚至用人身威脅的方式來“勸説”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實施。

在如此高壓之下，商鞅沒有退縮，可以説他是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歷史總是充滿着偶然性，五個月之後，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誠如趙良所言，“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守舊貴族立馬掀起反撲，誣告商鞅“謀反”，最終殺之於鄭澠池，車裂商君以徇，滅商君之家。至此，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於落下。可謂成其者變法，亡其者亦變法。

歷史不能做到絕對的公正。漢朝實現大一統，國家政權穩定，加之需要休養生息，故尊崇儒術，統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漢朝的史學家司馬遷眼裏，商鞅就是一個離經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變法對秦國國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為秦後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也不可否認，商鞅鼓勵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確存不合理之處，但苛刑在短時間內達到的效果卻又十分驚人。

商鞅變法留給後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任何改革者都當以史為鑑，從歷史中探求經驗，助力改革，以圖千年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