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鄉村振興中羣眾的自強、感恩教育

淺談鄉村振興中羣眾的自強、感恩教育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繼續鎖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上，提出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要求來打造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鄉村振興。

當前，全縣上下正如火如荼地開展脱貧攻堅等各項工作。基層廣大黨員、幹部為保證貧困户脱貧、貧困縣摘帽不分白天黑夜、放棄休息日，集中精力開展走訪、幫扶等一系列活動。然而，也存在少部分羣眾對黨委、政府舉全縣之物力、財力實施的各項政策、對全體幹部職工、駐村工作隊員和村幹部不分晝夜的辛苦付出和幫扶，表現出來的不是感激與支持，而是不講道理、無理由、無根據地污衊等令人如鯁在喉的問題，這些現象，也使得在鄉村振興中加強羣眾的自強、感恩教育迫在眉睫。

一、在鄉村振興中加強羣眾自強、感恩教育的必要性。

（一）加強羣眾自強、感恩教育是實現鄉風文明的必然要求。鄉村振興的關鍵在農村、農民、農業。但歸根結底還是在農民。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個關於鄉村振興的二十字總體要求，就是着眼於中國鄉村的整體振興，要實現鄉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系統性發展振興，絕非單純追求單一的農業經濟振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脱貧攻堅工作中提出“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等重要指示精神，精準扶貧的內容理應包含物質扶貧和精神扶貧，“如果扶貧不扶志，扶貧的目的就難以達到，即使一度脱貧，也可能會再度返貧”、“脱貧致富貴在立志，只要有志氣、有信心，就沒有邁不過去的坎”。因此，在鄉村振興中加強各級幹部和羣眾，特別是羣眾的自強意識、對黨的感恩意識，着力破除鄉村振興工作中部分羣眾存在的不知感恩、“等靠要”思想，增強幫扶幹部“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的主動意識、擔當意識，不斷提高羣眾的自主脱貧意識，激發內生動力，同心同德、克難攻堅，不斷夯實各項工作基礎，才能早日實現鄉村振興。

（二）加強羣眾自強、感恩教育是實現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40年來，鄉村治理的治理主體、治理事務和治理制度三大變化不容忽視。實現鄉村“治理有效”，是國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國社會建設的基石。如今，中國許多鄉村的公共基礎設施已經改善了很多，按照城市治理的模式，鄉村社會的法制建設也同城市一樣進行着，但鄉村社會並沒有出現預想的良治狀態。這是由於鄉村“黑”勢力、聚眾賭博、高價婚姻、打架鬥毆等問題是無法完全通過法律手段來有效解決的。探索適應中國鄉村社會治理髮展實際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模式，就是要努力探索出一條有別於城市的治理之路。加強羣眾自強、感恩教育是實現德治的必然要求。只有通過廣泛的羣眾教育，圍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着力通過深入的宣傳、教育活動，在全社會形成“自強不息，誠實守信，人人心存感恩、個個遵守公德、户户增收致富、家家和睦相處、村村倡導文明、處處體現和諧”的濃厚氛圍，才能有力助推鄉村振興。

二、如何在鄉村振興中加強羣眾自強、感恩教育。

（一）善於學習、吸收、借鑑鄉村社會文化中有教育意義的地方元素。比如，海南的椰田古寨村，每天早上9點都會播放《弟子規》，全體村民都會準時準點集體背誦《弟子規》，將德、義、孝等優良傳統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浦江縣鄭宅中心國小按照當前德育教育的基本要求，吸收當地“江南第一家”鄭義門“忠孝禮儀序”家訓的精華，並運用課程整合的思維，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多種形式，編寫並實施了具有鮮明特色的地方德育教材《孝義風》《孝義行》，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和社會效果。對於鄉賢文化、好家風、好家訓、好村歌、村規民約、傳統經典地方戲曲等等，應善於結合當地教育實踐和教育的基本要求自主設計開發為地方校本課程，或者結合農村文化禮堂建設，傳承弘揚鄉村教育文化的正能量。

（二）善於吸收鄉村的自然教育資源，始終牢記“為農”使命，為鄉村振興發展培養人才。在重視發展鄉村學校教育，發揮鄉村學校教育對鄉村文化建設引導、培育、促進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還要持續不斷加大農民職業技能培訓、農村黨員幹部培訓、農村婦女家庭培訓、農村老年教育、農村法治教育；繼續送文化下鄉、送科技下鄉、送藝術下鄉等，更加科學全面系統地培養一批新型職業農民，在培育一批創新性的農業經營隊伍，孕育一批農業職業經理人、經紀人、鄉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遺傳承人的過程中貫徹自強感恩教育，發揮“領頭羊”作用，服務鄉村振興。

（三）善於運用親情思維，為鄉村振興的羣眾教育提供“温度”。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人們的情感離鄉村已越來越遠。儘管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每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重點關注“三農”問題，但廣大學界和媒體，在學術和宣傳工作中所用的“語言”依然是廣大農民所聽不懂的語言。這都需要我們在鄉村振興戰略具體實施過程中予以深刻反思和認真糾正。黨的十九大報告對鄉村振興提出了最有新意的要求：“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因為源於血緣關係及熟人社會的鄉村，本身就是一個以親情關係為維繫紐帶的鄉村。中國鄉村社會所特有的敦厚、本分、好客、重情的親情特質，已成為一種中國農民所特有的思維方式。鄉村振興，固然需要資本投資、需要技術創新、需要政府和全社會廣泛參與，但開啟鄉村振興的第一道門，就是親情思維。如果全黨全社會不能夠以親情思維來開展中國鄉村的振興工作，農民的主體積極性就很難有效地被激活，鄉村振興就會缺乏內生原動力。親情思維是打開鄉村振興的第一道門，只有在愛農村、愛農民的思維指導下開展鄉村振興的羣眾教育工作，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才會被切實調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