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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的賀歲片《集結號》在國內票房節節攀升的同時，又在歲末年初吹響了挺進海外的進軍號。在銀幕熒屏一片情濫的當下，馮小剛自稱《集結號》是一部男人戲，沒有兒女私情。“我要做中國新戰爭大片。”“從故事情節上來説，《集結號》是一部感人的悲劇，但我不保證每個觀眾看了都會哭，我不做這樣的承諾。喜劇不保證每個人笑，《集結號》也不保證每個人哭。每個人對藝術的評價標準是不一樣的，但是我相信都會被感動，我相信這次的故事和以前不一樣，即使走出電影院，人物的形象還是會在心裏。”

那麼讓馮小剛如此自信的“感動”究竟是什麼？它又源於何處？馮小剛表示，這部影片並非為了探討犧牲的價值和意義這種形而上的主題，在自己的心目中，這就是一個在漫長的歲月中不被人理解的“英雄受了委屈的故事”。拍攝這部影片的初衷，就是因為每個男人的心中都有強烈的英雄主義情結，但是這並非廉價的英雄主義，而是發自內心的感動。

這個根據楊金遠的小説《官司》改編的“英雄受了委屈的故事”並不複雜：1948年淮海戰役中，九連連長谷子地接受了阻擊任務，以掩護大部隊轉移。他與團長約定以集結號為令撤退，但全連戰士始終沒有聽到集結號的吹響，穀子地親眼看着戰友們一個個死去卻無能為力。最後除穀子地之外46名戰士全部陣亡。從此，尋找團長問清楚為什麼集結號沒吹響，成了穀子地後半生的追求。十年後，昔日的號手道出了祕密：當年大部隊轉移時，團長根本沒讓號手吹號，因為必須用九連的犧牲去換取大部隊的安全轉移。影片的結尾是一場遲到的為整個九連舉行的葬禮。葬禮上穀子地被授予功勛獎章，九連戰士得以恢復烈士名譽。

就情節的民族性而言，西方更為崇尚英雄，但西片表現的英雄主義大抵屬於個人英雄主義。而馮小剛雖然也是通過穀子地在漫長的歲月中不被人理解孤獨一人依然在“伸冤”的路上義無反顧地前行，來完成對“平民英雄”的濃墨書寫與熱情禮讚，但是穀子地的英雄形象完全不同於超人、蜘蛛俠和綠巨人，也迥異於《007》《諜中諜》《巴頓將軍》乃至《拯救大兵瑞恩》中的西方各路英豪。穀子地可以很有個性，穀子地也可以極其孤獨，但是穀子地絕對不可以有個人英雄主義，穀子地的上下求索雖然也呈現出孤膽英雄的某種特質，雖然也有洗清己身的含義在內，但更多的是為了給九連弟兄們討一個説法。戰後，犧牲了的戰士被定義為“失蹤者”而不是“犧牲者”，這對穀子地來説，是再長的歲月都無法醫治的心病，在尋找戰友遺骸的過程中，穀子地從頭至尾揹着沉重的良心包袱，因為失蹤給200斤小米，犧牲給700斤小米，中間的差異不僅關乎一個人一年的口糧，更關係到一個人乃至一個家族的世代榮譽。巴頓可以用萬千士兵的生命去成就自己的一世英名，但是穀子地不能，穀子地只能倒過來用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去跟無情的歲月以及不合理的體制打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來證明戰友的清白，來維護生命的尊嚴，來經濟論文http:///economics/捍衞軍人的榮譽。而這一切，都只因為穀子地是土生土長於崇尚集體主義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的英雄，而炮製這樣的英雄的馮小剛，同樣對傳統文化精神懷有一份堅守之情，只不過馮氏用了現代商業大片慣用的電影元素來演繹民族的價值評判和自身的審美追求而已。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集結號》寫到了英雄的孤獨，並且將這種孤獨刻意地放大與凸現。馮小剛放棄了自己輕車熟路的喜劇形式，而從英雄主義情結出發，以悲劇手法來給觀眾提供賀歲大餐，因而被認為“《集結號》的出現，實際上是馮小剛在改寫了中國喜劇電影文化生態之後，把戰爭片也納入到自己的類型片敍事重構之中。沒有葛優出演的《集結號》，構成了馮小剛電影符號的改變”①。對於《集結號》的英雄主義情結，需要我們在更為久遠也更為廣闊的時間與空間的範域內予以審視。對於中國而言，集體英雄主義精神始終被社會主流話語所肯定。1949年後，中國電影開始了從民族商業電影向國家政治電影的第一次轉型。在這一次轉型中，政治與藝術的矛盾關係是一條重要線索，並且在兩者的博弈中，政治是佔上風的。②幾乎所有的電影主題都不外乎革命的英雄主義和忘我的集體主義。隨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電影開始了從國家政治電影向主流商業電影的第二次轉型，轉型的核心是承認電影的文化商品屬性。直至第四、第五代導演出現，開始強調電影的認識功能是對“人生”的終極體驗，是對歷史的文化反省，並且電影的審美功能不再是簡單的“寓教”，而是其獨立的美學意義。到了90年代國中期，“主旋律”被重新進行了更寬闊的界定後，又成為國家

電影的核心價值。商業電影微妙地轉向主流電影。③而從90年代中後期起，電影又開始出現第三次轉型，即以宣傳教育為主的單純政治文化向審美愉悦為主的娛樂文化轉型和從精緻的嚴肅文化向商業性的快餐文化與大眾文化轉型。馮氏電影，恰在此時嶄露頭角。

馮小剛的賀歲片從《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延續到《大腕》《一聲歎息》《手機》和《夜宴》，一而再再而三地創造着票房奇蹟，由此馮小剛也成為了中國商業電影的領軍人物。人們通常更多地關注始於《甲方乙方》的馮氏電影的喜劇趣味以及迎合於商業文化的馮氏電影元素的特質。作為商業大片，《集結號》依然注重或者説更為注重讓經濟學論文http:///economics/視聽刺激與情緒渲染滿足於觀眾感官和心理的需要。其實從人文精神的角度來看，馮氏賀歲片同樣具有特定的認識功能和文化意義，《集結號》中對生命個體多元形態的認可、對普通生命個體同樣需要尊重的呼喚以及對理想生存方式的隱性的假想與追求，與《甲方乙方》所藴涵的自由生存慾望和理想生存狀態的訴求可謂一脈相承。

英雄主義通常會與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同時被提及。但是，《集結號》與同為表現集體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的戰爭片《南征北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等影片不同，除了戰爭場面顯得更加慘烈並且帶上了西方戰爭大片的痕跡之外，還拋棄了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並由借宏大敍事來表現國家政治電影的主旋律，轉而關注生命個體併為平民英雄的被排斥於歷史與體制之外鳴不平，由一味高唱集體英雄主義凱歌，轉而凸現戰爭的殘酷以及英雄孤獨的悲壯。讓銀幕上的九連戰士和銀幕下的各色觀眾苦苦期待的原本可以吹響集結號但直到曲終人散也未能吹響的軍號，以首尾呼應的形態有形無形地貫穿於全片。片首，它於特寫的鏡頭中在血跡斑斑的畫面之後出現在皚皚白雪之上，白雪覆蓋着46位英烈的墓冢。隨即鏡頭漸漸向上拉成全景，在羣山簇擁之下，軍號與軍號下的烈士墓冢漸變漸小，某種特定的歷史感便在這變化運動着的鏡頭與畫面構圖中生出了濃厚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