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論文（多篇）【新版多篇】

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一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道路

這個學期通過學習中國近代史，讓我們知道我們中國共產黨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中國要獨立和自強就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必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選擇的符合國情的唯一正確道路，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確道路。

鴉片戰爭，打破了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使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在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一代民族精英覺醒：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龔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洪秀全領導的反清農民起義；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圖強”；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正是他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挺身而出，為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同仇敵愾，英勇奮鬥，前赴後繼，拼搏不息，譜寫了中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壯篇章。這讓我們看到了民族的內部團結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實現復興的基本前提。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共產黨最初登上歷史舞台時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鴉片戰爭，打破了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但是，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中國沒有走上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反動統治的任務，就不能不經過一個長期的艱苦奮鬥過程。從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人民進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其中包括太平天國革命、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戊戌維新等，這些鬥爭不同程度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但最終都失敗了。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但辛亥革命沒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進行到底，最終以同舊勢力妥協而告終。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給人們以重要的啟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領導革命取得最終勝利，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必須有新的階級領導和新的思想指導。

建國後，在黨的號召下，全國人民也曾經克服了多少艱難險阻，如抗美援朝、抗洪搶險、抗震救災等，其社會動員之廣泛、組織領導之有力、應對行動之迅速，取得成效之顯著，讓全世界都不得不由衷地表示佩服。在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一旦有事，只要黨和政府一聲號令，馬上就會聞風而動，羣起響應。之所以能這樣，説一千道一萬，歸根結底在民心。政權的穩固主要靠民心，失去民心就丟掉了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石。但民心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我們黨長期以來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和行動贏得的，它是執政黨和政府的公僕用熾熱的誠心換來的。如果沒有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心裏沒有人民羣眾，只知對上負責，養尊處優，那就必然會失去民心。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

選擇共產黨的必然性：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因辛亥革命失敗而迷茫的人民羣眾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為他們的鬥爭開拓了通向勝利的新航道。從此，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振興中華的偉大使命，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身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為之一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選擇共產黨的正確性：中國共產黨一開始便旗幟鮮明地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來觀察和分析中國的問題，並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羣眾工作，它作為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着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國廣大人

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根本對立的；它掌握着馬克思主義這個鋭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為中國人民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指出了一條基本線索，指明瞭走向勝利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人民指示了明確的鬥爭目標。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全部活動都是為工人階級和人民羣眾謀利益的，是為他們的解放事業服務的，它就敢於相信、發動和依靠羣眾。中國共產黨採取羣眾路線的革命方法，這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黨和政治派別沒有也不可能採取的。這個情況表明，它能夠勝利地擔當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

毛澤東説：“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由此可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道路是中國的必然出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制度，都是與其歷史發展走向密切相關的，都有其歷史決定性。

總之，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鞏固和發展，體現了中國近現代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得出的必然結論。此外，社會主義制度有着無比的優越性。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病而產生的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現實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第一，社會主義的產生，徹底改變了人民羣眾受壓迫受剝削的社會地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從根本上保證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人士管理國家、社會事務的權力和他們的民主權利。第二，社會主義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從根本上解決了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從而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第三，社會主義提倡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不斷擴大社會福利，實現社會平等，避免兩極分化。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建立在對內剝削、對外掠奪的基礎上，並用低價商品摧毀弱小國家的民族企業，用堅船利炮把它們變為自己的附屬，尤其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實行不等價交換。而我們的社會主義，主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通過充分利用本土資源，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

中國共產黨誕生90年來，從一個只有53名黨員的小黨到今天擁有7800萬黨員的世界上最大的黨 ，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在總結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我們黨提出了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把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落實到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上來，把滿足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決城鄉困難羣眾的基本問題上來。

總的來説，黨的性質、宗旨，堅定了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以黨為領導核心。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但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長期執政是所有政黨追求的目標，共產黨也不例外。面對新世紀新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已經在適應執政環境，加強執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當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經驗。

面對新世紀、新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站在時代和戰略高度，把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一鮮明地提出來，自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是與時俱進的先進的政黨。

由此可見，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中國的發展道路坎坷曲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大學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二

《論中國近代革命》

[摘要]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為求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民族 奮鬥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題，舊、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他的內容。回顧中國近代史，探索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歷程。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族主義革命。

中國的近現代發展史，是一卷被鮮血浸滿鮮血又慘遭蹂躪的長卷。中國人民飽受列強的欺壓與凌辱，深受國弱民貧的危害。鴉片戰爭的屈辱、聯軍侵華的無奈、日本擴張的悲慘遭遇„„但同時，就其本質與主流上來説，中國近現代史又是中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羣眾為救亡圖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英勇奮鬥民族民主革命、艱苦探索的歷史。 1840年，英國發動了世界知名的鴉片戰爭，中國歷史的發展從此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鴉片戰爭以前中過是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鴉片戰爭以後，通過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破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的社會矛盾也由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革命任務也發生變化，由反對本國的封建統治轉變為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任務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鴉片戰爭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也拉開了中國革命的序幕。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我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衞自己的祖國，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

中國革命的目標是爭取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和富強，革命性質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為前後期的領導階級分別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又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族主義革命兩個時期。

民主政治建設是一個國家實現近代化的重要內容。在我國明末清初開始出現了民主政治的啟蒙思想；鴉片戰爭後， 隨着西方政治思想的傳入， 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敗告終。

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革命。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79年，即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然而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卻對此置若罔聞，甘當“洋人的朝廷”，使得國人對清政府更加失望，國內要求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廣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爭，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洋務運動，等一系列的變法革命運動爆發，一位位愛國主義分子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 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受啟蒙思想的影響， 一批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知識分子發動了救亡圖存的戊戌變法，卻慘遭清政府的屠殺。我們付出了血的代價，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犧牲讓我們認識到，想通過改良的方法來救中國是行不通的。我們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眾。於是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了世界聞名的辛亥革命，要通過武裝鬥爭的方式來救中國。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敗的。不可否認，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勢力的代表、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歷史上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居住專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但是中華民國卻錯誤地將帝國主義列強當作了朋友，孫中山先生甚至發表了《告各友邦書》，承認各個不平等條約的有效，期望換來帝國主義的支持。這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與妥協性。

儘管如此，中國的歷史通過這次革命被改變了。我國的社會性質雖然沒有改變，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為中國的未來帶來了希望。但畢竟由於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導致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事實證明資產階級革命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這時，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西主義，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中國無產階級是革命性最徹底的階級，也因為如此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於是，又一批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走上了歷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決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必須擁有一個新的救國陣營，有一場新的、來自於人民羣眾的民主革命，這樣，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其本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將“三民主義”取代的革命鬥爭，也是中國社會制度進步的象徵。此次革命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9~1927)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並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擁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此後，中國共產黨不斷髮起工人暴動，反抗北洋政府統治。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實現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1927年，在國民黨右派的破壞和中共內部右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下，接連出現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大革命宣告失敗。

第二階段(1927~1937)

這一階段被稱為“土地革命”時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羣眾打響了武裝反抗反動派的第一槍。秋收起義後，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開闢了以井岡山為代表的無數農村革命根據地，併成功粉碎國民黨數次“圍剿”。1933年由於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開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陝北，標誌着長征的勝利結束。

在此期間，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了中國東北並虎視眈眈、不斷向南推進。中共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戰；而國民黨為了穩固政權採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最終導致國土淪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結局後，國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1937~1945)

這一階段被稱為“抗日戰爭” 時期。

以“七七事變”為起點，中國人民進入了艱苦卓絕的八年全面抗戰時期。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代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獨立，極大地提高了國際地位。中國在此後稱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第四階段(1945~1949)

這一階段被稱為“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共進行重慶談判，簽訂關於和平建國問題的協定（即“雙十協定”）。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人民羣眾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戰爭最終獲得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除台灣、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陸領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門分別於1997、1999年迴歸祖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標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即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中國近代史的結束，也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數千年來，中國的歷史是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近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又憑藉堅船利炮，把中國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深淵。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是卻並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人民為了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整整奮鬥了一個世紀，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此，勞動人民成了新中國的主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標誌着中國社會進入了新的時期。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抗爭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打倒帝國主義以實現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義以實現人民富強的鬥爭史。我們從中吸取了寶貴的經驗。

1、只有共產黨 才能救中國。中國近代以來，各階級登上歷史舞台 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農民階級的義和團運動還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 ， 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也失敗了 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戊戌變法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最終失敗

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後 ，領導中國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勝利，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因此歷史時間證明，只有共產黨 才能救中國

2、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成立後 進行國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黃埔軍校，進行國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

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勝利 保存了黨和紅軍的基幹力量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七七事變後，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

3、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時間相結合 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 走人民路線中國才有希望

4、國共兩黨 合則兩利 分則兩傷 團結就是力量 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取勝的法寶 5落後就要捱打。

通過學習中國近代仁人志士對國家出路的探索，我們深刻地瞭解了國情，堅定了信念：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了國家富強做出了不朽的犧牲，使我們深感肩負的重任。當代社會要求我們有開闊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這就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便是這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 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夠肩負起歷史賦予振興中華的神聖使命。

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

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三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

革命中的轉折點

電子商務 專業 二 班級 2010043204學號 姓名 樑棟

內容摘要：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下旬，到達猴場（今甕安縣草塘鎮）進行了第一次轉折會議猴場會議，其中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讓後北上到達遵義，進行中國歷史上革命的第二個轉折會議遵義會議，會議中經過激烈討論否定了博古的報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取消“三人團”，總結政治和革命經驗。遵義會議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點。

關鍵詞：候場會議 遵義會議 毛澤東 基本方針

正文：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

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脱敵人，爭取主動。1934 年 12 月下旬，到達猴場（今甕安縣草塘鎮）進行了第一次轉折會議猴場會議。會議上在面對這一嚴重局勢，李德、博古仍不放棄去湘西的意圖，提出要紅軍“一是不過烏江”在南岸打游擊；“二是回頭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為此，中共中央在紅軍到達猴場的當天（31日）下午5時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會後，紅軍遵照會議決定，把撤離蘇區以來的消極避戰變為積極作戰，主動出擊，恢復了宣傳羣眾、組織羣眾、建立革命政權的光榮傳統。紅軍按照黎平會議決定的“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鬥，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前進”的方針，強渡烏江天險，攻佔了遵義。

於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對黨的前途命運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它的最大功績在於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和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是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然而，人們在回顧和研究這段歷史時，往往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遵義會議及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並沒有擔任黨內和軍內的最高領導職務，為什麼説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1]。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只要我們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對黨和紅軍重大決策的形成過程、執行結果及歷史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結論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遵義會議召開前（即猴場會議的共識），全黨全軍已基本形成共識：只有毛澤東出來領導黨和紅軍，才能轉危為安，擺脱困境。這一認識，為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是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被迫長征並在繼續遭受損失、陷入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面對慘重的失敗，紅軍廣大指戰員特別是黨和紅軍的高層領導不能不深刻反思：失敗的原因是什麼？黨和紅軍的出路在哪裏？誰能領導黨和紅軍走出困境、轉危為安？答案只有一個，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從1927年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到遵義會議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發展壯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臨生存危機的曲折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開闢出一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創建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為中國革命指明瞭勝利的方向。毛澤東等人還總結創立了一整套機動靈活的紅軍作戰原則。運用這些原則，紅軍以弱勝強，連續打破國民黨軍多次大規模“圍剿”，根據地和部隊不斷髮展壯大。只要有毛澤東的指揮，紅軍就能打勝仗，這成為廣大指戰員有目共睹的事實。李維漢回憶説：“毛澤東在黨、軍隊、政府裏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羣眾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麼大的中央蘇區，是他領導搞起來的。”[2]這種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鬥爭實踐中形成的，是毛澤東最終能夠成為黨和紅軍領導核心的深厚基礎。然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佔據了統治地位。教條主義者輕視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國經驗，把毛澤東等人從中國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斥為“狹隘經驗論”，排斥毛澤東對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全盤否定毛澤東等總結的行之有效的紅軍作戰原則，最終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為了籌劃戰略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實施的“三人團”，全權領導黨和紅軍。長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紅軍繼續處於被動挨打境地，出發時的8．6萬餘人渡過湘江後已鋭減至3萬餘人。紅軍前四次反“圍剿”巨大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嚴重失敗的鮮明對比，使廣大指戰員“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日益顯著，湘江戰役，到達了頂點”。[3]紅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説：“指戰員們怨聲載道，有的罵娘，責怪中央領導不力。”[4]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崗位上來，成為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共同呼聲。經過毛澤東因勢利導的説服，黨內一些曾經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從慘痛的教訓中醒悟過來，深感只有糾正錯誤的軍事指揮，黨和紅軍才能擺脱被動。黨內高層認識上的漸趨統一，保證了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毛澤東此時雖然身處逆境，無權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但他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轉被動局面的戰略性建議。紅軍進入湘南後，毛澤東建議中央抓住各路國民黨“追剿”軍尚未靠攏的有利時機尋殲敵之一部，以擺脱被動。湘江戰役後，蔣介石在紅軍即將北上湘西與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的途中，佈下20萬大軍張網以待。在黨和紅軍又一次面臨險境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力主紅軍西進貴州，到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尋求發展。這一重大戰略決定，不僅使黨和紅軍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沒危險，也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原有部署，為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並在決議中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一系列正確戰略戰術；毛澤東不但進入黨的最高決策層，其核心領導地位也得到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的一致認同。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佔領遵義。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5—17日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着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全面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錯誤。張聞天根據與毛澤東、王稼祥事前共同擬定的提綱，代表毛、王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系統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隨後作了重要發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今後在軍事上應該採取的正確方針。王稼祥緊接着發言，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等多數與會同志都同意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意見。“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5]張聞天也認為，“在目前這種險惡的情況下，只有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才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後，儘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毛澤東卻説服了大家，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責。因為這樣既有利於團結一些思想認識還沒有完全轉變的同志，也有利於與共產國際的溝通聯繫。雖然毛澤東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並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系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志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陳雲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紅軍長征情況時就説，在遵義會議上，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6]張聞天也認為，“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7]從我們黨的歷史看，李立

三、王明當時都沒有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但由於他們的錯誤路線在全黨得到貫徹，因而成為兩次“左”傾錯誤的代表人物。鄧小平也沒有擔任過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但誰也不會否認他是我們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毛澤東在沒有擔任最高領導職務的情況下，能夠在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發揮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領導才能，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黨內民主作保證。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是一個民主團結的領導集體。鄧小平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説：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儘管名義上毛澤東沒有當什麼總書記或軍委主席，但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只要毛澤東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8]這是對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最好説明，也是對黨的其他領導同志的高風亮節的充分肯定。

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中國革命歷史中，正因有這幾次轉折會議，才有今日的新中國。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偉大的革命先輩們虛心的接受和相互聽取建議和做出的正確結論，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的革命先輩們的高風亮節，這也是我們當代人應該學習的，永記歷史，用歷史提醒自己。 參考文獻：

[1] 《列寧選集》，第2卷第375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39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3]《紅軍長征·回憶史料》，第8—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 [4]《遵義會議的光芒》，第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 [5]《周恩來傳》上，第34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6]《陳雲文集》，第1卷第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7]《張聞天傳》，第205—20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 [8]參見郭德宏：《中共黨史論集》，第290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

大學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四

《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發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對近代中國經濟而言，辛亥革命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但沒有能帶領中國經濟真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關鍵詞：辛亥革命；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經濟思想；社會基礎

時光流轉，一個世紀以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也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無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那麼，就近代中國經濟來説，辛亥革命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一、辛亥革命進一步深化了中國晚清以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

中國自進入封建專制社會以後，重農抑商和政府主導就成為封建時代經濟思想的主要特徵。重農抑商是農業社會在經濟思想上的突出體現，政府主導則是專制體制的題中之義。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外國侵略者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內憂外患，清政府的統治危機重重。從1840年到1911年，即我們常説的晚清時期，清政府為挽救統治危機開展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例如：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後允許私人設廠、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以後實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別是晚清時期的新政，其主要內容有：倡導振興工商業，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民間自主地發展資本主義；制定並頒佈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試辦銀行章程》、《籌辦礦物章程》、《鐵路總表》、《獎勵公司章程》等諸多促進工商業發展的經濟法規；對私人業主按照投資額度給予獎勵等，這些措施的實施，使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重農抑商與政府主導的經濟傳統在政策層面逐漸地為振興工商、允許並鼓勵私人自由發展實業的思想所代替，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開始在中國社會中產生並逐漸發展。不過，專制政權的改革始終甩不掉濃厚的政府幹預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隨後成立了真正資產階級的政府――南京臨時政府，中國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來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中就匯聚成一股強大的進步思潮。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來看，只有大力發展資本主義才能實現中國的獨立自強，而發展資本主義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間自營，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為此，南京臨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法令，比如《臨時約法》中就規定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財產”、“人民營業自由”等等，從法律和政策層面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了傳統經濟思想的轉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社會日益成為主流。借鑑當時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倡導自由資本主義之路，南京臨時政府亦明確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辦實業。資產階級政權的非專制性導致對政府幹預傾向的比較徹底的放棄，進而使得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思想在中國快速發展。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環境，在中國封建的自給自足經濟的軌道之外，又並行了一條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軌道。“民族資本主義的春天”就是當時自由經濟思想在社會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和基礎

辛亥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們普遍認為三民主義中的民族與民權主義已經實現，之後要謀求的便是實現民生主義。於是，當時全國上下在“振興實業”上一度形成了較高水平的思想認同和比較一致的行為取向，這就為推動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較為穩固的社會基礎。辛亥革命的政治影響轉化為經濟發展實際成果的重要途徑之一就在於它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比較積極的社會環境。孫中山在民國創建伊始就主持制訂了一系列獎促工商的法規法令，為發展工商業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更是出台了一系列鼓勵民族經濟發展的政策，如，對私人財產嚴加保護；在中央成立實業部，地方成立實業司，專門負責管理和振興實業；制定銀行條例，鼓勵民間新式金融業的發展；制定並頒佈《商業註冊章程》，允許私人自由申報設廠；之後又陸續頒佈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工商保息法》、《礦業條例》、《審查礦商資格細則》、《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商人通例施行細則》、《農商部獎章規則》等一系列法令：實施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色彩的學校教育，推動新思想的傳播，激發人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識，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會有持久的交換，有了持久的交換才會有經濟的繁榮興旺，以上這些對當時民國經濟的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進效應。毋庸置疑，南京臨時政府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是積極的、迫切的，傳統的抑商政策此時在政策層面已經煙消雲散了。

從經濟上看，辛亥革命為20世紀初期的中國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社會生產提供了前提和條件，把貧窮落後的中國引向近代工業化的道路。1912年，孫中山在《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中就寫到：“中國處在大規模的工業發展的前夜，商業也將大規模地發展起來，再過五十年我們將有許多上海。”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1912年，孫中山親自發起籌備中華實業銀行，並自任名譽董事長。黃興、宋教仁等在湖南倡辦中華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礦業股份公司，此外還在全國範圍內發起建設墾植協會和國民銀行。于右任、陳英士等發起建設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層革命黨人也多從事實業活動。

辛亥革命後，學校數目和在校學生數量都逐年增長。1912年，學校數量達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學生人數達到290多萬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達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數的三倍，文化教育事業的興盛為中國工商業的發展和實業經濟的進步培養了各類人才，同時也帶動了出版印刷工業的興旺。這樣，在當時社會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徵時代進步的發展實業的熱潮，或多或少地優化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環境。反過來，這股熱潮滲透於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又進一步深化了當時中國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想。辛亥革命後，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一個“黃金時期”，這集中體現在民國初十年的發展上。1911―1915年，全國各地成立的經濟團體達到107個；清末十餘年所建銀行總共不過17家，而僅1912年一年新建銀行即達14家，此後更是新增不絕；自1914年起中國經濟的各項統計指標均呈現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為中華民族經濟邁出了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作用帶有很大的侷限性，沒有能帶領中國經濟真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誠然，辛亥革命為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積極的環境，使得近代中國經濟獲得了一定發展。可是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局面是相對的，階級侷限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終究致使辛亥革命對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推動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國經濟沒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後真正走上資本主義發展之路。

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後，帝國主義加強了對中國市場的掠奪和投資侵略，其在工礦企業的投資遠遠大於中華民族工業的力量。中國封建政權則在客觀形勢的迫使下逐漸放鬆了對民族企業的束縛，然而一旦有利可圖，他們便會對商辦企業進行種種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業自身，大多處於設廠的起步階段，存在着資金、技術、營銷、經驗等多方面的困難，尤其是在購買外國機器設備的時候經常受到外國商人的敲詐。同時，民族工業的資本家為了減少封建官僚的各種勒索，凡是與清政府及其官員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於紳商的力量，因而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與封建勢力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國在內受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外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的形勢下，民族資本力量微弱，可以説是在夾縫中生存與成長，機器工業和手工工場業的發展長期處在低水平的狀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政權，但它沒有在中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就是到20世紀初期，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水平總體上也還是很低的，資本主義沒有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當軟弱。

直到抗日戰爭前為止，整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也只有10%左右。並且這一時期民族經濟的發展更多地是依靠規模不大的中小企業。由於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經濟的侷限，形成廣大的國內市場，封建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中國依然佔據主導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徹底的，這個“命”是在不觸動封建主義利益的基礎上“革”的，因此，封建專制主義被運用於經濟領域就導致了官僚資本的迅速膨脹。

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並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實質不過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政，它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從此，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在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同時還受到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1922年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由自由資本主義軌道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軌道過渡。尤其是經過1929―1930年的幾次新軍閥混戰，蔣介石政權得到鞏固，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全國性政權，這樣，辛亥革命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就被迅速改變了。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控制下，民族資本只有或被兼併或相附合，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成為崎嶇的小路。有資料顯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1922年後表現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時徹底陷入了窘境。

參考文獻

[1]石波。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J]。湖北社會科學，1991，(8)。

[2]虞和平。辛亥革命與中國經濟近代化的社會動員[J]。社會學研究，1992，(5)。

[3]張佳堅。淺議辛亥革命對中國經濟思想的影響[J]。金融經濟，2011，(10)。

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五

關於鄭州市科技館的調查報告

調查時間:2013/4/14

調查地點:河南省鄭州市科技館

調查對象：館中各種儀器、物理現象

調查人：石龍龍 喻國軍 許翔 李雙 馬越 張露

調查分工：石龍龍 李雙 負責報告的書寫與排版喻國軍 許翔 負責材料的收集、整理馬越 張露 負責照片的拍攝、取證

正文

前言：

本次調研主要是通過對鄭州科技館的參觀，從而使大家進一步瞭解河南省近現代以來所取得的成就，通過採訪一些人和自己的親身觀察等方法，進行此次活動旨在觀看當代中國所現有的科技成就，也是與過去的歷史有一個比較，同時也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和創新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和重要課堂，回顧歷史，展望未來，認識和了解當代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古代的中國正是由於科學技術的落後才有了那一段屈辱的歷史。國家分裂，人民受苦，遭受世界各國的欺負。中國人不應該、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記，刻寫在中國近代的鏡頭、側面或片段，雖然斑斑點點但歷歷在目同時銘記歷史，作為新時代的我們要勿忘國恥，時時激勵自己，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自己的使命，為新中國的美好明天而奉獻自己的力量。

主體：

1、調查方法及經過：

我們幾個人分工好，然後各個人採訪的採訪，拍照的拍照，記錄的記錄，觀察的觀察，用了幾個小時進行調查，然後在結合自己的觀察以及旁邊別人的講解了解到了各種不同的先進的儀器，還有一些大自然的各種物理規律及現象。有的甚至通過自己的親身嘗試來體驗不同儀器的奇妙之處。

2、調查分析：

不管人們有沒有意識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從近代產業革命發生以來，科學技術所顯示出的最巨大、最引人注目的社會功能，也是科學技術的主要社會功能。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主要因素，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達與否的重要標誌。 科學技術已經深深的影響着我們的日常生活，在經濟社會發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主要觀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因為，科學技術有利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人類社會步入知識經濟時代以來。科學技術越來越凸顯出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科學技術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力量，知識經濟實質上就是以科技為第一主產力的經濟。建設現代主義的社會主義特色的國家，也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持。它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 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計算機網絡技術、電子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手機、電腦那些昂貴的奢侈品步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需品。我們必須承認，科學技術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着我們的生活方式，改變着我們的文化。正是因為科學技術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也在多種場合提出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取得了很大地進步，步入了科技強國之林。但是，我們還應該認識到，我國很多技術都受限於發達國家。所以，我們應該奮起直追，迎頭趕上。作為當前社會的一員，我們不僅應該認識到科技的重要性，還應該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具有獻身科學的勇氣和決心，具有用科學技術來發展全人類的博大胸懷。更重要地是，要熱愛科學，尊重科學！

我們都知道由於從明代14世紀60年代末始以來，中國對外長期實行“閉關

鎖國”政策，影響了近代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並使之處於相對停滯狀態。與此同時，歐洲成為現代科學的發源地，生產力突飛猛進，科學技術獲得迅速進展。中國逐漸拉大了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我們國家停止了發展，可是歷史卻是不會因為誰而停留。因此中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了令人心酸但又難忘的屈辱歷史。中國人不應該、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記，雖然斑斑點點但歷歷在目：從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直至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從旅順大屠殺到南京大屠殺；從鴉片走私、掠賣華工到火燒圓明園；可謂慘不忍睹、聞所未聞！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愛與恨、和平與暴力被定格在這段屈辱的歷史上，痛定思痛總是民族復興的開始 ，時刻警示着我們每一位中華兒女當勿忘國恥，要振興中華。而這些所有的結果都是因為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後。

4、基本結論：

幾十年前前輩們就知道了要想富國必須得有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生產力是富國強兵的唯一之道，古代的中國其實並不缺少聰明睿智的人才，僅從四大發明就可以看出。但是從上世紀開始，為何一向以天朝大國自居的中國卻幾乎淪落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從這次參觀科技館中我們可以真切的體會到中國開始逐漸走向富強了。在科技館中觀看到了各種先進的科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近幾年我國在航空航天事業方面的發展。在科技館三層的航天交通展區中，顯示了進、近幾十年中我國航空事業的迅猛發展，在1999年5月10日，首發成功地將我國自行研製的風雲一號、實踐五號衞星準確運送入軌道，發射獲得圓滿成功。同年11月20日將同期研製的神州號載人飛船送入軌道，發射獲得圓滿成功。中國重視研製各種應用衞星和開發衞星應用技術，在衞星遙感、衞星通信、衞星導航定位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中國研製和發射的衞星已廣泛應用於經濟、科技、文化和國防建設的各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並且從新中國成立以後，因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經歷過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所以也更加的可以體會到先進的科學技術就是一個國家繁榮昌盛的前提。所以國家領導人重視教育，鼓勵創新等等，這些舉措讓我們看到了國家的希望，與此同時也吸引了一大批愛國人士的積極響應，他們有的甚至放棄國外優越的條件而回國，準備為國家的建設盡一點自己的力量。例如我們都知道的兩彈元勛鄧稼先，他是我國原子彈、氫彈之父，還有就是不顧一切阻擾誓死要回到祖國的兩彈一星

錢學森，為我國的導彈和衞星的研製立下了汗馬功勞。1995年5月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這是繼1956年號召“向科學進軍”、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後，中國科技事業發展進程中第三個重要里程碑。

近年來，隨着科技的發展及相應的國際合作。我國進行了多種空間科學實驗，在晶體和蛋白質生長、細胞培養、作物育種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中國空間科學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創新成果，在空間物理學、微重力科學和空間生命科學等領域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對外開放的國家級實驗室，建立了空間有效載荷應用中心，具有支持進行空間科學實驗的基本能力。

結尾：通過這次科技館的參觀，我思考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科學技術的發展直接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的不斷進步與科技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人類生活的改善，由蒸汽時代進入了電器時代，與科學技術是萬萬相關的，雖然環境的不斷惡化，但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的速度大於人類對世界的破壞速度，這也就是人類能夠一直維持下去的關鍵，所以，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沒有人類的今天，作為新時代的我們，要時時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大力發展科技，同時還要牢記歷史，以史為鑑，一個民族，若忘記了自己的歷史，實際上也就等於失去了民族的記憶功能；失去記憶的民族是可怕的，它會在今天的紛紜變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隨波逐流，更會不斷地重複自己的錯誤。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 篇六

《淺談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

摘要：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人物選擇的道路、革命策略決定了他的立場、成就和歷史功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着歷史命運。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使中國這個備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成為了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

關鍵詞：近代中國 歷史命運 革命策略 社會主義

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從鴉片戰爭開始，就由其性質決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自主和富強。對此，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沒有異議。儘管他們都懷抱着這樣的理想，但基於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不同，所選擇實現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謀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國道路

林則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開始了反對帝國主義的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況下無奈承認其失敗。洪秀全則繼承了林則徐反對帝國主義的光榮傳統，以其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宣告了中國人口最多的農民階級是不甘於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命運的。但不同於林則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對立面，在反對封建皇帝的同時反對帝國主義，洪秀全和他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對以後的革命開啟了極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孫中山就稱自己為洪秀全第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在方式方法上、在謀略方略上也很明顯受到過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影響。太平天國農民革命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標錯了，而是其用來反帝反封建的路線、方法、謀略方略還不能夠把這一歷史任務更加徹底、全面地完成。而從戊戌變法開始，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所進行的維新、變法，在反帝反封建這兩個方面都顯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敢明確反帝的目標。到了孫中山的後繼者蔣介石則更是淪落為帝國主義的附庸。雖然蔣介石也想靠一種力量來擺脱這種附庸地位，但由於其政權的性質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之上的，他始終不敢，也不願發動人民起來反帝反封建。

2、蔣介石緣何失敗

德國哲學家曼海姆曾説，“法西斯主義有它自己對理論和實踐關係的看法。總的説來，它是行動主義的和非理性的。”蔣介石政權的失敗，還在於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納粹黨同樣的極端非理性。對照來看，中國的蔣介石在反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在堅持自己的“知易行難”時，在熱心地用權謀周旋于軍閥混戰時，在高叫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時，與法西斯的以上特點極為相似。蔣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國民會議”的開幕詞中公然宣稱，當今世界所有的三種理論――法西斯蒂、共產主義、自由民治主義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學説為依據，以工農組織為運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後先，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而共產主義則“不適合中國產業落後的情形，及中國固有的道德”，至於自由民治主義更是“各據議席”，“眾難塞胸”，“今歲不徵，明歲不戰，使共產主義軍閥坐大於中原也”。言詞之間對自由民治主義充滿了不滿。

由於蔣介石畢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勢力的，儘管他傾慕法西斯主義，也還不得不有所顧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義後，並沒有忘記為自己粉飾。他首先拉出國民黨最大的權威、國父孫中山來為自己掩飾説:“總之，每各國各有其客觀環境，世間決無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須融匯中外學説，研究國內實況，而後可以定醫國之不易良劑也。主權屬於全體人民，系所親定，最後之目的在於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則必經過訓政階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接着又賊喊捉賊地説:“領導素無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不可，況既明定為過渡階段，自與法西斯蒂理論有別。至民族主義必與民權民生相提互證，則絕無流於國際侵略的危險，而以大同為鵠的可知矣”。這樣，蔣介石就自以為得計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義偷樑換柱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了。

蔣介石從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義不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還是侵略性最強的一種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國內製度，還和世界範圍的侵略擴張同步，二者不可單獨存在。蔣想在國內實行此制度，如果沒有對外擴張，是絕沒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國內一時成功了，也還要面臨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國主義大國的較量，他們只有在這一場帝國主義的大戰中取勝，才有可能延續其壽命，而如果戰敗，則一定徹底破產。蔣在國內實行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上依附更強大的帝國主義集團，雖然能在國際帝國主義戰爭中生存下來，但由於其不能採取對外擴張之策略，則中國人民所受的壓迫必定非常沉重，這就使得蔣的政權面臨國內外的強大壓力，非常脆弱。事實也正是如此，蔣在抗日戰爭後由于堅持獨裁、堅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唾棄。

3、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

因此，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這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被歷史選擇的結果。法西斯主義不被歷史選擇，前已闡述，資本主義不被歷史選擇，則在於其是一種對內實行民主，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主義，對此，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過，馬克思認為:“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為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面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飾了。資產階級自命為財產的捍衞者，但是難道曾經有什麼革命黨發動過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那樣的土地革命嗎？當資產階級在印度單純用貪污不能滿足自己掠奪慾望的時候，難道不是都象大強盜克萊夫勛爵本人所説的那樣，採取兇惡的勒索手段嗎？當他們在歐洲大談國家公債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難道不是同時就在印度沒收了那些把私人積蓄投給東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應得的股息嗎？當它們以保護‘我們神聖的宗教’為口實反對法國革命的時候，難道不是同時就在印度禁止宣傳____嗎？他們為了從朝拜奧里薩和孟加拉的神廟香客身上榨取錢財，難道不是把扎格納特廟裏的慘殺和賣淫變成了一種職業嗎？這就是維護‘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國唯一選擇只能是社會主義。現在，我們的任務是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對出現的各類弊端進行改革甚至變革的問題。也許現在我們仍有許多方面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遺產，需要一個清除過程，這個過程比較漫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允許資本主義發展，並且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好處，對中國實現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也有好處。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有些人不瞭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説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雖然我們走了彎路，但改革開放以後，經過這樣的一段約三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已躍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開始有很多人在熱烈討論中國的崛起問題，這都有力地證明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終選擇社會主義的救國方略的正確性。但儘管如此，仍可能會有許多國人不滿足於這個成就，不滿足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程度。不過，如果我們放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採取歷史主義、現實主義的態度，我們就會認識到，社會主義畢竟使我們這個備受欺凌的將要亡國甚至滅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成為了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成為了一個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國。更何況，社會主義為中國帶來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即使和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相比，也有其獨特的價值和優勢，這就為中華民族實現進一步的偉大崛起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當然，要徹底、充分發揮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潛力，還需要我們以極大的智慧、勇氣和毅力去探討、去思考、去發現。

中國近代史論文範文：《淺談中國近代史教學中的德育》 篇七

【摘 要】中國近代史教學中的德育，可從進一步增強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內容、豐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開展。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教學 德育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堅持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把德育滲透於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貫穿於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中國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礎課程，其內容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鬥爭史和光榮史，是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尤其是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教育的生動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們在保衞祖國、反侵略鬥爭和近代化建設中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為當代大學生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因此，充分運用歷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對大學生進行德育，是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師應盡的重要職責。

一、進一步增強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

在歷史教學中，除向大學生介紹必要的基礎史實，培養髮展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外，進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系統地向大學生進行德育，能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水平，增強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感，培養大學生的開拓進取精神，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黨中央對加強國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視。當前，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和道德滑坡等消極現象。社會對高校也提出了不同於傳統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別是社會上的一些功利主義因素開始滲透到高校教育中，影響到一些大學生。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對德育重要性的認識，充分運用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這一陣地，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備課，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內容

中國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豐富的德育內容，這就需要教師認真鑽研教材，有意識地提煉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確立德育的達成目標。結合中國近代史教材，在備課中，可把中國近代史的德育內容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進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

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興中華、救亡圖存，始終是激勵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持續奮鬥的動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被譽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這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經世改革的主張；農民領袖洪秀全為建立“理想的天國”而奮起反清；薛福成、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思想家為突破“洋務運動”的侷限而奔走吶喊，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人士為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而倡導“變法”；孫中山、黃興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探索，但歷史事實表明這些探索最後都失敗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上述史實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所以1840～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培養大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生動教材。教師通過對這些內容進行深入教學，使大學生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歷史性的選擇，從而堅定大學生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決心。

（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人民的富強和幸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其精神支柱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近代史內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歷史”，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旅順口和南京數以萬計的人民被屠殺，都令人肝腸寸斷，同時也有奮鬥的“紅色的歷史”，這些都可以進一步激發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樹立自強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則徐等人虎門銷煙、抗擊英軍的英雄壯舉；三元里民眾不畏強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裝抗英鬥爭；老將馮子材鎮南關大敗法軍的凱歌；北洋海軍鄧世昌、林永升等海軍將士血戰到底、以身殉國的業績；民主革命的宣傳家陳天華“蹈海自盡”喚起國人的革命精神；國共兩黨攜手抗日最終取勝的輝煌成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光輝業績，等等。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教師通過對這一系列史實進行教學，使大學生接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薰陶，堅定發揚先輩們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樹立為把祖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志向。

（三）繼承革命傳統和優良品德的教育。

中國近代史中藴涵着豐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彙集了大量近代英傑的素材。例如，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高度責任感；洪仁？臨終遺詩堅信“天國祚雖短，光復待他年”的樂觀主義精神；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為天下人謀永福”的豪邁絕筆；李大釗不為酷刑所屈服，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堅定信仰；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優秀道德觀的體現，是先輩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教師通過這些豐富的實例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激勵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成為學有專長的高素質人才。

三、與時俱進，豐富德育的方法

中國近代史有着豐富的思想教育內容，要達到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達到德育的目的，還需要教師講究教學藝術，與時俱進，採用多種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解釋歷史的本領。

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常常會涉及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由於大學生雖正處於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定型時期，但人生閲歷仍比較有限，對於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師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加以引導。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人和事，而是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如在講到洪秀全時，既要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肯定他發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清王朝及外國侵略勢力，為歷史做出的貢獻，同時還應看到他作為小生產者代表所帶有的皇權思想、等級尊卑觀念及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等。正是後者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樣化。

按照教育心理學的原理，德育的過程分為明理、激情、立志、導行等階段，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促進，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讓學生養成自我教育的習慣，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單純地灌輸，還要善於點撥，啟發學生自己去判斷。教師應努力通過言簡意賅的語言、畫龍點睛的手法、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德育。同時，還應重視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傳統的教學中，黑板是主體。在講課的過程中僅僅是文字的展示，很難讓大學生將理性與感性結合起來。現代教學中，多媒體技術在大部分高校教學中已普及，關鍵是要提高課件本身的質量。例如，在講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穿插建黨__週年來歷次黨代會的圖片，可對加強熱愛黨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將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結合起來。具體、生動、形象的講述，能夠引起大學生的興趣，加深感性認識，進一步加深理性認識。例如，可配合教材內容選取有關的電影、錄像片斷等，組織大學生觀看，還可配合各種重大紀念活動和節日，組織大學生開展學術報告會，編歷史手抄報，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參觀博物館、革命歷史遺址和圖片展覽等，使大學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細雨潤物”中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學的中國近代史教學屬於主幹學科，其本質屬性仍然是素質教育，因此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貫徹德育，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既是認真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建設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名校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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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錦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會上的講話（2003年11月24日）[N]。人民日報，2003-11-26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八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中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然而，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這個嶄新的思想武器，並不意味着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還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世界觀和指導思想，具有與時俱進的特殊品格，它決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決不是終極的真理，而是發展的學説。因此，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指導着我國的革命和建設，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得到發展。這中間經歷了四個過程

（1）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並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對於中國的革命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是與我們黨的歷史使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説，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因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把中華民族振興和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緊密地聯繫起來，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就告訴我們，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離不開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説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説，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我理解，這就要求與黨的全部實踐活動既緊密聯繫、又相互作用的黨的理論活動，要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要遵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要遵循黨的建設的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的規律和黨的執政規律。可以説，遵循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的特殊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而又結合實際要求，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用以指導實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任務。

（2）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題進行了科學回答，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道。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形態的偉大創新。

第二次偉大革命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這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鄧小平理論也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十五大修訂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

“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是鄧小平同志從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證關係的角度，對如何在實際中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而作出的精闢論斷。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導原理和一般的指導原則，只能從總體上概括實際生活的一般現象和規律。這些基本原理、原則和規律，只有與各國不同時期具體的國情和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巨大的指導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曾鮮明地強調，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使之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這個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鄧小平同志對什麼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科學回答，與毛澤東同志的深刻見解一脈相承，交相輝映。正是根據這樣的思想，鄧小平同志成功地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偉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

（3）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的核心主題，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紀、新階段、新任務條件下，黨的建設面臨的兩大歷史性課題，解決了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建設沒有解決或沒解決好的新課題。 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黨的歷史方位也發生重大變化：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新世紀新形勢和黨的歷史方位的新變化，對黨和國家提出新的要求，黨的建設面臨兩大歷史性課題：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江澤民站在時代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邃理論洞察力，以新的視角深刻

地總結了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80年的奮鬥歷史經驗和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的根本問題。時代的挑戰、社會的變遷、歷史的責任、人民的願望，要求黨在新世紀、新階段，必須認真面對和解決好兩大歷史性課題，“三個代表”就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觀、領導觀和解決兩大歷史課題的根本指導思想，其中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物質基礎；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整合價值取向與道德觀念，把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與先進文化的發展內涵統一起來，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方向和保證；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黨的羣眾路線，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完成十五大確定的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制定了正確綱領，同時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指明瞭方向，成為新世紀新階段黨的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向前推進，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兩大戰略思想。

科學發展觀是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中國的重要體現。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藴涵着深遠的理性思考，彰顯出鮮明的時代特徵，是我們黨在認識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重要昇華，也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一次飛躍，是我們黨對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新時代中國的運用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堅持以人為本，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 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新時期中國科學的運用和發展 。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又是一個不斷髮展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其關鍵就在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具有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品質。科學發展觀是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形勢下根據國情、世界發展趨勢總結出的新的理論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精髓充分貫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

中國近代史論文 篇九

中國近代史所聞所感

（○）百年動盪 歷史必然

自從中國這片土地上有人類以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就生活在一個大“圈子”裏。東部和南部是浩瀚的大海，西部和西南部有高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有高原。總之華夏民族從一開始就生活在這個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

這個圈子裏的自然條件總的來説應該不算太壞，這是這個民族興旺發達的基礎。隨着民族歷史的發展，人民的生活經驗的積累，此民族在文化和科技上逐漸地進步，曾經長時間地處於世界領先水平。與此同時，它的統治階級也在一步步的進化和發展，統治階級吸取前朝經驗，越來越會駕馭臣民，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容易，集權制度越來越完善，作為一國元首的皇帝也越來越舒服。

時間不知不覺的溜進了十八、十九世紀。此時，外面的世界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主要國家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了比較進步的政治制度。近代科學正在蓬勃發展，已經取得的相當的成就，不可勝數的科學巨匠和文化名人實際上已經奠定的未來幾百年乃至更久的世界面貌和世界形勢。第一次工業革命已基本完成，一些國家的經濟已經比較發達。所有這些發生的時候，中國還停留在“天朝上國”的思維慣性中。

隨着人類文明的進步，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克服時空的侷限，從而出現跨區域的交流。而此時的中國以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就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位置和時期。中國王朝落後的文明，受長久的、陳腐的和愚昧的思想影響至深的統治者和民眾，面對先進的、充滿慾望的外來者，註定要寫就一段與以往不同的歷史。

（一）鴉片戰爭短評

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對外戰爭具有特別的意義。天朝迷夢就此終結，亂世的序幕正式拉開，清王朝的腐朽無能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是清王朝惡夢的開始。

戰爭帶來的是否全是壞處值得討論。當然戰爭必然死傷，這是一個不可置疑的壞處。割地割出的香港現在仍是中國乃至亞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若是在清政府手下，説不定仍默默無聞。此戰後小農經濟的瓦解，開始產生更先進的近代工業和手工業。此戰後，國家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國家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中國自此才走上了痛苦而漫長的自省和自強之路。

（二）太平天國運動短評

它是民眾為主體的人民運動。雖然聲勢好大並一度如日中天，最後還是被鎮壓下去了。各種對失敗的原因的長篇大論都讓人覺得索然無味，而它宣佈的一些綱領或條文挺令人回味。其中包括“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一夫一婦，女子不纏足，男子不考四書五經。如此樸素，人性的綱領反映了普通底層民眾的淳樸的願望，天真而美好的願望，在當時的時代這是難能可貴的。其中有的不太現實然而有的又真的實現了。

（三）義和團短評

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體現了普通民眾中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不過也體現了普通民眾的愚昧無知。作為一個愚昧帝國的臣民，其必然也應當是愚昧的。

（四）洋務運動短評

洋務運動是以統治階級中先進官僚為主發起的一場強國運動。“求富，求強”的口號體現了他們改革自強的願望，但從這個口號本身也體現了他們的侷限性——根本性的癥結不清楚，根本性的東西不變，富強如何求得到。洋務運動的侷限性是由較為複雜的原因導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很難克服的。對於這樣一場運動應該給予極大地肯定。洋務運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在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均有所建樹，在改變社會風氣，改善民眾觀念方面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四）戊戌變法短評

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以其較為開闊的視野和明辨的思維，往往在思想和觀念上走在時代的前列。他們對社會矛盾有較

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有相對更為明智的辦法。從《海國圖志》到《少年中國説》，這無不體現了先進知識分子渴望國家進步，富強的願望。而戊戌變法就是知識分子為主發起的變法自強，救國圖存的變革運動。

（五）孫中山短評

袁世凱確實是工於心計，頗具謀略，很有手段，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當了總統，後來又復辟當了一陣子皇帝。孫中山積極改革卻經常不順利，似乎孫中山在計謀上可能確實不如袁世凱。孫中山自己也説，“維持現狀，我不如袁；開拓未來，袁不如我”。這句話説得頗有見地和自知之明。袁世凱放着好好地總統不當還想當皇帝，這至少從現在的眼光看實在是愚蠢的。在眼光和胸懷上，孫中山比袁世凱強。大丈夫“謀萬世，不謀一生”，從這來看，孫中山比袁世凱有謀略。

（六）李鴻章短評

李鴻章是一代晚清名臣，是晚清的中流砥柱。李鴻章文武全才，出將入相。對內興辦洋務，修鐵路，造輪船，開礦，辦紡織廠，發展近代郵電事業，支持戊戌變法等等。對外斡旋與列強之間，請外援，外交談判。他儼然是大清國的大管家。

作為晚清的位高權重而又忠心為國的李鴻章實在是勞苦功高，即使是討好慈禧從某種角度看也是更好的實行自己的政策，試想得罪了慈禧或得不到她的支持，如何能更安全更好地行動。也許在他看來穩定的局勢壓倒一切，仗打不起，所以能調停就調停，哪怕拉下臉來去求，哪怕暫時忍氣吞聲呢。正是因為類似的一些原因，他一度揹負賣國賊的罵名。當然不能説他做的所有的事都是對的，但是總的來説他是為國着想，他是有眼光和遠見的。不過也有侷限性的，那就是不改變皇帝和太后的統治地位（筆者自己這麼認為）。不知他是否想過反清，有人勸過他造反，他沒有，似乎沒有記載他對清政府有任何不忠的想法和行為。這原因可能很多，可能他是受傳統忠君思想影響太深，他的人生目標就是當一個治國之能臣，可能他覺得反清太困難了，風險太大了，還可能是朝廷給了他太大的榮耀，他覺得皇恩浩蕩了，還有可能是他當時老了，沒有如此的野心了。他自稱大清國的裱糊匠，這比喻貼切而有些許悲涼。

（七）頑固派短評

凡是到變革時，受舊觀念的影響深刻的人總要反對。觀念的改變是最難的。那些頑固派也不是簡單的人物，那些大臣們也是“飽學“之士。他們如此執着的原因（個人私利除外）恐怕是統治者長期教育的結果。他們用（修改過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作為選拔官吏的考試科目，讀多了肯定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讀了一輩子古書，而且他們祖上祖祖輩輩讀這些書，信奉這些。突然有一天有人跳出來大張旗鼓地要推翻這些，他們當然受不了。當然用現在的眼光看，他們實在是不可理喻。比如修個鐵路都要極力反對，難道他們不知道火車比馬車跑得快嗎？實際上他們是坐井觀天。那些頑固派大多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缺乏實踐。他們不需要火車，因為他們不那麼着急趕路，但是他們不知道戰場前線上火車追着馬車跑那十萬火急的情形。

頑固派實際上就是一種脱離實踐或不關心實踐的一種勢力。

（八）愛國主義短評

愛國在和平年代裏是不容易體現的，而在亂世則彰顯得氣勢恢宏。中國近代史的這段雜亂的歷史很好地詮釋了愛國主義。事實上，以前的的任何朝代這一點都比較模糊。而晚清，正是需要愛國的時代。我們頌揚譚嗣同，雖然他們與袁世凱慈禧這樣的老奸巨猾比起來稚嫩和天真許多，但我們都稱道他們而不稱道袁世凱和慈禧。因為他為了變法改革不怕犧牲自己最寶貴的生命。應不應當效仿暫且不提，至少這種精神令人敬佩。面對列強進犯，不論是戰是和，出發點是國家和民族，面對變法改革，不論變與不變，關心的不是個人得失而是對國家的利弊。爭論和分歧只是角度不同，出發點是相同的。而這是最重要的，因為方向對了，辦法總是有的。

不論是抗擊法國的清朝士兵，還是抗擊英國的三元里農民，他們都是受了愛國主義的感召而不顧個人安危。在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各個階層都以不同的方式走在愛國這條道路上。

隨着新中國的建立，中國近代史畫上了句號。毛澤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題詞也象徵地給近代史做了個總結：自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

垂不朽！

參考文獻

（1） 李侃等。《中國近代史》（第四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2004.1.

（2） 蘇同炳。《清代史事與人物》。北京。紫金城出版社。 2010.4

中國近代史論文範文：《關於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中蘇分裂研究的若干問題》 篇十

[內容提要]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為國際學界所關注。根據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檔案及相關論著來看，赫魯曉夫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談話的意圖旨在改善中蘇兩國的關係，但是中蘇同盟經過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後的破裂。同時，中印邊界衝突還使中共中央對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認識。

[關鍵詞]中印邊界衝突；中蘇分裂；古巴導彈危機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為國際學界所關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利用相關檔案文獻，從更為廣闊的國際史的角度研究中印邊界衝突在中蘇分裂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對於中印邊界衝突與幾乎同時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之間的關係，對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和衝突第一階段的態度和政策，已有的研究大多引用時任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回憶錄以及中，方的相關論著。由於劉曉回憶錄和中方有關論著對赫魯曉夫談話以及講話的記載和論述，對認識和判斷這一時期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以及中印邊界衝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有必要在依據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檔案和其他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對上述有關問題進行重新探討。

一、赫魯曉夫同劉曉的談話和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政策

赫魯曉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會談及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離任的酒會上的講話，長期以來被研究者們視為蘇聯為了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獲得中國的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態。對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內容，在可資利用的檔案文獻完全解密之前，研究者們基本上利用的是劉曉的回憶錄、中國官方編撰的有關外交史和中印邊界作戰史等著作中的記載。劉曉回憶錄除記述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基本內容外，還強凋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蘇共中央10月14日為劉曉舉行高規格的送別宴會的因素是“一九六二年十月爆發了一場加勒比海危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的記載，赫魯曉夫當時説：蘇聯應古巴的要求，在古巴設置了中程導彈，以保衞古巴的安全。他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也採取措施。該書還記述了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10月15日也“請劉曉轉告中國政府”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對於蘇聯上述表態的意圖，吳冷西回憶錄中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寫道：“赫魯曉夫採取這種態度，同當時美蘇在加勒比海關係緊張有關，那時他需要中國支持。”

目前，俄國的有關檔案已解密了赫魯曉夫10月13日的談話和14日的講話記錄；而從中國外交部現已解密的檔案中，尚未發現記錄赫魯曉夫同劉曉這兩次談話的文獻。根據俄國的檔案，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的會談中首先闡述了蘇聯對國際形勢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立場。他指出：帝國主義分子已在老撾、阿爾及利亞、也門和印度尼西亞遭到了失敗。蘇聯不僅沒在反動勢力面前退讓，反而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向埃及的納賽爾提供飛機，給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提供潛水艇，甚至為這些設備配備了蘇聯軍事人員。在古巴，蘇聯通過向卡斯特羅提供武器和“其他手段”，“已控制了鱷魚的腹部”。赫魯曉夫強調説：雖然這些都花費甚巨，“但我們還在這樣做，因為它符合革命力量的利益”。對於中蘇關係，赫魯曉夫告訴劉曉：“我們最渴望的夢想就是排除目前分離我們的寒流，重新迴歸我們在1958年之前所擁有的那種親密關係……我們兩黨有責任……建立一個堅如磐石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共同陣線。”在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赫魯曉夫表示：他認為中國政府所採取的諸如談判、將部隊後撤20公里等步驟，都是合理的，印度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理智的；印度的立場“是以發號施令為基礎，然而邊界爭端是不能用這種方式解決的”。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而印度人僅僅是“朋友”。對劉曉通報的中印邊界緊張局勢，赫魯曉夫強調説，如果印度發起進攻，蘇聯將站在中國一邊。“我們之間的關係不容許有中立。中立將是背叛……我們將始終在一個陣營裏，同甘共苦。”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的酒會上，赫魯曉夫希望立即消除中蘇同盟中存在的問題，翻開兩黨關係新的一頁。赫魯曉夫再次告訴劉曉，作為中國的盟友，蘇聯將在中國同印度的衝突中站在中國的一邊。蘇共中央領導人科茲洛夫、柯西金等表示：赫魯曉夫的講話是代表中央的意見，蘇共中央在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把俄國檔案資料同劉曉回憶錄以及中方外交史著作的記述加以對照，可以發現涉及到認識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赫魯曉夫和米高揚有沒有在10月13日和15日向中方通報有關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與第一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是，赫魯曉夫同劉曉談話的目的是什麼？在目前解密的有關赫魯曉夫的這兩次講話的俄國檔案中，尚未發現赫魯曉夫告訴劉曉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以及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採取措施的記載。過去雖有研究者認為赫魯曉夫在此次談話中不可能向中方通報部署導彈的情況，但基本上都是基於推測。另外，根據俄國檔案的記載，米高揚是在肯尼迪10月22日公開宣佈美國將對蘇聯開往古巴的船隻實施海上封鎖之後，才在10月23日將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向中方通報的，而不是中國外交史著作中所記載的10月15日。

另外，對於蘇聯是否在10月中旬之前向中方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還可以從蘇聯部署導彈計劃制訂和實施本身進行相應的判斷。由於整個導彈部署行動計劃高度保密，蘇聯國內甚至都沒有將有關情況通知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和駐聯合國大使佐林。赫魯曉夫顯然不可能在蘇聯正緊張祕密部署導彈的情況下，向中方通報有關情況。而赫魯曉夫之所以決定向古巴運送導彈的一個主要考慮是，他認為美國在11月中旬國會中期選舉之前不會發現蘇聯的部署行動。這樣，赫魯曉夫在lO月13日和14日同劉曉會談以及米高揚15日會見劉曉的時候（如果米高揚在這一天會見劉曉的話），他們是無從想象出，在加勒比海上將會爆發後來那樣的導彈危機，因而也就不可能在那時就要求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採取措施”。另外還需要特別關注的重要史實是：美國最早知道古巴正在修建導彈發射井的時間，也是在10月14日上午根據u一2偵察機所拍攝的照片作出的判斷。

既然沒有可能談到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那麼，赫魯曉夫這兩次談話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業已解密的檔案文獻和相關研究論著，赫魯曉夫的主要目的還是想修補中蘇關係，避免中蘇同盟最終破裂。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前後，中蘇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給兩黨兩國關係帶來了深深的傷害，並使得中蘇分歧公開化。但中蘇兩黨都不願走向破裂，赫魯曉夫還不斷作出友好姿態表示其改善中蘇關係的意願。在軍事技術轉讓方面，赫魯曉夫在1961年1月21日給中國政府的信件中表示：蘇聯準備向中國提供米格21-ф13型戰鬥機的技術，並在中國建廠生產此種型號的戰鬥機。為幫助中國渡過經濟困難，赫魯曉夫在1961年2月27日還決定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食糖。另外，蘇聯用硬通貨購買中國的1000噸白銀，以便中國使用這些硬通貨向其他國家購買糧食。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對蘇聯的這些舉措給予了極高評價。但從蘇共二十二大開始，中蘇兩黨關係由於蘇共對阿爾巴尼亞的抨擊而再度緊張，特別是1962年4月中旬到5月底發生的“伊塔事件”，對中蘇關係產生了致命的傷害。因此，當中國向蘇聯通報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以及中國有可能採取“自衞反擊”的時候，在赫魯曉夫看來，蘇聯如在邊界爭端這樣的涉及到重大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支持中國的話，那麼中國也肯定會採取相應的行動緩和同蘇聯的關係。赫魯曉夫此時的講話，同後來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是沒有直接關聯的。

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前以及衝突爆發後的第一階段，赫魯曉夫還在不同場合表明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立場，從而也可較為清晰地認識赫魯曉夫的政策目的。他在10月11日和14日舉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指出，印度的要求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侮辱，“我們對尼赫魯感到失望”。10月23日，赫魯曉夫在同以喬治烏一德治為首的羅馬尼亞代表團進行會談時，專門談到了尼赫魯的政策和中印關係。赫魯曉夫表示：總的説來，尼赫魯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搖擺不定。最近在國大黨和反動勢力的影響下，尼赫魯似乎更加倒向帝國主義國家。他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對中印邊界衝突的立場實際上就是反動的。中國方面最近已建議將各自的部隊從雙方邊界線上後撤20公里，而印度方面在反動勢力的壓力下拒絕了這一建議，它們認為邊界必須是“麥克馬洪線”。赫魯曉夫此次談話的核心幾乎就是10月25日《真理報》社論的主旨。赫魯曉夫在會談中還談到印度共產黨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和態度。他批評印共南布迪裏巴德的觀點，指出南布迪裏巴德的行為將導致印共的分裂。在10月30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諾沃提尼會談時，赫魯曉夫説，蘇聯同中國的關係不會變得更糟，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印度在最近一段時間裏採取了錯誤的立場”。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同喬治烏一德治和諾沃提尼會談時，古巴導彈危機已開始，赫魯曉夫在此時依然表示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立場。

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在10月22日向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明蘇聯政府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和態度。蘇聯在備忘錄中説：蘇聯“完全支持你們通過談判解決同印度之間的邊界爭端的願望。談判會阻止衝突的進一步尖鋭化併為和平解決衝突製造氣氛”。這樣的路線是符合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的。蘇聯支持中國對“麥克馬洪線”的立場，“即麥克馬洪線並不是已定的國界線。它是沉痛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10月25日，《真理報》就中印邊界衝突發表題為“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普遍和平”的社論。社論譴責印度受帝國主義分子的煽動，已成為衝突的罪魁禍首；同時批評了印度共產黨滑向民族沙文主義，損害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蘇聯公開表明自己立場、支持中國的標誌。蘇聯在11月初還向中方提供有關印度的情報。契爾沃年科在11月3日和5日向中方通報了赫魯曉夫與尼赫魯的通信，以及蘇印兩國官員會談的情況等。

赫魯曉夫對中國的示好，並未產生預期的結果。因為此時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中蘇兩黨自1959年以來所有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對赫魯曉夫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因此，毛澤東在聽了劉曉的彙報後決定暫不答覆蘇聯。在劉曉離任的七個星期後，中國才派出前駐印度大使潘自力擔任新的駐蘇大使，而這一階段恰好是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關鍵時期。契爾沃年科多次要求面見毛澤東，但都未能如願。除在10月20日向契爾沃年科通報邊界衝突爆發的情況後，中方極少再向蘇聯通報有關情況。對蘇聯要求中方解釋中印邊界的“傳統習慣線”的請求，中國也只是籠統告之：這段傳統習慣線基本上是沿着喜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但與此同時，中國方面對蘇聯在邊界衝突爆發後沒有立即表態感到非常不滿。章漢夫10月24日，在接見朝鮮駐華使館參贊時説：“誰在侵略，誰拒絕談判，誰進攻，誰搞顛覆，都是印度。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瞭解真相，瞭解中國的立場，支持我們，我們表示感謝。蘇聯報紙至今一字未提。”《真理報》10月25日的社論並未引起中方進一步的反應；《人民日報》在轉載《真理報》社論時只是把它放在北越外長支持中國的講話和北朝鮮支持中國的聲明之後。《人民日報》10月25日支持古巴反美的社論，也早於《真理報》社論幾個小時。10月24日中國政府提出瞭解決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遭到了尼赫魯的拒絕。隨後，《人民日報》在10月27日發表的《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的文章中，雖然批評尼赫魯政府在邊界問題上的頑固立場，但同時意在抨擊蘇聯同印度這樣的“反動的民族主義國家”交朋友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1月14日向全國省、市、自治區發出的通知中特別指出：“通過這場鬥爭，進一步揭露了尼赫魯是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撕破了尼赫魯的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國主義指使印度反動派進行反華反人民的陰謀，同時也使赫魯曉夫集團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與此同時，中國對蘇聯在這一時期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特別是作戰飛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憤怒，並判定這是蘇聯依然繼續“偏袒”印度的重要標誌。

二、蘇聯向印度出售軍事裝備、古巴導彈危機和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政策的變化

有關蘇聯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的問題，後來成為中蘇論戰的一個主要內容。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支持印度反動派對社會主義的中國發動武裝進攻，同美國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勵和幫助印度反動派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而赫魯曉夫則認為，蘇聯向印度出售先進的軍事武器和裝備，是社會主義陣營在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爭取印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到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時，印度已接收八架運輸機，米格21型戰鬥機尚未交付。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在拒絕向中國提供核技術之後，卻在原子能領域加強同印度的合作，並在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問題達成協議。

鑑於蘇印的此種軍事合作，中國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就指責蘇聯説：蘇聯以低價賣給印度戰鬥機，這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會談時也對此作了特別的解釋。他指出：“瞭解這種情況的人都會明白，這種出售不會影響印度和中國在邊界衝突中的力量對比。沒有人可以只用直升機和運輸機打仗，也沒有人可以使用這些飛機贏得戰爭。”劉曉在離任前拜會米高揚時曾提到這一問題。周恩來在10月8日接見契爾沃年科時特別強調：印度使用的蘇制米式直升飛機和蘇制運輸機，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運送軍需，這對我們前方戰士是有影響的。對中方的抱怨，赫魯曉夫希望向中國提供戰鬥機以表明自己是中國真正的朋友。因此，契爾沃年科在10月8日同周恩來會談時曾提出，蘇聯將同意在中國生產改進型的米格21PF型戰鬥機，並提供技術援助。這一舉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尚屬第一次，但中國並未接受這一提議。另外，為進一步向中國表明蘇聯的政策立場，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下令推遲向印度交付米格21型戰鬥機。對周恩來在10月8日會談中所關注的蘇聯賣給印度飛機和直升飛機的問題，契爾沃年科10月22日正式向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解釋説：“到目前為止，蘇聯一共賣給印度8架AH-12型飛機和20架M-4型直升飛機。很明顯，這幾架飛機沒有什麼軍事意義，也不會影響力量的對比。”

中國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態度和反應，對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中蘇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開和加深，雙方的關係實際上已經破裂。要認識古巴導彈危機同中印邊界衝突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古巴導彈危機在赫魯曉夫對中印邊界衝突態度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除前文所提的蘇聯向中國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情況的日期外，有幾個重要的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關注：蘇聯部署導彈的決定和進展情況，赫魯曉夫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後希望中國支持他的行動，中國的反應對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採取新政策，特別是蘇聯恢復對印度的軍售的影響。

有關赫魯曉夫決定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意圖，學界已進行了系統而詳實的研究。對於赫魯曉夫的決定，米高揚、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持有不同意見，但並未説服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確信，在11月初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美國不會發現蘇聯的部署行動，因而應在此之前完成導彈部署；等國會選舉結束後，他計劃訪問華盛頓，並當面告訴肯尼迪有關情況，屆時肯尼迪除了接受現實外沒有別的選擇。赫魯曉夫甚至認為，到11月告訴肯尼迪有關部署導彈的消息後，美蘇關係將會得到改善。1962年5月24日，赫魯曉夫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和國防委員會聯席會議，正式討論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導彈部署計劃由蘇聯國防委員會和蘇軍總參謀部負責制訂，7月4日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批准後，赫魯曉夫在7月7日予以批准。到10月22日，蘇聯在古巴的軍事力量共計有41902名軍人，12枚“月神”戰術核導彈。42枚中程導彈，80枚巡航導彈，42架伊爾28型轟炸機（其中7架完成組裝），42架米格21型戰鬥機，24處地空導彈基地。

發現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後，美國決策者經過內部討論，決定採取海上封鎖的措施，禁止一切運往古巴的進攻性軍事物資。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宣佈美國不能接受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古巴導彈危機全面展開。10月24日上午10時，美軍正式實施海上封鎖；就在同一天上午，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表示希望解決導彈危機，因為在他看來，繼續與肯尼迪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不會有什麼成效，所以他提議運送導彈的船隻停止前進，或就地等待封鎖結束，或返航。10月25日，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26日，蘇聯船隻全部掉頭返回蘇聯，《真理報》當天頭版標題是《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28日上午，赫魯曉夫主持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承諾不入侵古巴，蘇聯撤出導彈，主席團還決定立即廣播給肯尼迪的信件。肯尼迪聽到蘇聯答覆的廣播稿後如釋重負，肯尼迪政府通過“美國之音”發表了歡迎赫魯曉夫決定的聲明。至此，古巴導彈危機的緊張局勢開始緩和。赫魯曉夫和蘇聯其他領導人事後對撤出導彈的決定作了辯解。

如果赫魯曉夫在10月22日之後需要中國支持他，那麼也是需要中國支持他撤回導彈的決定，《真理報》10月25日發表的社論毫無疑問是要達到這一目的。但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大失所望。對於古巴導彈危機，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場是：“我們反對的是蘇聯在美國的要挾面前驚惶失措，放棄維護古巴政府的主權，也反對美國要求對古巴實行國際監察，侵犯古巴主權。”陳毅後來明確指出：“我們認為根本就不應該把核武器運進古巴，既然運進去，就不應該隨便搬走。運進去經過古巴同意，撤出來也必須經過古巴同意。隨便運，隨便撤，都是錯誤的。蘇聯不是依靠人民，依靠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依靠核武器，以古巴為賭注同美國賭博。”此外，中共中央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支持古巴，從11月3日至6日，連續在古巴駐華大使館前舉行羣眾集會，據報道有超過500萬人參加集會。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表一系列聲明和文章，通過讚揚古巴的反美鬥爭，批評蘇聯的政策立場，將中蘇在古巴導彈危機上的分歧公之於眾。在這些聲明、社論和文章中，中共中央隻字不提蘇聯在結束古巴導彈危機中的作用。而《人民日報》在11月5日發表的題為“大無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強大的戰略武器”的社論，更是將赫魯曉夫的政策稱為“綏靖政策”。11月16日，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再次進行“自衞反擊作戰”，可能是對這一時期蘇聯政策的一個回答。

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作出這樣的反應，是試圖利用幾乎導致發生核災難的事件來積累政治資本。於是，赫魯曉夫決定改變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11月5日，《真理報》發表題為“談判是解決衝突的途徑”的文章，再次表明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中立立場。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後多次發泄他對中國政策的強烈不滿。蘇聯外交部在一份報告中説：在古巴導彈危機最危險的時候，當需要兩國“形成統一戰線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時”，中國除了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聲明外，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支持蘇聯。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在11月14日決定恢復對印度的軍售，12架米格-21型戰鬥機陸續運達印度，第一批4架戰鬥機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為蘇聯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標誌。中國對蘇聯此舉的反應極為強烈。在中共中央看來，蘇聯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是“出賣我國，背叛盟友”。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餘湛1962年12月12日同蘇聯代辦梅曉滋夫就中印邊界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其中特別表明了中方對蘇聯向印度出售軍火的憤恨。餘湛説：你們給印度武器，印度用你們給它的飛機、汽車把軍隊運送到前線向我們進攻。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們對此十分憤慨。……問題不在於數量，你再多給些我們也不在乎。但是你們這樣做，是在政治上給印度很大的支持。尼赫魯這樣頑固，不願和平解決問題，你們要負一部分責任。……使印度感到它背後除了美國支持外，還有蘇聯的支持。

對於赫魯曉夫政策的變化，章漢夫在11月7日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説：為什麼從10月25日到31日僅僅5天之內就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在25日古巴的局勢非常緊張，赫魯曉夫害怕，怕得要死……因此赫魯曉夫就騙我們，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起初試圖以蘇聯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來換取中國方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支持蘇聯，因此短期內對中印邊界衝突持觀望態度。但是，“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美蘇核對抗的危機中，受到了美國公開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丟面子。他對我們堅決支持古巴的立場，對我們反對肯尼迪提出而經他同意的對古巴進行國際監察的侵犯古巴主權的行為，惱羞成怒。於是從這個時候起，赫魯曉夫發動了新一輪的反華浪潮”。中共中央明確的結論是，“蘇聯對印度採取了一味遷就的錯誤政策，缺乏原則”。

三、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的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和中蘇關係的破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中共和蘇共“在某些原則問題上是有分歧的，諸如和平過渡、戰爭與和平、支持各國人民解放鬥爭和南斯拉夫等等問題”。而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支持印度是“國際修正主義夥同印度反動派打擊、孤立我國”的最好證明。中國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文件顯示，中國認為“1963年以來，蘇聯就中印邊界問題反華比以前更加公開露骨，更加惡毒囂張”。因此，赫魯曉夫“是個叛徒，不是無產階級”；他同敵人勾結，反對蘇聯，反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説，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同他團結起來”。中共中央領導人從1962年底開始強調，要在國際鬥爭中同修正主義爭奪領導權。這樣，中蘇同盟經過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後的破裂。

中印邊界衝突還導致中共中央重新認識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之後，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只是一個形式，一個招牌，印度已經同英美結了盟。有人説我們把印度推向西方，實際上我們不推，它已經倒向西方”。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猛烈抨擊印度共產黨特別是印共主席丹吉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態度。

中國根據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經驗和教訓，決定進一步加強中國核力量的建設和發展。中國認為蘇聯之所以“勾結敵人，在核擴散問題上出賣我們”，是因為“修正主義害怕馬克思主義會變得強大起來”，害怕中國擁有核武器。因此在危機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加速核武器研製、試驗工作以及核科學技術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發展和擁有核武器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最為重要的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