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精品多篇）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 篇一

《淺談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

摘要：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人物選擇的道路、革命策略決定了他的立場、成就和歷史功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着歷史命運。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使中國這個備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成為了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

關鍵詞：近代中國 歷史命運 革命策略 社會主義

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從鴉片戰爭開始，就由其性質決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自主和富強。對此，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沒有異議。儘管他們都懷抱着這樣的理想，但基於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不同，所選擇實現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謀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國道路

林則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開始了反對帝國主義的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況下無奈承認其失敗。洪秀全則繼承了林則徐反對帝國主義的光榮傳統，以其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宣告了中國人口最多的農民階級是不甘於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命運的。但不同於林則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對立面，在反對封建皇帝的同時反對帝國主義，洪秀全和他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對以後的革命開啟了極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孫中山就稱自己為洪秀全第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在方式方法上、在謀略方略上也很明顯受到過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影響。太平天國農民革命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標錯了，而是其用來反帝反封建的路線、方法、謀略方略還不能夠把這一歷史任務更加徹底、全面地完成。而從戊戌變法開始，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所進行的維新、變法，在反帝反封建這兩個方面都顯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不敢明確反帝的目標。到了孫中山的後繼者蔣介石則更是淪落為帝國主義的附庸。雖然蔣介石也想靠一種力量來擺脱這種附庸地位，但由於其政權的性質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之上的，他始終不敢，也不願發動人民起來反帝反封建。

2、蔣介石緣何失敗

德國哲學家曼海姆曾説，“法西斯主義有它自己對理論和實踐關係的看法。總的説來，它是行動主義的和非理性的。”蔣介石政權的失敗，還在於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納粹黨同樣的極端非理性。對照來看，中國的蔣介石在反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在堅持自己的“知易行難”時，在熱心地用權謀周旋于軍閥混戰時，在高叫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時，與法西斯的以上特點極為相似。蔣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國民會議”的開幕詞中公然宣稱，當今世界所有的三種理論――法西斯蒂、共產主義、自由民治主義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學説為依據，以工農組織為運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並存，而無後先，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而共產主義則“不適合中國產業落後的情形，及中國固有的道德”，至於自由民治主義更是“各據議席”，“眾難塞胸”，“今歲不徵，明歲不戰，使共產主義軍閥坐大於中原也”。言詞之間對自由民治主義充滿了不滿。

由於蔣介石畢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勢力的，儘管他傾慕法西斯主義，也還不得不有所顧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義後，並沒有忘記為自己粉飾。他首先拉出國民黨最大的權威、國父孫中山來為自己掩飾説:“總之，每各國各有其客觀環境，世間決無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須融匯中外學説，研究國內實況，而後可以定醫國之不易良劑也。主權屬於全體人民，系所親定，最後之目的在於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則必經過訓政階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接着又賊喊捉賊地説:“領導素無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治權之行施不可，況既明定為過渡階段，自與法西斯蒂理論有別。至民族主義必與民權民生相提互證，則絕無流於國際侵略的危險，而以大同為鵠的可知矣”。這樣，蔣介石就自以為得計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義偷樑換柱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了。

蔣介石從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義不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還是侵略性最強的一種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國內製度，還和世界範圍的侵略擴張同步，二者不可單獨存在。蔣想在國內實行此制度，如果沒有對外擴張，是絕沒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國內一時成功了，也還要面臨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國主義大國的較量，他們只有在這一場帝國主義的大戰中取勝，才有可能延續其壽命，而如果戰敗，則一定徹底破產。蔣在國內實行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上依附更強大的帝國主義集團，雖然能在國際帝國主義戰爭中生存下來，但由於其不能採取對外擴張之策略，則中國人民所受的壓迫必定非常沉重，這就使得蔣的政權面臨國內外的強大壓力，非常脆弱。事實也正是如此，蔣在抗日戰爭後由于堅持獨裁、堅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唾棄。

3、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

因此，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這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被歷史選擇的結果。法西斯主義不被歷史選擇，前已闡述，資本主義不被歷史選擇，則在於其是一種對內實行民主，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主義，對此，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過，馬克思認為:“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因為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面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飾了。資產階級自命為財產的捍衞者，但是難道曾經有什麼革命黨發動過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那樣的土地革命嗎？當資產階級在印度單純用貪污不能滿足自己掠奪慾望的時候，難道不是都象大強盜克萊夫勛爵本人所説的那樣，採取兇惡的勒索手段嗎？當他們在歐洲大談國家公債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難道不是同時就在印度沒收了那些把私人積蓄投給東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應得的股息嗎？當它們以保護‘我們神聖的宗教’為口實反對法國革命的時候，難道不是同時就在印度禁止宣傳____嗎？他們為了從朝拜奧里薩和孟加拉的神廟香客身上榨取錢財，難道不是把扎格納特廟裏的慘殺和賣淫變成了一種職業嗎？這就是維護‘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國唯一選擇只能是社會主義。現在，我們的任務是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對出現的各類弊端進行改革甚至變革的問題。也許現在我們仍有許多方面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遺產，需要一個清除過程，這個過程比較漫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允許資本主義發展，並且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好處，對中國實現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也有好處。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有些人不瞭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説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雖然我們走了彎路，但改革開放以後，經過這樣的一段約三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已躍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開始有很多人在熱烈討論中國的崛起問題，這都有力地證明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終選擇社會主義的救國方略的正確性。但儘管如此，仍可能會有許多國人不滿足於這個成就，不滿足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程度。不過，如果我們放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採取歷史主義、現實主義的態度，我們就會認識到，社會主義畢竟使我們這個備受欺凌的將要亡國甚至滅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成為了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成為了一個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國。更何況，社會主義為中國帶來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即使和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相比，也有其獨特的價值和優勢，這就為中華民族實現進一步的偉大崛起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當然，要徹底、充分發揮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潛力，還需要我們以極大的智慧、勇氣和毅力去探討、去思考、去發現。

中國近代史論文範文：《淺談中國近代史教學中的德育》 篇二

【摘 要】中國近代史教學中的德育，可從進一步增強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內容、豐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開展。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教學 德育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堅持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把德育滲透於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貫穿於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各個方面。中國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礎課程，其內容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苦難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鬥爭史和光榮史，是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尤其是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教育的生動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們在保衞祖國、反侵略鬥爭和近代化建設中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為當代大學生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因此，充分運用歷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對大學生進行德育，是歷史教學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師應盡的重要職責。

一、進一步增強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

在歷史教學中，除向大學生介紹必要的基礎史實，培養髮展大學生的學習能力外，進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系統地向大學生進行德育，能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和道德水平，增強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感，培養大學生的開拓進取精神，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黨中央對加強國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視。當前，我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也出現了一些金錢至上、唯利是圖和道德滑坡等消極現象。社會對高校也提出了不同於傳統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別是社會上的一些功利主義因素開始滲透到高校教育中，影響到一些大學生。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增強對德育重要性的認識，充分運用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這一陣地，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備課，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內容

中國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豐富的德育內容，這就需要教師認真鑽研教材，有意識地提煉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確立德育的達成目標。結合中國近代史教材，在備課中，可把中國近代史的德育內容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進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教育。

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興中華、救亡圖存，始終是激勵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持續奮鬥的動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進的中國人為救國救民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探索。被譽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這批開明的地主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經世改革的主張；農民領袖洪秀全為建立“理想的天國”而奮起反清；薛福成、鄭觀應等早期改良思想家為突破“洋務運動”的侷限而奔走吶喊，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人士為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而倡導“變法”；孫中山、黃興等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探索，但歷史事實表明這些探索最後都失敗了。

直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面貌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過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使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上述史實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所以1840～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是培養大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生動教材。教師通過對這些內容進行深入教學，使大學生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歷史性的選擇，從而堅定大學生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和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決心。

（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

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救亡圖存，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人民的富強和幸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其精神支柱就是愛國主義精神。在中國近代史內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歷史”，如《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旅順口和南京數以萬計的人民被屠殺，都令人肝腸寸斷，同時也有奮鬥的“紅色的歷史”，這些都可以進一步激發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樹立自強自立的精神。

在教材中，林則徐等人虎門銷煙、抗擊英軍的英雄壯舉；三元里民眾不畏強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裝抗英鬥爭；老將馮子材鎮南關大敗法軍的凱歌；北洋海軍鄧世昌、林永升等海軍將士血戰到底、以身殉國的業績；民主革命的宣傳家陳天華“蹈海自盡”喚起國人的革命精神；國共兩黨攜手抗日最終取勝的輝煌成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光輝業績，等等。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教師通過對這一系列史實進行教學，使大學生接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的薰陶，堅定發揚先輩們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樹立為把祖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志向。

（三）繼承革命傳統和優良品德的教育。

中國近代史中藴涵着豐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彙集了大量近代英傑的素材。例如，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高度責任感；洪仁？臨終遺詩堅信“天國祚雖短，光復待他年”的樂觀主義精神；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為天下人謀永福”的豪邁絕筆；李大釗不為酷刑所屈服，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堅定信仰；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優秀道德觀的體現，是先輩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教師通過這些豐富的實例對大學生進行教育，激勵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成為學有專長的高素質人才。

三、與時俱進，豐富德育的方法

中國近代史有着豐富的思想教育內容，要達到提高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達到德育的目的，還需要教師講究教學藝術，與時俱進，採用多種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解釋歷史的本領。

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常常會涉及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由於大學生雖正處於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定型時期，但人生閲歷仍比較有限，對於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師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加以引導。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人和事，而是要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如在講到洪秀全時，既要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肯定他發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打擊清王朝及外國侵略勢力，為歷史做出的貢獻，同時還應看到他作為小生產者代表所帶有的皇權思想、等級尊卑觀念及宗派思想、享樂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等。正是後者成為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樣化。

按照教育心理學的原理，德育的過程分為明理、激情、立志、導行等階段，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促進，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讓學生養成自我教育的習慣，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單純地灌輸，還要善於點撥，啟發學生自己去判斷。教師應努力通過言簡意賅的語言、畫龍點睛的手法、潛移默化的方式進行德育。同時，還應重視多媒體教學手段的運用。傳統的教學中，黑板是主體。在講課的過程中僅僅是文字的展示，很難讓大學生將理性與感性結合起來。現代教學中，多媒體技術在大部分高校教學中已普及，關鍵是要提高課件本身的質量。例如，在講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穿插建黨__週年來歷次黨代會的圖片，可對加強熱愛黨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將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結合起來。具體、生動、形象的講述，能夠引起大學生的興趣，加深感性認識，進一步加深理性認識。例如，可配合教材內容選取有關的電影、錄像片斷等，組織大學生觀看，還可配合各種重大紀念活動和節日，組織大學生開展學術報告會，編歷史手抄報，進行歷史知識競賽，參觀博物館、革命歷史遺址和圖片展覽等，使大學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細雨潤物”中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學的中國近代史教學屬於主幹學科，其本質屬性仍然是素質教育，因此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貫徹德育，提高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既是認真貫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建設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名校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江澤民就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教育問題致李鐵映、何東昌的信（1991年3月9日）[N]。人民日報，1991-06-01

[2]胡錦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會上的講話（2003年11月24日）[N]。人民日報，2003-11-26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國近代史相關論文 篇三

《論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之爭》

摘 要：中國近代史是指1840年到1949年這110年間的歷史。本論文是從1840到1919這80年着手，研究的是這80年間的歷史。在人類歷史中，80年只是微不足道的幾十年，可是對於近代中國人來説，這80年卻不容忽視。因為這80年在中華民族史上是一個苦難的歲月，是一段艱辛的歷程。這段歷史，留下了許許許多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甚至於中國近代起始時間以及以什麼作為標誌，學術界還存在多種説法。

關鍵詞：中國；近代歷史；開端之爭

一、鴉片戰爭開端説

一般認為，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的開端。因為鴉片戰爭在很多學者看來，從鴉片戰爭失敗就標誌着中國國家地位開始變化，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個説法是很合理的。雖然很多學者都贊同鴉片戰爭開端説，但是就鴉片戰爭具體開始的時間上，大家存在着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1839年説

1839年發生了九龍之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戰。另外這一年，還發生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第一個是中國禁煙運動開始了，這標誌着中國和英國正式進入正面的對立狀態。第二個是英國政府通過了遠征中國的議案。這就是1839年説。

(二)1840説

1840年6月，英國的海軍少將曾率領遠征軍，在到達廣州附近的洋麪的時候。這事實上也就標誌着中國和英國雙方，從那一刻起就正式進入戰爭狀態。因此1840年也就理所當然地被學者們認為是鴉片戰爭的開始。這就是1840年説。

(三)1842年説

1842年8月29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正式簽訂，隨之而來，中國社會開始變化，國家地位也有了改變，這都是這一場戰爭結束之後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所導致的。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近代的歷史才真正開篇。這就是1842年説。

雖然鴉片戰爭開端説獲得了大多數學者得認同，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反對這一説法。尤其是最近幾年來，置疑鴉片戰爭開端説的學者越來越多，甚至有學者這麼認為：鴉片戰爭開端説，這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假説，他假定中國社會，是由於受到外部世界的衝擊，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會發生變化。從生產關係方面來講，也就是會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因素。但是學者們同樣認為：不論社會如何變化，他都取決於這個社會內部的內層驅動力。也就是説，隨着鴉片戰爭之後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雖然中國社會經濟會發生變化，但是社會經濟怎麼變化，變化的趨勢又是什麼，這個主要取決於社會內部的能動因素。而實際上呢，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內部無論是從生產關係方面來説，還是從新的生產力因素方面來説，他們都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事實上，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大國。除了這部分學者提出質疑，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這個鴉片戰爭開端説，他只不過是所謂的中國社會停滯論基礎上的一個衝擊反應模式。這些學者中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學者，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就是一個停滯不前、自我感覺良好的社會，就像死水一樣。如果不加以干涉，讓這個社會順其自然地發展下去的話，中國不會發生質的變化。因此就必須有一股外部力量對他進行衝擊，他才會有所反應。

除了以上兩種反對觀點，還有一種觀點就是：這個鴉片戰爭開端説，還存在着一種缺陷。那就是不利於歷史老師的教學。因為清朝歷史被鴉片戰爭分成兩段。講清代歷史的和講中國古代史的，一旦講到清朝中期就結束了，割斷了歷史的整體性。

所以這些學者是反對以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的開端的。

二、明清之際開端説

(一)1581年説

1581年也就是明代萬曆九年，這一年，張居正進行了改革，他推出了一條鞭法。這條鞭法隨之帶來的是：意大利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這個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起點。因此有學者認為，緊接着一條鞭法的確立和利瑪竇來華而來的，就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歷史。因為改革開放到現在還是中國的一個重要主題，所以他們認為把1581年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是毫無爭議的。

（二）明代隆慶帝開放説

在隆慶帝的繼位後，隆慶帝推出了一個開放措施。那就是在福建彰州設立海城縣。而且在隆慶元年就是1567年的時候，部分海禁也被開放了。在這之前明朝一直是禁海的。通過這一舉措，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此之後，東南沿海地區的倭寇騷擾，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貿易也跟着快速發展起來。並且這時白銀大量內流，白銀的大量內流，就標着那個時期的銀本位制基本得到確立。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商品經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所以這些學者主張明代隆慶開放，才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這是明代隆慶帝開放説。

(三)1644年説

1644年，清朝入關，定都北京，清王朝從此正式開始。這個年份和世界近代歷史開端年代是相吻合的。因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1640年。所以世界近代史就從1640年開始。因此把中國近代史定於1644年，這就非常吻合世界近代史的時間。這就是1644年説。

(四)1600年説

國外的一些學者就把160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我們可以從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看出。他就把160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此他提出了三個依據，第一個，他認為東方歷史和西方歷史的匯合，實際上就是在16世紀。16世紀17世紀，歐洲人、俄羅斯人的來臨，為19世紀西方在中國的強烈活動做好了準備工作，這個強烈活動實際上也就是西方來侵略中國。第二個是以1600年為開端，他正好是與歐洲近代開始是相吻合的。第三個是1600年到1800年兩百年間，中國內政的發展，外交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做一個簡要的概括和探討，這對於我們理解中國近代的歷史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明清之際開端説。

三、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説

最後一種學説認為中國近代的開端是：以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鴉片戰爭為標誌的。這個年代是1861年。因為這一年發生了很多有標誌性的事件。第一個，他們認為：只有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形成了這種《北京條約》體系，才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真正地侵入了中國內地。同時也因為太平天國起義，對清朝統治造成了嚴重打擊，才使得清政府，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優越先進性，從而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運動。最終清朝統治集團內部開始真正有意識的，改變固有的華夷之辯這麼一個政治舊習，這麼一個固有的觀念，使得當時清政府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擺脱內憂外患。第二個標誌性的事件是：太平天國上游重鎮安慶失守，這個安慶失守基本上可以説，它標誌着太平天國的失敗。第三個就是在1861年這一年，曾國藩創辦了安慶內軍械所，這個實際上我們又可以把他看作是洋務運動的開始。當然洋務運動的開始，大規模是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第四個是1861年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通過這一個個標誌性的事件，所以他們認為把1861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最好不過。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有學者贊成鴉片戰爭説，有學者贊成明清之際説，還有學者贊成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説。可以説，他們都有自己的道理。雖然沒有一個具體的結論，但是我們從他們的爭執中，可以看出歷史在這個時期確實已經踏入了近代的門檻。

中國近代史論文範文：《五四精神與當代青年成長》 篇四

摘要：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革命運動，也是一次追求民主、科學的思想解放運動，她孕育了中國傳承近百年的五四精神，即愛國主義精神、民主科學精神、勇於創新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五四精神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並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體現。弘揚五四精神，對於當代青年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五四精神；當代青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九十多年了，在這些年中，中國經歷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徹底的改變。五四運動孕育了中國傳承近百年的“愛國、民主、科學、創新”的五四精神，作為當代青年，有責任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價值觀越來越多元，但五四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賦予了五四精神新的內涵，並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體現，五四精神與當代青年共成長。

一、五四精神的內涵

在國家與民族危亡之際，在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鬥爭中，五四精神孕育而出。五四精神代表着積極、進步、平等、和平、自由等，她留給後人的精神內涵是十分豐富的。五四精神與當代青年成長，如周策縱所説的“五四運動是活的歷史，因為它的精神還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標還沒有完全達到，還有更年輕的人志願為他而推動。自由、民主、人道、科學，都是永遠不完的事業。”[1]五四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她豐富的精神內涵永遠激勵着當代青年。

（一）愛國主義精神

五四運動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起點。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精神動力。胡錦濤曾指出：“五四精神的核心，是偉大的愛國主義。”[2]愛國主義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源泉，在五四運動中，大學生及青年知識分子將愛國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會上，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外交失敗，便準備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使得以北京大學生為主體的社會各階層羣眾激憤不已，他們積極主動行動起來，在街上游行示威，毫不畏懼軍警的反對與迫害，毅然打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山東，廢除二十一條”等旗幟鮮明的口號。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了反對北洋政府的賣國，除了學生、商人和工人以外，農民、政界、軍界、也有很多人加入到運動中來，組成了一個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次運動中，北京學生和知識分子起着先鋒作用，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5月21日，各地學聯代表在上海召開羣眾大會，北京大學代表在會上明確的説，“孫中山的革命，僅僅把大清門的匾牌換成中華門，這樣革命不算徹底。我們這次是要做徹底的革命。”[3]這種可歌可泣的、徹底的、不妥協的愛國主義精神，必然成為五四精神的核心。

（二）民主科學精神

五四運動有兩個口號，一個是民主，一個是科學，即所謂擁護“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陳獨秀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4]民主和科學是五四時期舉起的兩面大旗。20世紀中國的社會制度落後與科學技術落後，都需要民主和科學來解決，二者緊密聯繫，不可分離，有人將二者的關係比作“鳥之兩翼”。當時中國人對民主精神的理解與西方有所差異。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了幾千年，雖然民國建立，但北洋政府當道，封建主義在中國社會依然占主導地位，所以當時的五四先鋒提出：個性解放、民權、女權、人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思想言論學術集會遊行自由等，不但把民主精神提到了新的高度而且把民主賦予了新的內涵，即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的，體現廣大人民羣眾所享有的廣泛民主權利的民主精神。西方所謂的科學主要指自然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中可以實證的這樣一些東西。而五四運動的科學精神主要指科學方法、科學精神，並不是完全指自然科學的實證層面。因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科學精神指的是求真、求是、崇實、去偽。科學精神既反對盲從現存的、反對迷信，也反對主觀武斷，總之科學精神就是要追求真善美。民主與科學是五四運動的精神武器與思想的先導，有着鮮明的時代特徵，在當代對於青年的成長同樣有着不可小視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説，五四運動成為近代中國民主與科學的開端。

（三）勇於創新精神

在五四運動時期表現出來的創新精神是十分突出的。“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就是拋棄舊傳統並創造一種新的現代文明以‘拯救中國’”。[5]當時李大釗就提倡創新，他認為創新是最高的要求，是我們需要達到的目的，要創造新生活、新世界，這種理念在當時及大地鼓舞了大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的創新精神。比如，“提倡用本站代替文言文，並且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個重大功績。”[6]五四運動時期的先鋒勇於創新，敢於提出道德革命，對中國的舊禮教、舊道德進行掃蕩；敢於進行文學革命，主張實行本站，讓廣大老百姓都能容易看懂。本站取代文言文是當時人們思想的一次解放同時也是五四先鋒勇於創新的一項碩果。五四運動的創新精神為中國革命革故鼎新，促進人們思想進步，推進社會發展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可以説，五四運動是中國文化發揚創新精神的一個突出表現。

二、五四精神在當代核心價值觀中的體現

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社會的深刻變革，當代青年的價值觀呈現出多元化、實用化和矛盾化等特點。構建當代青年正確的值現成為時代的必然要求。根據當代青年價值觀的特點，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中需要引導當代青年正確認識五四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係，充分發揮五四精神在當代青年價值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思想保證和行動指南，它作為馬克思主義與我國的現實國情及時代精神共同結合的產物，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五四精神。

第一，五四時期開始引進並且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思想。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反思和批判封建傳統，引進西方的各種學説，希望能找到改造舊中國的方案。在馬克思主義的不斷傳播下，一批革命分子成長起來，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改造世界。馬克思主義成為了五四運動中後期的指導思想。而我黨的革命與建設的實踐也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思想，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正確認識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才能在複雜的社會現象中找到正確方向。第二，五四精神藴含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五四運動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掀起了一場空前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時期的先進分子提出從思想、文化上建設民主共和的任務，為了達到從舊民主主義發展到新民主主義的目的，同時藴含着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第三，五四精神弘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救國圖存需要標新立異。五四運動中，新進知識分子從舊禮教到新道德，從舊觀念到新思想，從文言文到本站，五四時期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就是“創新”、“改革”。所以説五四精神藴含着濃厚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勇於創新精神。第四，五四精神孕育了是非榮辱等價值觀念的形成。五四運動批判愚昧落後的封建人格理念，反思社會整體價值準則和道德要求，召喚人們對現代人格理想的覺醒，重樹了人們對榮辱善惡的評價標準，使得人們對道德要求進行了新的認識與重構，成為是非榮辱等價值觀念的形成基礎。

2012年11月，黨的報告首次以12個詞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新概括，分別從國家、社會、公民三個維度提出反映現階段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培育核心價值觀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充分體現了對五四精神的延續與發揚。

三、當代青年與五四精神共成長

五四精神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熱血青年自發形成的一種神聖的精神追求，愛國主義精神、民主科學精神、勇於創新精神，是五四精神的精華與集中體現。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歷史環境，其主旨又有所不同，因為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今天，我們懷念五四運動，不是去重複當年的鬥爭方式與鬥爭口號，而是要繼承與發揚五四精神，把五四精神注入到今天的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作為當代青年，身上肩負着建設祖國、振興中華的重擔，五四精神作為一種正確的價值觀，我們更應該繼承並使之發揚光大。

在五四精神的影響下，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在黨和國家領導下，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民主科學精神、勇於創新精神，為我國的革命、建設與改革奉獻自己的力量，不斷髮展並形成長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鋒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災精神、奧運精神，等等。這些精神不僅是對五四精神的繼承與發揚，更是每個時代的青年與五四精神的不斷成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代青年更應該發揚五四精神，繼續把五四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將自己的青春與熱血奉獻給國家的偉大事業。當下，94個春秋過去了，以愛國主義、振興中華為核心的五四精神一直激勵着中國青年去爭取實現祖國繁榮富強、民族偉大復興。中國青年自五四運動以來一直以自己的敏鋭和熱血青春推動着歷史的進步與發展。同時，他們也與這種進步一起成長，肩負起對祖國的歷史責任，塑造起具有時代光芒的民族精神。

總之，當代青年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應該從五四精神中汲取營養，不斷繼承、發揚與超越五四精神，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而不斷努力。五四精神，與當代青年共成長。（作者單位：雲南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參考文獻：

[1][5][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M]。長沙：嶽麓書社，1999：14―15;1999：50.

[2]胡錦濤。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努力奮鬥――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99―5―5(1)。

[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255――256.

[4]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編寫組。中國近現代史綱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88.

[6]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下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191.

中國近代史論文範文：《關於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中蘇分裂研究的若干問題》 篇五

[內容提要]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為國際學界所關注。根據新近解密的中俄外交檔案及相關論著來看，赫魯曉夫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談話的意圖旨在改善中蘇兩國的關係，但是中蘇同盟經過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後的破裂。同時，中印邊界衝突還使中共中央對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重新認識。

[關鍵詞]中印邊界衝突；中蘇分裂；古巴導彈危機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冷戰國際史上的重大事件，長期以來為國際學界所關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利用相關檔案文獻，從更為廣闊的國際史的角度研究中印邊界衝突在中蘇分裂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對於中印邊界衝突與幾乎同時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之間的關係，對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和衝突第一階段的態度和政策，已有的研究大多引用時任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回憶錄以及中，方的相關論著。由於劉曉回憶錄和中方有關論著對赫魯曉夫談話以及講話的記載和論述，對認識和判斷這一時期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以及中印邊界衝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有必要在依據國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檔案和其他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對上述有關問題進行重新探討。

一、赫魯曉夫同劉曉的談話和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政策

赫魯曉夫在1962年10月13日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的會談及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離任的酒會上的講話，長期以來被研究者們視為蘇聯為了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獲得中國的支持而作出的重要姿態。對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內容，在可資利用的檔案文獻完全解密之前，研究者們基本上利用的是劉曉的回憶錄、中國官方編撰的有關外交史和中印邊界作戰史等著作中的記載。劉曉回憶錄除記述赫魯曉夫兩次談話的基本內容外，還強凋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蘇共中央10月14日為劉曉舉行高規格的送別宴會的因素是“一九六二年十月爆發了一場加勒比海危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的記載，赫魯曉夫當時説：蘇聯應古巴的要求，在古巴設置了中程導彈，以保衞古巴的安全。他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也採取措施。該書還記述了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在10月15日也“請劉曉轉告中國政府”有關古巴導彈危機的情況。對於蘇聯上述表態的意圖，吳冷西回憶錄中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寫道：“赫魯曉夫採取這種態度，同當時美蘇在加勒比海關係緊張有關，那時他需要中國支持。”

目前，俄國的有關檔案已解密了赫魯曉夫10月13日的談話和14日的講話記錄；而從中國外交部現已解密的檔案中，尚未發現記錄赫魯曉夫同劉曉這兩次談話的文獻。根據俄國的檔案，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的會談中首先闡述了蘇聯對國際形勢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立場。他指出：帝國主義分子已在老撾、阿爾及利亞、也門和印度尼西亞遭到了失敗。蘇聯不僅沒在反動勢力面前退讓，反而積極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向埃及的納賽爾提供飛機，給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提供潛水艇，甚至為這些設備配備了蘇聯軍事人員。在古巴，蘇聯通過向卡斯特羅提供武器和“其他手段”，“已控制了鱷魚的腹部”。赫魯曉夫強調説：雖然這些都花費甚巨，“但我們還在這樣做，因為它符合革命力量的利益”。對於中蘇關係，赫魯曉夫告訴劉曉：“我們最渴望的夢想就是排除目前分離我們的寒流，重新迴歸我們在1958年之前所擁有的那種親密關係……我們兩黨有責任……建立一個堅如磐石的國際共產主義的共同陣線。”在談到中印邊界問題時，赫魯曉夫表示：他認為中國政府所採取的諸如談判、將部隊後撤20公里等步驟，都是合理的，印度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理智的；印度的立場“是以發號施令為基礎，然而邊界爭端是不能用這種方式解決的”。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而印度人僅僅是“朋友”。對劉曉通報的中印邊界緊張局勢，赫魯曉夫強調説，如果印度發起進攻，蘇聯將站在中國一邊。“我們之間的關係不容許有中立。中立將是背叛……我們將始終在一個陣營裏，同甘共苦。”在10月14日歡送劉曉的酒會上，赫魯曉夫希望立即消除中蘇同盟中存在的問題，翻開兩黨關係新的一頁。赫魯曉夫再次告訴劉曉，作為中國的盟友，蘇聯將在中國同印度的衝突中站在中國的一邊。蘇共中央領導人科茲洛夫、柯西金等表示：赫魯曉夫的講話是代表中央的意見，蘇共中央在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把俄國檔案資料同劉曉回憶錄以及中方外交史著作的記述加以對照，可以發現涉及到認識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赫魯曉夫和米高揚有沒有在10月13日和15日向中方通報有關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與第一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是，赫魯曉夫同劉曉談話的目的是什麼？在目前解密的有關赫魯曉夫的這兩次講話的俄國檔案中，尚未發現赫魯曉夫告訴劉曉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以及希望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採取措施的記載。過去雖有研究者認為赫魯曉夫在此次談話中不可能向中方通報部署導彈的情況，但基本上都是基於推測。另外，根據俄國檔案的記載，米高揚是在肯尼迪10月22日公開宣佈美國將對蘇聯開往古巴的船隻實施海上封鎖之後，才在10月23日將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向中方通報的，而不是中國外交史著作中所記載的10月15日。

另外，對於蘇聯是否在10月中旬之前向中方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情況，還可以從蘇聯部署導彈計劃制訂和實施本身進行相應的判斷。由於整個導彈部署行動計劃高度保密，蘇聯國內甚至都沒有將有關情況通知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和駐聯合國大使佐林。赫魯曉夫顯然不可能在蘇聯正緊張祕密部署導彈的情況下，向中方通報有關情況。而赫魯曉夫之所以決定向古巴運送導彈的一個主要考慮是，他認為美國在11月中旬國會中期選舉之前不會發現蘇聯的部署行動。這樣，赫魯曉夫在lO月13日和14日同劉曉會談以及米高揚15日會見劉曉的時候（如果米高揚在這一天會見劉曉的話），他們是無從想象出，在加勒比海上將會爆發後來那樣的導彈危機，因而也就不可能在那時就要求中國“在維護古巴安全方面採取措施”。另外還需要特別關注的重要史實是：美國最早知道古巴正在修建導彈發射井的時間，也是在10月14日上午根據u一2偵察機所拍攝的照片作出的判斷。

既然沒有可能談到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那麼，赫魯曉夫這兩次談話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業已解密的檔案文獻和相關研究論著，赫魯曉夫的主要目的還是想修補中蘇關係，避免中蘇同盟最終破裂。1959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前後，中蘇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給兩黨兩國關係帶來了深深的傷害，並使得中蘇分歧公開化。但中蘇兩黨都不願走向破裂，赫魯曉夫還不斷作出友好姿態表示其改善中蘇關係的意願。在軍事技術轉讓方面，赫魯曉夫在1961年1月21日給中國政府的信件中表示：蘇聯準備向中國提供米格21-ф13型戰鬥機的技術，並在中國建廠生產此種型號的戰鬥機。為幫助中國渡過經濟困難，赫魯曉夫在1961年2月27日還決定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食糖。另外，蘇聯用硬通貨購買中國的1000噸白銀，以便中國使用這些硬通貨向其他國家購買糧食。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對蘇聯的這些舉措給予了極高評價。但從蘇共二十二大開始，中蘇兩黨關係由於蘇共對阿爾巴尼亞的抨擊而再度緊張，特別是1962年4月中旬到5月底發生的“伊塔事件”，對中蘇關係產生了致命的傷害。因此，當中國向蘇聯通報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以及中國有可能採取“自衞反擊”的時候，在赫魯曉夫看來，蘇聯如在邊界爭端這樣的涉及到重大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支持中國的話，那麼中國也肯定會採取相應的行動緩和同蘇聯的關係。赫魯曉夫此時的講話，同後來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是沒有直接關聯的。

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前以及衝突爆發後的第一階段，赫魯曉夫還在不同場合表明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的立場，從而也可較為清晰地認識赫魯曉夫的政策目的。他在10月11日和14日舉行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指出，印度的要求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侮辱，“我們對尼赫魯感到失望”。10月23日，赫魯曉夫在同以喬治烏一德治為首的羅馬尼亞代表團進行會談時，專門談到了尼赫魯的政策和中印關係。赫魯曉夫表示：總的説來，尼赫魯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立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搖擺不定。最近在國大黨和反動勢力的影響下，尼赫魯似乎更加倒向帝國主義國家。他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對中印邊界衝突的立場實際上就是反動的。中國方面最近已建議將各自的部隊從雙方邊界線上後撤20公里，而印度方面在反動勢力的壓力下拒絕了這一建議，它們認為邊界必須是“麥克馬洪線”。赫魯曉夫此次談話的核心幾乎就是10月25日《真理報》社論的主旨。赫魯曉夫在會談中還談到印度共產黨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和態度。他批評印共南布迪裏巴德的觀點，指出南布迪裏巴德的行為將導致印共的分裂。在10月30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諾沃提尼會談時，赫魯曉夫説，蘇聯同中國的關係不會變得更糟，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印度在最近一段時間裏採取了錯誤的立場”。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赫魯曉夫同喬治烏一德治和諾沃提尼會談時，古巴導彈危機已開始，赫魯曉夫在此時依然表示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立場。

中印邊界衝突爆發後，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在10月22日向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明蘇聯政府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和態度。蘇聯在備忘錄中説：蘇聯“完全支持你們通過談判解決同印度之間的邊界爭端的願望。談判會阻止衝突的進一步尖鋭化併為和平解決衝突製造氣氛”。這樣的路線是符合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的。蘇聯支持中國對“麥克馬洪線”的立場，“即麥克馬洪線並不是已定的國界線。它是沉痛的歷史所遺留下來的”。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出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10月25日，《真理報》就中印邊界衝突發表題為“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普遍和平”的社論。社論譴責印度受帝國主義分子的煽動，已成為衝突的罪魁禍首；同時批評了印度共產黨滑向民族沙文主義，損害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蘇聯公開表明自己立場、支持中國的標誌。蘇聯在11月初還向中方提供有關印度的情報。契爾沃年科在11月3日和5日向中方通報了赫魯曉夫與尼赫魯的通信，以及蘇印兩國官員會談的情況等。

赫魯曉夫對中國的示好，並未產生預期的結果。因為此時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中蘇兩黨自1959年以來所有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共中央對赫魯曉夫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因此，毛澤東在聽了劉曉的彙報後決定暫不答覆蘇聯。在劉曉離任的七個星期後，中國才派出前駐印度大使潘自力擔任新的駐蘇大使，而這一階段恰好是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的關鍵時期。契爾沃年科多次要求面見毛澤東，但都未能如願。除在10月20日向契爾沃年科通報邊界衝突爆發的情況後，中方極少再向蘇聯通報有關情況。對蘇聯要求中方解釋中印邊界的“傳統習慣線”的請求，中國也只是籠統告之：這段傳統習慣線基本上是沿着喜馬拉雅山南麓而行的。但與此同時，中國方面對蘇聯在邊界衝突爆發後沒有立即表態感到非常不滿。章漢夫10月24日，在接見朝鮮駐華使館參贊時説：“誰在侵略，誰拒絕談判，誰進攻，誰搞顛覆，都是印度。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瞭解真相，瞭解中國的立場，支持我們，我們表示感謝。蘇聯報紙至今一字未提。”《真理報》10月25日的社論並未引起中方進一步的反應；《人民日報》在轉載《真理報》社論時只是把它放在北越外長支持中國的講話和北朝鮮支持中國的聲明之後。《人民日報》10月25日支持古巴反美的社論，也早於《真理報》社論幾個小時。10月24日中國政府提出瞭解決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遭到了尼赫魯的拒絕。隨後，《人民日報》在10月27日發表的《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的文章中，雖然批評尼赫魯政府在邊界問題上的頑固立場，但同時意在抨擊蘇聯同印度這樣的“反動的民族主義國家”交朋友的政策。中共中央在11月14日向全國省、市、自治區發出的通知中特別指出：“通過這場鬥爭，進一步揭露了尼赫魯是反動的民族主義者，撕破了尼赫魯的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的假面具，暴露了帝國主義指使印度反動派進行反華反人民的陰謀，同時也使赫魯曉夫集團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與此同時，中國對蘇聯在這一時期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特別是作戰飛機，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憤怒，並判定這是蘇聯依然繼續“偏袒”印度的重要標誌。

二、蘇聯向印度出售軍事裝備、古巴導彈危機和蘇聯對中印邊界衝突政策的變化

有關蘇聯向印度出售軍事物資的問題，後來成為中蘇論戰的一個主要內容。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支持印度反動派對社會主義的中國發動武裝進攻，同美國一起，用軍事援助，去鼓勵和幫助印度反動派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而赫魯曉夫則認為，蘇聯向印度出售先進的軍事武器和裝備，是社會主義陣營在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爭取印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到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時，印度已接收八架運輸機，米格21型戰鬥機尚未交付。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在拒絕向中國提供核技術之後，卻在原子能領域加強同印度的合作，並在1962年10月就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問題達成協議。

鑑於蘇印的此種軍事合作，中國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爆發之前就指責蘇聯説：蘇聯以低價賣給印度戰鬥機，這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赫魯曉夫在10月13日同劉曉會談時也對此作了特別的解釋。他指出：“瞭解這種情況的人都會明白，這種出售不會影響印度和中國在邊界衝突中的力量對比。沒有人可以只用直升機和運輸機打仗，也沒有人可以使用這些飛機贏得戰爭。”劉曉在離任前拜會米高揚時曾提到這一問題。周恩來在10月8日接見契爾沃年科時特別強調：印度使用的蘇制米式直升飛機和蘇制運輸機，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運送軍需，這對我們前方戰士是有影響的。對中方的抱怨，赫魯曉夫希望向中國提供戰鬥機以表明自己是中國真正的朋友。因此，契爾沃年科在10月8日同周恩來會談時曾提出，蘇聯將同意在中國生產改進型的米格21PF型戰鬥機，並提供技術援助。這一舉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尚屬第一次，但中國並未接受這一提議。另外，為進一步向中國表明蘇聯的政策立場，赫魯曉夫在10月14日下令推遲向印度交付米格21型戰鬥機。對周恩來在10月8日會談中所關注的蘇聯賣給印度飛機和直升飛機的問題，契爾沃年科10月22日正式向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解釋説：“到目前為止，蘇聯一共賣給印度8架AH-12型飛機和20架M-4型直升飛機。很明顯，這幾架飛機沒有什麼軍事意義，也不會影響力量的對比。”

中國對古巴導彈危機的態度和反應，對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使中蘇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開和加深，雙方的關係實際上已經破裂。要認識古巴導彈危機同中印邊界衝突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古巴導彈危機在赫魯曉夫對中印邊界衝突態度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除前文所提的蘇聯向中國通報在古巴部署導彈情況的日期外，有幾個重要的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關注：蘇聯部署導彈的決定和進展情況，赫魯曉夫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後希望中國支持他的行動，中國的反應對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採取新政策，特別是蘇聯恢復對印度的軍售的影響。

有關赫魯曉夫決定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意圖，學界已進行了系統而詳實的研究。對於赫魯曉夫的決定，米高揚、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持有不同意見，但並未説服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確信，在11月初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美國不會發現蘇聯的部署行動，因而應在此之前完成導彈部署；等國會選舉結束後，他計劃訪問華盛頓，並當面告訴肯尼迪有關情況，屆時肯尼迪除了接受現實外沒有別的選擇。赫魯曉夫甚至認為，到11月告訴肯尼迪有關部署導彈的消息後，美蘇關係將會得到改善。1962年5月24日，赫魯曉夫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和國防委員會聯席會議，正式討論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問題。導彈部署計劃由蘇聯國防委員會和蘇軍總參謀部負責制訂，7月4日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批准後，赫魯曉夫在7月7日予以批准。到10月22日，蘇聯在古巴的軍事力量共計有41902名軍人，12枚“月神”戰術核導彈。42枚中程導彈，80枚巡航導彈，42架伊爾28型轟炸機（其中7架完成組裝），42架米格21型戰鬥機，24處地空導彈基地。

發現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後，美國決策者經過內部討論，決定採取海上封鎖的措施，禁止一切運往古巴的進攻性軍事物資。10月22日，肯尼迪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宣佈美國不能接受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古巴導彈危機全面展開。10月24日上午10時，美軍正式實施海上封鎖；就在同一天上午，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表示希望解決導彈危機，因為在他看來，繼續與肯尼迪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不會有什麼成效，所以他提議運送導彈的船隻停止前進，或就地等待封鎖結束，或返航。10月25日，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從古巴撤出導彈。26日，蘇聯船隻全部掉頭返回蘇聯，《真理報》當天頭版標題是《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28日上午，赫魯曉夫主持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承諾不入侵古巴，蘇聯撤出導彈，主席團還決定立即廣播給肯尼迪的信件。肯尼迪聽到蘇聯答覆的廣播稿後如釋重負，肯尼迪政府通過“美國之音”發表了歡迎赫魯曉夫決定的聲明。至此，古巴導彈危機的緊張局勢開始緩和。赫魯曉夫和蘇聯其他領導人事後對撤出導彈的決定作了辯解。

如果赫魯曉夫在10月22日之後需要中國支持他，那麼也是需要中國支持他撤回導彈的決定，《真理報》10月25日發表的社論毫無疑問是要達到這一目的。但赫魯曉夫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大失所望。對於古巴導彈危機，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場是：“我們反對的是蘇聯在美國的要挾面前驚惶失措，放棄維護古巴政府的主權，也反對美國要求對古巴實行國際監察，侵犯古巴主權。”陳毅後來明確指出：“我們認為根本就不應該把核武器運進古巴，既然運進去，就不應該隨便搬走。運進去經過古巴同意，撤出來也必須經過古巴同意。隨便運，隨便撤，都是錯誤的。蘇聯不是依靠人民，依靠反帝反殖的力量，而是依靠核武器，以古巴為賭注同美國賭博。”此外，中共中央領導人紛紛發表講話支持古巴，從11月3日至6日，連續在古巴駐華大使館前舉行羣眾集會，據報道有超過500萬人參加集會。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表一系列聲明和文章，通過讚揚古巴的反美鬥爭，批評蘇聯的政策立場，將中蘇在古巴導彈危機上的分歧公之於眾。在這些聲明、社論和文章中，中共中央隻字不提蘇聯在結束古巴導彈危機中的作用。而《人民日報》在11月5日發表的題為“大無畏的古巴人民是最強大的戰略武器”的社論，更是將赫魯曉夫的政策稱為“綏靖政策”。11月16日，中國軍隊在中印邊界再次進行“自衞反擊作戰”，可能是對這一時期蘇聯政策的一個回答。

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作出這樣的反應，是試圖利用幾乎導致發生核災難的事件來積累政治資本。於是，赫魯曉夫決定改變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的立場。11月5日，《真理報》發表題為“談判是解決衝突的途徑”的文章，再次表明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中立立場。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後多次發泄他對中國政策的強烈不滿。蘇聯外交部在一份報告中説：在古巴導彈危機最危險的時候，當需要兩國“形成統一戰線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時”，中國除了在《人民日報》發表一個聲明外，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支持蘇聯。更為重要的是，蘇聯在11月14日決定恢復對印度的軍售，12架米格-21型戰鬥機陸續運達印度，第一批4架戰鬥機在1963年2月交付印度，成為蘇聯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標誌。中國對蘇聯此舉的反應極為強烈。在中共中央看來，蘇聯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是“出賣我國，背叛盟友”。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餘湛1962年12月12日同蘇聯代辦梅曉滋夫就中印邊界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其中特別表明了中方對蘇聯向印度出售軍火的憤恨。餘湛説：你們給印度武器，印度用你們給它的飛機、汽車把軍隊運送到前線向我們進攻。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們對此十分憤慨。……問題不在於數量，你再多給些我們也不在乎。但是你們這樣做，是在政治上給印度很大的支持。尼赫魯這樣頑固，不願和平解決問題，你們要負一部分責任。……使印度感到它背後除了美國支持外，還有蘇聯的支持。

對於赫魯曉夫政策的變化，章漢夫在11月7日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説：為什麼從10月25日到31日僅僅5天之內就發生了變化？那是因為在25日古巴的局勢非常緊張，赫魯曉夫害怕，怕得要死……因此赫魯曉夫就騙我們，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者。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起初試圖以蘇聯支持中國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立場，來換取中國方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支持蘇聯，因此短期內對中印邊界衝突持觀望態度。但是，“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美蘇核對抗的危機中，受到了美國公開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丟面子。他對我們堅決支持古巴的立場，對我們反對肯尼迪提出而經他同意的對古巴進行國際監察的侵犯古巴主權的行為，惱羞成怒。於是從這個時候起，赫魯曉夫發動了新一輪的反華浪潮”。中共中央明確的結論是，“蘇聯對印度採取了一味遷就的錯誤政策，缺乏原則”。

三、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對中蘇分裂進程的影響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的影響和意義是深遠的，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和中蘇關係的破裂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中共和蘇共“在某些原則問題上是有分歧的，諸如和平過渡、戰爭與和平、支持各國人民解放鬥爭和南斯拉夫等等問題”。而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中支持印度是“國際修正主義夥同印度反動派打擊、孤立我國”的最好證明。中國外交部新近解密的文件顯示，中國認為“1963年以來，蘇聯就中印邊界問題反華比以前更加公開露骨，更加惡毒囂張”。因此，赫魯曉夫“是個叛徒，不是無產階級”；他同敵人勾結，反對蘇聯，反對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説，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同他團結起來”。中共中央領導人從1962年底開始強調，要在國際鬥爭中同修正主義爭奪領導權。這樣，中蘇同盟經過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和古巴導彈危機，已無可挽回地走向最後的破裂。

中印邊界衝突還導致中共中央重新認識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實質以及印度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在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之後，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只是一個形式，一個招牌，印度已經同英美結了盟。有人説我們把印度推向西方，實際上我們不推，它已經倒向西方”。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猛烈抨擊印度共產黨特別是印共主席丹吉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態度。

中國根據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經驗和教訓，決定進一步加強中國核力量的建設和發展。中國認為蘇聯之所以“勾結敵人，在核擴散問題上出賣我們”，是因為“修正主義害怕馬克思主義會變得強大起來”，害怕中國擁有核武器。因此在危機結束後不久，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加速核武器研製、試驗工作以及核科學技術工作，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發展和擁有核武器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最為重要的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