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國內外形勢論文多篇

國際形勢論文 篇一

後面還有多篇國際形勢論文！

當前國際形勢對我國安全發展的影響

[摘要]本文分析了國際形勢並進一步闡述了它對我國安全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國際形勢；國家安全發展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面臨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也時對國際安全形勢的嚴峻考驗。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透視追問國際形勢趨向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審時度勢進取應對，確保我國安全發展戰略貫徹落實。

一、認清國際安全形勢，不被浮雲遮望眼

縱觀國際安全形勢，儘管和平發展仍是時代主流，但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危險交織，傳統衝突趨緩而衝突根源並未消除，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各種新危險新挑戰不斷湧現，且不可因誤判國際安全形勢，而毀損我國安全發展戰略。

傳統安全威脅世界和平。局部衝突與熱點問題此起彼伏，並都發生在國際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敏感地帶，直接或間接牽動世界主要國家在這些地區的戰略利益，導致大國利益關係的複雜化，更增添了大國關係中的隱患和變數。各國的國防開支逐年增長，意味着各國仍然把軍事發展作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威脅依然存在。主要核大國進一步加強戰略力量，全球核武擴散問題依然嚴重，對世界安全構成了極大隱患。

非傳統安全威脅超過戰爭。國際恐怖主義依然猖獗，2010年以來，恐怖主義活動出現新的反彈，恐怖活動呈現蔓延態勢“全球化”、生存方式“本土化”、策劃手段“高端化”、襲擊形態“獨狼化”等特徵，尤其是國際反恐鬥爭中的雙重標準問題，使得國際反恐陣線有破裂的傾向。環境安全繼續惡化，引發世人對環境安全的極大擔憂，尤其是全球氣候變暖導致氣候災害頻發，極端天氣給人類的生產生活造成很多毀滅性的災難。金融安全不可小覷，2008年金融危機不僅僅重創發達國家，也嚴重打擊了新興市場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其引發的諸多社會及政治問題至今尚未完全消除，新的金融危機又悄然逼近，這將會使全球經濟雪上加霜。更多非傳統安全隱患不斷。諸如販毒走私愈演愈烈、傳染性疾病嚴重擴散、海盜活動肆無忌憚、非法移民日益嚴重，這些問題都對國際安全產生了很大負面影響。

二、正視我國安全環境，不被漩渦困航程

受國際安全形勢影響，我國周邊安全形勢複雜，深處國際安全形勢的“漩渦地帶”，中國不在驚濤駭浪中前行，就會在漩渦中沉覆。僅有正視周邊安全形勢，才能理性應對周邊形勢，衝破圍堵遏制揚帆遠航。

我國周邊安全環境風險加劇。一些鄰國軍費開支增長迅速。日本年年提升國防預算，2015年高達490億美元，比2014年增加3.5%；印度2014-2015年國防預算提高了10%，其中裝備採購預算就提高了3.3%；菲律賓2015年國防預算增至26億美元，大漲29%；越南過去三年軍費暴漲90%。這些國家不僅僅提高軍費，加速本國軍事戰略調整，還與美國等其他國家大搞聯合軍演，提高武器和人員的作戰水平，這對我國的安全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我國地緣環境複雜。當今世界超過1億人口的大國總共11個，其中七個在我國周邊；世界有25支最強大的軍隊，其中8支在我國周邊；世界公開宣佈有核武器的國家有8個，其中4個在我國周邊。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公認全球有七大潛在熱點衝突地區，其中六個在我國周邊，與周邊多國存在領土與領海爭端，加上域外勢力的強勢介入，使我國周邊安全形勢越發顯得複雜高危。

我國面臨反恐形勢越發嚴峻。中亞和北高加索地區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滲透、“基地”組織等境外敵對勢力的支持、西方國家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標準等因素，助推了恐怖主義在我國新疆地區的蔓延。“三股勢力”在90年代是潛在威脅，今日已成為重大現實威脅。2008年3.14拉薩騷亂，2009年新疆的7.5事件，2013年10.28天安門暴恐事件，2014年昆明火車站的3.01砍殺事件等，都是三股勢力在我國新疆西藏等地區犯下的滔天罪行。當前，伊斯蘭國也要向中國西北滲透，謀劃將中國新疆西藏納入其版圖，部分中國人遭慫恿偷渡越南、馬來西亞參與“聖戰”。還有一些青年在理解了恐怖組織系統培訓後回國，匿跡人海，侍機實施爆恐活動……使得我國安全形勢更加嚴峻。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劇了我國周邊安全形勢惡化。奧巴馬任內，美國政府明顯加大了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和投入，力圖推動美國戰略中心向亞太轉移。在強化日韓同盟與美印關係的基礎上，拓展與泰國、菲律賓等國的同盟關係，努力使雙邊同盟向三邊和多邊同盟進行延伸。三、堅持安全發展戰略，不被螳臂所阻滯

儘管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我國安全發展面臨困難，但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沒有變，國際力量比較有利於世界形勢總體穩定的大環境沒有變，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到達前所未有地程度。習主席正是深刻把握國際戰略形勢和國家安危環境的發展變化，審時度勢、高瞻遠矚，第一次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新理念，為我國安全發展，把握戰略機遇期指明瞭方向。為此，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國家安全發展道路，構建一體化國家安全發展體系，推進國家安全綜合保障本事建設。僅有這樣，才能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國際形勢論文 篇二

談最近的國際形勢

最近美國侵略集團在東方在西歐，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陰謀活動。帝國主義國家的好戰分子，相繼發出了戰爭叫囂，國際局勢顯得有些緊張起來。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們怎樣來認識目前的國際局勢呢？此刻我們就來談談這些問題吧。

作者：福英

朝鮮停戰的實現，日內瓦會議就印度支那的軍事停戰和政治問題達成協議，使得國際緊張局勢有了緩和。這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偉大的勝利，美國侵略集團的重大失敗。

可是，如果以為妄想稱霸世界的美國侵略者，在遭到失敗和打擊後，就會從此放下屠刀。那就是奇怪的衷情了。我們應當看到：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為國際緊張局勢進一步地綏和而鬥爭的時候、美國侵略集團卻絕不甘心於失敗，它總是要千方百計地製造着國際緊張局勢，準備另一次世界戰爭的。和平力量與戰爭力量之間的鬥爭，這就是目前國際形勢的基本情景。

和平與戰爭的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絕不是一兩個回合就能解決的。因為和平的敵人是相當頑強的。它在一次失敗之後，必然想法對世界和平力量進行反攻。所以，我們在一場鬥爭勝利之後，就要之後進行另一場的鬥爭。這樣，國際局勢就顯得時而緊張，時而緩和。這就是目前國際局勢的特點。

所以，我們決不能因為在一個回合中獲得勝利，就衝昏了頭腦，以為美國侵略集團蒙受了一次打擊，就消聲匿跡，我們就能夠高枕無憂。“天下太平”了。那樣，我們就要犯錯誤。相反的，我們要時時警惕，準備給企圖反攻的敵人以更大的打擊。但如果我們在局勢緊張的時候，就張惶起來，那也是不對的。

敵人是不斷地在進行反攻的。譬如，在朝鮮停戰，日內瓦會義後，美國侵略集團遭到了失敗，和平力量取得勝利，美國侵略集團就立即拉攏英、

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組織東南亞軍事侵略集團。之後，歐洲軍條約遭法國議會否決，美國的戰爭政策遭到了挫折，但它連忙誘使英、法等國的統治集團。用倫敦協定、巴黎協定來重新武裝西德，把西德拉進北大西洋侵略軍事集團。最近，宣佈簽定美蔣軍事協定，並決定行將召開曼谷八國會議。美國侵略集團這一系列的行動，就是要建立對蘇、中和人民民主國家的軍事包圍圈，準備發動另一次世界戰爭。但美國侵略集團和它的追隨者，這一連串的侵略活動，並沒有出乎我們預料之外；不如説，這是在我們預料之中。所以，國際局勢一時的惡化，並沒有使我們悲觀失望，而只是使我們加倍努力來為維護世界和平進行鬥爭，並且是具有充分的信心來進行這一斗爭。

在為維護世界和平而跟戰爭力量進行的鬥爭中，我們如何來認識目前世界所存在的各種力量呢？

蘇聯、中國、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中堅。蘇、中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日益強大和緊密團結，是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保證。

同時，世界各國人民是反對戰爭、擁護和平的。在最近四十年來，世界經過了兩次大戰，人民對於戰爭所給予的創痛，記憶猶新，談虎色變，誰不反對戰爭？

至於美國侵略集團，雖然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有它的追隨者，但為數不那麼多。為什麼？因為美國侵略集團加緊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使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其他國家存在着矛盾。資本主義世界的其他國家追隨美國侵略集團的戰爭政策不僅僅對他們自我沒有什麼好處，並且還會失掉他們已有的一些東西。所以，目前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在戰爭和和平問題上，便存在着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國家，是剛獲得獨立的或正在爭取獨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它們反對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壟斷，因為它們是剛從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下襬脱出來，或正在擺脱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它們反對戰爭，因為它們需要的是建設，而戰爭是妨礙它們進行建設的。它們的對外政策是和平、中立。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除極少數國家的統治集團甘於追隨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以外，許多國家都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印度尼西亞茂物舉行的南亞五國總理會議，決定邀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二十五個亞洲非洲國家參加定於一九五五年四月舉行的亞非會議。討論反對殖民主義和促進世界和平的問題。南亞五國總理的這一行動，證明了第一種類型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將日益重要。

第二種類型的國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削弱的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它們已被削弱，想要繼續保有它們已有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就不容易。為什麼？首先美國垂涎着它們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美國侵略集團在想法擠進去，要取它們的地位而代之。其次，這些地方的人民的獨立解放運動的日益高漲，根本動搖了殖民制度。這一類的國家的統治集團中雖然也有少數人時常跟着美帝國主義叫囂戰爭，但從根本方面來説，它們是主張維持現狀的，因為維持原狀意味着它們有可能繼續堅持巳有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英、法和許多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是屬於這一類。

第三種類型的國家，是好戰的國家。它們的對外政策是侵略政策，戰爭政策。這類國家主要是在侵略集團統治下的美國。在美國控制下的西德和日本，是美國侵略集團看中了的戰爭工具；美國力圖重新武裝西德和日本，作為美國發動另一次世界戰爭的炮灰。美國侵略集團雖然是以蘇聯、中國和人民民主國家作為“潛在的敵人”，作為將來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的進攻對象，可是，今日在準備另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們的目前的侵略對象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其他國家。美國侵略集團要在這些國家中設立軍事基地，就必然侵害着這些國家的領土主權的完整。美國侵略集團要企圖緩和美國的經濟恐慌，就必然對這些國家進行經濟侵略。一句話，美國侵略集團想要建立它的世界霸權，第一步就要把資本主義體系的其他國家淪為它的附庸。在那裏，就存在着美國與其同盟國家之間的不能克服的最基本的矛盾。此外，阿登納和吉田雖然甘願充當美國的走卒，但西德和日本的統治階級並不是全都願意扮演這樣的主角；更用不着説西德和日本的人民是根本反對的了。西德的社會民主黨反對巴黎軍事協定，日本的吉田也巳不得不下台。即使把西德和日本重新武裝起來，安知西方各國不是扳石頭碰自我的腳？！這一切，就顯示美國侵略集團和它的追隨者所面臨的困難。

中國國內外形勢論文：近幾年國內外對“中國模式”的研究綜述 篇三

【摘 要】在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及其國際影響力擴大的同時，西方經濟發展模式和強權政治卻在世界各地不斷遭遇挫折，北京奧運會和全球金融危機將中國推向了國際舞台的中心。“中國模式”開始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國內專家學者和媒體對“中國模式”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客觀的評價，對“中國模式”褒貶不一，因此有必要釐清“中國模式”提出的時代背景、基本內涵和重要意義，客觀地分析國內外學者和媒體對“中國模式”的評價，並且清醒認識“中國模式”，從而使之科學發展、與時俱進、不斷完善。

【關鍵詞】中國模式 北京共識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綜述

近幾年來，國內外學界、政界和媒體圍繞“中國模式”的歷史背景、基本內涵，以及發展趨勢和未來影響等進行了研究，成為一個國內外關注的課題。在這方面，國內外專家、學者多有論著和綜述。筆者對近幾年來關於“中國模式”的研究進行綜述，並不是為了對“中國模式”這一概念進行肯定和推廣，而是期望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抑或建國60年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狀況進行全面的瞭解。誠然，為了研究需要，筆者仍然使用“中國模式”這一學界耳熟能詳的語詞，並且通過對近幾年來學界對“中國模式”的研究進行綜述，以期達到對“中國模式”的理論總結和指導實踐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 “中國模式”提出的時代背景、基本內涵及重要意義

1.“中國模式”提出的時代背景

中國人民大學“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國模式”問題研究報告》中提出，“中國模式”問題的提出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態度的重新審視，是國際社會對“華盛頓共識”進行反思的結果，喬舒亞·庫伯·雷默的《北京共識》拉開了世界高度關注“中國模式”的序幕。在蘇東劇變之後，不少西方國家就中國的發展態勢先後拋出“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中國威脅論”以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伯恩斯坦和芒羅撰寫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為代表。“中國崩潰論”始於1984年美國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誰來養活中國”一説，繼而引起全球性的爭論。

莊俊舉、張西立在《近期有關“中國模式”研究觀點綜述》中指出，“華盛頓共識”主張私有化、自由化的經濟發展道路，結果在東歐、拉美和亞洲造成了三個重災區。而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奇蹟”。據世界銀行統計，過去25年來全球脱貧所取得的成就中，約67%的成就應歸功於中國。中國的發展，不僅使中國人民穩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而且為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正反兩方面的比較使得國際社會不得不進行冷靜反思，開始認真探究中國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所包含的豐富意藴。

李荷英、秦益成認為，從改革開放開始到蘇東劇變、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失敗，從蘇東劇變到2008年發端於美國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以及中國人民戰勝“512”汶川大地震，中國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新中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的光輝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於是國際社會包括學界，試圖用“中國模式”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掩蓋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評價逐漸轉換為對“中國模式”的研究評價，“中國模式”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點。這是一個比較綜合的觀點。

2.“中國模式”的基本內涵

“中國模式”到底包含着哪些主要內容，是國內外專家、學者無法迴避也不能迴避的一個問題。《北京共識》的作者雷默認為，創新且高密度的創新是“中國模式”的首要基本經驗。“‘北京共識’的第一個定理使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認為尖端創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變革，而這種變革比變革引起的問題發展更快。用物理學術語來説，就是利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失。”其基本特徵包括：“中國模式”的基本經驗是解放思想與制度創新，經濟改革優先；政府主導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是“中國模式”的突出特點；“中國模式”注重漸進性、連貫性、平等性、艱苦奮鬥和可持續發展；“中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堅持獨立自主、走適合國情的道路；中國模式包含中國特色的政治民主發展模式。

學者江金權在《“中國模式”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解析》一書中，梳理了關於“中國模式”內涵的幾種説法，他認為大體分兩類，一是“單一要素説”，二是“綜合要素説”。“單一要素説”強調的是“中國模式”某一內涵的獨特重要性。例如，李東航在《“北京共識”為世界帶來新希望》一文中説：“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根本的區別，在於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是否保持獨立自主。“綜合要素説”強調“中國模式”是多要素構成綜合體。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提出，中國成功的公式是：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傳統+國家調控的市場+現代化技術和管理。日內瓦學者張維為認為，所謂“中國模式”，是指“重大的經濟改革和較小規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機結合，是“以一種循序漸進、摸索和積累的方式，從易到難進行改 革並吸取中外一切優秀的思想和經驗”的改革和發展模式。中國人民大學秦宣教授認為，“中國模式”的地域定位是“中國”，參照系是國外其他發展模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起點應該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內容上看，是指全方位的發展模式，而不是指某一個領域的，因此在準確掌握其內涵時必須注意在談“中國模式”時，不能淡化“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能淡化意識形態的差異。他還認為，“中國模式”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中國共產黨在這種發展道路上積累的成功經驗。 綜上所述，“中國模式”藴涵着豐富內容，除體現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等各方面外，中國模式還體現在其他各個方面、各個領域。比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建設生態文明等，都應該是中國模式的具體表現。

3.“中國模式”的意義

“中國模式”的意義主要表現在現實意義、理論意義和世界意義三個方面。在現實意義上，“中國模式”作為中國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的理論概括，作為不同於西歐、北美、拉美、印度模式的一種新的發展理念，它的成功不僅在於保持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還在於循序漸進地推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確保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社會的穩定，其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對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興衰的影響、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鑑三個方面。 在理論意義上，“中國模式”應該是不斷科學發展，與時俱進的。鄭永年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應該有許多經驗值得總結，尤其需要回顧一下我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就目前來看，“中國模式”還在發展，並沒有完全成型，是發展中的模式。對中國自己來説，總結經驗非常重要，以後該怎麼做，能夠怎麼做，自己也要對自己有個説法，做到心裏有數。在這個過程中，也可以讓西方明白“中國模式”對他們並非只有競爭。中國模式不只是對過去歷史的總結，而且還將創造中國未來發展的基本制度構架。對歷史總結的意義與對未來發展構架的意義相比，兩者雖然都很重要，但中國模式對中國未來發展構架的意義可能更為重要。 在世界意義上，應該説“中國模式”只能適用於中國，任何超出中國的範圍來談論中國模式的意義都是對中國模式的錯誤理解。在西方模式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情況下，中國模式在不少國家包括部分西方國家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示範效應；所以，西方感到中國模式作為西方模式的現實挑戰已經不可避免。在西方看來，不只是中國的經濟模式所產生的巨大“產出效應”早就對西方產生了“經濟威脅”，而且中國政治模式的超常動員能力充分顯示出中國的舉國體制和民主模式的巨大優勢，更是對美國民主價值觀的“嘲諷”，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強有力的“競爭者”。實際上，西方主觀上有意把中國模式“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從而導致中國模式“被具有”普遍性的意義。而在中國看來，中國模式是中國沿着人類民主政治發展的邏輯創造了中國自己的民主模式，並不會使中國模式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全球共識”。

二 “中國模式”備受中外學者關注及面臨的嚴峻挑戰

如前所述，自舒亞·庫珀·雷默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發表以來，中國模式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種討論隨着2003年美國發動對伊戰爭受挫、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以及2009 年世界金融危機，先後出現了幾個高潮並延續至今，其中以英國、美國、俄羅斯等歐美國家的媒體報道和專家學者的研究尤為系統而突出。相關討論不僅試圖概括和總結中國模式的基本內涵及基本特徵，而且就中國模式對世界的影響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和探討。“中國模式”之所以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在處理各種複雜問題上的能力有目共睹。

1.美洲、歐洲學者看“中國模式”

美國智庫之一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對“中國模式”做出如下表述：“中國模式”最重要的原則是經濟改革優先。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識形態，給經濟和社會鬆了套，而且也保留了被稱為“經濟穩定器”的主要銀行與大型國有企業。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自治權。它是實用、自由和市場競爭力的結合體。“中國模式”的驚人之處在於，中國近30年來在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保持了較快增長。這樣一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曾經貧困的國家，能取夠得如此持續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奇蹟。美國右翼智庫企業研究所在2007年年底出版的《美國人》中發表文章説，描述“中國模式”的一個較為簡捷的方式是：經濟自由加上政治壓制。有的乾脆説是“專制”“獨裁”。美國的一些政客們故意引導人們妖魔化中國，把世界上發生的一切問題——從氣候變化到達爾富爾問題——都説成是中國的錯。他們力圖讓人們相信，美國的模式是最好的，中國的模式是危險的。同時，部分美國左翼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贊成態度，其中一部分人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通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過渡形式，它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的中國版本，還有人認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特徵，是完全成熟的社會主義形態，同時他們提出了多種市場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模式，他們認為中國目前並不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處於市場社會主義早期階段，比如大衞？施衞卡特。

英國《金融時報》2004年5月7日刊登題為《中國已發現自己的經濟共識》的文章認為，“北京共識”是“以極其謹慎的態度執行私有化和自由貿易等政策主張”。一些學者對中國推行的“漸進式改革”提出了質疑，認為中國的改革在實效層面無疑是成功的，但中國很可能只是把俄羅斯或東歐做過的某些事情推遲進行而已。實際上，中國正在走向資本主義。“由於改革的影響越來越明顯，那些視中國在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左翼人士的數量自1990年後開始下降”，“那種視中國為發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臨明顯的資本主義復辟……那些依然抱有社會主義態度的人認為中國已經偏離了社會主義……”

法國國家政治科學基金會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在他的題為《中國讓我擔心》的新書中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在他看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浪費”過於嚴重，付出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成本過高，中國經濟的頭上有四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業、國有企業、股市、金融。

2.俄羅斯專家眼中的“中國模式”

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接受俄《觀點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全球金融危機讓全世界明白一點，物質力量不能決定一切，對國家良好的治理才是關鍵。西方的各類民主模式衰落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機中所有自稱是民主的國家都遭受了失敗，現在全世界都在尋找一種新的國家、集體和個人的互動方式。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卻仍保持上升姿態，為此俄羅斯應該學習中國的經驗模式。”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遠東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指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從思想上和方法論上重新考慮《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這一理論能夠“積極評價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重新考慮對當代資本主義狀況的評價”，“以及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條件”。

也有俄羅斯媒體認為，“中國是在維持國家主導作用的情況下向市場經濟邁進的。不僅如此，中國的發展模式並不以降低政府的作用為條件。例如，在減少政府對企業經營承擔的責任的同時，這種發展模式要求加強國家在宏觀經濟調控、社會管理和提供社會服務方面的作用。”“中國的成就與其説是建立在經濟自由化上，不如説是建立在經過深思熟慮的社會經濟戰略之上。”“中國領導層將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團結在更新後的國家發展學説的周圍。這首先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科學發展觀。後者的含義是國家逐步轉向高效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指標、緩解社會問題的尖鋭度，來突破資源和生態方面的瓶頸。”

3.亞洲國家看“中國模式”

新加坡有媒體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把馬克思主義同儒家思想相結合的國家意識，是一種允許中國共產黨是唯一領導力量的政體；在保持政治體制的同時，改革經濟體制。新加坡一位學者也認為，“‘中國模式’的獨特之處就是其政治穩定與經濟改革的特殊。換句話説，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與經濟上的自由化。”

印度學者在比較中印發展模式時認為，中國發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遠遠高於印度發展模式。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而印度選擇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在減少貧困、財富分配、人均壽命、識字率和電話普及率等方面，中國的表現都遠遠好於印度。印度辛格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鄧小平是他學習的榜樣，而學習的重點就在於中國的發展模式。印度中國問題專家的總結更為具體，“中國模式”包括：經濟上，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對外開放政策，趨利避害，與全球化潮流齊頭並進；政治上，穩步推進適合國情的民主改革；軍事上，在實現國防現代化的同時，將大量原本投入到軍事領域的寶貴資源轉為民用，極大地減輕了國家的負擔；外交上，與鄰為善、穩固周邊。

“越南改革學中國”這句話在越南國內流傳頗廣。越南的上層人士坦誠地説要學習“中國模式”。越南領導人採取了中國的“穩定、發展、改革”的指導方針並打算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順利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據悉，他們還學習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

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曾兩次訪華，到過深圳等開放城市，中國的改革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建議古巴以“中國模式”為榜樣，改革計劃經濟，逐漸實行經濟自由化。經濟改革先從農村開始，繼而放鬆城市消費產品銷售，這些都與中國改革初期的思路相似。中國還曾派一位助手去古巴，給數百位古巴領導人講授社會和經濟改革措施。古巴政府內部還設立了專門研究吸取中國改革經驗的“中國部”。

三 “中國模式”是科學發展、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如前所述，國外學者，包括左翼學者，對“中國模式”的看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形成了不同的理論和觀點，但是由於其本身所持有的立場和侷限，特別是由於遠離社會主義運動，遠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他們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解，我們應持有鑑別的眼光。我們認為，中國模式應該是科學發展、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1.中國模式應該是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

恩格斯説：“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包括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標誌着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進入了一個自覺的成熟的階段，催生了中國模式的萌芽與發展。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把中國近30年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提煉成“十個結合”，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把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結合起來，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十個結合”集中體現了理論與實踐、共性與個性、目標與手段、兩點與重點、主觀性與客觀性、長期性與階段性、堅定性與靈活性、繼承性與創新性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當代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它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2.中國模式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對“中國模式”作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客觀內容的探究，有些國外學者也得出一定程度上符合實際的認識，這些學者主要是第三世界、俄羅斯和西方個別左翼學者。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向他國學習而不照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各方面向西方學習，是最好學的國家。但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國沒有全盤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設符合自身特點的經濟政治制度。中國模式的優越之處在於中國不拒絕一切先進的東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國成功的經驗融合進自己的模式。

第二，尊重歷史，開拓創新。印度學者認為，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給中國帶來了政府管理體制和思想上的重要變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有重要影響。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馬丁·雅克認為，1949年對中國來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之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都對之後的發展至關重要。俄羅斯學者認為，中國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人民敬重自己的歷史。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有一系列並行不悖的東西，是這些東西使中國整個60年來的發展成為一個相當一體的工程。美國學者德里克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遺產是“中國模式”中最重要的內容。 第三，高瞻遠矚，精心計劃。有學者認為，高瞻遠矚是中國在管理方面的一項優秀傳統。這使中國避免了其他國家的混亂與無秩序。墨西哥學者認為，中國政府制定的發展方針具有卓越的前瞻性，目光長遠；在政策的實施上，也具有無可比擬的先進性。這種先進性最大的優勢體現在發展的科學、合理性上。鄭永年認為，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槓桿，而缺少經濟槓桿。因為存在着龐大的國有經濟體，中國政府具有金融和經濟兩種槓桿來實施其危機拯救計劃。

第四，政治體制的高效率。中國政治體制尤其在危機期間表現出高效率。中國的政體相對於所謂的民主政體，能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印度學者認為，民主政體下許多政治家的精力都集中在競選連任上，而中國政治領導人投入精力關注發展。

3.“中國模式”應是科學發展、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的

在國內外學界、政界和媒體的論著和綜述中，中國模式與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特色、中國奇蹟、“中國摸式”、中國社會發展模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等論題相提並論，形成系列。由於“中國模式”是一個科學發展、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理論體系，“中國模式”是否值得總結和推廣亦是學界、政界和媒體論證和爭論的一個問題。胡錦濤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毛澤東立足中國國情，擺脱了蘇聯模式的束縛，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提出了符合國情的路線方針，在全國各族民眾的支持下實現了民族的獨立，完成了建國偉業。鄧小平在““””結束後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騰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國家綜合實力，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受尊重的成員。中國歷史的發展現實證明了中國領導人當年在若干重大問題上提出並堅持了正確的觀點和主張。今天我們不僅僅是接受和贊同他們提出的觀點和結論，特別需要學習的是他們在面對複雜社會與政治形勢時之所以能夠做出正確選擇的科學精神。簡單地説，這就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在21世紀，中國要想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建設一個和諧社會，探討“中國模式”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和延伸，仍然需要時時牢記“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科學精神 。因此，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而是應該堅持不懈地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的各個環節，與時俱進，科學發展，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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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形勢論文 篇四

當前國際形勢下高校國防教育的意義

【摘要】當今世界形勢變化多端，國際環境複雜嚴峻，而我們高校青年學生的國防意識卻在逐漸減弱。文章主要從為什麼要抓好國防教育和怎樣抓好國防教育兩個方面着手，論述重視國防教育就是重視國防建設。

作者：楊軍，王建偉

【關鍵詞】高校，國防教育，意義

隨着世界形勢的不斷變化，國家安全面臨新的挑戰，做好國防建設和國防教育對維護國家安全有“防患於未然”的重要作用。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社會發展的期望。將高校國防教育與時代發展相結合，將能夠大大促進大學生對國際形勢的認識，增強大學生的國防意識，為鞏固國防、維護國家安全供給充足的人才儲備和建設力量。

雖然“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然而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中華民族要想屹立不倒，就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時刻堅持憂患意識。所以，普及青少年學生國防教育成為大勢所趨。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期望，大學生更是國家的棟樑之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學生更肩負着不可推卸的職責。當今世界風雲變幻，危機四伏，東西方資本主義和國內外敵對勢力時刻伺機向我國發動襲擊。所以，加強我國的國防建設，增強國防實力十分必要。同時，大學生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國防事業的發展，不僅僅是政府和軍隊的事，它與全民都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就要求我們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增強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構成全民支持、建設國防事業的濃厚氛圍。此刻進行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理論課的教學，正是為了激發當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增強國防觀念而開設的，能夠説它是時代的需要。因為在和平時期，人們容易滋生麻痺思想和苟安心理，失去必要的防衞觀念，缺乏危機意識。歷史一再告訴我們，落後就要捱打。一個國家的國防要與時俱進，在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大潮下越發的堅挺，而民眾的國防意識也不能只靠戰時培養，這一切都要落實於平時。從中學時的國防教育讀本到大學時的軍事課，國家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力爭使全民都具備必要的國防意識和基本的軍事素質，力爭將大學生培養成為國防事業的後備軍。所以，高校的國防教育對增強大學生國防觀念具有進取的作用。

高校國防教育對大學生的教育意義主要體此刻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國防教育能夠改善大學生的知識結構。過去我們學習的文理科，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囊括，而有關軍事方面的知識出現了斷層。殊不知，當今社會各個領域的高新技術都會在軍事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大學生學習軍事理論課就是要明確軍事國防與各行各業各領域之間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聯繫，並將其綜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使得大學生的知識體系在理論和邏輯的層次上更加完美。此刻的軍事理論課，教師經過先進的多媒體教學手段，將國防最現代的東西和當今軍事領域的變革與創新充分展現給大學生，再加上授課教師詼諧幽默的講演，使得大學生在獲得知識的同時，飽嘗了一份視聽的饕餮盛宴；更重要的是，培養了當代大學生崇德尚武、敢為人先的精神，使中華民族真正木秀於林。

另一方面，國防教育能夠增長大學生的實踐經驗。此刻，許多高校把軍事理論課當作必修課來開設，每年入學之際對新生開展軍訓，採取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對大學生進行必要的軍事技能訓練和國防素質教育。這是基於國防教育對於我們當代大學生增強國防觀念，提高綜合素質，增長實踐經驗都具有進取意義所進行的探索，使得大學生剛進入大學學校之始就理解嚴格的考驗。

如今，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可是全民的身體素質卻有所下降。這是因為此刻的娛樂活動越來越多，人們的娛樂方式也更加多樣，參加體育鍛煉的動力也就相對不足。此外，此刻的學生大多是獨生子女，在家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缺乏自理本事和吃苦耐勞的品質。一些家長強烈提議經過軍訓來彌補孩子體育鍛煉的空白，期望以教官的榜樣作用來帶動孩子，提升其綜合素質，鍛鍊他們的意志。政府和學校也期望經過軍訓來給大學新生上一堂課，告誡他們堅決摒棄懶散怠慢的壞習慣，從對國家和對自我負職責的態度出發，自覺構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培養團體榮譽感和合作精神，爭做“三好”“四有”青年，將來為祖國多做貢獻。同時，大學時代也是大學生構成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關鍵時期，這時的大學生應當明晰：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什麼是能夠做的，什麼是不能夠做的；什麼是必須做的，什麼是禁止做的。當代大學生要從自身做起，從點滴小事做起，在學習軍事理論的同時，進取參與課外的軍事訓練。凡是一切有利於增強身體機能和提高綜合素質的生活，都應當進取主動地去追求，努力使自我成為貼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複合型人才。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青少年是祖國未來的主人，此刻高校進行的國防教育，正是適應了時代的發展潮流和當代大學生的發展需要。所以，抓好國防教育，將使青年學生終身受益，使中華民族受益。

國際形勢論文 篇五

當前國際形勢演變的十個特點

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點，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大國博弈加深、國際安全局勢惡化、地區衝突加劇、國際秩序調整加速，和平與發展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一是全球性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疊加發生，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面臨深刻調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多年，但餘威猶在。世界範圍內的蕭條之後人們並沒有看到傳説中的蓬勃復甦，金融危機逐漸轉化為債務危機，在經濟持續低迷的作用下，各國政治和社會也遭受到不一樣程度的衝擊。政府對金融危機舉措不力，極端情緒愈演愈烈，民眾對國家治理本事產生懷疑，最突出的表現是“街頭政治”持續上演，如挪威槍擊案、“佔領華爾街”運動、“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產生的根源除了經濟因素外，更有種族融合、“民主赤字”、貧富分化嚴重等問題的作用。危機不僅僅損害了原有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並且降低了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執行力，更鬆動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當原有體系不能再經過有效的輸出來控制世界的時候，新興力量便孕育而生，國際力量此消彼長會進一步加快。當前，多中心國際秩序已顯現，世界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尤其是美國單方面主導國際秩序的本事在削弱，加速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組。

二是國際力量比較舊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構建過程中，大國關係走向出現了不確定性。危機時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國家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程度不一樣，導致國際格局正發生深刻變化，傳統西方大國（美歐日）團體下沉，新興國家羣體性崛起，其中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表現最為亮眼，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強勁的增長態勢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舉足輕重，也推動了世界權力重心的東移。與籠罩在金融危機陰影下的傳統西方大國以及世界其他落後國家相比，支撐新興國家持續增長的資源、市場、人口稟賦仍在，新興國家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其參與國際事務的意願和本事增強，新興國家不僅僅要融入國際體系，並且要改善和完善現有國際秩序，國際體系在未來一段時間會面臨結構性調整。可是，原有國際機制的受益者並不願意理解由此帶來的權力變化，對新興國家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在維護和重塑之間雙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點，使得國際體系存在對抗性風險，大國關係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俄歐美因烏克蘭危機和北約東擴關係緊張，中美日因東海和南海爭端引發對立，歐美因世界經濟和安全防務主導權產生分歧，若矛盾和對抗升級，都會改變現有關係格局。伴隨着國際局勢的突發多

變，大國關係進入新一輪的磨合調整期。

三是全球性的兩極分化加劇，政治激化導致對抗性因素上升。經濟全球化在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同時也加深了全球的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利用資本、技術優勢，經過不平等的國際貿易控制、盤剝發展中國家，數字鴻溝越來越大。隨着科技革命的到來，資本所具有的內在擴張性特質更加顯現，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日益被強化，而原本弱勢的發展中國家越發處於不利地位。全球性兩極分化必然帶來各國利益和訴求不斷分化，各國為在未來國際秩序中佔領制高點而競爭加劇。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國際規則和觀念受到衝擊，聯合國作為國際權力中心的作用逐步喪失就是例證，一些大國選擇性地解讀國際規則，採取單邊行動引發國家關係緊張，這無疑增加了國家間關係的不確定性，致使地緣政治環境日趨複雜，國際形勢加劇動盪。

四是西方國家面臨體制結構調整震盪。西方國家正在經歷的經濟衰退、政治動盪、社會抗議等種種困境，證明西方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此輪危機把西方國家的制度缺陷和結構性矛盾暴露無遺，而新自由主義、緊縮財政等並未帶領西方走出困境。西方國家為擺脱金融危機而採取的緊縮減赤措施並未收到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是其經濟制度無法克服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對立，政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又在國家干預和“市場萬能論”中左右搖擺，政治決策的不確定性且相互推諉，造成國家解決問題的本事大大降低。另外，為取悦選民各政黨開出諸多“口頭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對危機治理能夠説寸步難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發民眾對政治體制的質疑。信任危機衝擊社會穩定，社會極端思潮抬頭，此起彼伏的民眾抗議既是民眾表達對就業、移民、醫療、福利等制度的不滿，也是西方社會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分化加重的表現，體制矛盾最終釀成體制危機。西方國家的體制機制正在面臨巨大的變革壓力。

五是伊斯蘭國家對社會現代性的訴求與其原有的文化、宗教、體制發生了尖鋭的衝突，引起地區規模級的持續**並嚴重外溢。伊斯蘭國家在經歷風暴洗禮後並未走出陰影，埃及、利比亞再次陷入危機，敍利亞、伊朗局勢依舊膠着，中東局勢遠未明朗。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調整是中東變局的外部推力，但究其根本仍是內部社會轉型和政治變革的迫切需求。全球化密切了中東和世界的聯繫，也觸動了伊斯蘭國家政治民主化這一敏感神經，國家政治民主化、現代化的呼聲鵲起，政府面臨的壓力驟增，但由於擔心政權合法性受到質疑，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議題始終停留在討論層面，制度構建和創新缺乏原始動力。另外，由於受到地緣政治環境不利因素的影響，伊斯蘭國家的全球化進程是被動的，伊斯蘭傳統文化所受衝擊巨大。由此可見，伊斯蘭國家政局動盪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會轉型的訴求一向被外部勢力所壓制，美國中東政策的收縮性調整為伊斯蘭國家政治社會轉型供給了契機。在“后帝國時代”，政治動員的作用凸顯，“全球政治覺醒”成為催化劑，潛在危機最終發展成為全面動盪，民主的夢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使得民眾走上街頭，不僅僅波及整個阿拉伯國家，還產生了外溢效應，甚至擴散到歐美，其中以希臘反政府示威

、倫敦騷亂、“佔領華爾街”運動最為典型。這些運動雖然與“阿拉伯之春”性質完全不一樣，但都是以同樣形式表達民眾的政治訴求，如何處理民眾日益強烈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訴求，不僅僅是伊斯蘭國家面臨的困境，也是其他國家相當長時間內不得不面臨的嚴峻挑戰。

六是全球工業化進程推動人類海洋工業禮貌時代來臨，基於物質資源的海上爭奪與對抗凸顯。如果説16世紀的海上爭奪是歐洲國家經過海洋爭奪陸地，那麼21世紀的海上爭奪是世界各國經過海洋爭奪沉睡在海底的戰略性資源，人類進入了新的海洋時代――“海洋工業禮貌時代”。陸地資源逐漸枯竭，人類將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氣資源、可燃冰、海濱砂礦、多金屬結核等，儲量之大遠超當今人類需求。對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飛猛進，人類對海洋資源的勘探開發進入新階段，各國不斷上演“藍色圈地”運動，海上競爭愈演愈烈，各種利益矛盾凸顯。海洋爭端頻繁亮相國際舞台，南北極爭端、中菲黃巖島爭端、中日釣魚島爭端、韓日島嶼爭端、英阿馬島爭端等輪番上演，國際海洋爭端也逐漸從單純的島嶼歸屬發展成為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定，對海底資源的爭奪也從“暗鬥”階段上升到“明爭”階段。國際海洋爭端日趨複雜迫使各國調整各自的海洋戰略，中國的“海洋強國”戰略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這既貼閤中國國情，也能在海洋工業禮貌時代更好地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和國土安全。

中國國內外形勢論文：對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判斷及建議 篇六

摘要：本文分析了當前背景下國內和國際經濟形勢的現狀和走勢，包括：經濟轉型期中國不需要過高增長率，負利率只是加息的一個理由，強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場化機制，準備應對新一輪升值博弈，全球若觸發第三次大蕭條誰之過，金融資本不應該自由流動。

關鍵詞：增長率 利率 加息 收入分配 人民幣匯率 升值 匹斯堡提案

一、對國內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建議

1、經濟轉型期中國不需要過高增長率

因為房地產的調控，因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一個多月前還此起彼伏的經濟過熱，升值加息的聲音，忽然變作中國經濟將“第二次探底”和“經濟下滑”的預估，大有2008年金融海嘯暴發時的那種架勢。筆者認為，使用與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同樣的表述，來描述下半年的中國經濟走勢，有危言聳聽之嫌。

2010年與2009年的增長形勢完全不一樣。2010年經濟已開始V型反轉，根據近期的數據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基本穩定。特別是經濟領先指標――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已連續15個月在正常水平以上運行，5月雖較4月有1.8個百分點的下降，但仍在50%的正常水平之上，顯示未來三到六個月經濟將呈現增長之勢，只不過態勢較之前更趨平穩。

相對2009年中國經濟“探底”至十數年來的季度經濟增長最低點並面對可能繼續大幅下滑風險的形勢，2010年房地產調控和其他宏觀調控對經濟的影響，包括投資增長從32%的水平回落26%左右，應是對已呈現的經濟快速增長態勢的主動調整，而非“二次探底”的危機形態。

因此，所謂“二次探底”和“經濟下滑”，不是對經濟現狀的合適表述：所探之底是2009年第一季度6.1%之底，還是9%至10%的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之底？經濟下滑，是像2008年那樣從上半年的10.4%的增長，“滑”到第四季度的6.8%的增長，還是從第一季度的11.9%“滑”到9%至10%的潛在增長率？2010年二季度之後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都低於第一季度，但若以“二次探底”，“經濟下滑”這些與危機相伴的字眼，判斷正在走出危機的中國經濟的形勢，無疑會產生誤導效應。

更重要的是，中國不需要過高的增長。2009年四季度，經濟增長率實際達到11.7%。2010年一季度“GDP”增長11.9%。如果2010年第二季度乃至全年延續一季度那樣的快速增長態勢，全年經濟增長可能超過9.5%至10%的現階段潛在經濟增長率，就會出現經濟偏熱。

要小心了，推動超過潛在增長率的更高的增長，可能引發通脹惡化。經濟學理論證明，在經濟處於潛在增長率的時候，刻意推動更高的增長，可能推動更大的投資，過大的投資需求一定會增加過多貨幣供應，推動短期總需求偏離潛在增長水平，工資水平也會相應上漲，價格勢將偏離均衡水平上漲。如果短期內充分就業的均衡水平不能提高，這種偏離產出均衡水平的狀態就是不穩定的和不能持續的，很快不得不在新的價格水平上回到原來的充分就業的產出水平。這時候如果繼續增加貨幣發行，上面的過程就會重複，結果就是價格水平不斷上升，通脹形勢在循環中不斷惡化。這對於當前通脹預期的管理，避免通脹形勢惡化是非常不利的。

推動超過潛在增長率的更高的增長，也是資源消耗的低效率增長。2009年，我們以32%的投資增長，獲得了8.7%的經濟增長，粗略匡算一下，大約4%的投入收穫1%的產出，顯示中國經濟處在規模遞減狀態。如果繼續推動更高增長率，可能需要5%甚至更高的投入，才能有1%的產出。這種資源消耗型增長非但不可持續，也與刻不容緩的轉型戰略相背離。在由技術進步推動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改變之前，推動這種低效率的高增長，後患無窮。

再説，第一季度平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6%，房地產投資增長35.1%，超出平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9.5個百分點。超過潛在增長率的11.9%的增長，相信房地產投資驅動是個主要加速器。而房地產在嚴厲調控政策下降低增長速度，將超過潛在增長率11.9%的增長拉回9.5%至10%的潛在增長水平，是2010年經濟的平穩運行的目標實現的關鍵之一。

筆者認為，實現2010年的潛在增長率的平穩增長目標，可以得到政策和外部環境改善的支持。7.5萬億的新增貸款加上2009年未使用的銀行信貸，能保證25%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在各種刺激消費增長的財政政策推動下，消費保持15%至16%的增長水平完全可以預期。

不過，對5月出口48.5%的增長不能盲目樂觀。在2009年同期平均超過25%的出口負增長的基礎上，2010年同比的高增長數據，並不能説明出口在非常強勁地恢復。如果疊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帶來全球範圍內產生的影響，全年出口增長的平均預期需要有所調整。

當然，在對2010年的經濟增長的諸多驅動因素中，順差增長的貢獻都是非常保守的。筆者對世界經濟復甦態勢以及全球貿易形勢都持非常審慎的態度，不認為世界貿易能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基本判斷順差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僅僅是在低水平上轉負為正。

歐洲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歐洲經濟放緩，制約中國出口增長是不爭的事實。但歐元貶值增加出口對歐洲經濟的正面效應，可能會部分抵消歐元區各國削減財赤產生的負面效應，經濟增長或可從1.3%下調至1%，但不可能降至2009年那樣的負增長。特別是剛性的消費市場一般不會因為經濟放緩而大幅萎縮，中國一般消費品的出口增長可能低於年初預期，但調整幅度不會特別大，也是可以預期的。

從總體來説，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可以保證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達到9至10%的平穩增長水平，而淨進出口的改善，將在邊際上增加實現2010年增長目標的保險係數。

2、負利率只是加息的一個理由

4月CPI增長2.8%，相對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實際利率變負了。因為翹尾影響，2010年CPI會顯得增長較快。加上食品價格，以及要素價格機制改革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年中CPI可能達到2010年最高水平。估計會有一段時間有效利率為負。加息之聲音隨之又大了起來。

提升名義利率，對改善實際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費品生產仍然過剩的情況下，負利率對消費者和生產者行為的扭曲，只會產生非常邊際上的影響。換言之，一定程度的負利率不會導致供求形勢的變化進而推動價格水平的上升。

與其他單一影響的貨幣工具不一樣，利率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這就決定利率的調整有利有弊。比如當前通脹預期管理的政策目標，是

過剩流動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並非調控流動性的最有效工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關於危機分析中指出，利率對貨幣總量的影響不大。雖然與IMF分析的原因不同，國內利率調整對流動性管理的直接影響同樣很有限。選擇數量化的調控方式，比如存款準備金率的提升，公開市場操作，包括髮行三年期央票，對調整流動性規模，更具靈活性，更有直接效果。

由於體制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對於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對地方融資平台融資風險的控制，市場化利率工具的作用，也大大低於監管部門的一紙禁令。這已是得到反覆證明的。

調控房地產市場，利率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暫時還不是最必要的工具。遏制地方政府過度投資推動經濟過快增長的衝動，加大對銀行信貸的監管力度效果可能更明顯。銀行目前的房地產信貸利率，仍然存在7%～8.5%不等的折扣利率。取消利率折扣，相當於一次性提升1.5到2.5個百分點的利率，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比小幅漸進的利率調整大得多。如果銀行在恢復正常放貸利率以後，再啟動貸款利率上浮10%的規定，等於再增加64至65個基點的放貸利率，綜合效果超過8到10次0.27%的利率提升。因此，調控樓市，無論如何應首先觀察利率恢復正常水平後的效果，才能決定利率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整，而不是把順序倒過來。

利率提升對套利資本的流入有巨大吸引力。各國刺激經濟的低利率政策還沒有撤退，所有主要貨幣的利率都基本在零利率附近。如果中國發出進入加息週期的信號，而利率調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相當於吹晌熱錢流人的集結號。特別是在套利人民幣升值慾望始終強烈的氛圍下，資本可能出現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那樣毫無顧忌不斷流入且難以遏制的態勢。跨國公司內部，以及我們的海外企業，以及在海外註冊在中國運作的公司，千方百計把資本項下轉換成貿易項下的資金操作。近期順差減少，不排除是“借道”流入資本在人民幣匯率穩定預期下減少的緣故。

眼下中國流動性寬鬆，大規模資本流入，結匯造成的過剩流動性，將疊加已經寬鬆的貨幣，加劇通脹惡化的貨幣環境。2007年，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的環境，使豬肉價格上漲成為上一輪通脹的導火線。2010年，糧食因乾旱減產，勞動力工資上升，國際大宗產品價格上漲，都可能成為點燃經濟運行中遍佈的過剩流動性的乾柴的導火線，引發新一輪通脹。

熱錢不是直接投資，主要投資股市樓市。我們正在艱難地調整房地產市場，全力遏制泡沫的進一步擴大。如果房地產市場的“末日效應”得到“熱錢”支持，則泡沫風險就不可避免。一旦房地產泡沫破滅，那帶來的影響將是經濟社會全方位的。

歐洲正在危機中動盪，金融資本對相對穩定的新興市場更有興趣。所以，對於與全球主要經濟體不同步的加息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對通脹預期管理初衷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我們不能不特別警惕。

隨着經濟增長的恢復，價格水平上升完全正常。美國預期2010年經濟增長2.4%，通脹水平預期增長1.2%，通脹水平是GDP增長水平的一半。我們預期中國經濟2010年10%的增長，通脹增長3%至4%，與美國相比，仍是高增長低通脹的態勢。較高經濟增長水平，具備較高的通脹承受能力。另外，也不是CPI上漲就是通脹惡化。與2009年中國農村8.5%，城市9.3%的增長水平比較，中國經濟可承受的通脹水平應大大高於現在的2.8%。而一定程度的通脹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要素價格機制調整，食品價格以及其他一些成本因素對最終消費價格的傳導影響，如果在可承受的水平之下，應是正常上漲。如果超過可承受水平，則應啟動對低收入羣體的補貼機制，必要時採取限價政策。因為由季節性因素、自然災害、國際大宗產品價格上升等帶來的價格水平上升，不是加息所能解決的，完全可以採取其他更有針對性的政策。

在當前通脹預期管理和保增長的平衡過程中，調整利率增加資金成本，對於本來就貸款難的中小企業，會進一步加大信貸成本減少邊際收益，不利於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利於經濟增長的穩定。

決策需要全面對稱信息，反覆權衡利弊。如果利大於弊就該當機立斷，如果弊大於利就不必大動干戈了。筆者以為，負利率僅僅是提升利率的一個理由，在當前的形勢下利率調整的綜合效果是弊大於利。

3、強化一次收入分配市場化機制

近期一些企業加薪與兩個因素有關：改革開放多年來勞動生產率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因為相對勞動力過剩，工資沒有隨着勞動生產率提升而同比上漲。第二代農民工受了至少國中甚至高中的教育，他們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大大超過其父輩。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企業的培訓成本已經由社會支付了，所以企業應該把這部分減少的成本作為工資，支付給已經具備更高素質的新一代勞工。

工資上漲採取如此補償方式説明一次收入分配機制到了改革的時候。一次收入分配機制改革主要聚焦工資的提升。工資收入的提升要形成更市場化的機制需要在兩方面下工夫。

通過勞動力的供求關係決定工資水平。如果我們大力發展最能吸納就業的中小企業，創造一個勞動力偏緊的市場，供求的缺口自然就會通過工資上升得到平衡。中小服務企業的發展不論是創新型服務還是一般性服務，應該有巨大的空間。只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業完全可以成為一次收入分配市場化形成機制的基礎。

二次收入分配：減支就是增收

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二次收入分配)對低收入羣體進行適當補貼，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減少老百姓相應的支出，對居民收入是實質性增加。

當前對收入增加最有幫助的財政轉移支付有三方面：

一是加大支持城鎮化的力度。加快推進城鎮化，創造更多城鎮就業機會，就有更多的農民變成居民，就有更多農民收入變成居民的收入。2009年城鎮人均收入超過萬元，雖然農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兩者之間的差距仍然巨大。有研究指出，2015年中國人口達到14億，城市人口將超過農村人口，也就是未來5年應該有近兩億農村人口要變成城鎮居民。這意味着這兩億人的人均收入至少將增長100%。

二是加大支持保障體系完善的力度。日本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加大保障體系的投入，從佔GDP的不到2%上升到超過4%，僱主承擔的社保支出從佔GDP的2.5%上升至6%以上，居民儲蓄髮生很大的變化，從24%下降至15%左右。儲蓄的下降是因為保障體系的完善為將來的生活埋單，未來生活的安全感增強，不用通過現在的高儲蓄為未來的支出做準備，儲蓄的動力就下降了。儲蓄下降帶來支付能力的增加，當期消費就增加了增長的內 生動力。

如果能夠切實按照我國新的保障體系的低水平高覆蓋的方向，隨着財政收入的增長不斷在社保領域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退休生活的安全感增加，為將來生活保障的儲蓄減少，老百姓的實際可支配收入也會大大增加。

三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力度。居住支出是收入中一個重要部分。2009年房屋月供比上升到70%～80%，大城市超過100%。如果一般收入羣體的收入80%要支付房屋消費，而且在收入增長遠遠跟不上房價上漲的態勢下，人們一定要減少當期的其他消費加大居住支出。居住消費支出都是以數十年計算的，也就意味着消費支付能力要被鎖定數十年。高房價無疑打壓了消費增長的空間。所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投入，至少可以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減少一般居住性需求的支出，釋放出巨大的當期消費支出能力。

形成分享式收入分配機制

研究顯示，中國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目前佔GDP比重在36%左右。按照2010年財政收入可能達到8萬億和2009年GDP34萬億匡算，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大約24%左右；企業收入佔到30%。

這種分配比重顯然不利於中國從投資為主向消費為主的增長方式的轉型，因為居民的消費增長缺乏基本的內生推動力，而這恰恰是實現消費增長為主的增長方式轉變最基本的因素。

發達國家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超過60%左右，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居民收入也佔到GDP的50%左右。顯然，中國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並不合理。

改變不合理的分配比重需要改善相應機制。首先，應對中小企業實施減税政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創造偏緊的勞動力就業市場提升工資水平。

其次，加大國企向政府分紅的比重。國企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大規模虧損到90年中後期實現收入增長，政府投入了巨大的改制成本。國企在扭虧為盈後理當向政府分紅，增加政府轉移支付的能力。政府向民生領域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應是收入分配機制改革中的重點之一。

第三，壟斷行業向民間資本開放，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使壟斷收入更公平地分配到各經濟主體。

二、對國際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建議

1、準備應對新一輪升值博弈

5月出口同比增長約48.5%，順差195億美元。這一數據超過前期國內外預期。這種“預期”與實際數據的反差，給了美國國會以舒默為首的那些一貫拿人民幣升值説事的議員以藉口。最近舒默準備重提幾年前三位議員聯名要求美國政府施壓人民幣升值的提案。而《華爾街日報》對於美國財長蓋特納關於中國貿易順差使用了“憤怒”這樣的字眼，非常情緒化也非常有煽動性。看來，中國要準備應對新一輪人民幣升值的博弈。

國內外的所謂預期，一些特別是香港和國內證券市場分析人士的“預期”，實際上有非常大的誤導作用。4月所有的分析還在説中國經濟過熱，人民幣應該升值，同時加息防治通脹惡化。5月中旬統計局公佈4月CPI同比增長2.8%以後，甚至有分析人士“預測”，央行次日就將提升利率。但自5月下旬開始，中國經濟將“大幅下滑”，“二次探底”成了熱點話題。這些分析，誇大房地產市場調控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誇大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商品歐洲出口的影響，扭曲對中國出口增長“預期”的判斷，使正常的出口數據與所謂“預期”產生人為的差異，有可能成為引發成為中美之間的新一輪匯率摩擦的藉口。

較大的“預期”與順差數據的差異，來源於～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比如，對歐洲危機的滯後影響的判斷有誤。事實上，目前出口增長是前期訂單的交貨數字，本月出口形勢判斷理應根據前期的PMI新增訂單指數來判斷。前期PMI的出口新增訂單呈高位運行，雖然多是短期訂單，但至少對未來三個月的出口形勢的增長態勢有領先的指標性意義。換句話説，5月出口增長幅度是能預期的。如果歐洲經濟大幅下滑進口市場萎縮，其影響應在新的訂單出台後才會顯現。

又比如，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也判斷過度。資料顯示，對歐出口約佔我國出口份額的19%，比重最大。分析顯然過度評估了歐洲危機可能對中國出口的最大市場所產生的影響。由於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危機處理效果的不確定性，歐洲經濟增長可能再次放緩。但是由於歐元貶值帶動出口增長，可能部分抵消未來緊縮政策對經濟帶來的短期負面影響。而緊縮政策的長期影響應是正面的。因此筆者認為，歐元區經濟的下滑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影響，不會比2009年的形勢更惡劣。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也相應比2009年要小。誇大這一影響的結果，使中國貿易本屬正常恢復增長的態勢不能平和地被接受，引發美國人對本屬正常的5月數據借題發揮了“憤怒”。

另外，數據上的大幅改變與2009年的負增長有關。如果考慮2009年5月出口呈同比25.9%的下降這～因素，48.4%的增長與危機之前的水平還有一定距離，説明外需形勢仍與我們年初的判斷一致：世界經濟整體呈復甦態勢，但是遠未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現在還要疊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雖然整體外貿形勢會改變2009年的頹勢，而順差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是小幅轉負為正。

還有，不該忽略進口增長大幹出口增長這一變化。因為基數的問題，確實存在相當規模的絕對順差。但是中國經濟活動活躍，刺激內需增長，對進口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長。從進口增長與出口增長的比較而言，除了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和少數幾個國家，中國的進口增長小於出口增長以外，對於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和歐洲，中國的進口增長都是超過出口增長的。這應該是一個較大的變化，進口增長，特別是從美國的進口增長，如果美國真正解禁一些高科技產品的限制，應該還可以進一步擴大。應該提醒美國人，這是他們的問題。在上次戰略對話期間，美國商務部長説，只有2%的中國提交的購買產品被禁止，但對這2%的產品的總值佔98%的產品價值的比重則避而不談。我們應該提交更多的中國需要的美國產品採購單。中國進口增長，對全球貿易的恢復，對全球經濟的恢復，能產生非常積極和有利的推動作用。

這些道理，我們需要不斷對美國政府講清楚，人民幣匯率絕對不是國際貿易平衡和國際經濟在平衡的關鍵所在。不能讓正常的貿易數據成為再次博弈人民幣升值的藉口，也沒有必要陪美國議員玩人民幣要不要升值的遊戲，不能讓人民幣匯率成為G20峯會和其他國際多邊平台的話題。

最近部分出口加工企業在嚴峻的壓力下加薪，很清楚地表明，在出口產品價格不能提升的前提下，簡單提升人民幣匯率，將使提升勞動力工資的空間完全喪失，進 而直接阻礙出口加工貿易企業的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這就是筆者一直在説的道理，在國內的要素價格機制的改革完成以後再來評估，人民幣被高估都有可能。所以，要順利完成我們的改革，絕對不能單邊升值，推動企業家與美國進口商談判，提升出口加工產品的價格，是最重要的。

2、全球若觸發第三次大蕭條誰之過？

美國的次貸危機，金融泡沫，經濟大幅衰退，引發了全球危機。如果全球觸發第三次大蕭條，首當其衝最大的責任正在美國自己身上。美國理應盡全力恢復經濟，帶動其他經濟體走出危機，補償因引發危機而帶給全球經濟的巨大損失，而不是批評其他國家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讓其他國家犧牲自己的利益，為美國製造的危機埋單。

克魯格曼先生又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危言聳聽，稱世界經濟可能觸發第三次大蕭條。而這主要是由決策失誤引起的。他認為，世界各國政府現在均對通貨膨脹表現出過度擔憂，而事實上，真正的威脅來自通貨緊縮；各國領袖都在宣稱收緊開支的必要性，而我們面臨的真正問題是支出不足。這一切在上週末讓人深感失望的20國集團峯會上均得到了生動體現。他的結論是，各國如果過早實施財政緊縮計劃和退出經濟刺激，那麼為這一政策埋單的只能是那數百萬失業人員，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要持續幾年處於失業狀態，甚至有些人永遠無法再回到工作崗位上去。

明明是美國人犯的錯誤，板子確偏偏打在其他人身上。克魯格曼先生的觀點實在非常偏頗。

首先，歐洲緊縮財政不是因為擔心通脹。全世界都知道，短期內，歐洲暴發大規模主權債務風險，許多國家不可能再發新債還舊債，根本不可能再在市場上大規模融資。如果減税，財政收入本來就入不敷出，無疑雪上加霜，歐洲已經沒有財政擴張的空間。

歐元區各國沒有本幣，不可能像美國人那樣隨心所欲地發行貨幣，也不可能通過貨幣貶值來解決鉅額債務危機。緊縮財政以改善國家資產負債表，是歐洲的無奈之舉。

其次，歐元貶值對歐洲出口有利，對歐洲出口產業的就業也會有利，在一定程度上能補償財政緊縮帶來的經濟下滑。如果説以失業為指標來衡量歐洲是否會觸發第三次大蕭條，那歐洲在2008年由華爾街引發的金融危機中，失業率已達到16年來的最高，早已進入蕭條。而美國出現26年最高的失業率，幾百萬人已失業一年以上的現狀，也早就觸發了第三次大蕭條。

事實上，克魯格曼先生高調支持貿易保護主義，施壓人民幣升值，甚至不惜打一場全球貿易戰，非常可能誤導美國政府和其他各國政府重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的決策錯誤，成為觸發第三次大蕭條的因素。

我們已經看見一些風險。美國政府施壓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出口商品的懲罰性規模已佔3%左右。這對於才安排了4萬億刺激計劃，並剛從全球經濟危機中復甦，就業仍然有巨大壓力，增長仍存在不穩定的因素，需要時間和空間來轉型和結構調整的中國經濟來説，是非常不利的，對美國對全球經濟的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也是非常負面的。

事實證明，推動中國加大政策力度，保持過高的增長，施壓人民幣升值，打壓中國的出口，迫使中國給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提供增長空間，都是現階段中國經濟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美國經濟佔世界GDP的25%，歐洲佔24%，日本佔7.51%左右，中國與日本差不多，2010年可能在7.5%到8%之間。要中國犧牲自身利益拉動全球經濟，特別是為佔世界經濟60%以上的發達國家經濟的恢復提供條件，結果完全可能“事未成身先死”。

更殘酷的是，中國不可能拉動全球經濟增長和恢復，但如果中國經濟不穩定，那對世界經濟的恢復絕對是雪上加霜。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等所有的主要經濟體都處在二次探底，甚至所謂第三次大蕭條邊緣的時候，如果中國經濟在不斷惡化的外部環境下再次大幅下滑，對全球脆弱的經濟一定成為最後一根稻草，最後對誰都沒有好處。

6月29日，中國股市大跌。而接下來全球股市大跌，有分析就認為與中國股市大跌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已説明了世界經濟的關聯度。打壓中國經濟，美國經濟可能要承受損人不利己行為的惡果，包括觸發全球經濟進入第三次大蕭條。

最不能接受的是，克魯格曼先生把全球可能觸發第三次大蕭條的責任推到其他國家身上。美國的次貸危機，金融泡沫，經濟大幅衰退，引發了全球危機。如果全球觸發第三次大蕭條，首當其衝最大的責任，正是美國自己。美國應盡全力恢復經濟，帶動其他經濟體走出危機，補償因引發危機而帶給全球經濟的巨大損失。而不是批評其他國家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的政策，更不能讓其他的國家犧牲自己的利益，為美國經濟恢復創造條件，為美國製造的危機埋單。

若説存在觸發全球第三次大蕭條可能性，美國經濟復甦的不穩定因素，才是巨大的不可測風險的關鍵所在。美國復甦存在幾大風險。第一，至今看不見如何解決創下26年來最高紀錄失業率的出路。試圖通過五年之內出口翻番創造就業的戰略，還未開始就遭遇歐洲主權債務的當頭一棒。第二，房地產市場恢復遙遙無期。4月相關政策一結束，房屋銷售5月應聲下降30%。第三，起死回生的銀行至今未恢復給實體經濟，包括企業和滾動性消費的貸款，使經濟恢復可能產生惡性循環。第四，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帶來全球貿易的再次大幅下滑。第五，國債餘額佔GDP的93%，2011年將超過100%，存在比歐洲更嚴重的主權債務風險。與歐洲不同的是，在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制下，短期美國能印發鈔票來緩解主權債務風險，長期來説，不排除通過通貨膨脹來解決債務危機的可能性，那勢必給全球帶來將來通貨膨脹的巨大擔憂。

美國理應全力以赴地解決自身的問題，不能再千方百計轉嫁自己的危機和風險。而全球果真觸發第三次大蕭條，克魯格曼先生的推波助瀾作用也難辭其咎。他指責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各國政府採取緊縮政策是巨大的決策失誤，使大蕭條持續達十年之久。但是他高叫的“貿易大戰”，恰恰也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各國政府政策的巨大的失誤之一，也是延續十年經濟大蕭條原因之一。這一點，不知克魯格曼怎麼解釋？

3、金融資本不應該自由流動

仔細分析匹斯堡提案，包括美國最近參眾兩院通過的監管方案(雖然還沒有最後綜合，我們暫時以“美國方案”稱之)，我們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最根本的利益並沒有包括在匹斯堡峯會金融監管改革提議的框架中，美國方案更不可能從全球的角度來制定監管方案。

國內監管不能取代全球監管

匹斯堡提案和美國方案基本上是在建立一個各國內部監管體系的國際統一標準。這當然很重要。對 於發達金融市場來説，這是危機後的“亡羊補牢”式事後監管。對於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來説，深入研究這些監管方案，可形成“事前”的防止危機形成的監管體系，站在危機治理的肩膀上推動金融市場的健康平穩發展。

但是各國的嚴格監管體系不能取代金融資本(證券投資資本)的全球監管體系。對於新興市場國家來説，G20峯會最大的意義在於，建立危機後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新遊戲規則，最核心的部分是建立國際金融資本流動、商品市場和衍生品市場以及外匯交易市場的統一監管準則，恢復正常的而不是投機當道的國際金融市場的秩序，防止受到金融泡沫危機的再次傷害。

金融資本的全球監管一直遭到最強勢的金融資本國家美國和英國的反對。經過這場金融資本全球爆炸製造的虛擬泡沫危機以後，德國和法國反覆提出全球監管的問題，美英仍然堅持認為監管是各國自己的事情。G20峯會形成的匹斯堡監管議案，以及美國基本成型的監管方案，基本沒有涉及金融資本全球監管的問題。

金融資本與直接投資資本屬性完全不同

美英的反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美英反對金融全球監管的基本理由，也是華盛頓共識倡導的所謂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資本的自由化是否帶來全球的多贏，並沒有理論根據。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入商品市場，扭曲大宗商品價格，是違反經濟學基本原則的。而實踐中，金融資本屢屢成為危機的始作俑者。

直接投資資本的全球流動帶來的共贏，是得到國際貿易理論和實踐的充分證明的。但是金融資本與直接投資資本的屬性完全不一樣。金融資本是博奔高風險，追求高收益。特別對於新興市場國家，當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入時，製造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當金融資本大規模流出時，往往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實踐證明，金融資本的大進大出多次製造了地區性、全球性的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上世紀80年代南美各國的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以及這次百年不遇的危機，都烙上金融資本巨大破壞性的烙印。

美國部分主流經濟學家希望從理論上支持金融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伯南克在其著名的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模型中假設，發達國家應該是資本輸出國，發展中國家應該是資本輸入國。中國和美國正好相反，兩國的資本流向違反這個“假設”，所以中國應該開放金融市場，才能實現全球再平衡。伯南克混淆了金融資本和直接投資資本的概念。發展中國家需要流入的是直接投資資本，而不是開放金融市場，放任金融資本自由流進流出。推動金融資本在國家之間完全自由流動是在偷換直接投資資本的概念。

金融資本扭曲商品價格

2008上半年，金融危機使金融資本大規模轉戰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推動大宗商品價格完全脱離均衡價格而大幅上漲。最典型的是石油價格上漲到147美元。在美國航空公司的壓力下，美國國會要求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展開調查，是否存在操縱價格的行為。調查結果顯示，價格大幅上漲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投機行為所致。

石油本屬大宗商品，根據經濟學基本原理，商品的均衡價格應該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但是當商品市場變成一個投機性為主的市場以後，投機資本既沒有對石油的任何需求，也不需要石油供給，從根本上扭曲了商品市場供求定價的基本原則。其次，投機資本不受效用最大滿足度的約束。無限膨脹的“賺錢效用”，使投機資本有強烈的動機在油價上漲時把價格推得更高，在油價下跌時把價格打得更低。2008年石油價格最高被預期漲至200美元，最低的時候被預期降至20美元。金融資本的投機行為從理論和實際上破壞了石油價格形成機制。如果不限制金融資本在大宗商品市場上的大規模投機行為，大宗商品價格的大起大落永無寧日。

最糟糕的是，高油價帶動了生物制能的原料玉米價格的上漲，進而帶動糧價的普遍上漲，以及所有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全面推動全球的通脹。2008年上半年，當油價漲至147美元時，70個國家爆發兩位數的通脹，一些國家甚至因為物價上漲民不聊生爆發社會**。

在理論上沒有得到像直接投資資本那樣帶來全球共贏的證明之前，在實踐中高風險高危機的基本屬性沒有有效改變之前，金融資本完全沒有約束的所謂“自由化”應該被排除在國際金融新規則之外。

換句話説，金融資本在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流進流出，各國有權根據本國的情況對金融資本的活動進行更審慎的管理，應正式納入國際金融管理體系，而不應該受到非市場化干預的指責，更不應該把對金融資本的合理限制作為“非市場化國家”判斷標準之一。金融資本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活動，要被限制在對衝和套利的規模，過度的投機行為要嚴格禁止。

G20峯會重建全球金融秩序，應從否定華盛頓共識的核心金融資本的自由化開始。金融資本本不應該“自由流動”。金融資本的全球監管是新興市場國家在新監管框架中最重要的訴求之一。

國際形勢論文 篇七

關鍵詞：

和平與發展，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

摘要

當今世界，國際局勢似乎也變得甚為微妙，有點“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態勢。總體來看，國際上以美、日、俄、中和歐洲諸國為主軸，在歷史和國際競爭的舞台上，任何兩國都在為自我的利益進行着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角逐與對壘。“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在曲折中繼續發展。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盪，將是今後一個時期國際局勢的基本態勢。

一、和平中謀求發展

在和平穩定中謀求發展，這是當今世界的頭等大事。世界經濟生活日益國際化，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日益加深。生產佈局，投資走向，金融往來，科技開發，人才培養，乃至環境保護，都跨越了國界。世界貿易的增長幅度大大超過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幅度。科技革命正在向各行各業滲透，經濟活動的規模不斷擴大、速度加快。

這樣一種全球經濟的發展肯定不能長久地建立在少數國家發達、多數國家落後的基礎上。世界經濟需要新的動力，世界市場需要新的補充。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興盛，是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期望所在。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擁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它們的落後和貧困，主要是歷史上殖民主義統治以及現實的不公正、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造成的。此刻，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順應世界經濟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從本國國情出發，已經或者正在走上具有自我特色的發展道路。

事實證明，僅有走這樣的道路，才是成功之途。這一潮流在新的世紀中將會更加壯大。在我看來，如果説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國際局勢演變的一大特徵，那麼它們在經濟上的騰飛則將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新格局的一個重要標誌。

發展中國家走向繁榮富強，數十億人民徹底擺脱貧困的桎梏，將為各國供給巨大的貿易和投資機會，為新興科技和產業開闢廣闊的市場，給全球經濟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使之攀升到新的發展階段。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興盛，還將為多極化格局奠定健康的基礎，為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供給有利條件，使持久的世界和平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一言以蔽之，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興旺發達，將是對人類社會提高的重大貢獻。

二、經濟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經濟特徵。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提高，技術創新、知識應用、貿易投資和金融活動日益國際化，各國經濟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有利於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完全脱離世界經濟而孤立地發展。加以正確引導和駕馭，經濟全球化有利於各國各地區加強經濟技術合作，有利於於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穩定。

此刻，經濟全球化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它們經濟科技實力雄厚，掌握着國際經貿組織以及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導權，在全球化中獲益最大，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總體上處於不利的地位。西方發達國家，經過跨國公司和受它們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加緊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滲透和擴張，在全世界爭奪資源和市場，同時極力推行它們的發展模式、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企圖經過經濟全球化實現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這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國家安全面臨着嚴峻挑戰和威脅。

目前的經濟全球化進程，正在導致南北差距的進一步拉大，一些經濟技術條件比較差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着進一步被邊緣化的危險。國際金融市場不穩定因素很多，一旦出現金融震盪，就會對世界各國異常是發展中國家造成強烈衝擊。經濟全球化不僅僅加劇着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資金、技術、市場和資源方面的競爭，也加劇着一些國家內部的貧富矛盾，引發社會衝突。總之，一個發展很不平衡的世界，是不可能長期安寧的。

經濟全球化趨勢要求各國進取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但各國在擴大開放時應根據本國的具體條件，循序漸進，注重提高防範和抵禦風險的本事。

經濟全球化趨勢使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日益加深。一旦某些國家和地區發生經濟危機，不僅僅發展中國家會深受其害，發達國家也難以置身其外。全球化的經濟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國際社會的所有成員應本着職責與風險共擔的精神，共同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

經濟全球化趨勢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景下發生和發展的，因而勢必繼續加大窮國與富國的發展差距。根本的出路在於努力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以有利於各國共同發展。

三、世界多極化

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這是當今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無論是在全球還是在地區範圍，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經濟領域，多極化趨勢都在加速發展。極少數大國或大國集團壟斷世界事務、支配其他國家命運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大國關係不斷調整，多個力量中心正在構成。廣大發展中國家總體實力增強，地位上升，成為國際舞台上不容輕視的一支重要力量。各類區域性組織日趨活躍，顯示出強勁的生命力。世界多極化格局的構成儘管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這種趨勢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對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着“冷戰”的結束，和平力量進一步增強。要相互尊重與平等互利，不要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要對話與合作，不要對抗與衝突，已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共識。

國際格局走向多極化，是時代提高的要求，貼合各國人民的利益，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安全。這種多極化格局，不一樣於歷史上大國爭霸、瓜分勢力範圍的局面。各國應是獨立自主的，各國的相互合作及各種形式的夥伴關係，不應針對第三方。大國對於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和平負有重要職責，扶持弱國，富國應當幫忙窮國。

四、國際形勢變化趨勢對我國的影響

對我國來説，對當前國際形勢進行評估，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國際環境對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影響。

這既涉及對當前形勢的確定，也涉及到對當今世界長遠變化大勢中一些深層問題的認識。

首先，從總體上看，當前國際形勢對我國仍是機遇大於挑戰，有利於我國繼續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發展戰略。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特徵、世界多極化趨勢、經濟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新浪潮給我國發展供給的巨大動力和機遇，是長期性、可持續的。只要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這些機遇就會繼續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

其次，當前國際矛盾的特點、世界戰略格局的調整方向、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趨勢、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不僅僅沒有弱化並且正在強化國家主權在國際關係中的基石地位和重要意義。要在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堅持和爭取比較有利的地位，對於國家主權在國家利益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礎價值必須有清醒的認識。要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矛盾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爭取主動，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必須堅持和倡導在相互尊重主權的前提下，進取尋求存異基礎上的求同，多元基礎上的共識，共贏基礎上的合作。再次，台灣問題對中國堅持和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構成的不利影響呈增大趨勢，已成為中國在本世紀國家安全面臨的最大隱患。

涉台外交在維護中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應對“台獨”分裂勢力在兩岸關係中製造種種突發性事件的任務與日俱增。美軍進取調整在亞太的軍事部署雖然是為其全球戰略服務的，但客觀上使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環境更加複雜。應對挑戰，中國必須不斷髮展自我，提高包括經濟和軍事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進取推進中國特色的新軍事變革，使我軍建設更加適應未來戰爭的要求。

最終，世界經濟堅持繁榮、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加大了對世界各種資源的需求，同時也促使世界經濟利益分配格局調整加快，有關國家之間為爭奪資源和市場、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磨擦增多。這使中國在未來的發展和開放過程中面臨更多的壓力，也對中國繼續參與國際競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需要在自身經濟增長方式和對外合作方式等方面進一步開拓進取，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大旗，進取應對這些問題，處理好維護中國自身利益與促進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之間的關係。

2017當前國際形勢論文 篇八

《全球化背景下關於國際國內形勢的相關思考》

摘要：

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胡錦濤同志多次明確指出，當前世界形勢正在發生新的深刻而複雜的變化。總的來説，我國的發展正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但是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關於國際形勢

首先談談對國際形勢的總的看法。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發展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即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和壟斷資本主義亦即帝國主義階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人類社會也由此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早在1991年，鄧小平同志在一次談話中就明確指出，列寧所講的大時代，不要去動它。陳雲同志也早在1989年明確指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我看，沒有過時。”“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

所以我們説，帝國主義時代還沒有結束。對於美國霸權，中國和它之間有合作，但主要是較量。如果因為中美之間有合作就認為當前不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不會沒落，就會認不清現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也無法預見危機將帶來的巨大破壞性。超級大國處境極端困難時，將做“困獸猶鬥”的“垂死掙扎”。在今後一些年內，各種國際力量特別是世界上一些大國和強國，將會圍繞金融、能源、糧食、主權直至戰爭等根本性問題，既有多樣的合作與競爭，更有着激烈的博弈和較量。超級大國甚至有可能重複20世紀90年代搞垮蘇聯、東歐的辦法來調動其所有能量搞垮當今世界上的大國或強國，以擺脱自己目前深重的危機。？

總之，不管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在短期或中期發展的具體結果如何，但目前有一點完全可以肯定，這就是世界已經步入歷史的快車道。從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開始直到21世紀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個世紀的世界格局，都可能處於一種激烈動盪甚至跳躍的狀態。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是處於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我們就不可能認清導致當前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根源，也就無法找到應對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正確措施。

下面具體分析一下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的機遇方面和挑戰方面。

（一）機遇

目前我國在國際上有三大戰略機遇。

1、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金融危機仍未見底，且在深化。

當前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是推遲多年、推遲多次不得不爆發的金融危機。儘管中間可能會出現一次又一次小的復甦，但整個危機極可能要延續十餘年甚至更長。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更廣闊的時空來看，從歷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更廣闊的視野來看，這場災難還沒有完，還在演進中，甚至極可能是剛剛開始，世界範圍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經濟社會危機極可能還在後頭。

美國經濟從1967年起已經進入長波收縮期中的衰退階段。從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國經濟長達10年的繁榮，僅僅是美國經濟進入長波收縮期衰退中出現的特例。美國經濟之所以能有長達10年的繁榮，其根本前提，主要並不是其信息經濟的作用，而是其搞垮了蘇聯。除非美國重複上世紀90年代用搞垮蘇聯東歐的辦法來調動其所有能量搞垮當今世界上的大國或強國，否則，美國經濟必然會遇到大的麻煩。

2、美國稱霸全球的“雄心”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其戰略重心進一步東移有可能將再次被推遲。

蘇聯解體以後，美國接連打了五場戰爭，前三場打得非常順利，但是它沒有料到在一個小小的伊拉克陷入戰爭泥潭，直接間接花了3萬多億美元，最後不得不撤軍。也可以説叫勝而不利。被迫撤軍表明它已經力不從心了。這3萬多億美元的開支也是造成它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奧巴馬政府可用的資源已經很有限，但麻煩點卻越來越多。

3、相對於蘇東劇變後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反資本主義運動已經在全球範圍內開始有所復興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導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為主導、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推力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全球化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高度發達，就導致世界出現了這樣一個基本現象：窮國窮人愈來愈窮、愈來愈多，富國富人愈來愈富、愈來愈少，幾乎所有國家都愈來愈窮。據2005年聯合國的統計，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收入總和大於4.16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總和。英國《衞報》報道，最富有的225人與最貧窮的27億人的收入相等。2007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了全美家庭43%的金融財富。蓋茨和巴菲特，再加上一個保羅·艾倫，三人總資產比世界上最不發達的43個國家的GDP總量還要多。幾乎所有國家都愈來愈窮的標誌，就是各國主權債務都在急遽增多。

從一定意義上説，目前這場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美國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特別是其中金融霸權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理論肆意氾濫的結果。貧富差距的拉大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進一步引發着全球社會動盪加劇。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從歐洲到中東、北非再到亞洲、拉美，社會不安情緒彌散，廣大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廣大民眾對資本主義普遍不滿，大規模街頭抗議增多，極端政治事件頻發，不少國家政局不穩，全球社會動盪風險明顯上升，這些導致出現一個值得關注的亮色，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説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視。各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積極開展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研究和應對。國外共產黨在一定地區、範圍內進行着有限的聯合活動。

對這種已經開始復興的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潮，我們一定要高度關注，統籌考慮，各國左翼學者應該運用多種方式和形式進行積極合作與配合，這是世界社會主義能夠堅持和發展的極其有利的國際上的機遇。

總之，我國應充分認識、緊緊抓住、精心運籌這些戰略機遇，以儘可能延長我戰略機遇期。如果認識不清，抓得不緊，運籌不力，這些戰略機遇就會向其反面轉化，戰略機遇就會變成戰略挑戰。

（二）挑戰

下面談談我們在國際上面臨的四個挑戰。

2009年5月9日，奧巴馬通過電視向全世界宣佈：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想要限制中國發展。中國在國際上面臨的下述四個方面的挑戰，實質上都與奧巴馬所説的資源有關。

1、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西化、分化我國的戰略圖謀決不會改變。我們與西方強國既有合作又有競爭，但是其背後更有長遠、根本的戰略較量。這裏所談的西方，是政治概念，不是地理概念。西方世界不是鐵板一塊，但它們在西化、分化中國上有着緊密的戰略合作。

美國原來是硬實力崇拜者，所以二戰以後就在我國周邊打了兩場最大的局部戰爭，一場是朝鮮戰爭，一場是越南戰爭。為什麼？因為搞社會主義對它危害最大。大家都要搞社會主義，都要自主獨立，那樣它怎麼從海外拿利潤、拿錢呢？結果是它使用硬實力不行，都打敗了。它就更多地想用軟實力的辦法，並且在前蘇聯獲得成功。軟的辦法，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06年小布什曾經講過的辦法：通過金融、知識產權、信仰自由向中國施壓。

先看通過信仰自由向中國施壓，這主要通過如下七種途徑實施。

（1）用傳統媒體對我進行全方位的立體式包圍。這個傳統媒體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在我國新疆的“7·5事件”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在阿富汗設立了“自由亞洲之聲”，然後煽動南疆的普通羣眾。

（2）利用互聯網新型媒體。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説：“中國不會拒絕互聯網這種技術，因為它要現代化。這是我們的可趁之機。我們要利用互聯網把美國的價值觀送到中國去。”世界上共有13台根服務器，有10台在美國。美國通過隱祕的篩選和過濾機制控制了互聯網上的內容，然後通過讀者自己得出它所需要的結論來。

（3）利用文化市場。我們出口到歐美的圖書只相當於它們向中國輸出的圖書的1%。這麼多年，我們的觀念已經改變很大了，而美國的歷史觀始終沒有改變，它仍然處於冷戰思維中。

（4）利用各種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對我進行滲透。奧巴馬2010年5月28日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裏説，要把美國的價值觀通過各種各樣的交流渠道，包括企業、非政府組織代表，輸送出去。

（5）重點攻擊領袖。蘇聯解體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把斯大林、乃至列寧都給抹黑了。法國哲學家福柯説：“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佔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這也就是所謂的話語權問題。1965年，印尼發生了“9·30”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印尼軍事當局殺害了50萬到100萬印尼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這個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沒有報紙報道。美國殺死了3000多萬印第安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所謂大躍進餓死了2000萬至3000萬人，斯大林肅反殺死了2000萬至3000萬人，這些數字都是虛假的，但是全球很多人卻信以為真，這就是媒體的作用，這就是意識形態操縱的結果。

很長時間以來，西方勢力一直在操縱對中國革命歷史和領袖歷史的造謠和污衊，對此切不可等閒視之。拿破崙説：一支筆桿子勝過兩千條毛瑟槍；艾森豪威爾説：一美元的外宣費用等於五美元的國防費用；尼克松説：三份不友好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美國為什麼打伊拉克，理由就是它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果其實沒有，但是它已經打了，你能怎麼辦？為什麼打南聯盟，理由是它搞種族屠殺，有萬人坑，事後證明也沒有。所以説新聞事實是可以造假的，造假是可以達到目的的。

（6）在社會主義國家培養親西方的未來接班人。2010年4月，我們在俄羅斯與蘇聯原蘇維埃最高會議主席盧基揚諾夫會談時，他逐字逐句地引用了一個講稿，説撒切爾在蘇聯解體前的一個多月內就在美國休斯頓講話中説，蘇聯再過一個月就要解體了，為什麼？因為他們找到了內部代理人，並對這些人進行支持，蘇聯很快就會解體。

（7）在軟實力即戰略上策略上進行博弈。

2008年5月，我們在英國跟它的戰略研究所會談。它的負責人説，中國要想以硬實力崛起，美國舉雙手歡迎；中國要想以軟實力崛起，中美之間必將發生直接的、全面的衝突。他為什麼以説硬實力崛起他們歡迎呢？就是它們企圖讓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儲蓄，美國負責花錢。如果中國貫徹科學發展觀，搞創新型國家，要有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美國人就不幹了，那必然發生衝突。這就是戰略上策略上的博弈。？

2、加入WTO後對我國的挑戰。加入WTO，中央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利大於弊。但也要看到弊，就是會對中國經濟安全產生重大影響。比如，我們的大豆產業非常危險。我國是大豆的原產地，在大豆生產方面已有5000年的文明史，結果現在基本上都被外資控制了。我們的汽車，國際資本是40%的資本，但是70%的利潤他們拿走了。

3、捍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1999年8月31日，我寫了一個報告，判斷蘇聯和華約的解體標誌着世界格局開始發生重大變化。21世紀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個世紀，整個世界將極不平靜，我國周邊安全形勢有可能出現較為嚴峻的局面。自小布什上台以後，美國加強了在我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奧巴馬仍然繼續這個戰略。所以蘭德公司有一個報告，説用7000億美元救市不如用7000億美元發動一場戰爭效果更好。戰爭不見得是美國自己打，美國可能通過代理人向中國挑釁，比如在朝鮮半島、中日之間、南海、中印之間挑起衝突。

4、輸入型恐怖勢力的威脅。這種威脅在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中已經非常明確地顯現出來了。

下面談談國內方面的機遇和挑戰。

二、國內形勢

（一）機遇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取得了全世界矚目的無可置疑的巨大成就，對這一點我們必須充分地肯定。這些偉大成就包括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法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取得明顯成效，軍隊和國防建設取得新進展等諸多方面。關於這些已經有很多論述，下面主要講講我們在國內面臨的主要挑戰。？

（二）挑戰

在國內面臨的挑戰可以主要概括為四大安全問題和七大資源相對匱乏問題。

“四大安全問題”，即經濟安全特別是金融安全，社會安全特別是就業與分配問題，周邊安全，以及意識形態安全。這些安全問題都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而從一定意義上講，意識形態安全決定前三個安全。

——金融安全。金融是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命脈和血液，金融資本是資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現形式，

是資本對人類社會的最高統治。國際金融壟斷是帝國主義發展的新的最高階段。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西方敵對勢力已把我國視為最大的潛在對手。鑑於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越來越小，它們一是可能用文化、價值觀侵蝕的辦法，二是可能用金融手段。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它可以隨時開動機器“惡性孽生”。美國目前國債總額又向上提高2.1萬億，將達到16.4萬億美元，佔GDP比例將從2007年的62.2%上升到近112%，接近安全線近兩倍。財政赤字約為1.6萬億美元，佔GDP的比例已從2007年危機前的2.7%上升為10.8%，同樣接近安全線近兩倍。美國當局放出“高額國債”和“高額赤字”這兩隻老虎，帶來的必然是美元大幅的貶值和全球急遽的通貨膨脹。中國的美元儲備一直在貶值。這在本質上是採用變相違約的辦法賴債不還。金融是國際壟斷資本玩弄的撲朔迷離、眼花繚亂的萬花筒。在經濟全球化甚至可以叫作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美國如同是全球金融之心臟，幾乎世界各國、各個城市都佈滿美國吞吸其血液的大小血管。美國操縱股市、期貨、匯率、國際大宗商品等的價格，使之大幅漲落，因為水位落差愈大，發電所得能量便愈多。而其中背後的關鍵，是國際壟斷大資本的操縱投機以獲利。所有這些將嚴重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

——社會安全，包括分配問題、就業問題和羣體性事件。這些高度影響社會穩定。

——產業安全。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經濟普查數據第二號公報中披露，我國工業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平均僅佔銷售收入的0.61%，即使是大中型企業，技術開發投入佔銷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1.7%。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為萬分之三，98.6%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我國科研投入佔GDP的比重僅有1.3%，而以色列為4.9%，瑞典是4%，芬蘭達到3.9%。以我國企業生產的耐克鞋為例，價格為200美元，外國設計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們的企業所得僅為10美元，工人工資則更是低微。我國生產一台DVD交給外國的專利費是18美元，企業只賺1美元。我國生產的一些產品往往只有2%—3%的利潤。

——意識形態安全。這是最重要的。這一方面出了問題，前三個方面都很難保障。

我們面臨這幾大安全問題，但是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七大資源卻將比過去30年要相對匱乏。

第一是土地資源。改革開放30多年，全國耕地淨減少了兩億畝左右。如果今後農業科技上沒有較為重大的進步的話，就不可能再有較多的耕地資源進入商品領域，否則就會與確保糧食這一戰略性資源的安全發生根本性矛盾。

第二是政府性投入資源。截止2009年10月底，我國城鄉居民存款共有25萬多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銀行直接貸款，絕大部分已經投出貸出，並且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有的項目回收投資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時間。政府對經濟建設的投資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一資源在今後也將明顯減少或受到限制。

第三是物質資源。過去是肥水快流，個人、集體、國營一起上，對開發資源、推動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是掠奪性開採。今後，糧食、石油、水、礦產等各種戰略性資源都將變得很匱乏。

第四是環境資源。中國環境已經嚴重污染，往後不僅不能繼續污染，還必須投入大量資金治污。

第五是國際國內市場資源。我國的GDP無非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國際市場，亦即外貿，今後中國進出口再繼續高速增長的潛力有限。二是國內市場中基礎設施投資。2007年投資率仍高達42%以上，消費率降至48%。2009年上半年，我國的投資又為33.5%，如果扣除資源價格下降因素，則為41.2%。這樣高的投資率很難維持。三是國內市場中城鄉居民消費。這些年來，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各項大的改革都已基本到位，老百姓口袋裏有點錢也大都不敢花。尤其有着8億人口的農村收入明顯增長乏力。2009年上半年國內個人消費僅佔GDP的15.5%。現在全國有4萬億左右的庫存積壓。2009年粗鋼產量可能要超過7億噸，但市場需求僅為5億噸左右。供過於求的商品佔全部調查商品的比例可能要達到70%—80%。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是消費最終決定生產，決定GDP。東西賣不出去，誰還敢投資﹖投資得少，較高的GDP的增長率就很難較長久地維持。

第六是勞動力資源。改革開放30年來，沿海發達地區絕大多數農民工工資基本上維持在800—1000元左右。豐裕廉價的勞動力支撐了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但我國目前未富卻已進入準老齡社會。到2015年生產年齡（15—64歲）人員將明顯減少。等到“80後”、“90後”進入生產年齡，有的可能要兩個人撫養兩個孩子、四個老人。此時，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將不復存在。按照現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屆時我國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將明顯下降。

第七是外資資源。以前由於以上六個資源充裕，加上我國各項政策到位，外資進入我國後，其利益能夠得到保證，中國吸引的外資水平繼續提升，連續17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我國外資企業的出口與進口均佔全國總量的50%以上。外資帶來了經濟繁榮，使得中國GDP迅速增加。目前，外資進入我國仍會保持一定的額度（僅2009年4—6月，國外“異常資金”進入共有880億美元），主要一是看準人民幣在最近幾年內呈升值的趨勢，這些“異常資金”進入是為了賺取人民幣升值的匯差；二是投入和推高我們的房市、股市，“吹大”房市、股市“泡沫”企圖賺取暴利；三是收購我們的關鍵行業的國有和民營企業，再包裝上市賺錢或直接“做黃”，以實現其對我國內消費市場的壟斷；四是想佔領我們的服務行業，特別是金融、保險、文化產業等領域。但是，我們應注意外資進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賺錢，如果3—5年、十年八年之後，上述六個資源都有明顯萎縮或受到限制，賺錢難度加大，外資這第七個資源也就可能逐漸乃至大量減少。因此，在近些年內，我們要高度重視防範和化解在特定的條件下外資大規模撤離給我們帶來的極大的金融及社會等風險。

以上七個資源帶動了房地產、高速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汽車工業和外貿出口四個產業的高速增長，由此帶動了鋼鐵、水泥、化工、電力、建材等30多個行業的超常規發展。由於以上七個資源的限制，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四個產業正在變為“夕陽產業”。我們亟需貫徹科學發展觀，尋求和培養新的經濟增長產業。

三、應對戰略

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要反對兩種傾向：一是決不能把問題看得過於嚴重，對前途喪失信心，甚至否定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必須堅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任何倒退都是沒有出路的。二是一定要居安思危，決不能看不到存在的問題，盲目樂觀，拒絕與時俱進。胡錦濤同志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寧可把風險、困難估計得足一些，也千萬不要因為估計不足而在風險發生時手足無措，陷於被動。如何應對，這也可分國際和國內兩方面來講。

（一）在國際上要做到四點

一是要合作。以西方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生產力、首先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突出表現。從一定意義上講，它對第三世界既是一種災難，但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對此，我們除了正視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我們既應看到以西方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包括金融全球化對我們的嚴峻挑戰，同時也更應看到其中給我們帶來的難得發展機遇。我們應積極主動參與，制定相應對策，善於趨利避害。

二是要維權。國際經濟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國際慣例和規則主要是由西方強國制定的，其中有相當多的歧視、欺負、損害第三世界國家的極不合理、極不公正的條款。世貿組織是當今世界上的經濟聯合國，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若能在世貿組織內和國際上適當的時候及場合，敢於和善於對現存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特別是金融、貨幣體系，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積極呼籲並參與相關規則的修改和制定，逐步建立符合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利益的真正合理、公平的國際經濟特別是金融貨幣新秩序，就可以更好地維護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就能保持自己國家和民族在經濟、政治和主權上的獨立性，並日益強大。

三是要聯合。既然資本的流動和統治日益具有全球性，那麼，反對資本的剝削和統治也同樣日益具有全球性。面對以西方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第三世界國家也面臨着許多共同的機遇與挑戰。第三世界無論就其擁有的國家、人口、地域面積，還是擁有的戰略交通線、陸地海洋資源等，都具有絕對的優勢。第三世界有着團結合作、互相支援的優良傳統。只要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能進一步認清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堅持相互尊重各國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互相合作，求同存異，就一定能夠妥善解決各項歷史遺留問題，進一步聯合起來；就一定能夠進一步加強在南北對話中的地位；就一定能夠有力地推動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其中包括金融）新秩序的建立。第三世界四分五裂，是西方強國十分願意看到並希望永遠保持的情景。

四是要探討。毋庸諱言，同全球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一樣，第三世界的發展運動現在已步入低潮。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和指南。要有力遏制以西方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負面效應，要使第三世界發展運動步入自為的運動，就必須加強對全球化動態的認識、預測和應對，就必須對全球化及其發展中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科學的回答。符合第三世界發展實際的正確理論，絕不會產生在諾貝爾獎金的證書上和西方議會的講壇上，而是需要第三世界各國和各國人民的艱辛實踐和成功創造，需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有良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論家的總結與提高。

（二）在國內也要做到四點

1、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貫徹科學發展觀中的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中國的崛起不能僅靠“汗水工業”、環境污染和資源的過度消耗。因此，要高度重視科學發展觀中的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切實加大對教育、科研和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開發等支持力度。對核心技術我們決不排除並要大力引進，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創；在核心技術這一關鍵性問題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便越容易引進先進技術。我們與前些年有了根本變化，我們現在並不缺乏外匯儲備。現在利用外資時，一定要“抬高門坎”，高度重視對新技術等的引進。

2、調節“收入分配方式”，從統籌全國的分配入手，讓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收入明顯增加。從中長期來説，我們要確保小康社會的實現，就必須培育消費市場。培育消費市場，最根本的是收入的差距不能太大。而目前收入差距還在增大，而不是縮小。從中長期看，這必然會制約經濟發展，其中包括影響社會穩定。分配屬於生產關係的範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是，我們也應記住第二句話，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分配搞不好，最終要制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研究經濟學、指導經濟工作，不僅要從生產力的角度，同時更要注重從生產關係的角度來研究和指導。要注重用黨的基本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我們的經濟工作。

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要高度重視解決分配問題，其中包含着十分深刻的意義。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在具體工作部署中紮紮實實、有效地解決分配問題。如果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不僅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還會影響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當然，我們也不能一下子把人們的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平均主義的老路。但現在的主要傾向並不是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老路的問題。我們應該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條主義，而應真正從我國國情出發，從當今時代的特點和當今世界發展的大勢出發，從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這個根本利益應該是個人和集體、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長遠利益的有機統一）。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從統籌中國整個的、根本長遠的發展的高度，來調整我們目前的分配政策。

從一定意義上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緩。這“一個轉變”和“一個調節”是當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牛鼻孔”。抓住了這兩個“牛鼻孔”，就牽住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牛鼻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可能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3、高度重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2003年12月，我在全國人大會審議兩個銀行法的時候提議，在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從宏觀的、戰略的高度統籌看待金融安全這個大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在我們所面臨的所有新情況新課題中，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是最值得關注和需要及早解決的最直接最現實的帶有全局性的問題，至於收入差距拉大、城市職工下崗失業、三農、腐敗、環境等問題，還有時日容我們逐步去解決，但是對可能突然瞬間爆發並涉及全局的金融問題一定要馬上切實高度重視。因此，研究金融危機問題，不能就事論事，就金融研究金融，也不能僅限於金融領域工作的同志研究此問題，各方持不同意見、不同學術觀點的人士，特別是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從事宏觀戰略研究的同志，都應參與到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中來。

4、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安全。

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在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時，嚴格區分和區別對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至關重要。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一些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化解，甚至可以轉化為積極因素；反之，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是不去做工作，那麼即使是人民內部矛盾，也會走向反面，產生嚴重的消極作用。與此同時，對於敵我性質的問題，如果聽之任之，甚至推波助瀾，就一定要出大問題。這是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教訓之一。

總之，如果世界上各主要大國應對正確，美國霸權從此有可能從其頂峯逐步跌落下來，不過，這個衰落過程極可能要用幾十年時間。當然，在特定條件下，也決不排除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難。這正是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的黨中央多次反覆強調要增強憂患意識，要居安思危的深意所在。世界社會主義若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確定，從一定意義上説，其根本原因是人們對指導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的認識還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説還僅在尋找或形成之中。但不管世界格局中期發展的前景如何，筆者堅信，世界各國人民將在無比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多姿多彩的經驗教訓中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2050年前後，將是世界社會主義的又一個無比燦爛的豔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