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歷史論文3000字【多篇】

歷史論文參考 篇一

《新唐書·百官志三》“國子監”條雲：“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丞一人，從六品下，掌判監事。每歲，七學生業成，與司業、祭酒蒞試，登第者上於禮部。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印，句督監事。七學生不率教者，舉而免之。”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唐代廣文館的學生與其他六學的學生一樣，是被國子監統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廣文館的地位排在國子學和太學之後，在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之上。唐代廣文館創立之初，雖然經歷過“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但是並未“自是遂廢”，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許直至唐亡。

一、唐代廣文館創立的時間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會制度史”，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書中在講到國子監的機構組成時，提到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等六學，並未提及“廣文”二字。經學者考證，並非《大唐六典》遺漏不記“廣文館”，而是在開元二十六年以前廣文館還沒有創立。

在《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舊唐書》卷二十四《禮儀志四》、《唐會要》卷六十六《廣文館》、《唐摭言》卷一《廣文》、《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三》、《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等史籍記載中，廣文館是於唐玄宗天寶九年（750）秋，在國子監創立的。據《唐語林》卷二《補遺》中所知，初建之時，“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

二、唐代廣文館存在的時間

唐代廣文館的創立時間已是確定無疑了。接下來，要澄清的是唐代廣文館的存廢時間問題。據《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苑傳中·鄭虔傳》記載：鄭虔在廣文館中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又據《唐語林》卷二《補遺》中記載：“廊宇粗建，會（天寶）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廣文館創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災倒塌或損害嚴重而無法維持正常的教學了。面對沒有教學地點的事實，廣文館的命運是“自是遂廢”呢，還是繼續存在下去呢？正確答案是後者。且看：

《唐會要》卷九十一《內外官料錢》記載着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的一條史實：“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給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錢等，具體如後……國子太學、四門、廣文等博士……各十二貫文，國子主簿十貫文；大學廣文助教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這説明，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23年，時任廣文博士和廣文助教的官員都在繼續工作，並由上級部門發放每月的“料錢”。廣文館並未被廢除。

《唐會要》卷九十一《內外官料錢》記載着唐德宗貞元四年（788）的一條史料：“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總三千七十七員，據元給及新加，每月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十七文，……國子祭酒八十貫文……司業六十五貫文……國子博士四十貫文……大學、廣文、四門博士各二十五貫文……國子助教、廣文助教各二十貫文……”這説明，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34年，時任廣文博士和廣文助教的官員仍在工作，並由上級部門發放每月的“料錢”。廣文館並未被廢除。

《全唐文》卷548韓愈《請上尊號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微賤，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言，可知，當時廣文館存在於國子監中。此文為韓愈任職國子監領導即國子祭酒時所作。韓愈任國子祭酒之職的時間段為唐憲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長慶元年，即公元820~821年。換言之，至唐憲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廣文館依然存在於國子監中，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66~67年。

《唐故朝請大夫尚書刑部郎中上柱國范陽盧（就）府君墓誌銘》（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開成末，李公任宰相，以盧氏甥有嫌，不得為御史拾遺，旬月除廣文館博士”。此墓誌銘中記載，盧氏甥在開成末年被任命為“廣文館博士”。“廣文館博士”一職既然在開成末年存在，那廣文館亦存在於開成末年無疑。“開成”為唐文宗的年號，時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於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廡舍損毀之後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據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之《乾符013》記載：李推賢在唐宣宗時任過廣文博士一職；據《新唐書》（卷70上）記載：李彬在唐宣宗時任過廣文博士一職。唐宣宗李忱於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於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92年。

還有，據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之《鹹通105》記載：賈洮在唐懿宗時任過廣文助教之職；據《新唐書》（卷75上）記載：鄭頊在唐懿宗時任過廣文助教之職。唐懿宗李漼於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於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後的第105年。

另據“張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為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既丁家難，以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方出為廣文博士，改祕書郎”。文中“大盜犯闕”是指黃巢起義軍進入長安城，時間為唐僖宗廣明元年（880）。此後，張策奉養父母，避亂田裏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後即唐昭宗在位時“召拜廣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廣文館廡舍被損毀的136年之後。僅僅再過17年即公元907年，唐朝滅亡。

由此可見，唐代廣文館自唐玄宗天寶九年（750）創立以來，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們進一步討論。按照現有的研究結論，廣文館之所以在盛唐之時才創立，根本原因還在於當時中央政府採取的“重詩文輕經學”的政策。這種取士傾向，導致唐代國子監的學生入朝為官的機率下降。為提高國子監生徒在科舉考試中的競爭力，換言之，也是為了挽救在國子監讀書的公卿子弟們的仕途危機，“亦救生徒之離散”，廣文館應運而生。於是，天寶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於國子監以教諸生習進士者”。唐代廣文館的主要存在價值就在於，它為國子監生徒努力登進士第提供一臂之力。從唐玄宗欽點的第一任廣文博士即為詩、書、畫皆精妙的鄭虔，也可以看出廣文館要教學生的是如何作好詩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經學中的義理。

《唐才子傳》：“裴説，天佑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唐詩紀事》：“（裴）説與（裴）諧，俱有詩名，諧唐天佑三年登第，終於桂嶺，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載陳光義唐天佑三年登第（參《莆陽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06年，也是唐代在歷史上將終結的倒數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説、裴諧、陳光義等二十五人擢進士第。這説明，唐代科舉制度一直被執行至本朝滅亡。那麼，在唐代最後的這17年裏，與科舉制度命運息息相關的唐代廣文館沒有理由被廢除。

所以，我們也有理由説，唐代廣文館自唐玄宗天寶九載（750）創立以來，一直存在至唐亡。

參考文獻：

[1]孫培青。論唐代廣文館的興廢[J]。教育評論，1987,(5)。

[2]徐暉。唐代國子監學官與文學研究[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

[3]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歐陽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劉加夫，熊禮匯，閔澤平，霍有明。中國文學編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歷史論文參考 篇二

一、文學與歷史的互動關係

自古以來，文學與歷史便具有深刻的聯繫與淵源。許多重要的歷史典籍同時也是優秀的敍事文學，比如《史記》與《左傳》等。史學一直影響着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説的發展，小説不斷地從史學中汲取營養而發展演變。史傳對中國小説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春秋筆法及紀傳體敍事技巧的運用。文學師法歷史，在歷史的大背景下生存發展，這是歷史對文學單方面的影響。與此同時，文學對史學家的敍事也產生着深遠的影響。《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具有深厚的文學造詣，不但善於吟詩作賦，而且在作文方面尤為擅長《史記》不僅具有温潤的語言而且在敍事方面張弛有度，且富有詩意與飽滿的情感。從司馬遷開始，我國史學著作中敍事一般都採用紀傳體的敍述方式。在這一敍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為敍事中心，圍繞這個人物展開敍事講述這個人一生的故事。這是一種富有文學精神的敍述方式。歷史作為過往事件的記述，在時間方面保持線性發展，在敍事方面則是事件的客觀再現兩者交織發展，構成歷史敍事的時空構架。紀傳體的敍述圍繞着人物展開，由於人具有主觀性，因而敍事過程中時間與事件則置於人物的描述範圍內。

二、現代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

以魯迅小説樁人日記為例20世紀中國文學呈現出新的歷史語境，文學以其獨特的話語進入歷史的敍事中，共同參與着歷史的敍述。在現代，中國發生了歷史轉型，新的歷史主體代替舊歷史主體走上歷史舞台，採用符合歷史形勢與文化語境的文學話語，以顯現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歷史必然性。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便是誕生於動盪的“五四”時期，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了新歷史主體話語權爭奪的要求，以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契合了當時的歷史語境。

（一）文學對歷史的解構行為

魯迅在小説中藉助狂人之口把中國歷史喻為一部吃人的歷史。其中敍述主體即狂人所敍述的事件幾乎都是對這一歷史觀的現實反映。不但趙家的狗表現出吃人的信號，而且周圍的人都在設法陷害“我”，親人包括哥哥與母親都吃過人，最後發現自己也吃人，推測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説通篇的敍述都是對吃人這一歷史的敍述，構成了對歷史的解構行為。解構歷史是為了重構歷史，探尋一種嶄新的歷史敍事話語。小説採用第一人稱敍事，這一敍事人稱內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內涵。第一人稱敍事首先是對個體意識的張揚。個人聲音的出現意味着擺脱了以往文學敍事中中允、客觀、冷靜的敍述方式。中國文學中開始出現了一個響亮的個人的聲音，這個聲音能夠大膽地坦陳自我的內心，在訴説着、吶喊着這個作為個體的、獨特的我的想法、願望以及各種情緒與慾念，這在文學發展史上是一個足以令人興奮的變化。中國歷史上人們慣於壓抑個人的聲音，將個人的個性與心理隱匿在羣體之中。而小説中狂人的聲音則象徵着新的歷史主體出現他能夠在這一歷史舞台上響亮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作為敍述者，主宰着新的話語，也掌控着敍述文本的發展，這意味着新的歷史主體同樣具有這些對歷史話語的主宰權與掌控權。這位敍事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能夠看清歷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懷疑精神，敢於自我解剖，信奉進化論，相信歷史發展的進步性，文明在不斷進步與發展，總有一天這個世界“將容不下吃人的人”。這位敍事者是一位走在時代前沿的思想家與啟蒙者。狂人作為小説的敍事者，是敍事的主體，也是可以代表新的歷史主體的中心人物。

（二）啟蒙者的歷史敍説

這一敍事主體兼歷史主體，以解構歷史為立論依據，敍述歷史上的種種吃人表現。小説中主要採用日記體的方式來進行敍説，以內心獨白的形式為主。內心獨白是一種自我言説，是自己與自己對話，但是在小説中，以自我言説的方式分明試圖在向他人表達，語言與敍述的指涉對象是外部而非內部。小説中具有一些體現出這種對外表達意圖的句子，諸如“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這些句子缺少主語，是一種啟蒙者的言説方式。這個啟蒙者具有敏鋭的觀察力與深刻的思想。他對歷史的看法遠較一般人更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歷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虛偽表象看到內在本質，而且對自己也有極為勇敢與透徹的認識與剖析，清醒地發現“我也吃了妹子的幾片肉”。最後，這位啟蒙者將歷史的真正面目揭開，讓所有人看見這一真相，並斬斷了人們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説以獨白的言説方式表現啟蒙者的思想，以內斂的敍述方式展現一種獨特的歷史敍事顯示出了魯迅小説藝術技巧的高明之處，同時也是現代啟蒙者高超啟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歷史語境下的雙重敍事手法

《狂人日記》採用雙重敍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記式的本站敍述言説，一是文言小引式的敍事。在日記體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敍述人發現日記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説敍事的可信度，從而構成了這篇小説的雙重敍述。因此，小説便有了雙重的敍述人，一個是文言文之“餘”，一個是白話體之“我”，雙重敍述人之間構成了一種敍述的張力，大大地增加了敍述文本的豐富內涵與深刻意藴“餘”與“我”的敍述，建構了一個清醒的世界與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瘋狂的世界，這兩個文本構成的世界是相互對應並相互對峙的，使得整個敍事呈現出一種復調的關係。這兩個敍述世界是整體敍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個世界都會造成對文本敍述的誤讀。在前面的文言敍述中，關於狂人已經病癒並赴某地候補的記述，是對後文精神世界的一種對峙與終結。這段文言敍事似乎在暗示，無論狂人多狂思想有多麼深刻，終究都被現實所“治癒”，成為一個正常人，為功名利祿而奔波。這種敍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啟蒙者的命運。

三、當代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

—以蘇童小説《妻妾成羣》為例當代文學依然沿襲了與歷史的複雜關聯，以小説的敍述言説着某種歷史的景象。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也在發生着某種改變。蘇童小説《妻妾成羣》呈現了一個與之前不同的歷史圖景。蘇童將控訴封建淫威的題材建構出一種不一樣的文學景象與歷史言説。

（一）文學敍事中歷史圖景的轉變

《妻妾成羣》中，文本敍述者圍繞着頌蓮這一關鍵人物進行敍事，呈現出一個日漸頹敗但卻充滿了誘惑的舊家庭景觀。這個即將沒落的舊式大家庭中充滿了各種利益的爭奪、工於心計的爭鬥、慾望的掙扎與煎熬。歷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學的背後，作為一個故事展開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當時一些富有政治與歷史意義的人物與事件，而把筆墨傾注在一些對主題表達有價值的事件上。敍事者採用了聚焦的手法，並且這種聚焦是多層次的，即存在焦點的轉移。敍事中的聚焦在對某些人事提高重視的同時，也忽略了對其他一些人物與事件的表現。聚焦的焦點在一些人與事之間進行轉換。這不是侷限於敍事學方面的轉換，而是延伸到社會文化領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歷史景觀在敍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麼明顯甚至不為人知的歷史景觀則在敍事過程中得以凸顯出來。小説敍事通過敍事焦點的變化表現出這種歷史的轉變，呈現出一幅獨特的歷史圖景。

（二）小説敍事與歷史圖景的審美距離

小説中的歷史圖景呈現出20世紀90年代我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某種變化。這種變化漸漸發展，最終促進了市民社會生活圖景的產生。在這一歷史圖景之中，啟蒙話語與政治話語都不再作為一種主流的言説，經濟利益與慾望及權力的爭鬥則佔據歷史發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羣》以一種獨特的文學話語方式再現了這種歷史圖景的一個側面，但同時又與這一歷史景觀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與其保持了一種文學的審美距離。文本中對這一歷史景觀的書寫，是以一種詩意或審美的態度進行的。比如文中出現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種象徵，暗示着這種生活圖景中暗藏的危險性，讓人們對其保持警惕之心。陳佐千則象徵着一種“古舊文化的歷史記憶”他試圖從年輕女子身上獲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陳佐千這種意圖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舊的歷史存留依然喪失了存在的價值與延續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講，小説展現出了一種歷史頹敗的圖景與陳舊事物沒落的命運。

20世紀文學敍事中既包含對既往歷史的解構行為，又具有對歷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現出文學與歷史相互纏繞與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文學敍事中建構了一幅幅多姿的歷史圖景，揹負着種種歷史賦予的責任，起到或啟蒙、警示，或娛樂的使命。文學正是在與歷史的糾葛與纏繞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藝術立場與審美距離，介入歷史並言説歷史，以文學的話語呈現出歷史的圖景。

歷史論文參考 篇三

摘要：明清時期晉商“重商輕學”，形成了“學為商之用”、“學而優則商”的教育價值觀。

本文對晉商這種教育價值觀的。形成原因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明清時期晉商教育價值觀

山西的民風，從春秋戰國以來的“尚武”到隋唐之後的“文風極盛”，直至明清時期的“由文入商”而最終形成了晉商一貫的“重商輕學”的風氣，這種風氣深入人心，因而晉商將其培養出的最為優秀的子弟大多投入經商貿易之途，從而在對待教育的問題上形成了“學為商之用”、“學而優則商”的教育價值觀。

一、“學為商之用”

商人與教育之間有着不能忽視的密切聯繫。

晉商興起後，山西出現了明顯輕學的傾向。

這種傾向主要發生在下層民眾之中，他們對於科舉不寄希望，在經過基本的知識教育之後，便將子女送出業商。

與此同時，晉商又有重學的一面。

商業有了一定的規模，商人從實踐中體認到學對商的重要助益作用，因而對學轉而十分重視。

如喬、常等商業家族，就十分重視對子弟的教育。

鹽商張允齡在外經商，非常關注子弟的學習，他常常“購諸子傳疏義及史漢諸書，車載之”(明張四維《條麓堂集》卷30)。

他們重視對子弟的教育，最重要的原因是認識到了讀書對於經商的重要性，為經商服務是其教育的最終目的。

我認為，晉商對教育功能的認識是從外部、內部兩個方面的需要出發的。

(一)商業經營對教育的需要

很多晉人在經商的過程中，依然堅持讀書學習。

這其中有個人的興趣，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學習他們可以多聞博識，增強搏擊商海的能力，“以心計阜通貨殖”。

晉商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並自覺地加以利用。

晉之俗諺有云：“十年寒窗考狀元，十年學商倍加難。”晉商認為在商業活動中商人作為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需要各種知識：謀略、兵法等)，而這種素養的修習甚至比高中狀元還要難許多。

商人只有綜合運用所具備的各種知識才能，才可能準確分析變化莫測的商場形勢，運籌帷幄，取予進退之間不失時機地作出最優選擇，獲得厚利。

高的文化素養必須依靠教育，所以説，教育為商業活動的展開和輝煌提供必要的智力和人才支持，是最為基本的。

受過比較好的教育和對傳統文化的瞭解有一定修習的人，在商界往往也能勝人一籌，例證比比皆是。

(二)商人內心對教育的渴求

中國悠久的“抑商”傳統形成了人們一貫的“輕商”、“賤商”思想，商人往往處於一種尷尬的失衡境地：在擁有巨大的財富和強大的經濟實力的同時卻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和民眾的肯定。

晉商對於這種“富可敵國”的財富和“卑微低賤”的社會地位之間的極度失衡是不甘心接受的，晉商由於社會的不公評判而產生這種認知和情感，並由此而引起各種思想傾向和行為傾向――希望能改變社會的失衡評判，得到社會認可和肯定。

但是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失衡的狀態呢？社會主流意識長期為“榮宦遊而恥工賈”，為了贏得尊重，重要手段就是藉助教育：首先，他們通過教育來提高自身素養，結交文士，以期在知識上與士階層縮小距離，在心理上與士階層達成溝通，同時使自身的經商品位有所提升，贏得上層社會的理解和認可。

因此，在晉商商幫中，不乏學識淵博、文采風流的商人，連自視甚高的的清朝舉人劉大鵬都不無讚歎地説：“餘於近日在晉接觸周旋了幾個商人，勝於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

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其次，他們在經商成功之後，積極從事社會公益事業，而重心就在教育事業上。

晉商家族在延名師以課子侄的同時，還不忘投資資助或開辦私塾、義學乃至書院，匡助了家鄉的教育事業，為沒有能力受教育的青年俊秀提供了良好的受教機會。

這些惠及桑梓的教育活動，實現了商人作為社會一分子的對地方文化生活的實質性參與，以某種具體的形式顯示出自己在地方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自身價值，即可以“顯親揚名”、“光耀門楣”，重塑和提升其在民眾間的形象和地位。

晉商的這種教育價值觀，正好表明了：商人不再僅僅侷限於治生獲利這種較低層的需要滿足了，而是訴求於更高層次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嚮往――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中包括上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認可，滿足了商人內心對肯定自身價值的一種渴求。

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佔據着主導地位，儒家一向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個人完善、修養的一個最完美的過程。

“盡己”之後而能“及人”，屬於仁德的範疇，這種觀念深深根植於晉商的精神血液之中，他們在擁有了財富之後，“盡己及人”的傳統觀念讓他們不會將財富全部據為己有，而是通過種種“散財”的義舉來達到“及人”的目的，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對教育的投資是晉商“盡己及人”的最重要方式，他們捐資資助、興建的義學、書院等惠及當地貧寒子弟，為他們提供了正規學校教育。

這種深入骨髓的傳統觀念，在晉商心中形成了一種對教育的渴求――將自身經商所得財富通過投資教育惠及他人，切實踐履儒家“盡己及人”的觀念。

二、“學而優則商”

“學而優則仕”是長期以來封建社會教育的最高鵠的，也是人生的唯一價值標尺，通過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備一種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並進而入仕作官，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主要價值取向。

然而就在這一背景下，山西商人在經商的同時介入教育，將商人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滲透到教育領域，衝擊了傳統的教育價值觀，帶來了一些新的氣息。

(一)晉商對傳統教育價值觀的改造與突破

山西商人深懂得：“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於是，他們以過人的勇氣，超人的膽識，打破了數千年形成的“學而優則仕”的金科玉律和“士農工商”的傳統職業定律，樹立了“學而優則商”的新觀念。

他們重視教育，但其教育的目的更明顯地指向了商業。

培養經商所需的優秀人才，成為他們教育的重要目的。

晉人視商為本業，不再只是把經商看作迫不得已的選擇，他們往往讀幾年書就去經商了，很平淡又很自然。

如果説少部分人棄儒經商或許為境遇所迫，那麼大部分人經商則主要是對人生事業的一種選擇。

榆次富商常氏，以商起家，八世後便兼儒賈以傳家，有清一代其家族不絕於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子孫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

將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並非只有幾家如此，這對晉商來説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

(二)晉商教育價值觀中的“重商”與“重仕”

重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晉人在重商的同時同樣重仕。

這是因為傳統的重仕觀念仍有影響，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着眼於入仕對於商業的益處，以官來保商、興商。

家族中有做官的子弟，不僅能直接得到經濟上的好處，而且能為其商業提供政治上的保證。

他們所更看重的是官位給經商帶來的實際益處。

晉商對於經商和入仕二者的態度，總的來説是“厚利而薄名”，這種價值觀緣於晉人務實不尚虛名的傳統觀念，“有兒開商店，強如做知縣”(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304頁)、“買賣興隆把錢賺，給個縣官也不坐”……在“名”與“利”的取捨上不僅明顯地傾向於利，而且可以看出他們把從事商業而取利作為人生的目標和寄託。

原本是中國傳統教育目的的功名官位，已被晉人當作經商的手段。

對儒賈觀的改造，是晉商的一個大膽創造，同時又與明清時期的“實學”思潮相一致。

他們巧妙地消弭了儒與賈之間的對立，使儒賈相通，為他們的商業活動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這種觀念的變化包含着他們在道德評判和價值取向上的變化。

從晉商的儒賈觀來看，他們重儒又重賈，甚至在取捨上更傾向於賈。

既然經商被他們看作是最佳選擇，以商業作為其教育價值的指向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文獻：

[1][明]沈思孝。晉錄。四庫全書存目存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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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葛賢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晉商與傳統文化。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

[4]李希曾主編。晉商史料與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5][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等譯。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歷史小論文2500字 篇四

歷史講述的是過去的一些人和事，但歷史長河浩如煙海，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接下來小編蒐集了歷史小論文800字，僅供大家參考，希望幫助到大家。

篇一：秦的大一統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這首詩以及歷史書上的“秦始皇建立中國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封建社會國家”都對秦的大一統給予了高度讚揚。可我們曾否想過：秦到底有沒有完成大一統？歷史書上説的是否有水分？沒有！現在，我可以告訴你：秦並沒有完成大一統！

證據有三：

一、《過秦論》記載戰國眾國“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衞、中山之眾”伐秦，前六被秦“遠交近攻”滅掉了，宋，中山分別被齊、趙所滅，還剩一個衞國。《史記·衞康叔世家》記載：衞國到衞元君時就只剩濮陽一地了，秦滅魏之後把濮陽劃為東郡之地，把衞國趕到了野王縣。還記載了一個大證據：“君角九年，秦並天下，立為始皇帝。”證明了秦建立是，衞國依舊存在！所以，秦國沒有統一中原是一定的。至於為什麼沒被滅，那是顯而易見的：有兩個對秦國作出重大貢獻的人來自衞國！第一個：衞鞅。他有一個更有名的名字：商鞅。商鞅變法為秦國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説，沒有商鞅的變法，就沒有後來的秦朝！第二個：呂不韋。他本身就是濮陽人，扶立秦莊襄王，任秦國相邦，著《呂氏春秋》，更為一代英雄。

二、秦國除了衞國，還有沒統一的地方，《越王勾踐世家》記載：“楚威王大敗越，盡得故吳地，“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一樣的，《東越列傳》也記載：“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並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東海王被楚打敗後，奉楚為正統。在江南發展七年，才被秦滅掉，還有不少他們“濱與海上”的地方未被秦統一過。

三、“大一統”的概念是“統一全國”，而秦朝當時並沒有“中國”這個概念，那隻能按東周的疆域算，東周曾經把朝鮮收為附屬國，故有“朝鮮不滅，東周不亡”的説法，然而秦朝並沒有打下朝鮮，就不算完成了大一統。秦始皇打敗六國之後，忙着巡遊，立碑記功，宣揚自己統一天下的功勞，並且開始大享其樂和尋求長生不死。他已經無心去攻打路途遙遠的朝鮮：消滅楚國的殘餘；也無心去與擅長水戰的越人爭奪濱海之地而完成真正的大一統了。

所以，歷史書上的評價只是歷史學家們在不完美的情況下追求的完美罷了。歷史的車輪在不斷前進，我們只有以嚴謹的姿態，挖掘出歷史的真相，才能更好地展望未來！

篇二：世襲貴族主宰政權時代的基本結束

西周的分封制度和世襲制度使得世襲貴族永遠在政權的中心，西周的宗法制確保了世襲貴族的利益，這是一種以父系血緣關係為準繩的“遺產（包括統治權力、財富、封地）繼承法。”世襲貴族一代代牢牢把握着政權。

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變。

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各國紛紛掀起變法運動，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以及秦國的商鞅變法，其中以商鞅變法最為徹底。

《史記》記載商鞅變法，“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份之高低。該規定沉重打擊了奴隸主舊貴族，因而，招致了世襲貴族的怨恨。“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商鞅後被車裂，但商鞅的新法卻一直執行下去，幫助秦統一六國。秦統一後採用皇帝制、郡縣制，高度的中央集權，此時，世襲貴族主宰政權的時代已經基本結束。

而在秦末期的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可見在當時世襲制度已經被進一步削弱；楚漢戰爭最終劉邦勝出，而劉邦的身份地位很低，表明了春秋戰國以來的貴族政治行將結束。漢初的皇帝和大臣，大都來自社會的下層，形成漢初布衣將相的局面，它標誌着春秋以來統治集團的更新大體完成。官職不能世襲，而貴族對政權的影響漸漸削弱，在漢末，越來越多的大地主階級活躍在政治舞台上，掌控着政權，世襲貴族也漸漸的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在漢及其後的兩千年裏，世襲貴族雖然還一直存在着，但是他們卻大多遠離政權中心，除了個別的對政權有較大的影響，卻再也談不上什麼主宰了。

篇三：正視歷史

歷史，是過去的事。歷史帶來的仇很我們早已經忘卻了，但歷史帶來的教訓，我們不能忘記。面對歷史，我們要正視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我們不能忘記南京大屠殺時慘痛的教訓，那三十萬鮮血淋淋的數字至今還屹立在那裏。我們不能忘記在地鐵站的那個小孩，在那炮彈聲中，他在無聲的痛哭着，他的聲音早已變得沙啞。這只是一個不足幾歲的小孩啊！看着他那孤獨無助的眼神，我們感受到了那種家破人亡的痛苦。日本人的導彈一顆顆的落下，我們中華民族的族人一個一個的倒下了，在那炮火的轟炸聲中，我們感受到了一股濃濃的悲哀。落後，就要捱打。

時至今日，我們國家的經濟在日益的繁榮，我們國家實力在日益的強大。但對歷史，我們始終無法忘懷。如今，面對過去慘痛的歷史，我們想要的，只是一句微不足道的道歉的話語。而面對我們這一小小的要求，日本，還是拒絕了。

想想當年的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是那人道的那一跪，那時，他正視了歷史，對着成千上萬的波蘭人民，在無名烈士墓和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無聲的跪了下來。他在為德國納粹黨犯下的惡行所懺悔，在為為所有在反法西斯鬥爭中失去生命的人所默哀。他，正視了德國在歷史的長河中犯下的錯誤，併為這次錯誤承擔了他應盡的責任。

而反觀日本，對他所犯下的罪行隻字不提，或許他提了，帶着被美化的花圈，他們修改了教科書，美化了所有在中國大地上犯下醜惡罪行的日本人，他們對他們的罪行拒不承認，並撒下一個個彌天大謊。他們不敢正視歷史放下的錯誤，還在一步一步地傷害着經歷着法西斯創傷的中國人。我們想要的不過是一句真摯的道歉，而日本，在一次次的逃避着歷史。

日本沒有正視歷史，反而再一次次的“糾正”歷史，就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日那天。日本首相當眾參拜神社，這神社裏安葬的，每一個都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級戰犯，他們的每一個人的手裏，都沾滿了無數中國人的鮮血。而日本首相的這種做法，無疑是給受過災難創傷的中國人的傷口上撒鹽。

歷史的的仇恨可以忘卻，但歷史帶來的教訓不能忘卻，我們要正視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