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原文和譯文【精品多篇】

成書作者 篇一

確指説

對《山海經》一書記載，最早見於司馬遷《史記·大宛傳》。

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確指出《山海經》的作者是在西漢劉秀的《上山海經表》中，劉秀認為《山海經》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在《吳越春秋》中：“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招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族，殊國異域土地裏數。使益疏而記之，命曰《山海經》。”

其後，東漢時期的王充、趙曄等也都在其著作中將《山海經》的作者定為伯益，在流傳過程中，經後人增刪修改。

明代學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載：“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奢侈大博級之，雜傅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花圃之寓言，以成此書”。

清朝畢沅在總結前代諸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山經》是大禹、伯益創作，《海外經》、《海內經》為秦人所作，《大荒經》則在劉秀修訂時產生。

進入二十世紀，又有學者提出《山海經》的作者是戰國時期的鄒衍；該學説發端於劉師培，他在《西漢今文學多采鄒衍説考》中，根據《墨子》所記“神仙家言，亦以齊邦為盛”推斷，他主張《史記·大宛列傳》與《山海經》並提的《禹本紀》“疑亦衍書”。

另外《山海經》的作者還有學者認為是墨子的弟子隨巢子[25]。

泛指説

現今，學術界的討論的焦點是作者的北人與南人之爭。北人説中，主要有秦人創作説和中原洛陽人創作説。顧頡剛在《禹貢全文註釋》稱，“《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而鄭德坤和日學者小川琢治則認為，《山經》中多對中原地區山川、礦產的記述，從而得出中原洛陽人創作的觀點。

南人説中主要有巴、蜀人説，楚人説。呂子方、蒙文通是巴、蜀人説的代表者。呂子方以“大荒”“海內”多有記載巴、蜀之地的事蹟為證據，提出巴、蜀人説。而蒙文通則認為《海內經》四篇是古蜀國的作品，“大荒”巴國作品、《五藏山經》和“海外”四經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後的楚國人的作品。楚人説的代表袁珂先生認為書中所寫神話故事與屈原作品《離騷》、《天問》、《九歌》等關係密切，且行文中多用楚地之語，如《海內經》中關於都廣之野的記載，“播琴”一詞就是出自楚地，楚地的人稱呼“播種”為“播琴”，另《西次三經》中“服之使人不厭”一句中，厭俗稱魘，是四川人説的發夢顛。另書中對顓頊和黃帝的記敍極多，相傳這被楚人供奉為祖先。

據其統計，全書記敍顓頊事蹟的有17處：《海外北經》1處、《大荒東經》1處、《大荒南經》2處、《大荒西經》6處、《大荒北經》5處、《海內經》2處，明確記敍黃帝事蹟的有14處：《北次三經》1處、《海外西經》2處、《海外北經》1處、《大荒東經》2處、《大荒西經》3處、《大荒北經》2處、《海內經》3處，書中稱為帝而實際應指皇帝者9處：《西次三經》“是為帝之下都”、“實為帝之平圃”“帝乃戮之鐘山之東”，《中次三經》“實為帝之密都”、《海外南經》“為帝司夜於此野”、《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海內西經》“帝乃梏之疏屬之山”、“帝之下都”、《海內經》“鯀竊帝之息壤”。

北人説和南人説以外，一些學者提出折中的見解，他們認為《山海經》在成書、流傳過程中，既有北人的加工，同時也經歷了南人增減。

學者蕭兵著文稱：《山海經》結構上觀點模糊，節段鬆散，句式零亂，韻散夾雜，缺乏象屈原賦那樣明確而統一的思想、情調、構思和語言風格，並提出《山海經》包含南、北方大量資料信息，僅僅是北方人或南方人是無法創作出來的[25]。

經典古籍《山海經》書籍簡介 篇二

山海經《山海經》是一部記載我國神話、地理、植物、動物、礦物、物產、巫術、宗教、醫藥、民俗、民族的著作，大約是從戰國初年到漢代初年，楚國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現代中國學者一般認為《山海經》成書非一時，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時期荒誕不經的神話奇書。經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時，才合編在一起而成。

《山海經》全書現存18篇，據説原共22篇，約32650字。分為《山經》和《海經》兩個大的部分，是一部富有神話傳説的最古老的奇書。共藏《山經》5篇、《海外經》4篇、《海內經》4篇、《大荒經》5篇。《漢書·藝文志》載此書時作13篇，未把《大荒經》和《海內經》計算在內，也有人認為這5篇是西漢劉向父子校書時所增加的。全書內容，以《山經》5篇和《海外經》4篇作為一組；《海內經》4篇作為一組；而《大荒經》4篇以及書末《海內經》1篇又作為一組。每組的組織結構，自具首尾，前後貫串，有綱有目。《山經》的一組，依南、西、北、東、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節，前一節和後一節又用有關聯的語句相承接，使篇節間的關係表現的非常清楚。《山經》主要記載山川地理，動植物和礦物等的分佈情況；《海經》中的《海外經》主要記載海外各國的奇異風貌；《海內經》主要記載海內的神奇事物；《大荒經》主要記載了與黃帝、女媧和大禹等有關的許多重要神話資料。反映了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

該書按照地區不按時間把這些事物一一記錄。所記事物大部分由南開始，然後向西，再向北，最後到達大陸（九州）中部。九州四圍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圍。古代中國也一直把《山海經》作歷史看待，是中國各代史家的必備參考書。由於該書成書年代久遠，連司馬遷寫《史記》時也認為：“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對古代歷史、地理、植物、動物、文化、交通、民俗、神話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山海經》實際上也是我國記載神話最多的一本古書。

夸父逐日、女媧補天、精衞填海、大禹治水、共工撞天、后羿射九日等神話確實出自山海經，有人質疑出自《淮南子》，這是不正確的。《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劉安子》，是我國西漢時期創作的一部論文集，相傳根據《呂氏春秋》改編。而《山海經》早在先秦已有流傳，從時間順序來看，就顯而易見了。

原文： 篇三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書籍特點 篇四

《山海經》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奇書之一。它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山海經》為述圖之書。

劉錫城在《全像山海經圖比較》(1)序言中指出：“東晉詩人陶淵明的“流觀山海圖”（《讀山海經13首》）、學者郭璞的“圖亦作牛形”和“在畏獸畫中”的記載和論述，説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曾有“山海圖”流行於世。而且據説《海經》部分是圖在先、文後出，因而“以圖敍事”的敍事方式，至少在戰國時代就已形成一種文化傳統”。

馬昌儀(2)也認為：“《山海經》的母本可能有圖，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據圖為文（先有圖後有文）的書，古圖佚失了，文字卻流傳了下來，這就是我們所見到的《山海經》。”

劉宗迪(3)寫道：“《海經》的荒誕色彩和神話色彩，與這本書的特殊來歷息息相關，這本書的來歷在古代典籍中是獨一無二的，簡單地講，這本書是述圖之作，也就是説，我們今天看到的《海經》，先有圖，後有書，書中的內容是對一幅圖畫中內容的寫照。《山海經》中的文字多靜態的刻畫，而少動態的敍述，多記空間方位，而少間時間進程，其述圖特點可謂一目瞭然，其實，前人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宋代學者朱熹，但前人在這一點上都有同一個誤解，即認為整部《山海經》包括《山經》都是有述圖的。

實際上，像《山經》那樣包羅萬象的博物學知識是不可能在圖中畫出來的，更何況其中還記載了很多動物的聲音、習性等等。這些內容又如何能用圖畫表現出來呢？除非古時候已經有了現在這樣的多媒體技術。不過，《海經》所憑藉的圖畫早就佚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山海經》中都有插圖，怪怪奇奇，琳琅滿目，那只是後人根據書中的內容想象增補的，與我説的古圖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經》保留大量遠古時期的史料。

《山海經》歷來被大多數人認為“荒誕不經”。連敢於打破《尚書》束縛，將中國上古史推至炎、黃二帝的史學家司馬遷都説“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形成這種看法的原因似乎與《山海經》由圖到文字的成書過程有關。例如《海外東經》記載“工蟲在其北，各有兩首。一曰在君子國北”。根據《山海經》先有圖後有書的成書過程推測，《山海經圖》上在君子國的北方畫有一個彩虹的“虹”字，表示該地經常見到彩虹。當時的圖像文字應該類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圖像，兩端有首（見熊國英著《圖示古漢字》）。而後來古人根據《山海經圖》著《山海經》時，時間已經過了幾百年，而著者並不見得一定是文字學家，這時彩虹的虹字已經成為“工蟲”的樣子，因此將彩虹描述為工蟲，並望文生義將其描述為“各有兩首”，使後人無法知道到底敍述的是天邊的彩虹呢，還是描寫一隻有兩個頭的怪物。所以就連司馬遷也説“餘不敢言之也”。

流傳版本 篇五

《山海經》傳本較多，除各種單行本外，收入叢書者有：

《道藏》本

《四庫全書》本

《格致叢書》本

《二十二子》本

《百子全書》本

《四部備要》本

《龍溪精舍叢書》本等

現存最早的注本是晉郭璞的《山海經注》。清郝懿行採前人註釋之長，撰《山海經箋疏》十八卷，別為《訂論》一卷，貢獻甚大。今人袁珂的《山海經校注》集諸家之長而又時有新見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