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人物故事（通用多篇）

著名人物故事 篇一

從與人相似到與眾不同

他是一個苦孩子，祖上世世代代都在大山中耕田，家裏每天都要為三餐煩惱，為他的學費煩惱。在他上國小三年級時，父母養了3000只雞，天還沒亮，他就要去餵雞，撿雞蛋，把成百上千個雞蛋排好，然後打兩個雞蛋吞進肚裏就去上學。放學回來，他馬不停蹄繼續去餵雞。他常常一天只吃一個饅頭，餓得受不了時，只好灌一肚子水充飢。

也許因為貧苦不堪和生活的忙亂、狼狽，他變得異常自卑、害羞。見到人，走到10米，臉就開始紅；走到5米，耳根開始紅；走到3米，連手掌都紅；走到面前時，甚至紅到了腳指頭，而且一句話也講不出，只好轉身逃跑。

因為常常孤身一人，他愛上了看書。由於擁有的書很少，一旦借到，他就感到珍貴得不得了，不管拿到什麼書，他都用心地看，睡覺時，寶貝一樣抱着、枕着。上國小三年級以後，他每天堅持看一會兒書，才睡得着覺。

隨着年齡的增長，他意識到這樣自卑、害羞下去，確實不是一件好事，但一直無法克服自己的弱點，走出心理陰影。直到一天，有人告訴他一個道理：其實“我們都是人”，非常相似的人，大概95%的東西都很相似。比如，別人有五官，你也照樣有五官；別人有胳膊、腿兒，你難道沒有嗎？別人有感情有思想，你不也有喜怒哀樂嗎？

抱着這樣的態度，他開始嘗試跟人交往、溝通。每當害怕時，他就在心裏默默唸叨着：“我們都是人，沒什麼好害怕的。”這句話鼓勵了他，他變得越來越有勇氣，終於可以自如地與人交往。最初當記者時，他繼續用“我們都是人”這句話做勉勵，成功地採訪了許多人，還贏得一位長相漂亮、家世又好的女生的愛。

但後來，他又漸漸發現，只成為一個跟別人極其相似的“我”，相當沒意思。他想：人人有95%的相似度，那5%的東西就應是最關鍵的東西吧？這5%，可以讓自己在跟別人平等的同時，擁有寶貴的自我。一天，他看到一篇介紹香水的文章，説百貨公司出售的香水，其實95%都是水，只有5%不同，那就是各家的祕方。他恍然大悟，意識到自己也應有這5%的人生祕方。

在報館工作10年後，他升任主管。升職後，他每天都要開5個會，俗務纏身，讓他倍感煩惱。他反思自己：這是我要的人生嗎？他甚至想象自己將來腆着大肚子，以領導的身份在報館晃來晃去的樣子，心旌日益動搖。

正好那段時間，他對哲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一次，他閲讀印度的《奧義書》，讀到一段話：“一個人到了30歲，要用全部時間來覺悟，不覺悟的話，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這段話，尤其“覺悟”兩字給他極大的震撼，可謂醍醐灌頂。

從此，他辭掉工作，找一個地方隱居了兩年，出來後便開始高密度地寫作和演講，想把自己的所得所悟告訴世人。他先後出版了138本著作，在華人閲讀圈贏得廣泛美譽。至今，他仍然堅持為讀者傳遞智慧和超越的人生理念，喜樂逍遙的生活境界。

走過生命的青澀歲月，在繁華落盡的年齡，接受記者採訪，他意味深長地講道：“你內觀的時候要看到自己的5%，就不會迷惑；對外的時候你要觀照那95%，跟人來往才能內斂、含蓄。簡單點講，前面是超凡入聖，後面是超聖入凡。”他還説：“香精是要熬個五年十年才加到香水裏面去的；人也是一樣，要經過成長鍛鍊，才有自己的味道，這種味道是獨一無二的。”

他就是著名作家林清玄。

著名人物故事 篇二

朱德庸故事

有這樣一個小孩，他頑皮好動，沉默寡言，成績不佳，還喜歡到處亂畫。

在校他是差生，沒有老師喜歡，甚至沒有學校願意收留。

無奈地走向社會，他也沒有體面的工作。東奔西走，顛沛漂泊，但他依依然喜歡塗塗畫畫。

可就是他，卻成為當今漫畫界最受矚目的新人秀。

他就是朱德庸，台灣最著名的漫畫家。

西方有一個富豪有一對雙胞胎兒子，雖然是親兄弟，然而兩個人的性格卻迥然不同。他們的父親請來了心理醫生對這兩個孩子輔導，心理醫生將生性沉默寡言且極度悲觀的孩子放在一個漂亮的房子並給其很多玩具，把生性活潑開朗且樂觀的孩子放在馬圈裏，過了幾個小時，心理醫生進去看悲觀的孩子在屋子裏依然坐在地上，眼睛看着那些玩具並沒有玩，極是憂傷心裏醫生説：你為什麼不玩玩具呢？因為我怕弄壞了！接着心理醫生又去了另一個孩子那裏，發現這個孩子滿身髒兮兮的，見到醫生來了激動的説：看啊，這裏有一匹小馬！臉上洋溢着幸福和激動的神情。兩兄弟雖在同一片屋檐下，然而性格卻如此的不同，給悲觀的孩子再多的玩具，糖果與鼓勵。在他的眼裏都只有灰色。而給樂觀的孩子一片貧瘠的土地，一個狹小的空間，他也會感到十分的滿足快樂。

這就是幸福。我們每個人都在抱怨着追求不到幸福的時候，幸福便離我們越來越遠。

著名人物故事 篇三

“女性著名科學家”是一個要求頗為苛刻的標籤。近現代以來，中國能夠當得起這個稱謂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不少女性在考慮是否要走科學這條道路之前，首先要闖過性別關。

即使到今天，也很難説男女在各行各業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追溯到20世紀初期——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何澤慧和石油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婉珍出生的年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則更低。

想成為一名科學家，她們不僅需要內心堅定，努力爭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還需要有和反對的聲音據理力爭的勇氣。

開明、男女平等的家風和雄厚的財力，在當時是女性獲得優良教育的重要基石。在這一點上，兩位女科學家有着極為相似的家庭背景。何澤慧的父母出自官宦望族，而陸婉珍則出身書香世家。

儘管擁有家庭方面的天然優勢，她們還是需要以異於常人的勇氣去爭取學習機會。例如，何澤慧在早年的求學之路上，就兩次險些因為性別問題被導師拒之門外。

第一次是考大學時。1928年清華大學開始招收女生，何澤慧於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與她同級的28個物理系新生中有8名女生，但當時的系主任葉企孫主張“女生一個都不要”。《何澤慧傳》的作者、科學史專家劉曉推測，或許葉企孫覺得，女生學物理比較難，而且物理系的畢業生將來有可能要從事與戰爭相關的工作。

“但她就是不服輸，努力爭取，她性格中有很積極的一面。”劉曉用3年時間收集了與何澤慧有關的翔實資料，撰寫成書。

在得知可能被勸到其他系之後，何澤慧“挺身而出”，和女同學們一起據理力爭：“你們為什麼在考試成績之外設立一個性別條件？招生的時候沒有説啊！”最後，系裏只好同意她們先試讀一學期。

經過幾輪淘汰，最初的28名新生只剩下10人，何澤慧是勝利者之一。沒想到，相似的一幕竟然在她前往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演了。

從清華大學畢業後，與何澤慧同級的男同學，包括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都被老師引薦到可以為“抗日報國”作貢獻的南京兵工署等單位工作，但女生幾乎不在考慮範圍。

選擇留學德國的何澤慧一定要爭這口氣。“兵工署不要我們，我自己去找德國軍事專家的老祖宗去！”劉曉在書中解釋道，這位“老祖宗”就是德國軍事專家克蘭茨教授——現代彈道學的開創者、“兵工署”的顧問，當時幫助中國籌建了彈道研究所。

一心想救國的何澤慧堅持要學習實驗彈道學，請求克蘭茨教授接收她，但被拒絕了——彈道專業此前從未收過外國學生，更沒有收過女生。

何澤慧窮追不捨。她對克蘭茨説：“你可以到中國來當兵工署顧問，幫我們打日本侵略者；我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這裏來學習這個專業，你為什麼不收我呢？”克蘭茨教授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好同意她先以旁聽生的身份試試。第一學期結束後，何澤慧便轉為正式學生。

她在追求女性平權的道路上又勝利了。

過了性別關之後，若還要在“科學家”之前加上“著名”二字，則是更大的挑戰：一方面，需要有引領某領域科學發展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還需要有服務全局的胸襟。如果説前者是技術問題，後者則是意識問題。

何澤慧的父親何澄曾親歷八國聯軍侵華，憤而留學日本。他曾説：“若想中國不受外國欺負，必須把外國的強項學到手，我就是傾盡家資也要送你們出去。”

陸婉珍的父親陸紹雲從小目睹國家貧窮落後，加之受到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一早就決心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後來也遠赴日本，學習紡織技術。

父輩為了民族富強、國家興旺所作出的努力深深地印在年幼的何澤慧和陸婉珍心裏。數十年後她們成為大科學家，有人問最初是什麼讓她們對科學產生的興趣，陸婉珍回答：“大部分是由於科學救國的思潮。”何澤慧則率真地回答説：“沒有興趣，沒有興趣，那時候就是為國家……”

愛國和有社會擔當是彼時成為大科學家的必備條件。但僅有愛國之心是不夠的，她們還需要“靜默地想救國的方法”——這是何澤慧17歲時經歷日本侵華的感悟，也是諸多像她一樣的救國科學家奉行一生的行為準則。

為救國，這些“不起眼的小女孩”選擇去啃科研的硬骨頭。

1940年何澤慧在德國克蘭茨教授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而後前往法國與丈夫錢三強會合，共同在居里夫婦的實驗室工作；比何澤慧小10歲的陸婉珍在美國知名化學家希斯勒教授指導下於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與石油化工學家閔恩澤結為伉儷，並供職於一家著名的精製玉米公司。

儘管她們已經在國外獲得了相對優裕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及良好的發展前景，但“梁園雖好，非久居之地”，救國之心從不敢忘。錢三強曾説：“正是因為祖國貧窮落後，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回去改變她的面貌。”

抱着這樣的信念，1948年，何澤慧和錢三強夫婦登上了從法國出發的輪船。回國後他們創建了我國首個原子學研究所，雙雙成為我國核物理領域的奠基人。

1955年，陸婉珍和閔恩澤夫婦也登上了從美國出發的輪船，回國後創建了我國首個石油煉製工業研究所，開了我國油品分析技術的先河。

除了白手起家、勇於創新，這兩位女科學家還對科技發展趨勢有着敏鋭的嗅覺和準確的判斷力。例如，何澤慧的研究重心從原子核物理、原子能，到中子核物理，再到宇宙線，始終站在我國核物理研究中最迫切需要，也最關鍵的一線。陸婉珍早年堅持研究的不被學界看好的近紅外光譜油品分析技術，如今竟有愈來愈熱之勢。

褚小立是陸婉珍的學生，曾跟隨她學習工作近20年。讓褚小立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人不要被物降住。”

儘管陸婉珍家境殷實，但她從小恪守儉樸的習慣。加之幼時受祖母淡然生活態度的薰陶，似乎從沒有什麼事能夠擾亂她的心緒，對於物質生活，更是要求極低。

在褚小立的記憶裏，陸婉珍每年冬天的打扮都一樣：一件深藍色呢子大衣、一頂棕色的帽子和一條毛圍巾。這身衣服她至少穿了20年。

聽説有女學生出門不知道該穿哪雙鞋時，陸婉珍説：“這有什麼難的，你準備兩雙鞋，在家穿一雙，出門穿一雙不就行了？人不能被物降住，物應該為人所用。”

陸婉珍認為人生在世要處理好三級關係：最低級別的是人與物的關係，中級是人與人的關係，而最高級的是人與自我的關係——“我們最終要學會與自己和解”。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追求。不管外界有什麼聲音，陸婉珍向來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平靜而堅定。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陸婉珍和何澤慧單純、平和地度過了幹校時光。

傳記中寫道，談及挑煤的活兒，陸婉珍總會驕傲地説：“我很有本事，我個兒大，有力氣，會掌握平衡。修廁所是項技術活，我做得也可以。”

何澤慧似乎比陸婉珍還要樂觀，由於“身體老弱”，她只領取了敲鐘、看場等任務，她竟然像在科學實驗室測算數據一樣將敲鐘時間計算得分秒不差，最後所有人都用這個時間來對錶。其間她還順便用自制儀器在荒郊野地裏完成了對貝內特彗星的觀測。

在劉曉看來，這些科學家早期完整的、長期的教育和科研經歷，已經使她們獲得了飽滿而堅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她們心中的追求，多大的風雨都難以撼動。

事實上，她們的人生信條早已被鎖定，正如居里夫人給何澤慧和錢三強的臨別贈言所説：“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