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大城市集聚——讀《大國大城》有感

淺析大城市集聚——讀《大國大城》有感

【摘要】《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一書是陸銘於2016年出版的一本面向大眾的普及性學術著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闡釋發展經濟學、空間經濟學的一些理論概念，且行文深入淺出，大量採用口語化的表達和貼近日常生活的舉例，且作者時時流露出的對社會公正的追求和對城市外來移民的同情也使得本書增添了幾分人文關懷的色彩。近日，通讀此書，我對書中一些觀點頗有感受，也將對“中國大城市集聚目前集聚不足”的言論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1 書籍內容

本書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講：（1）大國大城，大有大的好處，是歐盟眾“小”國求而不得的夢想；（2）大國大城，大有大的難處，權衡得失，利大於弊，問題可以解決改善；（3）建“更大的城”是解決經濟、交通、污染等當前“大問題”的出路。這本書用簡單通俗的語言講清楚了重要的道理，對國家發展、區域規劃、個人選擇都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1.1大有大的好處

一個國家或者城市的最優規模由其規模擴大帶來的收益和成本增加的權衡決定，由於規模經濟，大國和大城具有明顯的好處。

1.1.1大國的好處

古代皇帝開疆擴土，統一天下，是因為大國有大國的好處，能夠提高税收，分散風險，分攤軍事安全成本。現代社會中大國具有的規模經濟仍然重要，有利於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例如飛機產業，技術創新，降低公共用品平均成本，發展現代服務業，，實現多元化發展。

1.1.2大城的好處

是否需要大城，是由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類型和特徵決定的，並被國際發展經驗反覆驗證。

一是大城來源於規模經濟。目前我國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導，其具有顯著的規模效應，人口的集聚和經濟的集聚帶來更高的人均GDP。規模經濟的三大效應：分享：分攤基礎設施等投入的成本。匹配：在足夠大城市中，任何微小獨特的需求和供給都能夠找到匹配的對象，從而實現專業化分工。學習效應：向自己學習：個人積累經驗，專業化；向周圍的人學習：人力資源的外部效應。

二是根據工業和服務業發展趨勢，大城需要更大。傳統經濟學中關於邊際效益遞減的假設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不成立。資本的邊際效益遞減的趨勢可以打破，對於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某些產業，存在較強的規模效應，生產要素的集聚可以使高技術的勞動力和企業產生知識的外溢性，加快技術進步，資本的邊際效益可能遞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最佳的集聚程度和城市規模是動態變化，可以伸縮的。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逐步轉向服務業，規模效益不斷自我強化，經濟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最佳規模是在不斷上升的。

三是對比國際經驗，大城需要更大。我國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人口積聚落後於經濟積聚。從積聚程度上看，中國的積聚程度既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與中國發展青年水平接近的巴西和南非等發展中國家。

四是由於目前的“反大城市“政策，大城市規模被抑制，因此城市規模有進一步增長的潛力。當一個國家的工業和服務業發展水平更高的時候，一個國家的首位城市人口也更大。

1.1.3大國與大城

國家之間和一國之內區域之間，所需要考慮的因素差別除了匯率、軍事安全、政治獨立等因素之外，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不同是：國家之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不能隨意流動，着眼點在提高本國居民福祉。

一國之內的城市和區域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能夠充分流動，都是全國統一市場的一部分，應追求全國人均GDP整體利益，所以單個城市或區域不必追求齊全的產業門類，而應該發揮各自比較優勢，促進區域間分工與合作，實現全國範圍統一市場內資源的最優配置，區域間相互依賴也是保持國家統一和市場整合的最有效途徑。

在中國經濟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優勢是中國的廣闊市場，人口規模利用得好，它就不是負擔，而是中國企業藉助國內市場實現規模經濟的優勢。城市化進程將帶來城鄉間和地區間資源的再配置，有利於提高經濟資源的使用效率，這將為中國經濟實現持續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如果人為分割市場，就浪費了大國的規模優勢。因此，中國經濟要警惕地方利益超越國家利益，市場被零碎分割。

1.2大有大的難處

國家和城市，隨着規模擴大，治理成本不斷上升，帶來資本、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不斷提高，同時也帶來3M（Time，Grime，Crime）。成本與收益的權衡，制約了國家和城市規模的無限擴張。大城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需要在發展中解決。

一是社會對於城市聚集的認識有待進化，低估了好處，高估了害處，希望用行政手段改變市場配置資源的力量；二是由於各自集團不同利益，不願正確面對城市化潮流；三是目前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是根據前期規劃，面對户籍人口設計建設的，與當前的現實情況和將來的發展趨勢有較大的偏差。

實踐證明，資源的供給和需求方式都是可變的。一是尊重需求，增加公共產品供給。目前的規劃基於歷史發展情況、基於户籍人口預測，據此提供的公共服務存在較大的偏差；二是調整產業結構，鼓勵服務業發展。污染問題先上升後下降，這和產業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轉型，技術從低端到高端發展密切相關；三是技術和管理創新，發展軌道交通，提升社會管理水平，合理發展綠化，過高的綠化面積和街道導致職住分離，反而提高污染和擁堵；四是解決居住、就業和公共服務的空間失衡問題，特別是職住分離、教育和居住分離的問題，有利於緩解城市交通，降低污染；五是進行財政體系改革，改善優質教育、醫療等資源集中在市中心的情況。

如果用水、電、交通和環境、產業結構、公共服務等制約城市人口增長的因素都可以隨着經濟發展以及技術管理的進步而不斷調整，那麼城市的人口承載能力就可以繼續增長。從世界上其他國際大都市的狀態來看，最終城市人口規模的增長速度會隨着規模經濟效應逐漸釋放而放緩，而人口持續增長的趨勢並不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1.3發展中大國的困境和機遇

1.3.1中國目前的情況

在可以進行比較的國家當中，中國儲蓄率最高，消費佔GDP比率最低，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最低，外貿依存度最高，外匯儲備最多。城市化滯後於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發展水平，城鄉收入差距大，城市間規模差距更小。

來看產業升級。好的產業升級是，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勞動力便宜，產業多為勞動密集型，隨着財富積累，人們不甘於只掙辛苦錢，他們會投資自己的教育和技能，使自己更加聰明能幹，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向老闆要求更高的工資。企業也因此調整產品結構生產更高級的產品，在國際分工鏈條中，逐漸向上爬升。

觀察中國的產業升級，普遍不是這種類型，表現在：（1）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進一步制約消費，導致產能過剩；（2）勞動力的素質提升情況讓人憂慮。中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雖然在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明顯變慢。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間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開始擴大，使大量進城農民不能適應工作崗位的需求；（3）產品沒有出現升級換代。

綜上，政策環境引導企業用機器代替人，這些都改變了資本和勞動力的相對價格，使得資本相對於勞動力變得更加便宜了。於是企業用資本代替勞動，表面上看，似乎出現了勞動力升級，但實際上，產業升級並不是勞動者變得更聰明瞭，勞動者也不可能在短期內突然增長智慧，事實上，無論是東部由於房價推動的工資上漲，還是中西部由最低工資抬升的工資上漲，都使得工資的上漲偏離勞動生產率，從而不利於企業保持競爭力。也就是説，產品並沒有出現升級換代，只是生產方式更加資本密集型了。

1.3.2一系列結構性扭曲現象產生主要來源於生產要素的非市場化不合理配置

勞動力：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在工業和服務業已經在GDP中佔有90%的時候，城鎮人口（包括城鎮常住人口中的外來農民工）才剛剛超過50%。（按照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計算，城市化水平低了10%。）

資本：中國正規金融市場的利率長期處於被壓低的狀態。P124利率長期非市場化，人為規定了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貸款利率的下限，為銀行提供了管制性的存貸款利差，這個利差長期維持在3%左右，而2003年之後，通脹水平較高，實際利率低估，支持了投資膨脹。其中的資源低效率利用被銀行的高額利潤掩蓋住了。中國正規金融市場的利率長期處於被壓低的狀態，鼓勵了投資，加快了資本積累的速度，在生產結構上出現多使用資本的現象，於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量的國民收入被資本收益佔有，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進一步壓低了家庭消費，導致持續的投資和出口成了消化產能的出路。

土地：用行政手段嚴控建設用地。長期壓低利率，嚴控建設用地規模，導致地價、房價，特別是東部地區的地價和房價快速上升，進而推高了生活成本，進一步推高了工資水平。工資上升被輿論作為勞動力短缺的證據，但是實際上，這是生活成本提高導致的結果。

1.3.3面臨的挑戰和解決辦法

勞動增長趨緩，人口紅利基本結束；當前儲蓄率已經很高，未來可能進入儲蓄率下降的階段。

解決辦法：繼續推動城市化。人口紅利轉向制度紅利。提高人力資本水平，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發展規模化農業。生產要素能夠充分自由地跨區域流動，那麼不同的城市將形成差異化的分工體系，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源配置效率。

2 城市集聚

正如陸銘教授所説“城市化和城市發展是任何國家邁向經濟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中國未來能不能成為一個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就看城市化能不能順利推進”，城市化過程本質是人口和經濟社會活動的集聚過程，集聚是城市化的突出特徵。對於一個城市的發展，集聚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時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集聚過度，超過城市發展的承載限度，就會導致膨脹，進而引發一系列“城市病”，如人口膨脹、交通擁擠、環境惡化、資源短缺等；相反集聚不足則會影響城市化的進程和質量。針對“中國大城市集聚目前集聚不足”的言論，個人觀點如下。

2.1《大國大城》相關觀點

2.1.1大城市存在集聚效應

所謂集聚效應即經濟學中所説的規模經濟，一方面人口的大規模聚集促進了城市的經濟發展，使得市場擴大，也更加多樣化，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大城市由於其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得基礎設施、社會保障方面的邊際成本相比規模較小的城市更低，所以大城市的人均基礎設施投入更低，且由於高密度的居住方式，人均能源消耗也更低，在大城市中生活是更經濟、環保的生活方式。

2.1.2儘管存在外部性，但市場仍然是配置生產要素最有效率的手段

目前我國雖然在商品流通方面基本實現了市場經濟，但是生產要素如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的市場化流通仍然阻礙重重，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仍然面臨户籍制度的限制，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仍舊無法成為農民的資產實現自由流通、而國家金融體系管控下的金融資本市場仍然存在嚴重的扭曲，大量本應流向回報率更高的東部沿海大城市的資本，卻因為行政力量的扭曲轉而投向中西部搞不切實際的工業開發和新城建設。

2.1.3大城市的產生與地理因素密不可分

陸銘教授根據其前期研究，認為港口條件是大城市集聚效應產生的重要條件，在距離大港口半徑500公里的範圍內，集聚效應由近到遠逐漸降低，500公里以外則沒有顯著差異。

2.2集聚與城市集聚

2.2.1相關概念

從經濟學角度看，集聚是指資源、要素和各種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中趨勢和過程，集聚機制的作用存在一定慣性，它能夠通過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形成巨大的經濟效應。集聚一般分為人口的集聚和產業的集聚。人口集聚是指人口由分散的廣域空間向相對狹小的空間密集的過程。產業集聚就是某些產業在特定地域範圍內的集聚現象。相對於人口的集聚，產業的集聚是更加長期的過程。

城市集聚可以定義為各種經濟活動在城市中的集聚現象，這種集聚是在人口集聚和產業集聚基礎之上，同時，經濟活動的集聚又會導致基礎建設、社會活動、環境等方面的集聚，因此可以睡，城市是一個集聚體。

城市集聚即城市中經濟活動的集聚，必然會引起城市中其他方面活動的集聚，比如各種社會活動的集聚，基礎設施使用的集聚，環境污染等的集聚。

2.2.2從人口集聚角度看城市集聚

舉個例子，上海市在2000年的時候人口1600萬，當時做了一個規劃，預計2025年人口達到1800萬，不曾想僅僅四年之後的2004年，上海人口就達到了1800萬。從這個例子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城市的人口規模增長是迅速的。2019年全國共計新增人口467萬，其中新增人口排名前四的城市為杭州，深圳，廣州，寧波，新增人口數達30萬以上，從人口聚集角度來看，城市集聚的程度還是很高的。

歐美國家的城市化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城市化、都市圈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幾個過程。2019年我國大城市新增人口占整個新增人口的一大半，很容易看出來，我國已經度過了城市化的第一階段，進入了城市都市圈化的開始階段。未來幾十年的時間裏，大城市將強者恆強，一方面從廣大的農村和城鎮吸納人口，另一方面從都市圈之外的低能級城市吸納人口。

究其背後的原因：大城市和都市圈內部擁有更高能級的產業，高能級產業帶來高工資，高工資吸引高精尖人才，隨着時間的推移，人才聚集又推高了教育醫療水平，從而使得城市更加集聚。

2.2.3從經濟集聚角度看城市集聚

陸銘教授指出，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應該依經濟發展界定，人口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及城市發展呈現出明顯的經濟集聚特點——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紛紛興起，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羣規模也不斷擴大。之後，伴隨着知識溢出效應的不斷增強，經濟集聚現象也越發明顯，而集聚效應在我國城市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從製造業就業的空間分佈上看，我國總體存在向東部地區集中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有所加強；從人口流動角度上看，集聚效應還不斷推動我國人口和經濟活動向大城市的集中；而從高技術行業的地區分佈變化上看，我國高技術行業就業總體也存在着向東部地區集聚的發展趨勢。

經濟集聚效應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所發揮的作用很大，城市規模的變化會改變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結構與收入水平。實證研究發現，城市規模擴張中，不同技術的勞動者在就業中的受益程度是不同的，經濟集聚增加了低技能生活性服務業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同時，經濟集聚也使得大學生就業不斷上升，調查發現，大學生羣體向中低端服務業流動的趨勢也在逐年增強。但是，從城市規模對勞動者收入增幅的影響上看，大城市中高技能、高收入人羣的收入增幅顯著高於低技能人羣。

綜上，經濟集聚會增加該地區的就業機會，資源和技術的集聚也愈加明顯，地區的集聚力優勢更加突出，從而吸引更多具有競爭力的人才，出現人才的聚集，進一步擴大城市的規模。然後，雖然我國城市經濟也比較集聚，經閲讀《大國大城》以及相關微信稿，瞭解到中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胡煥庸線（璦琿—騰衝一線）。根據2000年中科院國情研究小組的研究，從胡煥庸線（璦琿—騰衝線）的東部集聚了中國94%的人口和96%的GDP，這一比重從1920年代胡煥庸線發現到現在，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這意味着，當我們討論中國的人口集聚的時候，其實可以把中國胡煥庸線（璦琿—騰衝線）左邊的整個西部忽略掉，我們討論的是胡煥庸線（璦琿—騰衝線）的東部。在這一前提之下，如果把中國的情況與一些歐美國家相比較的話，中國的經濟活動就過於分散了。

2.3城市集聚的分散力

由於人口和經濟活動集聚，出現了房價過高，交通擁堵，環境污染，人均收入差距大等分散力，抑制了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在《大國大城》一書中，陸銘教授認為，對於大城市的交通擁堵，不是因為人口太多，而是城市規劃的不合理和公共交通的不發達，不少國際大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香港等的城市居民出行交通選擇中一半以上會選地鐵出行，自己開車出行的人很少，陸銘教授認為地鐵等公共交通方式是解決城市交通擁堵的良藥，中國大城市的地鐵建設還遠遠不夠，未來應該實現城區500米範圍內就有地鐵站。

對於大城市的污染問題，陸銘教授認為城市污染與城市人口數量的關係並不大，真正造成城市污染問題的是城市的經濟結構，歐美大城市在歷史上也曾面臨嚴重的污染問題，後來通過工業的遷出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歐美大城市的環境質量已經得到大幅提升。陸銘教授進一步認為，大城市因為人口密度高，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更高，且人均能源消耗也更低，教授列舉美國兩個典型城市亞特拉大和洛杉磯，亞特蘭大因為城市人口密度遠高於洛杉磯，使得亞特蘭大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也遠低於洛杉磯，由此教授得出結論大城市高密度的居住方式更經濟環保，中國現在許多大城市所推崇的低密度街區規劃模式存在着許多問題。

所以，我國大城市集聚較一些發達國家目前還存在集聚不足的問題。

3 總結

中國正處於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在此階段必須十分重視城市的集聚性問題，對大城市集聚程度的分析不能僅從某一方面表述，而要儘可能全面的分析。從相關論述來看，經濟集聚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一個城市集聚程度，因此，城市管理者和決策者在對城市集聚性進行調控的時候，應當從構成經濟集聚性的指標着手，也就是説，通過改變經濟集聚性來促進或城市集聚。另外，在今後的發展中，城市政府應高度重視環境問題，設法提高城市環境集聚性，這樣的舉措，一方面可以改善城市環境，另一方面通過環境集聚調控城市集聚程度有較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