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學論文範例（新版多篇）

農學論文 篇一

一、代農學的成就

1、農書的增加

筆者對王毓湖《中國農學書錄》加以清點，歷代農書（從先秦至民國17年）共542種，現存的289種，遺失的253種（佚書中有輯本的10種）。其中清代農書有200種，佔全數的36.9%，但因清代時間距現在近，佚書較少，現存的有159種，則佔全部現存農書的55.01%。因《中國農學書錄》出版於六十年代，以後發現的農書不斷增加，估計全數肯定在千種以上，其中最多的當然是清代。以蠶桑類農書舉例，據王達統計，《中國農學書錄》未收的明清蠶桑類農書還有204種，內清代佔197種[1]，而《中國農學書錄》所收的清代蠶桑類農書僅30種，可見清代農書增加之突出。

清代農書的內容與清以前的農書比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獻蒐集整理方面如《授時通考》（1742年）是中國四大農書之一，同其他三部農書比較，《授時通考》是文獻蒐集最多的一部，計有427種之多，而《齊民要求》為157種[2]，《農政全書》為225種[3]，《王禎農書》最少，但以農器齊全為特色。《授時通考》引用文獻，體例嚴謹，少數幾個字也必註明出處，如“分地之利”註明《孝經》，“楛耕傷稼”註明《荀子》之類。而《王禎農書》和《農政全書》的引文常有脱漏，至於其他農書摘錄前人文獻，不注出處或張冠李戴者更屬比比皆是。又，《授時通考》將農業上的某個項目的歷代文獻都彙集於一起，便於後人的查檢研究。如谷種篇抄錄了16個省233個府、州、縣的明清方誌中水稻品種3429個（包括重複），無疑給後人研究以極大方便。

再如《廣羣芳譜》（1780年）是補充明·王象晉的《羣芳譜》（1621年）的集體編著，《羣芳譜》是十七世紀初的一部植物學兼農學鉅著，體例沿用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在國內外植物學界有很大影響，但《羣芳譜》也有不足之處，是所謂“略於種植而詳於治療之法與典故藝文”（《四庫全書》提要），清·康熙認為“比見近人所纂《羣芳譜》，蒐集眾長，義類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祕府藏帙，捃摭薈萃，刪其支宂，補其缺遺”（康熙《廣羣芳譜》序）。王象晉以一人之力，寫成《羣芳譜》，難免疏漏，經過汪灝等人的集體對原書的訛誤錯漏加以更正，又刪其宂文，增加許多新的內容。並用“增”字標明系新增內容。“原”字表明為《羣芳譜》原文，體例謹嚴，新增內容多，不啻為一部新著。

《授時通考》和《廣羣芳譜》都是集體編寫，又依賴皇家所藏圖書，自有其便利條件。但即使一般的農書，也有不少是文獻訓詁超過前人的。《江南催稻課耕錄》是李彥章為了推廣早稻而寫的論證擴種早稻的優點和可行性，他從“早稻原始”、“早稻之時”、“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種”、“江南早稻之種”等十個方面，蒐集了歷代有關早稻的文獻，展開論證，其方式類似現代進行某項研究或設計時，必先提出可行性論證一樣。以“各省早稻之種”為例，共蒐集了南方9省81個府州縣的早稻品種（及其特性描述）共數百個，遠非宋代《禾譜》46個品種，明代《稻品》36個（包括早中晚稻）品種所能比擬。

又如程瑤田的《九穀考》（17世紀末）和劉寶楠的《釋谷》（1840年）是將訓詁與農作物相結合的著作。《釋谷》特詳於水稻的考證，可説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證論文。《九穀考》則詳於黍、稷、粱、秫、穄等各種古代糧食作物的考證，稻不及《釋谷》詳盡。這兩篇論著是治中國穀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參考書。

清代農書內容方面的特色是實用操作技術的豐富、詳細，覆蓋面擴大，超過了前代。舉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術，複種指數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論和操作技術，施把技術，良種繁育、園藝、造林、蠶業、畜牧獸醫、漁業、農產品貯藏與加工以及農具、農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別是出現了不少地方性農書，超過了宋元明時期。一般綜合性的農書所記技術雖很豐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農書則所述都是各地的實際情況，其操作技術切實可行。清代地方性農書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區稻桑農業生產的張履祥《補農書》（1658），反映江西撫州地區農業的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1903）和奉新地區的劉應棠《梭山農譜》（1717），江淮地區的包世臣《齊民四術》（1849），四川農業的張宗法《三農記》（1760），廣東農業的屈大均《廣東新語》（1699），山西新陽的祁寯藻《馬首農言》（1836），陝西關中的楊屾《知本提綱》（1747）和《修齊直指》（1755），山東沂州的蒲松齡《農桑經》（1765）和丁宜曾《農圃便覽》（1755），浙江金華的胡煒《胡氏治家略》（1758），江蘇上海的姜皋《浦泖農諮》等等。地方性農書中有高度理論概括的如《知本提綱》中的施肥“三宜理論（時宜、土宜和物宜），是歷代施肥經驗的集中總結。《補農書》中的看苗色施肥經驗，可説是營養診斷的萌芽技術，這一技術始於明代的《烏青志》。

清代農書的另一特色是專業性農書大量湧現。其範圍除農作物外，涉及花卉、蠶桑、果蔬、牧醫、蟲害、氣象、水產等，而以蠶桑及花卉的專書佔最多數。蠶桑專書的大量問世，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清代花卉專譜以蘭花最多，歷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類是雅俗共賞的，而蘭花則偏於文人的欣賞。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壓抑，國想上趨向避世，因而把愛好轉向深山邃谷的幽蘭。清代出現好些治蝗專書，反映了蝗災的猖獗。氣象與水產專書也較前代為增加。

2、農業技術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約六千萬，基本上與西漢時最高人口數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歷史上未有過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種抑制人口增長的因子，使人口猶如脱疆之馬，從康熙時的二千多萬猛增至乾隆後期的三億，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億，而耕地的增加遠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導致人地比陸續下降，從明·洪武廿四年（1391）時的14.56畝/人，下降到康熙時的5.5畝/人，到道光時只剩1.65畝/人[4]。正如趙翼詩所詠的：“只為人多覺地褊，一人一畝尚難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復高談古井田！”，“海角山頭已遍耕，別無餘地可資生。只應鈎盾田猶曠，可惜高空種不成”。[5]

由於人地比不斷下降，儘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圍墾、開發海島和海塗，大量無地流民通向邊遠山區毀林開墾，擴種玉米、甘薯、馬鈴薯等高產糧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這樣龐大人口增殖的物質能量——糧食生產的重擔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上，而單產提高的最有效途徑是增加複種指數，把一畝田當兩畝用，在一年365天內完成單種時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勞力充裕，不論什麼措施需要多大勞力都不成問題，出現“糞多力勤”這種中國特有的集約勞動原則。南方中稻麥兩熟的太湖地區，要求用人力的鐵搭（齒鋤）“墾倒極深”，“多下墊底”（基肥）。冬季的麥子油菜則要求起壠，經常清溝排水，很費勞力。北方旱地耕作則要求“轉耕”：“初次淺，次耕漸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於二耕，五耕反而同於初耕。古曰轉耕”。[7]

清代的雙季間作稻和連作稻在廣東、福建、廣西、湖南、川南盆地、贛南、漸東南等地都有相當的面積。雙季稻一般可比單季稻增產五成以上。《廣東新語》還提到在雙季稻之後接種油菜、煙草、甘薯、藍、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於耒耜，則一年有三熟之稻”[8]、麥、稻、稻的一年三熟不僅見於閩廣地區，也曾個別推進到長江中游，如同治《江夏縣誌》即記有早稻於割麥後插，晚稻於早稻後插的麥–稻–稻一年三熟。由於康熙着力推廣早熟御稻，雙季稻在18世紀後期曾推進到江蘇裏下河地區（北緯33°）

旱地作物方面，山東、河北、陝西關中出現二年三熟制。間作套種形式多樣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麥豆間作、糧菜間作、稻豆間作、稻肥套作、麥棉間作、桑菜套作等。陝西三原地區更創造出兩年十三熟的菜糧間套作技術，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蘿蔔、蒜、藍、粟、麥等，可説是達到了北方旱地複種技術的高峯。在人口壓力下，清代後期的林則徐、李彥章都亟力提倡擴種早稻，李彥章在《江南催耕課稻編》中引經據典，蒐集地方資料力陳早稻之利，林則徐為之作序，也大力主張把福州的雙季稻推行到江蘇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識分子則試求恢復西漢《汜勝之書》的區田法，打破常規的產量水平，是中國式的高產試驗法，以潘曾沂最為積極，他於道光八年（1898）親自在潘姓義莊田裏試行水稻區種法兩年，獲得豐收，於是用白話寫成《潘豐豫莊本書》詳列區種法32條。其實這些技術也完全適用於一般水田。這本書代表了清末有系統的水稻豐產技術指導手冊。受潘曾沂的影響，以後陸續有關於區田種法的農書和圖解問世，直至民國時期，還有人試種區田豐產水稻。

二、清代農學的問題

1、農學理論的成就和停滯

清代農書在農學理論方面較之前代有不少發展。遠的勿論，從南宋陳旉《農書》起，陳在理論上的貢獻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壯”的觀點，批駁了歷來認為的“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觀點，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壯矣”。陳旉的理論着重土壤肥力一個側面。明·馬一龍的《農説》則進一步用陰陽兩種“氣”的發生、斂息、相互消長關係進行論證水稻栽培技術的正確運用，達到水稻的完好生長。所謂陽以陰化，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綱》（1747年）中，作者楊屾進一步從更為宏觀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帶”的視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則天時始可乘；識五帶之分，則地利始可盡矣”的觀點。楊#屾除了繼承陰陽理論以外，又融入“五行”，陰陽五行雖早盛行於漢，但楊屾這裏是以天、地、水、火、氣為五行，天、土、水、火稱“四精”，氣則為“精之會”。他把五行結合到耕作、播種、密度、耘鋤、施肥等具體環節中去，而以“氣”的消長盛衰貫通之。他把人食穀物、肉、菜、果等理解為採五行的生氣，才能維持人的生命代謝，而把人體排泄的糞尿理解為“五行生氣”的“餘氣”。所以這種餘氣才能滋養和禾苗。這種思想實際上已經接近於營養元素的概念，幾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學知識和化學元素的分析，表達而出來而已。所以楊屾的理論顯然較陳旉的“地力常新壯”和馬一龍的“陰陽化生”又深入一層。這種陰陽五行觀從歷史的縱向方面比較，雖然又有進展，但從同時期西歐的認識水平橫向地比較，則暴露出它仍停滯在抽象的哲學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釋指導農業生產，只能妨礙通過科學的實驗觀察，解剖生物學的過程，以進一步瞭解動植物生長髮育的本質及其和自然的新陳代謝關係。這種理論上的停滯，有其客觀的歷史社會原因，其後果是造成中國科學技術與西方的差距，難以在短期內縮小。

2、重文輕理的加劇

如果説中國歷史上一向重文學輕科技，到清朝則更是變本加厲。漢、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國科技知識的高峯，居於同期世界領先的地位，也有過若干低谷，但清代則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學習西洋科學，卻並不在知識階層提倡學習西洋科學，反而實行嚴酷的政治鎮壓和大興文字獄，把知識分子驅逼到遠離政治的文字訓詁之路上去雖然訓詁之學在清代大放異彩，科學技術則一落千丈。因為輕視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發明創造也得不到記載推廣，往往只能從一些筆記散文中偶然窺見一些敍述。如《閲微草堂筆記》中提到有一個人曾發明一種能連發28發的“鳥銃”：“火藥鉛丸藏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牡牝，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隨之並動，石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9]發明者本擬將其獻給軍營，但被人訶責：“上帝好生，汝如獻此器，使流佈人間，汝子孫無噍類矣。”於是不敢獻而失傳。西洋的機關槍是德人馬克西姆於1883年發明，遲於上述28發鳥銃一百多年。這個例子説明即使民間有什麼創造發明，其命運只能是自生自滅。

另一方面，在封建農業的結構中，一家一户的小農以及大量的僱傭農民，他們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靠祖祖輩輩的傳統經驗和自身種田的體會，可以應付正常年份的生產，思想上習慣於按老經驗辦事，生產上對科學技術缺乏要求，使得農學的發展缺乏動力。

現代的實驗農學植根於科學技術，清代的科學技術既然遭到壓抑輕視，又缺乏推動力，就不可能從經驗農學擺脱出來向實驗農學發展。

3、生物科學落後對農學的影響

生物學是農學的基礎，沒有生物學的領先，農業技術的創造改進只能停留在感性階段。生物學的發展又依賴物理和化學。促進生物學發展很重要的儀器是光學顯微鏡。只有顯微鏡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觀視野，看到肉眼見不到的細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兩塊凸透鏡製成複式顯微鏡的是德國的iner(1628年，即明·崇禎元年)，接着英國的e於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顯微鏡發現了細胞[10]，從此打開了瞭解動植物生命結構的奧祕之門。這對農業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中國在明末清初時已傳入西洋光學儀器，主要是望遠鏡，蘇州的人工磨製眼鏡，工藝水平甚高，是否曾試製過顯微鏡，不得而知[11]，即使曾製造出來，其命運也必同上述連發鳥銃一樣，否則，總會見諸應用推廣。

有了顯微鏡，引起生物學及農學飛躍進展的是對動植物兩性受精作用的認識。清代的農學恰恰從這裏開始落後於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國古代對兩性植物早有認識，如稱雄大麻為枲，雌大麻為苴，《齊民要術》還稱雄大麻的花粉為“勃”，認識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結實。但對於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見記述。明代傳入玉米，對於玉米的雌雄異花也只觀察到“花開於頂，實結於節”[12]而止。對於稻、麥、菽等作物的花器結構只有“稃”、“房”、“莢”等名稱，而不見雄蕊的花葯、花絲及雌蕊的柱頭、花柱等區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談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認識。這當然妨礙了對植物授精作用的認識，更不可能有雜交試驗的嘗試。而歐洲有了顯微鏡，rasius於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實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沒有獲得“花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reuter(1773–1806)通過人工授粉試驗證明，植物不能自己進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蟲採蜜（附帶粘帶了花粉）或風力傳送花粉而進行授粉[13]。他並且用顯微鏡觀察花粉粒的結構，指出花粉有兩層殼，當花粉掉在雌蕊柱頭上時，他看到有些物質從花粉粒中逸出，並推測是一種“油分”，這種油分同柱頭分泌的另一種“油分”混合，形成一種酸或鹼的鹽類，為柱頭所吸收，而進入花柱，到達子房，從而形成了胚珠。這是十八世紀時對授精過程的認識水平。Koelreuter還進行了一些雜交試驗，指出親緣相近的植物，容易雜交，親緣遠的不容易雜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發表的論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動物的精子，認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猶如動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樣的。由於這些先驅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據植物的雌雄蕊進行非常可靠的系統分類，並稱這種植物分類系統為“性系統”（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爾（Mendale,1822–1884）有進一步進行豌豆雜交，從事遺傳研究的可能。而我們從馬一龍《農説》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和宋應星《天工開物》中的“江南麥花夜發，江北麥花晝發”等非常表象的記述，而像這樣簡單的記述在其他農書或文獻中還沒有提及。從馬一龍到楊屾（16世紀至18世紀中）始終也陰陽變化闡釋栽培技術和植物生命過程而不涉及從開花至結實這一關鍵時期的細節。倪倬（1813）所著《農雅》仿《爾雅》作釋天、釋地、釋世界形勢等，仍舊在文字訓詁上打圈子而沒有新的發展，這都是與重文輕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顯微鏡分不開的。

動物授精概念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動物卵巢中的像細胞的突起，相當於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動物的受精過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輸卵管中獲得蛋白和蛋殼，哺乳動物的受精卵經過喇叭管（輸卵管）進入子宮，並在子宮中發育，二者是一樣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這兩個名詞即他首創[14]。ivig（1835）進一步指出受精卵的兩個核，一個來自雄性，一個來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觀察到精子鑽進了卵子，從而證實了Hertivig所認為的只有一個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觀點[15]。但是，我們試看清代學者是怎樣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紀昀（1724–1805）轉引他友人程魚門的見解説：“夫胎者，兩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時，陽精至而陰精不至，陰精至而陽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時有先後，則先至者，氣散不攝，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種，血如土膏，舊血敗氣，新血未生，乘生氣乃可養胎也”[16]。紀昀是乾隆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對於受精現象，同意了程魚門的見解，用陽精、陰精、氣三個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沒有任何實驗觀察。這種現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輕理帶來的必然結果。

植物營養概念清代突出的農學理論家楊屾，對於植物的營養總是先提出實際操作要求，比如怎樣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後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説中耕的作用是“鋤頻則浮根去，氣旺則中根深，下達吸乎地陰，上接濟於天陽”，“浮根不去，則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陰，上濟天陽，則子粒幹缺，所收自薄”。“穡得其時，則氣充而多脂；穡失其時，必氣淺而多滓”。我們可以將“天陽”理解為太陽的光合作用，“地陰”則是土壤的水分和營養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會，因為他到底還沒有光合作用和營養元素的具體內容。可是明末清初時的歐洲，Malpigihi首先提出葉片是植物製造“食物”的部分，由葉片再將製造的“食物”輸送到植物部分去，這有點像中國古書中的“膏”，也即楊屾所説的氣充而多脂。18世紀初s相信植物的各個部分都會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時綠色部分則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慶元年）即肯定植物是從大氣中獲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豐豫莊本書》（講水稻栽培很透徹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橫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氣不厚”，“腐草敗葉原是雨露的精華”等沒有具體物質的抽象概念上。可見缺乏生物學的知識，農學是無法提高的。

沒有顯微鏡，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細菌等，對於植物的發病現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釋。《天工開物》解釋稻瘟病是：“東南風助煖，則盡發炎火”，直至現在農民還叫“火燒瘟”。又懷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後，暮夜鬼火遊燒……凡禾穡葉遇之，立刻焦火”[18]。對照歐洲的et(1714–1791)曾長期觀察小麥黑穗病，1755年發表的論文確認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塵”落在籽實上所致，到1767年anag正確指出穀物的鏽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發現了菌絲（hypha）,但感到失望，因為他當時錯誤地認為真菌也應該有花、種子和芽，而他沒有找到，引以為憾[19]。

農學專業論文 篇二

1.課程內容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

當前中職學校涉農專業開設的課程主要是以傳授科學知識為主，而不是以提高學生的實踐技能知識為主。對於不同專業的學生，忽視了知識結構的層次性和差異性，課程內容沒有突出專業特色，沒有突出側重點。這樣既收不到好的教學效果，也影響了學生的職業認識。據學生們反映，課程中的內容聽起來都對，教師講的頭頭是道。但是，與職業、就業聯繫不緊密，真正走上工作崗位，仍覺得用不上。這種與職業就業聯繫不緊密的課程，在各學校課程結構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2．教學模式單一

現在許多中職學校教學中採用的方法主要是以教師為中心為主體的講授法，有的雖然採用多媒體課件教學，但由於製作水平限制，變成了文字和圖片的大量堆砌，反而導致師生之間的交流討論很少，學生以記筆記為主，基本無暇思考老師提出的問題，課程呈現方式呆板，無法使學生感興趣。

3．教學評價落後而單一

長期以來，農業中職教育課程考核的形式是限時筆試，這種考試形式並不能真正檢查和訓練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只能使教師面對考試成績表上的一片“紅燈”和逐年上升的不及格率，發出“學生一屆不如一屆”的歎息聲，使學生在消極被動的應付考試過程中，對課程的恐懼與日俱增。由此可見改革中職教育考試辦法，比較全面而又比較準確地進行評價學生的學習質量勢在必行。要找到一種評價機制，光明正大地給學生髮放畢業證書，讓學生理直氣壯地畢業，以成功者的姿態走向社會。

二、推進中職學校涉農專業教學改革的措施

1.轉變對中職學生的傳統認識

從學校、家庭和社會的角度上來看，中職學校學生是應試教育下的“差生”，大多因為學業不良而引發厭學、逆反、麻木、脆弱的問題學生，但從理論上來説，他們只是屬於考試不利羣體，是“後進生”，而職業教育是合格教育，不是選拔教育，完全可以擺脱傳統智力觀的束縛，用先進的教育哲學思想開創新思路、新局面。作為新形勢下的中職教育者，要理解個體差異，不為分數而煩惱，重新認識中職學校的學生，準確定位學生的智能類型，從關心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需要出發，多給他們鼓勵和引導，啟發他們智慧的潛能，激發他們求知的慾望和創造的熱情，讓他們充滿激情地面對學習，滿懷信心地面對生活，面對未來。

2.積極推進課程改革

2002年，國務院頒發的文件《關於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指出，要“積極推進課程和教材改革，開發和編寫反映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新方法，具有職業特色的課程與教材。”在科技發達時代，中職教育的理念、制度、內容、方法等必然要發生新的變化。要樹立先進的中職教育課程理念，就必須徹底解構傳統的課程理念，樹立適應中職教育發展的現代課程理念。從根本上改造學科課程，在教材中引進學生能理解的、與現代科學技術息息相關的一般原理和思想，使課程符合現代社會的要求，壓縮舊的內容，充實科技新內容，把現代科學、技術、文化的成果及時反映在學科之中，要把課程與學生的全面發展聯繫起來，並用系統的、科學的、全面的眼光看待學校的課程問題。

3.設置完善的課程教學內容

教材是教學內容的載體，擺在我們面前的教材，既不是真正客觀的學科內容的物化，也不是真正客觀的編著者意圖的外化，而是一種既包含學科內容，又包含編著者意圖，也包含其他未定成分的綜合體。隨着社會的進步，中職教育課程內容呈現出多樣化、實用化、個性化、職業化、綜合化的改革趨勢。新形勢下中職教材應囊括教學的目標、做人的道理、知識以及技能，中職教育課程內容的改革必須根植於工作世界的真實生活，也必需傳遞職業角色中的種種扮演活動。

4.改進教學設計與方法

現代教學論不僅要研究教師的傳授及傳授術，更要研究學生的接受及接受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主體在接受內容時有怎樣的不同，研究在不同的接受主體面前如何改進傳授。當然，更要研究傳授、接受什麼樣的內容。重視設計有效的課程形式來恰當地“轉譯”、“組織”、“傳授”各學科領域內有價值的課程內容，使之既能按學生的思維方式，又不失其知識的實質；既強調知識和學科基本結構在課程中的核心地位，又強調符合學生的認知結構。因此，在設計教學的過程中，應按照工作過程的階段組織實施學習任務。這樣，基於工作過程的授課的設計可以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體驗完成工作任務過程的基本結構，同時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5.採取靈活多樣的考核方式

農學專業論文範文 篇三

（一）突出學生的主題學習地位。

作為教育教學活動的對象，學生可以對教師的教學行為作出反饋，且該種反饋會直接影響教學活動的效果。但是，由於受到應試教育思想的影響，在教學活動過程，教師會把放在一邊，不去考慮他們的自主觀念、學習興趣、思考習慣及接受能力等，而是將學生當成知識裝載容器，不斷地向其灌輸各種知識，學生雖然可以獲得一堆知識，但是並未因此而得到能力、素質的提升，該種灌輸方式屬於一種“假高效”。所以，在構建高效課堂過程中，應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將學生作為教學主體，鼓勵他們主動地參與教學各環節，看展探究式活動、教學等，以發揮學生的潛能及主觀能動性。

（二）更新教師思想觀念。

教師要不斷地更細自己的教學觀念，並用各種先進的教育理論、教育思想來武裝自己，以引導課堂教學及支撐課改，並讓教師通過實踐與創新、反思與重建、學習與思考來構建教學觀念與自己教學行為之間的聯繫，自覺地將高效課堂作為對自己的要求。另外，要想更好地構建高效課堂，就應該把課堂還給學生，讓教師成為學生自主學習的知道者和引導者，而不是灌輸者，教師還應徹底摒棄“灌輸式的教學、教師一言堂”的教學方式。

（三）拓展教學內容。

傳統的教學下，課堂教學較為單一，通常將靜止的課本作為課程，教師只盯着課本、教材，逐字逐句地講解與分析，不涉及其他，致使課堂教學枯燥無味，這樣既背離了學生的需求，也弱化了學生學習農學的興趣，收效甚微，無法達到預定目標。新課程明確規定“要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動手能力及綜合素質”的要求，這就要求教師不可以照本宣科，應該根據新課標的要求，結合本地區發展、學生實際及社會發展，適時、適度、有效的進行課堂拓展。

（四）使用多種教學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1.做好發展創新工作：教師應依託教材，使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來引導、激發學生進行創新、發現，永遠給予學生新的刺激，不斷激活學生的大腦，開啟他們的思維之門；不斷拓展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做到舉一反三，獲得較好的學習效果。

2.結合實例討論、講解：課堂教學通常枯燥乏味，應結合針對性的案例進行講解，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所學知識，並快速接受所學新知識；另外教師還應結合具體實例讓學生廣泛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及看法，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的同時還能加深對知識的理解。

3.藉助多媒體手段：多媒體是一種新興的教學手段，可以生動地顯示教學內容，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多媒體技術的使用使得枯燥乏味的學習變得更加生動有趣，也給傳統教學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於發揮學生的主體認知作用，培養其主動探索的能力及精神；多媒體技術可以將形、聲、景、情集於一體，具有現場效應、近距效應、聲形並茂等優點，能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發揮其主體作用；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藉助評價、討論、交流等活動，督促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勇敢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以此來培養學生的實際解決問題能力及創新能力。

（五）重視課後的反思。

教育學家曾經説過“教師的成長是經驗加課後反思”。者説明課後反思非常重要，因此在每節課結束後，教師都應反思本節課的教學目標完成情況、教學目標實現情況及學生的學習結果等教學活動，通過課後對上述問題的反思，教師可以及時地對課堂教學的不足及經驗進行總結，並以此來調節下節課的教學活動。通過一次次的反思，教師會獲得更多的收穫就進步，長期下去，教師的教學水平會獲得極大地提升，進而為構建高效課堂提供了較好的動力支撐。

二、結語

農業科學論文範文 篇四

我國地域遼闊，地形地貌複雜，氣候類型多樣，決定了我國農業、畜牧業的多樣性和地域性。我省是一個農業大省，農業在我省的國民經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我省地處西南邊疆，氣候温和、雨量充沛、無霜期長，其特殊的地貌地勢及獨特的“ 體氣候”，具有多種農業資源，形成了以糧食作物為主體的煙、蔗、茶、油、蠶、蔬菜、水果、藥材、橡膠和花卉等為骨幹的生產格局。畜牧也具有種類多、數量大等特點。農業科學技術的進步，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農業信息都有着迫切的需求。怎樣從本省實際出發，發揮本省資源優勢，為農業發展和經濟建設服務。幾年來我們根據我省農業的特點，通過各種渠道積極開發雲南農業地方文獻資源，發掘雲南農業地方文獻資源的潛在價值，從而滿足我省農業發展對情報信息的需求。

1、雲南農業地方文獻的徵訂

首先把冠有“雲南”字樣的農業期刊訂齊，如雲南農業科技，雲南植物研究，雲南畜牧獸醫，雲南煙草等。對綜合性農業期刊和專業性農業期刊也儘量訂齊，並與全國300多家農業院校、農科院、各地州農科所建立了資料交換關係，這樣我館每年通過郵訂、內訂、交換等渠道徵訂的農業科技期刊近600種。通過《全國新書目》、《科技新書目》及新華書店、出版社的徵訂目錄訂購有關雲南農業的圖書，中國農業年鑑、雲南年鑑、雲南統計年鑑、雲南經濟年鑑等每年必訂，以保持其連續性。對出席有關農業方面學術會議的教師和科研人員帶回的各種會議論文以內部資料形式進行收藏。對我校教師、科研人員撰寫的專著、發表的論文進行專門收集。通過多年的努力我館的農業文獻特別是農業地方文獻已初具規模，自成體系，不僅豐富了館藏，而且己成為雲南農業文獻的中心，除為我校廣大師生服務外，還為省農科院、林科院、西南林學院，省煙草研究所、省情報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動物所等單位提供了大量的情報信息服務。

2、加強農業地方文獻的科學管理，充分揭示館藏

2．1有針對性的把分散在上百種期刊中的雲南農業文獻有效的提供給讀者是我館文獻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從 1979年開始我館定期從新到期刊中搜集農業科技文獻，共編纂館藏農業科技資料目錄21期。

目錄以題錄的形式展現給讀者，主要內容為生物科學和農業科學，農業科學中又分為農業基礎、植保、農作物、園藝、畜牧獸醫。每期報導文獻600餘條，共報導文獻近13000條。同時根據雲南農業發展的狀況和我校學科專業的設置情況編纂了館藏農業專題科技資料目錄11冊，共報導文獻7758條。專題目錄報導的文獻更具有針對性，如煙草行業是我省的支柱產業，每年我省和我校的科研課題中都有多項以煙草研究為對象的課題。為適應煙草科學的發展，我校成立了煙草研究所，開發了煙草專業，為滿足師生對煙草文獻的需求，我們編寫了煙草專題目錄三期共報導文獻2265條。

2．2為了發揮我館雲南農業地方文獻的優勢，更好地為我省農業服務，199l年我們進行了館藏《雲南地方農業科技文獻專題目錄》的編纂，本專題共分為中文圖書、農學、植保、園藝、畜牧獸醫5個部分，蒐集年代從1979—199l年。中文圖書部分共蒐集文獻300餘條，分散在近百種圖書中，這些圖書除專業性和綜合性農業圖書外有還有各種年鑑、省情、市情、雲南農業地理、氣候統計資料、各地、縣、市農業志，有中國近代農業史，民國時期墾殖資料，還有日本人寫的《始於雲南而延及老撾泰國的稻米之路》。這些圖書是研究雲南農業的重要歷史資料，其餘四部分共報導文獻2889條，其主要文獻源為雲南農業大學學報、雲南農業科技、雲南農業、雲南植物研究、雲南煙草、雲南茶葉、雲南畜牧獸醫等。專門雲南農業期刊中的文獻佔70％，其餘30％分散在近百種其他農業期刊、會議論文、學位論文、內部資料中。這套目錄我們除分發到我校各院、系、研究所外，還寄往全省各地州農科所，對到我校成人教育學院學習的我省各級農業領導幹部，我們也為他們提供目錄。根據目錄所提供的信息我校讀者在較短時間內就可以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獻，校外讀者也多次來函索取原文。

3、《數據庫》——地方文獻開發的現代化手段

隨着科學技術的不斷髮展和現代化技術在圖書館中的應用，為了展示我校建校以來教學、科研成果及學校發展概貌，學校決定進行《雲南農業大學科技論文、專著、成果、專利數據庫》（以下簡稱《農大庫》）的建庫工作。我校於1938年建校至今已六十週年，經歷了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半個多世紀以來學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給學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各頂科研成果的完成、專利的申報，為雲南農業發展作出了貢獻，大量農業專著的出版和科技論文的發表充分反映了我校在雲南農業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我校教學科研的水平和實力。《農大庫》已收集（到目前為止）我校作者在各個時期各種刊物上發表的論文2200多篇，專著（含公開出版的教材及校內自編教材）278部，參加各種學術會議交流的論文300餘篇，獲各種獎勵的科研成果368項，已被批准專利16項。

《農大庫》設有多個字段，各字段均為檢索入口，同時具有增刪、排序、統計、製表等功能。由於我校的各項科研成果都是以雲南農業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和專著也是反映雲南農業現狀和科學實驗的，所以《農大庫》也應該是雲南農業地方文獻的一種形式。《農大庫》的建立除可以為教師、科研人員提供科研信息外，還可以為學校領導的科學決策和科研部門部署工作提供依據。為

人事部門選拔幹部、考核晉升教師提供參考。可以發揮我校農業文獻和農業人才的優勢，在支農和扶貧中挑選合適人才為農民解決實際問題，做到人盡其用。同時還可以作為校史的內容對新生進行入學教育，使他們瞭解學校的發展歷史，樹立起熱愛學校，熱愛專業的思想，是學校開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之一。4 、結束語

農業科學論文範文 篇五

通過開展形式多樣的農藥科學使用知識等宣傳活動，營造全社會重視農藥安全使用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輿論氛圍。採取舉辦科技講座、召開防治現場會、展示病蟲綠色防控技術等多種形式強化農藥科學使用技術培訓，並以推廣當地主導產業、特色產業病蟲等有害生物無公害防治技術為突破口，深入普及農藥科學使用知識，指導農户科學用藥，把農藥對環境的污染降低到最低限度，不斷提高種植户科學、合理用藥水平，為市場提供綠色、無公害農產品。

2、根據防治對象科學選用農藥品種、劑型

各種農藥都有其防治範圍，超過這個範圍則無效。因此，在生產實踐中，防治病蟲等應根據藥劑的性能特點和防治對象科學選用農藥，才能做到對症下藥。如殺蟲劑中的胃毒劑對咀嚼式口器害蟲有效，但對刺吸式害蟲無效；殺菌劑中的硫製劑對白粉病菌有效，但對霜黴病菌無效。在防治病蟲害時，應儘量選用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或生物農藥。

3、選購或使用農藥時，要認真閲讀使用説明書，做到對症施藥

在正規門店選購藥劑品種，選購或使用農藥時，一定要認真閲讀農藥使用説明書，做到對症施藥。購買農藥時要看清標籤，不要購買標籤不清或包裝破損的農藥。使用農藥前應認真閲讀農藥使用説明書，如有疑問應及時請教農藥經營者或當地植保技術人員，務必嚴格按照農藥使用説明書標註的使用濃度和使用對象使用。

4、加強病蟲監測預報，適時用藥

選擇最佳施藥時期和施藥量，不要盲目混用農藥或連續多次使用農藥以及隨意加大施用濃度。在最佳防治時期用藥，可以用最少的藥量達到最好的防治效果。明確主要防治對象，並進行定點定期規範調查，及時病蟲等有害生物發生動態，是開展科學防治的前提。在做好病蟲等有害生物測報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開展高效、低毒、低殘留及生物藥劑試驗，篩選出適合當地生產實際的經濟、高效品種、劑型、用法和用量等，通過示範樣板，加快推廣。一般來講，防治害蟲在幼蟲低齡施藥最為適宜；使用保護性殺菌劑防治病害，要在發病初期及時施藥才能奏效。農民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是已經過了最佳防治時期才開始用藥，結果按常規藥量難以控制，不得不混用其他農藥或連續多次使用農藥以及隨意加大使用濃度，這樣不但增加防治成本、殺傷天敵、污染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量嚴重超標，影響食用者身體健康。

5、根據天氣狀況科學用藥

一般應在無風或微風天氣施藥，同時注意氣温變化。氣温低時，多數有機磷農藥效果較差；温度太高，容易出現藥害，嚴禁中午高温噴藥。颳風下雨天氣會使藥液流失，降低藥效，因此，使用農藥最好選擇內吸劑，其次用乳劑。

6、注意農藥安全間隔期和農藥包裝、廢棄物等回收處理，減少農產品和環境污染

農藥安全間隔期是指最後1次施藥到作物收穫的時間。施用農藥如未達到安全間隔期後採收，食用後會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所以應嚴格按照農作物的安全間隔期採收農作物。做好農藥包裝、廢棄物等的回收處理，是減少環境污染的有效措施。

7、防治病蟲害提倡輪換用藥，科學混用

長期單一使用某一種農藥，會引起病菌、雜草、害蟲等有害生物產生抗性，防效降低。隨着使用年限的延長，抗藥性逐漸增強，用藥量增大，防治成本加大。因此，提倡輪換用藥或採用混合用藥方式，以延緩抗性產生，穩定防效。

8、注重農業、生物、物理、化學等措施綜合運用效果，找準銜接點，發揮滅蟲防病整體作用

生物農藥毒性低，防治病蟲等有害生物不易產生抗藥性，且不傷害天敵、無殘留、安全係數高，不足之處就是成本較高、藥效較為緩慢。如蛋白農藥誘導植物產生免疫力、苦蔘鹼、BT乳劑、滅幼脲、農抗120、井崗黴素、春雷黴素等。應用誘蟲燈、防蟲網、誘蟲板、誘蟲器和創造有利於天敵生長繁殖的環境，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量和用藥次數，節約生產成本和減少污染。通過改善生產生態條件，創造有利於作物和天敵、不利於病蟲滋生的環境，增強植物自身免疫力，增加天敵數量，減少用藥次數，恢復生態系統自我調節功能，為市場提供豐富、優質、安全的農產品。

9、加快生產基地認證和種植技術規範推廣應用力度

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是適度規模生產經營的必然選擇，也是展示標準化、規範化種植的平台，做好生產基地認證工作意義重大。制定種植生產技術標準，規範操作，加強宣傳與技術培訓是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實現規模效益的保障。

10、加大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力度，強制生產者從事標準化、規範化生產

農業科學論文範文 篇六

本文選擇明清時期的農學家是因為，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農業達到其發展顛峯後處於停滯的時期，從清末起受到西方現代農學的衝擊，開始了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的融合和向現代農業過渡，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從人才的角度看，是從歷史上廣博的通才式的農學人才朝着定向的專業化的農學人才轉化的一個承前啟後的時期，其影響十分深遠。

一、明清農學家的地理分佈與成就

根據上述界定標準，本文共收錄了明清農學家72人，內明代26人，清代16人，其中71人的籍貫可以查明，不明者僅1人，他們的分佈如下：

江蘇21人，浙江18人，福建6人，山東5人，江西4人，安徽3人，直隸3人，河南2人，陝西2人，四川2人，廣東1人，湖北1人，貴州1人，山西1人。

可見明清時期的農學家絕大多數集中在江蘇浙江兩省，佔總數的54.92%，按東南六省計，則佔到總數的80.28%，農學人才的這種集中分佈，和陳正祥[1]及繆進鴻[2]的東南人才研究的分佈非常相似，只不過農學人才的數量很少而已。

這72名農學家的成就大小不一，各有特長，很難作概括的評述，但有兩個共同特點：其一是他們都非常熟悉農業生產實際，都有親身實踐的體會和經驗，他們孜孜以求的精神，很令後人敬仰，值得後人學習。第二個共同點是他們的知識結構都屬廣博的通才型人才，往往是擅長農業又兼及其他，或雖非專門研究農業卻對農業也非常熟悉，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理解，例如李時珍、[3]徐光啟、[4]宋應星等，不一一列舉。這裏產生了一種有趣的現象，即現代的農學家常常可以從前人的著作中發現一些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材料，但是專家的知識結構不能勝任對這些著作及其作者作全面的解剖和研究，以致每逢紀念某個科學家誕辰幾百週年的講座會上，常常聚集了數十上百來人，各自就其專業對前人成就的各個方面作出分析闡述，每個局部都放大了來看，整體卻看不見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專才和通才的矛盾，我們固然需要專才，但也要繼承歷史傳統，有更多的時代需要的通才。

再從這72名農學家的農學成就和水平來看，可以認為，“學歷”水平和成就水平有密切的關係，進士出身的如徐光啟（萬曆進士）的《農政全書》，馬一龍（嘉靖進士）的《農説》，王象晉（萬曆進士）的《羣芳譜》，吳其浚（嘉慶進士）的《植物名實圖考》，李彥章（嘉慶進士）的《江南催耕課稻編》以及舉人如宋應星（萬曆舉人）的《天工開物》，黃省曾（嘉慶舉人）的《稻品》、《種魚經》等，他們的特點是著作的內容廣博，取材豐富或理論闡述深入，代表並反映了中國傳統農業從理論到實踐的精華，對後世的影響較大，像《農政全書》、《天工開物》、《本草綱目》、《植物名實圖考》、《羣芳譜》等的影響已超出國界，世界知名。另一方面，“學歷”較低的農學家，他們的特點往往是長期家居，亦耕亦讀，是讀書識字的農業經營者，他們熟悉農業生產，自己即有躬耕田畝的經驗，他們所寫的農書都是傳統農業經驗精華，富有科學內容，如《沈氏農書》的一整套稻麥兩熟的經驗，《知本提綱》提煉出來的施肥“三宜”（土宜、時宜、物宜）的理論等，至今仍有重要意義。

二、明清人才集中於東南的原因

明清時期人才集中於東南的現象從唐宋就形成起來的，歷史上出現這種現象，通常解釋為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從而帶來北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等等。這種解釋當然是對的，但筆者以為還應該深入分析，比如，大量人口的南移不能只看成簡單的人力和智力加入到南方的人羣中，還應該看到他們從此和南方人婚配，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遺傳種質組合。這才是人才輩出的優生學依據。現代優生學指出，人的體力強弱和腦力智愚都是多對基因與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大腦的遺傳結構雖然是“先天”決定的，但還要取決於後天，包括從懷孕至兒童教養的環境條件的優化。《左傳》早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藩”的記述，[5]因為近親婚配會給隱性遺傳病（痴，聾，啞等）以表現的機會。近親結婚所生子女，其隱性病患者的百分比較非近親婚生子女高几倍甚至幾十倍，[6]所以人口的流動和遠距離的婚配非常有利於防止不良等位基因的組合而增加優良等位基因的組合。中華民族到秦漢時止主要是在黃河流域進行着頻繁的各民族的交融，這成為漢族的基礎。魏晉南北朝以後，在北方各少數民族和漢族繼續融合的同時，又開始了向南方的大遷移，最大的三次是晉永嘉之亂，唐安史之亂和遼滅北宋。儘管歷史上人口的融合和大遷移是以殘酷的戰爭，強迫羣眾遷移和無數的傷亡為代價，但不容否認，他們無形中為漢族種質的優化創造了條件。中國歷史上就有注意優生的事例，如漢武帝器重的馮勤是個身材高大的人，但他祖父是個矮子，他祖父有意為他父親娶個長妻，因而生下高個子的馮勤。[7]從智力很低的愚人到智力超羣的天才這樣大幅度的變異，多半是多對基因和環境的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人口的遷移和環境改善，確實在優生方面起了正面的作用，也減少了負面的影響。據統計，我國目前有智力不全的“傻子”約500萬，患各種先天性智力缺陷的兒童逾千萬，[8]聯繫到40年來我們把農村和城市的户口管理分開，導致城裏人和農村人通婚的人為障礙，從長遠看，是不利於種質優化的，應引起足夠的注意。

再從環境條件中最重要的營養條件來看，農業生產的穩定持續發展，是優秀人才成長的外部條件保證。北方以粟麥為主食，南方以稻米為主食，二者的差異不顯著，甚至單獨的粟麥營養還較稻米好些，但從綜合的營養結構來看，北方人的動物蛋白來源主要依靠牛羊和豬肉，人均消費水平很低，全靠大豆的植物蛋白質補充。東南人的動物的蛋白質來源則有豐富的海產和淡水魚類，加上豬、家禽等，消費水平高於北方，特別是魚蝦類的蛋白質最容易消化，又容易取得。中國曆來有食魚使人頭腦聰明之説，英國自古亦有魚是智慧的食物的諺語，可能是長期實踐觀察的印象體會。

稻米的蛋白質含量雖然低於粟麥，但稻米蛋白質的消化率高，而且稻穀的單位面積產量潛力遠高於粟麥，習慣上所説的東南“魚米”之鄉很好地概括了東南膳食結構的較為優越，加上單產的優勢，既養活了更多的人口，又保證了優質的膳食結構，這是東南人才特別集中的物質基礎。

三、歷史回顧看農業人才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時期雖然出現了較前期多得多的農學家和農書，農業生產技術也達到其發展的高峯，但由於統治階級對農業的加重盤剝，人口在清中後期又迅猛增長（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達4億），耕地開闢遠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導致人地比陸續下降，從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時的14.56畝/人，下降到康熙時的5.5畝/人，到道光時只剩下1.65畝/人，[9]農業生產雖然一再努力增加複種指數，圍墾洞庭湖、珠江三角洲等，仍有大量無地農民湧向邊遠山區，焚林開荒，造成“只為人多覺地偏，一人一畝尚難全”和“海角山頭已遍耕，別無餘地可資生”的境地，[10]農業生產又沒有外源能量的投入，最後只能走向滑坡。而從農業本身來看，由於清朝的嚴格閉關自守，斷絕了西方近代科學的輸入，暴露出傳統的農學仍停留在抽象的哲理思考階段。如以陰陽、五行、氣的消長解釋動植物的生長髮育，對於西方18世紀以來興起的生物學、遺傳學、化學等與農學密切相關的實驗農學進展毫無所知，就是同明治維新以前同樣和於封建社會的日本江户時代相比，也顯現出在傳統農業方面有被日本趕上之勢。[11]日本則到19世紀中後期（1868）開始了明治維新，從此更拉開了兩國農業方面的差距。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中國自古以農立國。為什麼在重農政策的號召下，農學家如此稀少。明清進士共51090人，[12]而進士出身的農學家僅14人。本文收錄的農學家標準很寬，500多年中一共也只得72人。這許多進士都幹什麼去了，統治階級選是政治性的，讓他們擔任各級地方官吏，作為統治的骨幹力量。在重文輕理的指導思想下，整個封建社會的科學技術人才的總量已經很少，其中從事農學的自然少之又少。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農業，各級地方官吏的職責是勸農督農，即使是勸農負責的官吏，無非是以“父母官”的身份，做到注意興修水利，勸農有方，並不直接從事農業研究，像北魏賈思勰，元王楨等人，可説是鳳毛麟角。《齊民要術》序中列舉了漢代勸農有方的官吏，一一點名，也不過11位。[13]還有不少的官吏恰如王楨所説的“今之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驕奢為事，不知己之日用，寸絲口飯，皆出於野夫田婦之手，甚者苛斂不已，剝削脂膏以肥己，寧肯勉力以勸之哉？”[14]農業和農民的地位如此低下，農民若要改變自己的地位，唯有走“學而優則仕”這條道路，封建社會這種“重農”實“輕農”的政策，不僅影響農業社會農學人才的成長，而且它的殘餘影響異常深遠。清末海禁被西洋的船艦大炮轟開，農村破落，農業衰敗大暴露，維新派人物在謀求富國強兵之道時，終於從中外對比中認識到農業的重要。內容之一即是呼籲重農，如梁啟超即指出：“今之談治國者，多言強而寡言富，即言國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農，捨本而逐末，無怪乎日即於貧，日即於弱也。”[15]張謇也有類似説法，[16]不俱引。梁啟超還指出，秦漢以後，農工商與士走上兩條不同道路，士變成不辨菽麥，農民則不識一字，形成了“學者不農，農者不學”[17]的局面，這是封建社會重文輕理的必然結果。

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簡單的説，首先是依靠機械化，以取代畜力人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入工業生產，其次是依靠工業生產，提供化肥、農藥、殺蟲劑、塑料薄膜等，增加外源能量（石油）投入，以取得更多的產出，三是通過遺傳育種，不斷培育出新的品種，以適應機械化、化學化的要求。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前提是發展教育，特別是普及義務教育，知識型的農民才能接受科學知識，經營現代農業，知識型的農民轉為工人，便是知識型的工人，所以普及教育是資本主義（及現代農業）發展的基礎。

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至今已120餘年，中國從1893年至今也近100年，在此期間，中日各自都經歷了很大變化，唯一不同的是，日本始終重視教育不變，中國則始終沒有把教育放在首位，明治初年（1873）日本男女受過義務教育的佔28%，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義務教育的普及率已達92%；而中國的辛亥革命時（1911）的國民識字率只有15%，甲午戰敗後中國賠款白銀2億兩，明治天皇説，這筆錢一點也不許瞎花，全部用來辦教育，辦國小，就是在偏僻的農村也要辦一所像樣的國小，就這樣，日本靠這筆錢奠定了教育的基礎。[18]到1950年時，日本每個國小生的教育經費為5000日元（約人民幣200元），到1978年增至397000日元（約合人民幣15800元），增加了80倍，國小教師中大學畢業生在1950年時只佔0.3%，到1977年上升到42.7%[19]。目前日本農民的文化水平（1987）是：大學佔5.3%，高中佔74.8%，國中佔19.4%。我國目前農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國中學生佔農村總人口的6.1%,高中生佔1.2%，1989年分別下降為3.56%和0.024%（由於流失率很高），1990年統計，全國文盲半文盲仍有2億，多數集中在農村。[20]儘管我國農村高等院校現已有52所、農科在校大學生高達9萬多人，但按每萬人口的農科大學生計算，只得1.2人（大學生為18.8人），而日本每萬人口的農科大學生為53人（大學生為205人）。[21]

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而不相應普及農民的教育，正日益成為農業現代化的瓶頸。我們要清醒的看到，歷史上東南人才輩出這一現象，果然有貢獻巨大的一面，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但決不可自我滿足，要知道這些人才的產生是建立在80%以上是文盲農民的基礎上取得的，它適合封建社會的政治結構和文化意識形態。而今天的世界已進入信息社會，工農業生產和任何商品經濟競爭，説到底是全民智力水平的競爭，如果我們今天已消滅文盲，我們的人才無論是數量或質量和我們的精神文明將完全是另一種模樣。滿足於低層次的勞務輸出，漂亮的時裝進口等等是不能進入信息社會的。通過日本120餘年來一貫重視教育而有今天的對照，在討論人才問題時如果不放在教育普及的天平上衡量，是容易迷失方向的。

註釋

[1]陳正祥：《中國歷史、文化地理圖冊》，1983，東京大學出版。

[2]繆進鴻：《長江三角洲與其他地區人才的比較研究》，《教育研究》，1991NO1。

[3]遊修齡：《〈本草綱目〉谷部的生物學和農學特色》，紀念李時珍誕辰478週年紀念論文集，1988年。

[4]遊修齡：《從大型農書體系比較試論〈農政全書〉的特色與成就》，《中國農史》1983年3期。

[5]《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前635年）。

[6]吳旻：《優生學》，《生物學通報》，1983年4期。

[7]《後漢書·馮勤傳》。

[8]餘紹華：《優生學與提高人口質量》，《生物學通報》1989年2期。

[9]樑家勉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第八章，農業出版社。

[10]清·趙翼（1727~1814）：《甌北詩抄》米荒詩之一。

[11]曹幸穗：《日本〈會津農書〉中的稻作技術》，《中國農史》，1986年1期。

[12]據繆進鴻統計，見《長江三角洲與其他地區人才的比較研究》，《教育研究》，1991NO1。

[13]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14]元·王楨：《農桑通訣》之四，勸助篇。

[15]梁啟超：《西書提要的農學總序》，《飲水室文集》卷四，中華書局1936年版。

[16]張謇：《請興師動眾農會奏》，《》二，307頁。

[17]梁啟超：《農學報》序。

[18]《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2月10日。

[19]FAO，《1989年生產年鑑》（中文版），1990年。

農業的論文 篇七

論文摘要：本文將從企業文化的角度概括論述現代企業管理中的經營理念，着重闡述了企業文化在農村信用社管理中的價值。 論文關鍵詞：企業文化 農村信用社 經營理念 一、何謂企業文化 什麼是企業文化？目前學術界對企業文化還沒有準確的定義，但從本質上講，企業文化實際上就是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活動中創造的具有企業特色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是研究企業生存、競爭、發展的科學，是企業的“靈魂立法”，對外是一面旗幟，對內是一種向心力。它的出現，標誌着企業管理從物質的、制度的層次向更深的文化層次發展，隨着市場的逐步規範和競爭的深化，競爭的方式、內容也表現為企業文化競爭。 二、農村信用社之企業文化 農村信用社是集體合作金融企業，本文就農村信用社企業文化粗淺的談一下自己的看法：農村信用社的企業文化主要包括企業價值觀、經營理念和發展目標，企業精神、行業風氣、服務規範、企業形象以及金融法制、制度文化和傳播文化、金融文藝等很多方面。農村信用社加強自身企業文化建設，不僅是對過去工作的總結和昇華，也是新時期戰略調整的理性選擇，農村信用社獨立運作以來，創造了許多值得好好總結的文化理念、管理思想、管理制度和行為規範，如以人為本、以農為本、以社為家、誠信合作等方面。這些都是對農村信用社企業文化建設的有力實踐和探索。對全員的思想和行為起到了很大的導向，凝聚、整合和培育作用，是農村信用社的靈魂工程、民心工程、動力工程和智力工程。 三、農村信用社如何走好企業文化之路 企業文化隨着市場經濟的變化規律，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內涵。因此在加強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要創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具體的説，分為遠期和近期目標。 遠期目標是建設“四個一流”的，具有“中國農信人”特質的長效型現代化農村合作金融企業文化。近期目標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認真總結、提煉、創造出農村信用社核心價值觀，將先進的企業文化建設與業務經營、風險管理、創優服務、轉換機制、改進作風等有機結合起來，下大力氣夯實基礎，增添亮色、整章建制、規範行為、重塑社魂，進一步提升經營和管理層次，提升工作質量和效率，提高經營效益和社會效益。 農村信用社企業文化建設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在具體的工作實際中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的有機結合。 1.將企業文化建設與規範員工行為、工作作風有機結合。樹新農信形象，創新農信精神文化。促進金融職業道德教育與企業精神教育的有機結合，並進一步創造一種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圍。採取統一培訓與崗位練兵、業務技術比賽相結合，培養大批熟練掌握現代金融知識及相關產業經濟理論和精通計算機操作及網絡管理系統的專門人才。並將服務用語、職業道德、職業紀律、崗位職責等一系列行為規範彙編成《員工手冊》作為廣大信合員工的行為準則，並在廣大信合員工中開展多層次、多渠道的融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於一體的文體活動，並抓好人生觀教育、敬業愛崗教育、反腐倡廉教育化無形為有形，達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境界。 2.將企業文化建設與業務經營結合起來。提速發展新業務，創新農村信用社物質文化。搞好市場定位：堅持以農為本、為農服務、與農共舞、與農共贏。呈現出“農信塔台、農民唱戲”共同致富的新農村建設的新氣象。 3.將企業文化建設與風險管理結合起來。提增品牌效應，創新農村信用社信貸文化，並以“敬業、誠實、守信、創新、效益”作為信貸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精神

農學論文 篇八

[關鍵詞]19世紀；日本；西洋農學；吸收

一、前言

明治10年代至20年代，在日本農業史上曾被稱作是“老農時代”。這是因為在這一時期，中村直三、奈良專二和林遠裏等老農在日本農業改良方面非常活躍。明治初年政府開始推行的勸農政策（西洋式大農業經營的引進）以失敗告終，傳統農法的改良得到提倡，這給他們的活躍提供了舞台。船津傳次也是活躍於這個時代的老農之一，但他的經歷卻極為特殊。

1832（天保3）年11月1日，船津傳次平出生於上野國勢多郡原之鄉（現羣馬縣勢多郡富士見村原之鄉）。在父親為村內農民子弟開辦的寺子屋[1]接受了“閲讀、書寫、珠算”等基礎教育，接着又在藍澤蓼園開辦的私塾學習了漢籍的素讀和俳諧[2]等。後來，他在思想上受到了來自中國古典著述和日本書籍的影響。1849（嘉永2）年開始學習和算，3年後得到關流的真傳。和算的學習誘使傳次平進入了合理性思維的世界。1857（安政4）年父親去世，他繼承了家業。父親開辦的寺子屋也由他接管，用於近鄉村民子弟的教育。1858（安政5）年被選為名主服務了3年，1867（慶應3）年再次當選名主，1879年（明治）兼任鄉里的總管和勸農官。[4][5]

船津家裏的耕地面積（1867年）是水田1反9畝，旱地8反7畝[6][7]，在村子裏屬於中等規模。傳次平很早就從事農業，接受父親嚴格的指導。他在農業改良上非常熱心，動了很多腦筋，進行了很多發明。例如在養蠶上發明了桑田簾伏法，在稻作上研究過水田土地改良的“底破法”。作為老農，他漸漸在附近鄉里出了名。

1877（明治10）年，被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作為人才發現了的船津傳次平來到了首都，成為內務省的科員。第二年3月，開始在駒場農業學校工作，負責本國農場的管理與本國農事的講義。在這裏船津與外國教師交流，向酒匂常明和橫井時敬等日後成為日本代表性農學家的學生們教授稻作和養蠶。[8][9]

1885（明治18）年8月，船津擔任甲部普通農事巡迴教師。翌年3月，正式調動到農商省農務局樹藝課，為推動日本農業改良而在各地巡迴作講演和指導。1893（明治26）年擔任西原農事試驗場的技手[10]，三年後升任技師[11]。作為民間出身者，他的晉升是個特例。1898（明治31）年3月，以罹病為由辭職，同年6月15日去世，享年66歲。[12]

正如上面所述，老農船津傳次平的經歷是非常獨特的。老農中的許多人是在野度過其一生的。與此相對，船津被發現後則步入仕途。另外，拘泥於傳統農法而排斥西洋農學的老農很多，而他對西洋農學則持友好的態度。他站在了傳統農法和西洋農學的結合點上。

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有二。一是考察日本近代農學形成過程中，老農船津傳次平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一是考察老農船津傳次平對西洋農學持什麼樣的態度。

二、駒場農業學校與船津傳次平

致力於實現日本農業現代化的明治政府，作為施政的一環，1872（明治5）年10月在內藤新宿設置試驗場。1887（明治10）年1月，在這裏開設農事修學場，2月開始授課。該校於當年12月遷移到駒場，成立駒場農業學校。1886（明治19）年與東京山林學校合併成立東京農林學校，1890（明治23）年演變為帝國大學農科大學，是現在東京大學農學部的前身。[13]

駒場農業學校的學生大多是士族子弟，一點農業經驗也沒有。教師全是英國人，對日本農業也是毫無瞭解，只是教授以英國農業為主的講義。關於日本學生首先必須要學習的稻作，他們不能教授任何東西。接替英國教師的德國教師也是一樣。酒匂常明和橫井時敬等所學到的稻作知識是由船津傳次平傳授的。[14]酒匂從該校畢業後，仍極大地得到船津的幫助，常常農業上有什麼疑問就去請教船津。他是“在實業上將老農船津傳次平”作為“師友”來仰賴的。[15]

1887（明治20）年10月，東京農林學校教授酒匂常明出版了《改良日本米作法》。這是由日本農學家撰寫的最早的農業書籍。翌年1月再版。酒匂在其自序中向船津傳次平表達了謝意，他説：“我希望此書能得到社會的好評。只所以做到這一點，是因為通過經常徵詢他的意見，聽他的話，自己變得有實力了。”[16]晚年，酒匂表明，在撰著《改良日本米作法》時，船津掌握的經驗知識給了他很大的幫助。[17][18]

關於稻作技術，如果把明治10年代的船津傳次平的學説和酒匂常明的《改良日本米作法》（明治20）年中的學説按不同技術分別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正如酒匂自己所認為的那樣，《改良日本米作法》利用了許多船津的知識。即使説是完全照搬了船津所講解的知識，也不算過分。只是在施肥技術方面，施肥方法自身雖然非常酷似，但在從分析化學的角度來説明肥料這一點上，是與船津大相徑庭的。在酒匂的説明中，“氮”、“磷酸”、“碳酸鉀”等專業用語頻出，釆用的是從其成分來説明各種肥料有效性的方法。這是從德國教師OscarKellner和MaxFesca教授學習到的方法。[19]

三、西洋農學與船津傳次平

船津傳次平的自然觀在日本人中是非常特異的。它是這樣一種自然觀，比起把自然看成是與人和諧的這種東洋式的自然觀來説，它更是大大接近於將自然看成是可以克服的對象的這種西洋自然觀。《中庸》中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樣有名的文言。“率性”一般訓為“性にしたがう”，但江户中期的思想家太宰春台訓為“性にひきいる”，船津接受太宰的觀點，更獨自將“性にひきいる”解釋成“將動植物的品性向有利於人類的方向轉化”，認為人類理當將自然改造得更合適。[20]這與老農林遠裏（1831～1906）等主張絕對地看待自然，農業也必須順從“天理”的觀點正相反。[21]

具有西洋自然觀的船津在駒場農業學校可以融洽地同英國教師、德國教師，還有學生交流。他不僅教他們日本農業，反過來也不忘記向他們學習。受影響最大的是對肥料的看法。他正確地掌握了日本傳統肥料所具有的性質。通過經驗他了解到了什麼時候施什麼肥料葉片就會茂盛，或果實就會豐碩。但是，那些肥料中的什麼成分是有效的，他不知道。可以明快地解荅這種疑問的是西洋傳來的分析化學。他在駒場農業學校工作時汲取了那方面的知識。明治20年代，他在地方的講演中能夠傳達分析化學的知識了。例如在1888年舉行的講演中，他向農民解釋説：氮“富於使莖葉茂盛的養分”，磷“富於組織莖家的養分”，碳酸鉀多含組織根莖力表皮的養分。[22]1895（明治28）年在新瀉縣進行的演講中説：“作物施用有機物多的肥料則葉莖長得茂盛，（中略）這是因為它們是多含氮的肥料”。另外，船津在講演中又是引用在駒場農業學校和東京農林學校進行的實驗結果，又是使用“遺傳”、“細菌”等專業術語。[23]但是，他自身沒有做過與分析化學和遺傳有關的實驗。也許不如説是不會做。這些實驗已經遠遠地超出了他的能力。如果説到他做過的實驗，僅限於像種籾選種法的比較試驗（鹽水選與水選）這類簡單的實驗。[24]

四、結語

老農船津次平通過向農學家傳授經驗性知識而在日本近代農學的形成過程中做出了貢獻。同時，他也通過駒場農業學校時代的外國教師同僚和該校畢業的農學家而學到了西洋農學的知識。在講演等説明農業技術時使用了那種知識的一部分。

但是，即使是對西洋農學懷有好感的船津，也強烈反對在日本導入西洋式的大農業經營。他認為在日本這樣土地狹小又不規則的地方導入西洋式的大農具是不可能的，而且，粗放型的經營也不可能生產出養活日本人口的足夠食糧。他主張唯有集約式的小農經營才是最適合的。[25][26]

如果詳細地分析一下大量留下來的講演記錄，就會知道他對西洋農學的見識與他對農業技術的改良並沒有什麼聯繫。[27]西洋農學只停留在是一種知識上，沒有變成技術改良的方法。他所論述的農業技術是由經驗的積累而形成的。西洋農學只不過是扮演了説明那種技術的角色。他最重視經驗，反過來説，也強烈地批判“學者的論述”。[28]在堅持依據自身經驗這一點上，也許可以説他是典型的老農。（譯者：韓健平）

註釋

[1]“寺子屋”是一種私塾——譯者注。

[2]“素讀”指不去理解意思只照字面朗讀。“俳諧”指俳句——譯者注。

[3]“名主”江户時代作為村和鎮子裏的頭頭處理政務的人——譯者注。

[4]上野教育會『船津傳次平翁傳』，1907年，國立國會図書館所蔵

[5]「船津傳次平翁傳」、年代不明、船津傳洋平家所蔵

[6]“反”和“畝”是土地面積單位。“1反”是，300歩，約9·917公畝。“1畝”是30歩，約1公畝——譯者注。

[7]岡光夫：『日本農業技術史』，ミネル書房，1988，303頁。

[8]『船津傳次平翁傳』

[9]『船津傳次平翁傳』

[10]“技手”是技師手下的技術員——譯者注。

[11]「船津傳次平自筆履歷書」，年代不明，船津傳洋平家所蔵

[12]『船津傳次平翁傳』

[13]安藤円秀：『農學事始め』，東京大學出版社，1964，267～283頁。

[14]飯沼二郎：『農業革命の研究』，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85年，641～776頁。

[15]酒匂常明：『改良米作法』，再版，有鄰堂，1888年，國立公文書所蔵

[16]同上

[17]『船津伝次平翁伝』

[18]「船津伝次平翁伝」

[19]內田和義｢農學者酒匂常明と老農船津傳次平｣『2001年度日本農業經濟學會文集』，2001。

酒匂1888（明治21）年出版科學肥料書『日本肥料全書』（有鄰堂），1894年出版了全面改寫的增訂版。

[20]船津講述過下面一段話。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將“率”字訓為“シタガウ”，這是朱子學一方的觀點。在太宰學一方那裏，寫作“率者將也”，讀成“ヒキイル”。我贊同將“性”讀成“ヒキイル”的觀點。當訓成順從性的時候，就變成説也要順從動植物的性。（中略）訓成“率イル”，即是説使動植物的品性變得有利於人類。（『普通農事改良講話筆記』，新田見太忠太編集兼發行，1896年，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蔵）

[21]內田和義：『老農の富國論』，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91年，57～101頁。

[22]『農工商臨時雜報』，第十二回，京都府勸業課，1888年，國立公文書館所蔵

[23]『普通農事改良講話筆記』

[24]『巡迴教師農話筆記』，長野縣農商課，1889年，國立公文書館所蔵

[25]『日本農業技術史』，306～308頁。

[26]船津傳次平訂：『稲作小言』，秀明堂，1892年。

[27]｢農學者酒匂常明と老農船津傳次平｣

[28]例如，船津在下面這段話中這樣來反對學者的學説。近來青年學者的學説中有這樣的觀點：品質差等的東西收成高，優等的東西收成少，這是植物界的一般通則。這是錯誤的觀點。品質優等，收成也高的東西很多。至於差等的東西是不少的，可以播種柿子和梅子的核來看看。不僅收成少品質下等，而且樹的生長也不好。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可成上品者裏選育出收成高的東西。

Acceptanceof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in19thCenturyJapan

InCaseofFunatsuDenjibei,SkilledFarmer

AbstractAlthoughFunatsuDenjibeihadbeentrainedasafarmer,tsuDenjibeikeptcompanywithforeignteachers,andthereforehewasatthejunctionpointof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andtraditionalagriculturaltechniques.

Inthispaper,theroleFunatsuDenjibeiplayedintheestablishmentofmodernagricultural,hisattitudeagainstadoptingWesternagriculturalscienceisclarified.

農學專業論文範文 篇九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e-related specialt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make a discussion from professional settings，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determ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comprehensive quality training，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tudy，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alents training mod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higher occupation education.

關鍵詞：能力導向；人才培養模式；三農情懷

Key words： ability-oriented；talent training mode；feelings of the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peasants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3-0223-02

0 引言

自2004年開始，國家連續出台文件支持農業、農村發展，提高農民收入，“三農”問題成為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而中國傳統農業也正在向現代農業轉型，人們對農業生產的認知從“體力型”轉向“知識型”，擁有農業技能的人才無疑是轉型發展之必須。但是由於社會上涉農工作崗位單一，高校涉農專業的畢業生走向農業崗位後需要不斷深入基層，不僅工作辛苦，社會地位也不高，大多數學生都不願意報考涉農專業，高校招生時也不得不降格以求，並且考生及家長對農業和農業院校認可度低，農村與城鎮生源人數差距很大。除此以外，我國部分高校在涉農專業教育方面也存在“重理論，輕實踐”、“重考核和學歷，輕技能應用”的問題。如何構建以能力為導向的農業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更好地服務於地方經濟的發展是農業高職院校廣泛關注的問題。本文結合當前高職學院涉農專業人才培養要求，從專業設置、人才培養目標、理論與實踐教學體系的確定、綜合素質的培養、產學結合等方面進行探討，以期為農業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鑑。

1 國內外研究現狀及趨勢

1.1 國內研究現狀及趨勢 我國教育部、農業部、國家林業局《關於推進高等農林教育綜合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高等農林教育在實現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處於基礎性、前瞻性、戰略性地位。”要培養“面向農林業生產一線以及現代農業和新農村建設需要，深化面向基層的農林教育改革，培養數以萬計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懂經營、善管理的實用技能型人才。”因此，培養更多的熟悉並熱愛三農、具有服務“三農”意識的大學生是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高等農林教育的重要任務和責任。

服務“三農”意識的教育屬職業教育範疇，它除了培養學生必須具有服務“三農”的職業意識外，還應該關注學生的專業興趣培養，激發學生對涉農專業知識的學習興趣，基於興趣導向去自主學習農業專業技術，並對農業行業和自身的未來就業擁有信心和高昂的熱情。

服務“三農”意識的教育需要高校開設農業專業課程，通過專業教學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和培養。在國內關於此課題暫時沒有相關學術作品，根據國內文獻檢索，針對農村農業農民的情感教育，僅有《大學生村官情感教育問題探討》（姚琳2009）一文，文章提出大學生村官要樹立起尊重農民、熱愛農村、關心農業的基本感情。但是國內學者對提高大學生服務“三農”的意識、大學生基層就業等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吉林農業大學郭為民、王成章的《農業高等院校大學生服務“三農”意識培養》、北京大學張秋山的《農村籍大學生基層就業意向調研分析》、武漢交通科技大學李文濤的《論大學生基層意識的培養》等，分別研究了提高大學生服務“三農”意識、大學生基層就業問題及大學生基層培養意識的障礙問題等。

綜上所述，我國學者關於涉農專業大學生提高服務“三農”的意識問題研究較多，在關於如何培養涉農專業大學生服務“三農”的意識方面研究較少，亟待完善。

1.2 國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雖然西方發達國家關於此類研究甚少，但是關於對大學生職業指導、職業理想、職業生涯規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我國可以採納借鑑。在西方，職業生涯理論是慢慢形成的，期間與職業輔導的關係密不可分。美國是最早開展大學生職業輔導的國家，早在1908年，美國波士頓大學帕森斯教授就創辦了職業諮詢所，對每個入學的學生進行心理測試，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愛好、能力，從而確定專業和職業定向，便於在畢業前期確定擇業目標。而在日常的學習中由於學生確定了自己的專業和職業定向，就能夠有針對性地加強自身需要的某些能力，學會掌握職業發展策略，形成畢業輔導與日常規劃相結合，注重知識、注重能力。

2 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對涉農人才的需求

2.1 現代農業發展現狀 現代機器體系的形成和農業機器的的廣泛應用，使農業由手工畜力農具生產轉變為機器生產，使投入農業的能源顯著增加。現代農業保障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可持續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源產出率和商品率的有效途徑。

2.2 現代農業對涉農人才的需求 我國雖然農業發展歷史悠久，但現代農業發展相較於發達國家而言比較緩慢，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不夠。隨着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和農民素質的提高，培養一批具有實踐操作能力的現代農業人才至關重要。

3 基於能力導向的理實一體化涉農人才教育思路

發揮大學生的專業優勢、有效地引導大學生服務“三農”，從職業情感教育層面培養大學生到農村和農業戰線工作，具備服務“三農”的熱情、能力和素質，對大學生服務三農的熱情和素質培養，提出“一課程、一活動、一講座” 的理實一體化農科人才教育體系（見圖1）。

3.1 理論教育模塊――通過理論講學培養學生服務“三農”的意識 改變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三段式的學科教育為模塊式能力體系教育；由注重專業教育向注重素質教育轉變；由專業教育“一元化”向輔修制、雙證制的“二元化”轉變；由以教師為主的單主體向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雙主體轉變。要培養學生服務“三農”的專業理念，就應該在課程體系上進行優化設計，合理劃分涉農專業的必修課與選修課的教學內容和課時比例，必修課程，2個學分（1+1）。理論教育模塊（含農科專業課程和圍繞專業舉行的三農講座）佔1個學分。

該模塊主要針對全校所有專業學生設立，主要任務和整體目標是使學生學會查閲資料，瞭解當前“三農”問題以及國外農業發展對我國的啟示，培養全校各專業學生“關注農業、關心農村、關愛農民”的情感。樹立求真務實，特色鮮明，立足專業，服務三農的志向。

3.2 實踐教育模塊――培養學生服務“三農”的專業技能 實踐融入模塊（學校統一按生源地組織學生走進農村、瞭解家鄉的調研活動）佔1個學分。

本模塊以家鄉三農發展為立足點，瞭解家鄉農村環境，農業發展現狀，培養“熱愛家鄉，情繫三農”的情懷，樹立當代農業發展觀。

實踐教育模塊主要通過由學院組織的“走進農村，瞭解家鄉”大學生調研活動，進一步提升對家鄉新農村建設、產業狀況、農產品的供銷產業鏈、家鄉農產品的發展歷史、發展環境、未來發展前景的認識。如當前許多農業學院的特種動物養殖技術專業確立了“建立專業基礎公共平台，實踐教學實行分流，按模塊嵌入主要生產環節的人才培養模式和5+1的教學法模式”。中草藥栽培技術等相關專業形成了3+2+1的教學模式、雙循環漸進式實踐教學模式、多元啟動的二主二輔產學研結合教學模式與豐富多彩全園素質教育模式。農科經濟管理類專業實行了“融合式理論教學與開放式能力培養相結合的理論――實踐――理論――實踐”循環培養模式。

3.3 文化養成模塊――重點培養學生的“三農情懷” 通過“三農”宣傳陣地、社團、志願服務等形式，加強“三農”情景教育，深化對農村農業農民的認識，形成具有三農氛圍的校園文化；各社團組織一定數量的走進三農、服務三農的活動；開展多種形式的以三農為載體的志願者活動，培養“三農情懷”。①加強微博、空間等網絡媒體和紙媒等三農情懷宣傳陣地建設，宣傳三農政策、農業創業典型事蹟等。②通過農村社區志願服務，瞭解農村，加深對農民的感情，培養農村認同感。③通過校園文化活動農村農業農民題材選用，以文藝形式，挖掘三農的魅力，增強三農吸引力。④通過主題論壇、演講、徵文等，農業創業、農村工作典型事蹟宣講、認知交流。⑤通過三農主題社團建設，開展三農特色活動，培養自主能力，培養從事農村工作、農業創業的學生骨幹。⑥通過大學生科技創新、新苗人才計劃，引導學生思考三農問題，認識和探索發展規律，通過農業創業實踐，挖掘、孵化農業創業項目，培養骨幹。

3.4 以校、地合作為紐帶，實現產學結合 加大力度開展院校和地方合作，簽訂合作協議，充分發揮院校的人才、信息和科技等優勢，指派相關專業技術人員到地方實習和學習，如此不僅能夠為地方科技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相關專業技術人員也能夠發現地方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從而為高校樹立新的研究課題，推動院校的科研與創新。

比如在吉林農業科技學院百年的辦學歷程中，學院立足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的辦學宗旨，先後與吉林省的九台市、雙遼縣、郊河市、長春市雙陽區等十多個縣、市、區、鎮建立了院地合作項目對接，充分發揮學院教育培訓、科研開發與推廣等優勢，為地方經濟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獲吉林省政府校企合作優秀獎和吉林省人才優質項目二等獎。

4 結束語

隨着社會對人才質量要求的不斷提高，職業院校涉農專業調整成為了當務之急。目前我們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把專業調整與專業內涵建設結合起來，從而全面提高人才的培養質量。因此，在涉農專業建設過程中，必須明確專業建設的思路與方向，依託學校現有資源，充分發揮優勢專業作用，立足涉農產業，面向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制定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教學方案和方法，彰顯辦學特色，培養更多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實踐性優秀人才，較好地滿足就業市場變化的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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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學論文範文 篇十

參考文獻是説我們在論文撰寫的過程當中引用和借鑑前人的學術研究成果，在引用的地方要做標註用阿拉伯數字按順序的編著，然後在論文的末尾依次列出參考文獻。下面是學術參考網的小編採編收集的關於農技推廣論文參考文獻，歡迎大家借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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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論文 篇十一

“盜天地之時利”命題的提出

“三才”理論是在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長期的農業實踐的結晶，又反過來成為中國傳統農學的指導思想[3]。研究中國傳統農學，不能不接觸“三才”理論。賈思勰和陳旉農學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論。賈思勰説：“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入泉伐木，登山求魚，手必虛；迎風散水，逆坡走丸，其勢難）。”（《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在《齊民要術》中，這一精神貫徹到農業生產技術的所有環節中，集中表現為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則[4]。《陳旉農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如：“故農事必知天地時宜，則生之蓄之，長之育之，無不遂矣。”“然則順天地時利之宜，識陰陽消長之理，則百穀之成，斯可必矣。”（捲上《天時之宜篇》）具體到育秧，“欲根苗壯好，在夫種之以時，擇地得宜，用糞得理。三者皆得，又從而勤勤顧省修治，俾無旱乾水潦蟲獸之害，則盡善矣”（《善其根苗篇》）——“時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這正是“三才”理論在育秧上的運用。

陳旉在“三才”理論表述上除對前人的繼承外，也有所創新，集中表現在“在耕稼盜天地之時利”（“天時之宜篇”）這一命題的提出。“盜天地之時利”一語源出《列子·天瑞篇》：“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陳旉自號“全真子”，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屬於道家的《列子》的有關理念不足為奇；但不應把它簡單歸結為道家思想的影響或對前人論述的蹈襲，因為陳旉把它作為自己農學理論的綱領。石聲漢甚至稱《陳旉農書》為“以‘盜天地之時利’為目標的農書”。因此，我們應該從《陳旉農書》所載的農學和農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義。

“盜天地之時利”這一命題的“新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比“順天時，量地利”顯然更為積極主動，反映出一種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賦予的光熱資源和水土資源的要求。二是以前農書一般分言“天時”、“地利”，陳旉卻把它們合在一起，稱之為“天地之時利”，這是由於他認識到天時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陳旉農書》全書突出一個“宜”字，“天地之時利”或稱“天地之時宜”，也就是“天地時利之宜”。這個“宜”，反映了從實際情況出發，遵循自然規律的這一根本要求。“宜”與“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獲其“利”——這是一種符合辯證法的認識。

關於自然規律，《齊民要術》借用《淮南子》“勢”的概念，揭示了客觀規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性質[5]。《陳旉農書》對自然規律的某些根本特點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自然規律的一個特點是能夠重複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陳旉稱之為“常”和“必”，而把與之相對的偶然性稱之為“幸”；他認為，農業上遵循的法則應該建立在這種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求取其“必效”，而不應該把希望寄託在僥倖成功之上。他主張：“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圖苟徼一時之幸哉！”（《財力之宜篇》）又説：“古人種桑育蠶，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縱或得之，亦幸而已矣。蓋法可以為常，而幸不可以為常也。”（《蠶桑敍》）[6]

《陳旉農書》捲上屬於總論性質，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專題劃分的，稱為“十二宜”。這“十二宜”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主要講天時及其利用的，2篇（“天時之宜篇第四”、“六種之宜篇第五”）；第二類是主要講土地利用及耕作培肥的，4篇（“地勢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糞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第三類是主要講經營管理的，6篇（“財力之宜篇第一”、“居處之宜篇第六”、“節用之宜第篇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慮之宜篇第十二”），這在一定意義上是與“三才”理論的天地人相對應的。下面，我們分別進行一些考察。

“天時”及其利用

關於天時，陳旉指出了“時”和“氣”可能發生的矛盾，強調不能刻板地按照既定的時令安排農事，而要根據實際的氣候變化靈活加以掌握。書中説：

四時八節之行，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五運六氣所主，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蓋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其或氣至而時不至，或時至而氣未至，則造化發生之理因之也。

在這裏，“時”指時令，即所謂“四時八節”，“氣”指氣候的實際變化。陳旉不但對“時”和“氣”做出這樣的區分，不但對作物的生長髮育與時令、氣候的關係做出“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這樣的新概括，而且指出它們之間可能發生不完全符合的情況；這在中國傳統農學的發展中，大概是第一人。“時”在甲骨文中從“日”從“之”（甲骨文的“之”字從“止”在“一”上，“止”為足形，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現在的話説，就是太陽的視運動。太陽的視運動引起了氣候的季節變化。後來人們把“時”視為“氣”（指氣候，或各種氣象因素的集合）運行所呈現的秩序，這在當時是人們認識的一個極大的進步。按照氣候變化的這種時序性制定的歷法和節氣，即指時系統，人們也稱之為“時”。在我國傳統農學的發展中，後一種意義上的“時”的體系（指時系統）是以二十四節氣為中心的，它形成於戰國秦漢之際（同時還總結了與之配套的七十二候），漢代的歷法改革又使月份和節氣協調起來，使得這個指時系統更為完善[7]。《齊民要術》就是依據這一指時系統來安排農業生產的；由於月份已經和節氣協調起來，有時只需按月安排生產就可以了。這種“時”的體系是根據氣候的季節變化的一般規律而制定的，但它一旦形成，就相對固定起來，而實際氣候則因時因地而變化多端的，甚至會出現偏離常軌的情況。但在很長時期內人們強調的是“時”和“氣”一致的一面，以致把“時”和“氣”聯結成一個常用的詞[8]。一直到了陳旉才明確地指出了它們可能出現的矛盾的一面。

為什麼人們的認識會發生這樣的發展和變化，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地區性的因素。作為我國傳統指時體系核心部分的二十四節氣，反映了日地關係的變化規律，帶有普遍性，但它畢竟是在黃河流域形成的，其具體內容打上黃河流域氣候變化規律的烙印。中唐以後全國經濟重心逐步轉移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原來的以二十四節氣為座標基於黃河流域農業生產經驗的具體農事安排，已不能刻板地搬用到江南地區。二是時代性的因素。中國氣候在宋代進入一個變化較多的時期。根據氣候史專家張丕遠等人的研究，五代至宋中國氣候總的説來比現代温暖，但常常出現寒冷的氣候，也就是説氣候很不穩定，是典型的氣候“混沌”期；到1230—1260年間發生了突變，中國氣候從此進入了一個氣温較低、降水較少的時期。陳旉正是生長在這樣一個氣候多變的“混沌”時期，處於氣候突變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氣候有盈縮踦贏之度”，“陰陽消長有太過不及之差”，“其或氣至而時不至，或時至而氣未至”，氣候微小的變化都會對農業生產發生巨大的影響。因此，用刻板的態度對待既定的時令而不知變通顯然是有害的；正確的態度應該是靈活地對待時令。指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注意到這一點，才能真正從氣候的實際情況出發安排農業，把“時宜”落到實處。至於具體應如何靈活掌握時令，陳旉沒有詳細的論述，只是引用《尚書·堯典》指出，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驗之物理”。所謂“驗之物理”指以物候指時。即以物候校正時令中的農事安排。在沒有温度計、濕度計的古代，物候確實更能反映氣候的實際變化，從而能夠比較準確地把握農時；在實際的農業生產中，它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輔助指時手段。

如何利用“時宜”呢？最值得注意的是“六種之宜篇”的一段論述：

種蒔之事，各有攸敍，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尚何匱乏之足患，凍綏之足憂哉！（《六種之宜篇》）

在這裏，陳旉指出合理安排種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時宜”。上文已經指出，在《陳旉農書》中“宜”與“利”是相通的，因此，所謂“知時宜”，可以理解為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時”所提供的有利條件，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充分利用氣候資源（光熱資源）。《陳旉農書》給出的辦法是在“天時”所許可的各種作物的生長季節中，按照作物生長和收穫的順序，把耕地安排得滿滿的，使各種作物“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換句話説，種植制度的要義是充分利用天時地利，而“天地之時利”的充分發揮，又是以種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結合在一起的。

“相繼以生成”，無疑是指複種[10]；“相資以利用”則既包含複種，也包含間作[11]。《農陳旉書》“耕耨之宜篇”説：

早田刈獲才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歲計也。

這是包括稻麥複種在內的複種制度，其作用不但可以“省來歲功役”和以其收成“助歲計”，而且由於經過“耕治曬暴，加糞壅培”，改變水田長期漬水的狀態，具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功效——這既是“相繼以生成”，又是“相資以利用”。《陳旉農書》“種桑之法篇”雲：

若桑圃近家，即可作牆籬，仍更疏植桑，令畦壟差闊，其下遍栽苧；因糞苧桑亦獲肥矣，是兩得之也。桑根植深，苧根植淺，並不相妨，而利倍差。

這是把深根的桑和淺根的苧麻搭配間作，而達到兩“不相妨，而利倍差”的功效。這也是“相資以利用”的一例。

據此，可以説，“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是種植制度中複種和間作經驗的一種理論概括。間作是秦漢以來已經有的種植方式，以稻麥複種為中心的大田複種則主要唐宋以後發展起來的新的經驗。這種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在中國農學史上是空前的。《呂氏春秋》、《氾勝之書》、《齊民要術》都沒有談大田複種問題，唯有《陳旉農書》談了這個問題，並概括出精彩的理論。這是耕作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見在《陳旉農書》中，充分利用“天時”和充分利用“地利”是一致的，互為條件的，並與種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結合在一起。這種種植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天時”（氣候資源），又充分利用了“地利”（土地資源），真可謂“盜天地之時利”了。從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為什麼陳旉總是合起來講“天地之時利”。

“土宜論”與土地利用

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國古代人民在長期的農業實踐中對土地的認識逐漸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土壤學理論——“土宜論”和“土脈論”[12]。《陳旉農書》繼承了這種在先秦時代已經出現的理論而有所發展。

關於“土宜論”，《陳旉農書》的新貢獻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上面提到的，為了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能力，陳旉總結了間作和複種的老經驗和新經驗，提出在作物可以生長的季節裏，儘量不讓耕地閒置，要做到“種無虛日，收無虛月”；其二是提出了一個地區各類土地的全面利用規劃。下面，我們着重談談第二點。

“地宜”或“土宜”概念的內涵之一，就是按照一個地區內的不同土地類型來全面安排農業生產。《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齊民要術》不但強調因土種植，而且指出“山澤有異宜”（《收種第二》），應該安排不同的作物和品種：“山田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也。”賈思勰在規劃土地利用時，實際上也是有統籌兼顧的全盤考慮的。不過有關論述在《齊民要術》很分散，沒有形成系統[13]。陳旉《農書》則不同，他以專篇（“地勢之宜篇”）論述土地利用問題，給出了一個地區的比較完整的土地利用規劃，這個規劃完全是從江南具體的自然條件出發、從江南自身農業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它把各類土地的利用和水利開發和治理結合在一起，也體現了鮮明的南方特色。這在中國農書中是前所未有的。

陳旉在該篇首先指出，同一地區的不同土地類型，由於地勢和地形的差異，氣候的冷暖和土壤的肥瘠是各不相同的。“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傳所謂高山多冬，以言常風寒也；且易以乾旱。下地多肥饒，易以渰沒。故治之各有宜也。”接着，陳旉《農書》介紹了高田、下地和藪澤三類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概括説來，高田治理方案的要點是建造陂塘和加寬坵壟，實際上是建造可灌溉的梯田。易以淹沒的下地，修建“高大圩岸環繞之”，實際上就是圩田；灌溉不到的斜坡和邊角地也要加以利用：“可種蔬茹麥麻粟豆，兩旁亦可種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湖灘藪澤有兩種利用方式：一是每年芒種節大水過後湖灘搶種一季早熟的黃綠稻，即所謂“湖田”；二是在水面縛架為田，即“葑田”。作者接着引述《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一段而加以闡發，談到蓄水、防洪和泄水，重點是防洪和泄水，反映了南方稻田排灌的一些特點。有關記述比較清楚，論者亦不乏其人，毋庸細述。

在這裏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這些土地利用方式，是從江南地區的實際出發的，是江南地區農業經驗的結晶。江南地區沒有黃河中下游地區那樣廣闊的平原，這裏山林較多，水面較大。《齊民要術》雖然也偶爾談到“下田”、“高田”、“山田”等，但主體仍然是平野中的農田。但從《陳旉農書》看，這裏有山地高田，有易於淹水的低地，有湖灘藪澤，而高田治理方案記述尤詳；它所反映的應該是江南的一個丘陵地區。由於缺乏廣闊的平原，江南地區當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不能不向山區和水面擴展耕地。於是有梯田、圩田、葑田等土地利用形式的創造。繆啟愉早就指出，圍田和圩田起源於吳越時期的江南[14]。葑田也起源於南方，東晉郭璞的《江賦》雲：“標之以翠蘙，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應該就是對江南地區葑田的描述；它與《陳旉農書》把《周禮·地官·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是吻合的[15]。其實，梯田的起源亦與江南有關，江南起碼是其起源地之一。陳旉《農書》介紹的陂塘與高田結合的梯田模式，顯然不是北方農法的移植，而是從當地農業經驗的積累中發展起來的[16]。我國陂塘灌溉工程的起源不晚於春秋時代，首先出現在南方地區。漢代有所謂“陂田”，即憑藉陂塘灌溉的水利田；但在很長時期內，陂塘主要用於灌溉比較低平的田[17]。應該指出的是，江南地區陂田有悠久歷史，而且很早就在山上修築陂塘。如《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這裏講的就是陂田。又據《太平御覽》卷935引《吳越春秋》載：越王勾踐駐紮在會稽山時，發現會稽山上有上下兩處魚池[18]。這種魚池很可能是與稻田灌溉用的人工陂塘結合在一起的。即使它當時沒有用於灌溉，但當社會條件發生變化時（如人口增加，需要開墾山地），這種經驗的推衍，山區的陂塘遲早也會用於灌溉，從而產生梯田的。江南的這種梯田最早出現於何時，現在還難以確考，《陳旉農書》不過第一次記載了了這一事實而已。[19]

總之，《陳旉農書·地勢之宜篇》是對中國傳統土宜論的發展，而充分利用各類土地資源正是南方農法的一個重要特點。

“土脈論”與土壤改良

關於“土脈論”，《陳旉農書》的新貢獻主要也有兩點，這就是萬國鼎所稱“兩個傑出的對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則”：一是“土壤有多種，好壞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宜，都可以改造得適合作物生長”；二是“土壤可以經常保持新壯的基本原則”[20]。這些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我想強調的是，這些原則都是建立在“土脈論”的基礎上的，是對“土脈論”的發展。

在中國，“土脈論”思想始見於《國語·周語》，虢文公在他的一段議論中[21]提出了“土氣”、“土脈”、“土膏”等相互依存的概念。“土氣”指土壤温濕度的變化，水分、養分、氣體的流動的綜合性狀。“土膏”是指土壤中某種肥沃潤澤的精華之物。“土脈”則是指“土氣”或“土膏”有規律的博動和流通。人們把土壤看成是有氣脈的活的機體，是可以變化的、運動着的物質[22]。這種思想的提出意義十分深遠，正是由於認識到土壤及其肥力是可以變動的（實際上也是如此），人們才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干預使之向適合人類需要的方向轉化。《呂氏春秋·任地》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並總結了調節土壤五對矛盾性狀的“耕之大方”；《氾勝之書》“和土”的理論，王充“勉致人功，以助地力”的論述，都是建立在上述理念的基礎之上的，而《陳旉農書》的上述兩原則，也是這種理念的發展。

《陳旉農書·糞田之宜篇》説：

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埆，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惑苗茂而實不堅，當取生新之土以利解之，即疏爽得宜也。磽埆之土信瘠惡矣，然糞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實堅慄也。雖土壤異宜，顧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

這裏指出土壤的肥瘠差異是由土壤“氣脈”決定的，這種“氣脈”，可以理解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礎。陳旉認為，由於“氣脈”的差異，形成土壤的不同類別，而治理也要採取不同的辦法。這樣，陳旉就把“土脈論”與“土宜論”結合起來了。從中又引出按土宜施肥的思想。陳旉引證了《周禮》土化之法，提出“皆相視其土之性類，以其所宜糞而糞之，斯得其理矣。俚諺謂之糞藥，以言用糞猶用藥也”。

陳旉對地力遞減論提出批判：

或謂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語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當常新壯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地力常新壯”説。它是“土脈論”的合理延伸。試想，如果土壤性狀不是可變的，如果人們不能影響這種變化，“地力常新壯”又從何談起呢？所以，它與從《周語》、《呂氏春秋》到氾勝之、王充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同時又有超越前人的重大發展。這種發展，不但在於明確論述了“地力常新壯”的可能性及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而且在於這種論述清楚地體現了用地與養地相結合的原則。這正是我國傳統農業土地種了幾千年而地力基本不衰的奧祕所在；對於今天要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傳統農業改良土壤或改善土壤環境的措施主要有三：耕作、施肥和合理排灌。《陳旉農書》以前的農書，論述較多的是耕作措施。《呂氏春秋·任地》糾正地性狀偏向的主要手段是耕作。《氾勝之書》“和土”也主要靠耕作，即所謂“強土弱之，弱土強之”。王充改良土壤的辦法是“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已提出了施肥，但重點仍在耕作。《齊民要術》主要通過耕作達到土壤的熟化；當時肥料比較缺乏，除麻田和菜地外，大田很少施肥，一般依靠種植綠肥或禾豆輪作。《陳旉農書》也採用耕作和合理排灌的手段（如水旱輪作、冬閒田的不同耕作處理、稻田和秧田的合理的水漿管理、開溝烤田等）改良土壤，但重點是施肥。《陳旉農書》中關於施肥的內容十分突出。萬國鼎指出：

《陳旉農書》的篇幅，遠小於《齊民要術》（總字數為《齊民要術》的九分之一），但是《陳旉農書》用於肥料問題上的字數，顯然超過《齊民要術》，在《齊民要術》中，書前雜説有踏糞法，但不是賈氏原文；有《要術》本文中，若把引者古書的（主要是《氾勝之書》）除外，只有對於綠肥的強調很突出，除此以外，只有零星地偶爾談到施肥問題。但在《陳旉農書》中，不但寫了糞田之宜篇專論肥料，其他各篇也頗有談到肥料的，而且不是零星地談到，往往是具體而細緻的敍述。把這些敍述合併起來，不論字數或內容上都超過糞田之宜篇。它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到處顯示出對肥料的重視（引者按，陳旉的“地力常新壯”説強調的也是施肥），對於它有不少新的創始和發展。[23]

《陳旉農書》在肥料問題上的創新和發展，萬國鼎先生論之已詳，無須重複。我在這裏補充幾點：一，肥料的來源主要是生產和生活中的廢棄物（如“掃除之土，燃燒之灰，簸揚之糠粃，斷稿落葉”，“糞汁”，“滌器肥水”，“泔澱”等）或副產品（如“麻枯”等），體現了農業生態系統內的一種物質循環利用和對農副產品的多層次利用。二，肥料上的這些創新和發展，是從《齊民要術》到《陳旉農書》六百年間勞動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首先是江南人民生產經驗的總結。六朝以來，尤其是隋唐以來，江南人口增多，耕地相對不足，需要提高單產；同時，人們一面向山林水面擴展耕地，一面提高複種指數，發展多熟種植，同時，南方氣候温暖，雨水較多，土壤的肥分容易流失，亟待補充，這樣，對肥料的需求量就大大增加了。重視施肥、千方百計開闢肥源，成為江南農法的一大特點。三，由於重視施肥，不但增加了產量，而且培肥了地力，使人們對種地可以增產而不使地力下降充滿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作為“土脈論”發展的“地力常新壯”等理論正是這種經驗的結晶，是江南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進步的產物。

“三才”中的“人”與經營管理

作為中國傳統農學指導思想的“三才”理論，除講“天”和“地”以外，還包括“人”。這個“人”，一方面表現為對農業技術的掌握，即如何認識和利用“天時”、“地利”，《陳旉農書》中“治”字出現的頻率頗高，如“治田”、“治糞”“治苗”，並強調“治之各有宜”，這就是突顯了人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現為對農業生產的管理。在中國傳統農書中，前者一般融入講天時、地利、物宜等技術內容中，後者則往往有其獨立的存在。例如，《呂氏春秋》所載先秦農家言四篇中的“上農”，主要就是講國家對農業生產和農業勞動力的管理的。從《氾勝之書》起，《四民月令》和《齊民要術》等重要農書都包含了對私人農場經營管理的內容。由於中國傳統經濟史記述的“食貨”系列[24]中只着重講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或稱“官經濟”、“公經濟”），上述農書的有關記述保存了中國歷史上對“私經濟”的管理及其發展狀況的珍貴資料。對農業生產的管理是中國傳統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前有些研究中國傳統農學的論著有意或無意地把“人”學排除在外，是不夠妥當的；中國傳統農學絕非“見物不見人”。

雖然《齊民要術》及以前的農書已經包含了農業生產經營管理的內容，但《齊民要術》的有關記述是分散的，將有關經營管理的內容集中起來，以若干專篇予以系統的論述，在中國傳統農書中，《陳旉農書》是第一次這樣做。《陳旉農書》有關經營管理的專題，在捲上“十二宜”中佔了6篇，可見其份量之重。這些講述經營管理的專題是和講述農業技術的專題穿插在一起的，反映了作者“不能把技術和管理分開”的思想。“十二宜”中以“財力之宜篇”開篇，以“念慮之宜篇”結尾，這兩篇都是講經營管理的，尤其是“念慮之宜篇”，稱得上是全卷的總綱，陳旉拿它來做“十二宜”的“壓軸”。我們着重對這兩篇作些分析。

“念慮之宜篇”強調農業生產的計劃性。這是精耕細作農業的特點所規定的。因為精耕細作不但是增加勞動力投入，而且是在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採取適當的技術措施去爭取高產，農業生產與“天地”打交道，牽涉到方方面面，因此，需要用心思，有計劃地進行。春秋時代的鄭子產就已經説過：“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25]農功要有縝密的思考和計劃，其中包含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太平經》也指出：“比若耕田，得谷獨成實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26]《四民月令》被稱為“地主的經營手冊”，其中已包含了對農業生產的整體計劃和安排。《齊民要術》沒有專門談生產計劃的篇章，但書中處處體現了精細計算、統籌安排的精神。例如，把種植商品菜的農田選擇在靠近市場的“負郭良田”，菜田的佈局要考慮灌溉、管理和運輸的方便[27]；各種糧食作物安排在什麼地方，也有一個全局的考慮[28]。

陳旉繼承了上述思想和理論，他説：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農事尤宜念慮者也。孟子曰：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常人之情，多於閒裕之時，因循廢事，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念念在是，不以須臾忘廢，料理輯治，則日成一日，歲成一歲，何為不充足備具也？……

這裏講的有兩個要點：一是引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古訓，指出農業生產要預先作計劃。而且，這計劃是建立在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之上的。陳旉在《財力之宜篇》中説：“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圖苟徼一時之幸哉！”所謂“必”和“常”，就是陳旉對客觀規律必然性和重複性的表述。二是從事農業生產要專心致志，“念念在是，不以須臾忘廢”。宋代江南農業的發展使它具有比前代更為豐富的內容，併產生了比前代更為複雜的關係，例如，既要根據天時地利，合理安排各類土地的生產項目，又要合理安排同一地塊的間作複種，在這種情況下，強調“念慮之宜”就不足為奇了。所以，《陳旉農書》對農業生產計劃性的強調，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江南地區精耕細作農業獲得長足發展的一種反映。

“念慮”和計劃要貫徹到農業生產的一切環節，首先是合理確定經營規模。“財力之宜篇”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它提出的原則是“量力而為，財力相稱”。陳旉説：

凡從事於務者，皆當量力而為之，不可苟且，貪多務得，以致終無成遂也。傳曰：少則得，多則惑。況稼穡在艱難之尤者，詎可不先度其財足以贍，力足以給，優遊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後為之？儻或財不贍、力不給，而務多貪得，未免苟簡滅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雖多其田畝，是多其患害，未見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計，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終必有成遂之常矣，豈徒徼一時之幸哉。

諺有之曰：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豈不信哉！……農之治田，不在連阡跨陌之多，唯其財力相稱，則豐穰可期也審矣。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已出現以精耕細作求高產主張，突出表現就是戰國初年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從那時起，它成為中國傳統農學最重要的指導思想之一。《齊民要術·種穀第三》在引述了《氾勝之書》以後説：“諺曰：頃不比畝善。謂多惡不如少善也。”《齊民要術》卷首《雜説》：“凡人家營田，須量已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陳旉農書》的“量力而為，財力相稱”論與上述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這裏，可注意的有兩點：一，《齊民要術》提法比較籠統；卷首《雜説》也只是提到“量力”。《陳旉農書》則進一步提出，既要“力足以給”，即家庭勞動力或僱傭勞動力能夠耕作過來；又要“財足以贍”，即具有進行必要的農業投入的財力（如果是地主，則還必須具備足以支付僱工工錢或提供承租人必要生產資料的財力）。可見，《陳旉農書》對於確定農場耕作規模的條件的考慮更加周全了。二，《齊民要術》對“多惡不如少善”只是簡單的引用農諺（“頃不比畝善”），基本上沒有展開論證，《陳旉農書》則以專篇進行認真的論證。而且這種論證並非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如引證反映農民經驗的諺語：“多虛不如少實，廣種不如狹收”），而是提高到規律性的認識，指出只有財力相稱，才能“取必效”，“必有成遂之常”。其實這也是農業生產計劃性的一種體現。

“念慮”與計劃精神也貫徹在經營管理的其他環節。例如，“居處之宜篇”講不同住所與農田的安排，“節用之宜篇”講通過節約加強儲備，以防遇到災害和突然事故時陷於“倉卒窘迫”的境地，“器用之宜篇”講事先準備好需要使用的各種工具和設施。即使屬於農業生產的具體安排也不例外。如“地勢之宜篇”講的土地利用規劃，“耕耨之宜篇”講的各種土地秋收後的不同耕作措施，“六種之宜篇”講各種作物種植順序的合理安排，“糞田之宜篇”講用地養地結合和對農業生產生活中各種廢棄物質的利用，“薅耘之宜篇”講如何巧妙安排各塊田坵的排水和耘田的次序等，無不體現了在專心致志、深思熟慮基礎上對農業生產各種因素統籌安排的精神。

《陳旉農書》在一定意義上是江南農業生產與農業技術經驗的結晶，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江南農法的一些特點。在很長時期內，江南農法是南方農法的先進典型和代表。江南農法是在唐宋以後進入成熟的階段，即形成了其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以江南農法為代表的南方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系，與早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即已形成的北方農業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相比，農學指導思想和基本的技術原理原則是相通的，又有各自的特點。過去研究者着眼於兩地自然條件和種植結構的差異，突顯了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耕作技術的不同，分別稱之為北方旱地以“耕—耙—耮”（或“耕—耙—耮—壓—鋤”）為特徵的精耕細作體系和南方水田以“耕—耙—耖”（或“耕—耙—耖—耘—耥”）為特徵的精耕細作體系。這的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北兩地農業技術體系的重要特點。但這並沒有包括南北兩地農業技術體系的全部特點，也沒有包括全部的主要特點。在水田耕作栽培技術方面，育秧移栽和高度重視施肥是與水田耕作同樣重要的技術環節。《陳旉農書》着重闡述了這方面的問題。此外，南方農法主要特點之一是具有比北方地區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一方面在同一耕地上通過間作和複種安排更多的作物，在作物可以生長的季節中儘量不讓耕地閒置；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向山林水面擴展耕地，創造出各種具有南方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這一特點，在《陳旉農書》中已有明顯的表現。而且，正如《陳旉農書》有關記述所表明的，這種方式把“地利”與“天時”、“物宜”結合在一起，對自然界氣候資源和土地資源的利用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南方農業的許多技術，如育秧移栽、積肥養地，水旱輪作和水田的各種耕作技術，培育適合複種和各類土地的品種等，都是與這一特點相聯繫的。與之相聯繫的還有南方農業另一重要特點——對農副產品多層次利用和循環利用，這一點，在《陳旉農書》中已有反映，雖然還不大充分。對氣候資源、土地資源和農副產品資源利用技術的發展和彼此的結合，到了明清時期，形成了對農業生態系統內各種資源綜合的、立體的、多層次的利用的生態農業的雛形，這主要也是在南方地區出現的。經濟的進步，説到底是資源利用廣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提高。從這個意義上説，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南方地區對農業資源利用技術和理論的發展，既體現了地區的特點，也反映了傳統農法時代性的進步。這一特點和進步，在《陳旉農書》中已經開始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註釋

[1]“農法”是借用日本學者使用的概念，相當於中國學者説的“農業技術體系”或廣義的“耕作制度”；它比較簡明，也有更大的涵容性。

[2]比較重要的成果有萬國鼎的《陳旉農書校注》（農業出版社，1965年版）和《中國農學史》下冊（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十二章；日本學者大澤正昭也撰寫了《陳旉農書的研究》（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出版，1993年）。

[3]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七章。

[4]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二篇第十章第三節。

[5]《齊民要術》引述《淮南子·主術訓》説：“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闢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這裏的所謂“勢”，就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對於“勢”，人們不能“逆”，只能“因”。“迎風散水，逆坡走丸，其勢難”，講的就是這個意思。《淮南子》的思想屬於道家的體系。從這點看，賈思勰和陳旉一樣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

[6]“三才”理論不但是陳旉農學的中心思想，而且是他寫作農書的根本依據。陳旉説他的《農書》有助於“聖君賢相”完成“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的根本任務（《序》），説明他是以“三才”理論的大框架為歷代重農政策及其農書的使命定位的。

[7]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四章和第二篇第十一章的有關部分。

[8]例如後漢皇帝的詔書中屢有“務順時氣”、“勉順時氣”、“宜順時氣”等語，見《後漢書》明帝、章帝等“本紀”。

[9]張丕遠、王錚、劉嘯雷：中國近2000年氣候演變的階段性，中國科學，1994，B24（9）；張丕遠，中國歷史氣候的變化，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關於唐宋氣候，竺可楨認為唐代是温暖期，晩唐後進入寒冷期。有些學者認為中唐已出現寒冷氣候。張丕遠等人經過研究，維持竺氏唐代為温暖期的結論，但不完全同意竺氏晩唐後進入寒冷期的觀點。

[10]南宋晚年黃震在江西撫州勸民種麥時説：“每年春夏之間，舊谷既盡，新谷未種，天特生麥以濟缺乏，使爾人民吃此麥飯，種此禾稻，循環接續，常得飽足。”（《黃氏日鈔》卷78《鹹淳七年中秋勸種麥文》）可作陳旉所説“相繼以生成”的註腳。

[11]萬國鼎在《陳旉農書校注》中説：“‘相資’，有互相資助的意思。‘相資以利用’可能是指前作和後作配合，交互利用的意思。”這一解釋大體是正確的，但還可以作一些補充，“相資以利用”還包括間作的經驗在內。

[12]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五章。

[13]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二節中的“《齊民要術》中的土宜論和土地利用原則”。

[14]繆啟愉：《大湖地區的塘埔圩田的形成和發展》，中國農史，1982年第1期；參閲盧勛、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第174—179頁，民族出版社，1991年。

[15]參閲李惠林：中國農業浮田的起源和歷史，農史研究第8輯，農業出版社，1985年；盧勛、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第179—183頁。

[16]黃土高原後來也有梯田，但這種梯田往往是“天水田”，與南方陂塘與山田相結合的梯田是不同的。

[17]《後漢書》卷53《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吳存浩《中國農業史》認為這條材料反映的是陂塘灌溉的山田，即梯田的雛形。這是一種新的觀點，但理由似乎不夠充分。因為“岡畔”猶言“山麓”，“下有陂田”，這種陂田應該在山腳下，何以斷定它是山田？按，周燮是汝南人。

[18]原文是：“越王陂塘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上，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涘六穀之廣，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魚三年，其利可數千萬，越國當富強。”

[19]我國考古出土的西南地區東漢水田陂塘模型，往往是陂塘養魚、種植水生植物，與灌溉稻田相結合，反映了大田與水體綜合利用的經驗。江南地區以“飯稻羹魚”著稱，有利用陂塘灌溉和養魚的傳統。《陳旉農書》有陂塘灌溉稻田的規劃，卻沒有陂塘養魚的記載。這有兩種可能，一是陳旉生活的地區沒有利用陂塘養魚，一是雖有陂塘養魚的事實而陳旉沒有加以記載。如果是後者（可能性較大），則為《陳旉農書》不足之處。不過，《陳旉農書》規劃在陂塘的堤岸種桑系牛，也是一種立體的土地利用方式，與後世的桑基魚塘生產方式依稀有某種相通之處。

[20]萬國鼎：《陳旉農書評介》，載《陳旉農書校注》。

[21]《國語·周語上》載虢文公雲：夫民之大事在農。……古者太史順時（韋注，視也）土，陽癉（厚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厎於天廟（厎，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於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這裏指立春而言），陽氣俱烝（升也），土膏其動（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變也），脈乃滿眚（災也），谷乃不殖。”

[22]參閲《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一篇第五章第三節中的“土脈論”部分。

[23]萬國鼎：《陳旉農書校注》第12—13頁。

[24]從《史記·平準書》和《漢書·食貨志》開始，中國曆代正史中多有“食貨志”，是記述經濟發展歷史的專志，形成首尾相續的系列。中國古代政書《十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及其後續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貨門”，形成另一首尾相續的經濟史記述系列。

[25]《左傳》襄公25年。

[26]《太平經合校》第415頁，中華書局，1960年。